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2.10-北大5学者就拆迁条例上书全国人大(全文)[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09.12.10-北大5学者就拆迁条例上书全国人大(全文)

北大5学者就拆迁条例上书全国人大(全文)2009年12月10日11:56人民网我要评论(0)字号：T|T [导读]北大五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建议修改《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指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等存在重大抵触，使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无法落实，成为引发拆迁冲突与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人民网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张海燕）近日关于强制拆迁的几个典型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王锡锌、陈端洪、钱明星、姜明安五位学者一纸《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涉嫌违宪，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建议书一石激起千层浪，把公众的目光聚焦到了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面。国务院有意修改《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已启动前期调研的消息更增加了这份建议书的份量和神秘感。究竟这份建议书有何“特异之处”？建议人之

一、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锡锌授权本网，独家披露建议书全文。

以下为建议书全文：

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因拆迁而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一些地方还发生了被拆迁人自焚、当事人与政府对峙等极端事件。这些事件不仅有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房屋拆迁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已经成为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注意到，各级政府对房屋拆迁所引发的各种问题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反思，需要标本兼治。如果不能从制度源头上处理好城市发展的公共需求与公民财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将会进一步加剧，以至严重影响改革、发展（包括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长期从事法律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我们高度认同和支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战略，都强调国家对公民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认为：国务院2001年6月6日颁布、2001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并沿用至今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立法机关应以法制协调统一原则为基础，对《条例》进行审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为此，依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郑重提出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具体依据和理由如下：

一、依据宪法和法律，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而《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 《宪法》（2004年修正后）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2007年颁布）第42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正后）第6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据此，要通过征收获得公民房屋的所有权，必须具备三个法定条件，亦即必须满足三个标准：（1）“为了公共利益”；（2）“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3）“给予补偿”。

可见，补偿是征收的构成要件之一，未依法补偿，对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的征收程序就没有完成；而征收没有完成，就不能进行拆迁。但《条例》第三章“拆迁补偿与安置”对房屋拆迁补偿作出的具体规定将补偿与对房屋的征收分开了，将补偿作为拆迁程序的一部分，这实质上就是将本应在征收阶段解决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这与上述《宪法》、《物权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存在抵触。

二、依据宪法和法律，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

依据上述《宪法》第13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规定，征收、补偿的主体都是国家，征收与补偿应该在同一阶段由国家来完成。但是，《条例》第4条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安置”。第13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22条第1款规定：“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可见，《条例》规定的补偿主体为“拆迁人”。而根据《条例》第4条第2款的规定，实施补偿的拆迁人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而不是代表国家实施征收的主体。

依据《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家依据公共利益需要，在依法补偿的前提下，对单位和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实施征收。因此，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完全是行政法律关系，必须遵守依法行政的要求。但是，《条例》不仅把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而且，基于这样的定位，把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订立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条例》第15条规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条例》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正是由于这些规定对征收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错误，致使一些地方政府在实际运作中只征收、不补偿，而把补偿这一核心问题和矛盾推到拆迁阶段，从而引发了大量的暴力拆迁、强制拆迁。可见，要解决当前拆迁引发的严重社会矛盾，必须废止或修改《条例》关于拆迁主体、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等与《宪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上述条款。

三、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而《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

依据上述《宪法》第13条、《物权法》第42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条的明确规定，要对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拆迁，首先必须要对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依法进行征收。

然而，《条例》并没有将房屋征收作为拆迁的前提。《条例》第7条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市、县人民政府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由此可见，拆迁人获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并不需要以政府已经完成对单位、个人合法拥有的房屋的征收为前提。换言之，在房屋仍然属于单位、个人合法所有的时候，拆迁人就可依据这些与征收程序毫无关联的文件，取得拆除房屋的资格。这是与《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相抵触的。

《条例》自2001年颁布施行起，历经八年，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但其原有框架已经不再适应宪法、法律以及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如上所述，《条例》与《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存在重大抵触，使得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损害了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尊严，成为引发大量拆迁冲突与矛盾、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因素之一。

为此，我们依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第87条、第88条之规定，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条例》存在的与“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进行审查。如确认《条例》有关条款确实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应依据《立法法》第88条予以撤销，或根据《立法法》第91条，由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建议国务院对《条例》自行修改。此外，我们也请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我国城乡领域的征收、补偿、拆迁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在条件成熟时尽快出台土地征收（包括土地所有权征收与土地使用权征收）和房屋拆迁法，统一解决征收、拆迁的条件、程序、补偿、安置标准与争议裁决及救济机制的全盘法律问题。此致 敬礼

