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分立24年后国地税合并,是更大改革的序曲
分立24年后国地税合并，是更大改革的序曲？
原标题：分立24年后，国地税为什么又要合？
【文/观察者网 吴娅坤】分立24年后，国税和地税又重新合并了。3月13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方案提出，国务院将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据国务委员王勇介绍，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具体承担所辖区域内的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区、市）人民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陈宪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表示，财税改革是我国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一面连接着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面又连接着经济体制改革，若改革得好，不仅能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国力，还能扫清经济发展障碍，促进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陈宪说，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各方面改革的推进，以及电子政务和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之前阻碍国税地税合并的一些因素已克服，国地税合并将更加有利于我国的财税改革走向深化，而这也意味着，财税改革，这一未来一段时间内体制改革工作的重点、难点，大幕已经拉开。分立24年后，国地税机构合并
1994年以前，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只有一个税收征管系统，中央税收主要靠地方税务局征收。1993年10月17日，国家体改委宏观司提交给国务院一份“关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补充意见和加强操作方案准备工作”的建议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此番财税体制改革通过设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自保持稳定的税基，防止互相交叉和侵蚀，改变中央向地方要钱的被动局面。” 之前的“大连会议”文件中也提出，有必要设立中央、地方两套征管机构，必须改变中央收入一定程度上依靠地方税务局的局面。这道出了中国财政当时的真相：1993年，财税体制改革前夕，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正陷入极其艰难的窘境。数据显示，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1984年的40.5％一路下滑至1993年的22.0％，中央财政的收支甚至必须依靠地方财政的收入上解才能平衡。切实保障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成为“国地税分家”最直接的初衷。
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开始“分灶吃饭”，全部税种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了划分，税收征管系统也开始一分为二，国税主要负责征收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地税主要负责征收地方税。这次改革，国务院根据不同行业和税种，将产品税改为增值税，将建筑安装、交通运输、饮食服务、邮政电讯等服务行业所经营项目纳入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在这种条件下将过去的税务局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1994年7月1日，国税地税正式分开。
分税制弊端暴露，合并后征纳两端都获利
但分税制实行了24年，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一方面，国地税分设会使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增加，税务机关的征税成本增加，不利于税务人员全面掌握税收业务；另一方面，随着营改增的不断深化，机构分设所导致的机构争议也成为问题。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说，据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注册税务师杨散逸介绍，国地税合并方便了纳税人申报及应对税务机关检查，减少了企业的税收合规成本。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据陈宪介绍，国家的税收在职责上其实只有一个，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的只是税收收入分享主体的区别。随着近年来，信息化手段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务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中央和地方通过分开收税的方法分享税收收入已变得不必要。目前，中央和地方完全可以通过电子信息化系统的处理完成这一工作。国税和地税合并后，征税系统可以对人员进行更好的配置，强化最需要加强的部门，提高税收征收的整体效率。比如说，一方面，可以加大力量建设统一的税收电子信息系统，有效整合增加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为应对偷税漏税等问题，可以整合更多的一线征管人员，提高征收效率。对于优化人员配置，陈宪举例说，此前的营业税为地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营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对增值税的分成为75%和25%，统一由国税部门征收，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税部门的征收强度和征收业务量；等到未来房产税、资源税这些为弥补地方土地收入减少而开征的新税种开征，地税部门的征收压力又会陡增。杨散逸也表示，合并后，税务征收系统对内部门的工作量会因此减少，这样一来，从事对外业务的人员数量会有所增长，可以有更多力量为纳税人服务。此外，杨散逸还称，合并后，税务局可以一次对所有税种统一检查，避免了以往对非本单位的税收风险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选择视而不见；在对于企业所得税这种公管户问题上，以往经常有国地税执法口径不一互不入账的情况，合并后再统一地区的税收执法口径是一个声音了。另据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分析，国地税机构合并一方面不仅有助于改变地方财政软约束，解决财税“条块之争”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招商引资恶性竞争。