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理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第一篇：论审理离婚案件中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

在当前审理的农村离婚案件中，普遍存在着分割男女双方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和离婚的财产问题一样，同是离婚的连带之诉，是每个离婚案件审理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有了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但事实上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分割所涉及的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习惯，这一方面有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因而不利于操作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离婚的妇女在取得和实现其责任田权益的道路上存在着重重障碍，使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村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权是本集体成员人人有份，具有成员权性质，在农村没有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这种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福利性质，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由于农业收入是农村妇女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解决不好，间接影响了妇女在离婚中的财产权益，使妇女在行使离婚自由权利时产生后顾之忧，造成男女双方在离婚诉讼中财产处理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妇女是弱势群体，更需要有法律作为其坚强后盾，从法律上保护离婚妇女责任田方面的合法权益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离婚中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

要解决离婚中妇女责任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问题，存在着法律上和事实上两方面的障碍。从法律上讲，尽管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俯拾皆是，从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以都是规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在审判实践中情况千变万化，过于原则的规定使审判人员在审判中无所适从，加上分割责任田涉及土地管理、农业承包合同、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法律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往往在实际操作中顾此失彼，涉及的法律和政策问题难以协调，处理下来难度很大。

另外，党中央三令五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各地也基本上是在原来承包合同的基础上再顺延三十年，这些政策并已得到法律上确认，这样就失去了在土地调整中实现离婚妇女责任田权益的机会。由于妇女离婚后不再是婆家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的户口也要迁走，而一般农村都是以户口为依据分配责任田的，分给离婚妇女责任田可能与村规民约产生冲突，这也与土地管理法发包给本集体组织以外人责任田的规定发生冲突（土地管理法规定须经本集体组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离婚妇女在取得并实现其责任田权益的过程中在事实上也存在着重重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前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民事合同，至今学术界对其合同性质说法不一。以前这类问题主要是由政策来调整，各地都有分配责任田的土政策，有关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虽制定了有关妇女分配责任田的规定，因实施承包责任制规定中不能适应农村状况难以落实，全国各地和情况各不相同，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标准，实际工作中给妇女分割的方法难以确定。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处理离婚案件中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分割的原则规定，各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以解决这一法律空白。

其次，是离婚妇女在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取得后的经营上存在困难，一是农村家族势力很盛，在排外的心理作用下必然阻碍已离婚妇女在婆家取得责任田，离婚妇女原在家庭也会百般阻挠，从而形成各方面的阻力和困难，造成妇女责任田权益不能实现或实现成本过高，最终使已离婚妇女放弃此项权利，或在此问题上作言不由衷的让步。

再次，就是我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村委会和村内其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原生产小队）的双层所有权形式，一般都以小队为单位分配责任田，小队又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分配地块。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近二十年来村民小组在这一地块的灌溉设施、电力设施等生产资料已形成共有关系（类似于合伙），离婚妇女在这个小组分得土地后不可能再去花费大量资金去重置这些农业设施，必然要加入这一共有关系中去，这个小组碍于已离婚妇女原家庭的面子，是否允许其加入共有组织还是个未知数。这里还有村委会的土政策是否允许离婚妇女在此村另立户头也是个问题，即使法院判给了女方责任田，没有村委会的配合，最终也很难落实。

正因为存在以上种种障碍，造成离婚妇女在责任田方面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迫切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正确适用有关法律规定，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解决这一难题。首先人民法院应排除各种阻力，理直气壮地去为妇女分割责任田承包经营权，为离婚妇女争取应得的权益，毕竟人民法院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应发挥审判职能为离婚妇女提供法律保护，这方面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里不妨将有关规定列举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

妇女结婚、离婚后，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承包方是夫妻的，在承包合同履行期间解除婚姻关系时，就其承包经营的权利义务未达成协议，且双方均具有承包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民法院在处理其离婚案件时，应当按照家庭人口、老人赡养、未成年子女抚养等具体情况，对其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

有了以上规定，我们在审理离婚纠纷中要注意大胆引用、大力宣传，提高当事人的法制意识，在提高当事人认识的基础上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进行调解，制定切实的解决方案，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以便双方达成协议和以后顺利执行。在这方面着重调解原则同样也是适用的。

在调解达不成协议时，应参照有关法律规定，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根据保证离婚妇女有责任田又不取得双份的原则，采取以下方法处理：

