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2009)

第一篇：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2009)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认真贯彻〈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的通知》

苏公厅(2009)444号

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 修订后的《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但由于《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等有关规定不一致等原因,一些地方公安机关没有严格执行《律师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规定,少数地方律师“会见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出提案和建议,要求公安机关严格贯彻执行《律师法》,切实保障律师会见权。据了解,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正在召集中央政法部门就贯彻执行《律师法》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并将出台具体意见。在中央政法部门具体意见出台前,现就公安机关贯彻执行《律师法》,依法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增强贯彻执行《律师法》的自觉性。修订后的《律师法》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律师制度,对规范律师执业活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公安机关依法规范化建设,维护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等规定不一致,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提案的答复中明确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各地公安机关要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贯彻执行《律师法》的自觉性,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全体民警学习、掌握《律师法》的有关内容和精神实质,保证《律师法》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工作制度,切实保障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根据《律师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以下简称“三证”),有权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情况。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聘请律师的,办案部门应将其所聘请律师的姓名、所在律师事务所、案件是否涉及国家秘密以及律师会见时是否派员在场,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看守所。对公安机关侦查的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可以凭“三证”向看守所提出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看守所在查验“三证”后即应安排律师会见；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涉及国家秘密的刑事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仍应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侦查机关批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不得监听。除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有组织犯罪、恐怖犯罪、重大团伙犯罪外,办案单位一般不派员在场。各地公安机关要按照上述要求,完善办案制度和看守所管理制度,切实保证律师正常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三、加强监督协调,确保《律师法》全面正确贯彻执行。各地公安机关纪检、督察、法制等部门要加强对贯彻执行《律师法》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无理阻挠、刁难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对违反法律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要加强与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的沟通协调,主动听取有关部门和律师对公安执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认真查纠律师会见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和争议,推动《律师法》的全面、正确贯彻实施。

此前,省厅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执行;中央政法部门贯彻《律师法》的意见出台后,按照中央政法部门的意见执行。各地贯彻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省厅。

江苏省公安厅(公章)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抄送：省委政法委，公安部办公厅。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司法厅。

第二篇：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浅析《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中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摘要】律师会见权是刑事诉讼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见面并相互交流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律师的基础权利，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环节，但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常常遭到非法限制和剥夺。2008年修订的新《律师法》和2013年修订的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做出了进步性规定，但仍存在较多问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律师“会见难”的现状。2015年9月，多机关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进一步针对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做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强、针对性强等特点，其一大亮点在于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的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规定》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律师会见权 刑事诉讼 人权保障 辩护

201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颇具针对性地围绕着当前律师执业实践中遇到的“三难”问题，即阅卷难、会见难、调查取证难做出了实操性较强的规定。律师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一环，尤其在对人身权利限制程度最严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相较于公诉机关处于弱势地位，律师辩护就成为保障其受到公平正义对待的关键，律师及围绕律师设立起的一系列制度（如法律援助辩护等）旨在将已向控方倾斜的公平正义的天平扶正。但若实践中这些制度被各种“变通性应对”架空，那么被告人的人权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冤假错案的真相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之中，律师在审判过程中作用的缺位是造成冤假错案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所以最高法、最高检等机关联合出台了此《规定》，是建立起社会公平和秩序的再一次努力尝试。

一、《规定》的性质、效力及内容

从性质上看，《规定》由多个司法及行政机关联合公布，在法律体系中应归类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类《立法法》没有规定却在法律实践中会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律文件，是法律中经常出现但又并不局限于法律领域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具有规范性（即规定权利和义务）的、适用于不特定对象的各种文

件。1为保证权威性，法律的制定修订通常需要严格而复杂的程序，而规范性文件则相对灵活，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更迅速地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多个最高司法和行政机关联合发布该《规定》，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权威性的不足，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从效力上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不及宪法、法律、法规及各类规章2，但在上述文件不适用时，也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3，另外，规范性文件的作用更多是体现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落实到本《规定》中，如律师可以此《规定》为依据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可要求办案机关在适当时候听取其意见等等。虽然规范性文件效力等级较低，但《规定》发布机关的“重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权威性的薄弱。

