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8广东公益岗时政热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岂能造假(模版)
2018广东公益岗时政热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岂能造假
近日,因“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造假”一事,山西某市相关人员被问责入刑,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也被约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该市去年1月之后的第二次约谈,背后折射出履职不力、敷衍整改的问题,令人警醒。
环保整改既是群众呼声,也考验为政担当。然而,在一些地方,“整改压力”沦为“造假动力”:将空气监测站设在公园,把喷雾炮贴身服务监测点,甚至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这些做法,用尽了心思,却没有用对地方。说到底,还是一些地方和单位没有树立新发展理念,笃信“只要监测数据好看,政绩就漂亮了”。整治空气雾霾不到位,就会使当地政府公信力沾染“雾霾”。
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污染防治既是历史使命,也是现实责任。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地各部门理应压实责任,让环保高压线永远带电,对数据造假者敢于亮剑,才能彻底治理“污染源”,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
《 人民日报 》(2018年08月09日 01 版)
第二篇:2018广东公益岗时政热点:长江,大江奔流
2018广东公益岗时政热点:长江,大江奔流
如果每一个微小的文化景观都能聚拢人气,造就一个个颇具影响的文化小镇、文化城市乃至文化强省就都有了底气
“八百里皖江”孕育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的巅峰之作;“老生三鼎甲”之首程长庚,唱响了京剧艺术的“第一乐章”;新文化运动中,安徽人是《新青年》杂志的早期作者和读者群,展现了新益求新的气质;改革开放初期,安庆人创造了“窗口经济”,彰显出勇立潮头的胆识。当然,除了大人物、大叙事,在江边看到的小建筑、小故事也同样动人。
在长江铜陵段的一个废弃码头上,建起了一座微型图书馆,宛如江上悬浮的盒子。外嵌毛石,内饰修竹,以书架为墙,以阶梯为椅,环境幽静。附近不少孩子选择到这儿读书、自习,累了就漫步滨江,或骋目远眺。据介绍,这样的阅读点有40多个,分散在铜陵的各个角落。
而在池州陵阳,一座由旧粮仓改造的粮票博物馆正在接待游客,20万张粮票记录了物资匮乏年代的生活光影。行走间,隔壁传来了黄梅戏《吕洞宾戏牡丹》的乐音,这是艺术大师严凤英和王少舫的代表作,而现在正由一群年过六旬的业余艺人表演,鼓师说:这里的每一个演员,手里都拿过锄头。放下锄头,穿上行头,他们在这方免费的舞台上,尽享晚年之乐。
“由地而生”是这两个文化空间的共同理念。粮仓与粮票搭配,加上农具陈列,相得益彰;滨江阅读点保留码头旧貌,顶层观江,下层阅书,在景观和意义上都很熨帖。在原有景观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既赋予建筑第二次生命,也省去了不少拆除重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它破除了这样一种误区:挖掘地域文化,就等于追溯历史名人、搜集诗词曲画,恨不得当地还有现成的原生特色建筑群落。事实上,相比耳熟能详的黄鹤楼、屈子祠和苏州园林,随处可见的粮仓、码头、古老村落、废弃厂房,虽未享名甚至默默无闻,却同样作为特定年代的典型场所,保留着几代人的生活记忆。只要找到好的文化切口、因地制宜加以改造,照样能够“文气斐然”。
“由地而生”的反面是“凭空而生”。我们不时能看到,一些地方忽略实际,不深挖地域资源,不展示文化特色,打造一些假大空的所谓“文化工程”,结果人迹寥寥。反观面积仅500平方米,藏书仅5000余册的滨江阅读点,座位常常满满当当;博物馆旁的小小戏台,老人们的演唱称不上精彩,却显现出民间文化舒展的根脉力量。这些文化空间展现出的活力,来自于人气。正如经典由古人写就,但因为不断寻到当代的知音而历久弥新;旧物已为陈迹,但被藏家逐一勾稽,在展台上便能让一段历史保持鲜活;戏韵悠长,只要有人演唱,那千百年孕育的唱腔就不会成为故曲遗音——文化,因为人的参与而成为一泓活水。如果每一个微小的文化景观都能聚拢人气,造就一个个颇具影响的文化小镇、文化城市乃至文化强省就都有了底气。
被称为“金融会客厅”的上海建投书店,频繁举办主题体验活动的苏州博物馆,老城区里搞时尚的汉口文创谷等别具特色的文化场所,让人们在日常逛街、阅读、思考、饮食的过程中,被文化的悠远、创意和美妙所熏陶。可见,文化长江,既要有文化地标,更要有触手可及的“文化小屋”。只要每一个文化空间开始与人相互涵养,释放出思想、道德、科技、文艺的力量,文化长江就能永葆生机。
《 人民日报 》(2018年08月14日 05 版)
第三篇:2016年广东公务员时政热点: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必须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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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广东公务员时政热点:对环境监测数据造假
必须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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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造假行为的背后,都存在地方环保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作为,甚至主动造假以显示治污政绩。所毁掉的不仅仅是这几个监测技术人员、几个环境监测站长,而在于动摇了全国环境监测数据的根本,破坏了环保部门的公信力。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境治理的决策依据,如果源头注水造假,决策势必出现偏差,贻误环境治理时机,损害公众利益。
从2016年1月1日开始,环境保护部实施《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根据《办法》规定,环境保护部今后用两年时间展开专项检查,对地方环境监测数据,特别是空气质量检测数据造假行为进行严查。更严厉的大棒,挥向造假企业、地方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值得点赞。
从大局看,中央和地方在环境监测领域投资巨大,在线监测网络使用资金早已超过一百个亿,理论上有能力监控上万个污染源。其中,仅大气监测体系一项就投资4.36亿元,2014年建成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空气质量监测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考核压力,编造篡改监测数据情况时有发生。中央领导多次批示要求,严厉打击环保数据造假行为,对虚假数字要严厉问责。
