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保理合同纠纷管辖冲突问题之探讨 以法院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分析（精选多篇）

第一篇：商业保理合同纠纷管辖冲突问题之探讨 以法院司法判例为样本的分析

商业保理合同纠纷管辖冲突问题之探讨 ——以法院司法判

例为样本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保理合同约定管辖与基础合同约定管辖冲突导致管辖权之争频发

（一）商业保理的通俗定义和主要类型

抛开《国际保理通则》和学理定义不论，国内对于保理并没有给出法定的或者公认的概念。根据中国银监会2014年4月实施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定义，商业保理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兼具资金融通、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收取、坏账担保(信用风险担保)中一项或多项服务的综合性金融业务。它产生于国际贸易，后扩展至国内贸易。结合实务，根据保理法律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实际需求，保理包括无追索权保理、有追索权保理、公开型保理、隐蔽型保理等不同种类。

（二）保理合同中相关主体和地位的厘清

学理上讲，保理合同主要涉及三方当事人：1.保理商，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商业保理公司（需要资质）；2.债权人：基础合同中的债权人，即保理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出让人，一般是基础合同的卖方；3.债务人，基础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人，一般是买方。实践中，保理商处于规避风险的本能，会再引入担保方，这样就有四个主体，即保理商、基础合同的卖方、基础合同的买方和担保人。其涉及的合同法律关系包括基础合同买方与卖方的商品（服务）买卖关系、保理商与基础合同卖方的债权转让与融资服务关系、保理商与基础合同买方的继得的债权债务关系、保理商与基础合同卖方、其他第三方的担保关系等。

（三）在有追索权的保理中，由于约定管辖的冲突导致的管辖权异议之诉常见多发

本文讨论的实践中常出现的管辖冲突，一般符合以下情形：1.债务人不是保理合同的当事人；2.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3.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不一致（不同的指向法院或者分别约定诉讼与仲裁）。结合本部分上述说明，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是一个保理合同法律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另一个基础合同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的理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事实上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债务人未确认或追认），加之保理商请求权的依据是保理合同中权利义务关系，保理商基于规避风险的和诉讼策略，同时起诉债权人、债务人，甚至还包括担保人，在有两个合同约定管辖冲突的情况下，是以保理合同约定为准，还是以基础合同约定为准，往往产生争议，从而引发管辖权诉讼。

二、实务的乱象：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的不同认知导致法律适用的“百家争鸣”

（一）有的法院以基础合同约定管辖为准

案例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钢城支行与中国普天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宏鑫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关键词】：必要共同诉讼

合同权利转让

受让人【裁判要旨】：保理商追索权之诉与应收账款债权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共同的，由于一方当事人为二人以上，发生诉的主体合并，属于必要共同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属于合同中权利的转让，保理机构未能证明其接受债权转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普天信息公司同意，保理机构应当受到基础合同约定管辖条款的约束。最高法院认为：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合同转让包括合同中权利的转让、义务的转让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宏鑫实业公司将《采购合同》中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建行钢城支行，属于合同中权利的转让，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20万吨钢材供应链项目采购框架合同》第十条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建行钢城支行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接受债权转让时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普天信息公司同意，因此，《20万吨钢材供应链项目采购框架合同》中约定的协议管辖条款对建行钢城支行有效。【案件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字38号民事裁定书 案例二：张荣祥、秦怡、田超、江苏长三角煤炭有限公司、江苏长三角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江苏中江能源有限公司、中煤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一般借款合同纠纷案【关键词】同一法律关系

债权转让

驳回诉请【裁判要旨】借款纠纷与债权转仍纠纷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合并审理。因债务人不是《保理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且没有在上述合同上签字，故不应受《保理服务合同》的约束。债务人在《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签字，只能证明其与民生银行南京分行之间产生债权转让关系，驳回了保理商对债务人的诉请。【案件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87号民事裁定书 案例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石化燃料油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江苏远东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纠纷案【关键词】债权转让

基础合同

债务人认可【裁判要旨】保理业务系以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为前提，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保理机构办理保理业务受让远东公司的债权，向债务人主张应收帐款，理应了基础合同双方之间《燃料油采购合同》的内容，该合同中关于由债务人所在地法院管辖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可。【案件索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辖终字第00216号同类的判例还有：1.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赣立终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海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青山湖支行、江西仁新铜业有限公司、杜志仁、甘淑英合同纠纷案》，该院认为：因在债权转让关系中，新债权人未与债务人重新达成管辖约定且原合同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原合同管辖约定仍然有效，本案原合同即仁新公司与江铜公司之间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了管辖法院为买方（江铜公司）所在地法院，故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债权转让引起的买卖合同关系纠纷没有管辖权。2.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138号民事裁定书《航天科工哈尔滨风华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合同纠纷案》，该院认为：本案属于保理合同纠纷,故本案应当根据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确定管辖。

以上判例检索指引：法院审级 案号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字38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187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辖终字第00216号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赣立终字第44号民事裁定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津民辖终138号

（二）有的法院以保理合同约定管辖为准

案例一：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与中色物流（天津）有限公司、青岛德诚矿业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关键词】合并审理

债权转让

【裁判要旨】本案应收账款的债权转让与保理合同的订立构成一笔完整的保理业务，涉及三方权利义务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债务人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加盖公章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视为其接受保理合同相关条款的约束。【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98号案例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周村支行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供电公司、淄博长城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关键词】共同被告

保理合同

约定管辖

合法有效【裁判要旨】该案系因履行《保理合同》引发的纠纷。在保理合同履行过程中，保理商可以以保理合同的债务人和基础合同的债务人为被告，一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鉴于农行淄博周村支行与长城电缆公司签订的《保理合同》明确约定争议解决方式为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约定合法有效。【案件索引】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辖终字第156号案例三：开滦集团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分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合同纠纷案【关键词】债权转让

合同履行地

保理合同【裁判要旨】合同履行地

基础合同

债权转让为前提涉案保理融资款是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汇入蓝粤公司在开户行建行荔湾支行设立的账号，即本案合同履行地是在广东省广州市。【案例索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6号同类的司法判例有：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民管字第00041号民事裁定书《咸阳川庆鑫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贸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合同纠纷一案》，主要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本案依据被上诉人建行洛阳分行在民事起诉状中的主张确定案由为合同纠纷并据《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确定案件管辖并无不当。2.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00045号民事裁定书《开滦集团国际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进出口分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借款合同纠纷》，该院认为：进出口银行提起本诉，要求蓝粤公司偿还借款2.1亿元，并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要求开滦集团、蓝海公司、粤东公司、蓝文彬对同一诉讼标的承担给付义务或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的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一审法院依据进出口银行主张确定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并据此确定案件管辖，符合法律规定。开滦集团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裁定驳回其管辖权异议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以上判例检索指引：法院审级 案号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98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辖终字第156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豫法民管字第00041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00045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立民终字第56号

