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专访李俊峰:去产能,要理解好三组关键词-2016
专访李俊峰:去产能,要理解好三组关键词
2016.7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能源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煤炭需求增速放缓,供给能力过剩,供求关系失衡,特别是能源资源类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导致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对经济发展、职工就业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新一轮去产能正式拉开了帷幕。围绕去产能产生的相关问题,李俊峰接受了本刊独家专访。
环境经济: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这一轮去产能,您怎么看?
李俊峰:过去的三十几年,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从典型的计划经济基本形态——全面短缺,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经济形态——全面过剩。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适应新常态?过去应对短缺,政府是有办法的,就是靠投资拉动来增加供应。现在供应过剩了,该怎么做?市场经济的做法是,消费好的,淘汰不好的,但是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就是这样一个思路,但是要统一思想,清楚地认识到,去产能、去库存是要割肉的。
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很大,财政很困难。困难有没有?肯定有,但是要看和什么比。现在的困难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没法比的,和本世纪初也是不可比的。可以说,与那些时期相比,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困难。那个时候,中国什么都短缺,现在我们还少什么?
总体来看,我国的经济形势很好,大家要正确看待我们的经济形势。为什么这么说?远的不说,朱镕基同志刚刚到北京主持财政金融工作的时候,虽说不是一穷二白,但是国家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靠借钱过日子。现在呢,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接近20万亿元,是那个时候国民收入的3倍多,现在的GDP是67万亿元,是当时的10多倍,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我们很富裕。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屈指可数,现在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还多,那时候中国的富豪都在港澳台,而且也没有几个,如今在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是世界第一。现在面临的新挑战是,东西太多了,怎么办?对于这样一个“新常态”,我们有没有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
现在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东西多了,扔不扔?这就好比家里的剩菜剩饭,是扔掉还是吃掉?过去认为扔掉了就是浪费,很可惜,不舍得扔掉。现在大家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既然剩饭剩菜吃掉有害健康,多了的、用不着的东西就要扔掉!二是提高发展质量,做高价值东西。过去我们造奥拓,以后要造奥迪,一辆奥迪的价值超过十辆奥拓,总之要做精品,让老百姓不再出国买电饭煲、马桶盖,我们也能生产出一大批“奢饰品”,也能做出自己的“MBA”、自己的“好莱坞”,给老百姓更高品味的选择。
第一组:三个思想
不论是落后产能,还是富余产能和优势产能,产能多了,就要减,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劳动力富余,扩大就业和减少劳动时间是发达经济体的基本经验;企业破产不等于企业倒闭,企业破产是投资者破产,而不是工人下岗
环境经济:近两年来,政府一直采取措施去产能,但几番调控下来,效果并不理想。这是为什么?
李俊峰:去产能,首先要明确三个思想。
一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的产能多了,多了就要减少,实现供需平衡,这是市场的基本原则。所以,没有必要给产能划定什么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什么是优势的,意义不大。产能不够,就要投资建设,扩大供应,多了,就要减少。好比一个人一天可以吃3个馒头,但是做了6个馒头,不论这个馒头的做法怎么先进,怎么好吃,都不能硬吃掉,因为这样有害健康,经济也是一样的。过去我们的思路是消化过剩产能,就是硬要吃掉6个馒头的思路。现在是要实实在在地淘汰落后产能,“十三五”期间,要淘汰6亿吨煤炭产能,淘汰1.5亿吨钢铁产能。
