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让家庭远离暴力社会工作专业模式下的反家暴工作探索
让家庭远离暴力
——鹏星：社会工作专业模式下的反家暴工作探索
赖耀龙
2012-8-19 11:32:10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京)2011年12上期第19～23页
【专题名称】社会工作
【专 题 号】C42
【复印期号】2012年04期
【英文标题】Pengxing: The Exploration of Anti-domestic Violence Work under the Professional Mode of Social Work
【作者简介】赖耀龙，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
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的“反家暴社工援助项目”于2009年11月25日“国际反家暴日”正式启动，开始了社会工作专业模式下反家暴工作的探索。项目由深圳市福彩公益金资助。
2010年5月6日，项目组在深圳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深圳市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下称“中心”)，成为深圳市暨国内首家专业的民间家庭暴力及防护研究中心。同年6月，中心成为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团体成员。
中心旨在通过预防宣导、家暴危机因子的介入、危机干预三个服务级别，以及在受暴者、施暴者、目击者、救助者及社会五个服务层面，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帮助受害者走出困境，协助受困人群重建美好生活，促进社会和谐。
历经近两年的实践探索，中心在家庭暴力防护领域初步建立了家庭暴力危机干预、个案管理、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社区宣传教育、网络服务推广等为一体的家庭暴力综合预防和保护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推动，中心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发展格局。
服务理念
在很多中国人的预念里，都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因此，施暴者总是能为自己的暴力找到借口，受暴者往往对暴力采取容忍态度，旁观者往往也认为家暴是家务事不好干涉而未能采取行动，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家庭暴力问题变得隐秘而严峻。因此，对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是中心的核心理念，中心认为“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对待家庭成员”，并且坚信“平等、尊重不仅仅是人与人直接交往的守则，更是家庭和睦、健康的基础”。对家庭暴力的“零容忍”，是要对暴力不再沉默，是用行动对暴力说“不”，我们所有的人不施暴、不受暴、不旁观。
在此核心理念的指导下，中心致力于开展各类反家暴服务，以满足社会需求，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中心致力于倡导“零暴力”的家庭与社会环境，为家庭和谐而奋斗。
运作机制
1.资金来源
2009年初，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启动了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公益项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项目。深圳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藉此契机，申请了“深圳市反家暴社工援助项目”，获批成为第一批福彩公益金项目资助的项目，以与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签订“合同”的形式由政府购买为期1年的服务，然后自主运作项目，在项目实施期间接受购买方及第三方的评估，并在终期评估通过后，由政府兑现全部购买费用。2011年，项目再次获得深圳市第三批福彩公益金项目的资助，并在2011年下半年申请第五批福彩公益金项目的资助。另外，中心还向社会其他方面申请服务项目。
2.运作模式：社工主导、义工协作
在组织架构方面，中心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中心主任负责制，中心主任全面负责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心有1名主任和3名社工，分别负责行政、服务和财务工作。
另外，中心坚持以社工为主导，进行日常管理与统筹工作，通过义工队伍来协助具体工作的开展，如网络及热线咨询、法律咨询服务、社区活动开展等。项目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逐步明确了社工与义工的关系，采用优势互补的方式组建了认同度高、专业性强、职业素质高、知识结构合理、实务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义工队伍、律师义工队伍、活动义工队伍，并形成了职责分明、协同配合、深度互动的运作模式。
3.注重项目内部管理，提升服务效率
在项目内部的管理上，中心严格执行深圳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各项管理制度，同时根据反家暴项目的特殊性，建立了一套规范的服务流程，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和指标体系，明确社工义工职责、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等，使项目工作及考核有章可循，推动服务质量的提升。
同时，中心严格档案资料管理。针对家庭暴力个案的绝对保密性，中心对档案资料的管理严格遵循保密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存档规范流程和档案管理制度，专门设立了档案柜用于存放档案资料，并由专人负责档案的管理。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一方面为案主提供长期持续服务提供了完好的记录；另一方面也为中心的研究工作及督导学习工作提供了原始记录。
4.资源整合，构建综合防治资源网络
通过近两年的实践努力，项目逐渐形成了社会工作手法结合心理咨询、法律援助等技术的工作手法，并致力于整合社区、学校、公安部门、医疗部门、司法部门、民政部门、社工机构和相关公益组织等资源，构建综合性的家庭暴力防护资源网络，为受害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5.以常规家暴干预服务为主，拓展服务深度与广度
