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4月王海明先生在北京燕山大酒店宏智企业文化研讨会上所言的

第一篇：2000年4月王海明先生在北京燕山大酒店宏智企业文化研讨会上所言的

2000年4月王海明先生在北京燕山大酒店宏智企业文化研讨会上所言的“中国没有企业文化”，显然是激愤之语，假若要更精确地表达，那应该是“中国没有先进、独立、具备足够的高度和尊严、能够切实推进企业与社会提升和发展的企业文化”。

但如果把企业的作为都打上文化的标签，由此宣称中国企业文化异常发达，则也无不可，以中国之大，企业之多，企业文化不可能没有，事实上早已泛滥成灾。不过在这样的“企业文化”语境下，中国企业文化难逃以下七宗罪：

一、偶像崇拜

中国历来就不乏狂热的偶像崇拜者，现在更以追星族的面目茁壮成长，遍地开花，连四五六流的球星歌星影星都轻易能吸引一批粉丝，何况这些球星歌星影星们的老板，所谓“企业家”。如果说对星星们的追捧可能不仅没有物质上的回报，相反还要贴进大把银子，那么对企业家的追捧就明显有物质上的诉求了――不是妄想有朝一日拥有偶像的物质财富和由此带来的权力，就是直接通过追捧以求获取赏赐。因此与偶像崇拜相配套的，便是势利的吹鼓手和托儿，两者一拍即合，联袂掀起了造神运动新高潮。

偶像崇拜的形式最普遍地表现为帝王崇拜。“王者”、“霸气”成了企业文化的“主旋律”，隐晦一点的以企业为主体，干脆一些的便直接以企业家为主角，乔装打扮之余，粉墨登场之后，一般而言再辅以行业为经、地域为纬，经天纬地的“打造XX之王”、“成就XX霸业”遂成为常规的企业文化口号。帝王崇拜之盛行，连职业经理人也要冠以“打工皇帝”、“打工皇后”之冠冕而趾高气昂地出来挥斥方遒、傲视众生。因此从狭义的企业文化来说，当前中国的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就是造神文化。可悲的是，正如雷颐先生所揭示的那样：“那种横扫一切、建功立业的霸道和浪漫，与‘平时’的平庸、刻板和沉闷迥然不同，对热血方刚、充满英雄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见《致命的诱惑：法西斯主义理论剖析》，2005年6月3日《南风窗》）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在评论CCTV新大楼时说：“央视新址仅仅是这个挥霍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它看上去极现代，但不具有现代建筑的本质，徒有其表而已。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这种意识再与横行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相杂交，生出了一个个城市景观的怪胎。”（见《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13日董月玲文）实际上类似问题又何止局限在建筑方面？“企业”和“企业家”不也正是这样吗？从宏智科技和其他这块土地上的众多企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企业管理者貌似现代实质不然，有的企业管理者则连貌似现代都不屑去包装包装。企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本质上是对金钱所带来的权势的崇拜。而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告诉我们：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

二、欺诈 因为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变身为神，谁也没有资格充当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所以造神运动和偶像崇拜必然导致欺诈与愚弄的泛滥。

我曾在《宏智》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企业管理者的行为能力是最大的企业文化”。讲得天花乱坠、写得妙笔生花固然也是一种“行为能力”，但最后真正其决定作用的“行为能力”还在于企业实践中的所作所为。不过令人扼腕的事实是，仅仅前一种“行为能力”，就足够让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文化“风生水起”了。应该说，中国企业大多对具有“中国特色”之“宣传”精髓的掌握可谓驾轻就熟、炉火纯青。宣传离不开“文人”，当然，“企业家” 有时候本身也可以是“文人”，拥有或者自认为拥有较好文笔的“企业家”一方面往往瞧不起“文人”，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以“文人”自诩――窃以为这点很可能要归功于很多企业家的共同偶像，或许这也是所谓伟人风范。