二是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劳动力富余。现在很多地方政府、企业经常抱怨,一旦去产能,企业会破产,失业会增加。我觉得这是必须要面对的事情,产能减少了,效率提高了,就会面对失业下岗这些问题,甚至以后这种事情会愈演愈烈。为什么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会逐渐地从繁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由机器代替。
最近比较火热的新闻——AlphaGo以4:1的总比分击败世界围棋冠军、职业九段选手李世石,科技既然能生产出下围棋的机器人,也可以生产出其他方面的机器人。未来可能有更多机器人代替人类工作,在这种现状下,就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人类从事更高级的劳动,而不是去维持落后的就业机会。同时,还要让人民享受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实惠,就是减少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国务院提出的尝试四天半工作制,就是这个意思。
煤炭行业是全世界最落后的行业之一,像龙煤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地面工人太多要下岗,另一方面井下工作环境太苦、太累、太危险,井下工人比较短缺。那么,我们将来可能会开发这方面的机器人来代替工人下井,至于这些工人,就要给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让他们比在井下更快乐地工作,这就需要培训新技能,甚至减少劳动时间,比如正在尝试的四天半工作制。让机器人代替人类劳动,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去休闲,而不是把人束缚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这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过去,技术条件不够发达,很多事情要人去做,比如过去是人扫马路,现在是扫路机;过去是人割麦子,现在有收割机等等,这些都是技术进步的表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淘汰劳动力的速度远远超过产业调整的速度。比如这次国务院为了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去产能,需要安置180万人,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生产不到10亿吨煤,煤炭行业的工人超过1000万人,现在我国有57亿吨的煤炭生产能力,煤炭行业只有不到500万人,不知不觉地已经淘汰了500万煤炭行业的产业工人。
人类要学会解放自己,不能说这个领域有就业岗位,就把人类束缚在这些被先进行业淘汰的领域里,比如煤炭、钢铁、水泥。这也是发达国家为什么发展到一定程度,60%~80%都是服务业。服务业是什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服务。人类必须要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完成这个转变,社会就进步了。
过去我们经济不发达,提倡先生产后生活是对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生产领域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就要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减少劳动时间,用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拓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就业机会。
三是企业破产不等于企业倒闭,企业破产是投资者破产。我们现在不是不需要煤炭,去年我国还是消耗了36亿吨煤,仅仅比2014年减少了两亿吨,问题是过去生产煤炭是赚钱的,现在是赔钱的,这个变化不是因为煤炭行业的劳动效率降低了,而是投资者对未来发展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
5年前,大家在投资煤炭行业的时候,投资者们都认为,未来的煤炭应该是每吨700~800元,于是按照这样的价格进行融资建设,而现在煤炭的价格是每吨300~400元,生产同样多的煤炭,投资回报率却大幅度降低。如果投资者还企图按照原来回报率索取投资回报,显然是不合理的。投资失误,就要承担责任!
投资失败承担责任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通用汽车。“老通用”为什么会破产?经济危机来了,原来借的钱太贵了,还不起,只能债务重组。重组所有债务后,企业获得了新生,叫做“新通用”,后来人们还是叫他们“通用汽车”。所有的破产都是对债务的重组。债务重组后,像龙煤,原来数百亿元的债务可能归零,也可能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样做就可以大幅度地降低财务成本,原来卖到500元一吨的煤才会有收益,现在卖300元一吨就赚钱了,企业就发展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我们要树立这样一个观念,企业破产不是企业倒闭,而是投资者的破产。投资者要为决策失误买单,不能让政府、工人买单。就像买股票,赔了,就要认赔,国家对股票赔了的人补偿吗?没有。破产重组过程中,生产力没有减少。树立正确的观念,去产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环境经济:也就是说,谁投资失误,谁承担责任。消费者或者职工不能因此而利益受损?