从内容上看，《规定》全文四十九条，涉及律师参与诉讼的全部领域，分别就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辩护等方面的权利作出规定，同时突出了权利的保障救济，完善投诉机制、申诉控告机制、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工作机制和各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等方面。篇幅所限，本文仅就会见权一方面略微深入讨论。

二、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内涵

会见权的主体是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纵观多数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被追诉人是会见权的首要主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首先将会见权界定为“处于羁押状态的被追诉人的权利”4，如在德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二句话，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之前，必须被告知其有权同辩护人商议。如果其确实希望如此，讯问必须停止，讯问人有义务尽合理努力帮助嫌疑人确定辩护人。”5又如，在美国和英国，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其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如果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要求与律师会见的，除法定的例外情况外，警察必须立即停止讯问，并安排会面和协商。6此外，会见权也是辩护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基于辩护权行使的需要，我国及其他各国法律通常也认可辩护人的会见 123 黄金荣：《“规范性文件”的法律界定及其效力》，《法学》2014年第7期

叶必丰：《论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行政法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六条：对于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之外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封利强：《会见权及其保障机制研究——重返会见权原点的考察》，《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01期 [德]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第364页。

权，而本文正是重点讨论律师的会见权。

会见权的内容包括申请会见和被会见的权利。会见是一种双方进行会面和会谈的行为，会见权的行使方式既可以是主动地要求会见，也可以是被动地接受会见。但是，由于被追诉人处于羁押状态，其与辩护人的会见需要羁押机构提供方便，因此，无论是被追诉人要求会见其辩护人、未来辩护人或者家庭成员，还是辩护人要求会见被追诉人，都必须事先提出会见申请。

会见权的客体是与案情有关的信息交流。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会见权的行使不仅有助于被追诉人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明确自身行为的性质，还有助于辩护人深入了解案情，以便有针对性地准备辩护。

三、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必要性

1、律师会见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重要措施。刑事诉讼对公民权利的影响程度最为严厉，判决结果可能对人身自由这一最根本的自由权进行限制，而实践中侦查机关常常以种种借口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限制，甚至加以拒绝，导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不到有效的法律帮助，进而无法对抗强大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因此，保障律师会见权的充分、合理行使，无疑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起重大作用。

2、律师会见权是实现诉讼正义的重要内容。诉讼正义一般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过去我们比较注重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刑事诉讼中，长期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忽视正义。公、检、法三机关为了实现打击犯罪,实现社会稳定,降低犯罪率的任务，常常“并肩作战”,结成“统一战线”；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孤军奋战”，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无真正的平等可言7。扩大律师权利，提高辩护方在诉讼中的地位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

3、完善律师会见权有利于加强对侦查机关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我国侦查机关较多，其侦查手段多样，侦查权力较大，对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律师较早地、较多地、较容易地参与到侦查阶段中去，充分行使会见权，有利于及时发现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促使侦查机关依法行使权力，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制约。

四、律师会见权行使的现状及困境

（一）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关于律师会见权的规定

第一，新修改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 石飞鹏：《论律师会见权》，海南大学2010硕士论文 7

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该条规定突破了当时旧的《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会见要经侦查机关批准”及“必要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制度的规定，是保障律师会见权的一大突破，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可操作性低，对侵犯律师会见权的责任认定也没有相对应的规定。

第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査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不需要经过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的审批，就有权会见在押嫌疑人。” 与此同时,第三十七条：“辩护律师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査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赚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虽然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会见权有了更为详尽的规定，但仍然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限制，一是“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限制，二是“三类案件”的限制，这就为实践中的变通性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我国律师会见权面临的困境

实践中，侦查机关拒绝安排会见理由层出不穷，“涉及国家秘密”或者“有碍侦查”都可以用来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更有甚者，有时侦查机关只是一味地拒绝律师行使会见权，并不给出任何理由，对于侦查机关的这种器张行径，律师也是无计可施拖，延律师会见的理由更是层出不穷的，“办案人员出差”、“太忙没时间”等理由都可以用来拖延律师的会见申请。另外，会见时间、次数、场所、及方式受限，有的看守所既没有提供供律师会见用的房间，甚至连把椅子都没有，有的物质条件较好的看守所虽然专门有律师会见的房屋，但室内又常常安装了监听、监视装置，这样的做法严重侵害了律师与被追诉人的会见权。8

