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笔记[精选5篇]

第一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笔记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笔记

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未想过它会如此地触动我的内心；读这本书之后，一直以来的迷茫悄然散去。

一部采访实录，七年知青岁月，句句感人心扉，拳拳为民深情。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我看到了总书记的成长之路，我看到了黄土地忠诚的儿子。书中最打动我的，也最值得我去学习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吃苦耐劳，踏实肯干。总书记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上山下乡，作为知青来到黄土高原，与当地农民一道干农活，挣工分。总书记曾说在这几年里过了“四大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描写“跳蚤关”的文字让我依稀可见那全身红肿的包，以及包挠破后血脓混杂的情景，几行文字触目惊心。我难以想象从北京来的孩子们如何适应黄土高原恶劣的一切，我难以想象他们如何负荷难以承受的体力活。总书记却很快适应了，他学着干农活，挣得的工分从一开始的6分慢慢升高，6.5分，7分，8分，最后到10分——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有时甚至能得到12分，他干活很卖力气，从不偷懒，哪怕起了满手的泡，泡磨破了满手的血，也卖力地干着活。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娇生惯养，自小连家务活都很少干，面对总书记这样的生活，除了感叹和揪心，就是深深地敬畏。

二、情怀。总书记有很浓厚的情怀。他热爱着党和人民，热爱着脚下的土地，他致力于为百姓干实事，改善百姓的生活。总书记因为家庭成分原因，前后写了10份入党申请书，执着的追求、艰苦的磨练、群众的信服使他如愿得以入党。在他的眼中，七年的知青岁月不是苦难，而是财富，是帮助他了解底层人民生活的途径。总书记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呆的时间最长少数人之一，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他却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梁家河村的面貌。这样一份情怀，或者说，这样一份信念，值得中国年轻一代学习感悟。在如此幸福安康的时代，更应对党怀有崇敬之情，对国怀有热爱之情，对民怀有奉献之情。

三、坚持读书，再苦再累都不放弃。总书记来到梁家河村时，带了两箱的书，在七年的岁月中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渴求。总书记在干农活的休息时间读书，在放羊的空闲中读书，也在煤油灯下读书到深夜。生活表面的无望让很多知青都放弃了读书，让很多知青都抓住各种机会离开贫困的村子，但总书记一直坚持着。哪怕他做村支书日日忙碌，也不忘在夜间挑灯苦读。他还办了扫盲班，利用晚上的时间教大家识字，给村民们讲外面的世界，让从书中汲取的营养惠及全体村民。反观自己的生活，我着实惭愧。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世界里，书与教科书画上了等号，只与考试相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书架上的书籍开始落灰，不再被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沉浸如快餐文学而忽视了书籍的价值。在更易获取资源的今天，为什么自己对书籍这样珍贵的知识来源熟视无睹，确实值得我深思。

四、在实践中取长补短，敢于改变。总书记在梁家河村建成了黄土高原上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梁家河村的烧火照明问题，可谓创举。其中的过程很值得细细品味。总书记到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在参观时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亲身考察；对沼气池也不是照搬照用，知难而退。他观察学习了不同地形适合的沼气池，了解了沼气池建设中的重难点问题，取长补短，面对多人的不信任，最终在黄土高原成功建起了沼气池。这样的过程和我们学习、研究很像，只有深入其中，分析内部的原理，敢于改变僵化的模式，才能取得成果。总书记为了改善村民的生活，没有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固守传统模式，而是创办铁业社、缝纫社，修淤地坝，提高村里的粮食产出。这一连串的创新之举，没有勇于开拓的勇气，没有丰富的学识，是万万做不到的。这些同样适用于今日，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领导人还是普通的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都要勇于打破常规，以期更加高效的方式方法，谦虚地学习优质的东西，取长补短，不断创新。从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习总书记的成长之路，更是中国青年应有的态度。它触动了对未来尚存迷茫的我，让我坚定了对生活对学习的态度，让我能以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挫折与苦难，砥砺自我，不断前行！

第二篇：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言

自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在《学习时报》连载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书中的系列采访实录来源自与总书记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和他共同生活的陕北村民以及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共29人，以真实的历史细节和简朴的文字内容，生动再现了那段艰苦而光辉的岁月中总书记的整体形象，清晰展示了其无私品德、崇高追求和吃苦实干的党员精神，令我不由为之敬佩动容，深有感触。

当代青年以青年习近平为榜样 充满情怀 拼搏奋进

“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作为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时间最长的知青，当时15岁的总书记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直至1975年10月。

延川县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说：“近平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1969年在延长县插队的知青孔丹说：“陕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简单。”没有地砖紧靠黄土压实的地面、各类牲畜紧靠住所等多种因素使得跳蚤猖獗知青们痛痒难忍；没有细粮只有粗粮、肉和油稀缺、新鲜蔬菜匮乏等饮食问题让知青们难以适应；每天在艰苦条件、恶劣环境下进行高强度劳作让从大城市来的知青们叫苦连天；面对知青生活后的前途未卜内心充满了忐忑和迷茫——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和思想关这下乡要面对的四个关卡，对当时的所有知青来说都是异常艰难的考验。

面对这样艰苦的环境和看似无法完成的挑战，总书记既不消沉也不抱怨，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当时总书记的知青伙伴、作家王海燕说：“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可以说，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诞生了一位人民领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苍茫黄土的陕北高原，深深铸就了一位有志青年的爱国为民情怀和艰苦奋斗品质。

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着实是当代青年励志成才的范本，为青年们开辟了一扇解国家领导人真实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的重要窗口，青年一代向其学习，即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坚持跟党走的理想信念，真正牢固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理想；青年一代向其学习，即不怕吃苦、真抓实干，秉持不放弃的奋斗精神，深刻领悟凝聚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青年一代向其学习，即热爱学习、热爱读书，结合书本知识和实践真知，时刻不忘向书本学习为打牢自身成长打牢基础的良好习惯。

党员干部视青年习近平为模范 锤炼党性 增强素质

竹根即使被埋在地下无人得见，也决然不会停止探索而是力争冒出新笋。七年艰苦支教，总书记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当时生产队队长张青远回忆到：“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他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总书记与广大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从心底里热爱百姓，始终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踏实、攻坚克难。

习近平曾自述：“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中，青年习近平担任过驻队社教干部、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始终在最基层、第一线为老百姓做一件件实事，赢得了群众的口碑，成为“大家都拥护”的村支书。“近平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

总书记用躬身实践告诉我们这些党员干部“为什么选择当干部、怎么样当好干部”，为党员树起了看齐的标杆。阅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不难得出它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升素质生动范本的结论，其引导党员干部积极对照、自我反思，认真践行书中所展示的青年习近平砥砺奋进、勇于担当、锐意进取、坚韧不拔、无私奉献优秀品质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刻在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心中。

