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时代的终结与反思（大全）

第一篇：维稳时代的终结与反思（大全）

维稳时代的终结与反思

学者崔卫平在《维稳年代的政治》一文中指出：“将来的人们会用什么来称呼我们这个年代？‘维稳’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维稳年代’会变得如同‘大饥荒’、‘文革’、‘改革开放’一样，用来标明某个历史时期。”20世纪89以后，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的指引下，尤其是在***主导政法委工作时期，维稳体制成型，中国进入全面维稳时代。近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立案审查，这不仅是反腐中的标志性事件，更是维稳时代终结的标志。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10月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本文以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为视角，对维稳时代予以全面省思，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理性建议。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基层社会是在县政范围内。据中国行政区划网统计，截至2009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2858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其中包括1464个县、367个县级市、117个自治县、49个旗和3个自治旗，此外还有2个县级特区、1个县级林区和县级以上城市中的855个市辖区。由于县政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区和多发区，就上述县域的人口和地域规模而言，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尤为必要，事关国本。

中国有一句古话：“郡县治，天下安。”清代学者汪辉祖曾明确指出：“亲民之治，实惟州县，州县而上，皆以整饬州县之治为治而已。”事实上，基层社会治理从古至今都应是执政者高度重视的问题，任何执政者如果不注重基层社会治理，或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能顺应时潮，与时俱进，往往会陷入执政困境。对于党和政府来说，“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2011年10-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注基层治理”的系列评论文章。

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腾讯网做了“靠什么支撑中国基层政权”的问卷调查，7006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中国基层政权正出现严重弱化的趋势。

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存在以下突出问题：一方面，政府维稳投入不断加大，花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矛盾越演越烈，呈现数量增长和性质暴烈的趋势。可以说，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已堕入“越维稳越不维稳”的怪圈，这表明既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面临严峻挑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

当下，社会弥漫着焦虑，无论官或民，还是草根或精英，普遍缺乏安全感，对未来无法预期。虽然改革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一落到具体上，又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以至于事关重大的改革举措一再被拖延，改革进入困境，已成僵局，为此，有人认为“改革已死”，中国进入“转型陷阱”。其实，这不是“改革已死”，这是改革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

二、维稳为何制度化？——基于社会形势分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各级政府负责人为缓解任期内的维稳压力，难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从制度角度，为矛盾解决做长远打算。结果，许多临时性、应急性的权宜之计被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当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权宜之计制度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政治民主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各级政府“责任承包干制”促使上述趋势加剧。

事实上，权宜之计多是各级政府为解决突发性社会矛盾，在短期内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形下所做出的决定。这一决定本身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在长远制度安排上的缺陷，虽然，其在短期内对维稳而言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即所谓稳定就是搞定的逻辑，但因其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往往得不到治理对象的认同，甚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干部也未必认可。可以说，权宜之计制度化将会在根本上降低政府权威，加速政府合法性流失。

在我国，促使权宜之计制度化有两个关键期：一是“八九事件”；二是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这两个关键期致使政府治理更多依赖权宜之计，并将权宜之计作为治理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维稳走向体制化，这使体制改革往纵深方向推进的难度加大。基层社会治理依赖权宜之计，其着眼点是维稳，更多体现在应急性的管理措施上，其前提应是面对一个非正常社会。众所周知，改革30多年来，中国赢得的最大的进步就是社会越来越趋于正常化。事实上，权宜之计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依然是强调管控社会，仍然沿袭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的权利管制思维，这与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进步潮流相逆，亦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

目前，作为社会创新管理举措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正在在全国推行，这一举措是权利管制思维借助新技术手段在当下的延伸，目的是为了把维稳做得更为精致。可以说，不管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名称多么美妙，手段多么先进，都无法摆脱管控社会的实质。社区网格化管理最大的误区就是就是将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予以格式化，其格式化的目的就是便于各级政府对社会层层管控，结果，忽略、限制、歧视甚至剥夺宪法法律赋予管理对象的公民权利。

从治理层面而言，社区网格化管理仍是属于集中管控，与国际社会倡导的“多中心治理”理念相悖。“多中心治理”强调在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实现多个中心的自治，从而达到治理的目的。而在社区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将公民变为实现稳定的工具，最终实现权力管控社会的目的。目前，社区网格化管理建设正在耗费大量的公共财政资源，学者对这一社会管理模式应予以反思和矫正，而不要在给予过多赞誉和过头的论证。

实践表明，权宜之计治理模式的出现，存在执政者对社会形势误判的可能。同时，政府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的提出，也存在某些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夸大维稳需要，甚而绑架国家政权，压制公民权利，攫取利益的可能，改革30多年来，重庆“薄王事件”就是典型。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强调执政党和政府的绝对权威，并依靠国家机器予以维系，这离强调法律至上的法治目标越来越远。同时，这种“化疗式”管控社会的治理模式，其直接后果导致社会健康细胞的坏死，加剧权力和资本不受约束的程度，并使之变异为禁锢公民社会成长的“体制肿瘤”，社会呈现溃败之势，执政自信更无从谈起。

三、维稳成本从何而来？——基于权利成本视角

目前，基层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之所以能推行下去，其根本在于公共财政尚能提供愈益庞大的维稳经费。然而，为不断维持各级政府在维稳经费上增长的需要，国家在税费征收上有出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一方面恶化商业投资环境，另一方面加剧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各级政府的拆迁征地上，“土地财政”的出现便是典型例证。