鲁迅在《同意和解释》和《宣传与做戏》两篇文章中，曾提及当官的对文人的四个要求：一是“同意”，当官的所有理论、决策、口号、演讲，文人必须无条件地拥护；二是“解释”，光拥护还不够，还要发挥自己所长，使之理论化、合法化、深刻化和学术化；三是“宣传”，把优化后的领导精神加以宣传和推广，让它能惠泽愚民；四是“做戏”，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话可能自己都不相信，也明白文人内心更未必真信，那么做戏就成了必要的功课――把上述“当官的”置换成“企业”，把“文人”置换为“文化”，则同样完全成立。中国的企业文化最常干的不就这四方面的活吗？当然，企业文化依附于企业本身，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只能是企业甚或只是所谓“企业家”的“帮忙”或者“帮闲”，特别是在企业家如此理解和定位“企业文化”的时候。“文化”在很多“企业文化”里边的角色定位，说白了就是欺诈过程中一门叫做“花言巧语”的工序和技术，几近于大白话“忽悠”。

至于中国企业文化之重要内容的“宣传”，其中有多少是对员工、对客户、对消费者的欺诈和愚弄，案例之多已然让人麻木不仁。日前三鹿、蒙牛、伊利的毒奶丑闻中，被网民恶搞的相关广告语句句都是新鲜标本。

“欺”和“诈”是紧密相连的，而“愚”的目的无非也在于“弄”。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欺诈与愚弄，除了对利益最大化不计后果的疯狂追逐之外，在被崇拜中入戏太深而信以为真的优越感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吧。正如塞缪尔·约翰逊18世纪晚期在《布道文集》中所说的：“过高估计自己的人一定会低估他人，而低估他人者又会压迫他人。”

在我看过的所有企业家对失败的反思中，当年以百龙矿泉壶闻名的百龙集团总裁孙寅说得最简洁也最实在：“在我的投机思维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愚弄他人和社会的思想，将自己看高，将别人看低。我的历次失败莫不如此。”

三、虚伪

欺诈又必然导致虚伪。或因为需要给自己尚存的良心注射一点麻醉剂，或因为需要给还未完全昏迷的被猎者唱上一段催眠曲，总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和幌子进行欺诈，满腹男盗女娼而满口仁义道德，手下冷血无情而脸上慈祥有加，是为虚伪。

在很多“企业家”眼里，不管自己的钱是如何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得来的，只要从血淋淋的钱堆中掏两个子出来，大张旗鼓地施舍出去，就可以立马摇身一变成为宅心仁厚、功德无量的慈善家了――可悲的是，这个奇迹遍地的社会还确实屡屡让其美梦成真。这次三鹿对四川灾区的“毒奶赈灾”，就是对此现象的极大嘲讽。还可以学习一下另外一家涉毒企业伊利此前所有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公益广告，或者再另外一家涉毒企业蒙牛的董事长牛根生日前在博客上发表的掷地有声、义正词严的文章，何谓虚伪，此即真实生动新鲜出炉的活教材，原汁原味连三聚氰胺都不带加的，供国人进行相关义务教育免费品尝。要把垃圾包装成黄金，除了欺诈以外，尚需虚伪作为助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把垃圾当黄金进行“营销”时，还要顺带鼓吹一下自己对环保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此种行经是多么的有功于环境、有利于社会、造福于世界、造福于后人。都说国人爱好并善于进行道德判断，其实相比于对某件事进行道德判断来说，国人更擅长的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价值判断后，再找出某张高尚得吓人的道德标签一贴了之。中国的企业文化显然如获至宝地继承了这个优良的传统。难怪作家池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疾呼：说句不怕社会科学家们嘲笑的话吧，我觉得，中国生产力进步缓慢的最大障碍就是人性的虚伪！