邓海清说，由于目前地方政府往往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来促进发展，其主要手段是通过税收的优惠以及土地使用的优待政策，改革之后税收实行国税为主、地方政府双重管理体制，税收优惠政策下的招商引资竞争将难以为继。行政改革先行，静候财税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但国税局地税局合并、税收行政体制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比重有直接改变。陈宪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收入分享比例问题，实质上是税制改革和税种的问题，不受制于国地税分开征收的方式。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也只是划分了中央政府和省一级政府的税收征收权力，中国目前存在五级政府，就算征收方式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细致的各级政府税收划分问题依然无法彻底解决。至于税收收入比例问题，据陈宪介绍，近些年来，中央的财权总体大于地方的财权，但中央的事权总体小于地方的事权，未来，如何提升地方财税收入，是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工作重点。“虽然，国税和地税分立24年后又合并，并不直接影响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比例的调整，”陈宪补充到，“但合并后统一管理，无疑会更有利于改革的深化和推进。”
第二篇：增值税扩围终试点国地税合并或成改革方向
增值税扩围终试点国地税合并或成改革方向
讨论多年的增值税扩围改革，终于以试点的方式取得进展。
政策出台后的第一时间，多名专家拍手叫好，称政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随即表示，这是一项已定重大减税改革拉开序幕的表现，意在减少重复征税等。“此举在于降低第三产业税负以利其更好发展、放手专业化细分和升级换代，进而提振消费改善民生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他说。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增值税扩围试点将首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进行，理论上测算上海将因此减少税收收入110多亿。
他告诉记者，之所以首先在上海试点是因为上海“讲政治”，上海表示试点造成的减收自行承担，不需中央补贴。据悉，目前上海与财政部在试点问题上达成一致，试点只在交通运输业推行。
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上海财税系统机构设置上的优势。上海作为财政特区，国税、地税和财政系统是一套班子，不存在征管权限分配等机构改革问题。而上海的试点经验如果在全国推广，国地税合并很可能是以后机构改革的方向。
避免重复征税
增值税扩围改革指增值税替代营业税，成为覆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税种，作为长期研究的减税改革政策，增值税扩围取代营业税的最显著优势就是避免重复征税。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的税种，对企业购买机械、原料等成本进行进项抵扣。营业税则是对营业额全额征税，不存在抵扣，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重复征税问题。增值税替代营业税，允许抵扣，将消除重复征税的弊端，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
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此次试点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试点税率比以前有所降低，这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减税。
上述知情人士则对记者表示，减收只是理论上的静态测算，由于之前征收营业税的交通运输业不需要发票进行抵扣，上游行业可以通过不开发票的方式实现漏税，增值税扩围这一渠道将因此受到限制，税务部门也许因此实现堵漏增收。
兴业银行(12.46,-0.01,-0.08%)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告诉记者，在他为增值税扩围的减税后果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一些小企业主则告诉他，由于服务业大多没有太多的进项可以抵扣，实施增值税扩围后说不定他们的税收负担会增加。
为什么是上海
这项1994年税改以来就在讨论的财税体制改革，之所以无法实施是因为存在很多难以解决问题。
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为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地方按75∶25分成，营业税是地方税，除特殊规定外税收全部归地方财政。由于涉及到财政分成的原因，地方政府在增值税扩围特别是试点工作上并不积极。
此次上海之所以率先试点，是因为作为仅有的财政特区，上海的国地税和财政系统是一套班子，不存在征管权限分配的问题。而上海之所以积极试点，和其本地服务业比较发达，而且是全国的交通运输的枢纽和中心，同时正在建国际航运中心要尽快出台针对交通运输业的优惠政策不无关系。
正如前述人士所言，减收只是静态测算，加上改革实施后堵漏增收和交通运输业发展后税基增加，实际实施过程中很可能是增收。
试点政策出台前，地方政府担心的因中央和地方分成因素造成的减收因素也得以解决，按照规定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事实上，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方案设定解决，更深层的体制问题则不是那么好解决。记者也曾从国税总局人士处了解到，有关增值税扩围，不减少地方财政收入一开始就是既定的原则。
体制的问题则没有这么容易解决，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是共享税和营业税，由国税和地税分别征收，改革后如果营业税全部取消，显示增值税扩围，则地税系统将失去最大税种的征管权限。
对此，甚至有地税系统人士认为，如此一来将失去地税系统存在的意义。由此可见，增值税扩围改革除了涉及央、地税收分成，更重要的问题则是机构改革问题。增值税扩围后，机构如何设置、征管权限如何分配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则是，即便增值税扩围改革在上海取得进展，其它地区也很难推广上海的经验。于是，机构改革成为增值税扩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前述知情人士则表示，据他了解，机构改革、国地税合并应该已经是既定的改革目标。以后税务部门将更侧重于纳税服务方面的工作。
绕开部门分歧 环保法“小修小补”
修订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候审
本报记者 吴丽华 北京报道