由于此上的种种原因，辩护律师在遭遇碰壁后体会到我国律师“会见难”的现状，时常 刘辉：《刑事诉讼律师会见权研究》，山东大学2013硕士论文 8

心灰意冷，拥有丰富经验的辩护律师也时常选择不再为实现会见权多花费精力，导致律师的会见率很低。

五、《规定》对于保障律师会见权的规定评析

1、可操作性强。《规定》中对律师会见权的规定相较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具有更强的操作性，表现在许多制度都做了具体、细化的规定，比如在多处条款里对办案机关在律师的接待工作或其他诉讼活动中，多处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并对一些具体期限作出了三日、七日的规定，又如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能当时安排的，应当当时安排；不能当时安排的，看守所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情况，并保证辩护律师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会见到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第十二条规定：“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翻译人员随同参加的,应当提前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人员身份证明及其所在单位出具的证明。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审查并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将具体制度进行具体化、细节化处理无疑使得文件的可操作性大大提升，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办案机关利用规定的概括性特点不予协助会见。

2、针对性强。《规定》多处表述均针对律师执业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对症下药，可见规定出台前必定充分征询了刑辩律师的意见，如前文中提到有些办案机关以会见室不够为由拒绝安排会见，此《规定》则规定：“在律师会见室不足的情况下,看守所经辩护律师书面同意,可以安排在讯问室会见,但应当关闭录音、监听设备。”对于常见的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情形，《规定》也一一禁止，第七条规定“看守所应当设立会见预约平台，采取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为辩护律师会见提供便利，但不得以未预约会见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看守所安排会见不得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辩护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材料,不得以未收到办案机关通知为由拒绝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的制定针对性十分明显，这有利于在实践中发挥其实质作用而避免流于形式。

3、防止任意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对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保留了限制，导致实践中办案机关常常对其做扩大解释，以此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针对这一情况，本《规定》第九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要求会见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侦查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审查辩护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在三日以内将是否许可的决定书面答复辩护律师，并明确告知负责与辩护律师联系的部门及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对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出具许可决定文书；因有碍

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而不许可会见的,应当向辩护律师说明理由。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许可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对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在侦查终结前，侦查机关应当许可辩护律师至少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由此可见，《规定》虽然保留了三类案件会见权的限制，但严格限制了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并对限制措施做了具体的规定，总结起来，首先，“三日”为限须书面答复律师，并告知工作人员联系方式，防止了办案机关对律师的会见申请视而不见不了了之；其次，不许可会见得而须说明理由；第三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须及时安排会见；第四，对于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强制要求至少一次会见。这些具体的规定能够尽可能防止扩大解释“三类案件”，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

六、结语

律师会见权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获得公平对待，保障人权的重要方式，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曾说，对受侦查机关强制、与外界失去联系的嫌疑人而言，律师会见权是最重要的权利9。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律师会见权往往难以得到合理实现，办案机关通过各种理由拒绝、拖延安排律师会见，对律师会见时间、次数、条件加以限制，导致犯罪嫌疑人难以通过律师辩护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新《律师法》和新《刑事诉讼法》均对律师会见权作出进步性规定，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制度，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制度做出了更多细节化规定，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并严格限制对“三类案件”进行扩大解释，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拒绝会见的通道，因此笔者认为这将是律师执业权利保障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Ｍ].刘迪,张凌,穆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93.

第三篇：浅析新刑诉法下律师会见权保障的完善论文

律师会见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会见权是律师会见制度的核心内容。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根据家属的委托享有的或为了行使辩护职能，依法与被追诉人面对面会见，与交流案件情况和法律相关信息、沟通确定辩护思路或意见、接受犯罪嫌疑人法律咨询，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确定某种辩护思路的一种诉讼权利。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法定权利，是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信息沟通搭建的一项桥梁。

一、律师会见权保障的进步

新刑诉法第37 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我国“律师会见权”新的规定，辩护律师只要持三证(律师执业证、会见证明和委托书)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至迟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内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新刑诉法较之前老刑诉法规定有如下进步之处：

