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定罪关键看次数而非金额

第一篇：电信诈骗定罪关键看次数而非金额

这起特大电信诈骗案有些不寻常

发布时间: 2012-02-08

广东省东莞市第三市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特大电信诈骗案，该区法院审理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褚振家、张柏栋、蔡智勇等14名被告人六年零七个月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1万元至5000元不等的罚金。拨打的9250次电话是否都是诈骗电话

公安机关适时调整侦查思路，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展开侦查工作。褚振家犯罪团伙诈骗使用的网络电话服务器设在香港。经过多方努力，侦查人员辗转香港、广州等地，调取了褚振家团伙诈骗电话的通讯记录清单。尽管通话记录实行动态更新，但从现有保存的通话清单可以看到，仅2011年6月1日至9日，褚振家团伙就拨打诈骗电话9250次，远远超过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认定标准“500人次以上”。

2011年9月15日，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第三市区检察院审查起诉。面对近30本案卷材料，200多页台湾居民电话号码，近10卷的台湾居民身份信息，办案检察官周宁和伦继荣认真审阅，反复提审，一一核实。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工作，他们拟出了一份近30页的案件审查终结报告，将案件依法提起公诉。

庭审时，公诉人周宁向法庭指控了褚振家团伙所有犯罪事实。法庭辩论阶段，面对多名律师提出的“拨打的9250次电话中，没有接通的电话不能算数、针对同一被害人在不同时段拨打的电话应该只算作1次„„”等辩护意见，周 宁针锋相对地指出:“第一，电话没有接通是基于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客观原因，而非被告人主动停止诈骗行为，事实上从被告人拨打诈骗电话那一刻起，诈骗行为就已经开始，9250次诈骗电话都符合《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电话次数的规定。第二，拨打电话次数的计算应当以拨打电话和挂断电话的自然时段为标准，才符合法理和情理。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法庭调查，14名被告人当庭认罪，法院最终认定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新司解出台后武汉首例手机诈骗案行骗万余次得手3000元检察官解析 电信诈骗定罪关键看次数而非金额

（2011-07-08）稿件来源： 法制日报司法

本报记者胡新桥 本报实习生刘志月朱丽萍 本报通讯员梁东

一对夫妇用GSM无线接入台拨打全国的小灵通号码进行中奖诈骗,3个月内共拨打电话1万余人次。目前,侦查机关查实3名被害人,诈骗金额3000余元。

《法制日报》记者今天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以涉嫌诈骗罪正式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许某和范某。

“这是新司法解释出台后武汉市办理的首起电信诈骗案。”承办此案的检察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本案犯罪嫌疑人构成诈骗罪的关键证据是其拨打的诈骗电话达到了500人次以上,查实的3000多元诈骗金额并不影响以诈骗罪追究犯 罪嫌疑人刑事责任。

3个月打万余诈骗电话

办案检察官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本案犯罪嫌疑人将100多部手机连接到一个GSM无线接入台上,在全国小灵通号码大全上按照不同区域选择号码,该设备就会任意选择其中一部手机拨打过去。

“一般都是响一声即挂断,等着被害人回拨电话。被害人一旦回拨电话,就会转入语音信箱,告知被害人他的手机号码被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电话抽奖抽中了,奖金为29.8万元,兑奖要联系另外一个手机号码。中奖者可以直接到上海大众公司领奖,或者通过汇款方式领奖。”办案检察官说,被害人若是上钩了,犯罪嫌疑人就会告知需要汇银行转账费、公证费、个人所得税等款项以一步步套取被害人的钱财。

河北的杨女士就是受害者之一。当她将1000多元公证费汇进指定的银行账号后,就再也打不通原来那个给她的手机号码了,意识到上当受骗了的杨女士随后报警。经当地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银行户头都来自湖北武汉。

经过缜密侦查,6月10日,武汉警方在江岸区某小区的一房间内抓获正在操作GSM无线接入台设备的许某、范某夫妻,现场缴获手机100多部、GSM无线接入台一个,以及全国小灵通号码大全一本。

“电信部门调取的通话记录显示,犯罪嫌疑人选择呼叫的号码基本上分布在北方地区,这就为其虚构中奖信息、实施诈骗行为创造了外围环境。”办案检察官指出,犯罪嫌疑人选择的多为内蒙古、新疆、四川、江苏、浙江等远离湖北、上海的地区,这样一般人都会选择其提供的“银行转账”兑奖方式,而不会亲自跑到 上海兑奖。

