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揭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

第一篇：档案揭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

档案揭秘：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始末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60年前的5月1日，即1958年5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

天安门广场今天显得格外壮丽。庄严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在广场的中央……上午十时，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开始，礼炮齐鸣，乐队奏起国歌和国际歌。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隆重揭幕。碑身上的红帔徐徐落下，显现出“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首都各界人民代表登上碑前的月台，向1840年以来在历次革命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敬献花圈。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广场陆续耸立起几座现代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等，这些现代建筑为天安门广场增添了壮丽色彩，并与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一起，构成了一组和谐恢宏的建筑群。位于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这组现代建筑的开篇大作。至2018年，这座被称为史诗般的精品建筑，已经走过一个甲子的风雨历程。数以千万计的各族人民和外国友人，曾来到这座无名烈士碑前，缅怀英烈，表达敬意。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破土动工，1958年4月22日工程全面竣工，1958年5月1日正式揭幕。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奠基到竣工，历时9年。而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1958年10月28日动工，1959年8月31日落成，建造过程历时仅304天。笔者曾在《档案春秋》2016年第10期发表《档案揭秘：人民大会堂建造始末》一文，用档案回顾了建造人民大会堂时间短、质量高，开创建筑业奇迹的过程。该文被 《新华文摘》 2017年第2期全文转载。那么，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奠基到竣工，又缘何历经长达9年的时间？ 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1958年明信片）

当年，为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专门成立了由17个单位组成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持工程兴建事宜。该机构留存下来的档案数百卷，起止时间为：1952年至1958年。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题字，还有兴建委员会筹建成立的会议记录、纪念碑设计报告、工程施工预决算以及石料采集搬运等档案。这些尘封60年的档案，还原了历史真相，也再现了纪念碑建造过程中的曲折与艰辛。奠基

临近1949年10月1日的那些天，领袖们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举办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日子已进入按照天数计算的倒计时，需要为新生共和国确定的事项太多太多。9月21—30日，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确定了共和国首都、国旗、国歌、纪年等诸多事项。其中还有一项重要决议：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修建一座纪念碑。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撰写的碑文，同时在会议上获得通过。

9月30日下午，大会结束时已是傍晚时分，“暮霭像烟雾一样笼罩在空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政协代表们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再过十几个小时，开国大典就要在这里举行，每个人心中都跌宕起伏，激动难抑。大家走到广场中央，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奠基仪式上宣读碑文 下午6时，奠基仪式开始。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

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军乐队奏响哀乐，全体代表脱帽默哀。默哀毕，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用湖南话高声宣读了由他亲自撰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接着，毛泽东率先铲土覆盖在碑基之上，随后，代表们依次执锹铲土，为纪念碑奠定基石。

在留存下来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原碑文是由彭真同志用钢笔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信笺上拟写的：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立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这份草稿呈送毛泽东后，他用铅笔将其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经过毛泽东修改后的碑文，更加深邃精辟，情感也更加深沉。彭真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关于这份档案，还有一个小插曲。1961年9月的一天，北京市委档案室的同志在1949年市委研究室档案中发现了这份珍贵档案，但档案室的同志不能确定上面的铅笔和钢笔字究竟是不是毛泽东和彭真同志的笔迹。他们请当时了解情况的同志识别，回复是：“钢笔字可能是彭真同志的，铅笔字有些像主席的字，但如何保存在研究室档案中，我已忘掉。”最后，档案室的同志又请示彭真同志，最终由他确认“铅笔字是毛主席写的”。

如今，这份由毛泽东亲笔修改过的珍贵奠基石碑文原稿，被珍藏在档案馆里。选址

早在酝酿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时，建筑选址就是争论的第一焦点。

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放在西郊八宝山。但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纪念碑还是应该耸立在天安门广场，因为这里是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地方，承载着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是全国各族人民敬仰和向往的地方，同时这里还保存着瑰丽灿烂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遗产。所以，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周恩来提议将“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立在天安门广场”时，立刻获得代表们一致通过。

但偌大的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位置定在何处才合适，又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在中华门原址上建造，有人主张在中华门以南约相当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建造，还有人建议拆除端门城楼，将纪念碑直接建在端门台基之上。对此，毛泽东直接指出，新建筑放在古建筑群之中，“不伦不类”。周恩来在纪念碑奠基典礼上讲话