1.会见的时间前移。新刑诉法规定将律师介入时间再次前移，而且规定为辩护人。即在“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规定，较之老刑诉法规定，是把“讯问”这个词的后面去掉了一个“后”字，也就是使得律师真正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刻起即可以委托辩护人了。

2.会见权律师身份特定。新刑诉法第33 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据此规定，侦查阶段只能是“律师”才能受托人主体介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规定，侦查阶段也是称谓“辩护人”。因此，可以这样说，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已享有可以对案件实体部门作出处理的“辩护人”的权利。另外，新法第37 条特别指明“辩护人”要求是律师，至于其他辩护人经许可，也可以同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同时作为律师的辩护人主体，可以同在押人会见和通信，无需许可。

3.三证会见的程序硬性规定。新刑诉法第37 条作了“三证会见”的硬性程序规定，这样一方面：就排除了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安排，原老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需由侦查机关安排人陪同，侦查机关以此为由限制了律师会见。为了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经多年的努力，法律界终于迎来了律师会见的“春天”，无需经过侦查部门这一道坷;另一方面，律师办理会见只要凭三证即可办理;再者，会见直接向看守所提出，即直接向羁押部门提出，无需向侦查部门提出，同时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在48 小时之内安排。也就是说会见应当安排，只是时间可以延长一天。

4.会见不受监听。新刑诉法吸收了20xx 年律师法的规定，明确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这样规定主要考虑到律师会见的实际效果问题，如果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被监听，就会使得嫌疑人、被告人顾虑重重，不敢对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律师也受到我国《刑法》第306 条规定，也不敢同嫌疑人交流什么信息。会见不被监听，包括不得派员在场，也不得进行秘密录音。旧刑诉法时，律师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不仅在场看着律师会见情况，还监听律师交谈什么内容，并现场阻挠即或中断律师会见。因此，新刑诉法比起旧刑诉法是重大进步。

二、律师会见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律师会见次数增多与频率增高

律师会见大量涌现，基于法律制度的改变，新刑诉法下，一方面第37 条改变过去需派员陪同的模式，而只需凭三证即可会见。这样就使得，实践中律师会见改变了过去派员陪同模式，而无需批准，只要手续齐全，就能见到犯罪嫌疑人。另外一方面，第33条规定了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的辩护工作，也称之谓辩护人。

基于以上两种理由，承办刑案的律师如释负重，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加大的会见的力度与频率。使得看守所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看守所，律师会见排长队情况。

(二)会见不受监听，谈话内容遭疑

新刑诉法第37 条规定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里的不被监听，既包括“有人”在旁边监听，也包括“监听设备”的监听。因此，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充分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状态就使得：一是保证了双方在一定区域空间内，完全放松、充分自愿建立信任关系;二来保证了双方向对方倾述的完全自由，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向辩护人倾述需陈述的对象与内容，律师也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向犯罪嫌疑人沟通什么信息、法律知识等内容。这种沟通交流的内容是由会见双方自行把握的，外人完全不知道。

这样就使得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沟通交流内容，从对公部门来看是无法把握和监管的。尤其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客观证据比较少，而靠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供作为主要定案依据的案件，律师会见交流内容遭疑。这正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会见导致翻供，司法实务面临的难题

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不受监听，这样就使得律师会见的次数增多、频率增高。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交谈内容由律师自行把握，以及律师为了行使辩护权，在黄金37天内“挽救”被追诉人。这样，就造成了律师会见两种情况：一种，律师保守式的交流，即律师只是被动的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另一种，就是开放式的交流，即律师除了向被告人了解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外，还可能向犯罪嫌疑人沟通更深入的信息和情况，指使、教授嫌疑人如何供述、指使嫌疑人与外界证人等串供，向犯罪嫌疑人泄露侦查秘密。

因此，实际中造成了，律师会见后导致案件翻供增多。翻供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样的，一是前面供述有罪，后面翻供改为供述无罪。二是口供印证难，例如律师参与共同犯罪或者关联性案件辩护，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分别会见后可能进行沟通、商讨，当再次会见传达给嫌疑人，就使得共同犯罪案件口供相互印证难。