财政部有关人士曾出面说中国财政预算中根本就没有“维稳费”。财政部有关人士否认维稳经费的存在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维稳经费的依据站不住脚；二是政府对维稳经费的使用缺乏监督，其中必然存在诸多漏洞，有人依赖维稳获利，希望不稳甚至夸大维稳需要，从中获利，甚至维稳已发展成为一个利益链条。这里，依据相关资料，就维稳经费的存在例举如下：

（1）湖南乡镇截访唐慧或已花百万盼其胜诉以脱责；

（2）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报告中指出：“近年来，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维稳成本相当高昂，在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到了不计代价、不惜血本的程度。据估计，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高达44亿元，远远超过当年社会保障就业资金的35.2亿元。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也与之类似，甚至更为严重。这说明维稳工作的各种投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性支出。如果以全国计，每年用在维稳上的资金更会是一个惊人的数量。

（3）2012年2月10日开始，15000多名干部将进驻到5010个村。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他们将与原单位工作脱钩，吃住在农村。河北为此支付2.5亿元干部工作经费。河北省委给下乡干部的任务是帮助农村发展经济，同时做好维稳工作，确保10月底前不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并希望让上访量大幅下降。(2012年2月29日《新京报》)

（4）《财经》杂志曾刊登《公共安全账单》文章，披露了中国式维稳的一些经费现状：据财政预算，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244.21亿元，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011.56亿元。这是中国的公共安全预算连续多年超过国防预算。

（5）根据《河北省公安机关奥运安保侧记》的记述，2007年至2008年，河北省本级财政为奥运安保及相关基础设施投入2亿元，其中环京护城河指挥部和17个检查站就耗资1.2亿。同时，中编办亦特批5000名民警名额，用以充实“护城河工程”警力。而根据其规划，从2008年开始的三年内，河北省三级财政还将投资49.5亿元，继续完善“护城河”工程和河北的公安基础设施。

（6）在《南方周末报》记者查阅的各地的2009年维稳工作总结中，都专门提到解决长期上访问题的“专项经费”，而各地公布的数据中，也多有体现出因为“维稳”而增加的行政成本。2009年底，云南省在其全省的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从2010年开始，将把全省的人均综治经费标准提高一倍。《法制日报》在2月份报道说，2009年财政收入为1500亿的辽宁省，则在今年的省两会上公布223.2亿为维护社会稳定支出，比2008年上涨15.5%，相当于拥有4500万人口的辽宁省每人为维稳支出500元。

（7）湖南津市市，因政府财力有限，虽然维稳经费在财政拨款中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仍不能满足需要。无奈之下，只好口中挤食，强令所有财政拨款的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挤出财力保证维稳经费。甚至不惜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拨到政法委集中使用，以确保维稳人员工资的发放。天价维稳成本是沉重的包袱，最终必然分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

（8）《南方都市报》刊文《安元鼎，北京保安公司截访“黑监狱”调查》，披露情况令人震惊，文中指出：“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在北京保安业悄然做大。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安元鼎的主业为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的民众。这家时间短却发展迅猛的保安公司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向地方政府收取佣金以限制上访者的自由并押送返乡，甚至以暴力手段向上访者施暴”。

众所周知，依据人民主权的基本原理，设立政府的最为根本的目的是保障好公民权利，即公民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积极行动。而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积极行动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撑，政府寸步难行。可见，公民权利从宪法和法律文本融入公民生活中需要成本支出。

当下，因维稳的需要，政府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耗费了大量的公共财政资源，且有不断扩大之势，且直接影响政府法定职责的履行。与此相较，政府用在公民权利保障上的公共财政支出却愈发显得捉襟见肘。更为令人担忧的是，政府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正在对公民权利造成较为严重的侵害。近些年来，政府在维稳上存在动用公共财政资源过度的问题，某些地方政府“刁民化”、“敌人化”维权公民，甚至动用警力压制维权公民。某些地方甚至出现警察城管军队化的倾向。同时，公民维权的私人成本也在不断加大，屡屡出现暴力维权，甚而以命相博的状况。这样一来，依靠公民税收收入形成的公共财政最后成为政府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走向制度化的支撑，也成为公民实现权利实现的障碍。学者于建嵘在分析群体性事件时指出：“经过研究和分析，初步确定在群体性事件中主体80%以上是关于维权的。”

美国学者史蒂芬·霍姆斯和卡什·R·孙斯坦撰写的《权利的成本》一书揭示权利成本的构成，其包括：权利的私人成本、权利的预算成本和权利的社会成本。我们这里主要从权利的预算成本，即权利的公共成本来展开文中的一切讨论。以往人们在论述公民权利时，过多强调公民权利的正当性问题，就此，西方经典理论家们提醒人们需要时刻警惕政府这一“必要的恶”的侵害，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指引之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干预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者，政府就是问题本身”。事实上，20世纪以来，随着公民权利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政府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公民权利由“可欲性”变为“可行性”，政府不能局限于消极的“守夜人”的角色，为保障好公民权利，政府应该积极行动。政府的公共预算应优先和重点考虑公民权利保障，而非用在政府组成人员的自身上，更非用在维护政府组成人员的利益上。

政府对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的愈发依赖，政府改革自身的动力就必然愈益减弱。因政府推行权宜之计治理模式的需要大量的公共财政投入，这也必然加剧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获取与控制。“国进民退”、“分税制”等举措都是在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这对建立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而言也是一种钳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近二十多年的维稳，尤其是在近些年来维稳体制化后，政府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已使一批体制内掌控资源者获利，维稳已成为维护某些掌权者利益的必然需要和依靠，因此，某些掌权者希望目前权宜之计的治理模式固化，这样其获得的利益才能固化。

