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某金、黄某云等妨害公务案二审补充辩护词

第一篇：黄某金、黄某云等妨害公务案二审补充辩护词

著名律师王思鲁辩护词专辑

黄某金、黄某云等妨害公务案二审补充辩护词

尊敬的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经办人郭连新法官、本案其他合议庭法官及审判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们分别接受黄某金、黄某云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黄某金、黄某云等妨害公务案中分别依法给黄某金、黄某云辩护,在此前我们曾向贵院提交了《二审公开开庭申请书》、《二审辩护词》及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出具的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这些文书对本案的相关问题已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论证,但我们最近看了《中国治在线》、《法制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公路网》、《中交网》等权威媒体对该案的《是暴力抗法还是违法行政》、《公路局有权扣车吗？》等专题报道后,对该案加深了认识：对执法人员的心态及行为性质更加了解；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楚；对该事件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广泛社会舆论和权威专家论证更加透切。为不占用阁下太多的时间,我们共同出具这份二审补充辩护词,希望合议时能给予充分考虑。

一、根据有关规定,的确是任何公路部门对任何形式的欠缴通行费车辆均无扣车权。对«福建省公路规费征收管理条例»第20条作如何理解及相关条款的效力问题在《一审辩护词》及《刑事上诉状》等律师文书中已作详尽的论证。不再展开，意在强调。

二、黄某金等涉案人员阻止的是林某彬“强行开车”行为,这种阻止行为针对的是“强行开车”，“强行开车”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依法执行公务”,因而,从根本上阻却了黄某金等全部涉案人员成立妨害公务罪。

三、“如果不扣车,就无法实现追缴欠缴通行费目的”一说没有法律依据。其

一、本案的核心已不仅仅停留在非法扣车,已深入到林某彬抢车匙钥、损坏小车出风口、闯入驾驶室内“强行开车”,从而因“强行开车”引发冲突。这是铁的事实。林某彬在《中国法治在线》的采访中，面对镜头也十分明确承认（见附件

2、附件3）。

其二、扣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在没有有效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条例赋予任何公路部门对各种形式的欠缴通行费车辆拥有扣押权的情况下, 泉州市公路局扣车显属违法。

其三,根据有关规定，泉州市公路局完全可以在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并生效后,如当事人逾期不履行,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通过合法程序和手段,达到追缴通行费的目的。泉州市公路局虽然拥有追缴欠费权及罚款权,但其为了达到罚款目的采取扣车的违法执法手段,同样导致执法行为违法。手段违法同样是违法啊！

我们国家越来越强调依法行政,越来越重视司法权的独立和权威,泉州市公路局通过非法扣车手段实现追缴通行费目的,还有侵犯专属于人民法院的神圣司法权之嫌。

其四,我们认为，只有在经认真调查、研究，得出结论: “赋予公路部门对欠缴通行费车辆拥有扣押权具有合理性,并已上升为立法”的情况下,扣车才有法律依据。否则，泉州市公路局自认为扣车追缴欠费具有合理性，也不能成为扣车的合理解释。

我们要强调的是,就合理性而言，现在也根本无证据证明泉州市公路局扣车有依据。根据《泉州晚报》等报刊报道,泉州市公路局通过扣车追缴通行费而引发了诸多问题及社会矛盾,已引起了社会群众、媒体、人大、政府等部门高度关注。

四、涉案人员打了泉州市公路局某些执法人员的确不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构成妨害公务罪的理由。在这起“强行开车”而引发的冲突中,若不出现流血致双方受伤(轻微伤)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的,在一审庭审中我们已十分明确。但是,在这里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补充说明。

其一、从证据看,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谁打了谁，并且双方都有伤情(烦请细看一审庭审记录和各被告人的《刑事上诉状》)。

其二、如果当时涉案人员报警,警察来了能起作用吗？能不能阻止执法人员扣车，乃至强行开车？稍加思考，都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警察来了，同样无法阻止违法行政！恐怕这个结论是谁都可以预测的。面对暴力执法，违法行政，要被侵害人放弃抵抗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侵害人及侵害行为的默认、纵容。我们国家法律绝不会培养这种逆来顺受的“愚民”，老百姓法律意识加强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啊！

