第一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试点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法〔2008〕129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开展《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
试点工作的通知
北京市、云南、山东、吉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根据院领导指示，委托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起草了《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立足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充分借鉴吸收国内外有益经验，努力做到科学、严谨，为我国建立统一的证据制度作了有益经验，为人民法院制定并实施统一证据规范提供了基础性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范本。
为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定》，使之更加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需要，特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四个中级人民法院和三个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试点工作。经研究，确定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城区人民法院为试点法院。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证据是保证案件质量、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在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有的证据立法比较原则，有关证据问题的司法解释也不够健全完善。开展试点工作，修改制定好《规定》，有利于从影响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和基础领域着手，进一步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人民法院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同时，也可为我国今后的证据立法提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司法实践经验。
二、采取得力措施，努力做好试点工作
有关高级人民法院要密切关注试点法院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切实加以指导，及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各试点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配备精干力量，采取得力措施，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严格依法办案
开展试点工作，是为了让《规定》的内容在审判工作中得到充分的实践检验，充分发现问题，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定》。在审判工作中，综合案件具体情况，要充分参照适用《规定》的相关内容。但是，《规定》毕竟不属于司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性文件。在制作裁判文书时，不宜将《规定》作为依据。必要时，可以将《规定》的内容转化为对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解释而加以应用。
（二）积极争取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的支持
试点工作头绪繁多，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内容敏感，有关法院要结合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主动争取政府等有关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特别是有关方面在协调、资金方面的支持，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三）妥善处理与公、检、司之间的关系
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不同的诉讼职能，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共同服从于依法惩治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的需要。为此，试点法院要从大局出发，主动与有关机关沟通，协调好与上述机关之间的关系，确保《规定》的内容在试点工作中得到全面检验。
（四）妥善处理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在审判工作中，上级法院承担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指导职能。为搞好试点工作，上级法院要了解、掌握《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支持并指导下级法院准确理解并试点执行好《规定》的基本要求，工作中要相互通气，确保《规定》的内容得到正确试点适用。下级法院要及时就适用《规定》的情况向上级法院请示和汇报，争取上级法院的指导和支持。上级法院对于下级法院适用《规定》裁判的案件，要全面审查，有争议的问题要及时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或者与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协商，避免简单生硬地处理，既影响有关案件依法裁判，也影响对《规定》的修改与完善。
（五）边试边改，不断完善
《规定》的内容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各试点法院要注意发现、积累问题，及时加以分析总结，正确有效的妥善适用，对不当、疏漏、不足的方面要提出增补完善的建议。总之，要通过试点进一步修改完善好《规定》的基本内容，努力增强《规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制度，为促进审判工作更加公正高效奠定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
试点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与试点法院协商后确定，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试点指导工作联系人：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祝二军
010-85257232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王进喜
010-589080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院印)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
主题词：审判工作
证据
通知
（共印30份）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秘书一处
2004年4月14日印发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一条（宗旨）
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规范证据的运用，提高诉讼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结合人民法院审判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各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第三条（证据裁判原则）
认定案件事实，应当依据证据
第四条（证据程序法定原则）
诉讼证明活动，应当遵循法律和本规定所规定的程序。
第五条（直接言词原则）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在法庭上直接调查核实。
举证、质证应当以口头的方式进行，但法律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条（证据裁判主体）
审判人员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者，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中，有权依法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
第七条（审判人员的释明）
在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公正地阐释、说明本证据规定的有关内容和具体要求。
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无争议但不明确、不充分的事实主张，审判人员应当通过发问、提醒或告知的形式帮助当事人予以澄清，并保持中立性。
第八条（证据裁判的效力）
只有被审判人员实际采纳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被排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九条（错误认证的后果）
审判人员采纳和排除证据的错误认证，可以成为当事人上诉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主要理由，以及第二审人民法院改判或者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主要理由，但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该错误认证影响到当事人的实质权利，从而使审判结果造成了明显差别；
（二）对于排除证据的错误认证，其主张方已在审判过程中对审判人员的证据裁定提出了异议，或者在判决作出之前以书面方式提出了异议，以提醒审判人员注意被排除证据的要旨。
一项关于证据的认证，如果存在审判人员本应注意到的显见错误，并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实质权利和审判结果，即使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未提出异议，上级法院也可改判或者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第十条（证据认证理由的说明）
判决书、裁定书中应当写明诉讼各方对证据提出的异议，以及审判人员予以支持或者驳回的认证及理由。
第二节
相关性与可采性
第十一条（证据的相关性）
相关证据，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证明力、有助于审判人员审查判断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证据。
第十二条（证据的可采性）所有相关证据均具有可采性，法律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具有相关性的证据不可采纳。
第十三条（相关证据的一般排除规则）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证据，审判人员可以酌情排除：
（一）如果采纳，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不公正伤害或者对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并且这种伤害或者影响将在实质上超过其证明价值；
（二）与已有证据明显重复，为采纳该证据所进行的举证和质证活动将不必要地浪费诉讼资源、拖延审判时间。
第二章
证据种类和规格
第一节
证据种类
第十四条（证据及其种类）
证据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任何信息，主要包括以下种类：
（一）当事人陈述，是指刑事诉讼中的自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以及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就有关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
（二）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在本案开庭审判时向人民法院所作的有关案件事实陈述；
（三）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意见，是指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或者专家辅助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所作的结论性或者倾向性意见；
（四）物证，是指以外形、质量、规格、特征等形式载有案件事实信息的物质和痕迹；
（五）书证，是指以纸张为主要载体，以文字、数字或者图形为主要形式，记录有关案件事实内容或者信息的文件；
（六）勘验、检查和现场笔录，是指有关人员依职权对现场、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活动所作的记载；
（七）音像、电子证据，是指以磁带、光盘、胶片或者电子芯片等储存的信息，记述有关案件事实的资料。
第十五条（示意证据）
为辅助说明本规定第十四条所列证据的内容，可以使用复制或者描绘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物、物体或者场景的模型、图表、素描、照片、电子图像等形式的示意证据。
审判人员对诉讼各方提交的示意证据，应当进行下列必要性审查：
（一）物证、书证是否因数量、体积等原因不便在法庭上出示，而应当提供该示意证据；
（二）物证、书证是否存在下列不宜提交的情形，而应当提供该示意证据：
1、易腐烂、霉变，不易保管；
2、违禁品、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物品、剧毒物品或者其他危险品；
3、珍贵文物、物品等。
（三）示意证据的提供是否有助于审判人员理解和认定有关争议事项。
第二节
证据规格
第十六条（原始证据优先）
调查人员调查收集的物证、书证和音像、电子证据，应当是原物、原件、原始载体，提取原物、原件、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在下列情形下，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复制品或者照片、副本或者复制件，但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一）原物、原件已经灭失、毁损的；
（二）原物、原件难以获得的；
（三）原物、原件不宜搬运、保存的；
（四）原物、原件应当依法返还其所有人的。
第十七条（鉴定意见的规格）
鉴定人向人民法院出具的鉴定意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载明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载明委托鉴定的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五）结论性或倾向性的鉴定意见；
（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及鉴定机构的签名盖章。
第十八条（书面陈述的规格）
证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书面陈述，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载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
（二）有证人亲笔签名并注明出具日期；
（三）有证人签署的如实作证的保证书；
（四）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人身份的文件。
第十九条（书证的规格）
每件书证，勘验、检查和现场笔录，音像、电子证据以及鉴定意见，应当具有完整性。
如无正当理由而残缺不全，应当要求证据提出者补充齐全，行政诉讼的勘验、现场笔录除外。
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符合法律要求的中文译本。第二十条（音像、电子证据的规格）
音像、电子证据，应当注明作者或者收集人的姓名，制作或者收集时间、地点、过程；
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
电子证据应当附有提取、复制过程的有关文字说明，注明提取和复制的时间、地点，电子数据的规格、类别、文件格式，提取、复制电子数据的提取人、持有人和保管人。
第二十一条（证据登记）