项目启动初期，中心主要针对遭受身体暴力的受害者，身体暴力受害者也是中心最常规的服务对象。项目实施至今，中心在服务的深度上已拓展到为精神暴力、性暴力、目睹暴力等受害者服务，在服务的广度方面也拓展到为施暴者、老人、儿童，以及相关接触家暴事件的社区工作者、医疗工作者、司法工作者、公安人员、社工等服务。此外，中心还在逐步制定一套针对目睹家暴儿童、儿童虐待等的社会工作干预机制。在不断拓展服务深度与广度的同时，中心也逐步促进服务的制度化和专业化。
服务模式：三级预防体系
目前，中心已基本建立家庭暴力危机干预、个案管理、心理辅导、法律援助、社区宣传教育、网络服务推广等为一体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干预体系。该体系分为预防宣导、危机因子介入及危机干预三级，我们称之为三级预防体系。
1.第一级别：预防宣导
所谓“预防宣导”，就是通过各种宣传活动增进社会大众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倡导“暴力零容忍”的社会氛围，提倡以正确的方式解决家庭问题，同时普及正确解决家庭问题的技巧以及正确辨别、应对家庭暴力的知识与技巧，形成反家暴的强大的社会基础，从源头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中心通过家暴知识社区展示、游戏、讲座、学术交流论坛、反家暴剧场、电子刊物发布、网络宣导推广街头表演、行为艺术等形式开展预防宣导工作。同时，对深圳市家庭暴力的现状、需求进行调查研究，以便更具针对性地开展服务。
在现实工作实践中，中心通过走访了解社区居民、社区社工、学校社工及妇联相关部门，了解家暴发生率较高、需求较为强烈的社区或学校，对其优先和重点开展反家暴的各类宣传活动。通过这些直接走进社区或学校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家庭暴力的危害，了解应对家庭暴力的技巧。
在社区层面，中心依据社区发展的模式，倡导社区居民相互守望、相互支持，如发现身边居民正在面临家庭暴力问题，要及时给予关心、慰问、鼓励及支持，同时倡导社区居民在发现或遭受家庭暴力时向专业家庭暴力防护机构求助。
在学校层面，中心除了开展常规的讲座活动之外，还根据在校学生的不同年龄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儿童目睹家庭暴力”宣传活动、“恋爱暴力”讲座与小组活动等，以便让儿童从小就能辨别和应对暴力，让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能正确辨别“危险情人”，能应对和处理恋爱暴力。
正确地处理家庭暴力，正确地帮助家庭暴力的求助者和施暴者，可以使暴力危害降至最低，也可能使暴力终止于此。因此，中心还针对可能接触到家暴的社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公安司法人员、医务工作者等，开展家庭暴力知识及处理技能宣传与培训。
另外，中心还开发了行为艺术、街头表演等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反家暴宣传方式，通过这些艺术性的方式去触及人的心灵，让社会大众能更深地体会家庭暴力给个人及家庭带来的身体及心灵深处的伤害，反思自己在家庭暴力问题上的态度及行为。
预防和宣导工作如同反家暴事业的金字塔之基，只有夯实这个基础，才能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才能更好地做好干预工作。
2.第二级别：初级干预——危机因子的介入
家暴危机因子是指有可能引发家庭暴力的因素，是家庭暴力潜在的危机因素。家暴危机因子的介入主要针对的是在家庭关系或亲密关系中存在沟通障碍、家庭存在危机、初次遭受家庭暴力的人士等。中心通过开展各种相关的知识性讲座、小组活动、个案面谈、工作坊、网络咨询、电话咨询等形式为这些人士提供初级干预，提供情绪支持和相关专业服务，将家暴的危机因子扼杀在萌芽期，并提升这些人士的社会功能，提高其正确应对及解决同类问题的能力。
在每次宣传及其他活动中，中心都会通过活动反馈表的形式，收集参与者的反馈意见及对服务的需求，从反馈表中发现大众较为普遍存在的家暴危机因子及需求。另外，中心还通过开展需求调查等发现问题及需求。针对存在的家暴危机因子及需求，中心开展相应的活动，如“亲子沟通工作坊”、“恋爱暴力的预防”讲座、“情绪减压”讲座等，来协助参与者应对及处理这些危机因子，以降低家暴发生或升级的可能性。
初次遭受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存在家庭危机的人士，往往会选择网络咨询及电话咨询来寻求帮助。中心为这类人士提供耐心的咨询服务，协助其排解心理及情绪问题，制订应对暴力及危机的计划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应对可能发生的下一次暴力及危机。通过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也可以提升来访者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3.第三级别：危机干预
“危机干预”是为受家庭暴力影响的人士提供紧急危机干预。中心主动接触及关怀有需要的受害家庭，制订服务方案，提供长期个案跟进咨询服务，帮助受暴者自我认识和成长、建立新的相处模式，帮助施暴者自我认识和成长、建立以非暴力的形式解决问题的模式，整合司法、公安、社区、医疗、民政等资源，为有需要的求助者提供相应资源。
危机干预作为家庭暴力防护的金字塔顶端，是难度最大也最为紧迫的工作，因为这一环节是面对暴力发生之后的情境，是终止危机及将危机伤害降至最低的环节。在危机干预方面，针对个案的基本工作流程主要是：接案—预估(安全评估)—计划(安全计划与介入计划)—全面介入—评估—结案，为受暴者提供治疗性服务。同时，通过开展相应的工作坊、治疗性小组等提供辅助服务。
由于这一环节案主的危机性及紧迫性，因此这一环节中通常是以深切的个案治疗为主，与案主订立较为长期持续的治疗性服务方案(现有的个案中一般都是跟进半年以上的)，通过持续的心理辅导治疗、资源整合提供、支持网络建设等，来协助案主成长，解决“去危机”问题，提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实践工作中，中心也在逐步探索施暴者与受暴者共同接受服务、共同解决问题的模式来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既要减少受暴者的伤害程度，也要减少施暴者施暴的可能，构建受暴者与施暴者之间新的、良好的互动模式，以达到非暴力解决问题的状态。
到目前为止，中心除了接受紧急身体暴力的危机干预外，还成功化解了多起由家暴引起的自杀危机。
发展路径
1.研究与实务相结合
项目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坚持实践与研究相结合，坚持“先调研后定服务”、“先宣传推广后实施服务”的策略，以保证提供的服务符合社会需求。中心先后开展了家庭暴力需求调研、家庭暴力现状调研和家暴受害程度调研。同时，项目实施期间，中心邀请境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召开研讨会、交流会，促进学术研究。另外，中心在实践工作中，不断开展针对家暴个案和家庭防护工作的具体研究，总结相关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清晰的工作模式。项目立足深圳，辐射全国，努力发展为家暴领域的权威防护与研究中心，在开展具体服务的同时，注重为各地反家暴项目及相关组织提供专业支持和培训。
2.开拓创新，形成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服务方式
