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二十年来新发现的屈原资料真伪及其学术价值
近二十年来新出现的屈原资料真伪及其学术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
黄震云
[内容摘要]
文章对近二十年的考古发掘、田野调查、民间传说以及传世文献中正史、谱牒、方志、笔记、巫书等记载和发现的关于屈原的资料进行了归纳梳理，解决了屈原藉家以及祠宇的区别和联系，解释了遗存的彼此关联。认为其中有可信的存疑的部分，也有传说的成分，需要仔细甄别。提出屈原是世界文化名人，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位被封王的诗人，北孔南屈，地位与孔子对等，应该引起进一步的重视和更高的评价。
每一个时代的学术都是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风格特征，并担当历史角色与学术责任。但是，在这样一个格局中，始终能够体现学术生命的是创新，一种超越开拓的发现和发明。近二十年来，中国楚辞学研究蒸蒸日上，取得了越发骄人的成绩。其中新材料是一个关键。这些新材料，有的为我们明确指引出一些观测意象，有的则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结论，还有的则需要进一步辨析和深化研究。因此，总结说明一下二十年来关于屈原的资料的发现或者说出现，对于应该有一定的必要性，详略以资料为准。
一
正史石刻资料
（一）《后汉书》资料。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楚辞通论》中引用了《后汉书·延笃传》中的资料：永康元年，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乡人图其形于屈原之庙”。（后汉书卷六十四 吴延史卢赵列传
第五十四）1清王先谦注：屈原庙，楚大夫抱忠贞而死，笃有志行文彩，故图其像而偶之焉。【集解】周寿昌曰：案笃为南阳人，楚汉之际，南阳属楚，故有屈原庙焉。之后黄崇浩认为，屈原生于南阳，认为这条资料能够说明屈原和南阳的关系不一般。23黄震云还根据礼制，结合这些材料对屈原的故里和藉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屈原的籍贯是南阳，曾经住在秭归，即家在秭归，屈原的家还有湖南巴陵县、湖南溆浦，湘阴县玉笥山，四川的归州等。这些地方屈原都住过。湖南汉寿为其暂住地。将籍贯、家和暂住地，庙和祠进行了区分。
（二）唐宋和清代史书资料。屈原唐封昭灵侯。根据《旧唐书》哀帝本纪，天佑元年（904）九月，屈原被封为昭灵侯。这是屈原第一次被封侯。后晋天福二年（937），进封威灵公。北宋元丰三年(1086)宋神宗赵顼诏封屈原为清烈公、元丰六年封忠洁侯、政和元年后统一为清烈公、元延佑五年封忠节清烈公、明洪武二年封楚三间大夫屈平氏之神。屈原开始走上神坛。民间传清代封屈原靖楚江王、忠烈王。昭灵、清烈、忠洁均曾用于各地屈原庙额，但清烈历史沿用时间最长，而元仁宗所敕封号未作庙额。萧振《楚三闾大夫昭灵侯庙记》碑此碑在泪罗市城西玉笥山屈子祠，与蒋防所撰《泪罗庙碑》同镌于一黑色大理石上。碑高185厘米，宽95厘米。碑文704字作楷书24行，现嵌在祠内左侧墙壁上，碑文仍清晰完整。原碑由安武军节馆驿巡官守京北府咸阳县尉萧振撰文，将士郎前守江陵府功曹参军柴圾书并篆额，建于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十月二十五日。原碑已毁，现碑为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湘阴虞绍南重书，樊尹刻。后梁开平元年，楚王马殷向朝廷请准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并重修庙宇。文中对屈原极表无限思慕之情。刘行荣《重建忠洁清烈公庙记》碑此碑现在汨罗玉笥山屈子祠左廊壁上，字迹完整，碑文连跋共13行，高105厘米，宽70厘米，与戴嘉 1
2黄震云《楚辞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265页。20世纪90年代初单篇论文中也提到过。