高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引导大学生像青年习近平学习

与总书记一起上山下乡的知青戴明说：“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当今，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总是具有哲学的眼光和辩证的智慧，常常获得国内外广泛赞誉，而他之所以能把握住历史规律、遵循着历史经验，之所以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名言警句，想必与他注重学习、读书有关，更与他“厚积薄发”的积累有关。

总书记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建立在他对中国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这些品质对于当代大学生以及高校教育尤为重要。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而作为我国各类人才培养、储备，并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源源不断智力支撑的主阵地，高校肩负重任。高校教育应始终站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坚持把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发展内在统一到本科人才培养的具体实践中，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学生党员队伍建设，提高发展学生党员质量，加强日常管理监督考核，发挥好学生党员勇立时代潮头的先锋模范作用。

以我从《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书中所感，我校教师都要培养总书记那样“深入工作一线”经邦济世、胸怀天下的担当情怀和价值追求，深入社会、深入学生之中，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回答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将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学术追求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为引导大学生学习青年习近平的崇高精神和优秀品格。

因此，高校非常有必要开展“青年学子学习青年习近平”教育实践活动，要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开展学习，通过召集党支部成员学习、撰写心得体会、举行交流座谈会、集中讨论研究党精神、举办读书会等形式广泛开展活动。既要抓好“关键少数”的学习，又要抓好青年党员的组织学习，严防搞形式、走过场，让全体成员通过学习讨论，真正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并将系列学习活动作为推进本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将活动融入理论教育、校园文化、实践育人和基层党建多方面，进而促使在校大学生自觉践行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学习青年习近平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爱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勤奋好学的进取精神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第三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后感

通过阅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了解到了习近平主席是一位“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的主席。习主席多次在农村中亲身实践，不断学习农农业、科技等知识。他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为百姓能够过上好日子而打拼，为中国数亿百姓们打造出了一片美好的生活蓝图。让百姓看到了未来国家发展的大好光景。

另一方面，习主席十分热爱读书读书，并且涉猎广泛。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外历史著作、中国古代文学、世界经典名著以及军事理论和国际政治。广泛的阅读不仅带给习主席思维的拓展、视野的开阔和心灵的滋养，更带给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惊人学识和兼容并包、胸怀天下的宏大格局。读书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读书会让我们受益终生。

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习主席的种种故事给了我迷茫的青春增添了几分坚定。让我懂得没有什么是比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更有意义更有成效的事情。我们要着眼于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断努力，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刻苦钻研。习主席说：“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作为学生的我们唯有像习主席那样博览群书、勤学不辍，不断从书籍中汲取营养，厚实根基，才能学以成才，成为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会永远将习主席的那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铭记于心。

第四篇：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学习心得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学习心得

自动化控制中心党支部副书记 曹银强

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时代。之后，人生历程中拉开的差距，除了所处的不同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影响外，很大程度上与青年时代的主观世界、主体努力与人格状态不同直接相关。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今天能担任我们党的总书记，并明确为全党的核心，应当说，与他在陕北延安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的艰辛磨炼、积极努力，以及之后的历练密切相关。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民王宪平一语中的：“习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1975年采访过习近平的曹谷溪说：“陕北七年是习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曾任延川县文安公社党委书记、县教育局局长的白光兴也说：“入党、提干、上大学都是习近平奋斗的结果。”这些亲眼看见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锻炼且成长的人这样来评价习近平，充分展现了习近平真实的知青岁月和成长历程。读完《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知青岁月的整体形象，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

7年知青岁月，是习近平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对他整个成长、成熟、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之所以能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的第一步，一是与他这7年努力拼搏、自强不息、刻苦锻炼有关，他不甘于平淡生活，认为人活一世，要做一番事业，要在“修齐治平”方面有所作为，这是他成长的内因；二是外部因素。如党组织的培养，家庭与环境的影响，陕北老乡的关怀教育，等等。今天，总书记的“有追求”，主要体现在“为民族担当”“为人民担当”“为党担当”。

7年艰难困苦的知青岁月，为习近平担当党和国家大任，奠定了坚实的人格基础。习近平到延川县梁家河插队，一开始要过四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应当说，这四关过得很艰难。就是说，要找出一条从梁家河走出的路，对那时的习近平来说，实在太难了。如果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得不到升华，就会处处怨天尤人。别人是从零开始，而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然而，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习近平没有消沉，他不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不向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闷，反而比较坚强，能吃苦，能顶住压力，这使他度过了这四关，也使他的精神得到了升华，思想得到了提升，认识得到了提高，这就是：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落后面貌。今天，总书记的“能吃苦”，主要体现在他为民族、党和人民的事业夙夜在公、竭尽心力。

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期间，装满了两个箱子的书。他在田间地头休息间隙抓紧读书，干了一天活再累，晚上也要看书到深夜。他勤奋好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他读的书有政治、历史，有文学、哲学、军事，他还注重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中国经典古籍。政治能帮助他明确政治方向，哲学能帮助他抓住事物的矛盾、本质、问题、重点，历史能使他看到事物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从中汲取历史智慧，文学能丰富他的精神世界，了解五彩缤纷的人生。他读书注重分析对比，力求知其所以然。当今，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之所以具有哲学的眼光、底蕴和智慧，之所以能把握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之所以常常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与他注重学习、读书有关，与他“厚积薄发”的积累有关。而这，对他今日治国理政，尤为重要。今天，他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建立在他对中国优秀文化和历史传统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担当大任，不仅需要劳其筋骨，还要博览群书，掌握认识世界的方法。好比领导干部完成工作任务是过河，而过河需要船，需要桥，这里的“船”和“桥”，就是思想方法，就是工作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既从实践经验中来，也从学习、读书中来。习近平说得好：“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一心想着为当地群众办实事，试图改变当地落后面貌。为群众做实事，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无论是在当知青的时候，还是在当大队书记的时候，习近平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人民服务。要为群众办实事，就要先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一个党的工作者，只有真切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难，才能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才能够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当习近平越来越多地了解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就越激发他为群众做实事的激情。

习近平曾自述：“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通过调研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后，习近平就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并脚踏实地去做，去苦干实干。习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靠自己的苦干实干作出了一番成绩。他带领干部、群众打坝、挖井、办缝纫社、代销点、铁业社、磨坊、办沼气。只要是村民需要的，只要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去办。从刚到梁家河才几天就去吊唁一位老党员过世的母亲，到对智力有点缺陷的灵娃之包容、关心；从把“娘的心”针线包送给村民张卫庞，到帮助果农提高苹果产量质量；从把好点的粮食分给老乡吃，到对贫下中农、老人、儿童、残疾孩子的真诚相待；从倾其所有把一切有用的东西给讨吃老汉，到慷慨助他人，目的都是为了让群众过上美好的生活。这样，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习近平的为民情怀。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农民”，还经常说他是“老陕”，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这说明他已经完全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了。当今，总书记之所以三番五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强调“要把人民作为我们力量的源泉”，之所以经常到那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与他这7年知青经历所培养起来与人民的深情有关，与他在梁家河插队所形成的为民情怀直接相关。近几年，总书记一再强调扶贫要攻坚、扶贫要精准，就是因为他曾经就是一名农民，他懂农民。