因为要在开国大典举行之前为纪念碑奠基，所以，在9月30日的会议上，纪念碑位置必须确定下来。最终，会议一致通过，在广场北半部五星红旗旗座之南的位置，兴建纪念碑。那天的奠基仪式是在傍晚举行的。由于较为匆忙，暮色中的一切又不是那么清晰，而且，限于时间仓促和当时条件，不可能对天安门广场进行全面规划。所以，有关方面当时并未顾及到整个广场的布局。待到深化设计时大家才发现，奠基的位置距离天安门和国旗旗杆位置都太近了，而当时还在酝酿要加高纪念碑碑身，如此，广场就会更加让人感到空间局促。

周恩来反复与专家们商讨、推敲纪念碑位置，并专程登上天安门城楼，放眼环顾广场，研究纪念碑与天安门之间的远近、比例关系，并确定：纪念碑将建在天安门与原中华门门洞的中轴线上，与北部的天安门和南部的正阳门距离大致相仿，比当初奠基的位置略向南移。随后，这一决定又经中央人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反复商讨，最终确定：纪念碑地基位置为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毛泽东为纪念碑奠基破土

这个位置无论在当时看还是现在看，都是非常合适的。它为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选址留有余地，使得这三个建筑物与天安门之间形成了菱形关系，不同的位置都有非常好的视角。参加过纪念碑设计的吴良镛先生曾撰文评价纪念碑的位置：从建成效果看，纪念碑与天安门遥遥相对，留出了宽广的集会场地。从广场北部南望，“前庭”开阔。今天漫步广场，整个广场的建筑群仿佛一气呵成，纪念碑、纪念堂位置适中。方案

纪念碑的位置确定下来后，有关方面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1950年6月10日，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集会议，专题讨论纪念碑“由具体的条件里所产生的设计原则”。那么，纪念碑“具体的条件”又是什么呢？

“条件一”是纪念碑的象征范围。纪念碑要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为准，建碑目的是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上，纪念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此外，象征还要为人民大众所接收，所以纪念碑及其附属设计要以简单明了为原则，并采用中国人民所熟悉的民族形式。

“条件二”是位于天安门广场的特定位置。纪念碑北有天安门，南有正阳门。会议决定，置身于这样恢宏的中国传统建筑群里，纪念碑的设计要“以不破坏原有建筑物环境系统为原则”，应“采用中国传统应用的形式，与古建筑物配合”。此外，还要“照顾由正阳门向北看天安门的中轴视线，尽量避免阻碍”，“碑文的部位应在显著的中轴线上，以适当的高度和正常的视线作为根据，来决定纪念碑的体形”。

“条件三”是建造时材料的选择。为兼顾全盘布局和碑文本身的需要，纪念碑也可以处理为组合性的体形。对于纪念碑材料的选择，会议特别提醒，“最好在设计时注意所选材料在目前应用时技术上存在的困难”。

“条件四”是特定的功能需要。设计时，还要考虑一些实用性需要，“应照顾到各地人民及外交使节献花方式”，所以要考虑碑文的正反面问题，还要考虑游人通过及游览的路线及夜用照明设施等问题。

根据以上原则，会议决定，由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或请其他各单位拟具草图，再交由都市委员会讨论。纪念碑开工前的设计方案

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意义重大，而其表现形式又至关重要。所以，关于纪念碑的表现形式，之前也曾有过不同意见。有人主张用“亭”，有人主张用“堂”，有人主张用“塔”，有人主张用“雕像”，但大多数人的意见，还是主张用纪念碑的形式。几经反复，有关方面最后决定，放弃那些亭、堂、塔等低矮形式的方案，采用高耸而挺拔的碑的形式，以表达人民英雄为祖国昌盛富强的事业而牺牲的崇高精神，使人民群众在瞻礼时能够仰望，油然而生景仰之心。

确定了纪念碑的设计原则后，都市委员会借鉴国旗、国歌、国徽的征集模式，开始向全国主要大城市建筑和设计规划部门发出征稿通知，希望通过“海选”方式，选出各方都满意的设计方案。

至1951年年底，都市委员会收到140余种设计方案（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随即邀请各方代表会同评选。大家日夜开会，各抒己见，激烈争论持续了好几个月。经过反复筛选留下的50个设计方案，被归为四大类：高而集中、高而分散、矮而集中、矮而分散。