改革前后相较，政府集权本性仍未改变，虽然物质管制已基本解除，但权利管制上依然严厉，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仍未得到有效落实。改革开放前，政府通过资源完全国有形式，用计划手段，控制公民的生存之源，达到控制公民意志，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这样一来，公民成为庞大国家机器上的零部件，美曰其名为“螺丝钉”，可以说，政府是将每一位公民物化为代价来实现稳定，这样所形成的维稳成本是无法用金钱计量，整个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影响至深，时至今日全体国民仍在承受这一后果。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自由度逐步提高，特别是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源不再完全国有，公共财政来源于政府向公民或企业征税，公民的纳税人意识日趋增强，这时，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发生变迁，由改革前“政府养活公民”，向改革后“公民养活政府”转变。随着公民纳税人意识增强，公民开始关心和在意公共财政的支出情况，这也必然促使公民对维稳经费越来越关注。在公民权利日益崛起的大潮下，公民必然要求政府将更多公共财政用在公民权利保障上，必然反对政府将公共财政用在维稳上，特别是用在以维稳为由限制剥夺公民权利上。

眼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治理普遍“不讲道理”，遵循“稳定即搞定”的实用主义逻辑，依靠政权强力，推行“刚性维稳”。结果，公权力屡屡公然违背宪法和法律，横行于制度的笼子之外，与法治背道而驰。为此，有学者指出“中国法治正处于大倒退时期”（江平）。在政府治理靠“力”而不靠“理”的情形下，权力和资本主宰一切，社会陷入“丛林法则”，社会正义难以出现。这样一来，官民道德急剧恶化，整个社会堕入无操守，不尽责，逐利益的颓废之态。

近十几年来，政法委维稳职能凸显，其体现在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之后，公安局长在现有党政权力架构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一方面，这是将政法作为专政力量的传统理念在当下延伸，另一方面，这是公安在维稳体制下作用日益重要的体现。然而，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做法，直接打破了“公检法”在宪法制度中的平衡，这样一来，在凸显的社会矛盾前，法院及法官出现被边缘化的趋势，异化为维稳的工具，难以担当公正中立裁判者的角色和责任。事实上，在一个“法治天下”的法律帝国里，法院乃帝国之首都，法官乃帝国之王侯，正如马克思所言“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别的上司。”“十八大”召开前后，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这是否意着政法委维稳职能的新调整呢？有待进一步观察。

历史经验揭示，唯有法治才能走出维稳困境，法治也是中国未来要抵达的目标，然而，法治不会一夜之间自动实现，它需要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法治的实现需要成本，有赖于公共财政的投入，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改革30多年来，我国赢得“经济奇迹”，公共财政随之有了较大增长，这理应有助于法治发展。但是，因维稳需要，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几年里，政府为之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这必然挤占了公共财政在发展法治上的支出，更有可能推延了中国法治的到来。目前，基层社会治理严重依赖既有维稳模式，这是摆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关中国法治未来。

四、结论

运用权利成本理论来分析基层社会治理困境问题，目的是在寻找出路上有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也使政治体制改革更具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据此，就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执政党和政府在执政理念上由从强调依靠强力实施“专政”向强调依靠说理的实现“宪政”转变。

（二）强化人大公共财政预算约束职能，使之进一步的“硬起来”，将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预算支出摆在首要位置，严格限制政府在其它方面的支出。

（三）加强人大财政审计职能，将国家审计局由隶属国务院转为隶属全国人大，严禁公共财政支出用在权宜之计的维稳上，尤其是用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维稳举措上。对滥用公共财政资源的相关责任人员应予以弹劾，并依法追究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加大对公民权利保障的投入上，在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独立的同时，大幅度提高和确保法官待遇，并由中央财政直接投入。

（五）将县政改革与司法制度改革相结合，在县级政权建立以法院司法制衡为基础的权力架构，具体方案是：其

一、法院人、财、物脱离地方党委和政府管理，由中央直接管理；其

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明确禁止各级党政部门直接干预个案审理以及要求法院参加维稳；其

三、取消县级政法委员会协调个案的职权。

（六）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退民进”，降低和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控制的范围和数量。加大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力度，在制度上为公权力划定边界，确保公民私有财产权不受政府公权力的非法干预和侵犯

（七）在税收征收上遵循“无代表不纳税”宪政原则，尤其是在新税种设立和开征上必须要得到纳税人大多数的同意，从制度上确保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终实现公民权利保障目的。

（八）在社会管理和创新方面，应确立通过放活社会来制衡权力，而不是沿袭集权思维，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管制权利，扩张权力。

改革前，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完全是通过权力控制社会得以实现，这时，国家与社会之间是单向度的权力支配关系，社会无法形成自主力量去约束制衡国家权力，庞大政府和虚弱社会之格局便产生。改革后，虽然民间社会的力量有所增强，但是强政府与弱社会的格局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因此，改革30年来，中国的发展，更多体现在政府的庞大与强势上，而难以体现在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上。而一个庞大与强势的政府，在缺乏足够社会力量制衡和宪法法律制约的情形之下，政府权力必定会出现滥用和腐败，政府必定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为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应由靠权力单向度管理转向促民间参与式治理。

（九）各级政府应正确认识政权与人权的关系，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的关系，确立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的观念。

