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物馆体制散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5篇]

第一篇：美国博物馆体制散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走在两条轨道上的博物馆

——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和资金来源

葛

岩

笔者曾在美国伯明翰艺术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任职。在博物馆工作之时和之后，国内朋友们常问及美国博物馆是怎么管理的：“美国博物馆的经费从哪里来的?” “美国政府对博物馆的政策和对一般企业的有什么不同?”“假如美国有长城、兵马俑这样的文物古迹，可以和企业捆绑上市吗？”本文所涉及的题目包括且超出了这些问题的范围。我试图说明，美国博物馆管理制度是一种公私双轨运行的制度，表现在经营定位方面，也表现在资金来源方面；美国博物馆是非营利公益机构，由政府和民间的赞助系统来支持。

一、所有权和“非营利机构”的经营定位

美国大约有四到五千间博物馆。大者如华盛顿的史密森尼机构，收藏涵盖艺术、历史、航天等多个领域，占据国会山旁的国之重地；小者可能只是在镇子上开了一个房间，收藏些地方工艺品。内容规模各异的博物馆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伯明翰艺术博物馆是市政府属下的公立中型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则是私立大型博物馆。所有权上的有公有私是所谓“双轨制”的第一层含义。

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博物馆在美国定位为“非营利机构”。了解美国博物馆管理体系，需要明白非营利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产品和服务不都是为营利的。有的东西，其性质使之难以营利。比如灯塔，收费就是个不易克服问题。有的则是不打算营利。比如教会，营利与其使命相抵触。这些产品或服务为社会所需，但利用市场机制来管理不见得效果好，或者根本管不了。经济学家相信，社会上有一类产品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有两大特征：它不随个别消费者的使用而消耗；它一旦出现，无论参与购买与否，许多人都可能使用。典型的例子是冬天的扫雪服务。假定老张出钱雇了扫雪车，他有权享受服务，于是悠悠然从干净安全街道上走过。邻居老李、老王没有参与购买，但没人能因此禁止他们通行。这类服务为社会所需要，但投入和收益之间缺少保证关系，企业 1 不会乐意经营。经济学家大多相信，这是个需要政府介入的领域。博物馆是文物收藏的集中地。收藏本身不一定是公共产品。东西到了私人藏家手里，对别人几乎不再有使用价值，起码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当收藏目的是为大量非拥有者观赏时，收藏就有了公共产品性质：它既不会因为归了博物馆而消耗，也不会排斥公众享用。这是政府介入博物馆领域的第一个理由。

政府介入还有第二个理由。博物馆收藏品通常是不可替代产品，天底下只有一件或几件同样的东西。不可替代，价格就可能很高。价格如此高的东西，政府为什么非要让公众去参观? 光是东西好不成其理由。奢侈旅行百万豪宅都好，谁是大款谁享用，政府不会资助大众去试一把。博物馆不同，其收藏是文明发展的浓缩形式，可以唤起对于人类、民族、地区的自豪和认同感，对社会整合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博物馆本是社会为长远目标所做的投资。对于在未来才能有收益的事情，由于收益周期没有保障，企业常常做得不太好。打个比方，如果把传说中黄帝的陵墓交给企业经营，别的不说，光是文革十年，企业就会赔得不堪，早早关门大吉。可我们需要黄帝陵。没了它，抗日时期，毛泽东就少了一个绝妙舞台来上演他那幕凝聚全国共识的活剧；今天,全球华人便缺了一个将民族意志仪式化的场所。这种为长程利益的投资，政府也不能不介入。

美国是个极重市场的国家，但上述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也多是美国人发现的。重市场又不为市场所惑，于是有了“非营利机构”这类经营定位，有了博物馆管理的双轨制度。

为支持非营利机构，美国政府通常会提供财务政策上的优惠。比如，博物馆每年会收到捐款。只要向国税局提供合理的说明，这些收入不必交税。又如，许多博物馆有商店，销售藏品的复制件、高品位的礼品等。多数州法允许这些商店免交或少交营业税。再如，地产税是地方政府主要的税收来源之一，不少博物馆位居城中要地，其地产税都会打折扣甚至完全减免。利用这些手段，政府鼓励把一定的资源用于营利之外的社会目的。

没有免费午餐，政府给你好处便会要你服从限制。限制包括经营地点、交易内容，甚至从业人员收入。多年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想在洛克菲勒中心开个礼品商店。为此，它需要得到政府的特殊批准，因为经营地点在博物馆外。当该馆试图在纽约之外的俄亥俄州再开一分店时，竟在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在费城时，亚洲馆想卖掉一件多年前某善主捐赠的藏品，以便购买更好的。为此，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详细说明获得的款项将怎样使用。史密森尼收藏精良，优越的地理位置常使那里观者如潮，是创收的良机。但史密森尼下属博物馆一律免费参观。原因很简单，史密森尼是联邦政府机构，由纳税人支持，该向百姓提供免费服务。再如United Way是美国最大的慈善募捐机构。媒体发现，在这样一个善款支持的机构里，总裁的年薪高达40余万美元。一时间舆论哗然。虽然该总裁管理有方，在其治下，募捐额迅速增长，这一**还是以该总裁辞职了事。

二、资金来源

政府的政策优惠并不能解决经费问题。博物馆必须自己找经费。经费来源包括政府和民间两种。这是“双轨制”的第二层意思。

以伯明翰艺术博物馆为例。它是市政府属下的机构，1990年初有不到60名雇员，在市中心有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由于是公立的，建筑归市政府所有和维护。一部分雇员算是政府雇员，福利待遇比照政府雇员的待遇规定。亚洲馆馆长便是这样一类职位。我所作的亚洲馆助理馆长，则是由私人资金支持的职位。

有了人力和物业管理的资金，博物馆还必须解决日常业务活动资金，包括办展览，购买藏品，维护藏品等等。参观过美国的博物馆的人会记得，几乎每件藏品下面的标牌上都会写着：“来自某某先生和夫人的礼物”之类的文字。实际上，具体的藏品未必来自“某某先生和夫人”。博物馆看上了一件东西，说服“某某先生和夫人”出钱，藏品便挂在他们名下。当然，也有“某某先生和夫人”碰巧是收藏家的时候。如此，展厅里的藏品便真可能来自他们的收藏。

费城博物馆是私立机构，1990年中期有雇员400余人。费城馆是座气派十足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为上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而建。事后，市府决定把建筑用做博物馆，请当地贤达讨论如何共襄盛举。政府许诺允许无偿使用建筑，贤达们捐了最初的一笔资金，博物馆于是开始运行。作为私立博物馆，费城馆的人事、日常业务开支自行解决。建筑是政府的，故日常维护、保卫由政府负担。