一、按照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生活的原则，在原承包地块内为离婚妇女分配适量的责任田。制定分配方案时一要考虑方便双方当事人管理，二要兼顾土地的优劣、管理的方便程度和双方当事人的管理能力，在此基础上合理搭配，不搞数字上的绝对平均。同时加强法制宣传，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识，以方便离婚妇女以后对所分责任田的管理。但这样的分配也是有条件的，即当该妇女在其它组织取得责任田后，此项权利即行终止。另外，已离婚的妇女也可以采取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法，将所分责任田转包他人管理，从取得转承包费中实现其责任田权益。

二、采取全家责任田轮耕的方法解决，直到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止。具体方法是按照离婚时男方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隔几年让已离婚的妇女轮耕一年，为离婚妇女确定合理的轮耕年度，法院在判决中应注明男方将其全家责任田交付已离婚妇女的时间和女方将责任田交还男方的时间，同时在判决中写明双方均不得进行取土等掠夺性生产的条款，保证判决的顺利执行。

三、离婚妇女不再在男方的家庭取得责任田，让男方用管理女方责任田份额的纯收益为女方提供经济补偿。具体补偿数额按当地责任田的平均毛收入扣去劳动成本和资金投入后的差额计算。这笔补偿由男方按年度定期支付给已离婚妇女，或用于折抵应付的抚养费，直到已离婚妇女另行取得责任田止。

这是比较容易操作又切实可行的办法。

不管采取以上哪种方法，都应加强法制宣传，协调好人民法院与当地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关系，取得他们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支持，并为已离婚妇女以后的经营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鉴于当前农村妇女法律水平不高的现实，法官在审理中要注意运用释明权的帮助离婚妇女实现其合法权益。释明是指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等情形时，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这种释明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说称之为释明权，法院也有释明义务。采取这一方法对妇女这一弱势群体进行救济，更能全面保护妇女的责任田权益。

总之，离婚妇女责任田分配问题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既要合法，又要合情合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保护妇女地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

第二篇：论离婚案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

论离婚案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

张阿久 肖瑜 何滨

提要：《婚姻法》修正后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许多新的规定，特别是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依法应当予以保护” 的规定，是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新的突破。但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涉及农村当事人的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仍未作为财产权的一项予以分割，最高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此也未作出相应的解释。为此，笔者结合《婚姻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及性质、以及如何确认和分割等作一探析，以抛砖引玉。

在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以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由承包经营户享有。这种承包主体以家庭为单位，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承包经营户内部成员来说，是他们的一项共有财产权利。按照民法理论，这种共同共有关系中，承包经营户内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发生分户、离婚的事实，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进行分割。但据调查，法院审理的涉及农村当事人离婚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解除了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未对当事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与分割。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有的是因当事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而未主张这一权利，有的是当事人提出来了，而审理法官认为难以操作、怕麻烦，找理由予以回避。农村土地既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大部分农村当事人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经营土地承包，她们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就等于丧失了生活来源，会给她们的生活带来困难，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在审理农村当事人离婚案件时，应当依法对当事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认与分割，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离婚妇女的合法权益。

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及特点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每一个农户家庭全体成员为一个生产单位，作为承包人，在法律规定或承包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所取得的集体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所享受的从事经营并获取收益的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村土地主要是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包括招标、拍卖和公开协商承包)。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承包经营户内部成员来说，是他们的一项共有财产权利。承包经营户通过对承包土地占有、使用，而产生经济利益，或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通过出租、转包、互换、入股等方式的流转，而产生经济利益。这是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他财产或财产权利共有的财产特性。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其他夫妻共同财产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受所有权人的监督和制约。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三条规定，所有权人作为发包方享有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制止承包方损害承包土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例如，不得占用承包的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承包方一旦发生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发包方有权直接予以制止，承包方应当停止其违法行为。

2、土地利用价值的长久性、不稳定性。土地的利用价值是永恒的，只要给予土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土地一般不会磨损，而且肥力还可能不断提高，这与一般生产资料使用价值的递减性截然不同，体现出土地资料对于人类的长久意义。同时由于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土地本身又不可再生，对于农用地来说，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却与日俱增，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土地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但作为农用土地，其收益与投入有着紧密联系，这种投入发生作用一般需要几年时间，作为一家一户使用的农业用地，收益受气候、市场供求关系等因素影响，其短期内回报率有时会很低，因此，从短期看，土地的经济价值具有农业生产所特有的不稳定性。

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是一种权利的分割而非实物的分割。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在土地上设立的独立于土地所有权的用益物权，我国有关法律对土地属国家或集体所有作了明确的规定，承包人承包经营的土地是不动产，夫妻双方只享有承包经营权，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已使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化、物权化，但作为承包人仍不享有所有权。由于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因而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对夫妻承包经营的土地不能进行实物分割，只能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分割，否则就是对国家或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害。

