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华窝案行业投机肆虐,利益“黑洞”暴露

第一篇：神华窝案行业投机肆虐,利益“黑洞”暴露

神华窝案行业投机肆虐,利益“黑洞”暴露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神华集团”）是于1995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以煤为基础，电力、铁路、港口、航运、煤制油与煤化工为一体，产运销一条龙经营的特大型能源企业，是我国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炭企业和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经销商。公司主要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发煤炭等资源性产品，进行电力、热力、港口、铁路、航运、煤制油、煤化工等行业领域的投资、管理；规划、组织、协调、管理神华集团所属企业在上述行业领域内的生产经营活动。由神华集团独家发起成立的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香港、上海上市。神华集团在2014年度《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排名第165位。

2014年12月23日，据神华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消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华泽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此前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神华科技发展公司董事长张文江，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安全监察局主任刘宝龙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也被组织调查。

两天内神华集团3名公司高管落马，令整个能源行业猜测纷纷。其实，华泽桥等人此前已经被调查了半年之久，基本违纪违法事实早已经被掌握，而华泽桥事发其主管煤炭销售的时期，该时期煤市迎来十年辉煌，计划煤和市场煤之前的差价曾引发巨大寻租空间。

两天内3名高管落马

2014年12月22日18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经神华集团公司党组批准，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神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文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张文江，1957年3月出生，宁夏青铜峡人。西安矿业学院采矿系毕业。1982年1月参加工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文江曾任宁夏石炭井矿务局白芨沟矿生产科科长、副总工、副矿长，石炭井矿务局一矿矿长，石炭井矿务局副局长、局长、党委委员、常委，太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2002年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将亘元、太西、灵州三大煤业集团和原宁煤集团公司深度重组成立了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文江任该公司董事长。

2006年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又与神华集团合资合作，通过增资扩股方式组建了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张文江任董事长。

2007年12月，神华宁煤集团召开干部大会，宣布自治区党委和神华集团对神宁集团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决定，原董事长张文江因工作需要，神华集团另有任用。后任神华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神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就在张文江被查的第二天，据神华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消息：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华泽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

“华泽桥是幸运的，他赶上了煤炭十年辉煌，并给他带来累累业绩；华泽桥也是不幸的，煤炭十年辉煌所伴生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寻租空间，腐蚀了他的灵魂。”一位能源行业央企高管如此评价。

华泽桥于2004年11月走马上任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负责公司销售工作时，正赶上煤炭开始走向十年辉煌，而在此之前，煤炭行业一直是一个又穷又土的行业。

在同行眼中，华泽桥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企业高管，拥有超过30年的煤炭生产及营销营运管理经验，令他的工作风生水起。即使在1998年9月加入神华集团前，华泽桥也一直在煤炭行业工作，曾任鸡西矿务局总经济师、鸡西矿务局副总经济师兼运销处处长和鸡西矿务局穆棱煤矿矿长。

“相对其他神华高管，华泽桥工作作风相对强硬，这也可能与煤炭行业当时所处的强势地位有关。”一电力企业人士说。

2002至2012年，煤炭产业迎来“黄金十年”发展期，煤价如同坐上了过山车，一路不断飙涨。

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2002年，山西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吨煤综合平均售价为160元，实现煤炭销售收入240亿元，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利润仅为不足5亿元。2011年，全省煤炭销售收入达到8133亿元，其中五大集团公司的销售收入均超过干亿元，实现利税1593亿元。

行业中的投机行为

就在这段时期，主管煤炭销售工作的华泽桥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起来。因为随着市场煤价格一路飙涨，与计划煤之间价差越来越大，其中的寻租空间也越来越大。

我国1993年进行煤炭价格部分市场化改革，国家为了确保电价稳定，设定了国有大型电厂的电煤价格，从而形成了“计划煤”与“市场煤”之间的价格双轨制。计划煤是按照国家定价国家保障供给的，如火力发电和居民冬季取暖用煤价格是定好了的，市场煤是国家计划外按市场价格浮动。

据一位发电公司的采购负责人称，当时的计划煤和市场煤价差太大，导致煤炭行业里出现许多投机资金，就是依靠手里的关系，拿到原归属电厂的重点合同煤，然后再按市场煤价格卖出牟取暴利。华泽桥当时所主管的煤炭销售工作，就掌握着重点合同煤指标的去向。

“这根本是一个体制问题，相识多年，我不认为华泽桥是一个坏人，但是手中权力和金钱腐蚀了他。”一位央企高管说，煤炭黄金十年，无数煤炭高管落马，多数是难以抵制这样的诱惑。