其三、《刑法》第21条对正当防卫作了界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从这规定看,黄某金等涉案人员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黄某金等涉案人员的行为是不是正当防卫可以见仁见智,也可以姑且认为还不是普遍认同的观点,但即使不按正当防卫处理,就能入罪他们妨害公务罪吗？还有，从本案的客观后果看,也无法将他们套入故意伤害罪(轻伤是该罪与非罪的临界点)或其他任何罪名。

五、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闽C7507X小车闯关,仅有证据证明闽C7507X车曾在收费站的人员故意放行的情况,漏缴了通行费(漏缴了多少控方还未能举证),这种情况下,如黄某金驾闽C7507X车时曾漏缴通行费,当时黄某金有错,依法该补的补,该罚的罚。证据反映，闽C7507X车主郑某山也认错认罚。但这绝不能成为构成妨害务罪的理由！不是错了就是犯罪吧？

六、本案清楚地透视出行政执法人员素质的问题,执法人员的素质的提高任重而又道远。

我们反复看了泉州市公路局党委书记郭赞习、稽查队队长林某彬等“被害人”一方人员面对记者的采访录像。其中的内容不必一一细列了。我们可以坦诚地说，我们看着他们的表情，听着他们面对亿万听众的讲话，始时十分惊讶，转而顿生伤感。真是悲哀啊！

他们说希望“有一个宽松的执法环境”。这与强调建立法治政府，倡导依法行政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啊！他们说什么人是“法盲”，是“聚众用暴力抗法”，是不是把自己当成了法律的化身？他们说听了汇报气愤，是不是官本位的封建观念在作怪？他们原来真的是以为自己有扣车权！他们的执法水平不可能这么低吧！

„„。有关媒体对一审庭审已作了全程录像录音；泉州市公路局有关人员面对媒体的坦陈亦已公诸于众。这种负面影响是必然的。同时，直观地记载了该案的一些事实。

我们介入该案已半年多,这半年经历的许许多多事情,让我们深感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对如此理由一边倒的，被“小题大做”的简单案件, 我们仍然深信，公正无罪的判决迟早会到来。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王思鲁 律师 1、2004年9月6日《法制日报》对此案的报道《公路局有权扣车吗？》；

2、2004年9月6日《中国法治在线》对此案《是暴力抗法还是违法行政》专题报道光盘；

3、《中国法治在线》对此案《是暴力抗法还是违法行政》专题报道文字整理。

第二篇：陈劲、陈兵等妨害公务案二审辩护词

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

陈劲、陈兵等妨害公务案二审辩护词

主办：王思鲁律师 涉及隐私，采用化名

尊敬的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案经办人郭连新法官、本案其他合议庭法官及审判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受陈劲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贵院正在审理的陈劲等妨害公务案中依法给陈劲辩护。我们在侦查阶段已介入此案,并全程追踪到现在,对此案十分了解。本着依法辩护的原则和履行律师的基本职责,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我们已于2004年4月20日提交了(2004)粤环经法意字第140号“法律意见书”；于2004年5月17日提交了(2004)粤环经法意字第143号“补充法律意见书”，并附送了本案相关法律法规、地方条例、学理著述和权威判例等资料。在一审阶段，我们于2004年7月15日一审开庭后，整理、提交了“一审辩护词”；2004年8月3日，也就是一审法院2004年7月29日打印出判决书后的第四天，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关于陈劲等涉嫌妨害公务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这份专家论证意见书对此案作了详尽论证，并一致得出如下结论：

泉州市公路局的扣车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泉州市公路局的执法超越了泉州市交通局的委托权限范围„„。在任何单位对任何形式的欠缴通行费车辆均无扣押权情况下，泉州市公路局强行扣车、强行开车而引发冲突，陈劲等涉案人员的行为针对的不是“依法执行职务”，因而，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应属无罪（详见附件1）。在二审阶段，我们于2004年8月13日向贵院提交了律师代书的四位上诉人的“刑事上诉状”；于2004年8月23日向贵院提交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申请书”。

鉴于上述意见对本案的相关问题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论述，鉴于从法律上看，这的确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案件，鉴于贵院法官质素较高以及业务繁忙，我们在此不再“老调重谈”，以免占用阁下太多的时间，仅就最新情况提供辩护意见如下，恳请阁下将此辩护词与上述意见一并审阅。

一、在本案中，陈兵强行亲自将闽C75075小车开走才引发冲突是不争的事实。本案的关键是适用法律问题，也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陈劲如果参与打了“执法人员”，并且导致“执法人员”轻微伤，陈劲有没有构成妨害公务罪。