实施22年之久，16年来不断有人建言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简称“环保法”）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10月26日《华夏时报》记者独家获悉，去年底补充进入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的环保法修订工作，草案起草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于近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本报记者了解到，环保法的修订由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环保部承担相关的基础性工作，并起草环保法的修改稿，然后由环资委负责进一步研讨和各部门间征求意见的工作，草案进一步修改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全国人大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环资委层面的工作已经结束，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后，还需经过全国人大办公厅和提交常委会领导等相关程序，如果一切顺利，《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很可能在近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按照此前的工作进展规划，由人大环资委委托环保部起草的环保法修订稿初稿在5月底至6月初提交到环资委层面，环资委层面于国庆前后提交人大常委会，最快年内提请审议，目前看来，环保法修订离既定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绕开部门分歧
环保法修订离人大审议只有一步之遥，而对承担基础工作的环保部来说，却不全是好消息。
前述全国人大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此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草案稿和之前环保部提交的版本还有较大的不同。这位人士告诉记者，环保部重点从自己部门角度考虑设计的条款被修改和删除了。此外，本次修改还刻意绕开了协调难度较大的部门分歧，修改的重点放在了环保界已经取得成果的领域。
由于环境保护涉及大气、森林、水、土壤等多个方面，目前我国跟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部门就有国家发改委、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林业局、海洋局、气象局、农业部等多个部委，由于环保相关法律的修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部门权利纷争和不同部门之间有关环保的不同诉求，环保法修改迟迟没有推进，其中部门之间的权益平衡就是难题之一。
由于考虑到这方面的难题，本次环境法修改从一开始定位就相对务实，按照环保部的说法即：不求大求全，着力在某些方面实现突破；避免部门间纠葛，求同存异。正如一位地方环保系统人士看到环保部起草的初稿时所说，这个稿子还是比较被动和谨慎的，本是修修补补，吸收了一些先进的理念和各地成熟的做法。
本报记者还了解到，此次环保法修订主要是八个方面的内容，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限期治理、公众环境权益、环境监测、环境信息、跨行政区污染防治、政府环境质量责任制等。
事实上，比如限期治理、规划环评等内容，大多是在环保风暴、环境治理中已经出现，或者一些地方性法规条例中已经实施的。
上述全国人大人士也表示，本次环保法修改对部门间环保权益问题基本没有涉及，主要侧重环境监测、信息和地方政府责任等问题，定位还是小范围的修改。
艰难修法路
环保法最终选择绕开部门利益分歧小范围修改，和多年来环保法修改一直分歧巨大密不可分，即便到去年年底大家仍然看不到它的进展迹象。
不同于大部分在2008年就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的项目，环保法的修改是在去年年底才补充进入本届人大五年立法规划，确定列入2011年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是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
虽然如此，对环保法修改的呼声却一直很高。从1995年到2011年，全国人大共收到修改《环境保护法》的议案75件。在2002年-2008年期间，全国人大在7年间不断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可以说从2002年开始，全国人大一直组织人员做调研，包括组织国内各部委的官员和高校从事环境法研究的学者到境内外考察、培训。
而围绕环境法的修改则产生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包括修改论、废止论、搁置论和改造论。
废止和搁置很容易理解，修改和改造在通俗说法中又被理解为大改和部分修改。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曾告诉本报记者，为了配合环境法的修改，作为环保法重要研究机构，该所单独立项做过环境保护法典的编纂工作，拿出了专家稿，在当时对环境法进行整体修订，编一部环境保护法典是环保法修改的一个方向。另一种观点则是，将环保法做成环境保护的母法，将环保上升为基本国策，改变现有环保法的基本框架。
但是，在现有情况下，这两种观点实施起来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多年争议之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被架空的环保法
虽然不少人更愿意看到一部大修的环保法修订稿，但是迫于现实条件的局限性，环保法修订仍然采取了小范围修改的方式，这其中折射的尴尬现实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统计，我国在1989年修改制定《环境保护法》之后，又先后制定了近30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及相关法，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等。有统计显示，《环境保护法》的所有条文，70%-80%已经被新的环保单行法、相关法完善了。
甚至一些单行法中的部分法条也与《环境保护法》发生“冲突”。如《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企业缴纳排污费后可以超标排污。但是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则规定，企业要遵守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超标企业要处两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北京大学法学院环境法学教授汪劲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环境保护法》历经20余年，却一直没有被修订，其内容早已与现实脱节，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甚至跟后来制定的单行环境法律相冲突，环保法已经被架空了。
年关将至“钱紧”突出
