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指导案例：受让人可凭生效法律文书及受让证明直接申请执行

第一篇：最高院指导案例：受让人可凭生效法律文书及受让证明直接申请执行

最高院指导案例：受让人可凭生效法律文书及受让证

明直接申请执行

2015-01-26 法律参考

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34号指导案例

【裁判要点】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前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以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无需执行法院作出变更申请执行人的裁定。

【基本案情】

原告投资 2234中国第一号基金公司(Investments 2234 China Fund ⅠB.V.，以下简称2234公司)与被告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股份公司)、厦门海洋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实业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2年1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海洋实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偿还2234公司借款本金2274万元及相应利息;2234公司对蜂巢山路3号的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在该判决作出之前的2011年6月8日，2234公司将其对于海洋股份公司和海洋实业公司的2274万元本金债权转让给李晓玲、李鹏裕，并签订《债权转让协议》。2012年4月19日，李晓玲、李鹏裕依据上述判决和《债权转让协议》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建高院)申请执行。4月24日，福建高院向海洋股份公司、海洋实业公司发出(2012)闽执行字第8号执行通知。海洋股份公司不服该执行通知，以执行通知中直接变更执行主体缺乏法律依据，申请执行人李鹏裕系公务员，其受让不良债权行为无效，由此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为主要理由，向福建高院提出执行异议。福建高院在异议审查中查明：李鹏裕系国家公务员，其本人称，在债权转让中，未实际出资，并已于2011年9月退出受让的债权份额。

福建高院认为：

一、关于债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第六条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存在“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的情形无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明确禁止国家公务员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等相关规定，作为债权受让人之一的李鹏裕为国家公务员，其本人购买债权受身份适格的限制。李鹏裕称已退出所受让债权的份额，该院受理的执行案件未做审查仍将李鹏裕列为申请执行人显属不当。

二、关于执行通知中直接变更申请执行主体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9)执他字第1号《关于判决确定的金融不良债权多次转让人民法院能否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请示的答复》(以下简称1号答复)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已经对申请执行人的资格予以明确。其中第18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该条中的„权利承受人‟，包含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承受债权的人。依法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债权的受让人将债权再行转让给其他普通受让人的，执行法院可以依据上述规定，依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受让人或者转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据此，该院在执行通知中直接将本案受让人作为申请执行主体，未作出裁定变更，程序不当，遂于2012年8月6日作出(2012)闽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撤销(2012)闽执行字第8号执行通知。

李晓玲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李鹏裕的公务员身份不影响其作为债权受让主体的适格性。

二、申请执行前，两申请人已同2234公司完成债权转让，并通知了债务人(即被执行人)，是合法的债权人;根据《执行规定》有关规定，申请人只要提交生效法律文书、承受权利的证明等，即具备申请执行人资格，这一资格在立案阶段已予审查，并向申请人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1号答复适用于执行程序中依受让人申请变更的情形，而本案申请人并非在执行过程中申请变更执行主体，因此不需要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1日作出(2012)执复字第26号执行裁定：撤销福建高院(2012)闽执异字第1号执行裁定书，由福建高院向两被执行人重新发出执行通知书。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申请复议中争议焦点问题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在进入执行程序前合法转让债权的，债权受让人即权利承受人可否作为申请执行人直接申请执行，是否需要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以及执行中如何处理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争议问题。