纵观整个煤焦产业链上的企业，以及政府主管部门，在反腐败中涉案者甚众。除了一堆企业高管，以及原国家发改委能源司副司长魏鹏远等煤炭主管部门领导，甚至前任山西省纪委书记金道铭这个曾经主导过煤焦反腐的高官，也未能在这场利益纠葛中幸免。

目前，政府已经取消了煤炭价格双轨制。

不过对于中央巡视组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揪出这么多企业蛀虫，甚至像华泽桥这样的退休企业高管也能被这么迅速地捕获，事实上巡视组在此前已经追查了半年以上，此次进驻行动都是针对专人专事。

“预计以后此类巡视会成为惯例，先是审计、纪检等部门对企业进行例行检查，一旦发现违纪违法事件，在基本事实已经掌握的情况下，往企业派驻中央巡视组，对专人专事进行追查，这也是加强对央企监督的一种方式。”一位央企高管认为。

神华存在利益输送“黑洞”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2015年2月4日至5日，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向神华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张玉卓及神华集团领导班子分别反馈了巡视情况。

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董宏指出，一定时期内，神华集团在煤炭生产经营销售、资产并购重组、工程项目和物资采购招投标方面聚集较大腐败风险。

董宏列出了专项巡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一是一些企业领导人操控重点合同煤审批权谋取腐败“黑金”。较长时间内，神华集团煤炭经营销售管理混乱，少数人操控重点合同煤审批权，形成较大寻租空间。有些企业领导人在煤炭经营销售中结成利益同盟，利用煤炭政策价差谋取私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二是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神华集团煤炭灭火工程管理混乱，一些私人老板受利益驱动并得到“权力”庇佑，打着灭火工程旗号大肆开采和销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有的灭火工程层层转包，造成生态破坏，事故频发。灭火工程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程”，形成“链条式”腐败。

董宏指出，长期以来，神华集团企业经营管理存在较多漏洞，党组集体决策“三重一大”事项缺乏制度刚性，违规用人问题较为突出，改革滞后，监管缺失，煤炭经营销售领域聚集较大腐败风险。“部分纪检监察机构监督责任严重缺失，既存在监督不力和形同虚设问题，又存在个别人掩盖腐败和自身腐败问题。”

针对神华出现的问题，中央巡视组还提出了3点意见。一是全面推进神华集团党的建设。正确处理加强企业党的建设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集团和下属企业党建工作体制机制。二是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强化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严格落实企业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有关规定，加强和保持党风廉政建设的制度和纪律刚性。三是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高度重视煤炭生产经营销售领域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腐败问题，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开展警示教育，举一反

三、吸取教训、堵塞漏洞。

（据《华夏时报》）

第二篇：法官“嫖娼”案：暴露中国司法行业的真实生态与潜规则

法官“嫖娼”案：暴露中国司法行业的真实生态与潜

规则

一、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为何如此轰动？

说实话，在我朝，法官嫖娼，其实本无甚稀奇。但上海法官嫖娼案，之所以如此吸引眼球，在于它至少有着如下与众不同的“新意”和“亮点”:

1、组团嫖娼，连同事都不避讳。坊间有名为几大铁的段子曰：一起扛过枪、下过乡、同过窗、嫖过娼、分过赃„„其实，这个段子的意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像嫖娼、分赃，本属于既见不得人、又违法的烂事，是绝不宜和他人一起干的，同事更是如此。因此，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一事，至少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涉案法官的职业圈子里，对于嫖娼的道德敏感度已经极为低下，甚至于麻木、视之为常态。

2、嫖娼地点竟然是在市府招待基地。据报道，事发地上海南汇区的“衡山度假村”,门前高悬“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招牌，官方网站更号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重要接待基地”.本来，我朝法律明确严禁任何性交易；而作为官方公务接待场所，自更应率先垂范和遵守。可事实却出乎意料，甚至恰恰相反。

3、嫖娼行为竟然被人给录了像，并传布于网络。据报道，爆料人是一场官司的“受害人”,打官司输了房产，全家租房；而官司另一方及其律师系高院副庭长亲属。于是爆料人决定“报复”,瞒着家人，历时一年，用秘拍器材跟踪副庭长；嫖娼视频系他以丢东西为由去宾馆秘密翻拍监控所得；而拍到庭长及其他人纯属意外。法官嫖娼，不值得惊讶，但竟被曝光于舆论，过程又如此富有戏剧性，则出人意料。