习近平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处理各种矛盾，做各种细致的工作。他做群众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从不采取强势、高压的做法，总是尽量做思想工作，认为把人的思想做通了，心理疙瘩解开了，事情也就顺理成章做好了。习近平看问题，习惯从多方面考虑，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多角度反复推敲，互相印证，而不是简单地只从一个方面刻板地考虑问题，更不自以为是。这使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雷平生说，习近平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较多思考。当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树立辩证思维，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与他当年在梁家河插队时注重学习唯物辩证法有关。

敢担当才能办大事，敢担当才能成伟业，敢担当才能为人民。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之所以能解决过去长期想解决但没有解决好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但没有办成的大事，就与他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气概相关。

梁家河村民梁玉明说：“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习近平做事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一旦担起责任，就有自己的想法，就敢干事，敢干大事。敢于担当与具有战略定力有关。不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遇事总是沉着淡定，始终保持情绪上的冷静，因为他认为，做大事者要具备冷静的心态和自控能力，这样即使事务再紧急，也可以条分缕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当今，总书记治国理政，具有敢于担当和战略定力的品格，就与他在梁家河7年知青岁月所养成的担当精神和战略定力是直接相关的。

第五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一）发表时间：2016-11-29 来源：党建网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1月28日 第A3版）

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下面刊发“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访谈录，敬请关注。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 访 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四十多年前，从北京来了一批下乡知青。您和村里十几位社员从梁家河走到文安驿，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习近平。请您讲讲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

王宪平：

他们这一批首都来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从北京动身，1月16日到了我们文安驿公社(即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的。我们村上怕他们行李太多，派了十几个壮劳力去接他们。到了文安驿，看到知青们从大卡车上下来，村民们就帮他们往下搬行李。当时，县上和公社的负责人拿了一份名单，把插队知青都分配好了。我们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个，其中四个女知青，十一个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顿饭，有大烩菜，有玉米团子。饭后，各大队就把分到本队的知青接走了。

出发时，我们帮助知青搬行李箱，发现其中有两个箱子特别沉，一个老式的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都很陈旧，看着也不起眼。我们都觉得奇怪，说：“咋这么沉呢?这是谁的箱子?”

近平说：“这是我的箱子。”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瘦高的后生有两个很沉的箱子。就这样，我们扛着行李，领着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进梁家河的那道沟是一条很难走的土路。两山夹一川的狭窄地方，中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条路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轮的架子车都没法通过。可见梁家河村当年有多偏远、多闭塞。

到了村里，我们把知青分成两个队：一队九个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队六个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当时被分在了二队，他住的窑洞离我家很近。村里当时派人给知青做饭。几个月后，农村生火做饭这一套活儿，知青们基本上都学会了，他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一开始，他们做的饭不好吃，不过也只能凑合吃了。当时很艰苦，基本吃不到肉，饭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是因为肚子饿，大家也都不在乎饭菜味道怎么样，能吃饱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顿下来，您和村里的社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他们熟悉起来的?

王宪平：

一开始还是很陌生的，后来就逐渐熟悉了。我们梁家河这个小山沟，当时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山沟，很不习惯这里的生活。他们最先接触的，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几个月就回来了，但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返乡知青，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在县里上初中，又响应毛主席号召回到家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本身就是农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队，和父母、乡亲们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我们村里的年轻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纪相仿，最先和他们熟络起来。我们住得很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当时农村连收音机都没有，农活儿之外也没有什么娱乐，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拉话(延川方言，聊天)，通过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们就跟整个村子的社员熟悉起来了。

采访组：

后来你们和习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吗?

王宪平：

全都是书。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们村里几个年轻人经常去找他拉话，我也经常到近平住的窑洞串门。一次闲谈中，我问起他那一大摞书：“近平，你咋有这么多书?”他说：“都是我带过来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来的时候，那两个箱子那么沉，装的都是书，可不是拎不动嘛!”

采访组：

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书?您看过他的书吗?

王宪平：

他们好几个知青都带了书来，都在一起看，他们的书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还有一部分是外国文学名著，也有中国作家的小说。那个时候，近平十五六岁，我十七八岁，我们都是在上学的年纪就到农村来了，对知识非常渴求。那个年代，我们偏远的山村没有电，更谈不上现在的电视、互联网，那时候啥都没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过书籍，而当时的农村，书也很难找到。

那个年代，考试交白卷、得“鸭蛋”很光荣，但是近平没有受那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他热爱读书，“痴迷”读书，每时每刻都汲取知识。那时候，整个社会文化生活匮乏，黄土高原闭塞而荒凉，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窑洞，出门就是漫山遍野的黄土。近平在劳动之余读书，也是一种充实自己、让自己不至于荒废时光的好办法。

我经常到近平的窑洞去做客，也经常看他的书，有时候我也把他的书借走看，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多，经常谈起书里面的知识。我们虽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还比他年长几岁，但是从我们各自成长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还有生活阅历来比较，我与近平的见识、知识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谦虚，知识层面上的差距并没有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反而是他随和的性格促使我与他交朋友、谈天说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请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看书。当时的煤油灯很简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个铅筒筒，再插上灯芯，点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书，凑着那点儿亮光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觉。我这个人喜欢写写画画，在村里经常干一些农村“文化人”的活儿，所以我和近平之间就更容易沟通，我也喜欢去他住的地方串门，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晚上我就去他们住的窑洞找他拉话。

当年，我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儿，到了晚上还很有精神。我们点灯熬油，拉话，讲故事，讲笑话，有很多共同语言。那时候，村民之间在熟识的情况下习惯称呼小名。我因为皮肤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窑洞拉话。他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说：“黑子，我送给你一个笔记本，你能看上不?”我说：“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给我，我就拿上。”我没舍得在这个笔记本上写字，一直都保存着。

1971年1月，县里给村里来了一个通知，准备调我去关庄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劳动结束后，我去近平的窑洞拉话，他当时已经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们拉了一会儿话，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诗词》，在上面用钢笔写了“送黑子：工作纪念”，送给了我。直到现在，他从来不叫我的大名王宪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们之间经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样的。我从没去过北京，很羡慕近平这样从大城市来的人。通过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实在的了解。我们还聊些书本上的知识，互相交流学习方面的事情。此外，我们也经常聊一些本地的情况。近平通过聊天，了解了梁家河这个山村里的沟沟坎坎，这里社员的生活情况，能打多少粮食，有多少存粮，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环境，等等。

近平在干农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请教的。比如怎么锄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赶牲口，什么样的地形种什么作物，什么样的土质爱长什么„„我是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农民子弟，这些当然很清楚，所以劳动方面的事情，我也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采访组：

您当时和习近平在一个生产队，平时也经常在一起劳动吧?