美国博物馆获得资金的渠道多样，大体分为专为特定博物馆建立的基金、政府基金、馆外民间基金、地方政府特殊拨款、私人捐献、公司赞助以及博物馆内一些销售/服务的收入。历史久的美国博物馆都有一些专属于该馆的基金，通常来自个人或家族的捐赠。一些是捐给博物馆的，一些则进一步说明是捐给博物馆中某个分馆的，如亚洲馆、非洲馆等。博物馆可以利用基金产生的利息甚至本金 从事业务活动。这些基金中有些附加了使用要求，比如只能用于购买印象派绘画或日本瓷器展览。博物馆使用基金时需遵守相关要求。也有些基金是用来设立职位的。比如，史密斯夫妇设立一个基金用来付亚洲馆馆长的工资。作为报答，馆方会将该职位冠以史家的姓氏。除了专属于某博物馆的基金之外，美国还有一些馆外私人基金支持文化艺术事业，例如设在洛杉矶的盖提基金会。它专注于人类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每年提供数百万美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文物维修和保护。

民间的捐款也可能来自私营企业，通常是大公司。有几个朋友在大制药厂和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做事。在纽约时，我们会一起去博物馆。他们只需展示工作证就长驱直入。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大企业赞助博物馆。投桃报李，博物馆允许这些企业的雇员免费参观。据国际赞助研究机构统计，2000年企业赞助支出达220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十几用于文化艺术。但这一部分中以赞助表演艺术居多，用于博物馆的部分该是不多。

上述民间捐赠之外，政府是博物馆运行资金的另一个来源。美国政府对文化艺术事业不够慷慨。这类支出在其年度预算中所占比例远比法国等欧洲国家为小。美国没有类似我们文化部这样对文化加以行政管理的机构。它有的是一个国家艺术基金会，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文化，而是通过资金发放来影响文化。该基金会每年从国会得到一定预算，审查个人和机构的申请报告，决定什么项目可以得到资金支持。除了联邦政府，各州甚至城市政府也会有一些官方艺术基金。这些基金通常数量不大，对办展览只能起到不无小补的作用。

文化艺术专用资金之外，政府方面还可能通过其他渠道来支持博物馆。例如，美国博物馆非常注意吸引少年儿童来参观。馆里有专门协调和中小学关系的职员。孩子们参观不但免费，且一定配有专门的讲解员。这些措施表现出对孩子的爱心，也包含了经济企图。比之政府的文化艺术部门，教育部门拥有大得多的预算。大量的中小学生参观者可以证明博物馆对社区的贡献，是争取教育部门拨款的理由。再如，伯明翰办兵马俑展览时，博物馆反复游说政府，张扬兵马俑的意义，强调展览将给伯市形象带来正面影响。市府于是慷慨解囊。又如，我离开费城后不到一年，费城馆办了声势浩大的塞尚展览。一时间旅馆纷纷爆满，展览一票难求。为看展览，我专程赶去费城，不想也弄不到一张门票。好在警卫多熟人，念旧放我进去。一位同样从外地赶来的艺术史教授，因无后门可走，困守旅馆两日，落得败兴而返。为了这个展览，费城市府提供了特别资金。可见博物馆如能 为当地制造某种文化事件，闹得满城争说，政府便会签署支票。

在民间和政府之外，博物馆自身资源的经营亦是一类资金来源。博物馆内会分出一些地方为餐饮之用，有中高档饭店，也有小吃部。博物馆的建筑通常风格高雅、地点重要。餐饮处除了参观者使用，企业也会来举办酒会。博物馆另一经营项目是礼品商店和书店。观众刚看完展览，置身在文化气氛之中，容易动念购买纪念品、书籍和招贴画。这类商店可能办得有声有色，加上政府减免税收的政策，成为博物馆的一个收入来源。

美国博物馆办展览时常彼此租用藏品。我便经手过这类租赁，押运费城的藏品去纽约的亚洲协会和华府的史密森尼。对方为此要付可观的租金。美国博物馆藏品都有版权保护。出版物要采用藏品的照片，学者需要幻灯片讲课或研究，博物馆会提供收费服务。另外，大型博物馆都有文物修复部门。除了维护馆里的藏品外，其他机构甚至个人也会要求协助修复其藏品。凡此种种服务，都会是博物馆资金的来源。

三、赞助系统的组织和动机

想要让资金源源不断，博物馆必须有一个成型的赞助组织系统，像是密布的水渠，把源头活水不断引到水库中来。美国博物馆的资金赞助系统有“明”“暗”两部分。民间在明处，政府在暗处，又是一类“双轨制”。

民间赞助组织最常见的形式是所谓“朋友圈”，“馆员组织”和“义工组织”。“朋友圈”中人，少则捐千元，多则数千数万。根据捐赠的金额多少，捐赠人可以加入董事会朋友圈，总馆长朋友圈或分馆长朋友圈。捐款定额、组织名称、形式并无定式。各博物馆可以依据需要量体裁衣。博物馆定期向这些组织的成员发送馆务新闻，有事会征求他们的建议，让组织成员对博物馆事务产生参与感。有了难处，博物馆便请他们解囊相助。

馆员组织形式可以用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制来打比方。你选择一个健身计划，交数目不大的会费，使用计划所提供的设备和服务。馆员组织也会将“馆员”们的待遇和收费标准分类，鼓励参观者加入，按年收费。新年伊始，博物馆还会给馆员组织的成员发信，呼吁他们继续支持博物馆，通知他们明年将有何等不同凡响的展览和活动。馆员组织收费标准远远低于上述各种“朋友圈”，但仍可以为博物馆带来一些收入。大部分美国博物馆都有义工办公室，负责招募训练义务人员。博物馆中的售票员、解说员、礼品店服务员多由义工担任。义务人员作用是两方面的：其一，义务人员节省了博物馆的人工开支；其二，庞大的义工队伍是连接博物馆和社区资源的纽带。举个例子，费城的亚洲馆有位义工，是当地一位名律师的妻子。她每周来工作两个半天，做些档案整理一类的活。由于其家族向博物馆做过不少捐赠，这位义工是博物馆董事会成员，任博物馆妇女委员会的主席。她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亚洲馆带来许多好处，我们的不少藏品便是由妇女委员会出资购买的。有一次，一个古董商手上有件韩国青瓷瓶，我们志在必得，但经费还差数千元。给财务部门打了几通电话也没能解决问题。义工女士开始没有吱声。到快下班的时候看我们仍然成功无望，她便慷慨地开出一张支票。

论及上述种种民间赞助组织，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制使这些组织成为可能？ 换句话来说，为什么这许多人要来义务地替博物馆工作，向博物馆捐赠？