一、关于是否需要裁定变更申请执行主体的问题。

变更申请执行主体是在根据原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已经开始了的执行程序中，变更新的权利人为申请执行人。根据《执行规定》第18条、第20条的规定，权利承受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执行，只要向人民法院提交承受权利的证明文件，证明自己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承受人的，即符合受理执行案件的条件。这种情况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变更申请执行主体，但二者的法律基础相同，故也可以理解为广义上的申请执行主体变更，即通过立案阶段解决主体变更问题。1号答复的意见是，《执行规定》第18条可以作为变更申请执行主体的法律依据，并且认为债权受让人可以视为该条规定中的权利承受人。本案中，生效判决确定的原权利人2234公司在执行开始之前已经转让债权，并未作为申请执行人参加执行程序，而是权利受让人李晓玲、李鹏裕依据《执行规定》第18条的规定直接申请执行。因其申请已经法院立案受理，受理的方式不是通过裁定而是发出受理通知，债权受让人已经成为申请执行人，故并不需要执行法院再作出变更主体的裁定，然后发出执行通知，而应当直接发出执行通知。实践中有的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先以原权利人作为申请执行人，待执行开始后再作出变更主体裁定，因其只是增加了工作量，而并无实质性影响，故并不被认为程序上存在问题。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认为没有作出变更主体裁定是程序错误。

二、关于债权转让合同效力争议问题。

原则上应当通过另行提起诉讼解决，执行程序不是审查判断和解决该问题的适当程序。被执行人主张转让合同无效所援引的《纪要》第五条也规定：在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诉讼中，债务人提出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抗辩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向同一人民法院另行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债务人不另行起诉的，人民法院对其抗辩不予支持。关于李鹏裕的申请执行人资格问题。因本案在异议审查中查明，李鹏裕明确表示其已经退出债权受让，不再参与本案执行，故后续执行中应不再将李鹏裕列为申请执行人。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该事实不影响另一债权受让人李晓玲的受让和申请执行资格。李晓玲要求继续执行的，福建高院应以李晓玲为申请执行人继续执行。

第二篇：受让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 受让人是否享有申请再审

受让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 受让人是否享有申请再审权

◇ 沈红雨

一、问题的提出

债权转让是指债权人将其债权转让给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其主要法律后果是债权移转，受让人取代债权人的地位成为新的债权人。但是，当诉讼当事人向案外人转让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时，受让人是否因成为新的债权人，而自动享有申请再审权？对此实践中不乏争议，各地把握的尺度也不尽统一。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申请再审人是生效裁判文书列明的当事人，或者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受让人既不是生效裁判文书列明的当事人，也不属于符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受让人无权对生效裁判文书申请再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诉请履行力和强制执行力是债权机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有效保障债权实现的公权救济。债权人转让债权，同时转让了附着于债权的诉讼权利，包括申请再审权。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无明文禁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债权之受让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受让人应为申请再审的适格当事人。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二、法理依据分析

（一）诉讼主体资格具有法定性，不因当事人约定转移而转移

转让普通债权与提起诉讼后的债权转让的区别在于：在前一情形下，受让人随债权移转取得债权请求权，出让人相应丧失债权请求权，受让人享有提起给付之诉的权利；而后一情形中，出让人已经行使债权请求权，提起了给付之诉，此时债权移转涉及的是受让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能否变更的问题。诉讼主体资格的变更受民事诉讼程序法的公法调整，不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因此出让人和受让人不能自行约定申请再审权利是否随债权一并转让，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

（二）关于诉讼承继的立法模式

诉讼主体资格的变更，又称诉讼承继，是指在诉讼系属中，当一定事由发生或当事人转让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关系给案外第三人，由案外第三人代替前当事人来进行诉讼。诉讼承继分为当然承继和特定承继两种方式。当然承继是指诉讼中因一方当事人死亡、法人合并或消灭等一定事由而发生的诉讼主体资格变更。在当然承继问题上，各国都采取认可态度。特定承继是指因诉讼标的的转让而形成的诉讼主体资格变更。特定承继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

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当事人恒定主义模式。在该立法模式下，诉讼开始后发生的债权转让不影响原来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由原来当事人继续实施诉讼权能，判决效力及于受让人。但这种恒定主义并非绝对，两种例外情形允许发生诉讼承继：一是经诉讼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二是已登记土地的物权争议诉讼，诉讼当事人转让土地的。采用当事人恒定主义旨在维护诉讼程序的安定，认为允许诉讼当事人更替，债务人需与不同的诉讼当事 1