证据反映：2004年3月17日，泉州市公路局陈兵等六人（一审庭审表明，三人属无证人员，有证人员手续也不齐备）驾驶着一部证照不齐“执法车”（一审庭审表明，此车没有行使证，没有挂牌）上路“执法”，经过惠安县东园村附近时见到闽C75075小车，他们认为这部车在惠安县东园镇杏秀路锦厝收费站曾经“多次闯关”（一审庭审表明，根本没有闯关），要强行扣车、并自己强行开车。具体情况是：驾驶员陈劲主动停车路边，电告车主郑锦山稽查人员要扣车，车主回答“按他们的要求把车开到其指定地点”。后来，因陈兵在没有明示其有驾驶证情况下强抢车匙，损坏小车空调出风口，要自己开，不同意由驾驶员陈劲开，而陈劲因车昂贵，怕其对车性能不熟而不同意由其开而引发冲突（尽管扣车亦属违法，但陈劲还是同意扣车的，只是不同意由陈兵开车而已）。冲突导致双方均有“轻微伤”。

以上事实在一些细节上控辩双方有分歧，但是：陈兵强抢车锁匙（至今车锁匙仍然在陈兵手中），强行进入车内开车，在陈劲不同意他开车，认为可以由陈劲自己开车，双方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才引发冲突。这一基本事实控辩双方均无异议，证据亦都充分证实。

对这样的事实，从适用法律角度，到底陈劲所针对的是“依法执行公务”还是“违法行政”？我们认为，无论如何也谈不上“依法执行公务”，因此从根本上阻却了陈劲妨害公务罪的成立。我们已经从不同角度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此不重复。

二、泉州市公路局扣车的确是手段，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追缴通行费，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扣车，乃至强行开车，同样必须依法有据，必须是法律赋予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否则，就是手段违法，手段违法同样是“违法行政”。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前已经讲了很多，亦是法律常识，相信阁下清楚，不重复。

指控及一审判决的确存在太多问题，其它无法一一细列，但在卷宗相关材料中我们已经详细讲到，也不重复。

三、此案一些鲜为人知的插曲。

此案案发后，惠安县委主要领导在“联席会议”上，曾慎重地问过惠安司法机关有关人员：到底泉州市公路局有没有扣车权。公安机关有关人员说：“可能无！”（据了解，是因交警部门隶属公安机关，因而公安干警对交通执法方面知识相对丰富）检察机关有关人员则说：“有！”就是这个“有”字，误导了领导的判断，引发了行政干预下的错误追诉。

在侦查阶段，我们与主办此案的有关干警多次依法沟通。我们发觉他们还是较为慎重的。在我们出具《法律意见书》、提供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条例、学理著述和权威判例后，公安机关曾考虑过撤案，“不搞了”，后来，由于泉州市公路局的坚持，公安机关将“皮球”踢给了检察机关，而检察机关履行了当初对领导所讲“有”字的承诺，将陈劲等推上了审判台。

相信阁下注意到：对这样一起十分简单的案件，我们一反常规，深入浅出地、从多角度多次详述了辩护意见，甚至委托专家对此案进行了论证。我们知道，如此简单的案件，贵院法官完全可以不用专家“论证”，不用律师“提醒”，就可以准确地形成“内心确信”、公正判决。我们为何还这样做？我们可以坦诚地说，我们是希望对法院排除行政干预，独立、公正审判有所帮助；与侦查、审查起诉及一审有关办案人员的交流中，有充分理由的、详尽的律师意见竟然屡屡受阻，致使本案进入了二审，亦是不得不让人“小题大做”的重要原因。

据报道，每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出的无罪案件超过三十件。我们仍然深信：面对如此简单，不仅具有法律意义，还具有政治意义的，理由一边倒的案件，同在蓝天下，同为发达地区的泉州，贵院高素质的法官，一定会信守法律，排除非正当干预，独立审判，对本案公正判决，无罪释放陈劲。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鲁

二00四年九月二日

附：《中国政法大学疑难案件研究中心关于陈劲等涉嫌妨害公务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原件一份。

第三篇：乔海珍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二审辩护词

乔海珍妨害传染病防治案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我接受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海珍委托，担任二审辩护人。我接受委托后会见了上诉人，了解了案情。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对案件有了进一步了解。现在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二审法院采纳：