王宪平：

是的。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也还差得远。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用土坝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坝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

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像这么苦的活儿，干两三个小时，大家就累得干不动了。坐在地边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就捉对儿摔跤，坐着休息的人就给我们鼓劲儿。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为他比我小三岁，力气上不如我，又没有什么摔跤经验，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虽然输了，但他这个人很倔强，就是不服我，还要和我比试。以后我们又较量过多次，他也没能赢我，但他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一有机会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时间虽然特别辛苦，但是我们这些年轻娃娃过得很快乐。

我和近平一起劳动了三年时间。1971年底，我就到县里参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个月回来一次，虽然我还能经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话、看书，但是一起劳动、一起摔跤的机会就没有了。

经过两三年时间，近平对我们陕北常见的农活儿基本上都熟悉了。虽然有些活儿还不是很熟练，但是至少都会干了。因为近平一开始就接触打坝和修梯田，对这更是熟门熟路，所以后来他到赵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负责村里事务以后，也一直做打坝和修梯田这些事。在他1975年离开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没有间断过这些基础设施建设。

采访组：

面对陕北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辛苦的劳动，习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阶段有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地方?

王宪平：

最初，北京知青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不少人都想离开。而且很多知青也确实早早地就离开了。他们离开的时间差别很大，有的来这里几个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两年，也通过招工、参军等方式陆陆续续走了。

在“文革”期间，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当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队工作的，那就是“红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队当兵或者返城，都相对比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谓“黑帮子弟”，只能在农村插队当农民，不会被批准当兵、返城。近平就属于这种情况。他插队期间，他的父亲习仲勋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层，家里人都受到影响。

当时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红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两年时间都陆续走完了，最后就剩下两个知青，一个是近平，还有一个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是这十五个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

当年在窑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话时说：“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咱梁家河人对我好，我永远都记着。”他真的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可以说，近平不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确实对包括近平在内的这些知青非常关心，把他们当成自家人。我还记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窑洞下面还有一排窑洞，住着一个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关系很好。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有一次回家，带回来一两斤大米。当时在陕北，大米是很稀罕的东西，逢年过节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说：“娘，蒸了米饭，给近平也尝尝。”李印堂他母亲把这大米细细地洗干净，蒸了一锅喷香的白米饭，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说：“你赶紧，趁热给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说：“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我说：“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近平说：“印堂妈让他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绝不会想到近平今天会成为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近平当年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黑帮子弟”，人生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充满了艰难。但是梁家河人没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认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对人的歧视——读书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错?凭啥给娃娃扣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对所有的知青都一视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纯朴地认为，这些首都来的娃娃，本来过着很好的日子，吃饱穿暖，他们背井离乡到咱穷山沟里来，父母亲都不在身边，太不容易了。虽然村里人也都穷得叮当响，但都愿意尽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顾一下。

采访组：

听说因为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政治迫害，习近平入党的过程非常艰难?

王宪平：

确实费了很大的劲。那时候从农村来说，“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就不允许入党;他们这些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则是“黑帮子弟”禁止入党。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你的“血统”——也就是“成分”，首先决定了你能不能成为党的一员，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样。像近平这样，无论他工作多么上进，对党多么忠诚，但因为家庭的原因，入党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党的，知道审查过程非常严格。当时，我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首先调查申请人自己有没有政治上的问题。这一关过了，再把申请人主要的亲属关系、社会关系都调查一遍。通过调查，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没有坐牢的，没有“地、富、反、坏、右”，工作表现也好，这才能入党。如果申请人的亲属有问题，就入不了党。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从他的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来说，他对党的忠诚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他肯定是想入党的。而且从摔跤这个事能看出来，他这个人一旦认准了的事，是很执着的，决不会轻易放弃。据我所知，他反反复复写入党申请书，交到组织上超过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亲习仲勋的所谓“问题”。

但是近平没有放弃，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党申请书。而且，他这个人工作努力，在我们当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驿当时的党委书记看到这种情况，也拿不了意见，就亲自到延川县找当时的县委书记申昜请示。

申昜调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现，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众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申昜也是陕甘边区的革命后代，对习仲勋的政治品质非常了解，对当时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属、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满。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终于入了党。

采访组：

习近平入党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请您讲一讲，他当支书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宪平：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社员们在村里的沟口打了一个淤地坝。

在计划这个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为这个坝的位置在正沟——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条必经之路上，在雨季时这个地方就会汇聚整条山沟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时候，这里的水势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下雨的时候，河里的水特别大。所以淤地坝建在这个位置就面临着山洪高强度的冲击。

当时，梁家河的村民议论说：“近平想给咱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这是好事。那个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冲垮了，就是劳民伤财，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几百年来，这个位置都没修过淤地坝，村里人多数思想比较保守，认为老祖宗没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对意见。

可是近平坚决想把这个坝打起来，他不仅自己挨家挨户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来帮忙。他跟我说：“黑子，你在咱们村里一直当‘总管’(指在村里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办事有条理的人担当)，村里人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我当然想帮近平，但我对这个坝也没多大信心，我说：“帮你做工作没问题，但是这个坝能打成吗?那个位置确实水大，夏天发洪水，真能冲垮了。”

近平说：“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河口的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的安全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我结合那里的地形，仔细考虑了近平的规划，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点了点头。

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土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水浇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我说：“近平，能成!我也帮你跟村里人说去。”

当时，我就到文安驿公社，给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我跟领导说：“我这次要迟回去一两天，村里有点事要处理一下。”

之后，我专门找到村里那些年纪大的、反对意见比较强烈的社员，给他们做工作，把近平规划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都给他们讲清楚了。我说：“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是有。但咱们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是没问题的。”

我还劝他们说：“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他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当咱的书记，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带领大家劳动，他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饭，很不容易;现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坝他还要带头劳动，受这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村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们慢慢地被我说动了，他们点头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这段时间，近平也一直给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帮忙，村里绝大部分人都同意了。虽然还有极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经不影响大局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规模的淤地坝就开始热火朝天地建设了。这个坝规模大，工程量大，耗费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费了好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坝打起来了。

近平在打坝期间，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贪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这个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质量还要好，特别是洪水冲击的关键位置，他搞得扎扎实实，固若金汤。而且他不仅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也一直在第一线劳动，铲土、打夯、搬大块石头砌堤围，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战斗。所以大家的干劲非常足，打坝进展得很快。