二、关于离婚案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确认

在审理具体离婚案件时，为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属夫妻共同共有、夫妻与家庭其他成员共同共有，还是夫或妻一方享有进行确认。

1、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如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基于上述规定，承包期内，一般情况下不调整家庭承包土地，所以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属夫妻共有应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准。

2、夫妻一方在婚前家庭承包中所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或其他方式承包的四荒土地等，在双方共同生活期间共同投入与经营，对该共同投入部份应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如结婚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未作调整，男女双方各在原生活居住地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原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非因法定事由不会因结婚而被取消，故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但对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对共同生活居住地一方承包的土地共同经营，进行种植与管理，或进行改良的，所获得收益应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处理时，应由原承包方继续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原则上也应由原承包方享有，但应给对方适当的经济补偿。

3、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以夫或妻一方名义签订合同，但有证据证明夫妻共同参与生产经营、承包经营所得收益的主要部分是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则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应确认为夫妻共同享有，其投入部份或预期收益应确认为夫妻共同财产。

三、关于离婚案件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

(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分割原则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时，为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生产的健康发展，在遵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一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点，还应遵循以下特有原则：

1、严格保护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则。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上述这些规定，是基于目前很多地方的农村当中，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剥夺离婚妇女的土地承包权，使许

多离婚妇女在娘家未保留家庭承包土地份额，在夫家可享有的家庭承包土地份额也不能享有。这种剥夺、侵害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的行为，实际就是剥夺、侵害了妇女的基本生活保障权。因此，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坚决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陈规陋习，依法保护农村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权。同时因女性生理上的原因，以及各种经济、社会及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离婚妇女单独从事农业劳动，其能力总体上弱于男性，作为弱势群体，法律应当给予更多的保护。例如，在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时候，其土地在土质、水源、距离等方面有差距的，应从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原则出发，分割时适当对离婚妇女予以照顾。

2、有利于生产，方便经营、管理的原则。

保护承包土地的整体功能，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使承包土地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是对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的基本要求。如其地上附着物有的适合实物分割，有的若实行实物分割就会影响土地开发的价值，不利于规模经营和管理。又如，有些离婚妇女的娘家与男方家所在地相距较远，离婚后继续承包经营夫妻原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困难较大，不利于生产和管理，有些离婚妇女本身无经营管理能力，离婚后继续承包经营夫妻原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将会损害土地应有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针对上述各种情况，处理离婚案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割时，应适当保护承包土地的整体功能，保持地上附着物和经营权的统一性，以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提高农业规模经营效益。

3、保障家庭成员享有均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则。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社会中人人有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权利，决定了每个家庭成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均等的份额。在离婚案件中对其进行分割时，应考虑分割后不损害其家庭成员对该土地享有经营性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鉴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性，人民法院应在分清

夫妻共有份额和其他家庭成员共有份额的基础上，采取先析后离的方法进行处理，这样才更有利于保护家庭各成员的财产权利。

(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方式

1、分割经营法。如果离婚后男女双方仍同属一个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各自有承包经营土地能力，并且双方均要求对夫妻原承包经营的土地继续承包经营的，在不影响生产、方便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应考虑将夫妻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按份划出，由各自经营。

2、折价补偿法。一方无能力或不愿继续承包经营的，则应根据有利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原则，将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确定给有生产经营和管理能力的另一方经营，而判令继续经营方给予放弃承包方相当价值的经济补偿。实践中，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及双方的现实经济状况，酌情确定经济补偿数额，如有能力的，可一次性给付，无给付能力的可以分期给付。

3、代耕。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代耕是基于亲戚、朋友、邻居等相互信任关系，承包方短时间地将承包土地交由他人代为耕种的行为，无需签订书面合同。在离婚案件中，一方迫于生存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短时间内又不能自行耕种承包土地的，可考虑由另一方代为耕种。代为耕种方在扣除应交纳的承包税金、劳动投入等费用后，按当地当年(或季节)土地平均产量付给对方应得的土地收益。

4、轮耕。在离婚案件中，有时由于各方面原因，承包土地不利于分割，可采取对夫妻共同享有的承包土地进行轮流耕种的方法。具体方法为，按照离婚时家庭人口数量及承包土地总量测算出离婚一方的所占份额，规定每隔几年让已离婚的对方轮耕一年。为了判决或调解的顺利执行，应明确双方均不得进行掠夺性生产。