一，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第二款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役、霍乱。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椐情况，增加或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只是鼠疫和霍乱两种。国务院也没有把非典规定为甲类传染病。刑法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先决条件是，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方可构成本罪。非典不是甲类传染病，上诉人乔海珍怎么会构成防害传染病防治罪？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说，如>第三百三十条规定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针对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但是非典现在还没有被确定为甲类传染病。所以刑法这一条就不能适用于处理非典案件。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XX年4月8日卫生部发文把非典纳入传染病管理，但是并没有规定为甲类传染病。根据>第三条第五款、>（XX年5月9日国务院令第376号公布）第三十条规定，卫生部无权规定增加或减少甲类传染病病种。一审判决书引用的XX年4月 8日>在审理刑事案件上没有任何意义。更不应作为定罪的根据。甲类传染病的先决条件都不存在，上诉人不可能触犯刑法第三百三十条规定，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2，在客观构成要件上，上诉人的行为也不具有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特征。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对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行为构成要件，规定了四项行为，触犯其中任何一项（别的构成要件也应具备）就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四项行为是：

（一），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卫生标准的；

（二），拒绝按照卫生防役机构提出的卫生要求，对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进行消毒处理的；

（三），准许或者纵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从事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的；

（四），拒绝执行卫生防役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

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任何一项，就是X X市人民法院XX安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也认为上诉人的行为是：本院认为，在防非典的特殊时期，被告人乔海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因亲属关系，违反防非规定，私自将发热病人乔更新领到内科住院治疗，乔更新被确诊为非典病人后……。其认定私自与事实不符，退一步说，法院认定的上诉人乔海珍的罪状和刑法三百三十条一款四项中那一项也不相符，上诉人的罪状触犯了刑法三百三十条那一款，那一项判决书没说，也没法说。

3，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过失犯罪。>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琉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己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至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非典是新发现的病种，世界上专家学者对其诊断和治疗都没成熟方案，对于乔更新是不是非典，中医院专家和省X院都没有诊断出来。上诉人乔海珍是一名普通的妇科护士，她怎么能够预见而没预见？对上诉人来说在主观上没有过失。不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我国刑法实行的是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比照，也不能参照，1997年修改后的刑法己经取消了类推。上诉人乔海珍的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这一基本犯罪特征，X X市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有罪没有法律依据。

二，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认定上诉人私自将发热病人乔更新领到内科住院治疗与事实不符。

X X市公安局城区刑警队张X、赵X X、徐X询问的XX年7月4日张X X证言，证明了上诉人乔海珍5月1日找过他。当时张X X是发热门诊的医生，而且是在张办公地点这就证明了上诉人不是私自把乔更新领到医院。如果不是汇报乔更新发热情况，上诉人没有必要到发热门诊找张X X.2.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上诉人有私自行为，具体中医院和有防治责任的医生对乔更新采取什么措施，这不是由上诉人的职务范围和业务范围决定的。上诉人只不过是一名妇科护士。上诉人的行为和乔更新后来被确定为非典，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3，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刑法第三百三十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拒绝执行防疫机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的。这里说的拒绝，是指一方向特定的另一方提出明确要求，特定的另一方明确表示不同意才是拒绝。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有拒绝的行为。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上诉人乔海珍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案，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明显错误。上诉人乔海珍确实不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请X X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公正判决，判决上诉人无罪。

辩护人：河北省安国药华律师事务所葛电杰

XX年6月28日

附二审宣告无罪判决书

河北省X X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XX）X刑终字第2189号

原公诉机关河北省X X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海珍，又名乔小兰，女，1974年5月10日出生于河北省XX市，汉族，中专文化，原系XX市中医院妇产科护士，住X X市民主街189号。XX年5月17日因涉嫌犯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被X X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5月19日被监视居住，XX年5月31日由X X市公安局执行逮捕。同年7月2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葛电杰，男，60岁，系乔海珍之亲属。

X X市人民法院审理X X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乔海珍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一案，于XX年5月13日作出（XX）安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乔海珍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仪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并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XX年4月28日，被告人乔海珍之兄乔更新出现发热症状，5月3日被告人在明知发热病人必须到指定发热门诊诊治的情况下，将乔更新直接领往内科找医生要求住院治疗。内科主任李X X、副主任李 X对乔更新进行了诊治，并让其住院治疗。后转到河北省第X医院检查诊治。XX年5月12日经河北省X科医院检查诊治，乔更新被确诊为“非典”病例。至此，给X X市人民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造成很大影响，致使400多人被隔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据此原审法院以被告人乔海珍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免予刑事处罚。