虽然有关方面原本已确定采用高耸挺拔的碑的形式，但主张矮而分散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他们认为：在中国建筑中，建筑物的伟大，并不是单靠其本身，而是要靠其四周的格局陪衬出来的。矮而分散的形式，可以保持故宫前中轴线上的视线不被遮断。而且人民英雄来自广大的工农群众，采用平铺的传统墓碑样式，更有亲切感。此外，有人主张将碑的台座提高成三个门洞的红墙台子，以此维持中轴线上的视线。但大多数同志仍主张用高耸挺拔的形式表现，这样才能体现革命先烈的英雄气概，讴歌他们的崇高事业和伟大功勋。其中，有雕塑家主张应该以巨型雕像的表现形式，体现英雄形象。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参加了方案设计，以他们为代表的大多数人的意见是：

其一，政协会议已经通过了“碑文”，所以，碑的设计就应该采用“碑”的形式，并以“碑文”为中心主题。而“碑文”中所述的三个阶段的英雄史迹，可以用浮雕来表达。

其二，古今中外纪念碑，虽然有埃及“方尖碑”、罗马“纪念柱”等形式，但都难以表现突出“碑文”的主题。而中国传统的碑形，虽然是以镌刻文字为主题，但却大多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气概，必须革新。

经过几番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认为，纪念碑要歌颂人民英雄的崇高事业、伟大功勋，还是应该采用高耸挺拔的表现形式。于是，都市委员会根据这一设计思想，重新制图，制作了3种方案并连同模型报请中央审批。其中高耸的立柱碑形方案，鉴于有人提议在碑身内加电梯，以供游人登高眺览市貌，于是，又专门设计了一种瞭望台式的碑头，并制成模型。

摆放在天安门广场上征求群众意见的纪念碑模型

中央的意见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以“碑”为主，以“碑文”为主题。考虑到“碑文”只刻在碑的一面，另一面拟请毛泽东主席题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彭真还提议，请“写得一手极好颜体”的周恩来总理，手书“碑文”。

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上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拟即成立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开始兴建。”兴建

一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当设计工作告一段落时，为集中力量，慎重从事，1951年4月29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诚邀中央文化部、军委总政治部、政协全国委员会等9家相关单位，召开纪念碑兴建座谈会，决定成立“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以下称兴建委员会），负责兴建工作。5月10日上午，兴建委员会在市府第一会议室召开成立大会，政协全国委员会、全国总工会、中宣部等17家相关单位各推派1位代表担任委员，并推选北京市市长彭真为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为副主任委员。随即，兴建委员会的组织规程草案也获得通过。

兴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审查纪念碑设计、浮雕图案，核定工程计划及经费等重大事宜。委员会设工程事务处，负责设计、监造、核算、报销等事宜，下设建筑设计、美术工作、电气装置、土木施工、石料供应、财务核算、摄影记录等7个专业组，各有分工执掌。纪念碑的各项具体设计，由梁思成负责组织和主持。建造中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会议不仅讨论了“浮雕部分的题材问题”，还对所用石料供应，提出了具体意见。纪念碑全部采用石材，以垂永久。而石材选择也颇费心思，因任务繁重，须单独设立石料供应组，在采石时须先与文化部文化事业管理局联系，以免因采石而破坏文物古迹。关于石材之品质、尺寸、色泽，须与设计、施工两组取得紧密联系。对重量过大之石材，在采运上，须预作充分准备，每一种石材在开采之先，须将产量调查清楚，以免半途不够使用。会议还做出一项决定：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伟大而永久的革命纪念物，必须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从事此项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中央人事部，向全国各地调用干部。在后来的设计建造过程中，全国许多优秀的设计、美术人才及大批优秀工匠都汇集北京，参与了工程建造。

为保证纪念碑工程质量，不久，兴建委员会又成立了4个专门委员会，即：施工委员会、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结构设计专门委员会和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

身为兴建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梁思成，身体一直都不太好，都市委员会绘制的三种方案草图上报中央时，他正在病中，“未能先作慎重讨论”，待身体好转有精力重新审视这些方案时，却“发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

梁思成认为，“英雄碑本身之重要和它所占地点之重要都非同小可”，而“这次图样实太欠成熟，缺点太多，必须多予考虑”。于是，1951年8月29日，梁思成专门就此事致函彭真，“谨将管见补陈”，并表示“我以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崇敬，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喘气放胆做去”。梁思成著《中国建筑史》

梁思成尤其对“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的方案不满意。他不惜笔墨，以2000余字篇幅，文图并茂的形式，从建筑学、美学等多个角度，详细分析了这一方案的种种弊端。首先，视觉上缺乏安定感。如此高大矗立、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碑体，底座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3个空虚的门洞，大大违反了建筑结构的常理。

其次，天安门与纪念碑是广场同等重要的建筑，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既像是重复，又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既然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面上横列着的玲珑木构殿楼，石造的纪念碑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