中国传统意识中“家庭暴力是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给家庭暴力防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先天的困难与阻力，社会大众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也相对有限。为了让“反对家庭暴力”的理念得到更好的传播，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参与到反家暴的事业中来，中心在项目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开发新的形式。例如，中心开创性地建立了一支反家暴民众艺术先锋队伍，通过反家暴民众戏剧巡演、行为艺术表演、宣传视频等前卫的艺术形式，开展反家暴的预防和宣传、戏剧治疗工作。先锋的艺术形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社会大众和行业内的高度认可和关注，宣传效果大大提升，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市民参与活动，参与到艺术反家暴、快乐反家暴的队伍中来。
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在家暴防护领域的实务工作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有效的服务模式。中心期望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家庭暴力防护领域的倡导者和领军者；建立全国性的资源整合及合作交流平台，构建一个跨专业的家庭暴力综合防治网络；试点建立“零暴力典型社区”，并将成功模式推广到全国；加强家暴防护工作的研究工作，成为全国家暴防护工作的培育机构；致力于在现实问题层面及心灵成长层面解决家庭暴力问题，建立一个“零暴力”的社会。
第二篇：让家庭远离暴力反家庭暴力如何走出困境
让家庭远离暴力
——反家庭暴力：如何走出困境
张良广/武婉娴CCZhang Liangguang, Wu Wanxian 2012-8-19 11:29:16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京)2011年12上期第23～26页
【专题名称】社会工作
【专 题 号】C42
【复印期号】2012年04期
【英文标题】Anti-domestic Violence: How to Get out of the Woods
【作者简介】张良广，广州优势力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执行总监，曾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全国妇联合作的“反对对儿童暴力”项目在广东的试点；武婉娴，香港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督导，香港基督少年军注册社工，在香港和深圳两地积极参与并推进家庭暴力的调处与防治
在今年的“国际反家庭暴力日”前夕，社会热议的几单新闻均与家暴有关，其中既包括深圳公务员虐老事件，也包括沸沸扬扬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妻子的家暴事件。近日，由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组织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4.7%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不应仅停留在旁观、议论的层面，而是要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深刻反思：如何借助专业思维解读和分析家庭暴力？如何介入和调处、缓和、减少家暴事件的发生？本文结合内地的实际并参照香港经验，希望从社会工作实践角度探究家庭暴力处遇的困境及出路。
对反家庭暴力意识的澄清
反家庭暴力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施暴者，也不仅仅是保护受暴者。作为专业社工，需要引导人们在反家庭暴力中增进以下三方面的意识：
首先，强化反家庭暴力的系统意识。反家庭暴力至少包含预防、制止、救助、惩罚在内的一整套机制的建立，关系到立法与执法、政府部门联动、各类专业及组织的合作介入以及良好社会氛围与道德文化的净化。为此，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反家庭暴力不是某一部门、某一专业针对某一群体实施的某一方面的干预或教育，它需要社会广泛参与、充分论证、通力合作，形成家庭保护的体系。
其次，在反家庭暴力的过程中，绝不能陷入追求“零投诉、零发案”的怪圈，而是要树立面对家庭暴力“零容忍”意识。经验告诉我们，勇敢地拒绝家庭暴力中的“第一次”，对任何情形下发生的家庭暴力始终保持不能容忍的态度，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良性家庭文化的倡导。
最后，逐步引导社会形成对家庭暴力归因、解决的宏观结构意识。家庭暴力不是简单的家庭问题，而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社会问题。反家暴也要关注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等结构性诱因，注重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并对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社会转型对于家庭的影响予以关注、纾解。
当前国内社工处理家庭暴力的内忧外患
在我们看来，目前国内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和处理家庭暴力个案尤其是危机个案时，既存在自身专业训练不足、敏感性不够等内部困扰，也存在缺乏法律、机制等体系支撑的外部困扰，可谓内忧外患。
(一)面对家庭暴力时的专业隐忧
通过与社工的多次沟通，并通过自我反思，笔者发现当前社工在应对家庭暴力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
首先，社工实践理论储备不足。绝大多数社工在面对家庭暴力中的受暴者或施暴者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时，不知道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社工实践理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也不知道当自身感到困惑时，可以从哪方面的知识脉络中汲取营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国内的社工教育缺乏对具体社工处遇情境的理论指引，许多理论传授并没有实践情境的推演。社工在校学习时并没有习得可供将来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的理论套路，致使其毕业后的专业性大打折扣。我们认为，目前在处理家庭暴力个案时，可分阶段采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危机状态下建议使用危机介入理论，而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可选用焦点疗法，在帮助家庭成员建立正确解决家庭冲突的认识与行为时可以参考认知行为疗法或理性情绪疗法等。