鉴于目前社会矛盾凸显，执政者担忧社会将出现动荡，仍沿袭稳定压倒一切的手段解决社会矛盾。公民维权往往被某些地方政府视为对其权威的挑战，被当作社会不稳定因素来看待，其结果必然是，某些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办法压制公民维权（比如法院不予立案、限制律师参与维权、禁止媒体报道等等）。而公民在法律框架内的维权道路不畅，甚至被堵塞之后，公民必然要诉诸法律之外的途径。近些年来，在传统维稳思维之下，政府越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社会却表现出越不稳定的态势，暴力事件乃至群体性事件（包括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其实，公民在法律框架内的维权活动，是公民对现有政权和制度合法性认可的体现，是公民信任现有政权和制度能够保输出正义的体现，这不仅不会威胁到现有政权和制度，还会督促政府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不仅不会破坏社会稳定，还会使社会保持长久稳定，这不仅不会促使社会溃败，还会促进社会健康。惟有让公民合理合法的诉求进入制度轨道，公民才不会在体制之外去寻求非理性的渠道予以表达，因此，可以说，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

（十）加大地方制度创新的力度，积极开展基层治理实验，在公共预算、司法改革、社会管理等方面，从点（示范点）到面（示范区）予以突破。目前，福建平潭正在进行综合实验开发区建设，应大力借鉴台湾地方治理的成功经验，开展地方治理实验，促进海峡两岸实现“共同管理”，打造“共同家园”。BBC 原载共识网

第二篇：通胀时代的维稳

通胀时代的维稳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47期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29日 财新传媒杂志订阅

虽然物价管制措施暂时可以平复大众的通胀恐惧，但如果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恐惧会再次猛烈袭来 谢国忠

通胀已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政府随之以紧缩货币和管控价格结合相应对。虽然这些措施暂时可以平复大众的通胀恐惧，但如果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恐惧可能会再次猛烈袭来。

中国已进入通胀时代。今后五年，平均通胀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过去十年货币扩张的情况。现在试图阻止通胀为时已晚，需要做的，是保障通胀时代的稳定。

从通缩到通胀

中国经济易于发生通胀。一个发展中的大经济体对货币的需求是无处不在的，而经济体系往往通过货币扩张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是为何中国高通胀频现。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通胀终究是货币现象。长期来看，这句话是对的。而在短期，通胀和货币的关系会变得错综复杂。在不同情况下，货币扩张对通胀的影响有所不同，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参变量。在现实中，这不仅与货币流通的快慢有关。货币流通或倾向于与CPI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1996年-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缩。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和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价格偏低。国有部门改革将数百万下岗员工推向市场。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婴儿潮”也持续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农村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则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产业部门。

尽管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但剩余劳动力却使工资保持停滞，于是，国内外制造业产品价格普遍下降。沃尔玛公司的成功，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

然而，那时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并未带来通胀，这要归功于国际市场上低廉且不断降价的自然资源。主要原因是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中东欧、俄罗斯和中亚等苏联阵营经济体的资源需求不断萎缩，抵消了中国需求的增加。

如果一个经济体正走向通缩，货币扩张短期内不会导致通胀。因为如前所述，在这一经济体内，货币流通缓慢。而且，这一时期内的货币一边倒地流向房产业，并没有进入与CPI相关的商品和服务领域。

2004年-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平衡。部分行业，特别是出口行业，出现劳动力短缺。由于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阵营的经济体的需求开始抬头，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市场条件开始偏向通胀，即货币扩张很可能导致CPI通胀。这就是为何中国在2007年遭遇严重的通胀问题。政府提高利率，恢复价格管制，以遏制通胀。

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

许多分析家希望借此阐明，通胀从来就不是什么久治不愈的问题，由于产能过剩，中国仍处于通缩阶段。这种想法导致三年内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了78％。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

由于中国对通胀的经济投入了大量货币，目前的通胀问题比2007年更严重，需要多年才能化解。

内生还是外生

目前对通胀是外生还是内生的问题仍争论不休。

通胀形成并非一日之寒。有人认为，是美联储最近实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诱发了中国的通胀。这种解释太天真。美联储的政策还来不及引发中国现在的通胀问题。还有人说，从中国的粮食价格就可看出，国际价格和中国的通胀有明显关联。这种解释也不准确。中国的大豆进口量比去年增加25％，这才是大豆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所以，不能将中国商品价格上涨归咎于国际市场，但如果说，中国的需求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这种判断是合理的。

重要的是要对与通胀斗争的目标有明确认识。在通缩环境下，资产投机吸引了巨大的货币增量。

即使环境已经开始变为通胀，这种投机势头仍在不断吸收货币。但由于通胀最终会带来紧缩的预期，货币将不可避免地逃离资产市场，从而推动CPI上涨。虽然可以推测货币会如何被回笼，实际上，自1930年以来，没有哪个主要的经济体能够收缩货币供给。此外，由于过去的货币增长催生了许多投资项目，需要持续的货币增长来维持这些项目的运营。因此，通胀似乎无法避免，而且可能会连续数年居高不下。

五大对策

通胀并不意味着不稳定。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较高的通胀，但经济并未停止增长。维稳的必要条件，是在今后数年内将利率上调至与预期通胀相若的水平。今后五年内，中国的CPI平均通胀率很可能高于5％。将存款利率，至少是短期存款利率，尽快提升至这一水平，十分关键。

否则，储户可以取出存款，囤积消费品。这将导致通胀危机。保持通胀稳定的首要工作，即是让储户愿意继续在银行里存款。

如果所有物价一同上涨，无人能够幸免。但是，通胀很少以这种方式发展。承受通胀之苦的往往是固定收入人群，例如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人群。通胀也通常反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使所承担债务（包括退休金负债及银行存款）缩水，往往是其不言而喻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通胀往往伴随着社会不稳定。但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当强大。公共部门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在所有主要经济体是最高的。中国的财政压力来自投资的强烈愿望。只要政府能限制或减缓投资，将退休金和其他固定支付和通胀维持在同一水平，不存在财政困难。