(四)经济利益诱因，律师缺乏底线

众所周知，律师也是人，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也要吃饭、生活和养家糊口。因此，律师肯定要有收入，律师的收入也是维系律师行业存在和稳定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律师同样需要考虑现实中生存的需要，通过正当、合法、诚信的劳动所得来了工作成果，已求得到委托人的认可，获得正当收入。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是维系一个行业存在必需具备的一部分。实践中，大部分民众将案件胜诉作为衡量律师能力等级分类的重要参考标准，并将其作为是否达到委托预期效果和律师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在律师费的经济利益诱因下，部分律师不顾职业道德，为达胜诉目的而不择手段。教唆翻供、帮助违法避罪、教授接受讯问方法、帮助伪证、引诱作伪证等情况还是有的。辩护人从独立的辩护地位，人权的捍卫者，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利益诱因下的“金钱的奴隶”。

三、律师会见权保障完善的建议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保障的权利来之不及，但是进步的同时也尚有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新刑诉法最终没有确认“会见权”是一种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律师会见权，也只是规定限于“律师提出会见”，而非律师“会见权”。同时，新刑诉法第42 条规定，坚持了对“律师伪证罪”的适用。因此，对于这种坎坷境界，笔者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完善制度保障，不免是种好途径的。

(一)明确律师会见权中的帮助避罪和合理避罪的违法和正当性

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权情况，以及律师会见不受监听，这是国家的法治建设的进步，律师得以较之前老刑诉法的巨大改变，即新法出来以后，会见的次数和频率出现大增，诸多看守所律师会见排长队。律师会见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沟通的尺度与深度也更深层次。那么，这里面应有一种是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的一种法律规范，二种就是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与外面家属、旁人之间的一种规范。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为了能够“捞人”，特别在公安侦查阶段，能够让侦查部门取保候审，或者是检察院的不逮捕，使尽手段，其中不乏律师会见过程中教授犯罪嫌疑人如何脱罪、如何避罪之类型的，教授犯罪嫌疑人如何翻供等情型的。

我们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最主要工作就是：向嫌疑人了解其在侦查部门的供述。了解其供述就是了解案件事实，可以通过问话他如何向侦查部门交待的反映给律师，即就是了解了案件事实;其次是提供法律帮助，即在会见接近结束，回答其的一些提问，解答其一些疑惑;再次就是相互沟通、交流。这里的沟通交流是开放型的，也有封闭型的交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何种情况属于帮助避罪行为，哪些情况是律师正当尽职履行职务行为。

(二)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刑罚与行业处罚标准

笔者提到了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沟通交流是个很复杂的情况。辩护律师在维护嫌疑人程序公正权利的同时，也在介入到实体部分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制定更细的司法解释，在完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试行的规定，就我国《刑法》第306 条和新《刑事诉讼法》第42 条规定，出具详细解释，这些解释，即是哪些属于律师违法规定，帮助脱罪扰乱司法秩序情况。或以案例的形式，让执业律师对于刑事辩护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和哪些可灵性把握，有了更进一步清晰的规则，让一项更明确的规范实施下来，从而为提高和促进我国的刑事辩护业务质量作出了法律的保障。律师身份是独立的、特殊的，律师是一项法律职业，不是委托人的随从，也不是只要能收钱就甘作为奴的职业，那样更失去律师职业的本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职业素质责任培训，制定相关行业规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完全靠律师自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就律师违反会见制度规定，交流内容导致违反执业纪律、职业素质的情况，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制定相关行业细则，对于违反行为进行行业内部处罚。

(三)界定会见权交流的内容和限制

新刑诉法将律师会见交流权提前到侦查机关，自“第一次讯问时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而且，还要求侦查阶段委托的辩护人“只能是律师”，也即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成了十足的“辩护人”。加之新法对于律师会见的“无障碍”保障问题，律师会见无时间、次数限制。在这个时候，律师的执业行为，不仅是维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公正问题，抗衡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侦查行为外，实质也在影响着犯罪嫌疑人实体上的认定。