到最后关头，打坝遇到了排洪沟的规格问题。近平跑到县上，找水利部门来现场考察，把排洪的相关数据都严格计算好，按标准施工，把排洪沟的两侧用石头牢靠地砌好。

这个淤地坝建好以后，确实很坚固，夏季的洪水能够顺利地从泄洪沟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维修和防护，严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这个坝很牢固，坝顶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产粮食。在近平离开梁家河几年以后，因为当时村里疏于管理和维修防护，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较凶猛，这个坝的一部分被冲垮了。后来，村民把损坏的部分恢复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淤地坝跟七十年代的样子完全一致。坝顶的土地，是我们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续)学习时报：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二）“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发表时间：2016-12-0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1日第A3版）编者按：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王宪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人。当年的返乡知青，与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驿公社把习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参加工作，曾担任延川县交警大队协理员，2013年4月退休。

采访组：本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我们去看了淤地坝，感受了当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事情呢？

王宪平：

要说印象深刻，不能不说近平带领村里人办沼气和修路这些事。近平当梁家河村支书以后，一直想改变村里的生产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较封闭，对一些新观念新想法，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反对。当时近平主张办沼气，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观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议论说：“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学习沼气池建设技术，回来以后就建沼气池。把第一口沼气池搞起来以后，产出沼气了，点着火了，这个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实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不久之后，办沼气在我们周边就普及开了，全县大多数村都开始向梁家河学习。陕西省的沼气现场会议，也是在我们村召开的。

现在从外面通到村里的这条路，就是办沼气的同时修建的。原来一个架子车都无法通行的羊肠小道，修成了平整宽敞的路，因为建沼气池的时候，水泥、沙子要运进来，必须先修好路。反过来，这条路又为村里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好处。

这些事说明，对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实践，往往会带动相关的发展，而这些发展又会持续地让人民受益。这些事物之间，都是紧密关联、相辅相成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让村里人学习文化知识。在平时劳动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们朝夕相处，聊天的时候他不仅给大家讲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识，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学习文化。

我离开村里到县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两周回来一次，都会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窑洞里还是那样“高朋满座”，村里人都喜欢找他拉话。我们村有个后生叫武辉，经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话，问这问那，对外面的世界、对知识充满了渴望。

近平在村党支部开会的时候就说：“咱们村，像武辉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当时村里人大多数不识字，他们一听近平这个提议，都很高兴。近平说办就办，马上就办了个扫盲班。他的目标是，让每一个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够认识最常用的一些汉字，并且认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

除了识字以外，近平也经常跟大家谈天说地，通过这种轻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也增长了见识。所以，在当时，与周围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质要高一些，识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访组：

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来看望乡亲们的情况。此外，您与他还有哪些联系？

王宪平：

近平离开村里，上大学走了以后，还一直惦记着梁家河的乡亲们。除了和村里通信联系以外，他还回来过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时候近平任福州市委书记，工作虽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时间回来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户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间传开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听说近平要回来了，都高兴得不得了。那时候正是阴历八月，有人就说：“哎呀，近平回来的正是时候，正好咱的红薯下来了，他能吃上咱的红薯了。”

村里人在他来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他，早早就开始张罗做饭，还杀了两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来迎接他，他跟乡亲们拉话，跟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握手，拍着肩膀问好，非常亲热。我们拉了一会儿话，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户人家都看一看。他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还是七十年代初，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村里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时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几里地的路。

中午吃饭的时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满满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说：“咱们这羊肉还有没有了？我离开咱梁家河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羊肉。”石春阳说：“有嘛！还能没有你吃的？”马上又给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们问：“近平，还吃不吃了？”他摇摇头说：“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撑了。”乡亲们都笑了起来。

2005年，我到北京办事，和当年插队的几个北京知青联系上了。他们跟我聊天说：“黑子，既然你来了，咱们干脆把当年的知青都联系一下，聚一下。其实，大家多数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个单位。”我说：“好啊。”于是我们就开始联系，通过托人打听、一个一个地确认，当年的知青，我们全都联系上了。但是有几个人没能来参加这个聚会，有一个在英国工作，没回来。还有两个人因为临时有事，没来成。

近平当时已经调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给他打电话说：“近平啊，黑子到北京来了，我们几个把咱们插队的老知青都联系上了，打算搞个聚会，看你能不能回来参加？”

近平那段时间恰好开会，特别忙，他也想回来，但是实在脱不开身。他把这个情况跟雷平生说了一下，然后嘱咐他说：“黑子来了，你先替我掏3000块钱给他，让他在北京多待几天，陪他到那些景点、好玩的地方转一转。他大老远来看咱们，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让他掏门票钱。”我们聚会的时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块钱给我，他说：“黑子，这是近平给你的钱。”

2009年11月13日，当时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来考察，那次因为事务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紧，还有市、县、镇、村四级汇报座谈会等活动。所以近平就没有专程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但是他把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都请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个晚饭、叙叙旧。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阔别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动。和他握手的时候，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话好，面对小时候的好朋友，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知道该称呼他“习副主席”，还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开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说：“黑子！你比上次见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说：“是啊，我是胖了，咱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环境也变好了。”

近平说：“前些年听说你身体总闹毛病，现在好了没有？” 我说：“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来又是高血压性心脏病，人一上了年纪，各种病就都来了。不过现在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我的病已经好多了。”

近平说：“你现在还在工作岗位吗？”

我说：“2003年我就离岗了，因为那时候身体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养病。”

近平说：“你现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我没什么困难，市委、市政府对我们退休的老职工很关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够了。”

近平点点头，说：“你家里人还好吗？孩子结婚了没有，有工作吗？”

我说：“家里都很好，我现在住在县城，孩子们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儿媳妇还没有工作。不过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听说我身体、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说：“黑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村里劳动，咱们在寨子沟里打坝，我总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过你，但就是不服你。那个时候真开心啊。”

我说：“近平，这事你都没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时候咱们年纪都小，但我比你大几岁，你摔不过我很正常啊。不过，我当年要是知道你现在能当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说：“你看你这是啥话！”

随后，近平又对我说：“黑子，你在县里工作了几十年，比村里人经历得多，见得广，工作上也更有经验。你要为咱梁家河多出点主意、献计献策，协助春阳把村里的事办好。”

我说：“近平，你放心，我会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经常和我联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会做得更好的。”

席间，我们聊到陕西的方言和饮食，近平就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乐际同志，你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

赵乐际说：“这个还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县的土话。”

他又转过来问我：“黑子，咱们梁家河现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说：“现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这些细粮，偶尔吃些粗粮。”

近平又问：“‘团子’（“团子”在延川当地特指一种在贫困时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掺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饥食物）现在还吃不吃了？”

我说：“早就不吃了。”