其次，社工行业或机构尚未开发处理家庭暴力的程序指引，在实际操作中毫无章法可循。家庭暴力的处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制定不同的程序指引，然后按照具体情况列明将要开展的服务流程及风险应对办法，这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必要产出。而程序指引本身，也是社会工作者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最为重要的参考，以此保证处理问题的效率与效果。为此，社工机构或行业协会可以开展专题研讨与培训，提升社工应对家暴的整体能力。
最后，社会工作者的敏感性不够，往往忽略重要人物与信息。目前，国内社工在处理家暴个案时显得过于被动，往往是求助才接案，而且只关注求助者本身，致使我们没有敏感到除了求助者以外有无其他受暴者的可能，例如在已婚妇女求助时必须敏感到其子女有无同时遭受或目睹暴力。在事后介入调处家庭暴力的同时，对社区可能引发家庭暴力的高危风险家庭或事件的跟进与关注度不够，致使预防与提早介入的机会大大降低。
(二)面对家庭暴力时的外部困扰
首先，反对家庭暴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基础便是法律，明确、清晰、可操作化的法律法规是实现反对家庭暴力成效的前提。但是，虽然国内多部法律均明确规定惩处家庭暴力，却多属于宣示性条款，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无法作为判案的依据，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经常是很高的证据认定标准、中庸的解决方式、极低的处罚措施。因为对家庭暴力司法干预不力，引发的投诉呈上升趋势，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且成蔓延趋势。而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欧美地区均有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出台，且大多规定得十分详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处理家庭暴力的成效大大提高。因此，社工要想从根本上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必须参与到推进我国家庭暴力立法的行列中来，熟悉法律、运用法律、完善法律。
其次，在处理家庭暴力时，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缺乏责任主体与通力配合。虽然在全国妇联出台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在应对家庭暴力方面的职责任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沿用过去“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旧理，致使法律条文束之高阁。因此，要想动员各部门加入反对家庭暴力的行列，必须明确责任主体，由其牵头制定可以执行且有问责效力的机制办法，并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完善。
再次，家庭暴力的介入是一个相对严密的链条，而当前缺乏必要的配套体系。许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对象，需要医院出具伤情验证证明，需要庇护场所与国家监护(包含带有法律效力的强制保护令)。另外，遭受家庭暴力而不敢选择离婚的妇女大多顾虑自己一旦离婚后无房可住，因此有必要为遭受暴力对象提供开启新生活的廉租住房，等等。如果这些配套体系没有着落，那么承受暴力的个体就仍然是一叶浮萍，漂浮不定。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当前仍然有滋生家庭暴力的文化氛围，且其根植于人的内心，引导着人的行为。相信每一个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香港应对家庭暴力的方式与方法
下面以一个改编的个案“陈小明受虐案件”来说明香港的家庭暴力个案是如何处理的。
陈小明(化名)，小学三年级，家住香港深水埗区，这是全港家庭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小明一家挤在一个狭小的居室之内，父亲从事一份低收入工作，母亲为内地新移民。从小到大，小明的学业成绩不好，行为有点调皮。母亲表示，父亲一直不太喜欢小明。父亲有酗酒的习惯，每逢不顺心时便喝酒，一回家见到小明便会动手殴打。学校老师多次发现小明身体受伤，经查问得知小明经常被父亲打骂，于是将小明转介给同区的家庭服务中心社工跟进。
社工接手个案后，首先进行危机处理，第一时间停止暴力或防止暴力再发生，尽量防止伤亡，保护受害的孩子及其家人的安全，此为专业介入的首要任务。在评估危险性方面，首先需要考虑以下四项主要因素：
第一，评估孩子受虐情况。例如，事件是怎样发生的？严重性如何？发生的频率为何？孩子哪些身体部位被殴打？孩子的情绪、行为与精神状况怎样？孩子有没有实时的严重危险？
第二，评估施虐者(即父亲)的情况，包括：父亲饮酒的习惯是怎样的？饮酒后有什么反应？父亲是否有其他精神健康问题？除了打小孩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家暴行为？
第三，评估家庭的关系，包括家人之间如何相处。譬如，父亲和其他的孩子是怎样相处的？孩子与母亲及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如何？
第四，评估家庭的资源。例如，有没有亲戚朋友能支持他们？
在进行危机评估以后，社工需要做的是邀请母亲帮助小明，并且与母亲制订一个实时的安全计划。在香港，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是采用“多专业模式”。处理虐待儿童个案时，社工、医生、临床心理学家、老师等人士会出席多专业个案会议，讨论个案性质，并拟订福利计划以帮助该儿童及家庭。此外，香港社会福利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社工、临床心理学家会联同警方虐儿案件调查组警员就某些个案成立保护儿童特别调查组，用录像会面的方法为部分遭受虐待的儿童录取口供，以减轻他们在调查过程中所受到的心灵创伤。
社工在接触小明时，发现他焦虑、做恶梦，由于长期生活在暴力之下，他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感到不安和惊慌。社工通过反映感受和游戏治疗技巧来帮助小明疏解内心的压抑。另外，社工邀请小明参与制订安全计划，想想保护自己的安全措施，并且告诉他可以为他安排暂住宿舍及暂时停学等事宜，使他有一种掌控感以减低他的不安与忧虑。