5、基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而产生的经济利益，和承包土地被依法占用、征用所获得的补偿费，应由夫妻双方按份额进行分割。《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给予农民以充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自由权利。夫妻存续期间，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未自己使用经营，而是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或其他方式流转而产生的经济收益，应本着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进行分割。具体如转包、出租的，则可确定在转包、出租期内，对其流转的收益按时按份分割享受。如果存在入股形式的，则也可以考虑分割股份。另外，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二)项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征用土地的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助费。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助费应归承包人所有，安置补助费则视情况而定，如不需要统一安置的，也可以直接分给农户，实践中，多数地方把安置补助费直接发放给需要被安置的农户。婚姻存续期间，如夫妻共同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的，则该安置补助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助费，属夫妻共同共有，应由夫妻共同分配。对于非夫妻共同承包经营，而是以一方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征用的，其安置补助费带有明显的人身附属性，应属承包一方所有，但对于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助费，虽为一方所承包，但应考虑夫妻共同生活期间对承包土地的共同投入，应酌情给予另一方予以补偿。

四、分割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实务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可在确认家庭土地经营权是否为夫妻双方共有的情况下，由当事人双方选择使用，或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为合理的分割方式。同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分割，还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是否应予分割，分割方式的选择，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双方均未提出分割要求的，法院不能主动进行分割。

2、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不能象其他财产一样，以所分割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折抵债务或子女抚养费。对于家电、房屋等有形财产，或者象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这些财产都是静态的，在离婚案件的处理中，有时为便于调解或执行，往往会将这些财产折抵债务或子女抚养费。但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割中，因土地承包经营权有着社会保障之功能，分割中，如将其折抵债务或子女抚养费，无疑剥夺了该方的生活保障底线。

3、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分割时一般应归于其抚养人享受，予以共同分割。集体经济组织发包土地时，以家庭为单位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幼，没有差别，人人有份。有些地区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对已怀孕尚未出生的胎儿也分配了土地承包权，也有的对已结婚尚未生育的也预分了子女的承包土地份额。在离婚案件处理中，子女随一方生活的，子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份额也应予以明晰，并分配给其抚养方。

4、不能以一方在婚姻关系中存在过错，而使其少分或不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高法院在(1993)32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及(1996)4号《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均作出过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应当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的解答。这一原则已经因《婚姻法》第三十九条中分割共同财产的原则即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不变，和新增加了第四十六条的婚姻过错赔偿制度而予否认。因此，在分割一般共同财产时，不能以一方在婚姻关系中的过错责任而照顾另一方，同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村生活保障底线，更不能以一方在生活中的过错而使其少分或不分。

总之，离婚案件中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涉及面广、处理周期长、实务操作难，需要我们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妥善处理，既要合法，又要合情合理。不管采取哪一种方法进行分割，都应加强法制宣传，协调好人民法院与当地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等基层

组织的关系，取得他们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支持，并为离婚双方在承包土地分割经营中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

第三篇：在农村离婚案件中注重妇女权益的保护

在农村离婚案件中要注重妇女权益的保护

----离婚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原告李××诉称：2002年3月28日，李××与陈××登记结婚，生育有一女儿。在共同生活中，陈××性格暴躁多疑，常无故打骂李××。2007年5月28日，在陈××的威胁下，双方到民政局登记离婚，李××被迫在陈××早已打印好的离婚协议上签字。离婚时，李××没有分到任何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存续期间，双方取得房产A和房产B，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房产A由陈××非法赠与陈小×；房产B也是陈××以陈小×的名义办理产权证，陈小×当时还在上学，不可能有经济能力购房。陈××欺诈、胁迫李××签订离婚协议书，对其中关于房产分割的约定，应予撤销。李××起诉请求判令：

1、撤销离婚协议书；

2、依法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即房产A和房产B。

3、拥有女儿的监护权。

被告陈××辩称：双方当事人系自愿离婚，对于共同财产的分割也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李××分得二所幼儿园的经营权，并非一无所获。李××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的约定没有依据。即使李××有撤销权，由于李××将分得的幼儿园转让给他人，以自己的行为履行了离婚协议书中的财产约定，故撤销权已依法消灭。房产A和房产B系陈小×的合法财产，李××无权分割。请求法院驳回李××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陈述称：房产A和房产B系陈小×的合法财产，李××无权分割。请求法院驳回李××的全部诉讼请求。[争议焦点]