第三，在天安门广场100多米的宽度中，安放长宽约40余米的大台子，会让广场有透不出气的窒息感觉。

第四，台座是衬托，若过大，就会削弱作为主体的 “碑”。所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宜放在高台上，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

第五，碑身设计成没有顶的碑形也值得商榷。因为英雄碑是一座类似塔形的纪念性建筑物，碑身高大，若做成碑形，必须用几百块石料拼凑而成，有失庄严。所以，“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1951年国庆节期间，兴建委员会在天安门前做成一个1:5的纪念碑大模型，同时陈列了有坡顶及有群像的两个较小模型，公开征求意见。人民群众怀着对英雄的无限敬仰和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他们与设计师们同心协力，为这座中国人民心中的丰碑贡献出自己的智慧。

而梁思成的这封信，应该说是纪念碑设计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阐述，奠定了纪念碑设计的蓝图，之后将近7年的设计与施工，均是按照这一思想进行的。动工

兴建委员会虽由17个单位组成，但直接领导纪念碑工程实施的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秘书长的薛子正，担任兴建委员会秘书长，代表彭真负责日常领导工作。而梁思成领导的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专事建筑设计业务。工程事务处，则直接负责施工的实施。

根据各方意见，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又重新组织对设计方案修改，最后确定的“高而挺拔”的碑式，是从200多个征选方案里筛选出又经反复修改而形成的。据1953年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编印的《首都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载： 新设计的碑顶是四坡庑殿，碑身正面的碑心用百吨重整块的长大花岗石，上刻毛主席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刻全国政协所通过的碑文，碑身下有须弥座。整块碑矗立在有栏杆的检阅台上，高台四周有十面浮雕，东西有门，中有陈列室等。

这样的设计，是考虑到建成后瞻仰、参观的路线。参观者可由东门入内，经过门厅向北沿石级上检阅台，绕碑身一周，沿石级下台可至陈列室，在陈列室浏览一周，再出西门。根据这个设计方案制作的模型，先后在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陈列展出，得到一致好评，也获得中央领导同意。有关部门最终决定：1952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纪念日当天，纪念碑正式开工。1954年下半年纪念碑施工情况

开工后，群众和专家们仍不断提出对纪念碑设计方案的修改意见。于是，兴建委员会又将前一阶段设计经过及现存图案照片寄发各地建筑单位、建筑学校、美术界、文艺界等，再度征求意见，又收到30余幅图案和100余件文字意见。经过多次座谈，后又将原碑形略加修改。

修改后的设计，以比较完整的双重须弥座来承托碑身，取消了由旁门曲折而上的检阅台和台身内部很不开展、目的性又不很明确的陈列室。这样修改，纪念碑的碑形雄朴，主题明确：以碑身上面的毛泽东题字为主，以须弥座上横列的斗争史迹浮雕为衬托，使纪念碑显得更加庄严稳固。经过两年各方的共同努力，纪念碑的主体工程顺利完工。1954年8月1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工程正安装碑石”：

七月底，八层碑座石料已经安装完毕，现正进行碑身、碑心和碑文石料的加工，不日就可开始安装。

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工作的工人、专家和干部，都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两年来，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受到了奖励。在今年六七月间开展的劳动竞赛中，许多石工小组都超过了新的劳动定额，并保证了工程质量。

职工们在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以后，更加认识到纪念碑工程是一项伟大、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表示：宪法草案是用法律形式记载了革命斗争的果实，我们兴建的纪念碑是用建筑物来歌颂革命先烈们的功绩，让他们永垂不朽。因此，无论是一块石料、一个棱角、一条灰缝，都不能有差错。浮雕

雕刻创作在纪念碑设计中同样占据重要分量。所以，对雕刻内容的选择，表现形式，与建筑的结合，雕刻的位置等，也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探讨。

早在1951年5月10日召开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浮雕部分的题材问题”就是重要议题。会议决定：浮雕设计的指导思想，要统一在毛泽东、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主题上；浮雕部分的题材，要包括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史，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内容，须组织包括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要工作同志组成的史料审核专门委员会，由范文澜同志负责组织并主持。不久，兴建委员会又成立了美术工作组，组长：刘开渠；副组长：滑田友、张松鹤。

史料审核专门委员会初步提出了浮雕的主题方案：浮雕题材的选用，是用以代表每一历史阶段重要的和最为人所周知的人民英雄历史事迹。浮雕的表现形式，采取叙述性，因为这样具体的人民伟大斗争史和中国人的欣赏雕刻习惯，是不适于象征的表现方法的。