市场力量将使工资，特别是蓝领工人工资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名义GDP。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与企业联手抑制工资上涨。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工资上涨是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使其转向消费、远离投资的最佳途径。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很高。这导致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普遍尽可能地增加可抵税开支，降低计税工资。由于企业所得税为25％，而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为45％，这使得部分人的个人所得税不高于25％。但大公司的员工通常要支付最高税率，在通胀压力下涨工资，大型企业的负担将不成比例地增长。此外，通胀大大降低了高税率的准入门槛。通胀侵入个人所得税结构，加剧了通胀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和企业所得税率持平，同时根据通胀提高每档所得税率的门槛。

反对提高利率的人士认为，这样会吸引“热钱”。我认为不会。利率不是吸引“热钱”的惟一因素，可能也不是主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十年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实行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但没有成功。过去几年，同样的经济体实行低利率而且并不需要外国资本，但“热钱”仍如潮水般涌入。印度的利率水平接近10％，却没有中国吸引的“热钱”多。“热钱”根本不应该成为中国加息的约束。

美国的货币政策，以及国内资产市场条件是吸引“热钱”的最重要因素。一旦投机者投资于新兴市场，他们希望几年内就能有100％的巨额收益。这种回报只能出现在泡沫环境中。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是新兴市场产生泡沫的必要条件，“热钱”则使之成为现实。但前提是，新兴经济体在泡沫游戏中必须很敏感。

只要政府有决心打击泡沫，无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多么宽松，无论投机者多么热情，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当某个新兴经济通过提高利率表现出挤压泡沫的决心，“热钱”将纷纷撤离。正如上次中国意外提高利率，人民币离岸NDF市场就出现下跌。

我不是说中国的汇率就是固定不变的，或者不应改变。但是，对于处理目前的通胀来说，调整汇率没那么重要。有人主张提高汇率，而不是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胀。这种说法貌似正确，但绝不会成功。进口在中国消费中所占份额最小。反竞争规则已经使得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高企，以至于任何可行的汇率调整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例如，进口车的价格已经是欧洲或美国市场的2倍到3倍。如果货币升值5％，价格会受影响吗？货币小幅升值的观点，其实是打算继续让“热钱”游戏维持资产泡沫。这只会令通胀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现在的通胀问题，和1994年的情形相似：都是长期货币扩张积累而成，而且扩张趋势尚无法停止，因为所有投资项目必须有始有终。

现在需要采取的措施也和过去很像，维稳的必要政策是：（1）今后五年内将利率升至预计平均通胀水平；（2）对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群（如退休人员和学生）增加津贴；（3）允许市场力量决定工资涨幅；（4）降低个人所得税。

第三篇：维稳与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徐铜柱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即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维稳；治理；政府管理；管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新的全面的部署，特别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不仅为解决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转型政府管理体制、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政府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由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矛盾的显现，使政府不得不把维稳作为重中之重的职能加以重视和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维稳体制。不可否认现有的维稳体制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把一些公众维权、宗教信仰、征地拆迁等问题政治化、扩大化，导致矛盾激化。其实，这些大多是社会问题，可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社会治理要求创新政府管理，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一目标的实现单靠维稳职能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更广泛更全面的政府职能的落实。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宁可将主要精力花在维持暂时的表面的刚性维稳工作上，而不愿去研究解决具有深层次的能解决矛盾根本问题的治理之道，导致基层政府政府管理水平的低效，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错位与缺失。

一、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重心失衡

社会稳定作为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性的内容，其意义和作用往往被人们给予更大关注。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治理与维稳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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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2010课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M－2010－042）。作者简介：徐铜柱（1971-），男，湖北巴东人，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esxutongzhu@163.com 系，有的甚至将社会治理等同于维稳，并将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单纯的维稳工作，忽视了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治理责任的践行，导致政府管理中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与维稳责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从政府视角看，政府维“稳”成本不断增大，公安、武警参与频度高，这种以国家强制力为主的刚性“维稳”方式目前已面临着“愈维稳愈不稳”的状态，其实际效果也日益受到挑战；从公民的视角看，以维权为目标的泄愤、械斗和骚乱等极端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发生，这种以“争利”为目标，以非直接性矛盾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式“维权”行动经常处于非制度化和无序的状态。[1] 可见，这种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出现系列失衡状态：

1、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

当前，维稳工作涉及面广，包括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信访总量控制、外来人口管理、社会舆情引导、突发事件处置等一系列工作，许多一般性的利益纠纷、公众的维权活动等都纳入其中，导致基层政府维稳任务繁重。社会治理绩效取决于政府组织功能发挥的程度，政府管理绩效是社会治理绩效的基础和保障。在“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是第一责任”的政治使命下，政府的维稳模式呈现出一种压力型维稳模式，基层政府迫于上级政府的维稳要求，对本辖区内的任何矛盾都高度紧张，害怕被“一票否决”，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恐惧症。在这种压力型的维稳模式下，公众的一些常规的矛盾纠纷会被放大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公民的一些正常的合理的维权行动会被认定为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以某市对不稳定因素的重点问题进行排查时列举事项为例：

A村村民因铁路建设征地补偿太低、搬迁小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多次群体上访；B村凤凰商住小区因拆迁补偿、施工噪音污染、居民小区生活垃圾清运、人行通道建设及采光等问题，多次引发附近村民集体上访和阻工；C村100多户村民因高速公路人行通道设计不合理（种地要绕道，最远的达4公里以上），造成生活、生产不便，集体上访。如此等等。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民生问题，丝毫不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图谋，与社会稳定无关。当然，地方政府如果对公众多次反映的诉求处理不及时，导致公众采取极端手段抵制政府的不作为就是另外的性质了。一些基层领导把社会稳定理解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的绝对的静态稳定，为了实现这种静态的稳定，他们不能用“平常心”看待社会冲突，为了所谓的维稳不惜一切代价，经常运用公安、武警等力量强力维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基层政府努力践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维稳思路，一旦发现有越级上访等现象，就会采取如截访、罚款、殴打、拘留、“被精神病”、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公众的各种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上访群众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2]这种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压力型维稳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忙于控制表面矛盾而忽视其正常的社会治理职责，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量的社会民生问题、管理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严重缺 失，反而为新的矛盾埋下了安全隐患。