李俊峰:没错。一个企业投资失败了,所有的投资者都要负责,而不是让消费者来承担。比如,你是按照100美元一桶的石油进行投资的,油价降到35美元一桶了,投资者就要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你不可能继续享受100美元一桶高价石油的红利。政府也没有权力要求消费者来承担责任,不能为了避免一些企业破产就抬高油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债务危机,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至于降薪,特别是普通职工降薪,我觉得这不是好办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一场进一步市场化的改革,总书记一直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不能做违背规律的事情,不能由企业属性来改变市场规则,在市场竞争中,国企和民企是一样的,不论股东,还是银行,包括财政部门,或是一个普通公民,投资者都要为投资失败买单。
可以说,国开行在这一轮产能过剩中损失惨重。很多人认为,这是必然的,因为它是国家政策性银行,听命于政府。我不这样认为。我和国开行的同志讨论时说,国开行应该是国家投资决策的最后一道防火墙,进行投资时都要做出判断,要做需求预测,投资了,会不会导致产能过剩等等。没有这样的预测,不是企业在盲目投资,而是银行在盲目投资。国开行有这样的责任,事先要对国家投资政策评估,事后要对投资效益负责,没有这样的机制,最后很多银行从借款者变成了“股东”。
第二组:战略研究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做长期的战略研究,BP每年都会出一本全球能源展望的分析报告,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却能避免数十亿、数百亿的损失
环境经济:这一轮去产能中,可以说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伤的都比较重,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李俊峰:企业缺乏长期的战略研究。大家都关注煤炭了,其实石油也是这样的,以后的煤电也可能重走煤炭、石油的老路。大家应该都记得,2013年中石油购买了瑞士石油资产,当时都说抱了个金娃娃。但是有没有人想过,如果说一个国家要破产了,像冰岛,把好的资产卖掉,就像穷人“当”掉好东西来渡过危机,这是有可能的。瑞士富得流油,为什么要变卖石油资产?就是在一个高价钱的时候卖出去赚一大笔。如果瑞士石油的投资者们现在把资产再买回去,可能花费的价格不到卖出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这就是投资经营,这就是预测和判断的魅力。
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企业需要经常做出这样的判断,而我们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缺乏这种战略研究。BP每年都会出一本全球能源展望的分析报告,中石油资产比BP大很多,做过这样的研究吗?不只中石油,我们大部分的国有企业都没有。这种趋势分析报告花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却能避免数十亿、数百亿的损失。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会说不会用。产能过剩,我们不知道吗?煤炭产能从30亿吨增加到40亿吨甚至到57亿吨,加上国外的投资,产能接近70亿吨;钢铁从2亿吨涨到8亿吨到后来的12亿吨,大大超出了消费需求,行业协会和银行甚至国家主管部门为什么没有发出预警?不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家,赚钱的时候大都忘乎所以。不仅是煤炭企业,当年的中铝、五矿以及所有做矿产资源的企业不都是如日中天嘛。现在呢,都是最苦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做长期的战略研究和预判。
第三组:转型创新
石器时代的终结,并不是因为用完了石头;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躺在资源上发展起来的;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不思进取,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环境经济:与其他工业企业不同,煤炭企业前期投资大,投产后则是挖一揪煤就是一揪现金流,所以很多煤企宁肯亏损,也要拼命挖煤,都不愿意退出市场。对此,您怎么看?
