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升为世界第一 百分之80是垃圾

第一篇：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升为世界第一 百分之80是垃圾

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升为世界第一 80%都是“垃圾”?

我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突破300万件，数量升为世界第一，“为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但与此同时，“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甚至有人认为，其数量之多可能占到了所有授权专利的50%，甚至80%以上——

300万专利，多少是“垃圾”？

2006年6月27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突破300万件，“为中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然而与预料相反的是，这一消息似乎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而已长达两年之久的“万艾可”纠纷案倒是始终吸引着各方的眼球：这场纠纷的主角已经从辉瑞与国内12厂家联盟变成了辉瑞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下称“复审委”）。

这已不是复审委第一次站在被告席上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马来客曾透露，仅2002年，北京市一中院审理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作为被告的案件就达161起，而去年这一数字已达265件。

专利有效性遭到质疑，是复审委屡次站上被告席的最大因由。

近年来，随着自主创新的意识渐强及相关政策的不断出台，国内商标注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一跃而上，很快登上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核心专利缺失及专利转化率低等问题都使得外界开始质疑，300万专利到底多少真正有效？

“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有多少—80%还是1%

去年，一桩“竹地毯”官司把竹乡浙江安吉众多生产者告上了法庭，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世代沿用的编制技术，怎么就忽然把连云港一家公司给“侵权”了。虽然复审委最终作出的审查宣告，原告—连云港某公司的“竹地毯”外观设计专利权全部无效。但这一官司不仅让原告为“维权”而身陷纠纷漩涡，也让安吉的生产商因官司而丧失大量的订单，可谓两败俱伤。

而近期，第98届广交会上轰动一时的数十家玩具老板紧急抢救十二生肖外观设计的案例，更是将专利有效性的质疑推上了高峰。在他们看来，十二生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怎么可以被一家企业申请当作外观设计专利呢？

“中国的面条是否也该向意大利通心粉收专利费呢？”面对上述种种看似可笑的专利纠纷，有网友这样讽刺。

而随着无效专利案的频发，一个非官方的词语—“垃圾专利”也开始在坊间流行。

“目前我国‘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占所有授权专利的80%以上。”去年11月，在粤闽沿海城市保护知识产权协作会议暨专利执法研讨会上，原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杨金琪道出这样一番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垃圾专利”迅速引来各方质疑，并且出现“50%”及“80%”等不同版本。

“‘我国垃圾专利比重超过50%’这样的消息，是严重违背事实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对此正式回应说。

据复审委7月27日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复审委受理无效专利申请总计2087件，相较于2004年增长9.6%，占当年专利申请受理量不到1%。

“这个比例较于专利申请量的增速来说应当并不高。”复审委副主任李永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比率与美国、欧盟的数字也较接近。

“不能将被请求无效的专利中请求成立的（即被无效的）比例，作为‘垃圾专利’的比例。” 田力普说。

他表示。被宣告无效的专利中有一大部分属于“问题专利”，不能简单地将“问题专利”等同于“垃圾专利”，二者有本质区别。

“我不同意‘垃圾专利’这一说法，虽然有企业滥用专利，但是这只是个别现象。”重庆市知识产权局局长张文日前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企业与知识产权部门—谁是“垃圾”制造者？

“既然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准为专利了，那就应该保证这个专利是有效的，现在复审委又把它推翻，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对于无效专利问题，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反问道。

和这位业内人士一样，在总结所谓“无效专利”、“垃圾专利”泛滥时，很多人将第一板子就打到了专利授权人——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头上，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审查专利申请时没有严格把关，才导致大量“垃圾专利”产生。

从网友关于“垃圾专利”的判断来看，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指没有任何创新内容的专利，这些所谓的“垃圾专利”主要集中在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两个领域。

“究其原因，‘垃圾专利’的出现是因为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在申请前已是公知公用的东西，当事人将很多年前人们就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拿来申请专利。”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柳权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此前，广州市知识产权局法规处副处长李大文也表示，明知已经公开的东西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然后再作为自己的武器打击竞争对手的行为，实际上是滥用专利权的一种表现。一些专利权人恶意申请专利授权，然后在各地提起多项诉讼，以图在诉讼中拖垮竞争对手、索取高额权利金或者牟取商业利益。

但曾柳权也认为，无效专利产生的原因也和部分专利准入门槛低有关。

根据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的申请授权需要进行实质审查，而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授权并不需要进行实质审查，也就是说只要申请不违反专利法的排除性规定，审查机关就必须授权。

“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不进行实质审查，不仅是我国，而且是许多国家都通行的做法。采用这一做法的原因主要是从节约社会成本的角度考虑的，”田力普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创造高度有限，投入的开发成本也不多，申请的数量较大，如果全部都要进行实质审查，将会花费巨大的社会公共资源。”