为了让艺术家们更加深入细致了解中国近代史，美术组成立后，专门邀请历史学家范文澜为大家作报告，并发给每人一本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第一分册。范文澜说：纪念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要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了解百年中国历史概况，才能明白每件作品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他还详尽为大家介绍了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多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时代特征、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特点。

艺术家们在探讨浮雕的创作

中央美术学院专门开放了一间大教室作为美术组工作室，以便让艺术家们能够更加集中、专注地进行设计。大家边讨论边设计，拟选虎门销烟、金田起义、甲午之战、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延安大生产、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十块浮雕。后经中央批复，去掉了甲午之战和延安大生产两块，保留了八块的规模。并在“胜利渡长江”浮雕的两侧，另增加两幅以“支援前线”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性浮雕。随后，美术组确定了每组浮雕的负责人选，各组由一位画家和一位雕塑家担任组长，并配备一至两位年轻雕塑家为助手。浮雕是画家、历史学家、雕刻家和石工艺人们集体创作的结晶。浮雕从设计到安装在碑体上，是一个复杂、细致的过程，其流程是：各设计小组根据主题要求学习了近代史、收集素材，用画稿确定情节组织和人物布置，并将画稿初稿交上级和美术界征求意见；讨论碑形和浮雕内容，并根据雕刻要求进行基本练习；依照碑形进行浮雕起稿，将画稿做成泥稿，以确定浮雕的高低，应有的光暗布置；将泥塑放大为碑上所需用的尺寸，刻画人物形象，表达思想感情。泥塑完成后，请工匠们将其翻成石膏，并根据翻成的石膏作品，雕为石刻，再安装到碑上。

1957年4月1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12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施工阶段——安装十面汉白玉浮雕。”

这十面汉白玉浮雕，安装在纪念碑碑座的四周。每一幅浮雕，都是由三块或两块汉白玉拼成的。每块汉白玉都有三吨多重，要把这些浮雕安稳地毫不损伤地安装起来，是一件艰巨而细致的工作。这些浮雕，是由我国雕塑专家们精心创作的。其中的八面历史浮雕，是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百年来的革命斗争史，表彰了英雄先烈们的光辉功绩。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硝烟）

历经6年，集全国力量同舟共济艰苦建造，克服了无数的困难，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历史性的伟大作品，终于顺利落成。1958年4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杜修贤的摄影报道：

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今天建成……

这座庄严巍峨的纪念碑，是用一万七千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石建成的，碑基占地三千多平方公尺，碑身高达三十七点九四公尺，是我国自古以来第一座最大的纪念碑。

今天，从建碑开始就在这里艰苦劳动的雕刻工人们，在十块大浮雕上面做完了最后一遍修饰。负责领导纪念碑美术设计的雕刻家刘开渠和纪念碑工地负责人贾国卿，今天仔细地检查了每块浮雕、栏杆等工程的质量。纪念碑每一项工程的质量都完全符合要求。每一块浮雕都很细洁光滑，没有什么细微的损伤。用花岗石铺成的月台地面和台阶，像玻璃板一样平整。在建碑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一件工伤事故和刻坏过一块汉白玉。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游击战争）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周定舫撰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瞻仰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一文，这篇文章因被编入中学课本而广为流传，是介绍纪念碑的经典之作。文章在纪念碑刚刚落成并即将揭幕之际，向全国人民详细介绍了这座“像顶天立地的巨人一样矗立在广场南部，和天安门遥遥相对”的神圣丰碑：

碑的正面朝北，在一块60吨重、14.7米高的碑心石上，有毛主席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闪闪发光。这八个字是碑的主题。在碑身背面，一行行镏金字整齐地排列着，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周总理亲笔书写的碑文。碑身东西两侧上部，刻着红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装饰花纹，象征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万年长存。小碑座的四周，雕刻着牡丹花、荷花、菊花等组成的八个大花圈，这些花朵象征着英雄们品质高尚、纯洁，表示全国人民对他们的永远怀念和敬仰。碑顶是民族传统的建筑形式，是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整个纪念碑的造型使人们感到既有民族风格，又有鲜明的新时代精神。

10块汉白玉的大浮雕，镶嵌在大碑座的四周。这些大浮雕高2米，合在一起共长40.68米。据地质学家化验证明，这些浮雕至少能耐800—1000年之久。每幅浮雕里有20个左右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和真人一样大小，他们的面貌、性格、表情和姿态都不相同。