虐儿个案的处理，与社会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如果社会普遍支持和赞同用体罚或者暴力管教孩子，虐儿的问题便不会被察觉和承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社会普遍否定虐儿问题的存在，视管教儿童为家务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香港社会福利署辖下成立保护儿童课，专门处理虐儿案件，修改了保护儿童的法例，编订虐儿个案处理守则，并且明确处理虐待个案时的跨部门合作指引。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保护儿童的意识有所提高，2010年香港警方接获的涉及刑事成分的虐儿案件有1508宗。即便如此，虐儿问题举报也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从以往的家庭暴力防护工作中可见，我们需高度关注某些高危社群，包括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负债、赌博、酗酒、童年经历或目睹家庭暴力人士及犯罪者等。香港大学在2003年进行了一项虐待儿童及虐待配偶研究，2005年发表研究报告表示，与虐待儿童有关的危机因素包括：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父母的教育程度较低、家庭的经济状况较差、人际关系及社交网络欠佳等。而首次接触家暴个案的接触点，如学校老师、警察、社工、医院工作人员等，应提高敏感度和警觉性，若发现疑似家暴个案，则应转介给专门处理家暴的部门/服务中心处理，实时对受害人及儿童提供支持服务并对施虐者开展辅导计划。
有关对施虐者的辅导计划，由香港社会福利署和非政府福利机构负责，通过改变施虐者的行为和态度，降低他们再次出现暴力行为包括虐儿行为的机会。
应对家庭暴力的出路及方向
(一)锤炼内功，增强社工应对家庭暴力问题的能力
社会工作者在接受家庭暴力处遇训练时，首先要强化对家庭的认识与解读，尤其是强化对家庭结构与家庭系统的掌握，意识到家庭权力结构在家庭暴力产生中的内部运作机制及根本动因，敏感到身处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沟通方式与家庭冲突解决技巧带给家庭的影响，了解可能发生家庭暴力的高危风险家庭或个体的特性，加大外展力度，做到预防和干预相结合。
在应对家庭暴力时，最先开始的是保持对家暴问题的敏锐性、警觉性，一旦接手此类个案，则不论任何情况，安全是最优先考虑的；其次便要进行分类，依据不同类型开展不同的服务。在华人文化中，我们鼓励以家庭系统的视角进行家事调解，但也必须警惕以家庭整体利益倾轧个体生存感受的情况出现，反省不同价值立场带给社会工作者及案主的影响。我们主张借助优势视角，发觉家庭成员对于家庭未来的希望，提升家庭应对冲突的能力，从而重建家庭和谐。
社工务必坚持自我检视可能对家暴个案判断造成妨碍的盲点，通过专业进修来增强辨识和处理家暴个案的能力。在处理家暴个案的过程中，保证受害人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适当帮助受害人分析和制定减少暴力发生或远离暴力的方式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也鼓励社工寻求督导及其他同工的专业意见，以降低独自面对和承担家暴个案的风险和压力，保证案主利益的最大化。
(二)组建机制，完善社会应对家庭暴力的系统
我们赞同全国妇联提出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当贯彻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呼吁完善立法的同时，应该更注重执法的细化。此外，应当在跨部门、多专业的基础上制定处理应对家庭暴力的程序指引，明确责任主体，设立专责部门统筹此项业务，增进对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投入，加强回应家庭暴力问题的社会服务，以政府购买专项社工服务的方式推进关注和解决此类问题的社工组织与专业社工的培育。各部门应依法履行各自的职责，保障开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的必要投入(包括人员、经费、设备、条令等)，制定可操作的处理办法，并纳入考核问责体系，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建立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的协调联动和家庭暴力的预防、干预、救助等长效机制，依法保护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长者的合法权益。
最终，在学习借鉴香港等地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形成既有法律保障又可依法执行的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与专责部门牵头，多部门、多专业、多组织参与的实践体系相结合的家庭暴力预防、处理机制体系，我们就可以真正向家庭暴力说“不”了！
第三篇：社会工作专业《社会统计学》PBL教学模式探索
摘 要：本文从教学目标、教师角色、教学方法等方面初步探索了一种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pbl教学模式在社会统计学课程中的应用，并对进一步推动pbl教学模式的实践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社会统计学;pbl教学模式
pbl典型的教学过程是：学生先提出问题，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分析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为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学生往往根据需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与信息去探索知识，分头查找资料获取知识，然后相互交流所获得的知识，讨论如何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来促进问题的解决。如果在讨论的过程中，小组发现还需要研究另外一些新的专业知识，学生们就需要反复循环地查找资料并讨论。在掌握这些知识后对原来提出的方案进一步从逻辑分析上加以认识与讨论，如果出现逻辑分析偏差，则加以修正，以最终解决问题为目的。问题解决后，学生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进行自我反思和评价，总结所获得的知识和思维技能[1]
在pbl教学理念的指导下，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学习《社会统计学》课程中的学习现状及特点，在以下方面笔者进行了初步地实践和探索。
1、教学目标的设定
