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 报告发布

第一篇：世界银行《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 报告发布

世界银行《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 报告发布

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主任蔡建华作报告

2月22日，由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报告在北京发布。告提出，中国应将儿童的早期发展纳入政府扶贫计划中，特别是针对极端贫困家庭的儿童的早期发展，同时把0-6岁儿童早期发展纳入公共服务框架。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庄国荣、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次发布会旨在交流中国在儿童早期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对策，探讨儿童早期发展如何成为提高国家未来劳动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性工作，成为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重要一环。世界银行专家表示，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对于减贫和提高儿童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据世行评估，儿童的早期发展和教育不仅是儿童的权利，也是一项有高回报的投资。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回报率在7-18%，远高于金融投资。

赵白鸽在讲话中指出，过去十年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实证，以及全球各国的经验表明，儿童早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儿童的早期经历为其整个生命历程打下关键性的基础。儿童时期的发展，是包括身体、心理、情感、语言行为和社会能力等综合协调的发展。儿童早期生活经历和体验对智力、性格及社会行为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是影响和决定他们一生是否健康和幸福的关键和基础。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儿童早期发展仍面临着社会未形成广泛共识、资源投入有限、覆盖面不足、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儿童机会不足等问题。赵白鸽强调，目前中国每年约有1600万新出生人口，0-6岁的儿童总人数约1亿。儿童早期发展是提高中国人口素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的重要一环，是中国实现未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一步。中国人口方案将协调相关部门、政策与社会资源，利用基层人口工作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全面、系统、科学地推进以生理、心理、行为习惯和社会适应能力为主要内容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在扶贫开发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中，加大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投入与服务，以惠及社会和更多的家庭。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讲话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逐步增加了人力资源服务方面的公共投入。2010年全国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和科学技术的支出达到2950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8%。朱光耀指出，目前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已进入了调整转型阶段，有关民生的社会发展问题和教育问题成为合作的重点之一，财政部非常愿意与世行加深在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方面的合作。

中国过去30年的减贫成就使5亿多人脱离了贫困，对全球减贫有重大意义。中国的减贫极大改善了中国儿童的生存、教育和卫生状况。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郑文凯指出，随着中国扶贫的进一步推进，剩余贫困人口的分布将更加分散，今后扶贫工作将需要从关注贫穷地区转向关注贫困人群。以家庭为支撑点，从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着手，将可能成为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有益探索。他同时强调，应积极推动将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纳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来规划统筹。

全国妇联副主席孟晓驷在讲话中表示，家庭教育是儿童未来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儿童早期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女性作为母亲和妻子的双重角色，是“和谐家庭”的核心，在儿童的生理、认知、语言、社会和情感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让每一个母亲掌握正确的养育知识和方式、改善教养实践，将有效提高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的质量。孟晓驷强调，在《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指导下，妇联将与人口计生等部门共同承担做好城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管理工作，推进家庭教育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促进家庭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及相关政府部门官员、世界银行及联合国驻华机构和部分驻华使馆、国际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机构代表等约百余人出席了本次发布会。

第二篇：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细则

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建设，积极推动中心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实现将中心逐步建成我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的学术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中心、思想库和咨询服务中心、人才培养基地的发展目标。根据《四川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中心全称：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

第三条中心的性质：是成都师范学院独立设置的系处级实体性科学研究机构。由成都师范学院领导和管理，四川省社科联及省教育厅给予指导和支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设置在成都师范学院。

第四条 研究中心的宗旨：研究早期教育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促进研究成果向应用层面的转化，带动我省0-3岁早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为政府发展0-3岁早期教育服务工作提供支持。

第五条 中心的主要任务：受四川省社科联及省教育厅的委托，整合全省有关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的科研力量；逐步形成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的学术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中心、思想库和咨询服务中心、人才培养基地。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六条 中心由承担相关研究课题并获取经费资助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组成，实行聘任制。专职研究人员由学校定编、兼职人员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由中心主任聘任。专、兼职研究员既可以是本校人员，亦可以是外校、省外的专家、学者。研究中心采取人员合同聘任制，聘任期为三年，外校兼职研究人员应带有立项项目及相关资助进入本研究中心。

第七条 研究中心为学术性研究管理机构，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中心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中心下设办公室、学术部、信息部、培训部，各部门设学校定编的专职负责人一名。各部门办公室人员可由成都师范学院派人兼任，人员数量依据当年任务量确定。

第八条 中心成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兼职人员构成，设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秘书长一名，学术委员15名。学术委员会委员由研究中心聘任，主