文章的结尾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看完了所有的浮雕，我又一次瞻仰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和碑文。我想，人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到中国革命所经过的艰苦道路，先烈们的光辉业绩，中国人民为了取得自由、解放而付出的巨大代价。当我走下台阶、离开纪念碑的时候，我再一次向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默默致敬。60年过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依旧是中国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最神圣的丰碑。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五条规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国家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纪念仪式，缅怀英雄烈士。

第七条规定：国家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矗立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精神的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标志等受法律保护。（本文杂志丨新媒体编辑 王良镭）

第二篇：档案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始末的观后感

<<档案: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始末>>的观后感毛主席曾经说过：“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鸿毛。” 结合前段时间廉洁老师给我们放的一段片子——<<档案: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始末>>，使我对这句话的感触更深了，也是我从中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影片里，我看到了刘青山，张子善总共竟然贪污171亿元（旧币）。这对于刚建国的新中国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影片中我们知道，按当时的制度，这笔钱可以供250万人吃一个月；可以买5000多尺的粗布，装备50万军人，相当于5个兵团；也可以买香油3000万公斤。可见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钱可真不少。再说了，这171亿元（旧币）是从哪来的？还不是民脂民膏吗！这要苦了多少人啊。

事情到了最后，还是一位老党员李克才解开了脓疮。他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对着500多位党员说出了真相。我们不得不为他致敬！

毛主席知道以后，立刻宣判死刑，可见毛主席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这就是我看<<档案:新中国反腐第一案始末>>的观后感，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廉洁的重要性，正如法国著名诗人雨果说的“鱼贪饵，容易上钩； 人贪利，终落陷阱。”刘青山，张子善为我们做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第三篇：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档案揭秘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2014年09月30日 作者：档案揭秘

中断邦交二十余年后，1964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递交国书，新中国政府在巴黎建立起大使馆。周恩来等这一天等了很久。虽未能亲访巴黎，但他委托工作人员找到一家名叫奥罗里的咖啡馆，不为寻访故人，而是为了还清他赊账喝的一百多杯咖啡钱，另送拉丁区一家咖啡馆三百盒中国香烟，也是用来抵债。

喝下这些“赊账咖啡”时，周恩来是靠人接济度日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付账时已是大国总理。想必他不是第一个赊账的中国留学生，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大街小巷，无数坚挺的咖啡馆，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数千名中国年轻人迷惘而充实的法兰西岁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归国后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二十世纪上半页中国青年的留法岁月（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从1912年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渐渐形成高潮。1920年春，由李石曾等人发起，北京大学、广东大学、法国里昂大学代表负责，利用庚子赔款，将北京西山碧云寺的法文预备学校扩充为文理两科，改称中法大学西山学院。至此，中法大学在北京正式出现。同时，广东也成立了中法大学。中法大学成立后依据中国学制，学习期为四年，学生在北京学习两年后，如成绩合格，则可以被选送到法国，继续学习后两年的课程，而不用再参加留学考试。

1921年，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里昂中法大学，力图使中法高等教育交流走向正规化和学术化。实际上，中法大学是北京中法大学、广东中法大学、海外中法大学三部分的总称，而里昂中法大学成为中法大学海外部的总机关。有了勤工俭学的前车之鉴，里大对报考的学生有严格的资格限制，规定凡是报考本校的学生一要有成为高等学者的志向，二需具有海外部所要求的学力，三要有胜任应贴之费用的能力；并明确宣布在里大不得实行勤工，“既勤了工，便无时间可在海外部上课”，有违本校的办学宗旨。里昂中法大学发表了一份关于办学性质及目的的文件明确指出，办学是为了培养把研究作为终身职业的人，而不是把学问作敲门砖的人，希望毕业生回国后都能当教授。

1921 年里昂中法大学首次招生。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公开招收了105 人，还专门在法国设立考场，最终在勤工俭学生中录取了15 人。勤工俭学生大多基础差，家境贫寒，没有“胜任应贴之费用”，不符合招生条件，因此录取率很低。1921年1月，由于法国经济不景气，很多勤工俭学生失业，为勤工俭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华法教育会也在这个时候，宣布不再提供经济资助。为此一些勤工俭学生组织起来向驻法使领馆请愿。周恩来、蔡和森、陈毅等人组织在法掀起了“反饥饿、要工作、要读书”运动，2月28日当天，约四百人集中在使馆附近的公园，对驻法公使陈箓发出喊打之声，陈箓不得不由法国警察护送进入使馆。