但是，这个法定“提前”的律师会见权，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长短、次数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律师会见同嫌疑人沟通交流什么内容呢?会不会存在不该沟通交流的内容和信息，会见完以后同犯罪嫌疑人家属、证人、同案人沟通交流情况，是否会涉及到我国刑法所规定了律师帮助伪证罪情形呢?这些有必要通过相关规定加以引导和界定。

(四)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

长期以来，侦查部门就是做材料、做案卷，做好案卷以后，检察院审查起诉，到法院最后审判案件，都是以案卷“材料为中心”。这种以侦查为中心主义导致了多少冤假错案，例如：2014 年念斌案、呼格吉勒图等。这些冤假错案有个原因，就是侦查机关“材料中心主义”，冲着这种材料中心主义，侦查部门就会动用低成本的“口供”主义的言词证据为主。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当犯罪嫌疑人有违抗他们之意的，特别是律师会见后导致翻供的，就会把矛头指向律师。

可以肯定的是，近几年来国家提出司法体制改革，已形成逐渐一种观念就是要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模式，这种思维必将影响和促进国家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成为必然趋势。

第四篇：关于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落实情况的反映

关于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落实情况的反映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保障相对新《律师法》实施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距离新《律师法》的规定还有较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

一、关于会见问题

有的地方侦查期间会见犯罪嫌疑人需审批，会见时侦查机关派员在场。

我所一律师在办理一起处于侦查阶段的发生在来宾市象州县的故意伤害案件时，象州县公安局要求经过批准律师方能会见嫌疑人。由于审批人当时不在单位，律师因有其他事情要处理不得不当天返回柳州，第二天再去象州县得到审批才能会见。而且，会见时公安机关派员在场。

柳州铁路公安处对其侦查的刑事案件，律师会见处于侦查阶段的嫌疑人时也需该处批准。

二、关于阅卷问题

1、审查起诉阶段

 检察机关以案卷在主办检察官手上，主办检察官不在为由无法查阅案卷。

 复印案卷费用高，如在柳州市鱼峰区检察院复印一张A4纸

需1元，每个案件需复印几十乃至上百张A4纸，复印费用高，这些费用最终都要转嫁给委托人，加重了委托人的负担。

2、审判阶段

律师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在法院复印案卷时，仍需要缴纳每张0.5元的复印费，致使办案律师考虑只复印与嫌疑人最为密切的案卷材料，对嫌疑人的同案嫌疑人的材料只能查阅不能复印，有可能错漏对嫌疑人有利的情节。

三、关于调查取证问题

1、关于律师自行调查取证

了解案件事实的知情人往往有心理顾虑，担心被无端牵连。我所一律师在办理一起贪污案时，向了解该案件的一知情人调查取证，当问到一些关键问题，该知情人都回答以“不记得了”、“不肯定”。最后，他请律师理解他的难处。

2、关于申请证人作证问题

证人不习惯法庭庭审的气氛和压力，也担心社会舆论的压力。律师也担心证人改变证词从而对嫌疑人不利，也可能对律师本人不利。

思齐律师事务所

二00九年五月十七日

第五篇：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司法厅印发《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四川省公安厅四川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市州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成铁检察分院、公安局：

为依法维护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行为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试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分别向各上级业务部门请示或报告。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四川省公安局

（盖章）（盖章）

四川省司法厅

（盖章）

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关于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依法维护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执业行为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四川省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的刑事案件。

第三条 律师不得同时接受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案犯罪嫌疑人的委托，违反规定接受委托的，不得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律师不得在解除委托关系后接受同案其他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委托，违反规定接受委托的，不得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律师不得参与对同一案件中其他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

第四条 在押犯罪嫌疑人同时委托两名律师的，接受委托的律师可以单独会见或者共同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第五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制定的会见场所有关规定，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在办案过程中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个人隐私。第六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严禁携领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者其他人员参加，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严禁为在押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钱物以及看守所禁止的其他物品，严禁将电脑、通讯工具等提供给在押犯罪嫌疑人使用。

第七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非经看守所同意不得录音、录像、拍照。第八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权制作会见笔录，并由在押犯罪嫌疑人确认无误后在笔录上签名。看守所应当为律师制作会见笔录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九条 办案机关和看守所应当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办案机关应当向律师告知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羁押场所。办案机关依法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变更羁押场所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通知律师。