诉讼各方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逐一分类编号，制作《证据目录》，对证据的来源、内容和所要证明的事项作出简要说明，签名或者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诉讼各方提交的证据，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名称、收到时间、件数和页数以及是否原物、原件等，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章
证据排除及其例外
第一节
非法证据的排除
第二十二条（刑事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
以下列方式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不得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一）刑讯、虐待、折磨或者其他蓄意使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
（二）服用药物、催眠；
（三）采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者有辱人格的方法。
第二十三条（刑事非法证据的相对排除）
对于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证据而直接或者间接取得的实物证据，审判人员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违法的严重程度、待证事项的重要性以及是否可能导致严重不公正的后果进行权衡，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二十四条（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如果对公诉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有根据的异议，公诉机关应当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二十五条（民事、行政诉讼的非法证据排除）
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如果证据的取得严重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审判人员应当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可能导致严重不公正的后果进行权衡，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行政诉讼被告通过上述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采纳。
第二十六条（不能用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下列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一）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
（二）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非法剥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权利所收集的证据；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未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证据；
（四）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收集和补充的证据，或者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在复议程序中未向复议机关提交的证据。
第二十七条（非法证据的有限使用）
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取得证据的非法行为的存在。
第二节
传闻证据的排除
第二十八条（定义）
传闻，是指陈述人在庭审外作出的用以证明所主张事项之真实性的陈述。
传闻不得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但法律或者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传闻排除的必要性例外）
存在下列证人不能到庭情形的，可以提供其书面陈述：
（一）证人已经死亡的；
（二）证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作证的；
（三）证人下落不明的；
（四）证人不在中国境内，不便出庭作证的；
（五）证人路途遥远，交通十分不便的。
第三十条（传闻排除的可靠性例外）
具有下列可靠性保障的传闻，可以采纳：
（一）陈述人在记忆清新时制作的记录，该记录正确反映了陈述人的知识，而该陈述人在法庭上不能充分回忆该记录的内容；
（二）就有关行为、事件、状况、意见或者诊断，根据日常业务活动惯例，在当时或者其后不久制作并保存的备忘录、报告或者数据汇编等记录；
（三）为医学诊断或者治疗目的而作出的陈述；
（四）已保存二十年以上且其真实性得到确认的文件中的传闻。
第三十一条（传闻排除的其他例外）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他传闻，也可以采纳：
（一）庭审前在对人身、物品进行感知辨认后，当即作出的陈述；
（二）为反驳对证人可信性的质疑，提供的与证人证言一致的先前陈述；
（三）经开庭前证据开示，诉讼各方均未表示异议的传闻；
（四）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自认：
1、当事人以个人或者代理人身份作出的陈述；
2、当事人已明确表示相信其真实性的陈述；
3、得到当事人授权的某人就该主题所作的陈述；
4、当事人的代理人或者雇员在代理或者雇佣关系存续期间，就代理或者雇佣范围内的事项所作的陈述；
5、共同犯罪人对其他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为实施犯罪所作的陈述。
第三十二条（传闻排除的自由裁量权）
审判人员在综合考虑下列全部因素后，可予以采纳：
（一）该传闻是关于案件重要事实的证据；
（二）该传闻是证据提出者通过合理努力所能获得的最有证明力的证据；
（三）如果排除该传闻，将对案件的公正判决产生严重的影响。
第三节
品性和倾向证据的排除
第三十三条（品性证据不能证明行为）
品性证据不得用来证明某人在具体场合下的行为与其品性具有一致性；但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被告人首先提出有关其良好品性或者被害人不良品性的证据，控诉方可提供用以反驳有关被告人、被害人同一品性的证据。
第三十四条（倾向证据不能证明品性及其行为的一贯性）
有关犯罪前科或者类似行为的倾向证据，不得用以证明品性及其行为的一贯性；但在刑事诉讼中，下列为证明犯罪预备的倾向证据，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一）证明被告人所从事的其他犯罪手法，与被告人的行为方式在特征上相同或者高度相似；
（二）以类似行为证明争议中的行为系明知或者并非偶然。
第四节
不能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
第三十五条（事后补救措施）
在伤害或者损害发生后，行为人采取了如果事先采取将降低该伤害或者损害发生的可能性的措施，这些事后补救措施不得采纳作为证明过错、产品瑕疵、产品设计瑕疵或者未尽警示义务的证据。
当事后补救措施证据旨在为争议情况下证明所有权、经营权或者预防措施的可行性或者为了弹劾证人可信性等其他目的而提出时，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三十六条（和解和要求和解）
在赔偿责任或者数额问题上，当事人先前为达成和解而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诉讼中采纳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三十七条（支付医疗或类似费用）
有关支付或者承诺支付因伤害而引起的医药、住院或者类似费用，不得采纳作为支付者或者承诺支付者对该伤害负有责任的证据。
第三十八条（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自认）
在民事和行政赔偿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而对案件事实作出的自认，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而被采纳，但当事人主动放弃该权利的除外。
第四章
证据开示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三十九条（证据开示的主持）
证据开示由人民法院主持，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条（证据开示的时间）
证据开示的时间应当由诉讼各方协商一致，或者由人民法院指定并及时通知诉讼各方。
举证时限不计入办案期限。
第四十一条（不进行证据开示的案件）
事实清楚的简单轻微案件或者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无须进行证据开示。
第四十二条（证据开示笔录）
证据开示应当由书记员制作笔录，详细记明案由、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员、开示证据的种类和内容、有争议的证据及理由，并制作《无争议证据清单》，由参加证据开示的诉讼各方签字确认。
《无争议证据清单》中的证据，庭审时经简要说明后，可不经过举证和质证程序，直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四十三条（证据开示的效力）
未经开示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出示，人民法院审理时也不得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或者属于“新的证据”的除外。
“新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
（一）一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经人民法院准许，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
（二）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三）再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是指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和二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第四十四条（新证据的提出）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
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二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人民不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
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提供新的证据的，应当在申请再审时提出。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的，应当作出合理的说明；需要组织质证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意见或者举证。
第四十五条（新证据的效力）
对于当事人在二审程序或者再审程序中提出的新的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导致改判的，应当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
第四十条六（辩护人阅卷与证据开示）
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在提起公诉前通知辩护人阅卷，并组织证据开示。
对于经过证据开示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仍可以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开示。
第四十七条（证据开示的范围）
公诉人应当向辩护人开示与案件事实相关的全部证据。辩护人应当向公诉人开示其拟在法庭上出示的用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
第四十八条（被告人对证据清单的确认）
辩护人应当将按本规定第四十二条制作的《无争议证据清单》交予被告人阅读，由被告人签字确认后提交人民法院。
第四十九条（自诉案件的证据开示）
自诉案件的证据开示由人民法院主持。
自诉案件的证据开示参照公诉案件证据开示的程序进行。
第三节
民事、行政诉讼证据开示
第五十条（举证通知）
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第五十一条（举证时限）
民事诉讼的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庭前证据开示之日或者开庭前提供证据，有正当理由不能提供的，经法院准许，可以在法庭调查阶段提供。
第五十二条（证据开示的权利和次数）
应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限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举行证据开示。证据开示的次数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不超过两次，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确有必要再次进行证据开示的除外。第五十三条（当事人异议）
在法庭调查阶段，当事人如果对证据开示的《无争议证据清单》中的事实及证据提出异议，应当作为有争议的事实及证据进行法庭调查。
第五十四条（逾期举证的后果）
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行政被告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五十五条（诉求变更的提出期限）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但是人民法院没有进行证据开示的案件，不受此限制。
第五十六条（举证期限的延长）
民事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民事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也未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的，人民法院不予以采纳有关证据；但当事人能向法庭说明迟延提交证据不是故意或不致于严重导致诉讼拖延的除外。
行政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通过证据开示程序提交证据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交证据的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交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举行证据开示提交证据。逾期提交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第五章
证据的提出
第一节
当事人陈述
第五十七条（当事人陈述和询问当事人）
当事人进行陈述之前，应当在如实陈述保证书上签字并朗读，但刑事被告人除外。
当事人进行陈述的其他事项，参照证人作证程序。
第五十八条（当事人自认）
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各方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审判人员应当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自认的；
（二）当事人的自认，受到暴力、威胁、不人道或者有损人的尊严行为的影响；
（三）涉及身份关系的自认；
（四）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自认。
第五十九条（自认的效力）
在共同诉讼中，共同被告一人或者数人的自认，仅对本人产生自认效力，对不予认可上述自认的其他共同被告不产生自认效力。
除刑事被告人外，当事人在各种答辩中对指控或者起诉的事实既未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解释并询问后，当事人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可以视为对该事实的自认。
第六十条（撤销自认）
下列撤销自认的证据不得用来反对做过该自认的当事人：
（一）当事人在各种答辩中自认，但在审判中又撤回自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
（二）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其自认是在受到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的；