与此同时，警察又用警棍打散示威者，多数示威者被压入地铁，还有几人被拘。之后，中法政府合组“中国青年监护委员会”管理赴法勤工俭学生，将允诺发放的每人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拨入指定的几所学校，迫使学生入校学习及食宿，陈毅等50人搬进“阿尼尔商专”学校食宿。1921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谈借款5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担保条件是印花税、契税和成渝铁路、两粤铁路的建筑权。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直、皖、奉三系军阀争夺最激烈之时。购买军火无疑用于作战，且以国家利益为抵押，引起在法勤工俭学生的愤怒。于是周恩来、陈毅、蔡和森等迅速联络巴黎的华人组织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华工队就占七百多人，在公共集会场所——哲人大厅要求公使陈箓答话，而陈箓知道勤工俭学阵营中有不少人参加过五四运动或为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惧不敢来，而派出王姓一等秘书和沈姓二等秘书前来。王秘书官僚气十足，意图把运动镇压下去，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遭受签字认罪的大失败。在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的讨论。

经此“拒款运动”，勤工俭学生与中法政府的矛盾已经严重激化。中国政府发现，勤工俭学运动已偏离当初“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宗旨，成了一场海外版的“五四运动”，于是将“利用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创办的“中法里昂大学”的入学权，给予了新从国内招收的另一批学生。结果招致勤工俭学生的不满，勤工俭学生们认为自己来法较早，更加有权学习。法国人这时才后悔，光顾着跟英美抢学生，未能在学生赴法前对他们作一番严格的考核挑选。于是，法国人决定将工作方向转到培养小部分他们认为可以造就的中国青年身上，给予重点资助。

而对大部分中国青年，法国决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将他们遣送回国，并且希望中国政府来当发起遣返的“恶人”，不想在世界各国面前丢脸。1921年9月1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致法国外交部的密电写道：“我们应避免在这一遣返活动中负有某种责任。重要的是将有关人员的愤怒引向中国政府。”

法国的目的达到了。勤工俭学生不满里昂中法大学只收“资产阶级富家子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

三、陈毅等人的率领下，1921年9月21日，一百多名学生冲进里大校园要求学校向勤工俭学生无条件开放，当场被警察全数逮捕。10月，结果，法国方面以搞“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罪名，将其中104人驱逐回国。谨慎的法国人派了双倍警力，两人押一人上船以确保不出差错，只有赵世炎在同学帮助下逃脱了。

留下的勤工俭学生逐渐在学术和政治的岔路口分道扬镳。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于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有的学生就此放弃回国，有的学生坚持到1922年之后，待法国经济复苏，逐渐找到半工半读的理想模式，或者转赴比利时、德国等国家继续学习，或者在家庭及法国人士的资助下进入大学，尤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为主。

根据中法两国双方的协议，里昂中法大学的课程由法国里昂大学辅助完成，后者提供教室、图书馆、教师、教学设备等现成的教学资源。从1921年到1951年，里昂中法大学共培养了129名博士生，55 名硕士生，63 名工程师。毕业生中有细胞生物学家朱洗、汪德耀，医学家范秉哲，文学家戴望舒，历史学家沈炼之、民族学家杨堃，艺术家常书鸿、王临乙、潘玉良、吕斯百等。有40名博士是原来的勤工俭学生，包括周恩来的初恋情人张若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法国的城市和乡村漂泊着一些前来游学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未必有明确的留学目标和固定的居住国家，因为国内局势黑暗动荡，他们到欧洲来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或者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国避难。法国的自由浪漫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他们。青年时代的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曾写文章分析中国实现无政府主义的途径，一条是效仿法国和俄国的暴力革命，一条是英国式的总同盟罢工。国内的形势让巴金苦闷，他厌恶俄国布尔什维克专政，英国生活费用太高，而法国较其他国家更容易接纳中国学生，因此，他非常想去法国。1927年，在老家濒临破产的时候，在两个哥哥的倾力帮助下巴金得以赴法，但他没有按照哥哥的期望进入大学学工科，而是随性阅读，潜心写作，逐渐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了小说《灭亡》。巴金留法护照

朱光潜1925年考取安徽省教育厅官费留学生，入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他是为了爱情而转到法国留学。出国前，朱光潜曾在浙江春晖中学教书，1927年，他曾经的学生奚今吾到欧洲，朱光潜帮她联系了巴黎的一所中学补习法文，几个月后，奚今吾进入巴黎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朱光潜也陷入对她的热恋。为了离奚今吾更近，也考虑到法国的生活成本是英国的一半，朱光潜于1931年转入斯特拉斯堡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第二年他与奚今吾举行了婚礼。