人进行诉讼，不利于对债务人诉讼利益的保护，也增加法庭的审理成本。我国台湾地区亦采当事人恒定主义模式。

另一种是以日韩为代表的诉讼承继主义模式，认为当事人恒定主义模式限制受让人参加诉讼，而此时出让人实际已脱离争讼的权利义务关系，缺乏积极实施诉讼的动力，十分不利于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故允许受让人承继诉讼主体资格。受让人承继诉讼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受让人主动参加，即参加承继；二是经诉讼对方当事人或出让人申请而进入诉讼，即引导承继。诉讼承继申请应在辩论终结前提出，但是韩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1款允许辩论终结后的特定承继人可以提起再审之诉。

（三）我国关于诉讼承继的法律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当然承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死亡时的继承人、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时的法定代理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时的权利义务承受人为当然的诉讼承继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当事人死亡或终止时，权利义务承受人享有申请再审人的主体资格。但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对特定承继作出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后，人民法院对于债权转让前原债权银行已经提起诉讼尚未审结的案件，可以根据原债权银行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申请将诉讼主体变更为受让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三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处置已经涉及诉讼、执行或者破产等程序的不良债权时，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申请，裁定变更诉讼或者执行主体。”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之特定承继采取认可态度，也区分参加承继和引导承继两种承继诉讼的方式，但承继诉讼的截止时点不是非常明确，直到执行阶段仍可变更诉讼主体。笔者认为，金融不良债权的处置是为了合理解决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出现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故有其特殊的价值衡量和选择，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对其规定应作限缩解释。特定承继应当止于二审审理程序终结，不能扩及再审程序。

（四）我国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再审程序不允许特定承继

笔者主张再审阶段不允许特定承继，受让人不享有申请再审权利的主要理由为：首先，再审程序的性质决定了申请再审主体资格的有限性。从理论上讲，终局判决一旦确定，就产生既判力，不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进行再次审理，这是维持法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只有当终局判决在判决基础存在重大错误或程序有重大瑕疵时，才需要在有限情形下突破法的安定性，实现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具体正义。因此，法律明确限定申请再审人的主体资格，以平衡和协调法的安定性的一般正义与具体正义的冲突。《意见》第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申请再审人是原生效裁判列明的当事人，或者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案外人。”《解释》第五条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当事人仅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原生效裁判列明的当事人；二是对争议标的物具有固有利益而受到原生效裁判不利影响的案外人。受让人受让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是以支付对价的形式主动接受原生效裁判利益的案外人，显然与法律、司法解释保护的利益受损之案外人性质截然不同。故受让人不符合上述两种法定情形，其申请再审权利没有现行法的依据。其次，法律不赋予受让人申请再审权，并不损害受让人的权利和法律地位。债权人在裁判生效后进行的债权转让，转让标的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特定债权，并不是诉讼系争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合同缔结过程看，出让人和受让人合意交换的基础是已为既判力所确定和约束的债权。出让人如认为其权利没有得到救济，对终局判决的既判力持有异议，应当在转让债权之前决定是否行使申请再审权。出让人一旦将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转让给受让人，就表明其已接受终局判决的拘束，并放弃通过公力救济途径申请再审，而以取得转让价款的方式实现私力救济。同时，受让人愿意受让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也表明其接受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因此，受让人不具有申请再审的权利，在双方当事人对债权转让合同的正常预期范围之内，受让人的合同权利和法律地位并未受到损害。反之，如赋予受让人申请再审权，受让人可能通过再审程序在已特定化的债权以外获得额外的诉讼利益，反而会破坏双方在债权转让合同中达成的合意基础，易在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新的纠纷。其三，有利于维护诉讼程序的安定，平等保护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原审诉讼当事人在一、二审程序中就诉讼争议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请求、反请求、答辩、争点固定、举证质证、上诉及抗辩等方式，已经穷尽了所有的诉讼技巧和攻击防御方法。赋予受让人申请再审权利，原审诉讼对方当事人对变更后的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完全不熟悉，不利于保护该对方当事人的诉讼信赖利益。另一方面，再审主体资格不随债权移转而移转，在原审诉讼对方当事人提起再审申请时，出让人仍为再审被申请人，可以使受让人免受诉讼程序的牵累。因再审结果变更原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导致债权转让合同履行不能的，属于债权转让合同的履行争议，应由出让人和受让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另行解决。