他问：“那现在种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说：“少部分当粮食，大部分做饲料了。” 会餐结束后，近平跟我们几个告别。他嘱咐我说：“黑子，你要养好身体，多锻炼，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问好，还要代我向村里人问好。”

我说：“好的，我一定会转告你对村里人的关心，你也要保重身体，也替我向你母亲及家人问好。”

近平说：“谢谢，谢谢！” 采访组：

总书记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那时您也在场，请您讲一讲那天的情形。

王宪平：

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来，距离他1993年回来，有20多年时间了。那天，县里没有事先通知我们近平要回来，只是说：“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个扶贫工作会议，有一个主管扶贫工作的中央领导，要来梁家河看一看。”

说来也怪，正因为没提到这位领导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感觉这次可能是近平回来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会的大院子里，等待这位“领导”的到来。

车刚到村口就停了，车门一开，第一个下来的就是近平，随后下车的就是彭丽媛老师。村民一看，“轰”的一下就沸腾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来了！彭老师也来了！”

那时候村里人一下子就从院子涌到门口去，把近平给围起来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着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大家都很激动，这时候，近平身边的随行人员过来“解围”了，他们说：“乡亲们，大家让一让！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总书记挤在外面进不去吧！”大家一听是这么回事，于是挤在门口的村民就闪开了一条路，大家簇拥着近平走进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见了面，还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户去看，还去视察了果园、农田。他这次回来，能叫出来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不光是我们经常联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没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是谁，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来，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叫什么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饭的时候，近平、彭丽媛、石春阳、吕侯生、张卫庞、梁玉明，还有我，几个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给彭丽媛老师介绍了我们五个人。彭丽媛老师也跟我们一一问好。

梁玉明提议说：“近平，今天你回家来了，喝两杯酒吧！”近平犹豫了一下，说：“那好，听你们的！快过年了，我来看望乡亲们，得给大家敬两杯酒。”于是，我们打开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点，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饭菜很简单，都是当地农村的“土菜”。近平给彭丽媛老师详细介绍桌上每道菜和汤的名称，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说：“这些菜，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了，平时我们就经常吃。但是在近平当知青插队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而且那时候油水少，清汤寡炖的，味道比现在可差远了。” 大家都感叹说：“是啊，那个时候，吃‘团子’能填饱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问石春阳：“随娃，村里现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吗？” 石春阳说：“有四百一十人，快过年了，大家都在家。”近平又问：“村里养殖的情况怎么样？还种地吗？现在吃水的情况怎么样？水质如何？”

石春阳说：“养殖搞得不错，养猪的、养鸡的都有，但是养牛羊的现在没有了。山上都不种地了，就河条地和坝地种一些玉米。现在吃水没问题，你那时候打的那几大口井还在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可方便了。我们找卫生部门检测过水质，水很好，各项指标都合格。”

近平又问：“现在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怎么样？大米，肉类，能经常吃上吗？”

大家说：“老人们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没问题，吃的都挺好。”近平感慨地说：“现在生活好了，那时我在梁家河插队七年，只吃过一次大米饭，是乡亲送给我的，那碗米饭真是香啊！”

我说：“是李印堂家给你送的。你跟我提起过，说那碗大米饭有多香。”

近平说：“对，对，就是印堂妈送给我的。” 席间，近平问张卫庞：“你去过北京吗？” 张卫庞说：“我去过，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丽媛老师问：“你们都去过厦门、福州吗？” 梁玉明、石春阳和吕侯生都说“去过”。

梁玉明还对彭丽媛老师说：“有一次，我带儿子去厦门，到你家里，还是你亲自给我们做的饭。”

彭丽媛老师说：“噢，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来了。黑子，你没有来过吧？”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哪里也没有去过。”

近平说：“以后你们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转转，看看外面的发展，开阔眼界。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了，离得也远，但咱们也要经常联系，你们以后可以经常给我写信。”

他还说：“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龄偏老化，这样不行啊。像张卫庞，都那么大年纪了还当队长，咱们要重视培养年轻的村干部。”

午餐快结束的时候，我给近平敬酒说：“近平，请你放心，全村的乡亲一定尽快发展产业，大家伙儿都更加富裕起来，给你争光添彩。”

近平对大家说：“黑子说得很好，希望全村都过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来了，我就放心了。”

采访组：

最后请您谈一谈，总书记插队的那七年对他有什么影响？ 王宪平：

近平年轻时拼搏奋斗的经历，特别是知青生活对他性格的磨练，对他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形成，这些与他后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所做出的成绩，肯定是有重要联系的。人的一生充满各种偶然性，这可能就是我们常说的“命运”。但是，人内在的意志力，人对精神世界的积极追求，又蕴含着很大的必然性。我们讲一个杰出的人物甚至一个伟大的人物，应该重点讲他的成长过程，讲他遇到的困境，讲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过程才能真正给人启迪，给人感悟。

近平离开中学走上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虽然艰难困苦，但这段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从走上社会之初就与最底层的中国农民同甘苦共患难，荣辱与共，由此培养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断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热爱人民，把老百姓搁在心里——这可是哪一所高等学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学不到的真东西。

无论一个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当中，只要你能积极地面对生活，无私地为他人奉献，抱有远大的理想，那么你无论将来成为工人、农民、学者、医生、教师，或者国家干部，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为栋梁之才。

近平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志存高远。但他的远大理想，恰恰不是当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为老百姓办实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来，跟全村人说过一句话：“当年我离开梁家河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从政，我要做一些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工作。”当时我听到这句话，再回想当年他的所作所为，心里非常感动，眼泪差一点掉下来。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样的感动：咱们近平的理想，今天确实是实现了。

回顾近平和梁家河的这些往事，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近平没有变，梁家河人也没有变。表面上来看，近平从一个无依无靠的普通知青，成为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梁家河从一个贫穷闭塞的小山村，变成了全国闻名的地方。但是本质上，还是和四十年前一样：近平还是那个为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还是成群结队送近平去上大学的那些淳朴老百姓。

近平说：“当年我人离开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这里。”其实我所理解的“这里”并不是单指我们梁家河，而是指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每一个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兴能通过你们的采访来回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个纯粹的老百姓，我从参加工作到离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职工，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

我与近平相识，正是在“文革”那个动荡年代，但是对近平的思想和价值观起作用的，并不是标语、口号和高音喇叭的灌输，而是知青岁月那日复一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对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为一体，是近平扎根黄土地，成为我们农民兄弟中的一员，由此所形成的与我们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个国家未来的一种期望。