四、盗窃：

台湾证严法师说过，人生没有所有权，人生只有使用权。法师的意思其实是：即使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没有所有权，上天什么时候让你死去，根本不用告知你，我们能使用的就是那长不过几十年的光阴。对自己的人生这般，对别人的人生自然更是如此，故人最大的罪孽之一就是以为拥有对别人的所有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正是这种混账的所有权意识之极端表现。

当然，现代的君是不会这么没有艺术、不讲文化地叫臣去死的，不过绕着弯儿实践这种所有权意识者，则从形式到实质都绝对不在少数――譬如，用无限扩大使用权来达到实际拥有所有权的效果。于是无休止的加班被冠之以堂皇的“加班文化”，更有甚者连法律规定必须付与的加班费也被“文化”掉了，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难以统计多少忧郁症、过劳死、离婚、自杀案例，和“加班文化”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但是就媒体所披露的个案就足够让人触目惊心的了。报载，近年的一个调查显示，在中关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3岁，比北京人的平均寿命低了近20岁，据称这是“职业压力过大”的结果。

对别人时间的盗窃，本质上就是对别人生命的盗窃。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了他自己的信仰“无私奉献”，那么或许真是高尚；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别人“无私奉献”，则无疑只是卑鄙。

因此，在不少企业的“企业文化”里边，从理论到实践依然不厌其烦地对员工进行着“企业有恩与你”甚至“企业家有恩与你”的灌输工作和洗脑活动，就毫不奇怪了。记住《圣经·新约》罗马书第4节的话吧：“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五、强奸：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把少数人的满足感建立在多数人的窘迫感之上，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企业文化一大特色。或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非强迫别人和你一起乐而不管别人乐不乐——把自以为爽的东东强迫别人接受，又是普遍存在的中国企业文化另一大特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企业军训，更精确点说，是对员工实行强制的队列训练。爱因斯坦说过：在人类的集体行为里，从来没有看过比正步走、手脚机械一致的举动更愚蠢、更不可思议的了。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愚蠢举动，不仅在中国的学校里边成为必修课，在中国的企业里边也颇有市场，其实目的相同，就是把人训练成机器。见识过不少企业领导在检阅台上的那个爽劲，帝王情结显然在这里能够得以尽情宣泄，而这一切的理由，正是“培养责任心、团队精神”等等堂而皇之的“企业文化”。四川一医药公司入职培训的方式，更是让新员工互钻裤裆，共享胯下之辱。公司董事长不出所料也称此为其所独创的“企业文化”。（2008.7.20《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视觉评论”）

有持“留得青山在”论者曾撰文鼓吹如果遇到避免不了的强奸，不妨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享受之，当然根据教导，这并不妨碍“事毕”继续将施暴者推荐给警方。无论此等高论在案发实践中是否可行，但成功的例子起码在企业文化中却早已比比皆是，小的例子如遇到节日企业要举行联欢活动，那么即使你心里更万分愿意和家人共度，也不得不为了“团队精神”而参加“集体活动”，即使这是国家法定的休假时间。然而事实是，被“强奸”者果然大多会“既来之则安之，既安之则享受之”，并且绝对不会将“施暴”者怎么的，除非自己不想混了。比对人身的侵犯更有成就感的无疑是对思想的强奸，这方面最为常见的就是要求迎合所谓的“企业价值观”，而这价值观往往并不出自员工，甚至和员工的价值观大相径庭。但这自然同样难不倒“企业文化”。目之所及，中国的企业文化几乎无法找出允许不同价值观存在的例子，而且这竟然似乎成了企业无可争辩的权利，很多招聘要求中明确写着：“认同企业价值观”，而不管这价值观从面子到里子究竟都是些什么货色。

强奸的特征就是以强权让别人接受不愿意接受的，强权的具体表现形式则可以是威胁恐吓，也可以是安抚许愿，它能让被迫接受者忍辱负重、强颜欢笑、麻木不仁甚或为虎作伥。还以毒奶粉为例，我相信相关企业里边的知情员工，一定有人（即使不好说所有人）经历了这个痛苦的过程。