（三）有的法院内部不同法官亦存在不同的认知如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字38号民事裁定书与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98号，一个认定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一个认为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合并审理，一个认为应该受基础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一个认为应该受保理合同管辖条款的约束。

三、问题的原因：诉的合并的立法规定模糊与法律适用的缺失

1.关于诉的合并的立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2.诉的合并的法理诠释。法学界把共同诉讼分为两类：普通共同诉讼和必要共同诉讼。本条第一款对此有对应的规定：必要公共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诉讼，必要共同诉讼人具有共同的权利或义务，是不可分之诉；普通共同诉讼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共同进行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只是诉讼标的上有牵连，是可分之诉。3.诉的合并的标准。诉讼标的指民事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请求法院审判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民事实体权利，我国根据诉讼标的来确认案由。一个诉只有一个诉讼标的，若同一个诉讼程序中存在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则为两个以上的诉。可以合并的诉讼应“基于同一事实”发生（法律事实是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现场），各个单纯之诉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具有牵连，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4.诉的合并的常见类型。司法实践看，以下情形可以认为诉的牵连性较为紧密：第一，各个诉的当事人诉求指向同一法律关系；第二，存在多个法律关系，但各个诉的当事人诉求基于同一事实而产生；第三，各个诉之间涉及的法律关系存在主从关系；第四，各个诉的当事人存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综上，笔者认为，基于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存有牵连关系，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之间具有重一致性和重叠性，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真正连带关系，加之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审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提高审判效率等因素，保理合同之诉与基础合同之诉具有诉的合并的法理依据。首先，基础合同的存在是保理合同缔约的前提，二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合同，但是二者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约定存有牵连。如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真实债权情况关系直接与保理商的切身权益。其次，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可能的不真正连带关系。保理商基于保理合同对债务人和基于债权的转让对债权人，均具有行使请求权的基础，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可能性。再次，保理合同之诉和基础合同之诉所依据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具有牵连，具有一致性或者重叠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9号《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二支行、上海麟旺贸易有限公司等其他合同纠纷》，该院认为，虽然应收账款转让后的债权债务关系与保理融资法律关系为两个法律关系，但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不宜分案审理的观点是正确的。）如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保理合同的履行情况，均涉及到债权人与债务人一方责任的豁免或减免。最后，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审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厘定当事人具体责任，防止相互矛盾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

四、保理合同纠纷管辖冲突时应以基础合同确定管辖法院 根据保理商的诉讼策略和诉讼请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要情形：1.若保理商仅起诉债权人的，根据保理合同约定或法定确定管辖法院。保理商与债权人因保理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发生纠纷，仅以债权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按照双方签订的保理协议确定管辖。存在约定管辖条款的，由约定管辖法院管辖。无约定管辖、约定管辖不明或约定管辖无效的，应由被告住所地或保理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2.若保理商仅起诉债务人的，应根据基础合同的约定或法定确定管辖法院。保理商仅以基础合同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清偿到期应收账款的，若债务人提出异议的，应当根据基础合同确定管辖。3.若保理商同时起诉债权人和债务人，如果债务人提出了管辖权异议，应当适用基础合同约定的管辖或依据基础合同确定法定管辖：第一，基于诉的合并的理论，由保理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或法定管辖法院审理具有法律依据。基于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存有牵连关系，所依据的法律事实之间具有重一致性和重叠性，在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加之两个法律关系一并审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提高审判效率等因素，保理合同之诉与基础合同之诉具有诉的合并的法理依据，保理商因保理合同而主张的约定管辖权或法定管辖权。第二，保理合同纠纷之诉属于普通的共同诉讼，是否合并审理应当征求当事人意见。首先，保理合同纠纷属于可分之诉，保理合同纠纷涉及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两个合同亦无主从之说，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属于可分之诉；其次，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诉讼标的不同一，保理合同的诉讼标的是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权利之争，而基础合同的诉讼标的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民事实体权利之争，两个合同三个主体之间主体不同、权利义务不同，如保理合同的一方债权人不同，但保理商与不同债权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之争可大致相同，而基础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可能是买卖货款权利之争、可能是租金收支权利之争、可能是收费权存费权利之争；最后，根据民事诉讼法52条规定，普通共同之诉合并审理，法院应当主动释明，征求当事人意见，若当事人不同意，也不能合并审理。第三，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颁布后，应当适用优先适用该解释第三十三条。首先，保理业务中债权转让属于合同权利转让的一种，保理商对基础合同的审查能够推断其应明知基础合同的管辖条款。该解释第33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合同转让包括合同中权利的转让、义务的转让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保理业务的债权转让属于合同权利转让的一种情形，应当适用该解释；其次，而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实施于2011年，根据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52条规定“最高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最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效力高于民事案由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仅是最高法院的内部工作文件，与经过最高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的司法解释相比，效力等级较差。第四，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法院可以合并而不是应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该条规定中明确，基于同一事实起诉，可以合并审理，但该条仍受《民事诉讼法》52条的限制，对于普通的共同诉讼，仍然需要征求当事人的意见。

参考资料：1.沈德咏：《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2015版。2.陈灿平、肖秋平：《自由贸易试验区保理法律适用问题探究》，载《人民司法》，2015年。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

（一）》4.冯宁：《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分析》，载《人民司法》，2015年。简介:为企业法务提供及时法律资讯，包括企业内部管理法律风险控制、企业投融资、并购重组、上市、知识产权、劳动人事等。服务法务需求，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第二篇：关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之分析（定稿）

关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之分析

一、个人所得税概要

（一）什么是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征税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

（二）目前我国实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我国个人所得税最早在1980年9月1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中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至此我国建立了个人所得税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增长以及各项事业取得的进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也进行了多次改革。

目前我实施的计税方法是在2011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中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委员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的决定，根据决定，从2011年9月1日起，我国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通常称为个税起征点)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每月3500元。在税率方面，各项所得分类征收，实行差别税率。分类所得个人所得税制度，分为几个大类：工资和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个人得独资和合资企业生产经营所得、转让财产所得、股息和股利所得等等，不同类别所得按不同规矩来征收。

（三）现行个税征收制度的不合理

个人所得税作为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其主要功能应是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财富分配公平。因此，量能负担公平原则应是个人所得税的首要课税原则。在2014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要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有关统计显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三分之二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社会上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现在个人所得税已沦为“工薪所得税”。

近年来中国个税起征点有过几次调整，从最早的800元到1600元，再到2000元，又到现在的3500元，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放在二十年前可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因为二十年前人们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基本靠工资收入。如今工薪阶层增加了很多的支出内容，如医疗支出、教育费用、养老保障等。起征点越高，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就越少。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那么纳税人数约可占工薪阶层的23%，而如果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为2500元，那么23%的纳税人数有可能就会变成18%或者更少，这就违背了税收的最基本的公平原则，也就是“普遍纳税”的公平原则。纳税人越少越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越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应纳税额=（当月工资、薪金收入-3500）*税率-速算扣除数，仅仅从这个公式上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税制仍然按照富人的标准来对他们征税。低收入者免征个税而高收入者却大量的脱逃税款，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纳税的主体，这是有违个税设置的初衷的。