环境监测数据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具有了更高的约束力。新环保法明确规定,监测机构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监测设备,遵守监测规范,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要予以惩处,追究法律责任。2015年下半年,各级环保部门共查实8起典型违法案例,已全部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并对10名责任人处以刑事或行政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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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之所以能弄虚作假,表明现在运行的环保在线自动监测网络存在漏洞。我了解到,有一些企业购置了造假设备,给数据伪造和篡改留下空间,试图蒙混过关。有些地方政府发布的环境监测数据与市民直观感受不符,有时甚至出现很大反差,也与这个漏洞有关。
多年来,一些地方环境检测数据造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就如同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往沙漠里排污,或是往河流里排污一样,都是明知违法而为之。在我看来,这些企业造假行为的背后,都存在地方环保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作为,甚至不排除主动配合造假以显示治污政绩。这种做法所毁掉的不仅仅是这几个监测技术人员、几个环境监测站长,而在于动摇了全国环境监测数据的根本,破坏了环保部门的公信力。
数据质量是环境监测的保障,是保护环境的底线,对数据造假必须零容忍。我在分析典型案例时发现,追究企业造假、环保部门造假、地方政府造假,往往因为所谓证据不足而免于惩罚,违法成本过低。少量的罚款,列入“黑名单”,客观上助长了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因此,必须增加自上而下的数据抽检核对,及时发现,给予重罚,并相应追究刑事责任。
无论是企业为了利益铤而走险,还是地方环保部门为了扭曲的政绩观,参与造假或者推波助澜,折射出的显然都是信息不公开,管理不透明。大部分排污企业的监测数据只传至环保部门内网,公众并不知晓。针对这种不应有的封闭,我建议让环境监测数据亮在阳光下,让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进行全程监督。甚至有必要把企业排污口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人人都可随时检测,并与网上公布的数据相互印证,增加对造假者不敢为、不能为的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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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8广东公益岗时政热点:提高生育率是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2018广东公益岗时政热点:提高生育率是新时代中
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刘志彪、张 晔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
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
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
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由于孩子在未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税金,家庭已为社会养老体系做出贡献。因此,向二孩家庭抵扣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合理的。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增大,为长远计,税收抵扣必须适度,并注重其经济效率。建议仅对多孩家庭的第二个以上孩子(六岁以下)集中抵扣税额,也可按孩子数量累进抵扣所得税,同时设立一定的封顶额。
对多孩家庭进行适度财政补贴。税收抵扣仅对中高收入人群有激励,但对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是零税率的低收入人群并无作用。在这一阶段,各级财政有必要对多孩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加大财力支持。包括:生育奖励,如对孕期、哺乳期的妇女给予生育津贴,对家庭6岁以下儿童发放育儿津贴等。为提高补贴效率,可仅对家庭第二个以上孩子发放财政补贴。如果国家财力上仍有困难,建议针对低收入家庭或是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加以实施。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
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第五篇:公益岗申论热点:数据权力要尊重用户权利[推荐]
公益岗申论热点:数据权力要尊重用户权利
背景链接
2018年“3·15”消费者权益日刚刚过去,人们还在谈论食品安全、假冒伪劣,但也有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到消费者的数据权利。比如,一则“大数据杀熟”的新闻就持续引发舆论关注。有网友自述: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特定酒店,朋友的账号显示只需300元,自己的账号则要380元。相同的房间,不同的价格,这算得上算法的“功劳”。通过深挖消费者过往消费甚至浏览记录,让算法洞悉消费者偏好,不少互联网平台清晰地知道消费者的“底牌”,于是就有了上述的看人下菜碟。
[综合分析]
信息时代,个人生活史正被大数据这位“史官”精准编纂。然而,精准编纂,也就可以精准掌握。网购的痕迹,总会在第一时间以“同类商品推荐”的镜像方式出现在各种网页,当数据如水银泻地般在平台间共享,营销无比精准,却也让生活透明得让人“细思恐极”。
大数据时代普通消费者的弱势处境暴露无遗。尽管互联网从诞生之际,就被冠以“透明”美誉,但今天看来,这份透明是非对称的。一方面,平台化意味着新的中心化,平台手握海量数据,对个人生活轨迹以及消费偏好精准画像,让个人无处藏匿;另一方面,就像“大数据杀熟”案例所展现的,平台可以有所隐瞒,只以“有限真实”示人。这样的权力结构,像不像站在一只望远镜两头对视的人:一方看到了对方无限放大清晰的像,另一方则只能看到一个极度缩小的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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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绝不是说大数据带着原罪,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要避免“技术的贪欲”,既要求拥有技术者不丢失克制的美德,更应构建与大数据发展相适应的消费权利观念。毕竟,面向万物互联的未来,大数据的深度利用与广泛共享是无法扭转的趋势,无论是通过大数据营销快速撮合交易,还是依靠大数据分析完善社会治理,数据正在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换个角度说,当大数据无孔不入,也要谨防数据规则远远落后于数字生活,尤其要避免一些“数据王国”滥用数据权力。只有保证普通用户数据权利与平台数据权力间的大致平衡,才能为大数据的长足发展,赢得更多彼此信任的空间。
[对策措施]
一是企业要节制手中的“数据权力”,确保企业“数据权力”不凌驾于个人“数据权利”之上 二是完善网络安全法,要有更细致的规则来立界。
三是互联网的产品设计需要“以用户为中心”,互联网的安全保护同样需要“以用户为中心”,充分尊重用户的隐私权和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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