不过不应该忘记，强奸者本身也是被强奸者，企业被意识形态肆意玩弄、百般摧残，经济规律被政治游戏变态奸淫，从五十年代以降尽便属于逃脱不了的命运。当然，这不成其为受害者可以变为加害者的理由，只是说明要求中国企业文化独善其身，几近缘木求鱼。

六、战争：

“商场如战场”是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喊得最理直气壮的口号之一，它的更深含义就是：战场上为了取胜可以不择手段，商场如战场，则意味着商场上同样可以不择手段。

德国军事学家、《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说得直截了当：“战争就是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则指出：“在战争中必须尽可能多地杀人，这就是战争的无耻逻辑”。而同为俄国作家的契诃夫也感叹道：“人类把历史看做一连串的战斗，因为直到现在为止人类依旧把争斗当成生活的主要内容。”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所说的“现在”并没有真的“为止”，人类的争斗变本加厉、手段翻新，不仅是生活的主要内容，还往往更是工作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化中的“道家”、“儒家”、“法家”甚至中外合营的“释家”等等，显然还以“兵家”在企业界中最受推崇。其中则能看出受到学术界、具体地说是所谓“国学”的影响。比如“兵家”无非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等汉族的军事传统，尽管其实从历史上看，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军事传统并无可夸耀之处，包括被“汉化”了的清朝末期。事实上最常用来当成经典教材的无非是集杀人如麻和窝里斗之大成的《三国演义》。玩心机，谋诡计，被系统而目标明确地运用到了当今的商业实践和企业文化之中。必须说学术界（或者只能说以学术界为唬人招牌的某些文人）在这点上给予企业界很不好的影响，充当的似乎是满腹经纶、潇洒睿智的诸葛亮，其实说白了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好卖弄自己“雄韬伟略”和“足智多谋”之“狗头军师”的角色。

据2005年6月30日《南方周末》B10版特别报道“‘现代私塾’的挑战”一文中所载：“2005年新春开学，原化工部62岁的退休职工李铁军，不再让9岁女儿李婧磁上学，开始了他为女儿设计的‘家教成才路’。理由：父亲说，学校开设的很多课程，对娃娃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根本没用„„”说现在学校开设的很多课程对学生今后的生活和工作根本没用，这句话本来绝不能算错。问题是什么才是对学生有用的课程呢？这位父亲说，“我教的全是今后她用得着的知识，比如，我要求她能将三十六计熟背，看电视时再一个一个地给她讲解三十六计的含义和运用。”

早就有人津津乐道于“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是美国西点军校必读书，甚至被派往伊拉克的美军人手一本云云，后来被证明为子虚乌有。即使就算美军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暗中进补吧，然而更确凿的事实是，美国人民并不是靠“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而发达起来的。商场果真可以如战场吗？

要知道人类社会或许会有所谓“正义的战争”，但是绝对没有什么“文明的战争”；或许会有为了消除罪恶的战争，但是绝对没有不包含着罪恶的战争。来看看尼门斯托夫（现在的马雅可夫斯科亚，位于东普鲁士的一个村庄）在1943年秋天被苏联红军占领后的故事吧：为报复德国背信弃义入侵苏联并占领苏联领土达3年之久，红军血洗了这个村庄。村里女人不分年龄都被强奸，然后被钉死在谷仓的门上，男人和小孩被棍棒打死或者枪杀。当反攻的德军重新占领这里时，他们还邀请了瑞典、瑞士和西班牙等中立国家的记者前来看苏联红军的所作所为，德国导演也不失时机迅速拍摄了一部反映这个悲惨故事的新闻纪录片。（见“波罗的海的死亡航线”《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7期）