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利弊比较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整体，共同从事生产、投资和消费行为，共同承担家庭经济负担。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它的稳定也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家庭经济负担对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起着制约的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采用个人所得税的免征扣除额，是随纳税人家庭结构及个人情况的不同而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已婚夫妻双方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缴税，未婚单身者则采用以个人为单位缴税，并且对抚养子女或者瞻仰老人采取差别征收。这则使得征税及合理又公平。在个税起征点上国家也应该在不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的情况下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得到实惠，减轻目前工薪阶层家庭的生活压力。

（一）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必要性

1、减缓通货膨胀下家庭生存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的同时，住房、医疗、教育支出也快速增长，再加上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也步步紧逼，使得工薪阶层的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举个例子，一企业中层，每月收入2万元，每月应缴纳的社保部分为2103.84元、个人所得税2594.04元，最后的税后月收入为15302元。单从这个数据来看，他可以比较舒适的生活。可如果再承担子女的费用，家庭住房、基本生活的开支，每个月也所剩无几了。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是以个人为单位对纳税人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既未考虑家庭经济负担的差异，也未对纳税人的实际税负能力进行考量，从而偏离了个人所得税调节居民收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和原则。家庭经济负担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为此要公平地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就必须对纳税人的家庭经济负担进行具体的分析和了解，而不应将纳税人的收入状况同家庭的经济状况割裂开来考虑，否则，就会形成“穷人纳税，富人避税”的不公正局面。

2、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有效途径

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是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方向，与以个人为单位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家庭课税是指把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都纳入到应纳税所得额中，在实际计算过程中按照个人收入叠加，得出家庭的收入总额，即应纳税所得额。以家庭为 单位的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是综合所得税制的一种，这种课税模式的优势在于将家庭的综合所得在进行一定的费用扣除之后征税，可以考虑到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也使获得同样收入的家庭交同样的税，即实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

（二）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施的难点

1、家庭人数的界定

我国的核心家庭与西方的核心家庭结构不完全一样，即西方的核心家庭是三口或四口之家，包括夫妻双方及孩子。一般很少有几代同堂的情况，这样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容易设计税率水平，因为家庭结构基本是同质的。但我国的家庭结构要比西方复杂得多，至少存在3种结构：三口之家、三代同堂的家庭、四代同堂的家庭。这些都是设计“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个税”时所应考虑到的。但这些差别都是技术问题。

2、扣除项目及标准

现行税法规定：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金融机构实际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不计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基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应将其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如果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其扣除标准中应该考虑纳税人赡养人口的多少、健康状况等所引发的不同开支水平、以及通货膨胀、医疗、教育、住房等不同情况。但由于家庭成员的情况差别较大，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其基本生计费用如何合理扣除是一个既涉及公平又涉及效率的问题。

3、家庭收入的统计与检测

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复杂化，人们的收入来源也日趋多样化，并且由于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征管信息传递并不准确，而且时效性很差，不但纳税人的信息资料不能跨征管区域顺利传递，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税务部门要完全准确掌握家庭收入难度很大。家庭收入不能准确掌握，也就无法准确计算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不能准确计算计税依据，也就不能做到量能负担，实现个税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这一问题实际上已存在于目前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只不过在家庭为纳税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下，又增加了汇总的难度。

三、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完善的配套条件

（一）完善代扣代缴制度与自行申报制度的结合

代扣代缴是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主要方式，也是控制税源和保证税款及时均衡入库的主要途径，做好代扣代缴工作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行代扣代缴单位登记制度，各单位要全面登记，依法扣缴，并与税务部门签订“代扣代缴责任书”，加强代扣代缴工作的责任；同时，还必须建立系统的管理机制，对扣缴责任人的扣缴行为实施有效的跟踪管理和监控，并进行分析其扣缴是否正常；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与自行申报制度的结合，即由扣缴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分别向主管机关申报个人所得及纳税情况，在两者之间建立交叉稽核体系。

（二）建立计算机征管系统

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个人收入记录系统和家庭收入记录系统以及个人信用记录，个人家庭信息不透明等复杂的情况使得我们的个税改革困难很大，但是不改革的话，长久以往个税制不仅不能够实现设计的初衷，反而会更加拉大贫富差距，引起社会的动荡。另外个人及家庭收入隐形化是困扰个人所得税征管的一大难题，能否实现隐形收入显形化是个人所得税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加因此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全方位监控，并逐步实现同银行、企业的联网，形成社会办税、护税网络。逐步缩小现金支付的范围，使所有的收支状况尽可能地置于税银联网的监控下。加强和先关部门的配合协调，共同打击偷逃个税行为。

（三）加大对偷逃税行为的稽查力度和处罚力度

建立一支具有权威性、拥有相应技术手段的稽查队伍。加强税务司法体系的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良好的处罚机制使偷逃税行为及时地受到应有的处罚，让任何偷逃税行为都变得不划算，从利益机制上促使纳税人依法纳税。

（四）逐步培养纳税人积极主动纳税的意识

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法规上的规定，一方面严厉打击偷逃税行为，使偷逃税者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并逐步改变我国纳税人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情况，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大部分公民体会到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从大的层面上是惠及千家万户，从小的层面上也能让大部分纳税者感受的税收代给自己的实惠，愿意成为纳税的一员。

综上所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家庭课税制下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改革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这项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种新型的纳税主体模式比现行单一的以个人为主体征税更能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变化，更能充分促进个人所得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也更加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切实可行。

参考文献

[1]李永贵主编.《个人所得税改革与比较》.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2] 杨卫华.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路在何方[J].中国税务，2009，（5）[3]刘雄飞.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分析[J].池州学院学报，2010，（2）

[4]陈香珠.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家庭课税制的可行性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6）

第三篇：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

内容摘要：关键词: 司法改革/成就与问题/改革路径/司法理念/改革方法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从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司法改革不仅开启了当代 中国 司法 现代 化的崭新历程，也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 发展 步伐。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是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问题，具体表现为司法改革缺乏统一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明确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确定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制度的整体现代化；确立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核心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走反思性司法改革道路是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径，其关键是要反思司法改革的方法，尤其要注重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方法、综合研究方法和局部试点方法的运用。

关键词: 司法改革/成就与问题/改革路径/司法理念/改革方法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以来的30多年，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经济 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迅猛发展、快速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人民法院及时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推行司法改革[1]，开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如何梳理和 总结 当代中国司法改革30多年来的总体进程和成就，透视当下中国司法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而探寻在全球化时代和司法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和方法，此乃当代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必须认真思考和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也是当代中国 法律 人应该勇敢担当的 历史 使命。