1、原告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书的理由是否成立？

2、原告是否有权分割房产A和房产B？ [审理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所争议的离婚协议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并在婚姻登记机关留存，根据一般习惯，应当推定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以 “被欺诈、胁迫”为由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书，应提供证据证明其“被欺诈、胁迫”，但其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平均分割的房产A和房产B，此二处房产登记在陈小×名下。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6条和第17条的规定，陈小×系本案争议财产的产权人。在争议不动产被确认为甲、陈××共同财产之前，原告直接主张分割该争议不动产，程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不予支持。根据《民法通则》第5条及《民事诉讼法》第64条的规定，法院当庭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上诉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律师评析]

作为被告的代理人，代理律师主要抓住以下两个要害问题进行“防守”，以下两个法律问题也是原告最大的“弱点”，在开庭辩论阶段得到充分的阐述后得到了法庭的重视并当庭宣判，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夫妻离婚后，一方发现离婚时对方有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或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本案，原、被告双方是自愿到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所签订的《离婚协议》经民政部门备案，原、被告在《离婚协议》中已就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做了明确的约定。原告主张《离婚协议》是基于欺诈、胁迫而签订的，必须举证被告陈××有不法的欺诈、胁迫行为，由于原告没有相关的证据证实，故其主张的“被欺诈、胁迫”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原、被告签订的《离婚协议》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原告先是按《离婚协议》拿到了巨额财产，后为了多分财产又想去否定这个协议的效力，这其实是一种出尔反尔反悔行为，违背了民法学的禁止反悔原则，也违背了民事行为中最主要的诚实信用原则。

二、不动产的归属以登记为准。本案争议的两处房产，其登记的所有权人均为第三人，而非原告或者被告。对于房产A，系被告把个人财产经公证合法地赠与给了第三人。在程序上，如果原告想分割该套房子，必须先进行确认该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的确认之诉，然后再申请公证机关或司法机关撤销赠与公证后才能提起财产分割之诉。原告直接提出分割第三人的房产在程序上是错

误的。对于房产B，原告如认为自己或被告有出资，那也是一种债的关系，应当在返还欠款的诉讼中解决，而不能直接提起不动产的分割之诉。

[启示及建议]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也是《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就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有以下的启示和建议：

（一）完善立法，建立健全农村妇女维权体系。在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时，不得侵害妇女应该享有的与男子平等的权益，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对村规民约的审查监督。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切实承担起维护广大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职责。随时关注农村妇女维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探索，提出对策，因势利导，建立健全农村妇女维权体系。

（二）审判人性化。首先，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中，可由法官根据案情行使自由裁量权，妥善解决离婚案件中的财产侵害问题。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小城镇及农村的家庭中仍占主导地位。女方几乎未形成经济独立的模式，没有显性的收入，家庭共有财产在离婚前由男方掌握，这种状况使一方隐匿、转移财产较为容易，离婚时分割财产就像捉迷藏，男方

藏，女方找。当处于弱势的女方要求分割财产时，法院很难认定某人的财产就是男方所转移的夫妻财产。当缺少财产保护意识的妇女意识到为了离婚需要搜集证据时，男方已把有关的证据毁灭或隐藏起来，已把财产转移了。甚至找人作伪证，写假借条，致使在分割夫妻财产时，财产没多少，“共同债务”倒是越来越多。因女当事人举不出共同财产的证据，其主张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导致的结果是不公正的家庭财产分割。要充分考虑妇女对家庭的隐形贡献，男方给予妇女适当的补偿。其次，加强对离婚案件的调解，在处理离婚案件时要正确把握离与不离的标准，创新调解机制，耐心细致地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尽量让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重归于好。再次，加强对涉及家庭暴力类自诉案件的审理，切实维护受害方的合法权益，对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员起到震慑作用。

（三）保护绝育妇女对子女的优先选择权。笔者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凡已行绝育手术妇女，对小孩抚养享有优先选择权。妇女为响应党的计划生育政策行绝育手术，既承受了肉体上的莫大痛苦，也意味着将来失去生育能力，鉴于此，法院在确立小孩抚养权时，应侧重照顾女方。一般来说，在同等条件下，若男女双方已生育二胎，则女方优先选择一胎抚养；若生育一胎，则由女方优先选择抚养或不抚养，并在负担的抚养费数额上予以适度照顾。对被法院判决归由女方抚养而男方强行抚养的小孩，其抚 5

养费由男方自行负担；男方就该小孩抚养费问题向法院提出追索诉请，一般应作出不利于男方的判决。

（四）完善女方探视权的判决内容。在离婚判决书中应规定女方行使探视权的内容及男方应履行的相关义务。《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这仅是对探视权进行的原则性规范，但针对个案来说要具体化，要将女方行使探视权的方式、时间以及男方应履行相关义务的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并写入判决主文之中，为将来男女双方可能产生的探视权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执行依据。