近平说：“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人生处处留意，皆有学问。”确实是这样，同样的这条山沟沟，我们村里人从这条沟接他来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们又把他从这条沟送出去，在梁家河这个山沟沟里，近平度过了人生最艰苦的七年。2002年5月，我听说习仲勋逝世的消息。那个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有限，我就到县上的邮局给近平发了一个电报，表示哀悼。几天后，近平给我回了话：“电报收到了，非常感谢！”要知道，在近平刚来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他的父亲习仲勋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只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知青。后来，其他的知青都陆陆续续离开了，而近平还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离开，并且在入党、上大学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慢慢地，我们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着急，可是他并不着急，真正扎根农村为群众做事，打淤地坝、修梯田、办沼气„„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说：“真没想到近平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真没想到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能给咱建沼气池、打淤地坝！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是受苦受难的七年，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七年。在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诠释了他说的那句话：“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三）发表时间：2016-12-07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5日A3版）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上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与习近平一起到陕北的梁家河村插队。请您讲一讲当年知青插队的背景和选择到陕北去的原因。

戴明：

知青插队的背景，简单来说，就是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当时都在学校上学，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个号召一发出，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响应。实际上，我们当时也谈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这就像是一场巨大风暴，把我们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们不响应号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会的老太太、学校的老师、革委会的工作人员，就会天天找上门来谈话，动员我们下乡插队。

根据国家安排，我们那一批知青，插队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陕西。我问我父亲是去山西好，还是去陕西好?我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陕西好!陕北可富裕了，条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劳动。”我父亲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因为他们在陕北工作的时候，当地有一个持续了多年的大生产运动，农业各方面发展得很好。而且，当时南泥湾留给我父亲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对我说：“你肯定要去陕北。”

那一年，我不到17岁，近平不到16岁。因为近平早上一年学，所以他是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当中年纪最小的。

采访组：

你们从北京出发赶赴陕西，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戴明：

还有些印象，一些细节还记得挺清楚。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一千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

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当时看到那个情景，我们都很兴奋。等到上车走了半天，冻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们也就不兴奋了。

就这样，一路颠簸到了延安。下车的时候，我们身上全都是土，32 变成一个个“土人”了。天已经黑了，我们住在一个学校里。经过一天的颠簸，知青们非常疲惫，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着，就找了几个人出去溜达。那时延安城特别小，我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延安当时最高的一个楼就是新华书店，是个二层楼房。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个路灯，寒风一吹，灯罩“啪啦啪啦”地响，灯光一闪一闪的。当时我的心情简直没法描述——“原来这就是延安”，心里凉了半截。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继续坐卡车，从延安到延川200里地，当时那个路非常难走，全都是盘山路，在塬上绕来绕去，走了很长时间。遇到比较好走的路，车一开快了，又很冷，黄土一直不停地从缝隙里灌进来。我们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装”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发现原来的大卡车长龙变得稀稀拉拉，车越来越少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有一些车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怎么越走车越少?我们怎么还不到地方呢?我们见到荒凉的黄土高原，以为快到目的地了，没想到走了那么久，还有更荒凉更贫穷的地方，当时真是感觉走到了世界的尽头。但车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开，最后满眼都是黄土飞扬，卡车只剩下几辆，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绝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们的话也渐渐少了，一是疲劳，二是忐忑，我们都蔫了。车还在一直不停地往前开，总也不到地方。车上有个知青沉不住气了，就拍着车厢对司机喊：“师傅，你是不是走错了?”司机说：“这条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错的!”

我们终于到了文安驿公社。下车的时候，发现同行的卡车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下车，公社就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毛巾。

吃过饭，各个生产队的人都已经在公社大院里等着我们了，负责人一念名单：某某某，哪个生产队的，跟各村的人对号入座。梁家河来的人帮我们背上行李，领着我们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乡推来了一辆平板车，给我们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几个人，把我们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乡对我们可好了，什么都不让我们拿，行李都是他们背。我们就拎点小件，有的连小件都没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买的一个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随身物品全都装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壮的一个劳力——一个名叫“会儿”的小伙子，把我那个箱子用绳子捆起来背在身上。

我们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条很深的山沟里面，山沟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车勉强能通过。终于到了梁家河，“会儿”已经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说：“这是你的箱子呀?差点没把我腰背断了!”

现在你要是从北京去延安，坐高铁就几个小时，当天就能到。坐飞机当然就更快，一个多小时就到延安了。从延安开车到梁家河只要一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采访组：

你们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顿下来的?又是如何适应的? 戴明：

到了村里，我们十五个知青就分组了，其中九个知青分到一队，也叫“前队”。近平和我们五个人，分到二队，也叫“后队”。他们前队有几个女生，都在一起。我们后队六个男生，没有女的。梁家河的生产队长就觉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数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们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烦，就跟他说：“没关系，我们不要女的!” 队长说：“你们不要女的，谁给你们做饭?” 我们就说：“队里给我们派个做饭的嘛!” 队长说：“做饭的工分谁给?” 我们就说：“你们队里给出工分嘛!”

队长也不跟我们计较，就应下了。就这样，我们后队的六个“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团支部书记张太平家里。张太平人很聪明，有文化，而且能说能干，所以村里让他当我们的房东，这样跟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处。后来也确实是这样，太平就住在我们隔壁窑洞。他没事就跑过来跟我们聊天，也给我们讲团的知识。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识也不行，我们还是要面临生活中实际的困难。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六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

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气转暖之后，我们六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37 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经常煮不熟，是因为柴禾不够烧。打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题。老乡有时候到山崖边上，冒着生命危险去砍那种硬邦邦的酸枣刺。老乡能上去，我们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对付不了那种到处是刺的灌木。这种柴很好，耐烧，不需要烧太多就能把一锅饭做熟了。我们只能到山上去搂茅草，一搂就是一大捧，看着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里，一点火，那火“呼隆隆”地响，几分钟就烧没了，结果锅还没烧热，茅草已经烧光了。我们一看，这不行啊，今天没烧的了，做不成饭就要挨饿了，于是就六个人一起去打柴。结果，我们六个人打来的柴还不够做一顿饭用的。因为山上确实没有柴，都是那种很细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们不起床了。队长来问我们：“为啥都在这儿躺着不起来?”我们说：“我们是饿得起不来炕了。”队长问：“那你们怎么不做饭吃?”我们说：“因为没柴烧。”队长说：“这可得想个办法，别把娃饿坏了。”于是他就批准我们去用大队冬天储存下来的玉米秸，那个很好烧。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没有柴禾了就到那儿抱，解决了烧柴的难题。

在那个时候，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陕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极苦，梁家河最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四）发表时间：2016-12-10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8日A3版，文章有删节）

采访对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区西颐中学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1970年招工离开梁家河，曾做过教师、科技副县长，西安地质学院产业处处长，在长安大学公安处副处长（正处）任上退休。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

知识青年下乡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和社员一起劳动，对于当年的辛苦劳动，您还有哪些记忆？