其四，有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防止再审诉讼泛滥。实践中，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确实存在买方和卖方市场，一些地方还产生了专门“收购生效裁判文书”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受让人支付的受让价格通常较低，故受让人容易产生以小搏大的心理，企图利用特殊关系通过再审程序谋取额外利益。允许受让人自由提起再审诉讼，一方面损害了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导致再审诉讼泛滥，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易滋生暗箱操作、勾结腐败等诸多不良后果。故法律有必要通过明确否定受让人的再审主体资格，让其了解无从获取再审利益，方能降低买方市场的受让意愿，减少转让生效裁判确定债权的现象。其五，对于在二审程序终结前已经进行的债权转让，但出让人、受让人以及原审诉讼对方当事人均没有在原审诉讼中提出诉讼承继申请的，应当参照转让生效裁判确定的债权处理，受让人不享有申请再审权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在其受理的香港信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诺公司）申请再审案中明确了该立场。在该案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青岛办事处于二审审理期间与信诺公司签订了《资产转让协议》，将包括涉案债权在内的不良金融资产包转让给了信诺公司，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承继诉讼申请。山东高院作出

二审判决后，信诺公司对二审判决提起再审申请。最高法院审查认为，信诺公司不是原审判决的当事人，亦不符合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条件，裁定驳回信诺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结论

综上，诉讼当事人向案外人转让生效裁判文书确认的债权，受让人不享有申请再审权利，不仅能平等保护债权出让人、债权受让人和原审诉讼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且对于保障终审判决既判力、维护程序安定以及节省司法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各地法院应尽快消除认识上的分歧，确立统一的司法尺度。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8-18

第三篇：【指导案例】国泰海口营业部申请错误执行赔偿案

【指导案例】国泰海口营业部申请错误执行赔偿案

【基本案情】

赔偿请求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滨海大道（天福酒店）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国泰海口营业部）申请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在未依法对原生效判决以及该院（1999）琼高法执字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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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3号裁定（以下分别简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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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3号裁定）进行再审的情况下，作出（1999）琼高法执字第9-16号裁定（以下简称9-16号裁定），并据此执行回转，撤销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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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3号裁定，造成国泰海口营业部已合法取得的房产丧失，应予确认违法，并予以国家赔偿。

海南高院答辩称：该院9-16号裁定仅是纠正此前执行裁定的错误，并未改变原执行依据，无须经过审判监督程序。该院9-16号裁定及其执行回转行为，系在审查案外人执行异议成立的基础上，使争议房产回复至执行案件开始时的产权状态，该行为与国泰海口营业部经判决确定的债权，及其尚不明确的损失主张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国泰海口营业部赔偿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9月21日，海南高院就国泰海口营业部诉海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租赁公司）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作出（1998）琼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判决海南租赁公司向国泰海口营业部支付证券回购款本金3620万元和该款截止到1997年11月30日的利息16362296元；海南租赁公司向国泰海口营业部支付证券回购款本金3620万元的利息，计息方法为：从1997年12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息18%计付。