原审被告人乔海珍及其辩护人上诉主要提出：乔海珍的行为不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构成，据此定罪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应宣告乔海珍无罪。

经审理查明，XX年4月28日，被告人乔海珍之兄乔更新出现发热症状。5月3日被告人乔海珍找到X X市中医院副院长李X X、医生李 X对其兄进行诊治。经医生对乔更新进行检查，排除乔更新患“非典”型肺炎，在内科住院治疗。后因乔更新连续发烧，转河北省第X医院诊治，后又转河北省X科医院治疗。同年5月12日乔更新被确诊为“非典”型性肺炎患者，为此，X X市400多人被隔离。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是：1，李X X证实：我在防“非典”工作中负责专家会诊工作，专家组长是我。XX年5月3日，乔小兰找到我，说她哥哥（乔更新）已经发烧6天。当时根据病人胸片及其他检查情况排除病人患“非典”，由李 X负责治疗。5月5日病人家属要求转省X院，后用中医院的车送去的。5月7日我院医生张X X询问省二医院，说已经基本排除“非典”，转呼吸内科治疗。2，李X证实：XX年5月3日下午，乔小兰找李X X叫给其兄看病。李院长叫我一起去看，根据乔更新的症状检查结果，没考虑“非典”。5月5日上午我叫李X X过来，张X X也在，李X X看过胸片表示，基本不考虑“非典”。后家属要求转院。3，张X X证实：XX年4月21日成立中医院发热门诊，院长分工，我具体负责。后根椐上级指示，X X市只设一个发热门诊，5月9日我院撤消发热门诊。5月5日我查看了胸片、检查结果，没有发现异常。5月6日我问张X X他说病人转到省X院呼吸内科了。4，赵X X证实：XX年5月5日李X X打电话告诉我，乔小兰交了300元钱，用中医院救护车将病人转走了。5月7日让张X X给省X医院呼吸内科打电话，答复是：乔更新是普通肺炎，已收住入院。5，张X X证实：我院4月底设立了发热门诊，我和张X X负责诊治，5月9日撤消了。5月11日我给石家庄X科医院打电话询问乔更新的情况，知道他被诊断为“非典”。6，河北省X科医院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专家组会诊意见书证实：乔更新于XX年5月12日临床诊断为，X X市防“非典”办公室证明：当时隔离“非典”病例密切接触者40人，二代接触者445人。8，被告人乔海珍供述：XX年5月1日上午，嫂子找我说我哥乔更新发烧，我领嫂子去发热门诊找张X X，我把情况告诉他，他问我哥是否去过疫区，我嫂子说没出过门。张X X说：平常感冒在家输液算了，他也没提出见我哥。我提出在发热门诊交费拍片，他让我们直接交费去拍片也说没事。我哥还发烧，第二天拍片还说没事。到5月3 日我哥烧还不退，我嫂子提出转院，要用中医院的车，后找到院长赵X X，把我哥高烧不退事告诉他，要求用车，他问我诊断结果，我说李X X说绝对不是“非典”，连疑似都不是。后转院到石家庄。按规定应去发烧门诊，但他们说不是“非典”，所以直接去内科住的院。上述证据均经原审法院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海珍系X X市中医院一名护士，在“非典”期间，其兄乔更新出现发烧症状后，乔海珍曾找到中医

院负责人及医生对其兄进行住院治疗，未诊断为“非典”病人，遂将其兄转院，后经确诊为“非典”病人。其主观上不存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故意。乔海珍上诉及辩护人辩护称其行为不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要件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依照>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项，第一百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消X X市人民法院（XX）安刑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即：被告人乔海珍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免予刑事处罚；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乔海珍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崔X X

审判员 陈X X

审判员 邵XX

二00五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刘X X

（转自中国刑辩网）

第四篇：王某亮妨害公务案辩护词

王某亮妨害公务案一审辩护词

辩 护 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接受妨害公务案被告人王某亮委托，指派我们担任其辩护人，依法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在庭前认真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向被告人详细了解了案情，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依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某亮犯妨害公务罪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该指控不能成立。