世界上每个民族历史上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些怀抱圣者情怀、关注公共事物的人。他们是非营利事业积极的推动者。不过，设计一种组织，不能期待参与者非贤即圣。只有从利益驱动的角度出发才可能对组织形成的机制、参与者的动机有更合乎现实的解释。有理由相信，赞助组织参与者的动机首先是文化的，其次是经济的。而这两个层面的动机都应该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人类学家讲，所有文化中都存在这种或那种捐赠习俗。捐赠不会或不会直接为捐赠者带来金钱利益。但捐赠一旦成为文化习俗，在给定文化体中对其成员具有某种强制性，赔钱也得干。举个例子。我的一个堂弟在亚利桑那州结婚。时在纽约的我想不出该买件什么礼物。于是，寄去张一百元的支票，让他自己买件东西作纪念。开支票的时候，一位多年前从福建偷渡来美的朋友正好在场。当知道了支票的用途后，该朋友大不以为然。据他说，在纽约的福建人社区中，遇到亲戚结婚，甚至那些刚刚来美，欠下数万美元偷渡债的人，也不敢只捐一百元。“像堂兄弟这样的近亲，结婚应该给五百到八百元，生孩子可以给三百上下。”问及如果捐不了那么多会怎么样，答曰：“那就很难做人了。”

朋友没有解释“很难做人”具体意味着什么。推想是说丢了面子，疏远了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损害了当事人的社会地位。了解大纽约地区拥众数十万的福建社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大部分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其生活高度依赖于 亲戚老乡构成的社区。初到美国，要靠亲友教授技能，介绍工作才能生存。安定后，开餐馆，杂货铺，洗衣房，亲友又几乎是唯一的融资渠道。因此，遵守文化习俗，建立社区认同感对每个成员都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提供了一个解释博物馆赞助组织形成机制的角度。捐赠在美国社会广为认同。每年大学校园里的献血人群、圣诞街头救世军募捐者的笑脸、竞选季节高速公路边义工挥舞的竞选人名牌，都会给初到美国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社会习俗必定和美国的历史及宗教传统有关。其形成的渊源非本文所能讨论。但显然，在这一背景下，捐赠是获得人们尊重的必要行为之一。在伯明翰时，博物馆亚洲收藏主要靠一个叫做“亚洲艺术协会”的组织支持。其成员多为当地的医生和律师。领袖是一位企业的老板。我和他接触颇多，觉得他对亚洲艺术的了解仅仅止于喜欢而已。我问过同事，什么原因令他为亚洲馆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答曰：“因为他是社区领袖。”如果套用对纽约福建人捐赠习俗的分析，可以说，对于具有不同经济能力，与社区有着不同关系（领袖、有影响者、一般成员）的社区成员，社区对他们在不同场合（如人道、文化、教育等）的捐赠行为有不同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期待。想作社区领袖，理应按规矩出牌。

无法了解成为社区领袖可以给那位老板带来何种经济利益，但推想他和他的家族会因此获得某种文化意义上的满足。还可以推想，在他的社区中，在他所属的阶层里，对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是获得领袖地位所需的一类功课。事实上，传统中国的绅士阶层也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以血缘/乡亲为基础的社区的公益事业，如办学，修桥补路，建祠堂，常常是这个阶层的义举，也是他们和社区交换尊重和地位所付出的代价。只是现代史上连绵不断的革命逐渐剥夺了民间的经济资源，摧毁了政府之外的各种社区组织形式，致使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形式的民间捐赠行为和我们阔别已久。

必须说明，博物馆民间赞助组织成员并非个个既富且贵，更非人人争当社区领袖。对于处于中产阶层的一般人而言，赞助的动机恐怕主要还是对于文化的热爱。再深究，可能与其群体认同的需要有关。刚到伯明翰时，邻居是个退休独居的老太太。当知道我在博物馆做事，她一时兴奋莫名：“你真是好运气，在那样高贵、文雅的地方工作。”她甚至还和我讨论过自己是否该去作义工。在纽约的一家媒体研究公司工作时，有个同事想改行，想先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做义工。谁知心有同想的人太多，她只能被排在等待名单上。于是她要我找朋友帮忙。问 她为什么放着高收入的IT工作不干，她说：“博物馆有那么多美丽的东西，有教养的人，那该是我的生活方式。” 可见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博物馆被感受为特定的文化形象，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为了认同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群体，人们可能愿意付出代价。想想不少人为名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过是因为名牌和特定生活方式捆绑在一起。此心比彼心，博物馆义工的行为不难理解，虽然二者追求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文化层次的动机，博物馆捐赠组织机制也有着经济动机。在博物馆工作时，我们常收到捐赠的文物。我们会向捐赠者介绍拥有鉴定证书的古董商人来为捐赠品作价。估出的捐赠金额可以用来减免个人所得税。一般情况下，收藏多年的文物会升值，捐赠者所获的更像是一种投资收益。

从捐赠减税来看，私人赞助行为的后面还是藏着政府。通过减税，政府变成了间接的捐赠者。既如此，政府为何呆在暗处? 其中似有道理。首先，从经济角度看，将资金用在文化艺术方面，即便在减税政策下可以收回全部资金甚至有一定收益，捐赠人仍然可能付出过高的机会成本。一位曾服务于苏富比拍卖行的朋友告诉我：“股票不好，古董生意才好。”他是说经济景气时，购买文物并非是最好的投资方式。这种资金的使用方式可能远不如购买股票效益为佳。捐赠人在经济上牺牲的机会相当大。其次，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政府直接投资于博物馆这样的文化事业，会力图表现出政府的文化取向，造成政府的文化垄断。私人捐赠则可能维护民间的文化选择权力。我买件清真寺的瓷砖来捐也罢，买件基督教圣经抄本来捐也罢，政府只管减税，别的免开尊口。这种制度体现出政府对其公共产品生产者权利的让渡，其结果是公共产品体现出更多的公共性质。

除了上述对于社会长程投资、公共产品应尽的责任之外，政府还可能有现实利益考虑。例如，公共文化设施是决定一个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指标之一，会对经济发展活动有一定影响。博物馆对地方旅游经济的影响更为直接。前面提到过费城举办的塞尚展览，各地赶来的观众多到博物馆不得不早八点到晚十一点连軸开放。我参观的时候，参观者挤满展厅，摩肩接踵，活像是春节运输高峰时候的广州火车站。可见参观者为费城带来的收入一定不少。有的城市，如威廉斯堡，几乎没有什么产业。但该城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满城的历史建筑和收藏带来了参观者。他们看，也吃，也住，还会带走纪念品。如果该市府对城中博物馆大慷其慨，没有人会感到意外。