（五）合理支付土地使用补偿费。女方离婚后绝大多数将离开原居住地，原与男方共同承包的责任田无法继续耕种，从客观上讲，需要将自身及被抚养小孩份内土地使用权转与男方，男方于是从中收益；另外，考虑到女方及所抚养小孩在落户新籍后，在短期内难于获取新的耕地。因此，男女双方离婚后，男方应当给予女方适当的土地使用补偿费。

（六）加大法律宣传力度。要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学习《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她们学法用法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要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活动，提高农村妇女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水平，提高诉讼能力。并大力倡导健康的、积极向上生活，促进广大农村青年男女，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乡镇机关和村委会要充分利用自

身的优势向农民群众宣传各类法律，特别是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知识。

（七）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要进一步加强有关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及相关权益司法救济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运用到审判实践当中。对于诉讼能力差，又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农村妇女，法院在考虑减免其诉讼费的同时。可主动与当地法律援助中心联系，为其申请法律援助。同时，加强诉讼指导，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各个阶段，充分给予法律帮助，告知和协助妇女当事人参与诉讼。

扶绥县司法局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第四篇：离婚案件审理中儿童利益保护问题之探讨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渴望摆脱不幸婚姻追求个人幸福的人与日俱增。离婚的增多意味着不稳定的家庭关系增多，离婚带来的不仅仅是家庭的破碎、当事人本人的痛苦，父母离婚的最大受害者是儿童。所以，“更加注意尊重和保护儿童利益”已是现代婚姻家庭法的发展趋势之一。

一、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是世界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儿童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儿童属于弱势群体之一，故法律应当对儿童的利益给予最大化保护。“儿童最大利益”保护原则最早是由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该《宣言》指出：儿童（注：特指18岁以下）应受到特别保护，并应通过法律和其他方面而获得各种机会与便利，使其能在健康而正常的状态和自由与尊严的条件下，得到身体、心智、道德、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这一原则后来在若干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条约中多次得到重申，当前，“最大利益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或司法中明确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普遍被认为是处理子女监护抚养等事宜之唯一最高准则，被作为解释相关法律条文的依据。

儿童最大利益，就是将儿童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国家在制定各项政策、处理涉及儿童事务中，均应以儿童利益作为优先考虑的前提。该原则集中体现在《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中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根据本条规定，“最大利益原则”不是最大限度的考虑儿童的利益，也不是优先考虑原则，而是把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首要”考虑的地位。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利益保护立法的最重要原则。在大陆法系一些国家的立法中，虽然大多数都没有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但在有关子女监护权、亲权或父母照顾权以及探视权的行使等方面的规定中都体现了该原则。如《法国民法典》第287条第1款规定:“亲权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在双方不能协商一致时，或者法官认为所达成的协议违背子女利益时，法官得指定由子女在其处惯常居住的父或母单方行使亲权。”关于亲权的撤销，该法典第427条规定，“父与母，因虐待子女，或者因经常酗酒，明显行为不轨或者有犯罪行为表现，或者因对子女不予照管或引导，使子女的安全、健康与道德品行显然受到危害时，可以在任何刑事判决之外，被完全撤销亲权”。

我国是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该公约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各国政府处理儿童有关问题必须首要考虑的原则。这就为各缔约国政府制定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提供了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儿童优先”原则是我国儿童权益保护原则之一。2001年5月22日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开篇提出了“坚持‘儿童优先’原则，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权利，提高儿童整体素质，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总目标。2006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补了“儿童优先保护”的原则。“儿童优先”原则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儿童本位”的权利理念。《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儿童法体系中的核心法律，但未成年人保护法规本身的不周延，“儿童优先”原则内容规定不具备可操作性，及因为没有配套措施加以落实，致使这一法律原则在实践中无法执行，造成规范虚置。这就造成该法律原则只是呼吁性规范。“儿童优先”原则在其他法律规范中同样出现尴尬境地。例如《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分割，如协议不成时，由法院依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立法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母亲的利益或父母的利益并列而给予同等的保护。某些立法规定甚至以父母的利益或意愿作为优先考虑，仍然停留在“父母本位”阶段，如，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3条第1,3项对离婚时确定由何方父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考虑情形之规定“己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无其他子女，而对方有其他子女的”可优先考虑的因素。很明显，这些判断标准注重的只是父母的愿望和权利，没有体现出“儿童优先”原则，更是与国际法所要求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精神相悖。其次，“儿童优先保护”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不同层次上的儿童利益保护原则。最大利益原则不仅特别强调子女之于父母或其它相关利益的优先地位，而且适用范围更广，如在收养关系中、监护权和教育权的行使中等等；不仅要考虑儿童优先，还要看在优先考虑儿童利益的前提下，怎样做才能保护儿童的最大利益。最大利益在本质上更能体现儿童主体的权利理念。它所涉及的是与儿童有关的一切事务，把解决儿童利益有关的问题升华到更高的层次。而“儿童优先”原