2、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

地方政府的维稳工作被上级政府列入“一票否决”的范畴，将维稳成效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政府管理的目标重心上提供了选择的依据。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考核政府政绩、决定官员升迁的主体在理论上是人民，而实际是上级政府和领导，这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唯上不唯下”的真正原因。《人民论坛》杂志社专门就地方政府维稳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高达 70%的人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3] 这一结果说明地方政府重政绩考核目标轻公共利益目标。从公共治理角度看，维稳的根本目的应在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民生幸福。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面前和“一票否决”的考评压力下，地方政府维稳的目标就会变为短期性或临时性，任何不稳定因素只要不在本届任期内爆发就是政绩。由此带来的诸如“花钱买平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等观念和行为大有空间。相反，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公共组织，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理应为公众服务，把公众的需求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把政绩作为首选。可是维稳目标的过度强化使得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的动力不足，不愿去想办法解决没有具体衡量指标的民生问题，公共利益目标被淡化。

3、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压力型维稳方式产生于特殊背景下，虽然对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高成本的权宜式维稳，治标不治本。维稳成本主要表现在公共安全的支出上，一般用于维稳机构和人员、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维稳基金”的各项开支等。近年来，地方维稳成本急剧攀升，增速超过其他公益性事业的增长速度。例如，2000-2006年间，（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武警部队支出）平均年增长率达26%，高于同一时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19%）。从2007 年开始，全国财政支出决算将“公共安全”单列出来。2009 年全国用于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达4744.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5%。2010 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 亿元。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增加8.9％，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4]到2011年则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以上数据显示，大量的财政经费作为政府维稳的常规性支出，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有些地方一个上访户几乎要拖垮一个乡政府，这足以表明维稳成本对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这种维稳还只是权宜之计，很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维稳责任与社会治理责任的重心发生位移，以“善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难以有效推进。维稳功能一枝独秀，地方政府的其他政府管理能力（如民生问题、利益协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受其影响严重不足，导致整个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4、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占有的关系失衡

在现行体制下，“维稳”压力往往被科层体制传递到其最末端——基层的政府（乡镇政府）和“准政府”（村委会、居委会），相对于上级政府来讲，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确实占有“信息优势”，熟悉维稳对象，能够较快了解具体情况，但从制度上看，位于科层制最低端的他们又具有明显的“权力劣势”，即他们的决策权和可调动的资源却有十分有限，甚至已有“碎片化”的倾向：一是横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垂直管理部门分割了县、乡两级政权的部分社会治理权；二是纵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基层决策权的有限，一旦出了矛盾，乡镇政府一般只是控制局面，尽力防止事态扩大，至于如何处理、如何定性、如何赔偿等问题都得等上级政府的指示。[5] 正因为如此，有近四成的受调查官员发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的感慨。[6] 可见，作为政府管理重要内容的维稳工作，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解与资源的配置上又存在严重的失衡与错位。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责任主体，维稳责任无限大而掌握的资源和决策权又无限小，地方政府的维稳困境由此可见。

二、以治理为目标的政府管理职能的矫正

1、职能结构：从维稳重心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

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一般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职能、生态职能等五个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许多固有矛盾的凸显，与政治职能相关的维稳职能被提到特别的高度。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职能应该是相对平衡地向前发展，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全面进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地方政府在对待相关职能上认识存在偏颇，即重经济、维稳职能轻社会、文化、生态等职能，经济、维稳职能挤压其他相关职能，甚至出现“经济中心主义”、“维稳职能一枝独秀”的状况，致使政府职能得不到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地方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和维稳，其他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特别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性的社会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有关专家指出的“越位越不稳”的怪圈。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必须从重新构建政府职能结构着手方能跳出上述的循环之路。面对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应重新认识政府职能，科学界定职能界限，特别是处理好维护社会稳定职能与其他政府管理职能的关系。具体要求：一是高度重视经济、维稳以外的其他职能。政府职能的配置和运行应以社会需要为原则，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的宗旨是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7]因此，政府应强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社会公用事业、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从过分偏重经济、维稳的职能结构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职能结构转变，使政府职能真正回归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上来。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不是单方面 就维稳而维稳。二是改变政绩评价标准。标准就是指挥棒，改变政绩标准是优化职能结构的思想前提。根据十八大精神，应将社会、生态等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而加重这些相关职能的比重，确保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不断优化。

2、职能关系：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变

（1）理顺政府内部职能交叉关系。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各部门责权明确，通力合作，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内部各部门职责交叉常常导致职责不清、争功诿过、效率低下、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责任不清就无法负责，责任不清也就难以追责，从而成为责任政府建设的体制障碍。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为例：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被划分为食品加工、食品流通、食品消费等环节，并分别由三个不同的部门实行监管，不仅如此，整个食品监管环节还涉及到农业、林业、工商、质检、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部门，他们都对食品安全负有责任，职能重叠交叉，出了问题担责意识淡薄，且都有卸责之对象。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问题，造成资源浪费，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能降低。因此，理顺政府部门内部的职责关系是责任政府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突破口。当前，应借改革的东风，按照推行“大部制”的方略，将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明确责权关系，减少部门之间职责交错的事项，变部门之间“扯皮”为部门合作。