（三）当事人依法定程序提供了推翻其自认的充分的相反证据；
（四）当事人自认与事实明显不合，或者损害了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节
证人作证
第六十一条（证人资格）
任何人都有作证资格，但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的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除外。
在对证人辨别是非或者正确表达的能力存在争议时，人民法院可进行必要的审查，或者委托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进行鉴定，但审判人员听取该证人证言不受该审查或者鉴定结果的制约。
第六十二条（作证义务）
凡是了解案件事实的人均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于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者，人民法院可依法强制其出庭作证。
经依法传唤，侦查人员应当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
第六十三条（审判人员的作证义务）
不得强制审判人员就其参与的诉讼作证，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该诉讼所在人民法院同意审判人员作证；
（二）追究刑法第六章第二节犯罪程序中需要作证的，但第三百一十五条至三百一十七条除外；
（三）追究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条和第四百零一条犯罪程序中需要作证的。
第六十四条（情报人员的作证义务）
对于涉及侦查机关情报人员身份的事项，不得要求情报人员作证；但因此对公正审判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除外。
第六十五条（行政执法人员的作证义务）
对行政诉讼中的下列情形，原告或者第三人可以要求相关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一）对现场笔录的合法性或者真实性有异议的；
（二）对扣押财产的品种或者数量有异议的；
（三）对检验的物品取样或者保管有异议的；
（四）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身份的合法性有异议的；
（五）需要出庭作证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六条（公务人员作证义务例外）
国家领导人不受强制出庭作证。如需调取其证言，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在其行使职务的住地接受询问，但须有诉讼各方在场。
第六十七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作证义务例外）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不受强制出庭作证。
第六十八条（律师免于作证的权利）
现任和曾任律师，对其在执业活动中与委托人进行的秘密交流事项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正在实施或者预谋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二）正在实施或者预谋实施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第六十九条（精神诊疗师免于作证的权利）
现任和曾任精神医师、心理治疗执业人员，对其以诊疗目的与患者进行的秘密交流事项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第七十条（夫子女之间免于作证的权利）
证人对可能致使其配偶、父母或者子女受到刑事追诉，或者受到有罪判决的事项享有免于作证的权利。
第七十一条（公共利益豁免）
未经国家保密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保密部门书面同意，证人有权拒绝对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作证。
证人就有关国家秘密事项而拒绝作证时，审判人员应当对此进行不公开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征得有关保密部门书面同意。如果上述保密部门在得到人民法院通知后三十日内未作出书面同意，证人应当就该事项出庭作证。
第七十二条（证人权利）
任何证人都享有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隐私权保护和正常生活不受打扰的权利。
第七十三条（证人的经济补偿）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付的交通费和食突费以及承担的误工费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证言的除外。
第七十四条（证人保护）
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证人隐私。
人民法院应当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共同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经证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对证人及其近亲属提供，或者通知、协助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供如下保护措施：
（一）签发书面决定禁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对证人构成威胁的人接触证人及其近亲属；
（二）派员对证人及其近亲属提供保护；
（三）为证人及其近亲属提供安全的临时住所；
（四）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第七十五条（通知要求）
人民法院传唤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开庭三日前送达出庭作证通知书。
第七十六条（证人身份的确认）
证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言前，审判人员应当首先确认其身份，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与作证事项的关系等基本情况。
如果当庭说明上述基本情况有可能使证人或者他人遭受危险，在就该情况当庭说明后，可以允许证人书面回答或者以其他适当的不公开方式回答。
第七十七条（证人保证书）
证人作证前，应当朗读并签署如实作证保证书，但下列情况除外：
（一）不能阅读或者朗读者，应当由书记员或者翻译人员代为朗读，并使其理解保证书的含义；
（二）十四周岁以上十六周岁以下的证人可不签署该保证书，但审判人员应当使其理解如实作证的义务；
（三）十四周岁以下儿童，可不进行上述程序而直接作证。
在同一审级中，已签署过上述保证书的证人被再次询问时，不需要再次签署该保证书，但审判人员应当令其朗读以前的如实作证保证书。
第七十八条（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证人作伪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聋哑证人）
对聋、哑证人，应当以适当方式进行询问。
不能以口头方式充分表达的证人，可以适当的方式提供证据。
第八十条（询问证人的顺序）
对证人的询问，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一）提请传唤证人的一方先进行询问；对方、第三方进行交叉询问；
（二）提请传唤证人的一方进行再询问；对方、第三方进行再交叉询问；
（三）审判人员对依职权传唤的证人先进行询问，诉讼各方进行交叉询问。
在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对诉讼各方传唤的证人进行询问。
第八十一条（诱导性问题）
提请传唤证人的一方在对该证人的询问中不得提出诱导性问题，但在交叉询问中，允许提出诱导性问题。
诱导性问题，是指直接或者间接暗示了特定答案的问题，或者假设了某待证事项存在的问题。
第八十二条（对本方证人的交叉询问）
对于下列情况，经审判人员许可，提请传唤证人的一方可以对本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但应当在他方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之前进行：
（一）证人提供了严重不利于本方的证言；
（二）可以合理地认为该证人了解某事项，但其在直接询问时拒绝提供证言；
（三）证人证言与其先前陈述明显不一致。
第八十三条（对刷新记忆的限制）
未经审判人员许可，证人在作证过程中不得使用书证或者音像、电子证据来恢复和代替其对某事实或者意见的记忆。审判人员作出上述许可决定时，可以考虑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在不使用书证或者音像、电子证据的情况下，证人能否回忆起有关事实或者意见；
（二）证人证言是否涉及难于记忆的数字或者其他事项；
（三）证人准备使用的书证或者音像、电子证据是否为下列文件或者其副本：
1、该文件是由该证人在对所记载的事件记忆清新时书写或者制作的；
2、该证人认为该文件当时是记录准确的文件。
经审判人员许可，证人在作证时如果使用某文件来唤醒其关于某事实或者意见的记忆，可以将该文件中与该事实或者意见有关的部分在法庭上朗读，作为证言。
诉讼对方及第三人有权要求审阅上述文件。
第八十四条（亲身经历要求）
对案件事实没有亲身经历的证人，不得以转述他人的陈述来证明未曾亲身感知的事实。
第八十五条（证人意见）
证人的个人意见或者推测，不得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但以其实际经验为基础的除外。
第八十六条（证人的隔离和退庭）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作证后应当令其退庭。
第八十七条（再次作证和禁止庭外询问）
在同一法院审理中，证人已经出庭接受过询问的，审判人员认为必要时，可以再次通知该证人出庭作证。
在审判过程中，证人已经出庭接受询问的，诉讼各方不得在庭外对证人再行询问。
第三节
物证、书证等证据的出示
第八十八条（一般规定）
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或者现场笔录，音像、电子证据及其示意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向审判人员和诉讼各方出示，并说明所要证明的事项。
第八十九条（物证出示）
物证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证据提出者就其来源、内容、特征及所要证明的事项等作出说明。
多个物证，应当分别进行出示和说明；如果多个物证之间相互关联，分别出示将影响其效果的，应当作为一组物证同时出示。
第九十条（书证出示）
书证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宣读，并由证据提出者就其来源、内容、特征及所要证明的事项等作出说明。
第九十一条（勘验、检查和现场笔录的出示）
勘验、检查笔录或者现场笔录，都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各方说明其所要证明的事项。第九十二条（音像、电子证据的出示）
音像证据应当以播放的形式在法庭上出示，并说明所要证明的事项。根据辨别音像证据内容的需要，可以播放音像证据的片段和经过处理的声音、图像。
电子证据应当通过屏幕播放、打印输出、文字说明等可以感知的方式出示，并说明所要证明的事项。
音像、电子证据播放时，涉及商业秘密和个人稳私的，经权利人申请，应当以不公开的方式出示。
第九十三条（示意证据的出示）
诉讼各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有关示意证据的出示，包括演示、试验，并就其有助于审判人员理解和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予以说明。
在决定是否准许示意证据出示时，审判人员应当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一）示意证据的证明力；
（二）对公正判决的影响；
（三）是否可能导致不合理地拖延审判时间；
（四）演示、试验的条件。
审判人员准许示意证据出示的，应当确定是否所有当事人都有必要在场。
第四节
物证、书证等证据的辨认和鉴真
第九十四条（定义）
物证，书证，音像、电子证据及其示意证据在出示之后、被采纳之前，如果对方提出异议，应当由证据提出者提供有关制作者、提取者和保管者出庭作证，通过辨认确定其同一性，或者通过鉴真确定其真实性。
辨认，是指由制作者、提取者和保管者等具有亲身知识的证人，辨别物证、书证或者示意证据的来源和保管链条，包括下列事项：
（一）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是否足以支持证据提出者的主张；
（二）是否原物、原件；
（三）复制品、复印件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
（四）是否保持原来的性状，是否被掺假或者篡改。
鉴真，是指鉴别真伪，确定物证，书证，音像、电子证据及其示意证据与案件特定事实之间联系的真实性。
第九十五条（自我鉴真）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要求提供具有真实性的旁证作为可采性的先决条件，可以自动认定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真实性的情况除外：
（一）公证机关公证的文件；
（二）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事业单位依职权制作的盖有公章、编有文号的国内公文；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有关公文，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三）中国驻外使领馆或者外国驻中国使领馆认证的外国公文；
（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编辑的书刊、手册或者其他官方出版物；
（五）国家或者地方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报纸或者期刊。
第九十六条（物证的辨认和鉴真）
需要辨认或者鉴真的物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一）物证的特征，包括外部形态、内在属性，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其制作者、提取者和保管者辨认和鉴真。
（二）原始物证的复制品、照片、录制品与原物、原件是否相符，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其制作者、提取者和保管者辨认和鉴真。
（三）因原物遗失或者毁灭而无法与之核对的复制件、照片、录制品，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其制作者、提取者和保管者辨认和鉴真。
第九十七条（书证的辨认和鉴真）
需要辨认或者鉴真的书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况：
（一）书面文件（包括证人不能到庭的书面陈述）的真实性，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制作者、提取者和保管者就包括作者、来源、内容、存放地点或者其独特内容等进行辨认和鉴真。
（二）公共记录或者业务档案的真实性，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保管者辨认和鉴真，证明其处于不容置疑的状态，存放于理所当然的地点，或者检索系统的操作方式以及该文件从特定案卷中或者以一定方法检索得来的过程。
第九十八条（勘验、检查或现场笔录的辨认和鉴真）
对于下列勘验、检查笔录或者现场笔录的真实性，在一方提出异议时，由其制作者及其见证人和保管人，就勘验、检查过程和笔录制作、保管和移交过程进行辨认和鉴真：
（一）证明从犯罪现场、犯罪工具、被害人肢体上查获犯罪嫌疑人痕迹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
（二）证明从犯罪现场查获犯罪嫌疑人所有物品的勘验、检查笔录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
（三）证明从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他关联人员处查获被害人所有物品、被劫物品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和被害人辨认笔录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
（四）证明从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细节、对象特征、所得及去向、后果等事实要素及确认犯罪工具的笔录和亲笔供词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必要时，包括全程同步录制品；
（五）证明以案件当事人身份参与查扣毒品的侦查人员和警方情报人员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笔录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或者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录制品；