无效专利“批发”与浪费公共资源—天平的两端？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官员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虽然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在大批量招收审查员，但还是有大量审查工作要进行，工作压力很大，现在审查的专利申请基本上都是上一年申报的。此外，从现实的角度，即便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进行实审，也不可能穷尽所有情形。所以，“对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进行实审不可能也不可行”。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从事审查工作的审查人员已达3000多人。

尽管如此，依然有网友批评，现行专利制度在节省行政成本的同时，已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产品质量，导致无效专利“批量生产”。这不仅不利于自主创新，反而给一些不法厂商提供了兴风作浪的空间。而无休止的行政裁决和司法诉讼也浪费了大量公共行政资源，企业、个人的经济活力和创新积极性在内耗中受到打击。

对此，田力普也坦言：“不进行实审，在节约社会公共资源的同时，必然带来良莠不齐的可能性，这是无法避免的。”

事实上，在避免“垃圾专利”产生这一问题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着手应对：启动专利法第三次修改的准备工作，力求全面解决专利制度中存在的某些突出问题，其中包括改进外观设计专利的审查和授权方式，完善实用新型检索报告制度。

“我们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前置程序，类似于实审的方式，对专利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进行检索分析，这样一些没有创新价值的专利申请就可以直接拦在门外。”曾柳权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其设想中，可以由地方专利管理部门对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进行初步的判定，由于地方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很多都是老科技工作者，因而也有很多的经验，不仅可以较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负担，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对于没有市场潜力的专利则引导申请人不予申请，以减少社会成本。

专利申请落入数字陷阱？

统计数据显示，自1985年中国《专利法》通过开始实施到2000年初，中国专利申请总量首次达到100万件。2004年3月，专利申请总量达到第2个100万件。2006年6月，总量达到第3个100万件。分别用时近15年、4年零3个月、2年零3个月。

通过数字对比不难发现，2000年以后专利申请呈现迅猛增长趋势，并且这种热度还在持续。数据显示，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种专利申请共476264件，同比增长34.6%。

“这是近20年来最高的增长速度。”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说。在受理的3种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申请超过17万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为93485件，同比增长42.1%），实用新型申请为139566件，外观设计申请为163371件。

“不要陷入数字陷阱”，7月23日，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柳泉如是说。

事实上，虽然国专利申请总量已经超过300万件，但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多以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居多，发明专利数量仅占19.9%，有核心竞争力的发明专利数量则更少，且主要集中在中药、软饮料、食品和汉字输入法等领域。而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86.6%。

统计数据还显示，中国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其中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明专利，分别占93%、91%、85%、69%、60%。

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的高端医疗设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光纤制造设备等基本从国外进口。其中中国石化装备的80%，轿车制造装备、数控机床、先进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都依赖进口。

“众多产业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成为我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严重制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曾这样坦言。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陶鑫良表示，“现在我国企业的低层次专利申请量太大，战略专利申请太少。中国专利申请必须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不要把数量作为救命稻草，不要被数量排行榜迷惑。一万株小草顶不上一棵参天大树，必须重视质量。一些明显非专利的东西要堵住，垃圾出来之前就先把它扔进垃圾箱。”

观点

“问题专利” 不等于“垃圾专利”

田力普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

曾柳权 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 中国发明专利保护协会委员

哈斯 北京市德权律师事务所 知识产权部主任

“问题专利”全球都有

田力普：2003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在授予专利权后，保护范围过宽或权利本身仍不符合专利法有关规定的专利”定义为问题专利。

“问题专利”不等于“垃圾专利”。“问题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对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专利的授权要求具有一定的发明高度，但技术的发展总是渐进的，任何新技术的研发都离不开已有技术作为基础，绝大多数不具备授予专利权所需要的创造性等条件的专利申请，都或多或少地公开了新的技术内容，这些技术内容构成了技术发展的阶梯，所以绝非垃圾。

哈斯： 我不赞同“垃圾专利”的称呼，但“问题专利”的确实存在的。其存在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从没有专利意识，到专利申请量突增，显示了创新的积极性。如果因为有部分专利存在问题，就一棍子打死，会打消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此外，尽管有部分专利没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这么多专利里，肯定还是有很多有价值的地方，专利的公开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如果都从严卡死了，可能真的有价值的也没有了。

这是专利制度发展过程中，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不仅国内存在，国外也有。

曾柳权：只要达到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就应该授予专利。如果只是因为没有市场前景就不授予专利，那是不合理的。从申请者主观心理来看，有的追求商业利益，有些则是为满足个人的成就感和荣誉感，还有些是长远的战略构想。只要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授权为专利，也不应该说很多专利没价值。