任、秘书长由学术委员会选举产生，报成都师范学院批准。研究中心根据需要聘任名誉主任、学术顾问若干名。

第九条 学术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通过和修改本研究中心的章程；

（二）审议学术研究方向及中长期研究规划；

（三）参与制定中心研究课题指南、重大课题评审和重大成果的评审鉴定工作；

（四）对重大科研课题的经费资助和合理使用提出建议；

（五）参与、协调本学科领域的重大学术交流活动。

第十条 研究中心主任的职责是：

（一）主持实施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标准；实施学术研究发展规划；制订中心的工作计划，制订内部管理规章制度并负责落实。

（二）负责推荐并聘任中心副主任和专、兼职研究人员及其他管理人员。

（三）筹集、管理和使用经费。

（四）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并完成本领域一定的科研任务。

（五）负责向学校及省教育厅报告工作。

第十一条 中心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的职责是：

副主任负责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政策咨询、人才培养、图书资料建设等工作；主任出差时，代行主任职责，并负责研究中心的有关法律事务；完成本领域一定的科研任务；受主任委托行使其它职责。

办公室主任负责研究中心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中心设置专兼职研究人员。其中专职研究人员5人以上。负责科研工作。

第十三条 中心设学术委员会例会，由学术委员组成。学术委员会例会每年举行一次，由学术委员会主任主持。学术委员会可根据需要举行临时会议。学术委员会的例会和临时会议举行前，由中心办公室将会议议题书面通知学术委员，因故不能到会的学术委员可提供书面意见。

第十四条 中心设主任会议，由主任、副主任和各办公室主任组成。

主任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由主任或主任委托副主任主持。主任可根据需要召开临时会议。

第十五条 中心负责聘请在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领域有较深造诣、成果显著的省内外专家学者为本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或客座教授，报成都师范学院批准。

第三章 学术活动

第十六条 中心主要进行以下学术活动：

（一）制订并发布每课题研究指南；

（二）受理省内高校相关研究项目的申报；

（三）组织专家对申报课题进行评审，对立项课题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

（四）举办课题研究学术交流会；

（五）定期编辑、出版《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论文集）、《成都师范学院学报》之“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专栏”及增刊；

（六）举办本研究领域各类学术研讨会与专题讲座；

（七）主办并维护“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网站。

第十七条 中心每年将举办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领域的学术会议，对重大的学术问题、热点问题进行学术讨论。

第十八条 中心通过组织课题研究，与国内外有关学术机构和科研院所进行密切合作与学术交流。

第十九条 中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四川省社科联及省教育厅、成都师范学院的有关规定。本研究中心成员违反上述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其后果由行为人承担。

第四章 经 费

第二十条 研究中心经费由四川省教育厅下达，成都师范学院按《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管理办法》配套及按照《发展规划》的承诺提供，可以接受国内外各类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捐赠和赞助。

第二十一条经费开支：面向全省的立项课题资助费；专兼职人员劳务费；学术活动经费；图书资料建设及小型设备购置费、日常行政事业开支费用等。

第二十二条 研究中心经费实行专款专用。资助单位有权对资助款的使用进行监督，并可以对研究成果提出学术上的要求。

第二十三条研究中心财务接受成都师范学院财务的监督与审计。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自报经上级部门审查同意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会议。

第三篇：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发展分析

【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发展之后，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为此，我们需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过去的发展历程、现今的实际状况和未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有清晰而深刻的认知。文章正是适应这一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尤其是互联网调查方式，收集到这方面诸多最新资料，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但较为系统的分析，以期有助于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向多模式、高层次、专业化和现代化等方向顺利发展。

【关 键 词】行政管理/公共管理/教育/教育发展/中国

【 正 文】

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经过50-70年代的历史曲折之后，终于在80年代获得恢复和重建。在过去的20年间，它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进程紧密相关。如今中国又要进入改革开放的一个新阶段，行政管理教育也正迫切地需要一个更大的发展。要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就需要对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进行全面的分析评估，以弄清其来龙去脉，理清其未来发展的思路。

为此，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了42所普通高等学校（注：具体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甘肃政法学院、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郑州大学、湖北大学、青岛大学、贵州大学、汕头大学、南昌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东理工大学、青海民族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上海大学、湘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宜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西大学等。资料截止时间为2000年5月。）和一些专门行政学院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方便快捷地获取了有关普通高等学校的大量最新资料。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专门的行政学院主要从事的是公务员在职培训教育，而普通高校的行政管理教育往往更为规范和系统，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虽然有时会涉及有关行政学院的教育问题，但主要探讨的则是普通高等院校本科和硕士层级的行政管理教育问题。