（六）证明从犯罪嫌疑人处查获毒品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或者证明毒品包装物或者容器上留有犯罪嫌疑人指纹等痕迹的鉴定意见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
（七）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明勘验经过和结果、执法人员、当事人或者在场人签名的现场笔录或者现场图的制作过程和保管链条。
第九十九条（音像证据的辨认与鉴真）
音像证据的真实性，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制作人、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和保管人以及其他了解该音像证据制作、保管过程的证人辨认和鉴真。
辨认和鉴真的内容包括：
（一）来源：确定音像证据的制作主体、制作方式、时间、地点、条件及周边环境；
（二）内容的可靠性：内容是否清晰可辨，是否伪造或者经过拼接，是原件还是复制件；
（三）保管过程：有无影响信息真实性的不当情形，制作设备和制作技术是否正常、科学等。
第一百条（电子证据的辨认与鉴真）
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在对方提出异议时，由制作人、见证人和保管人以及其他了解该电子证据制作、保管过程的人辨认和鉴真。
电子证据的辨认和鉴真包括不限于以下因素：
（一）生成、存储、传递和保存方法的可靠性；
（二）生成、存储、传递和保存环境要素及相关协议；
（三）电子文件的属性和品质；
（四）可能进入信息交流系统的人及其对该系统的熟悉程度；
（五）设立密码、电子签名、用户名、账号的电子证据，其密码、电子签名、账号的设立人、使用人、所有人以及该用户名或者账号的使用情况；
（六）传输过程中的解密性；
（七）系统硬件是否完好，软件是否可靠，系统运行是否正常，是否受到过病毒等侵袭；存储的资料是否存在被编辑、修改的可能性；
（八）复制件制作的方法是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原件记载的内容。
第一百零一条（示意证据的辨认和鉴真）
示意证据的真实性，在对方提出异议时，应当由制作人或者熟知其所描绘对象的人进行辨认和鉴真。
第五节
鉴 定
第一百零二条（启动鉴定）对于专门性问题，当事人诉前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或鉴定人进行鉴定。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进行鉴定：
（一）诉讼一方提出鉴定申请；
（二）通过辨认和鉴真程序仍不能确定证据的同一性和真实性。人民法院决定进行鉴定的，在启动鉴定程序之前，诉讼各方应当对鉴定材料和鉴定目的进行确认。
第一百零三条（刑事诉讼中鉴定的必要性）
在刑事诉讼中，对下列专门性问题，应当进行鉴定：
（一）因精神病不能辨别或控制自己行为；
（二）人身伤害程度；
（三）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四）是否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五）证人能否辨别是非、正确表达；
（六）物品的价格、文物的等级；
（七）珍稀动植物品种、违禁品、危险品；
（八）法律规定和人民法院认为必须鉴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零四条（鉴定人选任）
诉讼各方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由各方协商确定具有法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承担，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第一百零五条（鉴定人出庭作证）
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不得以书面鉴定意见代替出庭作证，但诉讼各方对书面鉴定意见无实质性争议或均同意鉴定人可以不出庭作证的除外。
鉴定人出庭作证适用本规定证人作证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零六条（鉴定意见的效力）
鉴定意见对人民法院没有预定的效力。
在对同一争议事项存在多份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审判人员经过质证程序可以采纳或排除某项鉴定意见，但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
第一百零七条（专家辅助人）
诉讼各方可以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作为专家辅助人，经人民法院许可，出庭就案件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
专家辅助人只能就专门性问题发表意见，不得涉及法律适用问题。
本案鉴定人及其同一鉴定机构的其他专家不得同时担任本案专家辅助人。
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诉讼一方负担。
第六章 法院取证与证据保全
第一节
法院取证
第一百零八条（申请取证的权利）
当事人因客观原在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但能够提供必要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一百零九条（依申请取证的范围）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根据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调查收集证据：
（一）由有关单位保存并需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
（三）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不得依被告申请调取证据。
第一百一十条（依职权取证的范围）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事实；
（三）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止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实。
人民法院为审核对案件事实有重要作用的证据，或者有重大疑点的证据，需要进行勘验等取证活动，不受前述规定的限制。
人民法院不得为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调取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
第一百一十一条（申请取证的要求）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七日前提交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联系电话等基本情况，申请理由、取证目的、证据线索、证据内容和待证事项。
一方当事人在证据开示或者审判过程中提出新的证据时，他方当事人需要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应当立即提出申请。
第一百一十二条（对申请取证的处理）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及时调查取证；不符合规定条件，应当在接到当事人申请后三日内书面驳回。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收到通知书次日起三日内，可以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答复。
第一百一十三条（调查取证的方式）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时，可以采用勘验、检查、扣押、查询、冻结和委托鉴定以及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并应当提前通知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到场。被通知的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不到场的，不影响调查核实证据活动的继续进行。
人民法院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的证据，应当由证据提供者和在场的诉讼各方在调查笔录上签名，单位应当加盖公章。
第一百一十四条（勘验现场）
人民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勘验现场。勘验现场时，勘验人应当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但应当在勘验笔录中予以说明。
勘验人员应当制作勘验笔录，记载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和结果，由勘验人、当事人、在场人签名。勘验现场时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绘制人姓名和身份等内容。
当事人对勘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举证期限内申请重新勘验，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一十五条（委托调查）
人民法院异地调取证据，可以书面委托证据所在地人民法院调取。受托人民法院在收到委托后，应当按照委托要求及时调取证据；不能完成任务的，应当及时告知委托人民法院并说明原因。
第一百一十六条（刑事诉讼庭外调查核实证据）
在法庭调查中，审判人员如果对证据存有疑问，可以宣布休庭，进行调查核实。
审判人员调查核实证据时，应当通知公诉人、辩护人到场，但公诉人、辩护人不到场的，不影响调查核实的进行。
审判人员依职权或者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时，应当通知其在收到调取证据决定书后三日内移交。
第一百一十七条（调取证据的使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收集、调取的证据，应当由提出申请的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宣读，并听取他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对方当事人提出就新证据需作必要准备时，可以宣布休庭，并根据具体情形确定必要的准备时间。
在庭外调查获得的新证据，只有经过质证并查证属实后，才能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
第二节
证据保全
第一百一十八条（申请证据保全的权利）在诉讼之前，或者诉讼进行中，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
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也可以依职权主动采取证据保全措施。
第一百一十九条（证据保全申请的提出）
证据保全申请，在提起诉讼前，应当向证据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在审判过程中，应当向管辖人民法院提出，遇有紧急情况，也可以向证据所在地或者申请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可以要求申请人提供担保。
诉讼前证据保全，申请人在十五日内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证据保全。
保全证据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除外。
第一百二十条（对证据保全申请的处理）
人民法院收到证据保全申请后，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执行；对不符合证据保全条件的，应当裁定驳回。
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日内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三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如果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证据保全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具有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撤销证据保全措施；已经执行的，应当将保全的证据返还该利害关系人。
第一百二十一条（保全措施）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时，应当通知申请人或者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到场。被通知的申请人或者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不到场的，不影响调查核实证据活动的继续进行。
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时，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拍照、录制、复制、勘验、制作笔录和委托鉴定等措施。
证据的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妨碍证据保全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二十二条（保全证据的使用）
经人民法院许可，诉讼各方可以查阅、摘抄和复制被保全的证据。
第七章
证
明
第一节
证明对象
第一百二十三条（刑事证明对象）
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证明的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案件实体事实，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犯罪事实是否存在；
（二）被告人的身份；
（三）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
（四）被告人有无责任能力；
（五）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
（六）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和其他情节；
（七）是否为共同犯罪以及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
（八）有关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
（九）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第一百二十四条（民事证明对象）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事实，或者民事争议发生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证明。
第一百二十五条（行政诉讼证明对象）
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应当证明以下事实：
（一）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有关的事实；
（二）有关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事实。
第一百二十六条（程序性事实的证明）需要证明的案件程序事实，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关于管辖的事实；
（二）关于回避的事实；
（三）延期审理、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的事实；
（四）影响采取强制性措施的事实；
（五）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
（六）影响执行的事实。
第二节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和标准
第一百二十七条（无罪推定原则）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任何人应当被推定为无罪。
经过法定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的，应当按无罪处理；不能认定被告人罪重或罪轻的，按罪轻处理。
第一百二十八条（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任何人不得被强迫承认自己有罪或者作出对自己不利的证言。
第一百二十九条（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是：
（一）在公诉案件中，公诉机关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
第二篇：关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建议稿)》的说明