在笔者看来，在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教育中，社会统计学的教学目标可能存在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会用统计学。教会学生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分析和处理数据资料，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目的下，学生们将统计学视为一门工具或技术，了解不同的统计分析方法的适用条件、分析目的、解释方法，从而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能够按图索骥，找到实用的解决和分析方法。考虑到学生相对薄弱的数理知识背景，对于某些相对复杂的统计方法的数理原理或公式推导，不作强行要求。由于目前统计软件的广泛应用，复杂繁琐的计算过程已经可以由计算机完成，只要学会操作并理解计算机统计分析报告，就足以回答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第二个层次——理解统计学，不仅教授了统计工具和统计方法的使用，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统计学思维方式，能够理解参数估计、统计推论等统计学的核心概念，对一些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第三个层次——爱上统计学。学生不仅理解且会用统计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出了对定量研究的浓厚兴趣，渴望更深入地了解统计学相关知识，继续学习更高层次的统计分析方法，从而发掘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这显然是这三个教学层次中最高也最难达到的目标。
从实用性来讲，达到第一个层次的教学目的即可，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从业后的实际工作需要，但若从研究能力的培养和科研潜力的发掘来看，只有达到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的目的，才算成功。本系曾经有老师做过调查统计，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中，仅有30%的学生非常渴望能掌握数理统计理论知识，理解统计学工具的来龙去脉，而70%的学生仅希望了解如何运用统计学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面对相对深奥难懂的数理原理，大多数学生望而生畏。事实上，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而选择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比例不足20%[2]。面对这样的现实需要，笔者设定了以下的教学目标：首先，以应用性教学为主，从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来讲授各种统计方法的应用范围，着重培养学生的统计学思维和动手能力。其次，以理论性教学为辅，学习的重点并不在于繁琐复杂的公式推导和计算方法，而是试图引导学生通过统计学背后蕴含的概率论原理和证伪主义方法论理解统计学的思维方式，力求减少公式推导过程的讲解，重视知识体系框架的搭建。更重要的是，通过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过程，锻炼学生在查阅资料、归纳总结、综合分析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2、教师角色的定位
与传统的“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法不同，pbl教学方法“以能力为中心”，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并要求进行开放式、研究探索式的学习。
第四篇：大类招生模式下民办高校专业分流的实践与探索
大类招生模式下民办高校专业分流的实践与探索
摘 要：大类招生和培养是近些年来国内外高校采取的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当前国内实行大类招生的高校多为公办学校，因招生方式相对自由加上大类招生需要较为雄厚的师资基础民办高校很少采用大类招生模式。民办高校多数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因而实行大类招生模式也是民办高校实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该文通过对民办高校大类分流现状的分析，研究民办高校工商管理大类分流运行的实践情况，分析民办高校大类招生模式下专业分流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解决措施。
关键词：工商管理 专业分流 民办高校
中图分类号：G4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12（a）-0241-02 民办高校大类招生模式下专业分流的现状
大类招生是指高校将相同或相近学科门类，通常是同院系的专业合并，按一个大类招生。学生入校后，经过1～2年的基础培养，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原则进行专业分流。其指导思想是坚持“打通基础、拓宽专业、注重实践、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和谐发展与全面成长”的人才培养理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为学生选择专业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更多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特长选择专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考生专业志愿的盲目性，学生在进入高校后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生活，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后再选择专业方向，目标会更加明确；再次，为学生根据近年的人才市场需求情况合理地进行专业选择，有利于增加学生专业出口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和契合度，为方便学生就业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同时，大类招生还有利于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激发学习热情，培养竞争意?R，促进学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当前国内实行大类招生的高校多为公办学校，因招生方式相对自由加上大类招生需要较为雄厚的师资基础民办高校很少采用大类招生模式。然而大类招生和培养又是近些年来各国高校采取的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打通基础、拓宽专业，是高校改革的一个大趋势，民办高校多数以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因而实行大类招生模式也是民办高校实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环节。工商管理大类专业分流运行的实践情况