一、历史的回顾

中国自战国时代起就有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的古训，它强调要肩负国家管理大任需从个性修养开始，并从治理好一个家庭入手。后来（隋唐至清末期间）由于科举考试在中国很是盛行，中国便更重视“治国平天下”（国家管理）方面的教育，甚至各种教育都以此为核心。应当说，中国古代传统的国家管理教育确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它们毕竟都是为以“家天下”为特征的封建皇权服务的，崇尚集权专制、追求特权地位，因而必然与崇尚民主、公正、自由等精神的现代行政管理教育相去甚远。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管理教育基本上是从本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高等院校就开始设立行政学课程（黄达强、刘怡昌，1988年，第17页）。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曾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过行政学院，应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过行政学课程。但是总体上看，当时的行政学教育仅仅处于初始阶段（郭济，2000年，第3页）。

建国以后，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然而从1952年院校及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和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注：60年代个别院校也曾经给予政治学等学科院系以短暂的恢复。如北京大学曾于1960-1963年间，恢复了政治学系，旋即被并入1964年新组建的国际政治系，成为下属的一个教研室。参见“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系况概览·历史沿革”，http://。中山大学曾在60年代初在哲学系设政治学专业。参见http://。）。这20多年的空白对我国的行政学及其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直至1979年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年，第180-181页），这些学科包括行政学在内才得以重见天日，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行政管理教育从此经历了酝酿、恢复、壮大以及现今的转型等四个阶段。

1.酝酿阶段(1982-1985)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行政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行政改革便被提上议事日程，1982年我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政府机构改革；同时加强对行政学的研究和教育也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开始酝酿开展行政管理教育。

酝酿阶段的特点主要有两个：其一，先培训骨干教师，再推广行政学研究和教育。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全国行政学讲习班，1983年又在济南举办了政治学和行政学讲座（刘怡昌等，1996年，第3页）。这两次骨干教师的培训对于我国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恢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此，许多高等学校相继开设了行政学方面的专门课程。例如北京大学于1984年就开始向本科生讲授行政管理学课程（鲍静、左然，1996年，第27页）。

其二，以国际国内学术交流推动国内行政学研究和教育的开展。1983年，中国劳动人事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办了“联合国：文官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由中国和2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这次会议对我国后来公务员制度和行政管理专业教育起到了很大的启蒙影响作用。1984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和原劳动人事部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了全国“行政科学研讨会”，会议论证了开展行政科学研究和教育的重要性，建议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和筹建国家行政学院（刘怡昌等人，1996年，第3页）。此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便开始了筹备过程，旨在推动行政学研究和教育交流的《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于1985年7月得以创刊。这些活动对全国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研究和教育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推动作用。

2.恢复阶段(1986-1992)

经过几年的准备后，从1986年开始，我国行政学的专业化教育终于得以恢复和重建，其间有两大特点：

其一，主要在一些普通高等院校的行政学类系所中恢复了本专科层次的行政管理教育，而后逐步兴办了行政学硕士教育。早在1985年，湖北大学就创建了专门的行政管理系，但并未开招本科生。1986年，国家教委首先在普通高等学校中批准了武汉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行政管理四年制本科专业。同年，武汉大学还在已有的政治学硕士点中开招行政管理方向硕士生。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两校的政治学系得以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研究所也得以创建。1987年，南京大学开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中山大学恢复行政管理专业的招生。苏州大学则先行建立起行政管理专科专业，并于第2年开始招生。1988年，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得以恢复，并定名为“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在原来政治学专业的基础上，另开设行政管理专业。中山大学也正式恢复原来的政治学系，并改称“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首次正式开招行政学专业硕士生。同年，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在北京成立。1990年后，一些学校（如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等）的政治学系学习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模式，纷纷改名为政治学与行政学（或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这些院系名称的变化本身就表明这一时期行政管理专业得以逐步恢复或重建，并在政治学学科教育中占有二级学科教育的独立地位。

其二，初步建立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体系。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确定了将在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这无疑给中国刚刚恢复重建的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1989年政治**的冲击，原定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计划被推迟，从而使得1990-1992年间的行政管理学教育受到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是发展速度明显放慢。然而无论如何，经过6年多的发展，到了1992年时，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初成体系。不仅如前所述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三个纵向的教育层次，而且形成了普通高等教育与各类成人教育（函授、自学考试、夜大、刊授、电大等）共存的行政管理学专业横向教育体系，还有一批专门的地方行政学院得以组建。如广东(1985)、北京（注：北京行政学院最早建于1949年，时称“北京市行政干部学校”，“文革”期间一度停办，1986年得以恢复，更名为“北京市行政管理干部培训中心”，1993年正式定为现名。）和上海(1986)、河北(1987)、浙江和沈阳(1988)、深圳和吉林(1989)、黑龙江(1990)、安徽和青海(1991)、江苏(1992)等省市先后组建地方行政学院，开展新时期的公务员培训和一些成人类的学历教育（详见鲍静、左然，1996年，第9-25页）。