则本质上并未超出父母权利的规制，它只是在父母权利的框架下考虑儿童权利的优先地位。

二、离婚诉讼中儿童的利益保护

现代家庭的婚姻冲突及为追求个人幸福而离婚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父母离婚导致家庭破裂的最大受害者是孩子。对儿童而言，不仅仅在于家庭是其社会化的首属环境，对人格的塑造也有着奠基的作用。在儿童社

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化环境对其成长的影响是不同的。年龄越小，父母和家庭的作用越大。据美国学者阿莫托和基思利用文献系统分析法对92个前人的研究（涉及13000个孩子）进行再分析，表明70%的前人研究都发现父母离婚孩子的福利低于生活在结构完整家庭里的孩子。国内许多社会研究成果已证实父母离异不仅造成子女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对子女的心理健康、学习成绩、品德行为和生活安排均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心理的创伤难以弥合。

要保护儿童，首要的就是了解儿童的权利。联合国早在1959年的《儿童权利宣言》就指出“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后均需要特殊的保护和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适当保护。”按照《儿童权利公约》的界定，儿童权利多达几十种，如姓名权、国籍权、受教育权、健康权、医疗保健权、受父母照料权、娱乐权、闲暇权、隐私权、表达权，参与权等等。《儿童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能够形成自己看法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儿童的一切事项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的重视。”参与权指每个儿童有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儿童有权利就所有影响他们生活的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在我国离婚诉讼中，子女本人既不是其父母离婚中的当事人，也不是案件执行过程中的被执行人，这就意味着他不享有任何执行过程中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同样也不负有任何执行过程中的诉讼义务和实体义务。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往往处于离婚的从诉地位，即在解决父母离婚问题时对子女抚养、监护等问题附带一并予以处理。也就是说，父母既是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又是该案中子女的代理人。为了尽快从已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以便另筑爱巢，在经历了财产争夺大战之后而身心俱疲的有些父母很可能对子女问题随意处理。由于我国没有设立未成年子女“诉讼代表人”制度，没有专门代表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提供可资法官借鉴的建议，有些法官可能会被动地接受父母对子女的安排方案。在此情形下，无论是处理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还是探视问题，都有可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在民法、婚姻法、收养法、少年法、教育法等部门法中确认最大利益原则，以更切实地保护儿童权利。鉴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时存在定义的模糊性，如果给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可能轻易将其不确定的想法、怠惰、甚至是偏见带入审理的案件中来，使此原则的实施偏离其宗旨。对此，我国应借鉴英美法国家为法院设定的在决定子女最大利益时，应审酌的影响因素，立法中明确规定“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适用应考虑以下因素：（1）子女的年龄、性别、背景以及相关的其他情况；（2）子女的意愿及情感(应考虑其年龄与认知能力);(3)子女的物质、精神以及教育需要;(4)子女的生活环境改变可能造成的影响;(5)父母一方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人的意愿、对子女的情感及其满足子女需要的能力;(6)法官认为与维护儿童最大利益相关的其他因素。这样立法明文规定了应考虑的基本情形，既使法律更为统一和清晰，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还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最大化。

三、家庭和谐是“儿童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坚持“调解和好为重，维护家庭稳定”的审判原则，将调解离婚当事人的和好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在调解过程中首先从离婚案件的原告提出的离婚理由作为调解的出发点，针对夫妻间存在的主要矛盾进行分析，找到婚姻冲突的症结所在进行调解，抓住父母关爱子女这一心理，使其处理好人性和亲情的关系，再根据双方的性格特点进行引导，同时抓住父母对子女健康成长所负责任方面对其进行深刻教育，“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共同责任的原则得到确认。父母对儿童的养育和发展负有首要责任。儿童的最大利益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为未成年人子女营造温馨、良好的成长环境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并充分利用现实生活中离婚及单亲家庭给孩子带来的严重的负面影响，结合离异家庭子女犯罪率高及性格易出现障碍等突出的社会现象，劝原被告“为了孩子”，和好撤诉，为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提供一个幸福和谐家庭环境。