李俊峰:这很正常,这就是思维惯性。以不变应万变,是我们许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做法。其实,不改变就要落后。能源市场就那么大,大家都在追求能源的清洁化和低碳化,不转型,煤炭哪有出路。很多专家包括一些部门的领导都说,煤炭可以做的比天然气还干净。这种把“脏”煤弄的清洁和低碳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为什么用煤很少,就是其综合成本、系统成本没有办法和天然气相竞争。中国用煤便宜,是以大气环境污染和较高的碳排放为代价的。
现在企业经常抱怨,转型过程中有这困难那困难,要政府帮助解决困难。如果企业有困难都可以找政府解决,政府又都能解决,还有必要搞市场经济吗?现实中,政府只能对少数人进行救助,比如说今年为了煤炭和钢铁去产能,对受到影响的180万职工进行安置。但是企业不能指望这个生存,靠政府救助,只是临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有的供求关系都是由市场决定的,适者生存,即使政府帮助你渡过了这次难关,如果你不思进取,终会被市场淘汰。
至于企业转型,分为3种情况。一是有能力转型。比如,一个人打乒乓球不好,打算改踢足球,可以,但是要有踢足球的能力才行。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日前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说,要建一个包容各种清洁能源的企业。这就是转型。可以说,神华是中国最优秀的煤炭企业,但他们并没有躺在煤炭上过日子,而是主动转型。神华正是因为有这种危机意识,才有可能主动转型。但是,胜利油田、大庆油田、长庆油田能转型吗?转型靠什么?时刻准备转型的企业才能转型。故步自封,谈何转型。我们常常说,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没有准备,机遇来了也没有任何意义。二是通过国家帮助能够转型,能够发展,能够生存。三是必须破产重组进行转型。
随着技术的进步,有些东西必须要淘汰,所以有实力的企业先转型,实力较差的通过国家救助能够转型,还有一部分是国家救助都不行,只好破产重组,更换一个有能力的经营者来经营,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例子。
日本航空公司曾经负债约1.5万亿日元(约1220亿元人民币),宣告破产。日本航空公司不仅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更是日本的翅膀。“必须拯救这家公司”,时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登门邀请稻盛和夫担任这家破产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的领导下,日本航空公司实施了一系列重建计划,在宣告破产重组的第二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2012年9月,日本航空公司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再次上市。
我们国家也有这样成功的案例,无锡尚德的破产重组,三年后也实现了凤凰涅槃。
所以,企业破产本身不是坏事,破产是一个技术进步的开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要明确一个观点,就是破产不一定要清算,而是更换一个有能力的经营者来经营。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如果这个企业有市场需求,就要申请破产保护。通过资产重组,企业可以重获新生,破产重组可能让工人过得更好。
环境经济:其实,不仅仅是企业要面临转型问题,所有依托资源发展起来的省份甚至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
李俊峰:是的。像阿联酋、沙特这样的石油大国都在谈转型,阿联酋人写了一本书叫做《石油后时代》,沙特的石油大臣上世纪90年代就告诫自己,“人类告别石器时代不是因为用完了石头”,他们坐在“油盆”里还不断地转型,而我们却止步不前。煤炭辉煌的那十年,不曾积蓄发展的后劲,现在就得吃这种苦果。
没有一个国家是能够躺在资源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有什么资源?但它是除了美国之外最发达的国家,靠的是什么?是创新。不论是沙特阿拉伯,还是卡塔尔,或是阿联酋,他们虽然坐在“油盆”上,但他们现在转型了,所以油价一路下滑,迪拜、阿布扎比、巴林和卡塔尔都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困难。
2015年巴黎大会期间,法国总统奥朗德问阿联酋总统哈利法,世界告别化石能源,阿联酋怎么办?哈利法总统轻松地说:“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会高高兴兴地卖出最后一桶油。”我们所谓的资源大省凭什么说煤炭钢铁就可以养你一辈子?这是发展理念的问题。
硅谷什么资源都没有,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投资新秀?阿联酋在90年代提出转型,才有了迪拜、阿布扎比等一个个沙漠新城。迪拜即使现在不产一桶油,日子照样过得很好。像山西、内蒙古,有那么好的风能资源、太阳能资源,为什么不转型?就是因为过去躺在煤炭上,日子过得太滋润了。