《屈原生于南阳说》，刊《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3 黄震云《屈原的故里与藉家》，《光明日报》2013年2月18日。猷《重修泪罗庙记》共一石。碑文记述重建忠洁清烈公庙的过程，刘行荣事迹已无可考，最后刻有致和元年月同治八年七月湘阴虞绍南重书。4靖楚江王是清代何时册封，目前还缺乏资料，需要进一步研究。但通过这些史书的资料，我们看出，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被历代封为王侯的文学家，也是唯一的一位。其历史地位完全可以和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世人孔子相提并论，而过去我们对屈原的估价不足。
二
谱牒方志资料
地方志和谱牒资料是近年来屈原文献中数量最大，也是最难识别真伪的资料。其价值也需要从新审视酌定。
（一）屈原家谱
近年来，屈原家谱的发现数量比较大。
屈姓分布很广，几乎所有的省市皆有屈原家谱发现，还有南方、北方不同的系统，宗亲网站更有详细的支系情况的记录。主要有重庆、辽宁、安徽、江苏等，秭归还有人还到全国各地进行过调查。这种调查的意义无疑是积极的，但是不可能概全。上图为重庆屈原家谱。这本宗谱共修订了三次，一修为乾隆六十年，二修光绪元年，最后一次2007年修订的宗谱显示：祖先是屈原。宗谱的前几页除了目录，就是屈原的画像及居所，宗谱共有487页。这本家谱记载，他们从湖广到达四川，然后迁徙到重庆。又如辽宁本溪，《东北屈氏源流史谱》6
5确认东北屈姓家族是一步步从湖北逐渐迁移过来的，他们都是屈原的后代。作者屈广兴准备了几十年，离休后利用自己的工资开始了实地考察和走访。20年来，屈广兴行程1.5万多公里，实地了解了许多屈氏家族现在的聚居和生活情况，获得和抄录了大量有关屈氏家族的原始资料，有些资料对研究相应的历史事件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此后，他又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整理，三易其稿，终于将这本40多万字的《东北屈氏源流史谱》删定成书。又湖北7秭归县郭家坝镇文化村，村党总支书记屈克荣说，全村有屈姓村民471人。家谱称屈原在汉时为清烈公，流传至屈轸公，为五十六代。他们是屈原第七十二代孙。民国年间修的族谱捐献给屈原纪念馆了。江苏苏州临海屈氏家谱比较有名。苏州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有清朝（光绪九年即公历1883年）屈轶编写的临海屈氏世谱，线装，刻版印刷，共六本，临海屈氏世谱，忠义祠堂重刻本，是一部保存比较多的家谱。苏州市辖的常熟市图书馆还保存有一套《临海屈氏世谱，重修于清光绪九年《临海屈氏世谱》，从谱上基本上可以弄清楚临海屈氏的迁徙路线、始祖年代、子孙繁衍等情况。这部谱书和苏州大学图书馆的家谱所载是一支屈氏后裔的家谱，只是常熟保存的多三本，和北京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保存的是一模一样。北京国图、苏州大学及常熟市图书馆收藏的三套临海屈氏世谱也表明，临海屈氏为三闾大夫屈原之后，45参见 刘刚《湖湘碑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
《天府早报》2012-06-13。6 2011-12-20 四川在线。72012-5-31送祝福网 “武王庶子瑕食邑于屈号屈侯，始以邑为氏。”“伯庸生平是为三闾大夫„„ 则屈氏谱系又断自三闾大夫。” “常熟始迁祖屈氏自楚至常熟凡八迁，祖徐按初一关中，次二成皋，次三汝南，次四徒河，次五临海，次六祁阳，次七汴，次八常熟。”《汉书•高帝纪第一》载，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又陕西屈原家谱。2003年9月的一期《新疆经济报》以“我是屈原第103代孙”为题刊载了一条消息，介绍的就是时在内蒙巴盟崇立金绒毛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任经理的屈晓明，当时屈晓明的公司开在新疆，而且通过这篇报道新疆、内蒙很多屈姓人士和他取得了联系。报道上介绍的屈新营的祖籍和屈晓明是一个村，两位李伯村“屈原后代”，在新疆“认亲”，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但他们对屈氏家族的事说不清楚，只知道是从户县逃荒过来的，已经有130多年了，和户县也没有联系，又没有家谱。屈晓明自费修订过李伯村的屈氏家谱，自称“屈原第103代孙”，如今居家西安。和户县接壤的武功县也有很多屈姓人家，和李伯村的屈姓是一家人，村内仅存一块重修祠堂的石碑，碑上“屈氏合族重修祠堂记”可见，具体碑文已残不成句。8