3.壮大阶段(1993-1999)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要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都要求中国必须进行政府职能的重大调整，继续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并尽快建立已被拖延几年的公务员制度。1993年3月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三次较大规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同年8月14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些都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壮大阶段。

首先，这一时期又有一些学校加入到行政管理教育大潮中来。如1993年的苏州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大学等，1994年的华东理工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199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1996-1997的中国对外贸易大学、南昌大学（注：其中仅南昌大学将政治学专业调整为行政管理专业，其他学校直接拥有（见《中国高等教育》1997-5，第50-55页。）等纷纷拥有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办学权。清华大学从1998年起则直接获准兴办行政管理硕士教育。

其次，一批较早开展行政管理教育的学校对本身的行政管理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完善。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管理对人才培养（如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崭新需要，为了加强学科之间的渗透和办学资源的共享，也为了提高培养质量，它们大多主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工作：(1)改变了过去单一的系和专业设置，实行院系合并，组建了不少多学科共存的学院性教育机构（详见后面的分析）。(2)改变了过去仅仅重视培养数量的数量型模式，奉行注重人才质量的质量型教育模式。在80年代末，先期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校往往招生数量较大，本科年招生数量多达60名，加上各种类型的成人教育，年招生数量就更为可观。但是由于机构改革，政府人员精简的影响，毕业生难分配，所以这些老学校不得不减少各类行政管理教育的招生数量，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造，以培养高质量的行政管理人才。(3)这些学校还利用已有的优势，纷纷重视高层次的行政管理人才的培养，重视开展硕士及硕士以上层面的各类教育。如武汉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北京行政学院等在这一时期先后获得硕士学位的授予权。9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率先获得中国行政管理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第三，专门的行政学院得以继续壮大。1994年9月21日，经过多年精心筹备的国家行政学院终于正式成立。1993年以后又有一些省、自治区先后成立地方行政学院。同时，一些地市级行政学院也纷纷建立，这就基本形成了我国庞大的公务员培训网络。

4.转型阶段(1999-)

目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正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以及全球化经济等新时代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巨大挑战，同时也面临向多学科模式转型和开展MpA（公共管理专业硕士）教育等一系列难得的全新机遇。从此，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开始步入转型和发展的新阶段（详见后面的分析）。为了应付这些挑战，抓住发展良机，有必要对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实状况进行专门的考查。

二、现状的调查

对于目前到底有多少家普通高等学校拥有行政管理专业的教育权，我国有关部门缺乏统计数据。我们近期通过网上和其他调查方法所做的不完全调查证实，目前全国从事行政管理专业本科以上教育的普通高校至少为40多家。目前，全国已有副省级以上地方行政学院46所（郭济，2000年，第5页）。其中普通高校行政管理教育主体的机构建制、教师状况、学生状况和课程设置状况如下：

1.教学机构的建制

我们所了解到的42所高等院校普遍拥有至少本科层级的行政管理专业办学权。通过网上调查到其中近39家院校在院系建制方面的最新状况。结果显示如下几个特征：

(1)从学校类别来看，综合性大学要多于专门性院校。前者（27所）几乎是后者（15所）的2倍。不过后者能兴办行政管理教育本身，既说明他们正在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2)在学校内部，学院数大大多于系所数。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参见表1）。这突出地反映了我国1993年以后院系合并浪潮对行政管理教育的影响很大。在31家学院当中，数量和比例居第一位的为管理类学院（含行政学院）。这虽然说明管理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已经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并不等于说，法学或政治学类学院的影响已经很小。实际上我们将政法类和文法类合起来所占的数量和比例与管理类一样大，何况管理类还有至少4家政治学取向很强的学院，因为它们原本就主要靠政治学发展起来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文类与文法类加起来的比例竟然高达29%，与政法类旗鼓相当。这说明我们已有一些行政管理教育正在受到人文科学更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院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比例太小，经济学取向的行政管理教育是非常稀缺的。这在后面论及的课程体系分析中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此外，由研究所直接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主体也很少。

(3)在系一级的建制上，政治学取向的直接教育主体占居明显的主导地位。如果说从学科众多的学院建制中还不太容易看清我国目前行政管理教育的学科取向的话，通过对独立的系所和学院主要承担行政管理专业教育的系级组织的分类分析，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表2显示，单纯的政治学系（含国际政治系）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是如果把政治学色彩浓厚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和单纯的行政学系也加进来，那么其数量就有23家，比例高达54.7%，而公共管理学与管理学两类加起来的数量仅仅11家，占26.2%，其他（含国际文化和人文社科）类的就更少了。