傅雷受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惨淡社会空气的刺激，说服家人让他到法国专心读书。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留学期间不仅打下扎实的翻译功底，还提高了美术和音乐的鉴赏力。傅雷、朱光潜与刘海粟、庞薰琹等留法艺术青年，常在咖啡馆一坐几个钟头，高谈阔论，结下深厚友谊。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留法艺术青年们，后来几乎一统中国美术界的江山。

20世纪上半叶所有留法学生当中，选择美术专业的比例最高，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留法美术生约150人，数量看起来不多，但成材率极高，几乎人人归来都成为各自门派的宗师级人物，共同建立起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

1911年，吴法鼎以官费资格赴法学习法律，但他钟爱美术，常出入巴黎各大艺术馆，后来干脆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成为最早的正规美术留法生。从1911年至1919年，赴法学习美术的学生平均每年仅一人，留日生仍然是美术界的绝对主力，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李叔同、陈师曾等。

20世纪20至30年代，正是法国美术最兴旺发达的时期。无论在读的学生还是已经成名的画家，都以赴法为新方向，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吸引了他们的目光。1919年至1933年，前赴后继的有李金发、林文铮、林风眠、潘玉良、吴大羽、庞薰琹、刘海粟、徐悲鸿、艾青、吴作人、滑田友等。勤工俭学的机会使一些家境贫寒的年轻人能够成行，如林风眠、林文铮、艾青，到法国后，他们也和其他勤工俭学生一样打工，因为有专业特长，似乎更容易找到性价比高的工作，比如林风眠做广告招牌油漆工维持生活。林文铮后来成为赴法留学倡导者蔡元培的女婿，其夫人蔡威廉亦是著名画家。法国的美术教育方式非常具有国家特色，学校管理松散，学生不必严格出勤上课，跟老师见面的机会很少。比较知名的美术院校在学生交了学费之后都发给到各大博物馆出入证，学生可以整天泡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世界顶级艺术殿堂，也可以到印象派博物馆、现代艺术馆和私人画室接触最新锐的流派。想在学校里按部就班走正路，还是浪迹塞纳河畔的“歪门邪道”，全凭个人性格爱好。徐悲鸿徐悲鸿和林风眠都进入法国美术教育的最高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院，却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徐悲鸿出国前已经成名，法国有什么他很清楚，他目标明确，就是要学习西洋写实艺术改造中国画，因此沿着学院派路线一丝不苟地训练，回国后实现了他的初衷。

林风眠出国时刚刚19岁，如同许多赶时髦出洋的年轻人一样，心绪迷茫，并不知道法国是什么样子，也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一到异彩纷呈的法国，他便不能抵御塞尚、莫奈、马蒂斯的“诱惑”，整天逃课徜徉于博物馆和画展，痴迷在学院派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印象派和现代派，又热衷巴黎东方艺术馆里的中国汉唐艺术品纹饰，逐渐开创一种博采中西艺术之长的新画风。

庞薰琹原本进入和巴黎美术学院齐名的大茅舍画院，但中途离开，游学于民间和私人画室画廊中，最终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与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结合起来，自成一派。1925年林风眠回国后任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这一事件被视为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留法生开始取代留日生登上主流位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留法生获得了艺术教育的领导权，徐悲鸿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近二十年，率领留法生一统中国美术江山。抗日战争使留学事业中断，在战争结束后，吴冠中、熊秉明、赵无极、朱德群等人立即赴法留学，延续了中国美术界“唯法独尊”的局面。留法生的地位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美术学校采用了苏联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苏联写实主义和法国学院派绘画并不矛盾，留法写实派可以尽量排除政治干扰，传承他们的艺术理念。而那些在法国接受了现代派艺术的画家，如林风眠、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则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具有创新可能性的艺术倾向在国内没有形成气候。幸运的是他们抵住压力，或在国内坚持探索，或远赴海外，各自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49年之后，铁幕切断了中国学生赴法的航线，直到1964年中法建交，新中国才派出首批公派赴法留学生。这批学生业余时间最流行的观光项目，就是寻找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年轻时的足迹。

1975年，邓小平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法国，法国方面特意安排他到生活战斗过的里昂故地重游。回国之前，邓小平买了大量面包，工作人员都不理解他一个人买那么多面包干吗。这是他带给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蔡畅夫妇的礼物，当年吃到内伤的法国面包，如今回味，定是别有一番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