作为民办高校，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致力为学生构建一个特色鲜明、适宜学生个性发展的专业培养平台，自2012年开始在工商管理类专业实行大类招生分流培养，实施“通识教育+专业培养”两阶段培养模式。经过3年的运行，在专业分流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工商管理大类包含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和人力资源管理3个专业，主要方法是在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3个学期后，进行分流培养，分流的过程在第4个学期开学前结束。前3个学期每个学期上3个专业其中的一个专业的基础课，便于学生对3个专业有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学生经过前3个学期的专业基础学习，对分流专业有了一定的认知，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专业，以避免强制分流影响学生后期的学习。2012级和2013级学生进行分流时采取的方式是：首先进行专业动员会，由3个专业带头人进行专业介绍为学生讲解专业的培养特色、学科建设、教学条件、师资队伍、社会需求和发展前景等，之后由学生根据志愿选择进行预报名，预报名结果出来后预报名人数大于名额数的专业的学生的学分绩点从高到低进行筛选，如果学分绩点相同的情况下按照英语成绩1～2大一两个学期的精读、视听说和口语的平均分）高低进行排列。对于不能满足第一选择的学生，由学院负责调剂到还有剩余名额的专业研读。
2014级进行专业分流时学院总结了前2年的经验教训，规范了专业分流流程：公布分流方案→专业分流动员会→填报志愿→组织分流→公布分流结果。专业分流前对学生的专业选择方向做了初步调查统计，然后根据工商管理大类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数，预先设定该专业容量，原则上最低不少于招生计划中一个专业的最低招生人数，最高不超过一个专业最低招生计划人数的1倍。方案的制定坚持加强基础、拓展专业口径、注重实践、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化改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分流方式为意愿+成绩，采用兴趣+双向选择的原则，分流前由本人填写志愿申请书，学生根据专业通识教育阶段对专业的了解，结合自身兴趣爱好与职业规划，填报专业志愿，学院再根据专业成绩对学生分流选择做出调整。分流过程中坚持原则，增加工作透明度，教师在专业分流中积极发挥引导和讲解作用，科学引导学生选择专业。大类招生涉及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这就需要针对大类招生模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效果，促进专业分流合理化。针对大类专业分流中产生问题的对策探索
民办高校实施大类培养的目的是拓宽基础、发展个性、综合培养、提高素质。专业分流方式是大类招生模式的关键点，因实行学生自主选择分流模式，所以，在分流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只有采取相应措施来弥补，才能更好地发挥“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的模式的作用。
3.1 做好引导，避免专业选择不平衡
专业选择不平衡的问题是学生自主选择的必然结果。根据对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2012级、2013级以及2014级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学生在进行专业分流时选择依据，其中专业课程门数少、专业课教师受欢迎等短视考虑因素占了80%，考虑到专业的就业前景的占10%，另有10%的学生的选择标准是听取了家长的建议或是因迷茫而从众。
如果不及时疏导，可能导致专业分流工作的难度加大，还会导致后续的培养和就业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一是专业课程学习方面问题。由于选择弱势专业的学生成绩相对较差，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整体氛围会比较差，这必然会影响到该专业的学风和课堂教学效果。二是在强势专业中，由于整体素质较好的学生比较集中，专业师资力量又有限，可能会出现部分优秀学生得不到重点培养和指导，从而影响学生的专业学习与发展。三是可能会在学生就业时出现弱势专业冷，强势专业也不热的情况。因此，要做好分流前的引导工作，在学生入校的第一学期开展专业导论课，使学生对于以后要选择的专业的学习方向、学习难度、就业前景等方面有一定了解，帮助学生在分流中消除盲目性。
3.2 促进专业建设，减少专业间差距
学生选择专业分流方向的重要依据是各专业所显示出的竞争实力。学生通过自主选择确定专业，导致各专业学生数不均衡，增强了专业的忧患意识。处理好学生自主选择与专业建设的平衡。学院需要搭建各种渠道配合学生全方位了解其感兴趣的专业。在学完所有大类专业的通识基础专业课程后，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对各专业建设情况及其专业培养容量等信息，自愿选择专业。专业分流的学生数会直接影响教师的工作量以及专业的发展与建设，这就要求弱势专业为了专业发展前景和专业建设，需要注重内涵建设，提升专业竞争力。实行大类招生培养过程也是对于专业面窄和市场需求长期不足的专业进行调整和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建立能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结构的过程。
3.3 重视分流后管理，降低教学和学生管理难度
（1）教学管理方面。针对大类招生培养模式特点，科学构建专业框架、人才培养方案、课程结构体系，建立专业课程设置质量保证制度、教材、日常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管理、毕业环节等质量评价制度。
（2）学生管理方面。学生按照大类招生班级进入高校，专业分流后会重新组建班级，涉及到班级凝聚力不强，不利于良好学风建设。另外分流后有部分学生因学业成绩而未满足专业志愿，可能会出现思想波动，对于这部分学生，需要辅导员和专业教师在思想上加以引导疏通，树立信心，让学生真心热爱所学专业。构建与大类招生相适应的教学管理制度。
民办高校专业分流正处在发展阶段，还没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分流方案，没有建立相对完善的分流体系。在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中，需要积极创造条件试行按大类招生分流培养的模式，在摸索中不断完善，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
参考文献
[1] 李姣姣，陈莉.“大类招生、分流培养”运行机制的困境和对策――以工商管理类专业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8）：81-83.[2] 颜兵兵，姜永成，殷宝麟.大类招生模式下专业分流方案设计与实例分析[J].高教论坛，2014（9）：44-47.[3] 何静.高职院校实施专业大类招生培养的现状特征与实施建议[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5（24）：21-22.