建议人：沈岿，北京大学法学院 王锡锌，北京大学法学院 陈端洪，北京大学法学院 钱明星，北京大学法学院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

2009年12月7日

第二篇：温铁军就化解乡村基层债务写给全国人大的提案

温铁军就化解乡村基层债务写给全国人大的提案

这是温铁军先生今年人大会前写给全国人大的提案，据说有33个代表联署。

随着各地对于国家减免农业税费政策的落实，县以下乡镇和行政村多年累积的公共负债问题，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不仅严重影响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强调的三农政策在基层的执行，而且导致农村安定团结大局受到严重威胁。

根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1999年乡村基层债务总额大约在3000—6000亿，负债最高的乡镇达到大约4000万元，最高的村大约在500万元左右；到5年之后的2004年，乡村基层债务总额已经上升到6000—10000亿。严重程度不亚于国有企业负债。

有关调查还发现，乡村基层债务的债权人既有工商企业主，也有各类有收费与罚款权利的上级政府下设单位，主要是公检法、计划生育、工商等部门；而他们之所以同意乡村基层组织借债，在于有收益“预期”——可以通过法定的、持续的乡村税费征收，不断获得高于银行利率的收益。而去年以来中央几乎是突然性地出台了全部免除农业税费的决定，农村基层权利部门的收益预期随之迅即消失，巨额乡村公共债务的冰山也浮出水面。

这种对于基层安定团结影响巨大的问题，在执政党强调“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提出之后，应该尽快拿出一揽子解决办法。

本提案认为，解决乡村公共负债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谁的孩子谁抱走”，亦即：哪个方面造成的债务由哪个方面承担责任。这是市场经济的起码原则。

根据基层反映，乡村公共负债的主要来源大致可归为3个方面：

其一是上级下达的没有配套经费、或者没有足够经费的“硬任务”，例如订阅各级党报党刊，建设党支部、村委会、青年团、民兵、妇女等活动场所，以及学校、厕所、绿化、道路、防火、防洪等各种达标验收，还有上级下令搞的各种“现场会”等等；这些主要由乡村基层支付的公共开支大部分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亦即，大都有上级党组织和政府各种部门违反《行政许可法》，干预村民自治原则的痕迹。此外，由于有些地方规定乡村干部只有完成税费增收任务才能得到工资，这也迫使基层出现由于“买税”而造成公共负债。这些问题，确实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拨乱反正。

其二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历次改变在基层造成的损失，例如，中央提出关闭“十五小”是正确的，但大部分这类小企业曾经在80年代受到过中央政策鼓励，而且主要是乡村集资或直接由乡村政府组织借贷投资的；国家90年代政策改变、下令关闭这些企业，却没有给予投资者以足够补偿，更不像在城市关闭国有企业那样建立社会保障或由政府负责安置干部职工。再如，国家下令关闭的乡村“农民合作基金会”，也是过去中央政策鼓励发展、后来政策改变后被强行关闭的，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也只能转化成为乡村基层的公共债务。

其三是乡村组织自身“不正之风”形成的债务，例如搞“形象工程”、“领导工程”、“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等等，乃至于干部违法开支的贪污腐败、卖官鬻爵、行贿等费用。

综上所述，前两个方面的责任在上面。建议采取上下结合的办法予以解决。在清理的公共债务的工作中，债权人是政府或事业单位的（包括其中所有财政供养人口），债务额度限于本金，不承认利息部分；债权人是工商企业或非干部身份的个人，其利息可按照银行同期利率计算，同时严令打击任何形式的高利贷。

对于第一种债务，应该由各级党政组织根据执政党提出的“和谐社会”要求，认真清理文件，根据曾经下达到县以下和乡村的文件内容，核定所应该承担的债务；并且明确保证今后如没有足额经费就不再下达任务。

第二种债务形成的主要根源在于中央政策的变化，本来就不应该由地方和群众承担责任。应该由决策部门负责解决；建议补充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或者直接由中央财政部门逐年予以核销。

第三种债务尽管是基层造成的，但现在大多数造成债务的干部事实上会得到提拔，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基层公共债务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可能由乡村的党政组织自行清理解决，建议由省级以上党政部门派工作人员下来，与农村的农民代表组成上下结合的清理债务小组，把债务分解到造成该项具体负债的每个责任人；如该责任人不能马上偿还公共债务，则应先停职，待制定出还债计划并被清理债务小组认可后，再重新恢复正常工作；否则，可参照“引咎辞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