一、本案中某派出所民警传唤被告人王某亮的程序和方式均违法，不应受法律保护，王某亮因此不配合其传唤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妨害公务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妨害公务是指以暴力、威胁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也就是说，妨害公务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必须是合法的。合法的职务行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该国家工作人员执行的职务属于该国家工作人员抽象的职务权限或一般的职务权限范围之内。

其次，该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具有实施该职务行为的具体的职务权限，当然也包括受委托执行该职务。

最后，该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该职务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方式以及条件。

本案中，从起诉书的指控看，被告人王某亮所谓的妨害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1 电话***

王某亮妨害公务案一审辩护词

公务行为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王某亮不配合民警王某、梅某宇的口头传唤，第二个阶段是某派出所增派警力到达现场后，王某亮仍不配合该派出所的强制传唤。虽然传唤王某亮在眉村派出所干警的职务权限之内，但在这两个阶段，某派出所民警传唤王某亮的程序、方式均违法，所以某派出所对王某亮的传唤属非依法执行公务。

《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也作了类似规定： 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管理、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2 电话***

王某亮妨害公务案一审辩护词

以及法律规定可以强制传唤的其他违法嫌疑人，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传唤。强制传唤时，可以依法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第一个阶段，民警王某、梅某宇有权不需要出示传唤证对王某亮进行口头传唤，前提是必须“出示工作证件”，这是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但除了马某的证言，本案中并无证据证实民警王某、梅某宇对王某亮出示过工作证件。马某的证言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以及王某亮的供述等充分证实民警王某、梅某宇确实没有对王某亮出示过工作证件。在王某亮拒绝接受王某、梅某宇的口头传唤后，王某、梅某宇未经某派出所负责人批准，擅自决定对王某亮进行强制传唤，程序也是违法的。因此，在第一个阶段，王某、梅某宇对王某亮的传唤是违法的，不是合法的职务行为。王某亮有权对王某、梅某宇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配合，甚至反抗。

第二个阶段，某派出所增派警力到达现场后对王某亮进行强制传唤也是违法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1、没有使用传唤证违法。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除非对于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可以口头传唤外，都应使用传唤证进行传唤。但某派出所所长嵇某是接到王某、梅某宇的汇报后，为对王某亮进行强制传唤才率领干警赶到现场。对他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3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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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来说，王某亮显然已经不是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不适用口头传唤，而应当依法使用传唤证进行传唤。不使用传唤证进行传唤，程序违法，属违法传唤。

2、强制传唤违法。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强制传唤适用于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法嫌疑人。在第一个阶段，王某亮不接受王某、梅某宇的传唤是因为他们既没有传唤证，也没有出示工作证件，传唤程序不合法。嵇某带人赶到现场继续传唤王某亮，只要程序合法，王某亮未必不接受传唤。但从执法视频可以看出，所长嵇某带领干警赶到现场，只是向王某亮展示了一下证件，在王某亮未表示出任何不接受传唤或逃避传唤迹象的情况下，即宣告对其强制传唤，命令其他干警一拥而上给王某亮戴手铐。因此，某派出所增派警力到达现场对王某亮适用强制传唤是违法的。从执法视频可以看出，某派出所对王某亮进行强制传唤明显带有情绪，给人以因王某亮拒绝王某、梅某宇的传唤而进行报复的嫌疑。

3、虽然某派出所所长嵇某向王某亮出示了工作证件后宣布强制传唤，但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法律规定出示工作证件的应有之义就是要向执法相对人表明身份，如果执法相对人要求，还应当允许执法相对人核实执法者的身份。否则，只是简单的晾一下工作证件，不给执法相对人看清的机会，不给其核实执法人身份的机会，法律规定出示工作证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4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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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将变得毫无意义。本案中，嵇某只是拿出工作证，根本就不给王某亮看清或核实的机会，不能称之为法律规定的出示工作证件。尽管在众民警按着王某亮给其戴手铐的过程中，嵇某一直举着工作证件，但丝毫起不到法律规定的出示工作证件的目的，只是为了出示而出示。

某派出所民警对王某亮实施传唤的过程中，除了程序违法外，不顾忌王某亮还未满月的孩子，也是不妥的。毕竟王某亮没有重大违法行为，也没有其他社会危险性，某派出所的执法行为稍显粗暴，容易惊吓到王某亮未满月的孩子。