关于《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建议稿)》的说明
(司法建议稿2007年9月30日第五稿)的说明
（一）《建议稿》的体系结构
现在报送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稿》，其体系结构可以概括为：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以准确、公正、和谐与效率为价值基础，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如附图5所示。
1．以相关性为统一证据规定的逻辑主线
相关性是证据的根本属性，也是证据法寻求事实真相这一基本功能的客观依据。证据相关性是指事实之间信息联系的相关性。事实不是抽象的，而是特殊的、具体的。因此，不能用主观推测来判断特定证据与事实之间关联的可能性，而要通过一系列经验推论来加以证明。所谓证明，实质上是按照相关性线索把一片片证据“拼合”在一起的工作。首先，相关性是可采性的必要条件，《建议稿》第12条规定：“所有相关证据均具有可采性，法律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不具有相关性的证据不可采纳。”其次，相关性决定了证据的证明力。相关性是指一种逻辑上的证明力，《建议稿》第11条规定：“相关证据，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证明力，有助于审判人员审查判断案件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证据。”证据由于具有相关性而具有证明力，由于相关性的高低而具有高低不同的证明力。例如，第16条关于原始证据优先的规定，因为原始证据比派生证据更具相关性，所以具有更大的证明力；物证、书证等证据的辨认、鉴真及鉴定，质证与认证，都是相关性这条逻辑主线的自然展开。
以相关性作为逻辑主线把各项证据规定组织起来，这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我们在深人各地法院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大多数法官对《建议稿》对运用这一立法技术表示了肯定，认为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很多法官表示，从立法技术上看，《建议稿》的理念是先进的，既考虑了国外的优秀制度，也考虑了中国的现实情况，具有相当高的可操作性。武汉中院的一位法官表示，在认真研读《建议稿》之后，最强烈的感觉是它的逻辑性很强，使原本杂乱无章的证据规则变得系统和严谨了。
2．以准确、公正、和谐、效率为证据规定的价值基础
制定证据规则的目的是指导准确、公正、和谐与及时的事实认定。这决定了证据规定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促进事实真相的发现；二是维护普遍的社会价值。《建议稿》第1条关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规范证据的运用，提高诉讼效率”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宗旨。这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证据《规定》关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案件的宗旨是一致的。
准确认定事实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只有准确认定事实，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维护诉讼各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对“准确”“查明犯罪事实”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从“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两个方面强调了准确性的意义。准确性旨在促进事实真相的发现，使审判人员避免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准确性价值贯穿于《建议稿》的始终，从继承大陆法系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第5条）到借鉴英美法系的传闻排除规则（第28一32条），都服务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品性和倾向证据规则（第33、34条），以及辨认、鉴真和鉴定规则（第94一107条），都是为了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准确性价值还体现在证明标准中，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第140条）、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第130、132条）和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第147、148条）有所不同，但对事实的认是必须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这是准确性的要求。
公正是证据制度的首要价值。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证据规定具有减少证据误用、滥用和人为操纵从而保证事实得到公正认定的作用。首先，证据裁判原则（第3条）体现了“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价值。陈光中教授认为，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的意义在于：它否定了历史上的神明裁判、刑讯逼供等非理性的事实认定方法，是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表现。“无证据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实，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体现。”其次，公正性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依据。证据合法性是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体现了法治社会人权保护的价值，采纳非法证据将严重侵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建议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全面规定（第22一27条）。最后，公正性还要求审判人员为判决提供理由（第10条），这是法治社会审判制度赋予法官的一种强制性义务。
和谐体现了人们在求真与至善之间所作的价值选择。和谐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建议稿》规定了4条“不能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包括第35条事后补救措施（修桥补路、产品召回制度等），第36条和解和要求和解，第37条支付医疗或类似费用，第38条为达成调解协议而作出的自认。排除上述相关性证据，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第二，和谐价值在证据法中的另一个集中体现是作证特免权规则。《建议稿》有选择地规定三项特免权，旨在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证据制度需要重视这些证据政策。有关特免权问题的内容详见本报告下文“关于证人特免权”部分。
效率是证据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基础。证据规则在注重司法公正的同时兼顾效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政府要用纳税人的钱提供诉讼补贴，证据制度要使证明受到合理的限制，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二是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贫富差别，穷人和富人在诉讼中并不处于完全平等的对抗地位，有钱的当事人可能通过无休止的举证而使没钱的当事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影响实质的司法公正。效率在证据规定的宗旨中体现为“及时”，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刑诉法解释》第139条规定的可以排除证据的情况。
3．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
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是《建议稿》的证据规定体系区别于英美证据法的一个重要特征。第4条规定：“诉讼证明活动，应当遵循法律和本规定所规定的程序。”第8条规定：“只有被审判人员实际采纳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被排除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第157条规定：“所有证据均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诉讼各方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法律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以举证（取证）、质证和认证构建事实认定的证明过程，是程序正义的要求。陈光中教授认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经过法定程序调查的、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以及法庭辩论的情形，认定案件事实。”程序正义的价值在于：其一，保证被裁判者受到公正对待。其二，以一种操作性规范保证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其三，对社会公众接受裁判的公正性具有保障作用。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如果证明程序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其判决的公正性就没有保障。
（二）《建议稿》涉及的若干理论问题
1．关于司法解释的范围
《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与相关法律协调，避免与三大诉讼法冲突，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确实无权改变基本的法律。证据问题涉及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乃至相关实体法的内容，在当前三大诉讼法分别设专章就证据问题进行立法的前提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是否会遇到合法性方面的质疑，这是课题组曾经考虑过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77.2％的法官认为，证据法单独立法符合大陆法传统，并不存在合法性的障碍；并且有85.2％的法官认为，在我国证据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参见附图6。
附图6：关于证据立法的合法性问题
您认为证据法单独立法是否符合大陆法传统？
您认为我国证据立法是否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委托函关于“注意借鉴和吸收国内外证据规则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优秀成果”的精神，课题组认为，在遵循现行法律的原则的基础上，司法解释对法律特别是三大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比较模糊的内容，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作出必要的规定。因此，《建议稿》首先充分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成果，同时吸收了各地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优秀成果。对此，课题组在深入法院调研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审判一线法官的肯定。郑州中院的一位法官认为，从很多条文来看，《建议稿》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两个证据规定的合理成分，也考虑到了审判实践面临的一些难题，比较容易被法官接受。另一位法官认为，这个《建议稿》总结了许多地方法院指导运用证据的方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建议稿》应当对我国各地证据规则中的一些制度创新的内容予以借鉴吸收。例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1条确立了传闻证据规则，警察作证制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7、13、28、51、56、62条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电子证据，内心确信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3条规定了刑事诉讼中的举证期限制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国家安全厅、湖北省司法厅《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15、16、19、25、26、32条增加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保全制度，讯问时录音录像，讯问时律师在场，警察作证，电子证据，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形，明确了诱惑侦查行为的效力；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确立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
同时，《建议稿》应当反映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司法改革的最新发展，不应当沿袭陈旧过时的、不合理的法律规定。这在地方性证据规则的制定中存在一些教训。例如，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4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讯问“如实回答义务”的规定，就沿袭了《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要求，不仅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反而重申和强调了这项不合理的义务。
2．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司法公正、减少冤假错案的要求。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无不与刑讯逼供获取非法证据有关。不仅理论界对于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呼声很高，广大司法实务工作者也普遍接受并赞同这一主张，甚至呼吁在司法实践中尝试推行这一规则。各地司法机关都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思考对冤假错案的制度防范措施，而最有效的制度举措莫过于完善证据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佘祥林案促成了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诞生；河南省郑州市宋留根案中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问题，与郑州市人民检察院、郑州市公安局《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也不无一定关系。因此，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各地法院和全国法官的共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则以杜培武案为典型，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检察院认真吸取教训，彻底排除刑讯取得的证据。
为了准确了解一线法官对确立这项证据规则的态度，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法官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有91.8％的法官认为，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有84.8%的法官认为，应当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参见附图7。