一、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及其成就

从改革开放30年来司法改革的总体进程来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呈现出一条由司法规范重建——审判方式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在重建司法规范制度和恢复司法秩序的基础上，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切入点，不断深化改革，逐步推进到审判组织、审判程序、机构设置、法官职业化、法官人事制度、管理制度等法院制度的各个层面。司法改革走过的30多年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恢复重建司法规范为主的阶段，以审判机制及方式改革为主的阶段和以司法体制改革为主的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90年代初为司法改革的第一阶段，核心是重建司法规范制度和恢复司法秩序，致力于变革一般司法审判工作方法，规范审判行为和诉讼程序。在这一阶段中，人民法院积极消除“文革”中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拨乱反正，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恢复法院建制，重建司法规范。1988年6月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提出要搞好法院自身的改革，加强和完善自身的机制。会议指出，要认真执行公开审判制度；要切实改进合议庭工作；要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提高办案效率；要改革法院干部 教育 培训管理体制，建立多层次、正规化的法院干部教育培训体系；要推进法院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很显然，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法院改革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设想与方案。[2]在这样的思路下，人民法院自发地在法院内部进行着“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审判逐步由一般工作方法转向司法工作方法，强化了司法的程序性和规范性。但这一规范过程直到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颁布实施才真正完成。

90年代初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是司法改革阶段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的这十年间，我国各项立法逐步完备，群众法治观念、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法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法院受理案件持续保持大幅上升的势头，审判力量与任务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原有的审判方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于是，法院改革开始在更加广泛的背景下和更大的范围内逐步展开，由此，司法改革步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法院改革的主要领域之一为全面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公正、效率、平等、独立、罪刑法定、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价值理念，在程序完善、机制创新和审判方式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少法院自觉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庭审模式由以法官为主的“纠问式”向以当事人平等“对抗制”转变，要求当庭举证、质证、认证[3]，强调法官中立，当事人双方平等。这一阶段前期主要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围绕一条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发展关系的主线展开，即从强调举证责任到重视审判公开，再到重新认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4]受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成效的激励，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也逐步展开，到1996年修改形成新的《刑事诉讼法》时，已经基本确立了控辩式的刑事庭审方式。1996年，最高法院召开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改革的目标、内容和基本要求。进入新世纪，公正与效率成为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肖扬指出：“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5]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后期的司法改革向广度和深度延伸，扩展至整体法院制度。最高法院于1999年颁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就从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建立符合审判工作 规律 的审判组织形式、科学 设置人民法院内部机构、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部署了39项改革任务。在最高法院的统一指导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由自下而上转变为自上而下，取得了多方面成效：其一，改革内部机构职能，实行立审分开、审执分离、审监分立。其二，改革审判权行使方式，推行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还权于合议庭和法官，强调司法独立。其三，探索法官职业化建设，尝试推行法官员额和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其四，改革司法礼仪，脱下大盖帽，换上法官制服、穿上法袍、敲响法槌，强化法官职业特点[6]。等等。

司法改革第三阶段的启动标志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司法改革的主要指向是宏观司法体制安排。继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之后，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2003年5月，中央宣布成立由罗干担任组长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指导全国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进行。该领导小组的设立实际上标志着主导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核心机构的出现，以及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策略和模式的最终确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于2004年推出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表明我国宏观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积极推进[7]。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最高法院又于2005年颁布了第二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在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执行体制与工作机制、审判组织与审判机构、司法审判管理与司法政务管理、司法人事管理、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探索法院体制改革等八个方面，部署了50项改革任务。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指向宏观体制层面的信号越来越强，在强化司法统一、合理和优化配置审判检察等司法职权，推进司法职业化，健全法官职业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

从司法改革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司法改革确实是透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法治建设和司法发展状况的一个窗口。司法改革客观推动了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审判队伍的素质普遍提高，司法程序更为完善，社会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中国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司法改革不仅开启了当代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崭新历程，也有效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步伐。

相对于宏观体制性司法改革而言，虽然法院前期“改革只是司法机关内部工作机构的改变、工作方式的转换，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改革。”[8]但这并不表示前期司法改革不重要，因为在审判方式、工作机制和司法程序方面的改革均属于深层次司法改革的量变阶段，其对深层次司法改革的积极影响需要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

虽然第三阶段的过程会很长、很缓慢，但法治是对顺应社会结构转变的治理方式重大变化的一种回应，当前司法调整不到位的内在紧张关系会使得司法改革不断完善[9]。也就是说，司法能力难以应对社会纠纷是当前司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一现实矛盾会不断作用于制度变革，促使宏观政治体制层面重新定位司法的功能与地位。当然，这一阶段改革难度很大，需要调整的利益关系重大而复杂，必须积极推动立法来实现。

二、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突出问题

司法改革是实现司法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其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和个人权利的影响意义深远。司法改革本身具有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司法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施，当前尤其要对30多年的司法改革进行多向度的反思，在全面总结30多年司法改革经验与得失的基础上展开问题分析，为下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指引和借鉴。

客观地说，30多年来的司法改革实践活动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例如，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法院制度，改革措施局限在中观、微观和技术层面；又如，“这些措施大体上还是在现行司法制度和现行司法体制下进行的，没有触及制度和体制本身。”[10]再如，司法改革的自发性、分散性、随意性较为明显，缺少必要的价值目标指引和整体规划设计，从宏观审视呈现出零打碎敲、杂乱无章的态势。这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问题。这种司法改革的全局性缺失，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一）统一性问题

司法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因素纷繁复杂，需要强有力的统一协调指挥。在司法改革初期，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是改革的主体，省、市法院协调指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司法改革不协调、不平衡、不统一的问题十分突出。进入90年代后期，司法改革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关注，以第一个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为标志[11]，最高法院开始统一协调指挥全国法院的司法改革。但由于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上升为国家整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所以，对统一协调指挥的要求大大增加，最高法院的力量明显不足，来自司法系统内外的重重阻力使得司法改革举步维艰。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中央于2003年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承担统一指挥协调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职能。但是，由于专门机构的地位不高，协调相关部门的能力不强，司法改革依然无法打破僵局，在国家宏观层面上整体、统一推进司法制度改革的力量仍显不足。改革基本仍由司法机关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进行，使得改革缺乏整体设计乃至整个社会的广泛参与。司法统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司法原则，司法改革的思路和步调不统一，不但制约了司法改革的进展和深度，也加剧了全国各地司法尺度不统一的问题，进而可能损害司法公正。