通过对美国博物馆的经营定位、资金来源和赞助系统的描述，对贯穿其中的双轨制度的大略分析，我想说明，即便在美国这样市场化程度极高的社会里，政府介入在博物馆领域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博物馆的公共产品属性。我还想说明，民间赞助在美国博物馆领域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民间资源的互相作用不但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支持了民间在文化参与和选择上的自由，使作为公共产品的博物馆更多地拥有了它本该拥有的品格：公共性。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传播系）

第二篇：文化研究中心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第9期(总第33期)

哲学研究所办公室主办

2007年5月15日

·全所工作·

李景源所长在所“青年论坛”作专题学术报告

4月29日，所“青年论坛”举办学术活动。院学部委员、所长李景源研究员做了题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的报告。会议由孙伟平研究员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求是》、《新华文摘》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30余人。

李景源在演讲中指出，在九十年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转到了历史唯物主义领域，这要求我们不仅在研究中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而且要深入了解国情。他从六个方面分析探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

1、唯物史观的引进是中华民族长期探索的结果。

2、长期系统的社会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源泉。

3、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理论问题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途径。

4、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文化深层结合的产物。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产物。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确认。

李景源认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采用毛泽东提出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首先，要把史与论结合起来；其次，在史的研究中，要把哲学史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起来。要做到上述两点必须在研究范式上把“革命史范式” 与“现代化史范式”结合起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是革命和建设的主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形式，研究理路和研究范式都不同，现在到了应整合这些理路和范式的时候了。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在中国发展中给我们的启示，要自觉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为它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院系列学术报告会对西方哲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

5月9日下午，我院举行建院3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学部委员汝信主持，李景源所长、吴尚民书记、谢地坤副所长、姚介厚荣誉学部委员和西方哲学室、《世界哲学》编辑部等部门的学者及其有关人员参加了报告会。

我所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周晓亮研究员在会上做了题为“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的学术报告。报告主要以我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为视角，简要回顾了100多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着重介绍了近30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取得的成绩，特别展示了我所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做出的贡献。报告还结合近些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对当前的理论热点问题、学术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未来学科建设的发展问题等，做了比较全面、精辟的阐述。该报告历史梳理清楚，内容丰富全面，其中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有较强的学术品味和理论见地，富有启发性，对于今后研究工作的开展也有借鉴意义。报告初稿完成后，曾根据所内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使得报告的内容更加准确和完善。

·学术活动·

★ 3月28日，科技部联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科技哲学室金吾伦研究员出席了会议，并受聘为科技部科研诚信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与会的领导和专家对如何加强科技界科研诚信建设进行了热烈讨论，深入研究部署了科研诚信建设工作，决定从制度建设、监督、宣传等方面合力推动科研道德建设。

★ 4月13日，时值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又适逢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研 究会成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和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会共同召开座谈会，畅谈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宣布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研究会的成立。我所李存山教授、张利民副研究员与会并做了发言，贾红莲副研究员受谢地坤副所长的委托参加会议并代表《哲学动态》对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会成立表示祝贺。

★ 4月14日，逻辑室诸葛殷同、刘新文和夏素敏参加由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语言与认知中心”举办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必要性、目的、意义和范围以及围绕国家“十五”规划项目“批判性思维教程”，讨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授课内容和方式。

★ 4月14-17日，“第15次中韩伦理学国际讨论会”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辞，学会副秘书长孙春晨研究员在闭幕式上作总结发言。大会的主题是“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来自中、韩、日三国的140余名伦理学专家、学者就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传统伦理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其他伦理学问题展开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此次讨论会由中国伦理学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与陕西省伦理学研究会承办。

★ 4月21―22日，科技哲学室金吾伦研究员与段伟文副研究员出席在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举行的“历史回顾与未来走向―― 2007 年自然辩证法发展史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回顾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在中国传播75周年来，自然辩证法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展望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金吾伦研究员提交了《以史为鉴，探索自然辩证法发展的新旅程》和 《走在自然辩证法的路上》两篇论文，并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段伟文副研究员提交了论文《从自然之外与在世界之中》并发言。

★ 4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西南政法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和中国伦理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六次全国应用伦理学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伦理与法律：两种规范间的对话”。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100多位学者和专家参加了会议。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陈瑛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校党委书记张国林教授、我所所长助理余涌研究员分别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教委、重庆市伦理学会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到会祝贺。

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甘绍平和杨通 进研究员等14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参会代表就“法律伦理及其基础问题”、“法律与伦理的相通、契合与冲突”、“改革成果分享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分别进行了讨论，并围绕“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父子相隐的伦理与法律问题”、“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关于情色品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富有启发的辩论。会议闭幕式由余涌研究员主持，孙春晨研究员对本次研讨会做了总结发言。

★ 4月21—22日，在北京理工大学召开了2007年“北京信息文化论坛”，此次论坛由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等单位联合主办，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承办。会议围绕“信息文化”概念，就信息哲学、信息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当今生活方式的关系展开理论议题和应用议题的讨论。

我所刘钢副研究员和蔡肖兵博士代表我所及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参加，段伟文副研究员向论坛提交了论文。刘钢在大会上从不同角度概述了信息化的全球轮廓。与会代表赞成刘钢的观点，认为信息化浪潮的持续深入使人类社会日渐超越“工业社会”，而呈现“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在：信息技术促进生产的自动化，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得到充分体现；信息产业形成并成为支柱产业；信息和知识成为重要社会财富；管理在提高企业效率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服务业经济形成并占据重要的经济份额。刘钢还发表了关于信息化的负面影响及对策的观点。

蔡肖兵就信息文化的报告以及他对其他代表发言的评论颇有特色，IT专业知识的深厚功底和对物理学哲学和信息文化的了解给代表们许多启发。

★ 4月25-27日，李景源应邀赴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大学参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报告会，并作了相关题目的学术报告。

★ 4月26日，谢地坤会见并宴请专程前来参加葛兰西《狱中书简》中文版发布会暨葛兰西逝世70周年纪念会的意大利葛兰西研究所所长彭斯教授，并就有关学术问题进行了交流。

★ 4月27日，我所与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葛兰西《狱中书简》中文版发布会暨葛兰西逝世70周年纪念会。哲学所、外国文学所、人民出版社、人大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意大利葛兰西研究 4 所所长彭斯教授、意大利驻华使馆有关官员50余人参加了会议。