表1　39所高校举办行管教育的院系类别

分类学校(31个,占73.8%)系所(11个,占26.2%)总计

小类　管理类政法类文法类人文类经济类系所

数量138451101

42比例%　41.925.812.916.13.290.99.1100%

备注 经济管理　政法、法学　文法学院　文学院　仅为经济学院

行政管理

注：本表主要根据互联网上各高校行政管理教育院系设置的最新资料统计而成；39所高校不含前述42所高校中的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中国纺织大学和武汉冶金科技大学；同时浙江大学有3家办学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有2家办学单位，因而这里的总数仍为42。

表2　39所高校从事行政管理学教育的具体主体类型

分类政治学　政治学与行政学　行政学　公共管理　管理学　国际文化　人文社科　总计

数量49106526

42比例%9.521.423.814.311.94.814.3100

包含类型 含国际政治体育管理、公共政策国际关系　社科教育

注：同表1

表3　7所普通高等学校行政管理教育院系目前的师资力量情况（人）

类别专业高级职称中级职称博士硕士全职

数量教师教授　副教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兼职 兼职

高校院系教授 之比

北京大学政治学　33111681.8618.21545.51339.4与行政管理系

中国人民大学197878.9210.5315.8

行政管理学系16　1∶0.84

南京大学政治3981866.7923.1与行政管理学系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39149591128.2615.417　1∶0.44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541731.53564.8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50617462244

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 34915　70.61029.41029.48　1∶0.24

注：本表全部根据7所高校网上资料统计而成；表格空白处均为情况不详。

2.教师队伍

据统计，我国从事行政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有1000多人，其中中级以上职称的有近千人，高级职称的人数为200多人（郭济，2000年）。不过，至今仍然没有有关专门从事行政学教育的教师的具体统计分析。我们通过网上调查获得7所院校现从事行政管理教育的教师（注：由于很难搜集有关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资料，所以这里的数据涉及的是这些兴办行政管理教育的院系的专业教师，其中自然包括一些并非直接从事行政管理专业课教学的教师的数据。）的部分资料（见表3）。表中关于各教学单位职称结构方向的资料较全，而学历结构方面的资料不全，专业背景方面的资料完全没有。各高校教师其他方面的资料更是缺乏。这里我们仅就这些办学单位教师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兼职状况加以分析。

(1)关于职称结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高校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在专业教师中的比重已经达到30%以上。同时讲师职称所占的比例大多为50%以下。其中，发展较早的院系的副高职以上教师比例通常超过50%，最高者为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达81.8%。这些院校已经逐渐改变过去流行的正金字塔形结构模式（职称越高，比例越低），而呈现倒金字塔形结构（职称越高，比例越高）；发展较晚的院系副高职以上的比例则一般低于50%。

(2)关于学历结构。我们仅搜集到7所院系中5所院系的资料。5所院系中有1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的资料未分博士与硕士，有4所的资料明确显示博士学历状况。这4所院系的博士占专业教师的比例处于15.4-45.5%之间。它说明这些院系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都还不高，都有待大大提高。

(3)关于外聘兼职教师状况。我们得到了其中3所院系的资料。其中从数量上看，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数量最多，达16个。从外聘兼职教师的背景来看，人民大学也很有特色，其中绝大部分为政府官员。其他院系一般以教师及研究人员为主。例如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兼职教授达17名，其中全属教学及研究型。

从总体上看，各院系教师在职称结构方面正在趋于合理，但在学历结构方面则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教师结构方面还要打破传统的只有全职教师的模式，走广泛外联的道路，扩大兼职或客座教授的比例。

3.学生状况

关于本科生状况。因为院系建制较为流行，许多院系对于学生状况的网上介绍往往不分专业，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到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数量的最新情况。有幸的是，我们通过中国高校就业网了解到2000年14所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数。今年毕业生数最多的是东北大学（62人），最少的为南开大学（11人），平均每校毕业生数为33人（注：资料源自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http://www.xiexiebang.com,2000年4月12日。）。这个数字显然大大低于国家教委（1999年）规定的一般为60人的标准。出现这一现象主要是由于近几年行政管理专业不像刚恢复时那样易于招生和分配所致。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推知该专业各高校年招生数应该在35名左右（毕业数通常会少于招生数），若以40所院校推算，全国年招生数应该能达到1400名左右，年在校人数应在56OO名左右。至于这些本科生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缺乏统计数据，但据我们的一般了解，他们通常去机关、企业和高校的比例大体各占1/3左右。

表4　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学本科专业主干课程在11所高校的开设情况统计

学科课程开设的　占调查学课程课程相近数

学校数　校的比率(%)一致数

行　行政学原理11100110

行政组织学763.661∶组织与管理

市政学981.890

政　国家公务员制度概论436.440

行政案例分析545.550

领导科学654.533∶行政领导学

学　公共政策11100110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1090.946∶人事管理学

行政公文写作1090.991∶秘书学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其应用　654.560