4、涉事法官的吃喝、异性陪侍和嫖娼，还并非自费行为，而是由他人买单。这就显然有着很大的曲线和变相“性贿赂”的嫌疑--要知道，毕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所以，此事件称为法官嫖娼，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无意间遮盖了这类行为背后可能的枉法交易。

二、为何要禁止法官嫖娼？

上海法官嫖娼事件一经爆出，便招致讨伐汹汹。按理说，法官禁止嫖娼，本乃基本公理，自无需啰嗦；而我国法更一律禁止所有的性交易行为。然而，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妄人说：法官也是人、也有私生活，假如自费嫖娼也无不可，难道其他行业的人不会嫖娼吗？！

此说貌似公允、理性和人性，但实则极为无知和无耻。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伦理底线是，对公职人员要遵守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这并非是歧视公职人员，实乃因为公职人员执掌的是公共权力，处理的是公共事务。这意味着：第一，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和所要管的事情，毕竟不是自己的权利和事情，因此，其运用好权力的责任心自然有限；第二，公共权力是可以支配他人、而他人必须服从的权利，因此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自然更容易滥用这一权力为自己谋取利益。

正是由于公职人员是公权力的执掌者，因此最容易滥用权力。从而，公职人员就必须受到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上的要求，包括禁止接受性服务的要求。而在公职人员当中，法官则要受到更为严格的约束。这是因为，法官在公职人员中具有更大的特殊性：

第一，法官乃是法律上最为权威的权利争议裁决者，法官的决定直接决定着案件当事人权利、义务。

第二，至少在法律上，法院乃是权利争议的最终裁决者，是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正如培根那句名言所云：“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害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却把公正的源头败坏了”。

而法官应受到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其实具有双重意义，而不止一端：第一，外在的公示价值。法官所行使的司法权直接决定着当事人权利、义务。所以，唯有法官的举止更为严谨和自律，法官的裁判也才能更好地获得当事人的认同——当下中国的司法权威不彰，当事人对法官的裁判认同度低下，恐怕就与法官的行止不佳，不无干系。第二，内在的实用价值。即尽可能地缩减法官收受利益输送的机会和可能性，以更大程度上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性。

因此，公职人员，尤其是法官，应当有更为严格的行为规范上的约束，本无需讨论。这无关乎违背人性。因为一个人既然选择去当公职人员，就必须接受公职人员所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的约束，而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百姓。因为毕竟没人强迫你去选择公职，这是

一个双向的自愿行为。如果你不愿受到公职所带来的种种约束，自可不选择从事公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比一个人要当和尚就不能娶妻生子，或当太监就必须去势一样--只不过不同的是，公职人员不得嫖娼，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准则。这些本是不言自明的基本公理。

而一些“左”派则说，在你们自由主义者崇拜的西方国家，嫖娼是合法的行为，给了钱就行，法官们不是正在朝你们崇拜的西方法治国家学习么？你们不是要人权、盼开放吗？法官们正朝你们鼓吹的道路前进啊！你们还叫什么？

这种观点表明上看仿佛雄踞道德的制高点，实则是对自由主义的严重无知和偏见。自由主义要保障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同时，正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才更强调对公权力和执掌公权力者施加更为严格的限制。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支持卖淫合法化；即使支持，也并不意味着支持法官可以嫖娼，相反，自由主义者反而更强调法官作为公职则绝不应嫖娼。

对法官嫖娼最有力、也最具迷惑性的辩护是：是否嫖娼和能否秉公判案无关，嫖娼的法官也可能是好法官，不嫖娼的法官也可能是坏法官。这一观点，乍听严谨、“辩证”,实则大谬不然！这是因为，虽然不嫖娼的法官不一定是好法官，但嫖娼的法官更可能是坏法官！好比飞机安检，携带危险品的人不一定是坏人，但难道就不需要安检吗？法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枉法的可能性，并保证法官道德形象上的可接受性。

而且，即使按照中国现行法，公职人员包括法官嫖娼，不仅要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受到治安处罚，而且，也为法官法所禁止并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同时，在中国，公职人员一般都是党员，而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党员嫖娼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再者，法官到高档娱乐场所嫖娼，恐怕一般都并非自费，而通常都是由律师或当事人的上供、买单，以换取额外的关照，这从而很可能涉嫌职务犯罪。