附图7：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见
您认为是否应当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您认为是否应当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在非法证据排除上，各地人民法院都有一些司法改革的成果。例如，四川省《关于规范刑事证据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第23条对“非法手段”的界定；湖北省《关于刑事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禁止“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引诱、欺骗、服用药物、催眠等非法手段”，对于变相刑讯逼供行为的禁止；四川省和江苏省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明确规定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能定案，江苏省则更加明确地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和证明责任上，江苏省还作出了由公诉机关“对其指控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的存在”的规定，法院也可以进行调查；四川省则规定由侦查机关“就被告人、证人提出的非法取证的具体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以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进行调查核实而“排除非法取证可能性”。可见，各地证据规则普遍确立了控诉方在非法证据排除中承担证明责任，较好地解决了被追诉人因反驳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而面临的困难。
在总结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建议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全面规定，第22条和第23条规定了刑事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和相对排除，第25条规定了民事、行政诉讼的非法证据排除，第26条规定了不能用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问题，是基层法官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蔡法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议，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完全可以将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转移到公诉机关身上，其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很大的突破，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不可能得到实质性解决。我们认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如果对公诉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有根据的异议，公诉机关应当对该证据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纳作为定案的证据。因此，《建议稿》第24条规定了检控方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
3．关于传闻证据排除规则
大陆法系证据法的直接言词原则和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实际上都服务于准确的事实认定，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设立传闻证据规则有三个理由：首先，可以避免因为陈述虚假和重复报告而产生的错误风险。其次，有利于保障当事人交叉询问的程序性权利。最后，有利于事实认定者更好地审查证据。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鼓励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出庭可以使审判人员观察到证人的表情，听见证人陈述的声音及语调、语气，这些都是审查判断证言必不可少的信息。因此，如果给传闻证据的采纳留下很大空间，证人证言所蕴涵的这些丰富信息都将无从知晓。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价值在于其程序功能，法律对那些虽有相关性但会对程序的正当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进行过滤，限制其可采性。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4.6%的法官认为，应当排除传闻证据，而45.4%的法官持反对意见。相比较而言，设立排除传闻证据的例外得到多数法官的认可，支持率达71．4％。参见附图8。
附图8：对传闻证据的意见
您认为是否应当排除传闻证据？
您认为是否应当设立排除传闻证据的例外？
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排除了传闻证据的可采性，但在审判实践中，如果排除所有的传闻证据，可能对查明案情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完整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包括排除传闻证据的原则性规定，还包括采纳传闻证据的例外规定。所以，《建议稿》第29条规定了传闻排除的必要性例外，第30条规定了传闻排除的可靠性例外，第31条规定了关于传闻排除的其他例外，主要增加了四种例外情形，即庭审前的辨认陈述、证人的先前陈述、诉讼各方无异议的传闻和当事人的自认。
4．关于品性和倾向证据排除规则
品性和倾向证据排除规则，也是旨在增强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因为，品性和倾向证据有可能误导事实认定者以情绪或任性来取代合理性，从而增加错误认证的风险。品性证据虽然对于证明行为与品性的一致是相关的，但从品性推断行为的证明力极其有限，而且，品性证据容易转移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容易使事实认定者产生不公正的偏见，包括良好品性和不良品性两种先人的偏见。如果将品性视为对犯罪具有证明力的东西，会给无辜者带来错误定罪的危险。此外，品性证据的证明比较困难，会消耗大量的时间。因此，为了保护被告人，避免对其造成偏见，《建议稿》第33条规定了品性证据不能证明行为。但如果刑事被告人主动放弃这种保护，并试图以优良品性证据为自己辩护或者以被害人不良品性证据而主动进攻，就打开了户己的品性证据或被害人品性证据之门，在这种情况下，检控方便可在反驳中提供被害人或被告人的品性证据。设置这种例外的理由，主要是为了给刑事被告提供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
《建议稿》第34条规定了倾向证据不能证明品性及其行为的一贯性。倾向证据一般是指犯罪前科或高度类似的行为，这种证据可能带着固有的偏见，容易引起不公正的判断，如“一次是贼，终身是贼”的想象。这种粗糙的或然率会导致不公正的裁判，并可能会混淆争议而降低诉讼效率。
5．关于辨认、鉴真和鉴定
辨认、鉴真和鉴定规则对于准确的事实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第一稿》研讨会上，就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性评价。作为可采性的先决条件，物证、书证、音像、电子证据及其示意证据在法庭上出示之后、被采纳之前，如果对方提出异议，应当通过辨认确定其同一性或通过鉴真确定其真实性。物证的辨认和鉴真的目的是，确认该物证未被掺假或篡改。辨认和鉴真是由熟悉特定证据的外行知情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对其同一性和真实性所提供的外行意见；鉴定则是法定鉴定机构或鉴定人根据科学知识，通过技术检验对其同一性和真实性所提供的专家意见。《建议稿》第94一101条对物证、书证、勘验、检查或现场笔录、音像电子证据和示意证据的辨认和鉴真作出了全面规定。
辨认和鉴真并不是英美证据法独有的事实认定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和一些地方法院的证据规则均早有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57条规定：“公诉人、辩护人应当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最高院《刑诉法解释》第150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上海市《重大犯罪案件证据意见》第3条：“……
（四）证明犯罪嫌疑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和抢劫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及规格：……8.证明从犯罪现场、犯罪工具、被害人肢体上查获犯罪嫌疑人痕迹的勘查笔录、鉴定结论，或者证明从犯罪现场查获犯罪嫌疑人所有物品的勘查笔录和被害人、证人辨认笔录，或者证明从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关联人员处查获被害人所有物品、被劫物品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和被害人、证人辨认笔录。9．犯罪嫌疑人供述犯罪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细节、对象特征、所得及去向、后果等事实要素及辨认确认犯罪工具的笔录和亲笔供词。
（五）证明犯罪嫌疑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事实的基本证据及规格：……4．以案件当事人身份参与查扣毒品的侦查人员和特情人员辨认确认犯罪嫌疑人的笔录，或者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
鉴定意见在现代诉讼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它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对鉴定问题缺乏可供遵循的具体规则，致使实践中的做法不尽统一，重复鉴定、多个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的情况比较突出。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以后，上述情况有所好转，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鉴定人的选任问题、鉴定人的出庭问题、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
就鉴定人的选任来说，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定》已经确立了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原则。但对于刑事鉴定，司法实践中仍坚持由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的做法。对此，有61.9%的法官认为，当事人有自行选择鉴定人的权利，而38.1%的法官则持相反意见。对于鉴定人的出庭问题，有88.0%的法官希望鉴定人出庭解释和说明鉴定意见并接受询问，也有12.0%的法官认为没有必要。对于鉴定意见的采信问题，有62.7%的法官认为，法官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而其余37.3%的法官则不以为然。参见附图9。
附图9：对鉴定内容的意见
当事人自行选择鉴定人的权利
鉴定人出庭解释和说明鉴定意见并接受询问
法官对于鉴定意见进行实质审查
《建议稿》第102一107条对启动鉴定、刑事诉讼中鉴定的必要性、鉴定人选任、鉴定人出庭作证、鉴定意见的效力、专家辅助人等作出了全面规定。
6．关于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证据规则一旦法典化可能会产生僵化的危险。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建议稿》强调了其对审判人员认定事实的指南作用，审判人员在适用证据规定时不能将其视为教条，而应当具体案情具体分析。因此，第6条规定：“审判人员是案件事实的认定者，在举证、质证和认证程序中，有权依法采纳和排除特定证据。”第13条规定了酌情排除相关证据的两种典型情况：一是如果采纳，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不公正伤害或者对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并且这种伤害或者影响将在实质上超过其证明价值的情况；二是重复举证造成时间拖延的情况。审判人员权衡上述利弊的价值评价能力，是一种基本的审判能力。
应当强调的是，第13条虽然是对相关证据的一般排除规则的规定，但它实质上是一条鼓励审判人员采纳证据的规定。因为，就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来说，审判人员排除证据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少越好。因此，所谓“审判人员可以酌情排除证据”，应当理解为不得不行使排除证据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审判人员在拥有采纳和排除证据的认证权的同时，还负有很大的责任，第9条关于错误认证后果的规定，就是对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7．关于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规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了证据裁判原则的内在要求，即陈光中教授所说的“据以作出裁判的证据必须达到法律规定的相应的要求”。也就是说，刑事诉讼证据、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证明，都必须达到法定的标准，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为此，《建议稿》第130条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明的确信无疑标准，第1犯条规定了积极抗辩及其反驳的证明标准，第14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证明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第147条规定了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明应当达到确信无疑的程度，第148条规定了行政诉讼中应当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的四种情况。
确信无疑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排除合理怀疑实际上是同一个概念，它们的英文译法相同，都是beyondthereasonabledoubto但由于一些资深学者如陈光中教授等反对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个概念，因此，《建议稿》采用了“确信无疑”的概念。在我们深人法院调研的过程中，有的法官认为“确信无疑”标准似乎比“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还高，但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程度的标准，没有本质区别。我国现行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法官们普遍反映这一规定过于模糊，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民事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民事案件中，仅仅需要证明一项事实之真实可能性大于非真实可能性；而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作为“原告”总是承担证明责任，必须提出控诉并证明犯罪的要件。对指控犯罪的所有实质性要素都要达到确信无疑的证明，这个责任总是由国家承担，并且是不可转移的。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证明标准的设置，主张沿用原有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官，占58.3%；赞成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证明标准的，有54.8%；而支持把“内心确信”作为证明标准的的比例比较低，仅为34.9%（在问卷中，对本题规定可以存在多种选择的情况）。参见附图100