（二）计划性问题

庞大繁杂的司法改革需要周密的计划安排，以保证司法改革的目的性、规范性和有序性。但从前期司法改革的实际过程分析，即使最高法院以下发《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形式，对各地法院推进司法改革提出了宏观要求，但其规定的内容多属粗线条，在缺乏相对成熟的司法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容易导致一些改革措施被误读或曲解。近年来，尽管最高法院关注到这一问题[12]，并以多种方式加大了对人民法院司法改革进行统一规范的力度，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各级法院在改革中各自为战，做法不一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也使司法改革的整体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亦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的统一。同时，由于缺乏统一规范和有力监督，缺乏严格的审批备案制度，致使各地在改革措施的推行上，随意性大，偶然性强，激情超越了理性。一方面，改革措施频频，如2002年全国各地就出台改革措施100多项，主要有证人宣誓、辩诉交易、法官后语、量刑答辩等等[13]。另一方面，有的法院改革措施没有论证和评估，就仓促出台，往往缺乏实效，甚至有可能起到负作用。如，有的法院不能正确理解审判流程管理的制度价值，片面地从加强对法官的监督的角度出发，规定立案庭负责对案件进行调查取证，不利于承办案件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全面、准确把握；有的法院推行“审调分离”制度，将调解人为地从审判过程中分离出去，并由专人负责，调解不成再由法官通过审判程序进行审理，既浪费了审判资源，也不利于案件的快捷有效解决。再者，由于法院改革“自上而下”的运行态势，有的基层法院在改革中取得的良好经验，欲在更广泛范围内进行推广，因缺乏总体协调，导致推广颇费周折且实效甚微。

（三）系统性问题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和审判工作均处于一定的系统中，受到系统内外相关因素的制约。司法改革的理性模式应是系统性的创新和完善。反观司法改革实践，多从法院自身出发、从某个具体问题出发，局限在一个狭小范围，对改革涉及的主体客体、上下层级、前后衔接、系统内外等密切相关的要素，缺少必要的逻辑分析和制度照应。改革措施不能对相关因素作出预先反应，就必然受到系统其他要素和条件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突出表现为保障措施、配套制度跟不上，制度衔接和部门配合经常出问题，部门割据、地方割据现象严重，从而严重影响司法改革的效果。比如，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各自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内容有不少地方相互冲突，几经协调也难以统一，最后不得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联合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及司法部出台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样一个既非立法解释也非司法解释的不伦不类的规范性文件。又比如在法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法官助理制度、书记员单列等改革积极性不高，支持力度不大，致使这几项改革至今难以全面实行。同时，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加剧。在司法改革初期，就刑事、民事审判机制的改革大多局限于法律制度框架内开展。这些改革措施主要是针对原来的审判方式或者审判习惯，而这些审判方式或审判习惯，实际上大部分都不符合法律规定。尽管有的审判方式或审判习惯已经被制度化，但这些制度化的审判方式或审判习惯与法律的既有规定是冲突的。因此，当时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回归法律规定的内容。随着改革的深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已没有太多的回旋空间，如何在大胆进行改革探索与遵循法律规定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是司法改革的推进者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实践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些改革措施已经无原则地突破了现有法律规定，因其涉嫌“越权违法搞改革”[14]，司法改革措施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引发了广泛争议，也在社会大系统中受到了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学者和社会大众的批评。当前，司法改革的系统性问题已经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三、司法改革的目标取向

解决问题的出路何在？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走向何方？

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社会不断加速转型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有制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转变，治国方略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社会环境由封闭型逐步向开放型发展，以及国家社会高度统一的一元结构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过渡”[15]，社会转型对我国司法改革影响深刻，尤其表现在司法改革宏观目标的选择上。目标具有决定司法改革基本走向和制度选择的作用，当前，司法改革最关键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明确司法改革的价值目标，确定深入推进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国宪法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治国方略和奋斗目标，而司法制度的现代化是实现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应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实现司法制度的整体现代化。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积极推行司法改革，其基本目标都指向了公正与效率。公正（justice）即公平正义，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与司法权运作有关的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实体到程序，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而有序的状态。”[16]公正是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核心价值目标，在司法制度创新过程中应把能否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作为司法改革制度选择和成效评估的首要标准。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应作为司法改革的整体价值取向。但传统司法观念和现有司法制度中，忽视了程序的独立价值及程序对保障实体的积极意义，重实体、轻程序的价值倾向时有表现，危害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西方有句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司法改革不仅要把结果公正当成目标，还应当保证当事人在规范、公开、平等的司法程序中实现公平正义。因此，深入推进司法改革，必须按照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积极对司法制度进行调整和创新，建设富有公正性的司法制度。

效率（efficient）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17]，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佳的司法效果。[18]高效是对司法制度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及时性要求，尤其是在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大幅增加[19]的趋势中，更应通过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司法效率。同时，“迟到的正义是非正义”，高效司法也是公正司法的内在要求。司法工作拖拉、延迟，不仅表明了司法程序本身不合理，也会直接损害结果公正和法院形象。因此，制度创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制度的实际应用，保证最短时间、最少司法审判资源投入生产出最佳司法审判效果。在结果正义传统深厚的现实司法环境中，我们更应该充分意识到效率价值对于司法制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诉讼效率低、周期长是世界司法活动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应把保证司法制度和司法活动的高效性作为司法改革的持久目标，通过创新简便、快捷、低成本的司法程序，实现富有效率的司法。

权威（authority）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20]，司法权威是指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活动和裁判终局性、强制性的保障，使司法具有的力量和威望。权威与公正、高效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权威是公正、高效价值目标得以顺利实现的基本保证，而司法制度的权威依赖于制度本身设计的公平、公开和公正程度，也有赖于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和司法水平。树立司法权威是近年来由司法现实反压出来的一个突出而迫切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前期司法改革对司法权威建设的缺位。因此，我们应当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特别重视权威目标的指向，在制度创新时注意司法权威的树立和体现，保证司法裁判的公正性、高效性和终局性，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法官的职业化，保证足够的国家强制力支持，实现富有权威的司法。

公正、高效、权威是现代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取向。司法改革的具体措施都应当以追求司法制度整体现代化为基本目标，充分考虑公正、高效、权威价值对制度具体设计的要求。积极稳妥地通过司法改革，不断完善审判制度及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制度的现代化。

四、司法改革的现代理念

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司法现代化的第一步，是司法观念的现代化”[2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确立现代司法理念，是当前推动司法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现代司法理念是人们在认识司法活动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现代司法理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司法的独立、中立、民主、公正、公开、效率、廉洁、职业化、终局性以及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诸多内容。可以说，没有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引，就难以保证司法改革的公正性、正确性和目标性，也就无法继续推进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法律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改革必须坚持的现代司法理念，是抉择改革措施、判断改革成效的基本标准。

第四篇：判例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无效房屋租赁合同的裁判态度(以民商事审判标兵深圳中院为例)

判例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无效房屋租赁合同的裁判态度（以民商事审判标兵深圳中院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在面对一些具体的情形是如何依据该规定认定合同无效，致合同无效后的责任分担比例等，我们以民商事审判的标兵深圳中院为例，整理了深圳中院2015年的房屋租赁案件裁判文书，从中选出七个具有代表性的裁判结论。