管　政府公共关系学763.607∶公共关系学

理　管理学原理1090.991∶现代管理方法

学　信息管理概论218.220

管理心理学763.643∶组织行为学

政　政治学原理11100110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763.643∶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与政治

治　比较政治制度1090.9100

政府经济学545.550

学　地方政府学436.440

政治学和行政学文献选读　218.220

法　法学导论763.643∶法学基础理论

学　行政法学981.890

社　社会调查与统计654.551∶统计学

会　社会学概论763.661∶政治社会学

学

注：11所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苏州大学等；资料大多来自于它们的网上资料。

关于硕士生的状况。我们也很难查到现成的统计资料。不过据我们的了解，北大、清华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计划类脱产硕士生年招生量能达到10名左右，其他一些院校一般年招生数为5名左右，平均每所院校年招生量应该为7名左右。目前全国行政学硕士点的数量为21家（参见徐中奇等，2000年）。依此计算，我国行政管理专业计划内硕士生的年招生量估计应在150名左右，年在校生应该在400名左右。若再加上计划外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总数应该大大高于这一数字。

4.课程的设置

关于本科教育的课程体系。首先，因为国家教委有统一的专业规范，所以各高校的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尤其在公共必修课方面更是如此。在专业课程方面，主干课程差距不大，但在非主干课程或选修课程方面差距较大。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曾对能搜集到资料的11所院系开设国家教委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25门主干课程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4）。其中有3门（行政学原理、公共政策和政治学原理）开课普及率为100%，有15门普及率为50-91%，6门普及率为50%以下。也就是说有18门课（占24门主干课程的75%）在大多数院系都得以开设。这说明行政管理本科课程设置的共同性确实较大。其次，各高校都没有完全遵循国家规定的主干课程体系，都表现了一定的自主性。当然，其中也反映出一些高校对一些重要课程的认识有偏颇。比如像政府经济学、行政案例分析、地方政府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文献选读、信息管理概论和国家公务员概论等课程应该说都很重要，而且其中一些课程还会越来越重要，但由于大多数院系对它们的重要性一直认识不足，致使它们在这些院校中的普及率均没有超过50%。再者，一些课程虽然普及率较高，但是实际课程仍然是传统型的，如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的普及率虽然达到90.9%，但其中名称完全一致的仅占40%，60%的院系开设的则是传统的人事管理学；政府公共关系的普及率能达到63.6%，但开设的全是笼统的公共关系学。此外，分析还发现课程设置具有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就我国目前高校行政管理专业本科总体课程体系来看，尽管的确有一些院校力图根据自己的特点走各不相同的取向道路，如西南政法大学管理学系兴办的历来是行政法取向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但是由于过去行政管理学归属政治学，许多高校的行政管理专业是从政治学学科中发展而来的，因而大都明显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学取向性。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政治学类的课程比重过大，经济类、管理类和一些方法性技术类课程都很少。这在我国规定的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24门主干课程（表4）要求上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关于行政管理硕士专业课程体系，全国并没有像本科教育那样的统一规范，各个学校所开设的课程状况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总之，我国行政管理本科与硕士课程的设置总体上是以政治学取向为主，其中纯管理类、经济学类、定量分析方法类课程在两个层次上的比例都较低；培养偏重学术性，而对应用性重视不足，其突出的表现是不重视案例教学，不重视实践环节等；很少有学校在课程体系中设置行政伦理方面的内容；硕士课程与本科课程差距不大，等等（另参见王乐夫等人，1998）。

三、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恢复重建10几年后，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千年和新的世纪，我们更迎来了一个以经济的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同时我们自身正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持续、快速和稳定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的政府管理必须适应新时代特征和任务的需要，向高效、民主和廉洁等方向发展。这自然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既提出了许多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它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

1.严峻的挑战

首先，挑战来自于我们本身经济社会转型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在这一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和向更高水平的社会发展的任务都更加艰巨，尤其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效应更加突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和各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公共管理职能，来化解社会冲突，保障社会平稳、协调、有序地转型和发展。这一时期，我们还面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治民主化、行政程序民主等重大历史课题。完成这些任务，不仅需要我们的公共管理人员掌握和具备更多的现代经济、政治及文化知识与理念，而且需要他们要有更强烈的时代紧迫感、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否则，他们就根本不能跟上这个世界飞速发展和变化的节拍，也不能适应我们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新阶段的需要。无疑这就从未来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管理教育提出了十分严峻的挑战。

其次，挑战直接来自新时期中国政府机构职能转换和机构改革本身。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都明确指出，中国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专业化队伍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工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内涵在认识上的新突破。建设这样一支队伍既是我国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又是新的机构建立之后，政府职能是否能真正转变，“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并持久下去的重要组织保证。

