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罚经营不在审定区域的种子案适用法律分析

第一篇：处罚经营不在审定区域的种子案适用法律分析

处罚经营不在审定区域的种子案适用法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2015年3月中旬某日，江苏省A县农委在种子市场检查时，发现某经营户门市出售中玉9号玉米种。该玉米种标注的审定情况是：国审玉2004006、豫引玉2005007、冀审玉2004001、鲁审玉2003001；标注的适宜区域是“吉林南部，北京及陕西省延安地区春播，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南部地区夏播。经查询中玉9号的审定情况是：甘审玉2012004、宁审玉2006003、国审玉2004006、冀审玉2004001号。国审玉2004006审定结果是：品种名称：费玉3号（中玉9号）；审定意见：经审核，该品种符合国家玉米品种审定标准，通过审定，适宜在辽宁北部、吉林中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北京、天津及陕西省延安地区春播，山东夏播，丝黑穗病发生区慎用。在案件调查期间，执法人员要求经营户提供该品种全部的审定意见，无果。由此认定为江苏不在该品种审定适宜种植区域内。

二、处理意见分歧：

对待销售该案的中玉9号玉米种违法行为如何定性处罚，主要产生如下几点意见：

一是经营应当审定而未审定的种子。理由是：中玉9号是经过国家审定，但审定结论不包括江苏，并且江苏省没有对该品种的审定，在江苏省经营推广，应该认定为：在审定公告的适宜生态区域外推广，且未经过该区域省级农业部门同意引种。但是，《种子法》并未明确该行为应当认定为“经营、推广应当审定而未经审定通过的种子”行为。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对种子法第六十四条如何适用的答复意见》（法工办复﹝2007﹞4号）和《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种子法有关条款适用的函》（农办政函【2006】8号）的内容理解，这个行为就是经营应当审定而未审定的种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以下简称《种子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应当根据《种子法》第六十四条处罚，本条文的处罚内容为：“责令停止种子的经营、推广，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是经营未经同意批准引进的种子。理由是：中玉9号是经过河北、宁夏、甘肃等有关省农业部门的审定，并被河南省农业部门批准引进的。结合国玉审

2004006审定意见，该品种的适宜种植区域是辽宁北部、吉林中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北京、天津及陕西省延安地区春播，山东夏播，引黄灌区单种，和甘肃省中晚玉米区种植等。同时，中玉9号另一名称是费玉3号，通过了山东审定。审定编号不是标注的鲁审玉2003001，而是鲁农审字【2003】001号。山东邻近江苏，该品种玉米在江苏省经营推广，必须通过江苏省农业部门同意，否则，就可以认定，这一经营行为，违反了《江苏省种子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种子条例》）第九条之规定，应当根据《种子条例》第四十三条“未经同意在本省经营、推广相邻省、直辖市主要农作物种子和主要林木良种的”之规定处罚。本条文的处罚内容为：“责令停止经营、推广，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是经营标注的适宜种植区域与审定公告不一致的主要农作物种子。理由是：农业部第413号公告明确国审玉2004006的审定品种是费玉3号（中玉9号），其适宜种植区域是不包括安徽、江苏等省，其他省的审定意见适宜种植区域也只能是该省的辖区内。因此，从该条文的字面意思理解，该标签标注适宜种植区域有“安徽、江苏” 就是违反了《种子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应当根据《种子条例》第四十四条处罚。本条文的处罚内容为：“责令改正，没收种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三、分析：

1、争议焦点。在监管主要农作物的种子经营时，不通过任何检测手段情况下，主要就是看标签的规范性和种子的审定与应用情况。该案例中玉9号品种，在标签上无根据地添加了安徽、江苏为适宜种植区域，是标签内容与销售的种子不相符；在江苏省内推广经营，也是典型的没有经过批准的引种。这既有标签不合法，也有审定应用上不合规。对照《种子法》，这样的行为可以适用两个罚则，即：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四条。对照《种子条例》，这样的行为也可以适用该条例的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三条。从案件定性处罚分歧中可以看出，该案的焦点有两个：一是适用那一位阶的法律；二是在竞合法条中如何选择。