一、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房屋擅自改变房屋用途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案号】（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912号【案情概述】2013年8月30日，甲方（出租人）和乙方（承租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乙方租赁甲方的位于深圳市XX广场XX层的铺位并已实际经营。2013年11月25日，由江苏省某星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工程施工联系单》，载明承租人承租的物业根据消防要求，达不到消防验收条件。后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二直属管理局发出《市规划国土委第二直属管理局关于确认XX广场XX层相关情况的复函》如下：

一、XX广场某XX层擅自将部分设备房和停车位改建为商铺，现商铺面积约3500平方米，涉嫌改变了原部分设备用房及停车位的使用性质。

二、经查，2002年11月核发《深圳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该项目未在我局办理过XX层改变使用性质的施工图修改。【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涉案房屋是否改变使用性质、出租人对涉案租赁物是否享有使用权，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规定的租赁合同无效的范围。虽然改变房屋用途应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涉案商铺在开业前也应当进行消防验收，但上述规定并非导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此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如果上述问题属实，承租人可申请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就上述问题作出行政处理，至于上述相关问题是否导致承租方产生损失等民事纠纷问题，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二、出租仅取得了《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的住宅，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523号【案情概述】2008年9月1日，深圳市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江某某出具了一份《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准予住宅施工。后该住宅由谢某某（江某某的儿媳）出租给某某公司使用。【法院观点】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屋所有人虽取得深圳市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具的《龙岗区某某街道原村民非商品住宅施工通知书》，但未领取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施工许可证，某某公司、谢某某签订的《租房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深圳中院对原审法院的判决予以维持。

三、在《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许可的范围上加盖数层后整体出租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751号【案情概述】2014年7月26日，朱某某、谢某签订了一份《某某房屋承包租赁合同》，约定朱某某将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XX两栋数层高的自有物业承包给谢平代为管理。后法院查明，租赁房屋并未办理相应的产权登记。根据朱某某提供的租赁房屋的《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显示许可建设的仅分别为2层和3层的私人住宅。【法院观点】原审法院认为：出租人就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朱某某、谢某所签订的《樟坑房屋承包租赁合同》所约定租赁的房屋，已超出及其相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范围，则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深圳中院认为：涉案两栋房屋均未按《村镇住宅建筑许可证》的规定建设，存在违法加建的情形，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认定涉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认定正确。

四、将拥有合法产权的房产分割为若干间并出租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

【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087号【案情概述】位于深圳市罗湖区X号六层住宅X栋X号的房产，房屋性质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为156.72平方米。X栋X号房产被分割成若干套房产并用于出租，其中的一套被出租人何某将X栋X房出租给承租人。【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涉案房产原来经过了规划验收，在何某将涉案房产改建为11间房屋后，变更了原来的规划，何某应就改建行为另行申请变更规划，获取有关部门的同意。何某在一、二审没有提交经过规划部门同意的变更涉案房产原来规划的有关文件，因此，本院认定涉案房产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何某与王某签订的涉案房产租赁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延伸】不同的合议庭对此问题可能持有不同的裁判态度，在（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617号判决书中，原审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各方根据过错程度承担合同解除的责任。深圳中院认为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某某公司在装修中将涉案房产分隔成若干小间，而深圳市公安局南山派出所等相关主管部门发出的《整治“房中房”温馨提示》已确认将房屋分隔成若干小间出租、居住的行为违反行政管理规定，应予以整改，并维持了原审法院的判决。

五、取得了《建筑许可证》的村民住宅拆掉重建后出租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905号【案情概述】1987年，深圳市xx管理区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出具了x建证第（xx）xx号《建筑许可证》，批准在xx宅基地上建房一栋三层，共计240平方米。后，陈某某拆除了原房屋后重建了一栋房屋，2009年11月23日，深圳市福田区xx街道办事处出具《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建筑普查申报表》（普查申报编号：xxxxxx），显示：涉案房产所在的建筑层数共七层，用地面积460平方米，批准文号“上建证第（xx）xxx号”。陈某某将重建楼房中的部分房屋出租给了周某某并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陈某某在二审中确认涉案房屋在九十年代重建时，没有办理报批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陈某某与周某某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六、租赁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造成承租人财产损失的，出租人需承担部分责任 【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615号【案情概述】2012年6月29日，平某公司将深圳市xx区xx办xx工业区某栋1-4楼的厂房出租给某某公司使用。2012年7月4日，某某公司将xx区xx办xx工业区某栋一楼的厂房租给葛某某，租赁期内深圳市普降暴雨，涉案房产被水浸，造成葛某某财产损失，对于葛某某的财产损失，某某公司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后，涉案房产被原审法院认定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双方签订的“承租”涉案房产的《合作协议》为无效合同。【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某某公司将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的房屋转租予葛某某，而葛某某亦未审慎核实房屋合法产权状况即承租涉案房屋，双方对于无效合同的签订及履行均存在过错。本案中，暴雨水浸导致涉案房屋内设备及物品损坏，系因双方在履行无效转租合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律责任的规定，自应由双方当事人按各自过错程度对该损失进行分担。而某某公司上诉称水浸事故属不可抗力，其按约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合同法上的“不可抗力”系立法针对合同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即违约责任所设的免责事由，而与合同无效法律责任的承担无关，不适用于本案纠纷。本案当事人之间的《合作协议》属无效合同，当事人在该合同中的相关免责约定一并无效，因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由法律直接特别规定，故既不存在违约责任和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也不应依据当事人在无效合同中的免责约定来判定是否应承担合同无效法律责任。

七、经出租人同意的装修，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承租人装修现值损失，出租人承担60%的责任【案号】（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484号【案情概述】范某某自以为承租人先后与某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多份，租赁房产多处，因涉案房屋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范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书》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被法院认定无效。租赁房产的装修现值经评估合计为354419元。【法院观点】深圳中院认为：某某公司作为出租方，在涉案房产未取得合法产权证明的情况下出租涉案房产，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范某某作为承租方，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应承担次要过错责任。原审酌情认定某某公司承担60%的责任，范某某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延伸】在没有其他原因，仅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致房屋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对装修现值损失的分担比例，不同的合议庭有不同的分担比例，但出租人承担的限制损失的比例基本都在50%-70%的范围间。法学君打理公众号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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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唐广良：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可能涉及的管辖问题——以美国法院近期的两个案件为例

唐广良：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可能涉及的管辖问题——以美国

法院近期的两个案件为例

内容提要: 我国企业及其产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会面临来自海外的侵犯知识产权指控，需要熟悉国外法律关于管辖的规定，做好应诉的细节工作，同时要审慎决定是否有必要在国外设立商业机构和开展商业活动。

关键词: 海外/管辖/知识产权

随着我国企业及其产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涉及知识产权的“海外维权”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相比，我国企业面临的“维权”问题不仅涉及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而且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应对来自海外的侵犯知识产权指控。本文将以近期美国法院审理的两起涉及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案件为引线，集中讨论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知识侵权指控时的应对策略。

一、两个参照案例[1]