经调查,今年3月至5月短短3个月内,许某、范某两人共拨打诈骗电话达1万余人次。

金额不影响定罪量刑

据了解,近年涌现的电信诈骗在取证过程中往往面临犯罪对象不特定、作案范围广、犯罪嫌疑人身份隐蔽、犯罪记录发现难等难题。由于取证难,诈骗数额难以核实查清,导致司法机关一般很难以“诈骗未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总的来说,过去电信诈骗案的特点是犯罪成本低、办案成本高,尤其是对诈骗数额的取证难度最大。”办案检察官指出,电信诈骗的被害人分布范围广,这就使得侦查机关逐一核实被害人及其被骗金额时,面临着巨大办案成本。

针对司法实务中对电信诈骗打击力度不足的局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今年4月8日开始实施。

该司法解释规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发送诈骗短信5000条以上或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可以诈骗罪未遂论处。

据了解,目前该案查实的3名被害人分别来自河北、江苏两地,诈骗金额为3000余元。

“如果按照过去诈骗罪既遂的标准来看,3000余元可能并不构成犯罪,即使构成犯罪也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按照新的司法解释,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拨打的电话数量远在500人次以上,可以按照诈骗罪未遂进行追诉。”办案 检察官说。

办案检察官指出,事实上,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所犯诈骗罪既有既遂部分,即已经查实的诈骗所得3000余元,也有未遂部分,即其拨打的1万多人次的诈骗电话。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按量刑幅度较重的处罚的规定,江岸区检察院认为,对本案应按诈骗罪未遂论处,将向法院提出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估计：本应10年以下，有未遂可减轻)

“对于手机诈骗案,不能仅将‘犯罪金额’确定为实际所获数额,否则就过于狭窄了。”办案检察官指出,每次诈骗成功,犯罪嫌疑人可获得的金额至少是两三百元,由于其诈骗对象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就使得诈骗金额累计起来也是巨大的。本报武汉7月7日电

第二篇：电信诈骗如何定罪Microsoft Word 文档

★★★2016年9月28日

电信诈骗：

发5条千短信或打5百个电话就可治罪

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广东警方展示缴获的电信诈骗涉案银行卡、电子密码器等

中国青年网报道： 黄大河、陈少光和崔育良都是“90后”，茂名电白人。2013年6月开始，黄大河拉上钟伟培、陈少光和崔育良几个一起“做业务”——“猜猜我是谁”。4人分工协作：钟伟培负责寻找一批专门拨打电话的“打手”，冒充机主的亲戚朋友借钱；机主打款后，黄大河则安排“卡手”取款，陈少光协助。

钱似乎来得很轻松。短短5个月，他们几个人就成功骗到了14名事主逾10万元。9月4日这一天，“打手”讹到了一笔巨款——事主蒋某竟然相信了“猜猜我是谁”的骗术，一 1 ★★★2016年9月28日

次性就给他们转了17万元。当晚，4人兴奋异常。他们也许不知道，这笔巨额骗款将让他们的刑期变得更加漫长。

“猜猜我是谁”，这类多数是由茂名电白拨出的诈骗电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把很多人搞迷糊了，包括后来演变出来的“我是你领导”骗术，也极具迷惑性。9月22日本报报道《垃圾短信可疑电话为何“拦不住”》揭秘了不法分子通过伪基站等技术手段群发短信，那么，发送多少数量的诈骗短信、拨打多少诈骗电话、涉案金额达到多少，就可以治罪？如果群发了很多诈骗信息却没有骗到钱财，这种情况下是否也能追究骗子的刑事责任？

电信诈骗多少钱就会坐牢？

发现17万元一夜之间被卷走，蒋某得知受骗后随即报案，次年1月，黄大河、陈少光和崔育良就被公安机关抓获。根据案件最后认定情况，主犯黄大河涉嫌犯罪数额为226800元，获刑五年零六个月；陈少光涉及犯罪数额198500元，获刑二年零六个月；崔育良、钟伟培涉及犯罪数额198300元，虽是从犯，仍获刑二年零六个月。

电信诈骗案件如何量刑？根据我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规定，诈骗3000元至1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较大”，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6年9月28日

诈骗3万元至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为“数额巨大”，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诈骗50万元以上，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根据这一定罪幅度，各地出台电信诈骗案件量刑标准，广东省的定罪标准分为三档：诈骗6000元至10万元可量刑3年以下，诈骗10万元至50万元量刑3至10年，诈骗50万元以上可量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这也就意味着，只要诈骗6000元起，就可定罪入刑。上述案件中的主犯黄河涉及诈骗20余万元，将在监狱中蹲守5年左右。