总之，法官禁止嫖娼，既是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底线和公理，也为中国法和党纪所禁止，并可能涉嫌犯罪，而绝非是个人私德问题。可在中国，这样的公理也变得混沌不清。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法官嫖娼往往并非自费行为，而是由律师和其他人买单，这就难免有着很大的曲线和变相“性贿赂”的嫌疑。一个国家最可怕的不是会发生恶行，而是人们对恶行麻木，将其视为常态。

三、为何法官嫖娼在中国并不鲜见？

既然法官不允许嫖娼乃基本底线与公理，也为中国法所禁止。但为何又说，在我朝法官嫖娼这事无甚稀奇？笔者学法律出身，对这个行当应当说还算熟悉。先转述一朋友讲的“糗事”:他所在企业有案子在法院，遂请主审法官吃饭。饭局之殷勤、丰盛自不必说，孰料饭后法官似仍不满意。后才知吃饭只是招待法官的前奏和热身而已„„而这一囧事放到现在讲，已有朋友嘲笑说笔者实在是太过out。

其实原因很简单。在我国，法官和其他公职人员一样，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当然，同时我国法官无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也很严重。照理说，我朝的权力监督机制，不仅绝不能说没有，反而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繁多的：如人大、反贪局、反侵权渎职局、预防腐败局、监察局还有党内的纪检委„„然而，为何对公职人员包括对法官的监督，又往往并不奏效呢？原因也同样简单。因为我们现有的所有监督机制，缺乏有效的民主制度作为启动监督机制的压力和动力。

例如：法官枉法裁判，照理说有许多机构都可以也应该去管他，但为什么不管？就是因为，枉法裁判受害的是老百姓，而老百姓的选票对于这些监督机构并无任何影响。所以，这些监督机构有有何动力和压力去监督法官呢？反而包庇违法者，对双方往往是更有利的--这也是为何我断言，“官官相卫”其实是盛产于非民主制之下的“特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监督者在出于争权夺利时，才会动用手中的监督权。例如当年的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频频对法院领导威胁要采取双规措施。但目的当然不是要监督违纪、违法的法官，而是因为曾锦春收取了当事人的钱财，要为人“消灾”。

而且，与其他公职人员不同的是，法官直接手握决定当事人利益的权力，而又同样缺乏有效的监督。所以，当事人或律师想要打赢官司（甚至包括能否立案、开庭、胜诉后判决能否执行等），公关法官要比讲法律，自然更为重要和有效。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当事人或律师请法官洗澡嫖娼岂不是太正常不过了？！例如，就在上海法官嫖娼案中，报料人就透漏说，请法官嫖娼的九成是律师。

因此，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只不过是不经意间暴露了司法界的真实生态和“潜规则”的冰山一角而已。而这种真实的司法生态，法官、律师往已经是视为常态而见怪不怪，大家心照不宣并讳莫如深，因而并不为一般百姓所熟知。而反过来讲，这也正是上海法官嫖娼案的最大意义所在，即：将司法界的真实生态和潜规则呈现出来--哪怕只是冰山一角，并引发人们的关注和反思。

结语

总之，法官嫖娼，本来严重违背基本政治伦理底线和公理，并也本为我国的党纪国法所严禁。但同时，在我朝，法官嫖娼却又本不稀奇，当事人和律师公关法官比讲法律更重要--这些话我本不愿意说，因为这自然会让一些法官和律师朋友感到不悦。但以个人观察，这又确实是实情。

一言蔽之，体制环境使然。因此，我无意于因此而责备任何个人以及法官这个行业。而最大的体制原因便是缺乏民主问责机制。由此言之，其实任何权力，只要监督稍有漏洞，便会被滥用。因此嫖娼这等劣行，在民主问责机制严重缺失的当下中国，又何止于法官行业？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少人的提议--即：以后冤民们，别上访、别自焚、别爆炸，而专注盯梢三个月，啥事都能解决，既反腐又复仇，于公于私都有利--虽然听起来很好，但实际作用却很有限。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上海嫖娼案中的爆料人这样，既有这种专业的跟踪能力、锲而不舍执着精神、又有如此好的运气。归根结底，还要靠民主问责机制的落实。

就在昨天，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最终被查实，涉事法官被处理。这当然是好事！但还需要追问的是：该案中法官的嫖资谁出的？有无幕后枉法交易的情况？爆料跟踪者的案子是否需要复查？还如，据报道，当初爆料者已经发现被举报法官嫖娼并报警，但最后却使得法官逃过处罚，此事是否属实，是不是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在缺乏有效的民主问责机制下，很可能将永远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