（2）理顺重点职能与权力配置不平衡关系。政府职能重点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才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否则就会钳制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目前一些职能在政府整个职能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明显提高，这就要求对相应的权力配置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具有顺畅的关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一些新的职能重心没能获得与之同步的权力配置，导致许多职能得不到很好地履行。例如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对环境的管理“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监督与调控不到位，难以保证严格执法，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再比如，海洋战略与管理地位日益突出，而政府在海洋管理领域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管理海洋的部门多达18个，导致对海洋权益、安全、资源、环境等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缺乏整体规划，对海上的执法监督管理不力。[8] 如此等等。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合职能相似的部门，重新配置权力结构，赋予像环保部门等重点职能机构更大的权力，增强其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3、职能主体：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

当前政府管理之所以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异凸显、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明显。面对各类凸显的社会问题，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事甚至无能为力。正如 托克维尔所说：“不管它（政府）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9] 诚然，地方政府的能力有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要求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来，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等等，政府在其中再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只是治理主体的一员，与其他主体在不断沟通、协商、谈判、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中，多元主体虽然没有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但也并非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建立合作治理机制。

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往的全能政府是政府包办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事情，政府愿怎么办就怎么办，企业和社会没有自主权。实践证明，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社会治理的要求，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弘扬和践行，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合作、共治的方式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管理模式。当前，重新调整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把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调整市场主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要求政府主动向市场、社会放权，让它们有相应的自由和空间管理自己内部事务，政府只进行引导和监督。对某些社会问题如社区建设、社区治安、环境保护等可通过协调机制实行合作、共管，政府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社区等公共组织（第三部门）负责具体的人员和制度落实。实践证明，这种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共治的关系，已经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主要机制和制度安排，成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目标的重要力量。

4、职能环境：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0]培育公民社会可以减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所谓公民社会，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具体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利益团体、社区服务组织、公民互助组织等公民自发形成的组合。公民社会是介于政府（第一部门）与企业（第二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11]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人民普遍对现代国家（政府）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三点共识：其一，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政府只是来自社会不同力量的公共选择。其二，现代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运用公共 财力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其三，社会中各类分散的社会资源需要进行整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的现实需要。公众愿意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12] 以上三点共识回答了公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步伐，为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背景。具体要求：

（1）树立和强化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把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13] 地方政府应率先树立公民意识的理念，尊重社会组织的权利，给他们创造对话机制，使他们有渠道参与政府的相关活动，为决策建言献策。比如政府吸纳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加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策咨询团等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扩大公众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引导公民意识及其活动，营造公民社会文化氛围，使每个公民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愿意主动承担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2）制定和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法规。由于公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相关的法律制度还很滞后或不完善，对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制约。比如注册困难，许多民间组织得不到注册，是因为规定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找不到“挂靠单位”（“婆家”）就不能注册，导致大量民间组织不得已而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再比如参与困难。一些社会组织想为政府建言献策，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渠道而“爱莫能助”。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一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清理，把过时的废除，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另一方面，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管理民间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在地位、途径、注册、运行、监管、评价等方面有法可依，扭转目前管理无序的状态，促进公民社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3）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与资助。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又为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对一些民间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资助，让这些组织完成一些公益事业，为政府分担压力。资助的方式可视情况而定，比如直接拨款，但要伴随相应的任务（理论研究、课题调研等）；政府运用合同管理手段，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将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给资质较好的社会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既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又能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发挥社会民间组织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郭根，吴婧.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2]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借“维稳”名义不作为乱作为“较严重”[J],人民论坛，2010（9）

[4]张荆红.“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J]，理论与改革，2011（3）

[5]消解“怨气”要有新思维.学者应星点评公民维权与社会心态[J]，(新京报评论周刊)，2011年6月11日

[6]王慧.官场中的维稳烦恼[J]，领导文萃，2010年12月(下)[7]汤法远.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府管理职能结构分析[J]，天水行政学院，2009（4）[8]李军鹏.大部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六大重点问题[J]，改革内参，2013年，综合第8期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0-101页 [10]人民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DB/EB]，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13.html [1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06）[1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政府管理：对话与争鸣[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0-261页

[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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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维稳

***：十八大前维稳是政法机关首要任务

2012年04月24日 08:52 来源：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打印本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要求，根据去年下半年以来，地方各级党委领导班子相继换届后，政法委书记队伍发生很大变动的实际，中央政法委研究决定，对全国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分期分批进行集中培训，目的是帮助地方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更加清醒地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准确地理解把握中央的决策部署，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提高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能力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政法工作高度重视，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政法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各级党委政法委作为党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职责任务、领导班子、办事机构和干部队伍不断得到加强。加强党委政法委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是深入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准确把握中央赋予政法委的职能定位、职责任务，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新时期政法工作的指导方针、重大部署，深入总结政法工作实践经验，解决好“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与时俱进地推动政法事业科学发展。

第一，要把好政治方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切实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切实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是政法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关系政法工作的成败”。因此，对党委政法委书记来说，讲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党委政法委书记是党的干部，讲政治首先是讲党性。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严守党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始终坚持全党服从中央、局部服从全

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切实做到党在心中、人民在心中、宪法法律在心中、公平正义在心中，坚决抵制敌对势力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的攻击，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政治观点、法学观点的影响。要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履行职责使命的一切工作中，以实际行动捍卫党的领导，捍卫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十八大。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政法机关第一位的任务。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各种不良苗头动向，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切实做到头脑十分清醒、立场十分坚定、旗帜十分鲜明。对各种复杂敏感问题，要讲法治讲政策，及时妥善处理，努力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讲政治是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要始终坚持最高标准。