人保部督察农民工欠薪
本报记者 王晓慧 北京报道
地产市场低迷、铁路工程停工、工厂订单萎缩„„农民工将成为当下中国经济这一系列问题最直接的受害者，相关问题也再次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
“我们近期将着重展开农民工问题工作的研究，从总体上和长远上解决农民工所遇到的问题，从而为下一步制定和实施维护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政策提供依据。”10月25日，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保部发言人尹成基强调，人保部下一步工作安排的重点是开展中国农民工发展政策研究后续工作，研究起草进一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
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出台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尹成基表示，重心会围绕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险权益问题、工资拖欠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城市住房问题以及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权益等多方面的问题展开。
“年底前，人保部暂未有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出台。”记者从人保部农民工工作司综合处一官员处获悉，11月到12月上旬期间，人保部将开展第五次全国农民工工作督察，该工作将会为出台农民工的相关政策提供有力依据。
就业问题凸显
“地产市场的低迷直接导致我们施工项目锐减。”记者从北京一包工头处了解到，去年此时，他已接手了四个项目，最小的项目也在1万多平方米左右，光是这一个项目至少可解决35个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如今，时近年末，他才拿到两个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几近微利的保障房项目，工人数量已经减掉了一半还多。
据记者多方了解得知，就目前而言，地产市场低迷直接导致农民工的岗位数量萎缩，从而导致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但大家一向关注的农民工欠薪问题暂未显现。
“岗位少了，留的人也大都是精英，所以欠薪问题应该不会太严重，即便有所体现也都是在年底才会集中爆发。”该包工头补充说，房价低迷这段时期将是地产企业最艰难的时期，也是农民工就业最困难的时期。
有消息预测，受到限购令、信贷控制、提高利率、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等政策综合作用的影响，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的态势或会延续到明年下半年。
“这是我们这儿最棒的油漆工，但由于活太少，干完这个项目他就回江苏老家自己创业不回来了。”包工头指着身边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告诉记者，新生代的农民工脑子比较灵活。
长发小伙子告诉记者，在北京的五年，他学到了很多房屋装修的知识和理念，打算回去做个包工头或者开个小型装修公司，“由于基础价位本来就低，二三线城市即便受地产政策些许影响，价格也并非是高得让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或买都买不起的，因此地产市场没有北京这么难做。比如，我的工资乘以2就能在我江苏老家的小县城买到一平方米，但是，我的工资乘以10也不敢奢望在北京拥有一平方米的土地。”他希望国家能多出台一些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的优惠政策，比如在资金、技术培训和税收方面。
据记者了解，为了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国家曾经出台过一系列支持农民工创业的优惠政策，比如，政府出台小额担保贷款政策、减免部分房租和水电费等政策，但由于缺乏细则，导致农民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享受到此类优惠。
督察提供新政依据
“农民工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项涉及范围广、影响大、带有全局意义的探索工作。”人保部农民工工作司综合处的上述官员告诉记者，年底前人保部虽然并没有针对农民工的政策出台，但不排除国家层面和地方综合性的政策涉及到农民工问题，31个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都有可能出台某个政策，从而涉及到农民工。
2006年初，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国发[2006]5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8个方面共32项任务。同时，为了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国务院建立了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等3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日常工作由人保部负责。
“很多部委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都会考虑到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很多政策里均有体现。比如，最近大家呼声比较高的外地子女就地参加中高考的问题，教育部如果出台文件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就解决了；还有，人保部出台的跨地区转移社会保险关系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政策均会涉及到农民工。”人保部上述官员告诉记者，除了国家层面和相关部委的政策，地方也会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情况制定相关政策，比如广东的农民工有近3000万人，而宁夏的农民工非常少，那么，这两个地域出台的关于农民工方面的政策就会有很大差异，相比而言，广东出台此类政策的几率就会大一些。
据记者了解，近期涉及农民工的地方性政策屡见不鲜，比如沈阳、重庆等地区均开始允许农民工申请公租房；天津、山西等21个地区相继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21.7%，直接受益者便是农民工。
人保部上述官员告诉记者，人保部将于11月份开展的全国农民工工作督察已经开展了四次，经过这几年的检查总结得出，近几年最突出的农民工问题大都集中在工资拖欠、企业非法用工、农民工签合同率低、社会保障和住宿条件比较差以及综合服务不到位等几个方面。
记者获悉，全国农民工工作督察每年的工作重点都不一样，今年督察的重心是农民工欠薪问题，之后的相关政策或会以此督察结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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