2、上位法与下位法的适用。法律位阶，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这就是上位法优先的原则。然而这个优先只是效力上优先，而不是适用优先。也就是说，如果当上位法与下位法出现冲突时，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

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下位法不得违背上位法。如果上位法与下位法没有冲突，就应该选择文本上有明确界定的法律。由于下位法是根据上位法制定的，比上位法所规范的行为详细，往往会有明确的界定；就是没有界定，也可以对相关词进行合理的转换，而实现界定，在操作中显得能够对照。因此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如果下位法与上位法没有冲突，就是实施性的“下位法”优先适用。

该案例，涉及《种子法》第十六条规定，通过国家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全国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通过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由省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适宜的生态区域推广；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属于同一适宜生态区的地域，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引种。这一条规范有两个概念，即：品种审定和同意引种。同意引种是品种审定的特例，只有省级政府的农业或林业行政部门行使这一权利。违反引种规定的，在《种子法》中没有明确的罚则。《种子条例》是根据《种子法》而制定的，从条例第九条规定中可以看出：引种规定和《种子法》是一致的。并且也有明确的罚则，即条例的第四十三条。比较《种子法》第六十四条，这两条是一样的，符合实施性规定的“下位法”优先适用的条件。适用《种子条例》第四十三条，就是用对品种审定转换成同意引种而实现的。

笔者认为，《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主要农作物种子应当加注品种审定编号。该案中玉9号标签虽然有国审编号，但由于国审意见没有江苏，标签标注江苏，就应该标有江苏审定编号。然而标签上没有标注江苏审定编号，是标签内容不符合《种子法》规定，是《种子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构成要件。同时，违法的构成要件，也符合《种子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在《种子适用函》第十二条支撑下，是经营应审定而未审定的种子的违法行为。然而，《种子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的构成要件是标注的适宜种植区域与审定公告不一致，正好是“应审定而未审定”在标签上具体体现，该案适用《种子条例》第四十四条，就是直接对照适用。

3、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行政法领域的想象竞合违法，是指相对人的一个行政违法行为同时满足多个行政违法构成要件，但这几个构成要件又不存在相互重合或包容的情况。如果构成要件存在相互重合或者包容，那就是法条竞合违法。

笔者认为，该案的违法经营行为，同时满足《种子条例》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构成要件，同意引种是种子审定的特例，第四十四条第（四）

项又把审定情况规范到标签标注上，由此认为这不是想象竞合，而是法条竞合。在法条竞合中，只能选择适用其中的一条。标注的适宜种植区域与审定公告不一致，又是缩小了涉及审定有关违法的外延。这是法条竞合中重合兑合。适用时，应选择规范外延小的一事条款。因此适用 《种子条例》第四十四条最为妥当。

第二篇：种子案分析参考

案情：2003年5月27日，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种子赔偿纠纷案时，遭遇法律冲突问题。在庭审中，就赔偿损失的计算办法，原告（汝阳县种子公司）与被告（伊川县种子公司）争议激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以“市场价”计算赔偿数额；被告则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以“政府指导价”计算。经审判，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种子法》实施后，玉米种子的价格已由市场调节，《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抵触的条（款）自然无效。”

洛阳中院判决书的这一表述激起河南省人大的强烈反响，河南省人大认为“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中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这种行为的实质是对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的违法审查，违背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10月18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违法宣告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问题的通报》，要求河南省高院对洛阳市中院的“严重违法行为作出认真、严肃的处理，对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依法作出处理”。洛阳市中院党组根据要求作出决定，撤销判决书签发人民事庭赵广云的副庭长职务和李慧娟的审判长职务，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该决定最终未履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指出《立法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解释：

（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性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为依据。”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参考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相关消息：2003年11月19日，肖太福、涂红兵、陈占军、朱嘉宁四位律师依据立法法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建议有两条：一是依法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法律效力，并向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二是尽快审查和清理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各地的地方法规，责令制定机关废止或修改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