不仅仅是资源大省,北京、上海都面临转型问题。深圳可以有那么多优秀的企业,北京、上海为什么没有?就是太舒服了,随便一块地,收益几十倍几百倍。在北京和上海,只要在2005年买了一套房子,现在就是百万甚至千万富翁,还搞什么创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家在过好日子的时候都忘记了未来的风险,所以总书记激励上海要做创新型城市。
国外的企业也一样,只要创新乏力,就要被打败。10年前,几乎人手一部诺基亚。如今,因为故步自封,诺基亚被苹果打败了。如果苹果不创新,很有可能被华为打败,不要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沃尔沃不是被吉利收购了,夏普不也被台湾的企业收购了。
大庆油田曾经多辉煌,新闻报道说现在每个月赔50亿元,一年就赔600亿元,为什么在辉煌的时候没有转型,为以后发展积累资本呢?所以,不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不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企业,不思进取,不创新,就会被淘汰。
环境经济:国际上有没有去产能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
李俊峰:国外去产能都是靠市场,是企业自主行为,不是政府行为。BP预计石油产能会过剩,所以从2009~2013年一直都在变卖石油资产。当时我们的研究人员称,BP变卖石油资产,是为了解决墨西哥湾石油赔偿的问题。直到去年,我们才明白BP是在调整产业结构。还有壳牌,也在不断地降低石油资产的比例,还购买了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再如股神巴菲特,当时他是中石油的第二大股东,却卖掉了中石油股票,我们都觉得不应该。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又赚了。还有GE,几乎卖光了煤电和核电资产,买了颜巴赫搞燃气发电,买了桑德搞风电,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燃气和风力发电设备供应商,现在又买了阿尔斯通的电网资产,搞智能电网。这些都是转型的例子。
产能不是被去掉的,而是在落后过程中自然地被淘汰掉。为什么会形成过剩的产能?就是因为我们不舍得淘汰。比如说对过剩产能的认识,一开始叫落后产能,因为不舍得淘汰,就给它戴了一顶帽子,叫富余产能,还是不舍得淘汰掉多余的,又改叫为优势产能,不论是落后,还是富余,或者是优势,只要是多余的,就要坚决地淘汰掉,富余的产能不分好坏。很多人说,这么好的矿,说扔就扔吗?对,就得扔掉。我举个例子,在这个地方清华招生只要100个,第101个再优秀也进不了清华,这就是淘汰落后。
国外没有去产能的经验,都是在转型。2005年,美国煤炭发电占比58%,现在这个比例只有30%,十年的时间减少了近2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两个百分点,去年一年就关闭了89座燃煤电厂,这就是顺应趋势,顺势而为,但他们从来不叫“去产能”。美国第二大煤炭公司2015年初宣布破产,第一大煤炭公司也在近期陷入破产的困境,但他们并不着急,因为这是市场行为,优胜劣汰。我们要搞市场经济,也要有这种优胜劣汰的心态,不能让所有的企业千古永存!
环境经济:像山西、河北这样的资源大省,在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安置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您认为这次和过去相比,政府处理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李俊峰:政府现在的思路是正确的。过去,政府救助企业,相当于用政府的钱替企业还债,这成了补“资本家”,补投资者,等于替投资者投资失误买单,这就是一批僵尸企业形成的根本原因。
同样的事情,做法却不同。西方国家往往先保工资,后偿还贷款,而我们是先还贷款,后保工资,这种思路是错的。工人是什么?就是干活的,不是决策者,不能让工人替投资者失误买单。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中央已经建立了1000亿元主要用于转岗安置的专项资金。现在的思路已经明确了,政府要救助的是工人,不是投资者。工人下岗,有失业保障,还有再就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帮助有就业能力的职工重新就业。
同时,从长远考虑,我国逐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应该逐步建立向发达国家靠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和减少劳动时间来增加就业岗位,而不是通过挽救落后企业来保住落后时代的就业岗位。曼彻斯特曾经是一座矿工城,现在近30年不挖煤了,人们生活的照样很好,曼联还是那个优秀的球队。
过去,我们常提一个口号——帮企业解危脱困,这种思路是不对的。帮助一个落后企业活过来,势必会阻碍一个先进企业的发展,帮助一个落后产业死而复生,就可能扼杀一个新产业的诞生。今后,我们要尝试“鼓励少数,引领大多数,淘汰落后”,而不是一味地保护“落后”。抛弃旧有观念,整个经济才会有活力。
(来源:《环境经济》杂志 作者:记者 雷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