第三，这种挑战也来自于新时代经济及社会的一些新特征。具体表现：①信息技术的革命和发展不仅促成了网络经济的出现，还促成了网络政府、电子民主、电子政府等一系列新概念的出现。为此，政府管理的方法与程序都要进行巨大的变革。为这种现实需要服务的行政管理教育或公共管理教育都必须迅速转换教育模式，在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创新。否则，我们的行政管理教育就不能培养出迅速适应网络时代政府管理需要的全新公共管理人才来。②知识经济的发展，为政府对整个社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公务员队伍本身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要求身在政府的公务员本身更应该是知识素养高、各方面素质优良的公共管理者。这决定了我国的行政管理教育必须主要为公务员队伍素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③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对我们的政府公共管理及公共管理教育也有相当大的冲击。它要求我们的各级政府官员在未来的管理中都必须有国际眼光，熟悉国际游戏规则，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要求我们对这方面的公共管理教育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难得的机遇

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原本发展历史就不长的中国行政管理教育势必更显得力不从心和困难重重。但是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这些新时代的特征和需要既是对我们传统的行政管理教育的严峻挑战，同时也会给它的充分、快速和健康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和强大推动力。也就是说，它们无疑为中国行政管理教育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多模式发展。就行政管理教育的模式来看，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诸多划分。在此我们只是主要涉及学科取向模式的问题。如前所述，无论是从过去的学科归属，还是从现有的系所建制、课程体系等方面都反映出，中国现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表现是突出的政治学取向性。尽管依托政治学发展行政管理学教育的确有一些优势，而且这种取向模式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但单纯或主要是这种取向将会很成问题。因为行政管理本身是一种必须由多学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高度复合支撑的交叉领域，因而行政管理教育应体现出多学科取向以及与它们的复合取向的共存性。就目前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机遇是借国家学科调整的东风，尽快实现行政管理教育的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管理学取向模式（罗自刚，1998年）、经济学取向模式，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陈振明，1999年）等等。

此外，在教育模式上，我国还要注意学习国外大学学院型与专门培训机构型、理论知识型与实际应用型、学历型与公职资格型等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经验（薛澜、彭宗超，2000年）。各类教学主体均可以参照他国他校的成功经验并根据自己的优势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②高层次专业化发展。面对上述诸多崭新的挑战，行政管理教育必然要向高层次和专业化方向发展。这种高层次专业化除了要重视扩大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教育和博士学位教育外，目前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注重以在职公共管理人员为主体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教育。政府公务员以前的专业背景往往复杂多样，进入公共管理部门后就需要进行这方面的统合训拣。特别是目前中国公务员队伍庞大但学历层次普遍偏低，很难适应上述未来发展的需要。1997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达530.7万人，中专及其以下学历的为297.9万人，占总数的56.1%，具有大专学历的为232.7万人，占总数的43.9%，其中大专学历的178.2万人，占总数的33.58%，具有本科学历的52.65万人，占总数的9.92%，具有硕士学历的仅1.88万人，占总数的 0.35%（季明明，1999年）。为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决定在我国开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业学位的教育。这对于我国公共管理教育无疑又是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③现代化发展。信息革命所导致的网络社会的出现能给我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行政管理教育中可以更多地采用多媒体、远程教学等现代化手段。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我国体制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新进程，更能促使传统行政管理学理论范式与方法体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进而带动整个中国行政管理教育的现代化和跨越式发展。

面对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实现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专业教育有机的结合，必须根据现实及未来需要在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与手段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更要特别关注师资队伍建设，大力提高师资的学历水平，优化他们的专业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只有这样，中国的行政管理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历史的飞跃。我们相信，只要认真总结国内外尤其是我们自身行政管理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面对挑战，把握好机遇，勇于改革和创新，我们就一定能拥有行政管理教育事业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刘怡昌、许又惠、徐理明主编。行政科学发展[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2]郭济．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建设及其发展[J].中国行政管理，2000,(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8-184。

[4]鲍静、左然总策划．中国行政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通览[R].北京：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络部，1996。

[5]黄达强、刘怡昌主编．行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6]1996/1997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置或备案的普通学校本科专业名单[J]，中国高等教育，1997,(5)。

[7]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1999年颁布）[E]，第二章第5条第1款。

[8]徐中奇．为中国行政学长远发展培养复合型行政学硕士[J].中国行政管理，2000,(3)。徐中奇、吴瑞坚．报考行政管理学硕士研究生问答[J].中国行政管理，2000,(6).[9]罗自刚．对行政学学科归属问题的思考[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8,(4)。

[10]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J].政治学研究，1999,(1)。

[11]季明明．国家公务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一个途径——论我国建设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行政管理，1999,(3)。

[12]王乐夫、郭小聪、马骏．中西方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比较——兼谈中国公共行政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突破点[J].中国行政管理，1998,(7)。