问题和评析：

1、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 人民法院无权做出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的决定，但具有选择适用更高位阶法律规范文件的职权和责任：第一，按照我国立法法第79条第1款的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上文中的《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法律的《种子法》效力。第二，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因此，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但前提是，该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该案来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确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8点中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订的法律相抵触，应当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该文件虽然是针对行政诉讼适用法律的解答，但对本案有借鉴作用。何况上文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3月30日作出的《关于河南省汝阳县种子公司与河南省伊川县种子公司玉米种子代繁合同纠纷一案请示的答复》中也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宣布与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无效。第四，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第8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88条第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同时第4项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因此，正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才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法院都无权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第五，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副主任、北京中孚律师事务所肖太福律师认为，在目前我国宪法框架和司法体制下，人民法院没有合宪性审查权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民法院有无合法性审查权却是值得深思的。当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时，司法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选择三种方式：其一，中止审理，逐级上报，等候裁决。其二，直接使用上位法，避开下位法。其三就是行使“有限司法审查权”，审查下位法的效力，适用上位法。即在判决中明确审查下位法，指出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地方，并根据宪法的精神和立法法的依据宣称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条款无效。（曾金胜：李慧娟事件再调查，人民日报《时代潮》2004年第9期）其中，第1种做法没有体现司法的公信力，不能给当事人以信服的理由，也不符合司法文书以理服人的特点；第3种做法与我国法院的宪法地位不相称，因为我国法院没有明确得到关于违宪审查的宪法授权，不同于美日的司法审判体制；因此，只有第2种才是比较可行的做法。

2、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人民法院接受人大的监督，但人大不得干涉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行为：第一，我国现行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根据有关资料，在洛阳中院对本案进行合议前，该案审判人员先后收到洛阳市政府、市政法委、主管院长与副院长转来的批示，以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要求省高院对洛阳中院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的意见等，都是对司法独立的挑战。第二，不错，根据我国宪法126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的规定，法院是人大体制下的法院，它必须接受人大的监督，向人大报告工作。可是，人大与法院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人事安排和法律实施方面，体现为事后监督和法律监督，而不是事前、事中监督与个案的具体监督。法院与人大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行政隶属关系。法院首先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的法院体制仿照行政体制，带有浓厚的地方主义和部门主义色彩，地方法院因为财权、人事权等原因受制于地方，往往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对于各级人大来讲，对法院的监督也应通过法定程序通过对本级法院工作、法官的选举、任命与罢免、对法院存在重大问题的质询和调查等方式来进行。人大和其他国家机关与社会组织、个人对法院的监督不能演变为对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的监督和干涉。

3、公民是否存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

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的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建议”。4位律师依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递交了“关于审查《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的建议书”,正是公民主动行使宪法和法律监督权的的表现。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定的违宪法审查权,如现行宪法第67条第1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第4项规定其享有解释法律的职权；第7项规定其享有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的职权；第8项规定其享有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的职权。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也做出了类似规定。2003年5月17日《南方都市报》报道：5月14日，俞江、滕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以传真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认为198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相抵触，应予以改变或撤销。该事例也是公民享有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违宪审查的权利的表现。

4:李惠娟法官是否有权宣布《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无效.解析:李惠娟法官在判决书中宣告：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条例》因与国家制定的种子法相冲突而自然无效。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宪法上实际上实行的是人大至上，行政和司法机关对它负责，受它监督。立法、行政、司法有分工，但没有制衡。人大制定法律，同时解释法律和监督其他机关执行法律。法院没有权力审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具有合宪和合法性。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法官在办案时发现地方性法规或行政法规与国家法律相冲突时，应中止案件审理，报告所在法院，由所在法院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立法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和做出决定（或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审查，向法规制定机关提出审查意见，法规制定机关据此对相应法规进行修改），最后，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或经法规制定机关作出修改后的法规，恢复对案件审理和做出判决。

联系到本案，基层法院和中高级法院只应有权选择适用相应规范，而不宜由它们直接和最终对法规、规章确认违法或宣布无效.思考: 本案件引发之问题实际上远不是谁对谁错的争论,而是一系列的深层次上的制度合理性问题的思考。