第十条 办案机关和看守所不得限制律师依法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和次数，但律师会见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办案机关和看守所工作时间和作息时间。

第二章 侦查阶段会见

第十一条 侦查机关应当告知在押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享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并记录在卷。

第十二条 侦查机关应当设置律师接待室并配置工作人员。律师接待室负责受理、安排、通知、协调律师会见相关事宜。

第十三条 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向律师接待室出示或者提交下列材料：

(一)出示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原件并提交复印件；(二)出示律师执业证书原件并提交复印件；

(三)提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事务所函》原件。对符合第一款规定的，律师接待室应当签收相关材料。

第十四条 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在向律师接待室出示或者提交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材料后，可以直接到看守所进行会见。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犯罪、毒品犯罪、贪污受贿犯罪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及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机关应当安排律师在五日内会见，并出具《安排律师会见非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由律师接待室通知律师领取。

第十六条 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填写《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表》。侦查机关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出具《准予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不批准会见的，出具《不准予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相关决定由律师接待室通知律师领取。

第十七条 对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在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书面通知看守所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需经安排或者批准，并通知律师接待室。

第十八条 律师再次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除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案件仍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安排或者批准手续外，其他案件可以直接到看守所会见。

第十九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应当向看守所出示或者提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和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二项所列材料。对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案件，还应当向看守所出示《安排律师会见非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通知书》或者《准予会见涉密案件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

对有翻译人员参加会见的，律师还应当向看守所出示或者提交翻译人员的身份证件、具有翻译能力的证明以及侦查机关准予参加会见的证明等相关文件。

第二十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依法从事下列执业活动：(一)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涉嫌的罪名；(二)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

(三)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五)法律规定或者许可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一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下列有关案件情况：(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者参与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程序和法律手续情况；(六)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解释、说明有关刑事问题的程序性规定和实体性规定的法律咨询服务。

第二十三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除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案件外，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侦查机关不派员在场。属于本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的案件，侦查机关认为有必要派员在场的，可以派员在场，但不得干扰律师的正常会见。

第一章 审查起诉阶段会见

第二十四条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第一次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向检察机关出示或者提交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材料，并领取《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不需要征求检察机关意见，检察机关不派员在场。

第二十五条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除应当向看守所出示或者提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专用介绍信》和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一、二项所列材料外，还应当出示《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

第二十六条 律师会见时间和检察机关提审时间发生冲突的，应当优先安排检察机关提审，但律师已经开始会见的除外。严禁以提审为由变相限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

第二十七条 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退回补充侦查的，检察机关应当在作出退回补充侦查决定后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律师。律师在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参照本规定第二章相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责任追究及承担

第二十八条 对办案机关、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的，律师或者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向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反映，也可以直接向办案机关和看守所的主管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投诉。接受投诉的机关应当在十日内予以答复，并对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对律师在会见时违反法律、执业纪律或者本规定的，侦查机关在场工作人员或者看守所工作人员有权劝阻或者警告，对不听劝阻或者警告的，可以终止当次会见。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可以将有关情况通知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应当在十日内予以答复，并对违反法律、执业纪律或者本规定的律师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三十条 办案机关、看守所及其工作人员办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予以纠正和处理：

(一)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不批准、不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二)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对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进行监听、录音的；(三)其他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办案机关和看守所工作人员办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收受贿赂的，由主管机关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本资料由为你辩护网（原四川刑事律师网）提供，更多参考www.xiexiebang.com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携领其他人员参加会见的；

(二)为在押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钱物以及看守所禁止的其他物品的；(三)将电脑、通讯工具等提供给在押犯罪嫌疑人使用的；(四)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对会见进行录音、录像、拍照的；(五)其他违反法律或者本规定的行为。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律师在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或者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确需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由律师事务所向办案机关出具公函，公函并应附谈话提纲。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公函后五日内作出是否同意会见的决定。同意会见的，会见时办案机关可以派员在场，对律师超出谈话提纲的问话应当制止。

第三十四条 律师要求会见的在押犯罪嫌疑人为正在服刑人员的，具体办法由四川省公安厅、司法厅另行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本规定发布之日前本省相关部门的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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