[13]各高校的网上资料等。

第四篇：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名单

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名单

（第一届）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重点研究基地设学术委员会，指导重点研究基地的学术研究”的有关规定，“四川省0-3岁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学术委员15名，其中设主任1名、副主任1名、秘书长1名。

主任委员：

刘存绪 成都师范学院院长、教授

副主任委员：

邱兴成都师范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

秘书长 ：

文颐成都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系主任、教授。

委员：

陈恩伦西南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张家琼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刘先强成都学院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吴克勤四川省直属机关婴儿园，园长，中学高级教师

李远秀成都市第四幼儿园，园长，中学高级教师

李小融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长，教授

廖全明成都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博士

黄远春西昌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陈世联重庆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杨春华成都学院，副教授

徐井万眉山市教育局，局长，博士

刘敏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第五篇：2010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调研报告发布

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调研报告发布

从1949年到1978年，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经济的成长发生了质的飞跃，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观念日臻改善，消费行为逐渐多样化。

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2008年为15781元，增长46倍，年均实际增长7.2%。197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34元，2008年为4761元，增长35倍，年均实际增长7.1%。1998年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后，2008年底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8万亿，比1997年底增长155倍，占全部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余额的10%。197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211亿元，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增长1033倍„„

在这一变化着的背景下，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意识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我国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上是否做到了尽善尽美？我国金融机构的监管是否适时合理？这些问题都等待我们去回答。

2008年，在花旗基金会的资助下，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开展了“中国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第一期全国性调研。本次调研取得了预期成果，在我国城镇家庭的财富分布状况、收入和支出状况、消费和投资模式、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消费金融教育需求等领域收集了丰富的定量和定性数据。本数据由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集中处理，其结果已形成调研报告，综述性初步结果于2009年9月27日在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和花旗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消费金融论坛”上，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廖理教授发布。

调研问卷参考美联储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消费金融调研），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设计，调研由专业调研机构协助完成，综合考虑地区分布、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因素，最后将抽样样本定位在15个城市，覆盖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根据城市的小区分布和人口分布遴选小区，对小区进行随机抽样，进行入户拜访，并严格监督调研过程及数据复核，收集了大约2100个样本数据。

问卷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家庭2008年年均税后总收入接近7万元，为68,875元，家庭净财富超过60万元，为607,802元。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固定工资收入占48.74%，有84.64%的家庭拥有固定工资收入这一来源，投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6.19%，但仅有26.68%的家庭拥有这一收入项。在支出构成中，餐饮支出占总支出的38.14%，其次是衣服日用百货及水电煤气，占总支出的15.34%。在家庭资产构成中，房产是最主要的资产，占比62.72%，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占比超过15%。在负债构成中，拥有房屋贷款的家庭其房屋贷款余额为123,180元。

问卷收集了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对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婚姻状况、职业与学历、家庭成员进行了梳理。对家庭的理财意识和理财培训偏好进行了调研，从问卷看，随着家庭总财富的增加，拥有长期家庭理财规划的家庭也随之增加，家庭总财富为50万元以上的家庭超过60％的拥有长期理财规划。而家庭理财的主要目的主要是为了实现财富增值，其次是为了平衡收支，亲戚朋友介绍是主要的获取理财信息的方式。在被问及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时，大部分的家庭是为突发事件及医疗支出（24.06%）、子女及自身教育(23.59%)和养老退休（19.62%）进行储蓄。在信用卡的使用及对个人信用体系的了解方面，使用信用卡的偏好度随着家庭总财富的上升呈现U型变化趋势，对个人信用体系的了解程度则随着家庭总财富的上升而稳定增加。家庭的融资来源主要是亲戚朋友，占比达60％，其次才是银行。在对购房贷款、装修贷款、教育贷款、商业经营贷款、大件消费品贷款等贷款产品和服务上，我国的消费者知之不多。退休

养老保障方面，我国城镇家庭主要依托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其次才是依靠自己的定期储蓄。虽然有所忌讳，但遗产规划随着我国家庭收入的增加和老龄化的趋近也渐入居民视野，总体来看，回答没有必要进行遗产规划的被访者在80%左右，但家庭总财富较高的家庭回答“没有必要”的比例低于家庭总财富较低的家庭。而有遗产社会捐赠意愿的家庭其主要意向是扶贫支困，占比53.17%，其次是教育及科研基金。

总体来看，本次调研成果斐然，是第一份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金融与投资者教育的翔实调研，其结果对于分析我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支出状况，资产负债分布情况，引导城镇家庭的合理金融消费、投资收益及风险认识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对为金融机构提供第一手的城镇家庭消费金融和投资者教育状况，洞悉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动机及风险偏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我国政府及金融监管部分启动内需政策的规划、对金融机构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有重大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