第二，要服从服务大局。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是谋划和推进政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第一要务，稳定是硬任务、第一责任；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对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牢记在心；对这个大局，大家一定要用心维护。当前，要围绕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深入实施“十二五”规划，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更加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社会关系，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不断提高统揽政法工作全局、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大局的能力和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要深入研究本地区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高度关注民生疾苦，不断推出便民利民措施，积极推动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政法机关处在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的末端，既要依法妥善处理各类案件事件，又要注意发挥能动作用，认真分析研究发生这些案件事件的原因是什么，积极提出意见建议，推动有关地区和部门从源头上、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这是对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能力水平的重大检验。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坚持民生优先、服务为先、基层在先，下大气力解决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等突出问题，努力取得突破性进展。要深刻认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全方位对外开放条件下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断提高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第三，要带头依法办事。实行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政法各单位是执法司法机关，党委政法委书记必须带头严格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加快，人民群众对正确有效实施法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固树立、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权威。要支持和保障政法各单位依法正确履行各项法定职责，抵御、克服影响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的各种干扰，为政法各单位创造良好执法环境。要加强执法监督，指导政法各单位加强执法规范化、信息化建设，促进执法办案质量的提高。要认真组织落实中央出台的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确保改革成果惠及广大群众，取得人民满意的效果。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并决定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希望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认真学习好、组织实施好这部重要法律，教育政法干警正确处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与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努力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有序扩大司法民主，深化司法公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执法权、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

第四，要密切联系群众。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政权和政党的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中央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这些年，个别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之所以得不到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甚至引发矛盾冲突，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护好群众利益、没有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实践证明，如果背离群众观点、丧失群众立场、违反群众路线、损害群众利益、削弱群众工作，改革就会失去支持，发展就会失去动力，稳定就会失去基础。政法机关既是执法司法机关、也是群众工作机关，政法干警既是执法司法工作者、也是群众工作者，一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始终，一定要把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要求贯彻始终，一定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贯彻始终。

各级政法机关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观点教育，把维护好人民合法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公共安全、权益保障、公平正义等问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诉讼难、执行难问题，着力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要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政法工作的根本标准，健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由群众评判政法工作的机制，探索新形势下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新途径新机制，把政法工作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第五，要狠抓基层基础。政法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近年来，政法机关基层基础建设有了很大加强，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总体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必须牢固树立固本强基的思想，扎扎实实、扑下身子去抓基层、打基础。要把领导精力、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基层，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地投入到基层，建立完善劲往基层使、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用的体制机制，把大批有经验、有水平的政法干警稳定在基层一线。要创新基层服务管理机制，使群众办起事来方便快捷、遇到问题能就近解决、各种矛盾纠纷能及时化解，从而筑牢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第六，要带好政法队伍。衡量一名党委政法委书记的能力和水平，很重要的一条，是看班子抓得好不好、队伍带得好不好。抓班子，首先要抓好党委政法委领导班子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委政法委集体领导，真正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同时，要协助党委管理好政法各单位领导班子，确保党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在政法机关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国家法律得到正确实施。带队伍，就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要求，坚持从严治警、从优待警，大力加强政法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执法能力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法队伍维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认真组织开展“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以此为抓手全面推动政法队伍建设，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要做好政法领导工作，一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现在，政法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政法领导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重视学习、深入思考，才能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才能以创新的思路和举措来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希望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带头学习理论、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每一个政法机关都建设成为学习型机关。二要密切沟通、团结共事。在日常工作中，党委政法委书记与政法各单位负责同志之间打交道很多，既要严格按照组织原则、程序办事，又要遇事多沟通、多商量，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团结一致把工作做好。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在政法机关得到贯彻落实，保证政法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行使职权。三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洁。各级党委政法委书记都是一把手，在涉及用人、办案、廉政等问题上，一定要严于律己，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带出一支铁打的队伍，在政法机关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四要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对于这些年来政法工作取得的成绩要充分肯定，对于积累的成功经验要总结运用，对于行之有效的思路、办法和措施要继续坚持。同时，要注意从一些案例、事件中吸取教训，切实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前任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或没有完成的工作，要接着干、抓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新官不理旧事”。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就一定能把政法工作做得更好，把政法队伍带得更好。

政法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使命光荣伟大的事业、任务艰巨繁重的事业。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锐意进取，扎实工作，推动政法事业科学发展，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注：本文节选自***同志2012年3月26日在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上的讲话)（责任编辑：屈波）

第五篇：维稳

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责任。根据机关人员变动，及时调整领导小组，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切实加强对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严格落实综治平安建设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全面展开综治工作。

切实做好维稳工作

提高机关治安防控能力。按照上级的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信访工作制度，继续组织开展好“大接访活动”，实行领导干部轮流座班接访，及时做好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接访日的相应的准备工作，确保接访工作的顺利开展。积极组织开展下访活动，深入挂钩镇和信访重点地区了解社情民意，解决突出问题，全力化解不稳定因素及潜在的矛盾和纠纷。认真分析排查调处本局、本系统的矛盾纠纷，制定处置突发性事件预案。加强内部防范工作，按照“看好自己的门，办好自己的事，管好自己的人”的要求，认真落实守楼护院，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治安防范意识。认真落实好每天的值班人员，坚持做到 24小时值班，同时，建立与各镇（区）、各有关部门的联系组织网络。强化工作落实

全力压降事故保平安。安全生产与平安建设工作紧密相连，只有切实压降和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维护好职工的利益，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