问题之一，法官在第一线判案，而制度上没有给法官充分的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的权力。一是法律的最终解释权不在法院；二是法律适用冲突的决断权不在法院。这样，给法院审判带来的困难是法院的终审判决可能不是终局的，因为它对法律的解释可能是错误的，而最终被立法机关纠正。如果审判中遇到法律法规相冲突时，法官按制度只能中止审判，而将冲突的法规提交有权机关裁决。而这个裁决机关最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常委会2个月开一次只有5-7天的会期，所以，依此制度运行，很多案件无法审判，要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规合法性的裁决。现在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法官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这个矛盾，有选择地适用一种法律，有时有抵触的法规也适用，一般也没有人追究。但是，随着法治的深入发展，类似本案的矛盾会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我们这一制度的不适应性更加突出，法官权力分离现象的改革将越来越迫切。

问题之二，这一问题再次提出了法官是国家的法官还是地方的法官的问题。从这一矛盾冲突导致的结果看，在没有国家违宪审查机制的情况下，现行法官任免体制使法官只能是地方性化的。在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情况下，“明智”的法官选择优先适用地方法规更安全。但从我国的法律理论性质上，所有法官都是国家的法官，他们头顶国徽都是以国家的法律名义在审判。随着法制的发展，这一理论上的国家法官与制度设置上的地方性法官的矛盾将更突出。

问题之三，随着人大的地位提高和作用的加强，人大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将更突出。需要对行使权力的界限和程序提出更明确的要求。此案给人们的担心是人大的权力滥用、不慎用也可能成为现实了。地方人大可能利用法律上的权力优势不适当地干预一些事情；再说，一些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行政化和权力机关化也是个问题。

问题之四，此案更迫切地呼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像此案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需要进行违宪审查的争议，如果我们还是视而不见，全国人大的立法和法制统一将会受到严重影响，也影响宪法的权威。法官在适用法律时不能有作为，而立法机关又不去作为，一些违宪违法的法规就会得不到纠正。同样这种状况对执法者也是一种伤害。法制越活跃，法律冲突会越多，它对宪法和法制的损害就越严重。因为它涉及对宪法法治的信念和信心问题

行政法的效力等级

效力等级问题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效力等级，二是规范冲突的处理规则，三是冲突处理权限。

（一）效力等级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

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的效力高于本行政区域内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依法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自治地方适用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

经济特区法规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的，在本经济特区适用经济特区法规的规定。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不具有从属效力关系，不存在谁服从谁的当然效力等级。

解释的效力等级。从法律上件，解释的效力等级，与解释机关的法律地位相等，而不是与被解释的法律文件的效力相等。

（二）规范冲突的处理规则

何谓立法或规范冲突？表现形式上就是不同、不一致。但是，这仅仅是表现形式，虽然该表现形式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准，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根据不同判断规范冲突。规范冲突是一个有实质内容的概念，是指在立法或规范的实质上或内容上不一致。可以由两种情形：一是积极冲突，即此法与彼法都对同一对象有规定，但是，此法规定的内容与彼法规定的内容不一致。另外就是消极冲突，即此法没有规定，彼法增加了规定。无论是积极冲突还是消极冲突，核心就是二者的规范本意不一致，法的内容、精神、原则等不一致。文字的不一致不等于内容和规范本意的不一致，但是规范本意或内容实质的不一致，无疑是规范冲突。

规则之一，高法优于低法。

规则之二，新法优于旧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规则之三，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

对于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文件，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制定机关裁决。

不同机关制定的效力相同的法律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处理规则分别是：

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三）处理冲突的权限

制定立法的机关，有权撤销和改变自己制定的法律文件。

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法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或改变本级政府的规章。具体权限如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一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不适当的规章；

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授权机关有权撤销被授权机关制定的超越授权范围或者违背授权目的的法规，必要时可以撤销授权。

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附：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1997年修正）》

第三十六条 种子的收购和销售，必须严格执行省统一价格政策，不得任意提价。省没有规定统一价格的种子，由市（地）、县级农业行政部门和物价部门共同商定。

地位、效力与冲突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种子法》 《立法法》

《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法律的《种子法》效力。根据该《条例》制定的《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的通知》为规范性文件。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之类的地方性法规，但前提是，该条例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从该案来看，《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与《种子法》确实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应当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才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而省级人大常委会和各级法院都无权直接宣布地方性法规无效。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性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