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有存在必要

田力普：虽然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中出现了少量的“垃圾专利”，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及其初步审查制度现阶段仍然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知识产权制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

一方面，我国许多制造产业位于产业链下游，创新多以外围的、简单的改进技术和再创新为主，这些技术的市场寿命往往十分短暂，因此，发明高度要求低、程序简单、申请费用低廉、获权快捷的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制度对于鼓励和保护权利人的创新和利益无疑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已成为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形成和拥有知识产权的重要途径，尤其是近年来已成为中小企业有效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

曾柳权：从广州市的情况来看，虽然执法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但整体来看，企业在申请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时目标是很明确的。通常都与企业的发展相结合，从实际效果来看，也都很好。

哈斯：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的专利，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说，使他们具备了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特点，这在很多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中，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同而取得了市场份额。而对他们不进行实质审查，可以减少社会成本，这也是国内外通行做法。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专利水平会逐渐得到提高。

警惕科研经费催生“垃圾专利”

田力普：近几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为了鼓励专利申请，相继出台了一些资助政策，这些政策对鼓励发明创造，提高全民族的创新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新出台的政策尚有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以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于是少数专利申请人出于投机心理，将现有技术不做任何改进申请了专利，以套取资助，这是出现“垃圾专利”的主观原因。

所以应指导地方政府完善有关的专利费用资助和奖励政策，建议将资助重点集中在那些具有高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上，这样可以杜绝申请人恶意申请套取资助的现象。

曾柳权：从科技部的相关规定来看，科技项目立项及资金申请有相关知识产权指标，但是专利是哪种形式，并没有局限于发明专利。

地方科技项目，多为应用开发研究，在申请科技立项时通常对结果已有一定预见性，只要有市场前景，一般都能得到扶持，专利形式不一定明确要求。

哈斯：科技经费应该向发明倾斜，不应该只是根据专利申报数量。(

第二篇：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100名开外

中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 引用率排100名开外

2011年02月10日 07: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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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科学界的盘点不断展开，去年年初曝光的井冈山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屡被提及。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被一次性撤销。这起中国SCI论文饥渴背景下的疯狂案例曾令国际舆论哗然。

实际上，即便在我国最高水平的科研机构或国家部委高层次的评审中，算数量、比速度，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一些还算好但并非真正突出的发现，因为其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尖杂志，就被国内领导和部门作为突出贡献而庆祝并给予极大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科研论文发表数量突飞猛进。最新的媒体数据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真正极好的论文，在中国还是凤毛麟角。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科学界如何潜心学术、摒弃急功近利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饶毅。他一直坚持科研的质量、回归科学本质，秉持“慢”的理念。

2007年，时年45岁的饶毅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他曾任该校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其实验室研究方向是高等动物发育的分子信号。饶毅的回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并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

记者：在国内的学术圈中，您的论文数量似乎并不多？

饶毅：论文是发表你的科学发现。论文可以看数量也可以看质量。如果用《让子弹飞》来比喻，你可以算很多次枪声后击中很多目标，但也可以看看子弹击中了什么目标。中国现在可能主要看枪响后报捷的喜报用什么材料，就是问发表在什么杂志，而很少人能判断打下的目标到底多重要。我自己的论文数量比较少，自从2004年有独立的国内实验室后，发表过3篇原始文章。其中，两篇是神经发育：2005年《细胞》报道GSK参与极性形成，2007年《发育生物学》报道ILK参与极性形成；一篇是行为，2008年《自然神经科学》报道鱆胺参与争斗。

另外2005年我应邀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过一篇述评，评论同期一篇文章，虽然不是我们的研究，但我挺喜欢这篇文章，它对原研究者的结果提出不同的解释。

而2006年、2009年、2010年，我在北京的实验室论文数量为零。这是国内实验室中发表论文特别慢的活标本，可供批判。

记者：我发现有个很矛盾的现象，您经常在中国报刊写文章，好像不低调，但对科学却很有耐心，又很低调。

饶毅：不矛盾。我写的中文文章，是为了推动改革、为了改善科学文化、为了让青年学生少受不良风气误导，所以数量不能太少。而科学是我的本行，无需在公众中谈。我自然有我的科学交流对象，而且我主张研究过程中积极交流，而不仅限于交流已经发表的工作。

记者：很多人对您个人实验室的情况也很好奇？

饶毅：我的实验室，无论是以前在美国的实验室，还是后来在北京的实验室，迄今为止，速度都不算很快。

在我的实验室，做实验完全取决于做实验者的喜好和自身动力，学生、技术员都有很大余地，而且他们多半很有主见。前不久的组会上，一个学生在回答我建议时说“好”，实验室其他人员惊讶了半天：好像是第一次听学生说“好”而不是反驳我。