第五篇：班导师工作课程化模式下学生党员教育探索
班导师工作课程化模式下学生党员教育探索
摘 要：高校班导师在学生党员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班导师在学生党员教育工作的课程化建设是对高校大学生党员教育和继续培养的有益探索，研究班导师针对学生党员教育工作的课程化模式下的有效措施，对班导师工作专业化建设和学生党员教育的系统化提升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班导师；工作课程化；学生党员
一、班导师工作在学生党员教育中实现课程化的必要性
班导师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班级中是起到良好的教育者作用。在大学教育阶段，当学生思想教育呈现问题时，班导师的及时有效、耐心引导是包括学生党员在内的受众群体中最直接、最具时效性的。班导师课程化就是用教学的理念来认识班导师的工作性质，用课程的形式规划班导师的工作内容，用教学的标准规范班导师的工作行为，用最后评优的方式来评价班导师的工作效果，促进班导师履行教师角色，充分发挥教育功能，实现了高校班导师履行了教师职责的义务。其主要内涵就是，将班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未来的就业方向，学习专业知识。以课程的形式向学生表达出来，更具有信任度。
学生党员教育的系统化和规范化是实现和提升大学生党员软实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而班导师的工作在班级学生思想教育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重要角色，促进班导师在学生党员思想教育和培养工作的课程化建设，必将会给学生党员教育培养注入崭新的教育举措，加速学生党性培养的专业化进程，促进基层党建工作成效性，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需要，更是提高班导师工作职业化的需要。
二、班导师工作课程化与学生党建的关联性
1.班导师是学生党员党性教育的直接引导者
教育是保障党员发展，促进学生党员不断成熟的必经之路，学生党员的健康成长需要更系统的全方位后续培养教育，才能实现其思想上的不断进步。班导师作为学生党员的引路人、鞭策师、规划师等这些多重身份，向学生党员讲述和教导思想道德品质，专业课的学习，党性文化知识，大学人际关系，未来的职业生涯，个人就业方向等。可以说，班导师在高校党组织发展学生党员的整个过程中对培养本班级学生的党性意识和入党观念都起到方向性的引导。
大学生班导师并不仅不是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管理者，更应该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义务和职责，能够和善于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政治立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负责。思想和素质教育对大学生党员来分析，更需要专门系统性的加强和推进，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更是教育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质、政治素养的要求。大学生党员的思想素质和身心素质、身体健康等因素都间接的影响他们的学习，因此单凭智力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将高校班导师的工作归属到课程化建设中，可以使高校班导师更便捷的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党的教育指导方针具体贯彻落实到课程的实现环节当中，从而有效的担当起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努力完成社会主义新常态下对大学生党员的教育培养任务。
2.学生党员是班导师开展班级工作的桥梁和纽带
大学生党员是班级学生当中的排头兵，由于其先进的思想觉悟，能够使其成为高校班级建设管理的重要力量，在班级学风建设、宿舍建设、良好班风的形成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班导师的很多班级事务性工作往往要依托于班级的学生党员，因此大学生党员作用的发挥程度，决定了其在班导师和班级学生之间的桥梁作用程度。
学生党员能够依托班导师提供的施展平台，凭借自身的政治素养来主导班级建设的发展，及时的协助班导师开展各项班级工作。学生党员开展班级工作具有强大的精神特质，其具备的领导力和政治影响力，使其能够让班级同学信服和配合，这对班导师工作而言是非常得力的，同时班导师还可以从学生党员中获取班级其他成员的各种思想状况信息，有利于班导师及时的了解和处理班级事务。
三、班导师工作课程化模式下学生党员教育路径
1.建立学生党员教育课程化模块
从党员教育活动课程的教学背景着手，认真分析每次课程的实施环境和具体准备，编制可行性教学大纲；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对每次课程的教学重点进行认真梳理，提出课程关键点，将课程的重点环节通过有效形式传递给班级的每名党员当中，使学生党员能够有的放矢的准备好每次班导师的上课预习活动，在班导师的具体课堂上进行重点学习和提高；班导师要针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有效的导入，采取必要的教学手段和教学工具，备课过程中要积极查阅相关参考资料，认真对待每一堂课程。必要时基层党组织应该建立相应的教学督导体系，对班导师的辅导教育进行督查和指导，定期召开教学工作总结会议，进行及时的修正，以期提高学生党员教育教学的实际效果。
2.实现党员教学内容的课程建设
学生党员教育通过课程建设目标实现，参考课程培养体系框架和专业课程建设标准，针对党员教育培养大纲，培养方案计划等内容进行标准规划，建立相应的教育课程大纲和课程培养计划。课程内容围绕学生党员应该学习哪些党建书籍，接受哪些党建类课程，围绕“三会一课”参加什么形式的业余党校学习活动等等。针对新常态下的党员教育特点，更新传统的教育模式和方法，及时了解和熟悉当代大学生的人格特点及成长发展规律，积极运作大学生党建工作的新平台搭建框架，通过开展党建创新知识竞赛活动、时事政治网络调研，热点问题追踪研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等；充分挖掘新媒体网络平台建设资源，发挥微信、QQ群、微页、微课堂等新媒介的课程化管理工具，广泛的调动大学生党员的理论知识学习主动性。调动学生党员自身的学习能动性和主体意识。
3.挖掘新常态下的学生党员专业质量调研
班导师在学生党员教育课程化模式下，其具体教学质量是党员教育的生命线，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强化教学效果考核，组织好质量检测、党员素质测试，测试之后要搞好质量分析，全体班导师注意钻研党课教材，探讨教法，研究测试题型，合理运用学习资料，改进教育辅导方法，明确改进党员教育教学的方向和方法，从而大面积提高党员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增强全体班导师的质量意识，形成全面的质量观，关注每个学生党员，挖掘学困生党员的学习潜能，使学生党员自身获得更多的关爱尊重，在班导师的课程下能够感受到快乐与成功，健康成长就不会是学生党员过多担忧的问题了。
4.建立学生党员活动课程导向模块
在学生党员中开展“四重”活动月，即“重想入党动机、重讲党员责任、重学党员先进、重塑党员形象”。通过举办“创先争优系列活动之重温入党誓词” 仪式，拉开党员主题教育序幕，重想入党动机；通过板报、博客、网络等形式，对学生党员进行诚信教育、素质教育，重讲党员责任；通过组织党员、积极分子学习党章、党的教育读本和模范党员的先进事迹，重学党员先进；通过党支部讨论会交流行动体会，使党员意识增强，处处起模范作用，重塑党员形象。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把重心放到提高公共课教学质量和服?昭?生上，让“创新争优”带动育人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永华.工作课程化模式下高校辅导员工作实效性提升研究[J].湘潮（下半月），2014（10）：47-49.[2]徐睿.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思考[J].课程教育研究，2012：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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