吴尚民书记代表哲学所致辞。他指出，葛兰西是20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革命活动家。在长期领导意大利工人阶级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葛兰西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在被法西斯逮捕，身陷囹圄的艰难岁月中，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写下了《狱中札记》和《狱中书简》，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葛兰西最重要的思想是“实践哲学”思想和“领导权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观点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具有参考价值，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吴尚民回顾了哲学所和意大利哲学界长期的学术交流关系，他还对因患病未能出席发布会的《狱中书简》译者田时纲教授表示感谢。祝愿他继续努力，为把意大利的优秀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会上，李德顺教授、彭斯所长、梁树发教授和程巍研究员分别就葛兰西的思想理论观点进行了评述和阐发。

★ 4月29日，科技哲学室段伟文副研究员参加了由科技部科研诚信办公室组织召开的科研诚信建设课题研究组第二次会议，来自科技部、社科院、中科院、清华大学、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单位的专家就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讨论。

★ 5月8日，中国哲学室召开学术成果交流与学术前沿问题研讨会。郭沂研究员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在当今中国的地位及其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介绍了他的研究心得。与会者围绕上述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今年以来每月初中国哲学室都组织这样的研讨。吴尚民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后讲话认为这样的研讨对于学风建设、学科发展和队伍培养都有重要意义，希望坚持办下去，越办越好。

★ 5月8日，李景源在院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会议，讨论“关于浙江省义乌市文化兴市”的相关课题事宜。院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老干部之窗·

★ 4月18日，离休党支部书记于良华、退休党支部书记董谊思参加院老干部局组织的离退休支部书记培训班活动。除在院内参加学习和交流工作经验会议 外，还到湖北三峡大坝、红四军创立的革命根据地、董必武和李先念同志纪念馆、湖北省博物馆考察学习，并与湖北省老干部局、宜昌市老干部局、武汉市黄陂区老干部局的同志交流了工作经验。

★ 5月8日，赵凤岐、涂纪亮、侯鸿勋代表我所老同志参加了我院为庆祝建院30周年召开的离退休干部座谈会。陈奎元院长、冷溶、李慎明、高全力、武寅副院长出席会议，并和与会老干部代表亲切交谈。

·工会工作·

★ 4月27—28日，所工会组织在职职工到延庆春游。在为期两天的春游中，大家游览了玉渡山风景区，参观了古崖居遗址，并于27日晚进行了卡拉OK联欢。怡人的风景和充满神秘色彩的崖洞，缓解了紧张工作带来的压力，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整个活动在愉快的氛围中进行。

·简 讯·

★ 4月24日，谢地坤会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刘卫一行，双方就出版我所优秀科研成果相关事宜进行了商谈。

★ 4月29日，吴尚民和人事处、办公室、编辑部负责同志一起，到两位患病职工的家里看望并慰问。

★ 5月8日，谢地坤与云南大学校报主编卢云昆一行进行会谈，讨论双方合作事宜。

★ 5月11日，吴尚民书记前往八宝山，代表哲学所参加著名哲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易学联合会会长朱伯崑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所和李景源所长等送了花圈。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我所学者有王树人、金吾伦、李存山等。

通讯编辑部E-mail:liukh-zxs@cass.org.cn ──────────────────────────────────────--报：院有关领导，院职能部门

发：所领导，所各处、室（编辑部）（共印65份）本期责任编辑：陈刚

2007年5月15日

第三篇：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

张晓明 齐勇锋

本文对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历史、近年来的改革进程、以及目前仍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在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了描述。

“事业单位”是我国传统体制对于除了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以外的社会机构的通称，“文化事业单位”事实上包含所有原来在各个政府部门以及全国性社团组织系统下建立的文化机构，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实际指向所有国有文化机构。尽管在中国事业单位的总盘子中，文化事业单位是一个最小的部分，但又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改革难度相当大的部分。本研究只能看作是一个开始。

一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传统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类似于国外的公共服务机构，文化事业单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文化事业单位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尽管在体制上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实际运行状况却已经多种多样，体制和机制落后的状况极为明显。

1．什么是事业单位？

“单位”是对于中国社会微观组织机构的总称，以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计算，中国的单位包括企业、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居民委员会等四  本研究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研究”课题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分课题最终成果的缩写。本课题主持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总课题组及各分课题负责人，以及参加讨论的人包括：张晓明、齐勇锋、章建刚、贾旭东、李河、高书生、陈欣新、郝振省、徐升国、胡正荣、李继东、徐世丕、胡书东、张丽娜、王艳芳、惠鸣。 张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齐勇锋，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种，总数是510.7万个①。

根据国家发改委总课题组提供的数字，2002年，中国的事业单位大约有100万个，职工总数接近3000万，占公共部门就业人数的41％，全国劳动力总量的4％。中国的经济资源有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到了事业单位，其中包括60％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量的国有土地、大约三分之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各级政府综合预算经常性开支的1/3②。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组织，从1963年开始，不同时期有过四次定义③。从这些定义可以看出，中国的事业单位在体制上被确定为一种非营利性的，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等领域从事社会服务的微观组织，与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机构类似，可以叫做“公共服务单位”（public service unite），简称“PSU”。但是，中国的事业单位的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事业单位的财政支持逐渐缩小，相当一部分经营性事业单位成为事实上的产业机构。因此，事业单位作为公共服务单位又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名无实的用语，它实际上是指以“事业单位”的名义开展公共服务和经营性活动的一批各种各样的服务性机构的总称。

2．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布

文化事业单位的分布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需要和国家发展重点的转移而逐步形成的，而且隶属系统经历过多次变化。目前的状况是，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可以指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三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管理的单位，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还应该包括其他部委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全国性社会团体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以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机构”。

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是我国文化机构的主体。截止2004年底，由国家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5.56万个，文物保护机构3965个。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归口管理的有1966座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新闻出版总署归口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出版事业单位约为8100家左右。④

①② 数据来源：《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03年1月17日。

参见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减贫与经济管理局：《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中信出版社，2005 年版，第1-2页。③ 参见宋大涵、李建、王岩：《事业单位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第2－3页。④ 数据由本课题组研究人员根据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政府部门掌握的资料整理得出。

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目前没有统一的统计。从课题组搜集到的数据看，工会系统有工人文化宫、俱乐部3.9万个，图书馆2万个①；目前全国的各种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共有12000多家，其中教育系统有2600多家，共青团系统有1400多家，妇联系统有1200多家②（包括青年宫、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青少年素质教育基地、少年科技站、科技馆等）。

“民办非企业”文化机构，是90年代中期以来对私人投资开办的非营利的文化机构的称谓。根据民政部网站提供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共有13.5万个，其中有文化类的3139个。

3．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类型

尽管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上被定义为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实际情况已经并非如此。就整个事业单位而言，预算拨款目前大约只占全部收入的一半左右③，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6年来，事业单位运作状况已经高度分化，类型已经多种多样。从1989年1月起，国家财政部就将其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区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三种基本的类型。