一般来说，我的实验室不依赖速度的竞争，而是需要多想，多探讨，选择别人不太做的领域。

在美国时，我实验室做得最多的是神经导向分子，特别是1999年发现Slit蛋白质是神经纤维排斥性导向分子。这是我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Corey Goodman、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Marc Tessier-Lavigne同时发现的。

他们都是比我年资高的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oodman的年资可以做我老师，Tessier-Lavigne是新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因为1994年证明第一个导向分子的工作闻名于世。1999年我们三个实验室的论文发表在同一期《细胞》杂志上。我的实验室当年还有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自然》和《神经元》，报道Slit参与神经细胞迁移的导向作用。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才能在该领域做下去。后来，从1999～2009年十年，我们共发表约20篇论文，全部集中在神经导向，以Slit为主，也做过其他两个分子，所有这些都集中理解一个问题：导向的分子机理。

记者：回国以后呢？

饶毅：我希望在中国的工作和我在美国的工作一样。我回国的时候，估计能做到这点。但是，从发表的论文看，我在中国的实验室，论文数量特别少。即使如此，我现在也有信心把国内的工作做得比美国的好。

这几年我的实验室研究方向从发育转到行为。实验室一些学生探讨和摸索了不同的行为范式，最后我们决定做社会行为的分子和细胞机理，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途径，剖析动物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这种转型，本身需要时间。我们进入新领域，行为领域的人不熟悉我们。行为和发育不同，有很多人工观察的部分。我不放心，重要实验，我都至少看两个以上学生重复的结果，不能出纰漏，必须严谨。所以，对于自己实验室的“慢”，我觉得至少在目前是必需的。

记者：如何解读这种“慢的标本”？

饶毅：科学研究的慢，不是偷懒不做，而是指重要的结果出现慢，但研究者积极思考，积极推进研究。

是否慢与个人风格和特色有关，也和研究的性质和领域有关。我们实验室因为研究性质、转型、风格、时期等多种综合因素，不可能快。我们不是故意追求慢，是速度不能做我们的目标，质量和高度更受重视。

在科学界，有少数科学家个人的产出可以既快又好。或许可以说，这是学术界都喜欢的“西施”，我们实验室很尊重和羡慕做得既快又好的科学家。

但是，我自知不是“西施”，而是有很多缺陷的研究者，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什么都做好，不可能很快，也就不宜“东施效颦”。

记者：论文发表的杂志好像大家觉得很重要，您如何看？

饶毅：在哪个杂志发表，说明当时一些同行对论文质量和重要性的看法。但是，它并非所有同行的看法，而是几个审稿人的看法，有时可以出现偏颇，而且有时间问题。所以，虽然发表的杂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章的重要性，但是也会出现不准确的时候。比如，神经生物学近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发明是光遗传学，就是用光来操纵分子，发明技术的两篇关键论文，值得获诺贝尔奖，但它们在《自然神经科学》和《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而很多相关的后续文章发表在《自然》、《科学》和《细胞》上。

这是因为刚刚出来时，几个编辑和审稿人没有马上意识到其重要性，而后来大家很快都意识到重要性，所以后续的文章刊登在更显眼的地方。其他领域也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所以，一定要看内容、做学术判断，而不能单纯看发表杂志的名称。如果只看杂志名称，那么我们各个单位就不用科学家，而可以请初中生来评价科学了。

记者：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饶毅：目前中国科学界比较求快，对我也不例外。

有人讥笑我老得不行而回国，有人认为我只能写博客不能做科研，有人认为我做不出科研成果才谈政策„„不一而足。

也有人好意告诫我发表论文比发表议论重要，而且应该又快又多。实验室的学生也有善意的担心。我不愿骚扰实验室学生，不会经常催结果，而是有问题就讨论。

但我不可能做到又快又好，只能有选择。

好在我已有工作基础，而且2005年在中国发表过一篇《细胞》论文，我得到的支持可以持续一些时间，只要我不怕喝倒彩的压力，不脱离自己的特点转而追求急功近利，还可以承受慢一些带来的压力。

记者：对于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您有哪些建议？

饶毅：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目前比较难，如果做得慢的，在国内压力会比较大。

我现在愿意出来讲这些不是我自己需要特别支持。我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就是想提供一个标本，希望国内多一些单位能选拔和支持一些慢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目前情况下，选择优秀的人、有潜力的人、积极工作的人，即使他们“慢”，也支持他们，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支持快的人，支持错了，也没人责怪。而支持慢的人，也可能有搞错的时候，作为各级资源掌握者、决策者，这很不容易。

但是，世界科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后最重要的科学发现，既可能出自快的途径，也可能出自慢的方面。因此，不同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特点，有所选择，有得有失。(雷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