戴明：

我们之前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学校一般都有学农课程，虽然强度没那么大，但是基本农具我们都认识，大部分也都会用。但到了陕北农村，他们有些独特的农具，我们北京的孩子就没见过。像一般平原地区的农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镐。陕北因为经常开垦山坡地，39 有一种“老”，比普通头要宽很多。劳动力越强的人，用的头口越宽，受力面积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费的力气也就越大。

陕北的扁担，跟我们以前见过的也不一样。陕北的木材很少，扁担这种必需的农具一旦折断了，就损失了一根好木头。于是，老乡往往就会在扁担中间增加一根木头，起到加固的作用。这样的扁担就更沉。

陕北还有一种脱粒的连枷，这种农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们在北京学农的时候没有接触过。使用的时候，人把连枷悠起来，借着惯性打粮食，这样粮食和外皮就分离开了。在这里，婆姨用它来打麦子比较多。她们打麦子时，排成队，动作一致，一排连枷同时打下来，非常整齐，打谷场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我们这些知青就感叹，怎么没有一个舞蹈艺术家来表现这个劳动场景呢？等我们和别人一起排队打谷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活儿实际上非常辛苦。我们要努力跟别人保持一致，否则就把一队人的速度给拖慢了。

从适应农具到逐渐加大劳动强度，干农活确实算是一个挺难过的“关”。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大孩子来说，尚且不容易，对十五六岁的近平，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一开始，我们都是费尽了力气，活儿仍干不好，但是社员们却能做得又快又好。因为他们对这些劳动已经非常熟悉了。

尽管我们干活不行，但这里的老乡很淳朴，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们中午在地头吃饭，送来的饭，几口就吃光了。老乡很关心我们，就问：“吃饱了吗？”我们知青就说：“差不多吧！”老

乡就拿出红薯干来分给我们，说：“没吃饱就再垫吧垫吧。”我们确实没吃饱，接过来就吃，一边吃一边问：“我们吃了你的，你怎么办？”老乡就说：“狗吃了！狗吃了！”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开玩笑说：“那是骂你们呢，说你们是狗！”后来我们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够”的发音非常接近，老乡其实是说自己“够吃了”。我们知青就和老乡们一起哄堂大笑。

打坝中间休息的时候，农村的青壮劳力就和我们知青摔跤。近平也经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轻人都摔过跤。我们北京青年个头大，身体上占优势，而农村青年力气大，经验丰富，所以我们之间互有胜负。那段时间，通过一起劳动，一起玩耍，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

老乡们知道我们不会干农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们都非常鼓励。劳动的时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们的节奏，他们就会说：“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饭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错，“会儿”的父亲就跟我说：“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饭去！”

采访组：

您能讲一些生活细节和有趣的事情吗？ 戴明：

有一次，我们从住的地方上山，翻一个大梁，再下一个沟，到了依洛河村。这个村的知青有十几个，因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两个队。一个队全都是女生，都是学校合唱队的；另一个队都是男生，都不会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听，住在对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们对唱。可是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会唱，就会

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无论那些女生唱什么，他们都用这首歌应对。那些女生平时遇到他们，就开玩笑损他们说：“你们这些土包子！不会唱歌，就会唱《两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们对歌了！”

那天，我们六个全体出动，就去支援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时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们一起唱，他嗓门也挺大。我们上来就唱了一首《山楂树》，把对面的女生给震住了。她们奇怪，这些男生怎么突然变厉害了？于是，她们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听。这一下，又把我们盖过去了。我说：“别慌，我带着《外国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书就交给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说：“你们学习一下吧！你们识谱吗？”他们说：“哎呀，这个可是宝贝！我们识谱！识谱！”这本书，我们经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几首歌我们非常熟。就这样，我们那天晚上连续唱了《灯光》《红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们甩开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调。就这样，一直唱到对面的女生没动静了，也不知她们是惊呆了还是睡着了。

采访组：

下面请您具体谈谈对当年的习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

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采访者：

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梁家河下乡插队那段时间，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戴明：

人的经历不同，想的东西不同，对人的影响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会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队的这七年，给他对社会、对人民的认识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他通过劳动，理解了贫苦劳动人民的生活窘迫状况。那时，农民的希望和诉求，就是吃饱肚子。而农民生活的困苦，我们在北京城里几乎想象不到。如果没有插队这段经历，我们很难看到农村的真实情况，很难认识到农民的生活现实。我在梁家河插队是一年半的时间，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时间。农村生产队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对近平的影响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们知青下乡，开始是听毛主席的号召下去，凭着一腔朴素的阶级感情，凭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听毛主席的话”。下去之后就发现，我们必须跟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融合，我们真的要依靠他们。他们教我们劳动，帮助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如果和老乡建立不好关系，就会生活得很艰难。因此，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意识：要依靠老乡，要与老乡好好相处，要尽心尽力为父老乡亲做事。否则，在农村插队就没有价值，我们的未来也就没有出路。

陕北老乡对近平也非常好。别的地方不接纳他，陕北接纳了他，并且对他没有任何歧视。在近平插队期间，当地的干部和老乡们，一直都在帮近平摆脱这种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这些年，摘掉了“黑帮子弟”的帽子，逐渐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就为他后来入党，当村支书，被清华大学录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可以说，近平和陕北人民之间是一种亲人一般的感情——这么说一点儿都不过分。

在插队期间，老乡对我们进行无私的帮助和教育。反过来看，我们知青也给老乡带去很多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书本，我们的科学文化，我们给他们讲的新鲜事物„„这对农村面貌的改变，对乡亲们思想意识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当梁家河村支书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让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变化。村里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可以用沼气做饭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铁业社，有缝纫社，有代销点，有磨坊„„原来一到青黄不接时就全村出动出去乞讨的贫困村庄，在近平一年多的带领下，变得红红火火，一片生机。所以，近平要离开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时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动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艰苦的日子里，近平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过一部书，是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书名虽然是“简编”，但实际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对我而言，大概就是读过了，了解了历史，丰富了知识。而对于近平来说，他就会有思考、有借鉴、有批判。可以说，他的执

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淀下来的。

从实践层面说，近平在梁家河学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华大学深造，毕业之后依次在国务院、军队工作了一段时间，又主动回到基层，从县到市到地区到省到中央„„几十年这样脚踏实地干下来，从来没有脱离过基层。基层群众想什么，渴望什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每一个层次碰到什么困难，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改变现状„„这些工作内容比他当初在梁家河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但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群众需要什么，群众想要怎么办，干部就要带着大家怎么办。近平当选党的总书记以后，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对基层群众和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上。

经过知青岁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觉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过得好一点，都会觉得很知足。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五）“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发表时间：2016-12-23 来源：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本文发表于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16年12月22日A3版）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访组：《学习时报》记者 邱然 黄珊 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

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

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

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

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

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

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者：

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