附图10：您认为法官认定事实需要什么样的证明标准？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
内心确信
确信无疑标准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化，这个证明标准是减少因事实错误而定罪的风险的主要工具。在刑事指控过程中，被告人冒着极大的利益危险，定罪可能使其失去自由，蒙受耻辱。社会主义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珍视每个公民的名誉和自由，在对其罪行存有合理怀疑或对其是否犯罪犹豫不决时，就不应当对其实施的行为加以处刑。所以，应当明确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为确信无疑。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将确信无疑地证明有罪的责任施予国家。
确信无疑就是坚信不疑，坚信被告人对于所指控的犯罪来说是有罪的，那就必须认定他有罪；但如果不是那么“坚信”或“确信”，如果认为存在着他无罪的真实可能性，那就必须由于罪证不足而推定或假定他无罪并裁决他无罪。确信无疑标准和我国现行立法是协调的：其一，刑事证明的宗旨是为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其二，现行法律关于检控方对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这里的“确实充分”是针对证据不足而言的，证据不足就是“不确实”、“不确凿”。不确凿，就是存在合理怀疑或犹豫不决；确凿，就是确信无疑，即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也是准确性价值的体现，民事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虽然不同，但对特定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这是准确性的要求。
8．关于举证时限
举证时限问题是课题组历次调研中法官们争议的焦点。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的吕瑛法官认为，基层民事案件中的当事人文化程度不高，相当大一部分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掌握的法律知识非常有限，到法院往往是要“讨个说法”，因而矛盾比较尖锐，容易激化。她认为，法官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用灵活、简便的方法解决矛盾、化解纠纷。基层法院民庭的法官们普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对举证时限的规定过于严格，实践中当事人预期提出的证据如果一律不采纳，实际上纠纷不但不能解决，而且还会引起当事人的申诉、上访，因此目前法院审判案件并没有按照这个举证时限的规定做。武汉市江汉区法院执行庭庭长陈卫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基层法官们大都建议，可以对举证时限进一步放宽限制，增加例外的规定，或者对“新证据”作扩大的解释。
《建议稿》吸取了上述意见，第51条规定了举证时限，第54条规定了逾期举证的后果，这两条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举证时限制度，维护了诉讼的效率价值。这与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不冲突。《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的举证期限问题和原告的举证问题。《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但并没有明确“新的证据”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对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解释，通过限定“新的证据”的范围而建立起来的举证时限制度，是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第56条举证期限的延长，对举证期限作了例外规定；第43条证据开示的效力，对实践中客观存在的“新的证据”作了例外处理，允许当事人向法庭出示并组织质证。
9．关于证据开示
最高院《民事证据规定》对证据交换已经作出了明确规定。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诉讼法的解释都没有规定证据开示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为了维护诉讼的公正对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北京市高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江苏省《关于刑事审判证据和定案的若干意见（试行）》，西安市中院与西安市检察院《刑事案件庭前证据展示操作办法（试行）》、山东省寿光市《刑事证据开示操作规程》、广东省佛山市《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开示规则》、浙江省建德市《关于公诉人与辩护律师庭前证据材料开示的若干规定》、江苏省丰县《刑事公诉案件证据展示规则》等，确立了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制度。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的李兵副院长认为，证据开示能降低诉讼成本、提高效率，通过证据开示，被告人认罪，量刑时可以适当减轻刑期，案件也解决得较快。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刑庭庭长郑晓丽为代表的一些法官表示，证据开示制度很有必要，可以提高案件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庭审的时间有限，如果搞诉讼突袭，会导致控辩失衡，证据开示可以减少争议，避免诉讼周折，特别是对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意义很大。
在面向全国法院系统的问卷调查中，超过七成的法官认为，在刑事案件中，控辩双方有必要在审判前进行证据开示；只有不到三成的法官的持相反意见。参见附图11。
附图11：您认为刑事案件中的控辩双方审判前有无必要进行证据开示？
有必要
没必要
《建议稿》吸收了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在这方面的成果，第39一45条对证据开示制度的一般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建议稿》第46-49条对刑事诉讼证据开示作出了明确规定，包括证据开示的范围、被告人对证据清单的确认、自诉案件的证据开示等。其中，第46条（辩护人阅卷与证据开示）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当在提起公诉前通知辩护人阅卷，并组织证据开示。”这是吸收了河南登封法院刑庭的法官们的意见，他们认为，刑事证据开示应该以解决律师阅卷权为核心，只要加强了律师阅卷权就可以提供刑事诉讼的公正性。
10．关于证人作证
证人证言是诉讼活动中应用非常广泛的证据种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很少。证人出庭率低的状况，严重影响了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成效，对司法正常运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完善的证人制度，这使得在解决证人出庭问题时无操作之依据。例如，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作证虽有原则上的义务要求，但缺乏对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制裁措施，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亦不致受到法律的处罚，使其出庭作证活动的义务难以体现。从另一方面看，法律也未对证人出庭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如证人的费用补偿制度、证人保护制度、证人特免权和豁免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均缺乏系统规定，这也是影响证人出庭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对公安司法机关而言，由于法律对若干问题均无规定，面对证人不出庭、证人前后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运用证据等问题感到非常棘手，而且证人庭前书面陈述的使用在法律上也无严格限制，于是干脆回避问题，直接使用证人庭前书面陈述。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稿》对证人作证问题作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规定。从第61一87条用27个条款规定了证人作证所涉及的几乎全部问题，包括证人资格，作证义务，特定人员的作证义务及其例外，律师、精神诊疗师免于作证的权利、夫一妻、父母一子女之间免于作证的权利，证人的各种权利，证人保护，作伪证的法律后果，对证人的询问问题，等等。
证人作证问题是我们调研时所有法院讨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对于目前法院审判中证人不出庭的现象，法官们都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在郑州中院，参加座谈会的法官纷纷表示，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证人是不出庭的。有些数据甚至显示，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几乎不到2%，民事诉讼稍高一些，但也不容乐观。
针对证人不出庭的现象，许多法官建议制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措施，建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38.8%的法官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对于能够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应该规定强制性措施；持否定意见的法官只有9．1％；而有52.1％的法官则认为，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制定详细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参见附图12。
附图12：对于应当并能够出庭而不出庭的证人，您认为是否应当规定强制性措施？
不能一概
是
否
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没有对违反作证义务规定相应的后果。针对这个问题，《建议稿》规定了强制证人作证。但某基层法院民庭的法官们提出，民事案件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证人是为了支持当事人一方的主张，没必要强制证人到庭，只要不采信该证言即可。强制证人作证的规定与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原则不一致，法院也没有强制执行的力量。对此，我们认为，民事诉讼也是国家司法活动的一部分，证人出庭作证不但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也是为了维护司法的秩序，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也可以采取强制到庭的手段。
证人保护问题是证人作证的一个难题。各地法院刑庭的法官们都提出，很多证人不出庭是因为害怕打击报复，如果没有对证人充分的人身保护，证人出庭率很难提高。但对证人的保护不是法院单独能做到的，更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提供保护，规定法院的责任会模糊公安机关的责任。对此，《建议稿》吸取了法官们的意见，没有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保护证人的义务作出直接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保护证人隐私，同时应当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共同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
证人补偿问题也是证人作证的一个重要障碍。北京一中院吴在存副院长认为，证人出庭问题需要很多方面的衔接配套，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关键证人不出庭。这一问题背后的一系列关联问题如证人出庭费用的支付主体等都有待解决。对于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法官们表示，现在法院的经费不可能提供充分的保障，应当由国家财政预算提供支持。《建议稿》第73条（证人的经济补偿）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付的交通费和食宿费以及承担的误工费等费用，人民法院应当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但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证言的除外。”我们认为，证人作证的费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应该由人民法院承担，只是民事诉讼可以在当事人提交的诉讼费中预留。
11．关于作证特免权
尽管法官普遍支持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但很多法官仍然认为有必要辅以证人特免权制度，即建立证人免证制度，赋予证人在法定情形下享有拒绝作证的特免权，这样才能够保证证人作证制度的合理性和有效贯彻。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9.7%的法官明确表示应当赋予某些特定证人作证的特免权，但也有40.3%的法官认为没有这一必要。对于证人特免权制度的适用范围，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特定亲属的比例最高，达到82.8%；律师次之，达48.8%；再次是医护人员，占26.7%；然后分别是法官、神职人员或者宗教人士、政府官员、技术人员、污点证人及有特别信任关系的人，比例分别占1.4%、0.7%、0.5％、0.5%、0.2%、0.2%。参见附图
13、附图14。
附图13：您认为是否应当赋予某些特定人作证的特免权？
是
不是
附图14：您认为哪些人应该赋予免于作证的特免权？
特定亲属
律师
医护人员
法官
神职人员／宗教人士
政府官员
牧师
技术人员 在职国家之首和政府首脑 行政长官、宪政负责人
污点证人
特别信任关系
根据上述意见，《建议稿》有选择地规定了上述三项特免权，即第68条规定了律师免于作证的权利，第69条规定了精神诊疗师免于作证的权利，第70条规定了夫一妻和父母一子女之间免于作证的权利。国外证据法关于作证特免权的规定很多，《建议稿》慎重选择这三项特免权，旨在强调这些社会关系对维护法治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极其重要。
12．关于庭外调查权与审判人员的释明权
对于法官庭外调查权问题，在课题组调研时，有些法官认为，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基于我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虽然普法教育进行了多年，但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因为经济状况的原因致使很多当事人也请不起律师，自身的权利就没法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建议法院保留职权调查，认为法官的庭外调查权在实践中还是很有必要的。依据现有的证据确立的法律事实，如果当事人不服导致申诉、上访，就会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所以有些证据还得依职权调查。还有的法官认为，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应当保留。审判机关不能机械办案，要留有余地，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有两种：一是基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调查取证，二是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中对调查收集证据的范围和条件作了具体规定。尽管法官们认识到法院调查取证与举证责任原理及法院的诉讼地位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但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法官赞同赋予法院调查取证的职权，其中，有85%的法官赞成保留此项职权，只有15％的法官持反对意见。参见附图15。