第一起案件发生在传统产业领域——轮胎产业。案件起因是我国山东招远的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阿联酋迪拜的Al Dobowi，Ltd.公司合作生产一种矿山机械用橡胶轮胎并销往美国，被美国佛罗里达州的TIRE ENGINEERINGAND DISTRIBUTION，LLC，d/b/a Alpha TyreSystems，d/b/a Alpha Mining Systems以侵犯版权、侵犯商标权、商业共谋等为由诉至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在陪审团裁定各项指控均成立的前提下，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判令两被告共同向原告承担2600万美元的赔偿及高达63万美元的律师费。两被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美国联邦第四巡回法院。上诉法院经过审理，部分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包括一审法院关于被告侵犯原告商标权及构成商业共谋的指控，但仍然支持了一审法院判决的2600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判决。

第二起案件发生在服务业领域。原告是美国的LABTEST INTERNATIONAL，INC.，d/b/a Intertek Consumer Goods North America，简称Intertek，是一家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的，向消费品产业提供产品检验、测试及认证服务的公司。被告是我国深圳的CENTRE TESTING INTERNATIONAL CORP.（深圳华测鹏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简称“华测认证”或“CTI Certification”，原为CQC深圳评审中心），简称CTI，与原告同属于产品检测与论证服务提供商。原告在我国举办的博览会上发现，被告散发的一些资料实际上是未经许可复制原告享有版权的培训资料。与此同时，被告网站上还声称提供一些培训课程，其中使用的教材也是未经许可复制的原告的资料。于是，原告便向美国康涅狄格地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被告侵犯了其受美国版权法保护的资料。被告以其行为发生于中国，因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提出异议。法院经审理支持了被告的管辖异议。原告不满康涅狄格州联邦地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又以相同诉因向位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同时提出反诉，以原告的行为构成“滥诉（vexatious litigation）”为由，请求法院判决原告赔偿其为在康涅狄格州应诉而支出的律师费。伊利诺斯州联邦地区法院判决支持了被告的管辖异议，但以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的行为构成滥诉为由，驳回了被告要求原告承担其前诉律师费的主张。

以上两个案件的被告均涉及我国企业，而且被指控的侵权行为都发生在我国。虽然被告均提出了管辖异议，但第一个案件的管辖异议未获法院支持，第二个案件两次立案后，法院均以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针对两个案件的不同结果，本文将作出以下梳理。

二、美国关于对人管辖的法律与判例

法院的管辖可分为对人的管辖（或称“属人管辖”）和对物的管辖（或称“属地管辖”）两类。本文只涉及对人的管辖问题。

美国法上关于对人的管辖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美国宪法。根据美国《宪法》1791年第5修正案及1886年第14修正案的规定，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一原则规定要求美国法院审理的任何案件都必须建立在“正当程序”基础之上。

至于何为“正当程序”，必须将联邦立法、行政条例及相关的判例结合在一起方能确定。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条例》第12条（b）的规定，作为被告，除了与原告辩论以争取胜诉外，还可以对案件本身提出异议，理由包括：（1）对标的物没有管辖权；（2）对人没有管辖权；（3）审理地点不合适；（4）程序不充分；（5）文书送达有缺陷；（6）缺少明确的诉讼请求；（7）有独立请求权的当事人未加入诉讼。

就本文涉及的两个案件而言，被告均以受案法院没有“对人管辖权”为由提出抗辩。因此，下面将集中讨论美国法院如何确定“对人管辖权”。

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些判例中[2]将对人的管辖的确立区分为一般管辖与具体管辖两种情况。按照该院的解释，只要被告与法院地之间有“连续且系统的联系”，一般管辖即可成立。但究竟什么样的联系属于“连续且系统的联系”，则还要考查多种因素。在一般管辖得以成立的情况下，法院能否对具体的案件主张“具体管辖”，则除了要求被告与法院地有此种联系之外，相关的诉由还必须是源自这种联系，或者与这种联系有直接的关联性。

通常情况下，对人的管辖的确立首先要考查的是被告的国籍与住所。一旦案件涉及的被告不是法院地的国民（包括公民及居民），从主体上说，该案就属于“涉外”案件；法院要主张对人的管辖，就构成了美国法上的“域外管辖”或“长臂管辖”。虽然美国各州关于长臂管辖的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必须与美国宪法确立的“正当程序”原则相一致。某些案件的法官甚至解释说，判断长臂管辖能否成立，最终实际上就是要看法院行使管辖权是否符合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确立的“正当程序”原则。[3]

由于域外管辖或长臂管辖的初始目的是方便本国国民的诉讼，并且通过本国法院的管辖，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所以在传统上，美国法院在接到原告起诉后，都会尽可能找到其得以行使管辖权的理由。为此，“最低联系”原则逐渐被确立。

所谓“最低联系”，就是要求法院在行使对案件的管辖权时，至少应当有一个起码的门槛。前面所述的美国最高法院在相关案件中确立的标准通常会被美国法院援引来认定最低联系，即“一般管辖”+“具体管辖”的双重审查。只有当两个标准都符合时，法院才可以行使管辖权。当然，具体到每一个案件时，法院判断最低联系时考虑的因素并不完全一样。

在前述第一个案件中，法院并没有找到被告在当地拥有或租赁房产，亦或者拥有生产设施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在当地雇用了直接从事生产或销售的雇员，仅仅发现被告曾在当地与原告的前雇员进行接触，并从其手中获得了原告的设计图，并发现该雇员从原告公司离职后自己在当地开办了事务所，且与被告之间存在实质性的联系。除此之外，被告与法院地的联系就是将侵权产品销售给当地的用户。这意味着被告与法院地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连续且系统”的程度。

在第二个案件中，伊利诺斯州联邦地区法院考虑的因素包括：被告是否在该州拥有或者租赁有房产？被告在该州是否拥有固定的设施？以及被告在该州是否雇用了雇员？经审理，法院认定，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当然，为了倾向于行使管辖权，美国法院还发展起一种被称为“影响主义”或称“后果主义“的标准，即只要发生在外国的行为实际上影响了美国的商业，即可认定行为人与美国法院所在地之间具备了最低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与相应的司法实践，美国法院审理了许多以外国公司为被告，且以被告在美国之外实施的活动为审理对象的案件，并做出了对外国被告公司非常不利的判决。[4]

随着国际市场一体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成员跨国活动的日益频繁，美国法院的一些法官们发现，如果按照前述原则行使管辖权，许多发生在外国的案件都有可能会被提交美国法院审理。这样的结果对美国国民可能是最有利的，但却因为有可能对外国人非常不利而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为此，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不涉及国家和政府利益时，美国法院在涉及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侵权”案件时，引入了另外一个考量标准，即“意欲受益（purposefully availment）”标准。