狭义的文化事业单位由三大文化主管部门管理，其统计数据中显示的财政依存度，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类型分化状况。根据我们搜集的数据，文化部系统事业单位的财政依存度最高，达到69.8％；广电系统次之，约为10％左右；新闻出版系统基本上已经成为重要的国民经济产出部门，产值约为1900亿，据说对国家税收贡献仅次于烟草。

三大部门财政依存度差别反映出所属文化事业单位运行分化的状况：文化部所属的文化事业单位（如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等）所提供产品收费能力不足，财政全额资助的单位绝大多数集中于此。广电和新闻出版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所提供的产品易于“创收”，商业化和产业化程度较高，大多属于国家财政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管理单位。

广义的文化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文化单位缺乏上述部门性的统计数字。根据课题组案例调查的情况看，这些文化事业单位由于缺乏明确的业务主管部门，因此普遍开展了各种创收活动，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机构的类型更加多 ①② 中华全国总工会：《2002年中国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见新华网2003年1月24日。

见谷丽萍：《大力推进青少年社会教育，努力开创青少年宫工作新局面》，2005年5月8日，中国青少年宫协会网。③ 见《中国：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第4页。

种多样。

4．文化事业单位存在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与经济部门相比，公共服务部门的改革相对滞后，已经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分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四小类，文化事业单位规模最小，但是特殊性和复杂程度却很高，普遍存在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问题已经严重制约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从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看，由于不加区别地鼓励实行有偿服务，使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虽然体制上仍然按公共服务机构管理，所提供的产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公共性质：或者由于投入不足而萎缩（如公共图书馆等），或者由于扩大收费而蜕变（如工人俱乐部、青少年宫等），或者由于完全转向商业轨道而变质（如广播电视机构，依靠广告生存）。

从微观组织层面看，为了适应开展有偿服务的需要，大批有经营能力的事业单位（主要是在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领域）获得了双重身份：既是事业法人，也有企业法人执照，长期实行事业和产业双轨制的混合经营（即所谓“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在同一单位内，公共与非公共性质的产品和服务混淆，经营性活动与公益性活动交叉，多重功能相互重叠，多重发展目标相互冲突，内部管理机制日益混乱。

在政府监管层面，由于文化事业单位大部分已经市场化，成为事实上的营利性机构，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很大程度上与现实脱节了。这一情形常常被概括为政府“越位”（主要指对产业属性较强的机构，政府干预过多）、“缺位”（主要指对公共服务性质较强的机构，政府支持不足）、“错位”（主要指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管理权限不清，重叠错位）。

在结构布局层面，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过多依靠地方财政，以及允许事业单位自身创收的做法，导致文化发展在地区和城乡间严重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消费水平高，文化需求旺盛，购买服务能力强，财政支持力度又大，各种文化机构发展形势就好。落后地区有效需求不足，政府财政能力又小，文化机构发展形势就差。城市经济状况好，文化就发达，农村经济状况差，文化就落后，等等。

在宏观管理体制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一再提出改革文化体制，但是实际上宏观体制的管理理念还没有根本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思路没有形成，国家管理经济和管理文化还是“两张皮”。表现在国家无论对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都垄断过度，社会力量办文化的通道依然不畅。虽然已经允许民办文化事业单位，政策的取向仍然是限制民间资本的进入。在2003年以后的改革中，有关方面经常以“办文化”、“管微观”、“管理系统内部的文化机构”这几个判断来指出这方面的问题。

二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进程和评价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事实上贯彻了文化事业单位发展始终，市场化是这一发展过程的主线。1963年，国家第一次明确“事业单位”这一类社会组织的编制类型，这可以看作文化事业单位产生的标志。仅仅3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事业单位基本瘫痪，未能正常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才再次开始正常运行，而新设立的文化事业单位则构成目前文化事业单位的主体。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有效生命期几乎是在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渡过的。因此，中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不断以改革推动市场化、以市场化推动事业和产业发展的过程。

1．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过程：四个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3年，国家开始允许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双轨制”模式开始浮现。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年元旦，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中国电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1979年9月30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第一条外国商业广告。这些事件标志着，在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核心领域，新闻出版传媒机构正式开始从意识形态宣传型向宣传与经营并重、双轨制运行的方向发展。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各项改革决定出台，文化事业单位经营活动受到鼓励，允许文化事业单位拥有企业执照，“双轨制”合法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公共服务部 40 门改革分行业开始①，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一些行业（特别是演艺业）开始进行，经营活动普遍受到鼓励。到了1987年，这一阶段改革措施演变为正式的政策出台，允许文化事业单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获得营业执照，合法开展企业化经营活动。这标志着“双轨制”的合法化②。1989年1月，财政部发文，根据事业单位是否有“稳定的经常性业务收入”，将国家预算内事业单位区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和“自收自支管理”三种类型，将这一阶段改革从国家预算管理角度确定下来。这标志着“预算内事业单位”在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被区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和“经营性”的不同类别。

第三阶段：1993－2000年，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事业单位改革的正式决定出台，开始摸索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1993年，党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取向③。1996年，事业单位全面改革开始④，提出将“政事分开”放到首位，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逐步转变为独立法人参与市场运行。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同时，广电系统事业单位“制播分离”改革开始，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开始向着在体制上将事业和产业分离运作的方向发展。

第四阶段：2000－2006年，正式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任务。文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思路基本形成。2000年10月，“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样的用语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公开文件中⑤。2001年8月出台另一个文件，肯定了将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组建成为产业集团这一改革思路⑥。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事业与产业“分类改革”的思路成型，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中心环节全面展开。

2．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四个主要方面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从2003年6月开始进行，到2005年底基本结束。与文化 ①②

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卫生体制等各项改革决定陆续出台。

1987年，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联合颁布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鼓励文化事业单位利用自己的知识、艺术、技术和设备等条件，开展有偿服务，取得收入，用于补充事业经费的不足。③ 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④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事业单位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⑤ 见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

⑥ 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若干意见”（“17号文件”），文件提出建立“以资产为纽带，业务为主线创建新型的、跨行业的、跨地区的传媒和出版集团”。

事业单位改革相关的问题主要涉及到4个方面：

第一，宏观管理体制改革：重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这次试点明确了，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目的是将直接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的政府，转变为管理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的政府（从“办”到“管”的转变）。具体做法是，将不同的文化事业单位与政府分离（使事业单位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所谓“政企分离”、“政事分离”），重建政府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关系。目前，试点地区的政府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已经与出版社、出版集团实现了分离，广电部门也实现了与电台、电视台的分开。