近年来广州地区的电话诈骗案件，发现涉及“猜猜我是谁”诈骗的团伙最多。2013年至2016年，至少就有9个“猜猜我是谁”的诈骗团伙在广州被判处刑罚。

如2013年侦破的被告人杨兴生案，其团伙一年内诈骗被害人62名，诈骗款合计153.5万元，被告人杨兴生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诈骗案件的定罪，以“数额+情节”作为量刑标准。“情节严重，主要是依据犯罪手段是否恶劣、犯罪对象的特殊性、诈骗款物的性质等来确定。”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全浙宾解释：“一宗案件涉及诈骗金额在12万，量刑幅度在3到10年。如果是一般的诈骗案件，★★★2016年9月28日

法院或将判刑3至4年；可如果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则或将判刑5年左右。”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广州市律师协会经济犯罪专业委副主任南芳律师以法律角度进行了解答：如果诈骗有以下情形的，应酌情从重严惩，比如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比如诈骗救灾抢险、优抚扶贫款物的；比如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比如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备受关注的徐玉玉遭遇诈骗致死一案，对诈骗分子就应酌情从重严惩。”

没有骗到钱也能治罪吗？

电信诈骗属于“广撒网”式的非接触性犯罪。诈骗短信满天飞，而中招的可能就是小部分。那么，如果诈骗者仅是拨打了电话或发送了信息，结果却“无功而返”，没有骗到钱财，是否将免于法律制裁？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证。司法解释中详细规定，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或者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此外，司法解释还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 ★★★2016年9月28日

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可见我国特别加大了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电信诈骗的犯罪成本是很高的。”全浙宾说。

发送5000条以上的诈骗信息，这个数量是否难以达到？“一点也不难。”广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办案警官告诉记者，现在都有群发技术，利用伪基站，设置好程序，一个按键，就可以发送数十条、上百条信息。在盐田法院近期正在审理的一起诈骗未遂案件中，被告利用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2小时就能发送约12000条。办案法官说，虽然被告人未得钱财，仍可视为诈骗情节严重进行量刑。

而对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来说，最关心的是那些被骗的钱能否追回来。办案时法官都会尽量规劝被告人退赃，以最大程度挽回被害人损失。“法院也将对被告作一定从轻处罚。实际上，即使被告不退钱，法院也会在判决上责令退赔，将来被告人只要有了财产都会执行。”

广州法院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认为，办案部门要转变“重办案、轻追赃”的观念，把追赃工作贯穿于侦查、起诉和审判全过程，即使作出判决，法院也要做好判后的继续追赃工作。

电信诈骗为何难定罪？

★★★2016年9月28日

和其他类型的诈骗案件相比，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办理难度更大。“被害人和诈骗分子之间都没见过面，犯罪团伙之间因为分工不同，很多成员之间根本就不认识。”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朝辉律师曾当过警察，在公安机关办过大量经济犯罪案件。他告诉记者，诈骗犯罪团伙组织结构发生变化，呈现有组织的管理经营模式，分工明确，层级分明。

广东警方破获的电信诈骗团伙中，“诈骗组”、“办卡组”、“转账组”、“取款组”、“洗钱组”等各个环节相互独立、单线联系；实行组长负责制，根据诈骗数额大小和所作贡献提成。有的专业化犯罪组织甚至注册成立公司，打着合法经营的幌子掩盖其诈骗的犯罪事实。

而在信息化时代，很多交易环节都可通过手机、网络进行，更加隐蔽，也给办案增加了难度。盐田法官全浙宾坦言，案件证据的采信上难度不小，不同于一般案件单线证据链，现在此类案件往往有传销式作案趋势，呈网状作案结构，案件的证据结构也大多呈现网状式证据体系。“通常每一个诈骗事实都要当做单独的案件进行证据核对，费时费力，但绝对不能有丝毫马虎。”

由于诈骗网络中上线和主犯的犯罪事实隐蔽，有些被判刑后还会进行顽抗。“更多的被告人都属于这个网络中的‘下线’，6 ★★★2016年9月28日

他们觉得自己也是被害人，被判刑后还会在法庭上大声喊冤。”

随着警方打击力度加大，不少诈骗团伙纷纷将窝点移到海外，东南亚、欧洲、非洲……本月初广州警方从亚美尼亚押回129名嫌疑人，该团伙所设的6个专门打电话的诈骗窝点，就隐蔽在亚欧交界处的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国里。

如今，诈骗手段也在逐步升级，多达近百种，而诈骗团伙的网络服务器和网银转账的地址基本上都在境外，即“两头在外”的情况。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较难获得完整的证据链条，以致有一部分实际发生的诈骗数额也难以查证，体现在量刑上，就是被判处的刑罚比其实际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更轻。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目前在对电信诈骗的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抓得多、判得少、重罪轻判”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