附图15：您认为有无必要保留法官庭外调查取证的职权？
根据以上意见，《建议稿》第108一117条对法院取证问题作了系统的规定，例如，第108条申请取证的权利，第109条依申请取证的范围，第110条依职权取证的范围，第113条调查取证的方式，第114条勘验现场，第115条委托调查，第117条调取证据的使用，等等。
关于法官的释明权问题，以往的规定比较模糊。《建议稿》第7条审判人员的释明，明确规定了释明包括法律事项和事实事项两个方面的内容，并规定了审判人员对法律事项的释明必须公正，对事实事项的释明必须保持中立性；释明是证明的一种补充手段，仅限于民事和行政诉讼中的无争议事项。陈光中教授对此规定的创新性给予了较高评价。课题组在调研时，很多法官提出，鉴于证据规定的专业性和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确立释明制度在中国当前是非常必要的，由法官来对一些证据问题进行释明，这不但是权利，而且是职责，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证据规定不仅应该明确规定法官的释明权，还要规定清楚。因为中国目前处于转型时期，很多问题都缺乏法律依据，没有法官的释明，很多案子将无法审判下去。还有法官提出，统一证据规定需要以律师的充分参与为前提，如果律师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证据规则的效力会大打折扣。在没有律师代理的案件中，当事人往往不了解或者不理解证据规则，法官的释明任务更加艰巨。
四、关于（（建议稿》的使用建议
综上所述，课题组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1.现在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提出的要求，即“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证据规则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人民法院审判实践和司法改革方面的优秀成果”。因此，我国许多证据法专家都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能够予以采纳。
2．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颁行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内容有较多重．复，’而且缺乏对证据规则基本原理的提炼，我们建议，从提高审判人员的证据意识和办案水平的角度考虑，废止这两个规定，而采用统一证据规定的司法解释模式。与此同时，可以将正在起草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定》纳人统一证据规定的框架。
3．《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司法解释建议稿）》的起草有体系完整性方面的考虑，最高人民法院如果认为某些内容已经超出司法解释的范围，可以选择删除某些部分的内容，如作证特免权方面的规定等。
4.证据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的颁行将改变我国证据制度不完善的现状，必将对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产生全面和深远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愿意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继续密切合作，使其在适用中不断完善。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0〕4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经中央批准，现就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涉及财产金额较小，或者属于行政机关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件；
（二）行政不作为案件；
（三）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案件。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或者口头起诉笔录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在期限届满前提交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前安排开庭日期。
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审理。
四、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委托他人转达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
前述传唤方式，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当事人确认已经收到传唤内容的，不得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审判。
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并当庭宣判。法庭调查和辩论可以围绕主要争议问题进行，庭审环节可以适当简化或者合并。
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
七、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行政审判联系点法院（不包括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选择法治环境较好、行政审判力量较强和行政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四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
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0〕44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经中央批准，现就在部分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下列第一审行政案件中，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一）涉及财产金额较小，或者属于行政机关当场作出决定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案件；
（二）行政不作为案件；
（三）当事人各方自愿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的案件。
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或者口头起诉笔录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在期限届满前提交上述材料的，人民法院可以提前安排开庭日期。
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审理。
四、人民法院可以采取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委托他人转达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合法传唤，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撤诉；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审判。
前述传唤方式，没有证据证明或者未经当事人确认已经收到传唤内容的，不得按撤诉处理或者缺席审判。
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并当庭宣判。法庭调查和辩论可以围绕主要争议问题进行，庭审环节可以适当简化或者合并。
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45日内结案。
七、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且理由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不宜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转入普通程序审理。
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行政审判联系点法院（不包括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
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选择法治环境较好、行政审判力量较强和行政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法〔2013〕3号 【发布日期】2013-01-04 【生效日期】2013-01-04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人民法院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的通知
法〔201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行政审判权，充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试点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行政诉讼制度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大批行政案件，妥善化解了大量行政争议，为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有的地方司法环境欠佳，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往往受到不当干预；有的地区行政案件不均衡，有的法院受案不多甚至无案可办；有的法院因怕惹麻烦而不愿意受理行政案件。人民法院不能依法受理行政案件，并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不仅损害司法的权威，最终也将损害法律和国家的权威，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近年来，党中央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人民法院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进行的改革与探索。部分地方人民法院在当地党委、人大、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以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提级管辖、指定管辖、交叉管辖和相对集中管辖等方式，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实现了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有限分离，使行政审判制度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功能得以正常发挥。这些探索和实践，有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有利于回应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司法诉求，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也有利于改善行政审判司法环境、统一司法标准、促进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部分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开展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试点工作。各级人民法院要充分认识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研究具体实施方案，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二、做好试点法院的遴选工作
行政案件相对集中管辖，就是将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通过上级人民法院统一指定的方式，交由其他基层人民法院集中管辖的制度。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地实际，确定1—2个中级人民法院进行试点。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确定2—3个基层人民法院为集中管辖法院，集中管辖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法院不宜审理的本地行政机关为被告的案件，可以将原由其管辖的部分或者全部案件交由其他集中管辖法院审理。非集中管辖法院的行政审判庭仍予保留，主要负责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等有关工作，同时协助、配合集中管辖法院做好本地区行政案件的协调、处理工作。集中管辖法院的选择，应当考虑司法环境较好、行政案件数量较多、行政审判力量较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等因素，并制定试点方案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决定。
三、落实试点工作保障措施
试点工作涉及机构编制、人员调配、物资保障等多方面问题。各高级人民法院、开展试点的中级人民法院以及相关基层人民法院，要主动向当地党委、人大、政府汇报，通报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做法，力争各方面的理解与配合，并在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有序开展试点工作。集中管辖法院要研究落实试点工作保障措施，配齐配强行政审判人员，行政审判庭设置不少于两个合议庭，所需审判人员可以在所属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择优调配，也可以其他方式选调充实。要结合试点工作需要，做好集中管辖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办公用房、办公设备、车辆等物资保障，为开展试点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四、贯彻司法便民原则
试点工作应当坚持和体现以人为本、便民利民原则。确定集中管辖法院，要充分考虑其所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尽可能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各基层人民法院的立案窗口，要免费提供试点工作相关的宣传和释明材料，便于公众了解试点情况，指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参与诉讼活动。当事人向非集中管辖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告知其向管辖法院起诉，或者在收到起诉状后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集中管辖法院。要充分考虑当事人诉讼的便利性，尽可能通过到当地调查取证、巡回审判等方式，减轻当事人诉讼负担。
五、加强组织领导和宣传
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及时出台试点方案，支持、指导、监督集中管辖法院做好试点工作。要指导、监督集中管辖法院与其他法院的合理分工与配合，共同做好案件的受理、审理、执行和息诉稳控工作。对试点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适时进行调研和解决。试点工作中取得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要及时层报上级法院。试点中级人民法院要及时将集中管辖法院及其管辖范围以适当方式进行公告，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试点工作，争取对试点工作的理解、关心和支持。
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在2013年3月底前，将试点中级人民法院名单及其试点方案报最高人民法院。
二〇一三年一月四日
本内容来源于政府官方网站，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