张纯如在用自己的生命写就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里说：“回顾千年历史，显然没有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在战争年代的残酷性方面享有垄断权。文明的虚饰似乎太薄了――很容易被人揭去，也特别容易被战争的压力除掉（见第二章“六个星期滔天罪恶－南京大屠杀背后的动因”）――因此，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文明（更不用说文化了）能够真正保证参与战争者不会爆发出其残酷的兽性。但让我觉得不可理喻的是，被视为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在，在中国的企业文化里边，竟然还到处在声嘶力竭地鼓吹商场即战场。

罗素在《俗物的道德与幸福》中说过，我们的文明时代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找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在同一本书里，他还就商人的“生存斗争”观做过如下分析：

“商人运用这一意义不确切的词语，只是为了夸大那些实际是无甚价值的事件的重要性。试问一下，出于他这一生活阶层的人当中，又有几个死于饥饿的；再试问一下，在他的朋友破产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知道一个破了产的商人，在物质享受方面，比起一个从来还没富裕到可能破产的人来，条件要好得多了。因此，他们所说的生存斗争，实际上是追求成功的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感到恐惧的，并不是第二天早晨能不能吃到早饭，而是他们将不能胜过自己的邻居„„此外，一个人挣钱多少成了公认的衡量智力水平的尺度。一个发了大财的人一定是个聪明的人，反之，这个人就肯定不聪明。而没有人希望被看做傻瓜。” 用中国文化的精髓来表达，正是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除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价值取向之外，“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同时指的是全方位的事实，连过程和技术细节也是如此――再不入流的勾当，成王后也会被视为“勇敢、智慧、坚忍不拔、雄才大略”等等漂亮而高贵的品质。在中国历史上，苏秦是个恶劣的榜样，立场可以随时随地随着自己的利益而更改，却有谋略之士的响亮名头；越王勾践是个更恶劣的榜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下作之事都干得出来，却有卧薪尝胆之绝佳美誉。但是，在中国企业文化的视野当中，我敢打赌，他们都属于最有文化的人，不信的话，到国内任何一个机场的候机室里边，找一间书店，再翻出任何一本载有这两个案例的企业管理或企业文化类书籍，看看上面都是怎么说的吧。

可是无论如何，如果是为了“生存”，不择手段的战争意识尚可以有理解的余地，而如果是为了“成功”，同样的作为则无疑失去了最起码的道义前提。从中国企业文化类书籍中很容易可以看见，商场即战场论者中的暂时胜利者，得意洋洋者不乏其人。不过请不要忘记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史》中的警语：战争在你愿意时开始，却并不在你乐意时结束。

七、谋杀：

由上可见，中国当今的企业文化无可避免地充满了谋杀―― 首先是对信仰的谋杀

信仰的缺失，常被用来解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行为。《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文语境里，“信仰”似乎指的就是“宗教信仰”，即使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在现实中也不乏宗教意味。其实国际通行的英文中，宗教和信仰（religion or belief）是有区别的。1981年联合国《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第一条第一款：“人人皆应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之权利。这项权利应包括信仰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或任何信仰之自由。”

英国人伊恩·布兰德尼写《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周威先生评论说：“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颇遭诟病，但它对破除简单的唯物主义，关注人的信念对制度演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思路。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与我们现在相信什么是有关系的。我们的信仰，将决定我们获取财富的手段，以及财富的最终去向。一个有信仰的人，心里知晓自己不过是地上产业的管理者，真正的业主是那位世界的创造者。拥有超乎常人的财富，不意味着你配得这一切，而是要你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如果没有对资本的超验性约束，很难想象新教伦理在释放出资本主义的巨大能量之后能够将其驯服。„„没有信仰就没有约束，离开神圣价值的灌注，资本即便能给世界带来繁荣，地上也只会充满逐利之徒。”（见《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1期）

是的，总得有点信仰。即使犹豫迷惑如哈维尔：“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吧。”