第二，微观主体改革：将事业单位建成不同的市场主体。这次试点明确了，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改造作为微观主体的文化事业单位，将原来单一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单位”，以及“确定为企业的单位”三种类型，明确了不同的改革要求，区别重建。第一类要加大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建设成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第二类要由国家重点扶持，但是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的方式。其中的新闻媒体要优化组织结构，整合内部资源，转变经营方式，将经营性环节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进行市场运作，为主业服务；第三类要整体实现转制为企业，重塑为文化市场主体。

第三，实行综合执法，推动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次试点启动了政府文化部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目的是改变以“条条”和“块块”的行政方式对文化事业单位实施监管造成的机构重叠、效能低下、多头管理的问题。具体做法是，适应建立统一开放、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发展的要求，将试点地区地市和区县一级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三局合并”，成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整合文化、工商、税务等部门市场执法机构，实行“综合执法”，为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创造统一高效的管理环境。

第四，逐步开放市场，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次试点提出，要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目的是改变中国的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不够，国有文化机构比重过大，对非公经济准入限制过多，不利于产业发展的问题。这意味着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后，将通过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的实施①，鼓励非公经济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以此促进文化市场资源整合。同 ① 2005年，已经出台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国发[2005]10号），《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文办发[2005]19号），等等。

时，也表明将逐步对非公经济开放公共文化服务领域。

3．改革评价：进展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如果全面回顾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有以下几点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首先，20多年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的方向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以出台“文化经济政策”的形式逐步放松管制，同时摸索体制改革的路径，这是在改革总体目标尚不清晰，市场经济环境尚未形成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其次，“十五”期间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基本清晰，公共服务部门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形势下进行的，是文化体制改革在不同领域长期摸索的结果，是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和全面的制度创新，可以说是打开了中国文化事业单位通向新体制的通道。第三，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明确了“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种性质的区分，是从经济上明确了文化单位的“营利”和“非营利”性质；“事业”、“产业”、“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三种类型，是看到了文化单位区别于其他生产组织的特点，深化了对文化事业单位的特殊性质的认识。第四，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提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了财政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扶持力度，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长期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衰退的趋势，形成了公共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加强”，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改革试点以来最大的成果是提出了“新文化发展观”，打开了思想观念的“总开关”，为全面的体制性构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新文化发展观要求，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规律；要将人民群众看成是文化市场的消费者，把面向市场与面向群众一致起来；要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看成是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统一起来；要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管理体制。这就基本上解决了文化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化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问题，从而解决了一直以来无法突破的、将意识形态问题独立于市场之外，将文化体制孤悬于市场经济体制之外的认识障碍，将我们要建立的新的体制的基础从计划转向了市场。这就使得文化事业单位有可能在新的文化体制改革目标模式下，实行整

体性重构。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的改革还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进一步深化文化事业单位改革，仍然面临着若干深层次问题需要解决。首先，20多年来，尽管改革的“市场取向”正确，但是也出现了片面的市场化倾向。不加区别地开放收费服务以弥补财政经费不足，使得相当一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丧失了公共服务功能，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普遍衰退。其次，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以来，尽管已经突破了思想障碍，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体制和运行状况脱节严重，管理部门对于所属事业单位底数不清，造成了工作准备不够充分、盲目性较大，改革方案制定过于仓促、失之笼统，以及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以致不少参与改革的文化事业单位无从遵循，进退失据。第三，“分类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分类研究”不彻底，实现“整体性重构”文化事业单位的改革目标，还是一个有待完成的任务。除了具有明确产业属性和公益属性的文化机构外，存在大量中间形态无法分类。特别是那些目前被称为“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单位，宣传属性和产业属性不合理结合，单位性质依旧混淆不清，导致意识形态宣传作用不能很好发挥，产业发展的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公共服务的职能依然存在着缺位的问题。第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虽然开始得到重视，但是由于市场准入还有大量限制，在着眼于以改革盘活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存量”的同时，对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事业，做大“增量”重视不够。这就使得改革具有“存量改革”的封闭式特点，令改革的效果打了折扣。

本课题组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需要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文化生产的特殊规律，认真研究我国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定的体制环境，对于现行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分类。在此基础上，才能科学制定改革的目标模式，并提出实现改革目标的科学对策。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构建的是一个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及其管理体制。这实际上是一个比发展文化产业更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三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分类研究与目标模式设计

中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塑造文化市场的微观主体，并在

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之间，建立起一种科学、合理、高效和可持续的合作模式，保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得以充分提供。实现这一任务的基础，是对文化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彻底的分类。本文将尝试提出一个系统的分类方法，并从分类入手，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目标模式进行初步设计。

1．分类方法研究：一种“三重逻辑建构”

目前对于“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经营性产业单位”两种性质，“事业”、“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行”、“产业”三种类型的划分，缺乏统一的方法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分类理论进行再疏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分类方法是一个由三层分析框架构成的整体：首先是根据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分析，其次是根据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文化经济分析，最后是从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出发而做出的特殊制度安排。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分类应该是逻辑上统一的和“可还原”的。无论我国的文化机构具有什么独特的类别形态，都不应该违背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机构分类的普遍规则，并最终可以还原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公”、“私”机构类型划分的一般原则，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监管问题。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和服务首先具有一般的经济属性。经济学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将产品分为“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认为具有不可排他性、消费的共同性（外部性）、难以衡量（特异性或者信息不对称）、选择性有限的物品（天然垄断）等特征的产品和服务是公共产品，其它则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分别由不同性质的机构生产和提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也应该根据经济学的方法，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由不同的机构生产和提供。

其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经济属性外，还有特殊的文化属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他具有一种“内外结构”，是物质外壳与意义内容的有机结合。文化产品与服务作为消费对象是其“非物质性”的意义内容而非物质性的外壳。消费一件文化产品，既是对一种物品与服务的消费，也是对一种价值诉求、教化理想和审美态度的接受。这种对“意义内容”的消费需要，显然不同于物质生活产品，从而使得文化产品的性质和监管方式的复杂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还要考虑到我国处于社会转型

期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制度条件，关注文化产品的“意义内容”的影响，以及基于意义内容的监管形式。我国目前对于文化产品“社会效益”的一再强调，以及对文化生产机构“始终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要求，即表现出对意义内容影响的关注；对文化领域投融资的各种“准入”政策，则反映了国家对于负有宣传职责的文化机构的特殊监管考虑。

2．对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分类尝试

根据以上的分类方法，我们尝试对于目前的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以下分类。首先，依据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在全部文化产品和服务中区分私人品和公共品，并根据产品的特性对各类文化事业单位的未来地位予以确定。从经济学原理出发对文化产品的分类可以有“效率”和“公平”两类：