第五篇：审理公告离婚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公告案件比例提高，公告离婚案件的比例也随之攀升，2006年，淮滨法院公告离婚案件占同案由案件的七成以上。为更好的保护原告方、下落不明方的合法权益，这里，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就审理公告离婚案件时应注意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谨供大家参考。

一、婚姻关系有效性的严格审查

修改后的《婚姻法》按婚姻的效力将婚姻划分为三大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合法有效婚姻。法院在受理公告离婚案件时。首先要确定婚姻的有效性，无效婚姻，可撤销的婚姻在审查时没有多大难处，而对婚姻是否合法有效，由于公告离婚案件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场，审查时只能以结婚证的持有与否作为依据。这也是区分合法婚姻与非法同居关系的分水岭。所以，在受理案件时，要严格审查原告方提交的结婚证这一证据。另提醒一点，在审判实践中，对案件受理后判决前是否收回结婚证，做法不一。笔者认为，结婚证对当事人一般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案件判决之前，法院只应在形式上审查原告方是否持有，以之作为定案由的依据，不应收回原件。是否需要收回原件，要在判决之后，根据判决结果作出收回不收回的决定。

二、审查被告是否适格

所谓公告离婚案件，就是指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以感情破裂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离婚，法院经审查，一方确下落不明满两年，通过公告形式依法缺席判决准予离婚的离婚案件。它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二条之规定，即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是审理公告离婚案件的条件。这个条件有二层含义：

1、当事人存在有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

2、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满二年。从这个条件可以看出，被告应同时具备这两层含义，不完全具备的，不为公告离婚案件的被告，审理时不能适用公告形式审理。对不具备两层含义的被告，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如被告外出音讯全无，却未满二年，可依诉讼法规定作出中止审理，以待被告出现或期限届满；对于被告外出满二年却有明确的地址的，可以邮寄送达的方式通知其应诉、出庭。

三、财产的处理认定

公告离婚案件由于只有一方当事人到场，对于财产的认定一般不易区分，由此带来财产分割的困难，财产无法分割又带来对第三人（一般为债权人或债务人）、子女的侵害。审判实践中，对财产的处理有二种做法：一种是将财产全部判给原告方；一种是按原告方的举证责任以作划分。笔者认为，二种做法均有不妥。第一种做法侵犯了被告的财产所有权；第二种做法夸大了原告方的诚信度，也违背了诉讼证明材料只有经双方质证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的原则。结合以上两种做法，笔者认为，对于财产的认定及处理，可暂时不予考虑，即暂不分割，可指定由原告方代管，同时配以财产登记制度，限制原告方对财产处理的滥用权利，以避免事后纠纷的发生。

四、子女的抚养

失败的婚姻，导致了子女直接抚养人的单一。由于被告下落不明，直接抚养人原则上应当然归于原告，但在现实中，常出现被告方的直系亲属要求抚养并且私藏、隐匿子女的现象。法院审判时，大多根据原告方的意愿作出处理。这就强调了原告的权益，而没有注意到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笔者以为，对于子女的抚养，如果子女已满10周岁，下落不明方的直系亲属坚决要求抚养的，又无法达成协议的，可根据亲密关系，生活时间等具体情况，以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为原则作出由被告方抚养、被告方直系亲属监护的判决。当然，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被告方直系亲属又不具备抚养条件的，法院可采取强制措施对私藏、隐匿子女的被告方直系亲属作出处理，以避免人身的不可执行性。谈到这里，不妨建议扩大探望权的主体，即建议探望权的主体不应仅仅为父或母，也可扩大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被告方的直系亲属上；在诉讼程序上允许扩大的探望权主体单独提出诉讼，也可列为第三人。

子女的抚养，必定带来抚养费的问题。对于抚养费的问题，处理方法不一，有人认为应处理，有人认为不应处理。笔者认为，抚养费处理与否不能一概而论，要统筹兼顾，即要考虑被告方下落不明的事实状态，又要考虑子女的抚养、财产认定、分割、当地社会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可暂不处理。

五、过错赔偿的补充

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及司法解释第三十条规定了损害赔偿的条件及实现可能，它对保护无过错方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公告离婚案件中，如何体现这一法规的精神有点困难。其

一、原告作为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即使搜集有材料，但因无法质证或法院难以查证而不易认定；其二，无过错方的原告假使打赢了官司，因无法执行，而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对无过错方的诉求只能有两种

结局：要么被驳回诉求；要么被劝撤回诉求。法院对此也无奈。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为更好地保护无过错方，不妨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十条第（一）项略作修改，修改为：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但公告离婚案件除外，公告离婚

案件中，符合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可在离婚后，知道或应当知道过错方下落后的一年内单独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