信仰其实就是为了有所畏惧。我有所畏惧，即使不清楚我所畏惧者到底为何。众所周知，人类的痛感一旦丧失就将很快导致死亡，而人类的畏惧感一旦消失，同样面临着灭亡。因此弗洛姆在《寻找自我》中说：“没有信仰，人是无法生活的”。不过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一代及子孙万代所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种信仰是一种对领袖、机器、功名的非理性信仰，还是一种建立在我们自身创发性活动的经验基础上的理性信仰。”

如果说“对领袖、机器、功名的非理性信仰”也是信仰的话，那么中国的企业文化正在成批培植信仰，而且长得生机勃勃，收成不错。但要是以“建立在我们自身创发性活动的经验基础上的理性信仰”为标准，那么这几乎还是一片荒原。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领袖、机器、功名的非理性信仰”固然能让“臣民”对“领袖”充满畏惧和崇拜，但却不能让“领袖”本身有所畏惧和约束，恰恰相反，只会让他们胆大包天。因此我更倾向于把它成为“伪信仰”，而为“领袖”们所爱不释手的“企业文化”之所以受宠，正在于谋杀“理性信仰”并大力推崇“非理性信仰”以代之。另外我在《作恶要趁早》一文中说过，用慈善活动或者宗教活动来让自己“脱罪”，以图心情轻松地进一步造孽者，并非真的有所信仰。可以说他们只不过把信仰当成自己任意使用的工具而已，信仰在此和一根剔牙的牙签没有实质上的区别。当然，这也可以视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对信仰的谋杀。其次是对诚信的谋杀

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信用市场和信心市场，而中国企业，包括许多上市企业的道德底线一再滑落，频频探底，并以此次毒奶粉时间达到了惊世骇俗的新高峰。今天（2008年9月23日星期二）蒙牛在香港股市复牌，停牌前股价为20港元，现价8元左右，跌幅为60%，以其说股价跳水，不如说投资者对之信心崩盘。2005年9月13日，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十大愿景》，其中第三位是“诚信”，排在“平价医疗”和“社会保障全覆盖”之后，而前面这两项是人命关天和关乎生存的事情。

那么是谁在不诚信？有意思的是，同时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排行结果，据说是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历经两年多时间，对全国100座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且通过网络对70万网民做了调查后所得出的――这份报告因排在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分别是深圳和东莞而广受网民责疑，其诚信度本身就被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中国的经济领域，违法成本太低是人所共识，其实还有另一面，守法成本太高。这一推一拉，在“商场如战场”的客观环境和氛围下，想不违法确实也难。同样，诚信成本太高，而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但成本低得惊人，除了经济赢利之外，往往还能获得名誉上的加分“经营有方”，“智慧谋略”，相关企业管理者年龄大点的便成了“老谋深算”，年纪轻些的就是“少年老成”了。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认为：“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见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第48页），显然，要求具体的企业家为整体的诚信缺失负责显然既不可能，也有失公平。中国的市场经济之乱象丛生几无章法有目共睹，更遑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和公共服务型政府了。没有培养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伦理体系，诚信完全靠企业家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又要求其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因此在市场现实中保持诚信基本上是负竞争力，实际上等于是在自觉支付一种沉重的社会公共道德附加税。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以企业“生存、发展、成功”为己任并为管理者所牢牢把握的企业文化，不参与对诚信的谋杀才是怪事。再次是对责任的谋杀

信仰、诚信先后倒地，对责任的谋杀自然不可避免。

1954年，被称作“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杜拉克在《管理的实践》中率先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概念。5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概念，在8年前已成为一项新的国际标准。1997年8月美国制定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即: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SA8000是全球第一个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其内容主要涉及的是人权和劳工权益问题。SA8000体系认证已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对于企业发展、全球贸易将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吃他万恶的资本主义这一套。在四川汶川地震的赈灾活动中，企业和企业家被某些逼捐者将责任任意放大，以遮掩某些部门和机构的责任缺失。也有些企业因赈灾有方而名声大噪，一时满耳都是“是中国人就喝王老吉”的激情免费广告，然而，如果把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它实在是并没有什么好夸耀的资本，因为如果最基本的责任都无以承担，最高耸的责任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社会学中的归因理论指出，一个人常常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失败归结为运气不好。事实上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也往往如此。但是，起码在中国当前的现实当中，就所谓品牌方面来说，企业的运气不好，往往同样应该归结于自己的“努力”。