在前述第一个案件中，美国上诉法院首先认定，两被告的行为均属于有意利用在弗吉尼亚开展活动的优势。而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认定，被告没有通过借助互联网向伊利诺斯州提供侵权复制件的方式在该州实施故意的侵权行为。结果，法院不仅对第一个案件行使了管辖权，而且作出了不利于被告的判决；第二个案件则以不应行使管辖为由而被美国两个法院驳回。更重要的是，从两个案件的资料上看，是否有意利用法院地的优势或好处实际上是法院最终决定是否行使管辖权考虑的首要因素。

在第一个案件中，由于法院已经认定被告有意利用在弗吉尼亚州开展活动的优势，所以在涉及对人管辖问题时，法院特别强调，被告系外国公司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对其实施管辖构成对被告的负担。在这一论断的前提下，法院又刻意指出，被告是在弗州会见的原告前雇员；该雇员从弗州窃取了原告的轮胎设计；被告还雇用该雇员在弗州开设了设计事务所，并与该雇员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往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终认定被告具备了与该州的最低联系，从而允许该允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对其实施“属人管辖”。

而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只有以下三个条件都具备时，法院才能对被告行使“属人管辖”权：（1）被告实施了愿意的侵权行为；（2）该行为的目标明确指向了法院地；（3）被告知道其行为将会导致原告受伤害。由此可见，法院在该案中对被告的主观状态给予了非常高度的关注。审理过程中，原告也曾提供若干证据，试图证明被告与法院地存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法院最终却以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另外，两个案件的法院还考虑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对被告行使“属人管辖”是否符合“合理原则”或“传统的公平正义”原则。

如前所述，第一个案件的法院认为，被告系外国公司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其对实施管辖会给被告造成负担，对被告实施管辖并不违反美国宪法确立的“正当程序”原则，且与合理原则的本意并不相悖。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是外国公司，但其完全可以启用当地律师参加诉讼，从而维护其自身的正当利益。

在第二个案件中，法院认为，即使已经认定该案件符合具体的属人管辖要求，且当事人与法院地之间具有最低程度的联系，法院也不能必然主张行使管辖权，还要考查这样做是否符合“公平与实质性正义”的精神。法院进一步认为，在被告与法院地几乎没有联系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原告声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就强迫被告来此参加诉讼是不行的。“意欲获益”原则作为最低联系的标准，可以保证被告不至于因为其与法院地之间的或然性联系（random contacts）而基于原告的单方面起诉就不得不接受管辖。

三、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应注意的几个细节问题

从对两个案件的评介中可知，虽然两个案件的案情确有些不同，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两个案件之间的区别也并非很大，但美国法院的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本文认为，这两个案件的实质性区别就在于：第一个案件中被告的行为后果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商业，即被告的侵权产品直接替代了原告的产品，从而使原告丧失了大量的营利机会。这也是陪审团在法官并不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支持了原告全部指控的根本原因，并直接导致了法院在驳回原告部分侵权指控的情况下几乎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赔偿请求。第二个案件的被告虽然也未经许可而复制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资料，但这种复制的后果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商业，因而法院认定被告与法院地之间缺乏足够的联系，对被告实施管辖有违公平正义原则。

另外，从现有资料上看，两个案件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供的证据都非常细致和具体，尤其是原告方面的证据几乎触及到被告商业活动的全部细节，包括公开的和秘密的活动。如第一个案件中，被告如何与原告的前雇员接触并获取原告的设计蓝图，以及两个实行之间系何种关系、如何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最终抢夺原告的市场等情形，均有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加以证明。在第二个案件中，被告在美国参与何种商业组织、商业活动等，均属于原告方面调查的对象。与之相对抗，被告方面之所以在两个法院都打赢了管辖权诉讼，也是因为其证据准备非常充分，包括其在美国参与活动的内容、性质、规模等，最终让法官相信，其与法院地之间的联系非常少，几乎等于不存在。

根据以上介绍和分析，本文特提醒我国企业，当遭遇外国企业在外国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细节方面的问题：

一是判断能否就案件本身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尤其是能否打赢管辖权诉讼。只要我们自己通过评估确认，自身商业行为的后果并没有直接影响原告在法院所在地的商业利益（以具体的州为界[5]），即使企业在该地有房产或者其他设施，或者与该地存在其他商务联系，仍然可以打管辖权诉讼。当然还需要说明的是，打赢国外的管辖权诉讼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因为权利人在我国起诉同样可能胜诉。

二是不论提出何种抗辩，必须做到实话实说，不能说谎，也不能隐瞒事实。西方文化中有两句话是必须牢记的：一句是讲实话的成本最低；另一句是说出事实的一半无异于撒谎。而不论是直接撒谎，还是隐瞒部分事实，一旦被认定，都会给自己带来直接的不利后果。这一点与中国的争议解决机制完全不同。在中国，即使一方当事人直接撒谎，裁决机构也不能直接据此作出对其不利的裁决结果，而只能是基于现有证据进行裁决。

三是诉讼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实、做细。更重要的是，各项证据准备工作一定要在开庭前完成，而不能像挤牙膏一样根据所谓的“需要”临时拼凑或分时提交证据。在美国法院审理的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的事实部分是需要陪审团作出裁决的。不但撒谎会被裁决败诉，提供的证据或者阐明的事实不充分、不及时，也可能给陪审团留下不诚实、不负责任的印象，从而在事实裁决部分作出不利的结论。

四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在海外设立办事机构或开展商业活动。不要盲目进入海外市场，尤其是自己没有足够的知识产权储备，基本上基于模仿甚至抄袭生产产品时，更不要急于走向所谓的国际市场。虽然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严格的地域性，我国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内使用那些不受我国专利法保护的外国专利，但如果相关产品被输出到专利保护国，生产者的行为同样会被指控为侵权。而涉及到著作权与商标权时，在“自动保护”及制止不正当竞争已经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法律制度的情况下，所谓的“地域性”已经变成学理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边界。加之许多国家的法院都已经开始实施长臂管辖制度，在任何国家完成的侵权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权利人所在地法院审理的对象。

作者简介：唐广良：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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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中引用的案例来自WESTLAW数据库。对案件的描述系笔者个人的归纳，不一定全面和准确；案件涉及的我国公司名称是笔者通过互联网查询后标注的。因此，对相关案件感兴趣者请自行查找案件的源信息。

[2]参考判例：Helicopteros Nacionales de Colombia v.Hall，466 U.S.408，414-416，104 S.Ct.1868，80 L.Ed.2d 404（1984）；以及HyattInt'l，302 F.3d at 713。

[3]参见美国法院判例：682 F.3d 292，2012 Copr.L.Dec.P 30，263，103 U.S.P.Q.2d 1183（682 F.3d 292）。

[4]在网络搜索引擎中输入“长臂管辖”，可搜索到许多与美国法院长臂管辖相关的文献、案例等。

[5]所谓有域外管辖或长臂管辖，最初就是指“跨州”管辖，后来才被延用至“跨国”管辖。

出处:《知识产权》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