根据经济学的“效率”的原则，可以将“原创”与“复制”看作区分文化事业单位“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一类根据。因此，那些与保护、整理、研究文化遗产，以及从事文化艺术内容原创有关的机构（国际上一般称为“国家文化机构”，Nat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应该首先被确立为非营利的新型事业机构，以区别于一般的营利性企业。这些机构包括：文物及民族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一部分作为“国粹”象征的演出团体。

根据“公平”的原则，可以将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改善地方文化生态环境、提升公众文化品味、有利于公众平等分享文化资源等特点作为区分“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的第二类依据，将目前文化部归口管理的文化馆、群艺馆、文化站等机构作为事业单位继续保留和发展，将全国总工会和青年团系统的工人俱乐部、青年宫等文化机构作为非营利文化机构予以大力支持。

凡是未列入上述机构的都应该是产业机构，或者是“营利机构”。其次，基于文化生产的特殊性，可以在上述分类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主要是要参考国际上的公共文化体制和政策创新趋势和我国的发展现状，在以上确定为公益性质的文化事业单位中，将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提供加以区分，开放社会力量参加或自主兴办公益性文化事业，形成国家、社会、文化机构之间的多种合作形式，因而形成不同范围和形式的公益性文化单位类型。这样做既调动了社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有效提供，又开辟了多种形式资金来

源，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具体做法如政策扶持、政府采购、委托管理（公共信托）、委托生产（公共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等。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的任务较重，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在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事业方面更加务实也更为灵活多样，不断创新公共文化产品的提供方式，以吸引社会和公众的广泛参与。

最后是根据我国的特殊体制环境，在上述“公共文化机构”（特别是公共传媒）中，划分出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文化机构。

我国文化事业单位中最为特殊的一个类别就是从事意识形态宣传的机构。应该说明的是，这类机构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既一致又有区别。从一致性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具有最为普遍的公共性；从区别角度说，意识形态内容要集中反映执政党的政策意图和文化取向，在我国目前的体制条件下，是由执政党设立机构，直接主办的，是一种间接“代表”的公共性。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求是杂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被确定为这类机构。

我国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实质上是公共文化机构的一种特殊形态。对于这类机构的制度设计，国际上基于经济学一般原则（如天然垄断性），以及文化特殊原则（即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形势下，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认同），在我国则还要关注与社会转型相关联的社会稳定和文化安全问题，因而，由执政党适当集中全体人民的意志，直接掌控少数关键传媒，影响舆论导向是必要的。

3．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的分类设想

我国文化体制和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进入“从突破性改革向规范性改革转变”的阶段，我们不仅要进行科学和全面的分类，还要将分类结果纳入现行的法律、法规系统，以推动具体实施。在改革已经实行27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的今天，文化机构的类型应该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其它物质生产和社会服务机构统一起来，否则就无法实施统一而有效的法制化监管。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目前事业、产业两分开的原则，同时参照现行法律法规，47 将目前的文化事业单位分为“一般文化企业”、“特殊文化企业”，“一般文化事业单位”、“特殊文化事业单位”四种类型。

第一类：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的一般营利性的文化企业。凡是提供“私人文化产品”的机构，由于这些产品具有较强的大众娱乐性，可以通过市场竞争进行生产和提供，因而都应该成为一般的文化企业。在这一领域中，国有文化资产应逐步退出，以便为社会资本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

第二类：适用于《公司法》规范的国有文化企业，即分布于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的特殊性质的营利性文化机构。这些机构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主体，目前已形成了“整体转制”和“剥离转制”两种基本改革思路，并拟定了“公司化”、“股份化”的分步骤改革战略，由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适用于《公司法》的国有文化企业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趋势。但由于受到内容监管的体制环境成熟程度的约束，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实行有限准入，并对一些机构赋予特殊的职能，实行特殊的法规约束。因此，这些营利性的文化机构将会是一些特殊的国有文化企业。在具体的组织形式上，根据其所赋予的不同社会和政治目标，实行“国有独资”、“国有控股”等组织形式。

第三类：适用于一般事业单位法规约束的文化事业单位，即一般性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我国文化部所属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及民政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文化机构都可以列入此类。一般文化事业单位将是一个充分开放的领域，国有文化机构不必鼓励退出，私人文化机构也不必限制进入，而是应该实行国家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政府和民间协力发展的新型合作模式。一般文化事业单位还将是一个发展最快的领域，目前的“民办非企业机构”应该正名为“民办事业单位”，无论是国办的还是民办的事业单位今后还将进一步融入“非政府、非营利机构”这样一个文化事业单位的大类别中，承担起公共文化服务主战场的责任。一般文化事业单位也是一个政策支持力度最大的领域，“社会事业社会办”将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第四类：适用于特殊事业单位法规和政策规范的文化事业单位，即特殊性质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机构。由于这类机构涉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属性，因此要受到专门制定的法规约束，实行特许准入。关于此类特殊文化事业单位，也应该进行公开的和成文的制度设计，尽可能地消除目前通行的“内部规范”和不成文法 48 规，尽可能减少因领导人意图变化而变化的不确定性。在资产管理、干部配备、治理结构方面也应该与事业单位一般法律法规相衔接，以便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4．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总体设计：整体重构，分类推进

目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确定的宏观管理体制目标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根据这个基本框架我们认为，未来我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文化发展特点和规律，党和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各司其职，布局合理、监管规范、形式多样、运转高效、服务充分的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系。

我们认为，上述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三个层次的统一体：首先是确保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提供的制度安排，其次是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单位或机构的布局结构，最后才是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这是一个整体重构的方案。

关于确保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提供的制度安排。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提供方面，政府起着主导作用。因此，首先需要安排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职责范围、权限和有效的合作机制；其次，需要设计一系列激励制度和有效的监管制度，以鼓励非政府机构参与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最后，需要对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未成年人、城市中的农民工等）的文化权利落实及其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于未来文化单位的布局结构。考虑到我国的人均GDP、恩格尔系数和文化消费水平，以及体制环境的衔接，可以勾画出这样一个大致的结构：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产品和服务的、实行特许准入的特殊的文化事业单位最少（第四类机构）；实行有限准入的国有文化企业单位也很有限（第二类机构）；一般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较多（第三类机构）；一般营利性文化企业最多（第一类机构）。

关于未来文化事业单位的组织模式的设计。不应该有先验的框架，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具体领域和具体任务，灵活务实地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如非政府公共机构、非营利机构、各种形式的信托和基金，以及协会，等等。应该明确的是，未来文化事业单位组织模式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与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直接控制

的脱离和自主运营。

文化事业单位组织模式的创新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为了实现这种“可持续”的创新，必须逐步拉开党和政府与文化事业单位之间的那种传统的依附关系，形成宽松的空间，建立起一种党和政府、艺术家、文化艺术机构和社会力量第三方之间的新型对话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