仅今年而言，在三鹿毒奶粉事件之前，一系列的矿难惨祸、黑砖窑事件、山西溃坝事件等等，特别是四川地震豆腐渣校舍问题，已然把一幅幅残酷的场景无可掩饰地推到了世人面前：作为企业最起码的责任担当早已经被毫无廉耻地虐杀了。再再次便是是对文化本身的谋杀

不仅仅局限在宏智科技一类的IT企业，技术迷信在很多企业里边可谓大行其道：量化、报表、标准化、数字化管理、绩效考核、末位淘汰等等是最爱被提及的词汇。例如喜欢量化，就非把什么都得弄成若干厘米、千克、小时，难道不知道官场中有多少数字官僚主义、数字教条主义、数字政绩乃至数字腐败？管理上只要机器人的愚民策略决定了不要想象力、不要质疑、不要追问――实质上这无疑是对文化本身的谋杀。

柏拉图在《论责任》里边说：一切背离了公正的知识都应叫做狡诈，而非智慧。而尼采则说：不加选择的知识冲动，犹如不分对象的性冲动一般，都是下流的标志。

无独有偶，把知识更进一步缩小于技术并与性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麦克卢汉1969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所说的：技术不断改变人，刺激人不断寻找改进技术的手段，于是，人就成为机器世界的性器官，就像蜜蜂是植物世界的性器官一样。王小波在《科学与人文》中引用过C·P·斯诺《两种文化》里的观点：“斯诺先生把知识分子分成了科学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两类，而且说，有两种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他接着说，“我以为，把两种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类前途所系。这么说还不大准确，实际上，是创造了这两种文化的活动――人类的思索，才真正是人类前途之所系。” 和上述名家相比，陈焕然《一个整形外科博士的美丽告白》说得一点不差：“无论在哪个行业，决定一个人是不是高手的根本因素都不是技术，技术到了一定的高度，大家都是一样的，能分出高下的是人的心――爱心、信心和责任心。” 而把爱心、信心和责任心或者只当做道具，或者干脆统统抛弃的所谓企业文化，是安装在文化中的定时炸弹，并以这种恐怖手段对文化本身进行谋杀。最后是对希望的谋杀

我曾对中国的企业文化抱以厚望，认为它理应是引领和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进步的最大动力。但是，事实以极为疼痛的方式无情地将这种厚望一片片削薄。人们可以轻易发现，中国企业培养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外交家、运动家、表演艺术家，却唯独培养不出几位优秀的企业家。

回头看看，实际上这毫不奇怪，甚至是唯一可能的后果。在政企不分的情况下，企业文化就是官场文化；在政企难分的情况下，企业文化又是对官场文化的拷贝和模仿。

因此仅仅指责“企业家”无济于事，更别妄想把中国企业文化的提升寄望于“企业家”群体的良心发现和慈悲为怀。只有解决放任自流、助纣为虐甚或逼良为娼的制度性问题，才可能让中国企业文化走上健康发展、合符人类普世价值的康庄大道。

企业伦理漂亮的楼宇有赖于整个社会伦理坚固的底座，企业文化的灿烂的亮光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文明之火。

诚如奥地利裔美国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所说的那样：“人类文明并不是我们创造出的那些违背自然本性的东西；它更是人的天性发展出的那些产物。” 自然本性可以暂时被扭曲，人的天性终究深植于心灵。

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时间可以谋杀，空间可以谋杀，而只要人类赖以发展和提升的天性尚存，希望是谋杀不了的。

由此，相信中国的企业文化，终有一日将幡然悔悟，并真正有功于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2008年9月22-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