职务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应该由法院通过对法律的解释，严格从程序及实体两个方面客观的对行为做出判断，而不问执法人员或一般公民是如何认识、理解的。辩护人不怀疑王某、梅某宇以及嵇某等人的警察身份，也不否认他们有对王某亮进行传唤的权利。我们已经习惯于只要实体合法，程序是否正当无关紧要。一般公民，甚至是大部分执法人员，习惯性的认为王某、梅某宇等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就不需要怀疑其警察的身份了，而他们又确实是警察，王某亮又确实又违法的嫌疑，所以，对王某亮进行传唤，王某亮就应该配合，出不出示工作证件，用不用传唤证没有多大关系。这种忽视程序正当性的错误观点，在依法治国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央也多次强调依法行政的今天，应该得到纠正。行政诉讼中，对程序合法的审查越来越严格。辩护人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5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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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如果王某亮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行政处罚，因对其传唤程序违法，只要王某亮提起行政诉讼，该处罚决定一定会被撤销。追究一个人刑事责任的严厉程度与追究行政责任不可同日而语，但要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时，对程序合法性的审查难道还不如追究行政责任严格吗？当然不能！

在一个法治社会，国家权力应当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保障人权应当是国家权利存在的根据。设立妨害公务罪的目的就是要从刑法的角度保障合法、正当的公务活动，使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能得到维护。违法执行的公务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受到法律的制约而不是受到法律的保护。若单纯的以普通公民的理解来认定职务行为是否合法，表面上是对国家秩序的维护，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会造成损害国家权威和破坏法治威信的严重后果。

综上，因某派出所民警两个阶段实施的对王某亮的传唤程序都是违法的，执法内容也不适当，其职务行为是非法的。所以，王某亮拒绝配合该非法职务行为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公务。

二、被告人没有实施起诉书指控的对某派出所民警谩骂、殴打、抓挠以阻碍其执法的行为，起诉书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1、执法记录仪录制的视频未证实王某亮对处境民警有谩骂、殴打、抓挠等行为，只是证实王某亮对民警的强制传唤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6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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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配合，紧紧的将手攥在一起，压在身下，拒绝民警给其戴手铐。辩护人认为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是指阻碍被执行对象以外的人执行职务，而不是本案中作为执法对象的王某亮的不配合的行为。

2、本案中王某亮的不配合行为也不是妨害公务罪中所指的暴力方法。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方法是指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员的身体或其所有、使用的物等直接实施强力打击或强制，如捆绑、殴打、强行拘禁、伤害、杀害等等，是一种主动的攻击行为，会对执法人员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或产生损害的危险。显然，王某亮的不配合行为不具有上述特征，其将手攥在一起紧紧压在自己身下的行为不会对执法人员的人身或财产产生任何危险。

3、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陈某海的轻微伤是王某亮所致 首先，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以证实陈某海构成轻微伤。

其次，前已述及，王某亮只是将手攥在一起，并压在身下，拒绝民警给其戴手铐，没有主动攻击民警的行为，没有抓挠行为，应该不会给执法民警的身体造成伤害。

最后，从视频中可以看出，有五六名民警按住王某亮试图拽开王某亮的手给其戴上手铐，场面混乱，无法排除陈某海的轻微伤是其他民警所致。

综上所述，本案中某派出所民警对被告人王某亮的传唤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7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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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违法，方式不当，王某亮因此不配合不属于妨碍其依法执行职务。被告人王某亮没有攻击某派出所民警的行为，其不配合行为不会导致眉村派出所民警人身及财产遭受损害的可能，王某亮没有实施起诉书所指控的用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眉村派出所民警执法的行为。指控王某亮的行为致陈某海轻微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所以，被告人王某亮的行为不符合妨害公务罪的构成特征，不构成妨害公务罪，请求合议庭依据法庭调查查明的事实和法律，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辩护人：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李宗习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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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12)关于黄志云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南昌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文件

市公交发字 [2014] 12 号

关于黄志云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司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

根据工作需要，经2014年2月21日总公司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经理决定：

聘用：

黄志云同志为总公司综合处处长（试用期为6个月）； 万烨崑同志为五公司副经理，借调任公共自行车项目负责人（试用期为6个月）。

解聘：

黄志云同志综合处副处长职务；

朱同民同志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职务；

黄 燚同志巴士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副经理职务（兼）。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