1998年12月，国泰海口营业部申请海南高院执行该判决。海南高院受理后，向海南租赁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并查明该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海南租赁公司提出其对第三人海南中标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标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中标公司对此亦予以认可，并表示愿意以景瑞大厦部分房产直接抵偿给国泰海口营业部，以偿还其欠海南租赁公司的部分债务。海南高院遂于2000年6月13日作出9-10号裁定，查封景瑞大厦的部分房产，并于当日予以公告。同年6月29日，国泰海口营业部、海南租赁公司和中标公司共同签订《执行和解书》，约定海南租赁公司、中标公司以中标公司所有的景瑞大厦部分房产抵偿国泰海口营业部的债务。据此，海南高院于6月30日作出9-11号裁定，对和解协议予以认可。

在办理过户手续过程中，案外人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以下简称海发行清算组）和海南创仁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仁公司）以海南高院9-11号裁定抵债的房产属其所有，该裁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提出执行异议。海南高院审查后分别作出9-12号、9-13号裁定，驳回异议。2002年3月14日，国泰海口营业部依照9-11号裁定将上述抵债房产的产权办理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并缴纳相关税费。海发行清算组、创仁公司申诉后，海南高院经再次审查认为：9-11号裁定将原金通城市信用社（后并入海南发展银行）向中标公司购买并已支付大部分价款的房产当作中标公司房产抵债给国泰海口营业部，损害了海发行清算组的利益，确属不当，海发行清算组的异议理由成立，创仁公司异议主张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据此海南高院于2003年7月31日作出9-16号裁定，裁定撤销9-11号、9-12号、9-13号裁定，将原裁定抵债房产回转过户至执行前状态。

2004年12月18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对以海发行清算组为原告、中标公司为被告、创仁公司为第三人的房屋确权纠纷一案作出（2003）海中法民再字第37号民事判决，确认原抵债房产分属创仁公司和海发行清算组所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05年6月，国泰海口营业部向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申请退税，海口市地方税务局将契税退还国泰海口营业部。2006年8月4日，海南高院作出9-18号民事裁定，以海南租赁公司已被裁定破产还债，海南租赁公司清算组请求终结执行的理由成立为由，裁定终结（1998）琼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的执行。

（1998）琼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所涉债权，至2004年7月经协议转让给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投资公司）。2005年11月29日，海南租赁公司向海口中院申请破产清算。破产案件审理中，国泰投资公司向海南租赁公司管理人申报了包含（1998）琼经初字第8号民事判决确定债权在内的相关债权。2009年3月31日，海口中院作出（2005）海中法破字第4-350号民事裁定，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国泰投资公司债权未获得清偿。

2010年12月27日，国泰海口营业部以海南高院9-16号裁定及其行为违法，并应予返还9-11号裁定抵债房产或赔偿相关损失为由向该院申请国家赔偿。2011年7月4日，海南高院作出（2011）琼法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决定对国泰海口营业部的赔偿申请不予赔偿。国泰海口营业部对该决定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

【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于2012年3月23日作出（2011）法委赔字第3号国家赔偿决定：维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琼法赔字第1号赔偿决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执行人海南租赁公司没有清偿债务能力，因其对第三人中标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中标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并认可履行债务，中标公司隐瞒其与案外人已签订售房合同并收取大部分房款的事实，与国泰海口营业部及海南租赁公司三方达成《执行和解书》。海南高院据此作出9-11号裁定。但上述执行和解协议侵犯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国泰海口营业部据此取得的争议房产产权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海南高院9-16号裁定系在执行程序中对案外人提出的执行异议审查成立的基础上，对原9-11号裁定予以撤销，将已被执行的争议房产回复至执行前状态。该裁定及其执行回转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且经生效的海口中院（2003）海中法民再字第37号民事判决所认定的内容予以印证，其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国泰海口营业部债权未得以实现的实质在于海南租赁公司没有清偿债务的能力，国泰海口营业部及其债权受让人虽经破产债权申报，仍无法获得清偿，该债权未能实现与海南高院9-16号裁定及其执行行为之间无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因此，海南高院9-16号裁定及其执行回转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执行错误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