另外，与临海屈原家谱同源的还有安徽池州屈原家族的家谱。江苏1593年修的《荆桥临海郡屈氏宗谱》、湖南衡阳于1810年修的《衡阳屈氏宗谱》、四川泸县于1839年修的《沪北屈氏宗谱》、荆州江陵始修于明初的《屈氏族谱》等，均称屈原为其始祖，秭归为其发源之地。这些家谱以《荆桥屈氏族谱》时间最早，而此家谱更有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屈敏的序。将这些家谱比较我们发现各家的屈氏家谱虽有不同，但也有很多相同，彼此基本上可以认定同源，以《荆桥屈氏族谱》为宗。2011年11月，在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教授和池州市人大副主任钱征教授的带领下，二十余位楚辞专家对安徽池州发现的以《荆桥屈氏族谱》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进行了实地考察，访问了当地的屈氏后人。家谱的内容很丰富，主要由序，包括重修序、源流序、谱派序、节孝序、仗义序、宗祠序等组成。还有谱论、家训、四景诗、八景诗、诰命、缙绅、山图、山契、椒冲案卷，历代世系，以明代以来最为详尽。
图为参加考察的屈原学会的专家在屈原出使齐国和曾经放流到达的池州青阳镇合影
《荆桥屈氏族谱》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 一 屈原的形象。屈原究竟是什么样子，过去我们无从得知，都是靠历代的画作来直观感受。历代的屈原画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就是清癯消瘦，独立不群。屈原早年很受重用，担任过大夫一类的职务，而晚年又长期流浪，所以前后应该有很大的差别。家谱中的屈原显然身着官服，应该是放流之前的形象。无论这一图像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画像时代最早，二是屈氏认可的正在仕途上的屈原图。三是根据《后汉书》，南阳最早建立了屈原庙，既然建庙，必然要供神主，或为影像或为木头或泥主，但神主应该是仕 8 2009-10-20人民网。宦时的形象，因此与家谱形象应更接近。也就是说，家谱中的屈原像更接近屈原本人真实面貌。至于家谱中还有屈原的父亲伯庸和后代的图像，尚需继续考察。还需要同时思考的是屈原唐代封为昭灵侯，宋封忠洁公，清代封为靖楚江王，既然屈原贵为王侯肯定会表旌建庙，所以，这也应该是屈原图像的可能来源。
二 屈原的生平事迹。1.《离骚》的写作时间，根据乾隆四十一年《重修源流序》我们知道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被囚，屈原写作了《离骚》，壬戌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墓在长沙府湘阴县汨罗江侧，初封清烈公。味文字意思，初也就是死后，屈原被封赐公爵，即清烈公。2.《离骚》中的正则、灵均是屈原的别号。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而元祐之序则具体解释为号正则，别号灵均。屈原曾经作有《九江》这样的作品，《九江》也许是《九歌.》之误。3.屈原逝世时的情景。根据家谱，屈原逝世的时候，屈原的一个儿子叫季敏，抱着屈原的尸体号哭，因为悲愤死去，被封为孝思公。夫人湘氏子曰相公，因此称二相公，奉母迁荆州。三．屈原的家世。根据家谱，屈原的父亲叫伯庸，与《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一致，或为其来源。家谱记载，屈原的姐姐叫女嬃。屈原有三个儿子，长子叫孟帅，谥文华；次仲虞，谥武安；三季敏，谥孝思公。当然，家谱的资料非常丰富，还涉及到世系、舆地、诉讼、职官等等，而直接关于屈原的主要有上述几点。如何看待家谱的资料，我们认为部分内容还是可信的。屈原在楚封清烈公，唐代封为昭灵侯，宋封忠洁公，清代封为靖楚江王，一直受到尊重，自然关于屈原的事迹传承也就延绵不断地保存下来。其次，从家谱整体记载看，比较严肃，并没有借助神话传说渲染，而是规范地按照谱学原则写作。
三
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关于屈原的资料，虽然不可能都是事实，当然是与不是还需要甄别，但其学术价值应该高于民间传说。
（二）地方志
地方志关于屈原生平资料的记载数量很大，其中固然有屈原的事迹，但也有屈原的传说。整体上看这些资料，主要是根据《史记》以及《水经注》等书中关于屈原的资料铺张形成。因此价值不是很大。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关于河南西峡的屈原事迹的记载。根据回车镇张俊伟主任的统计，就有十分可观的数量。①清《嘉庆常德府志·列传一》（公元1813年修）（卷三十六）》载： “按：《湖广总志》于（夏商周）三代以前人物，概谓‘楚人’，后世始分著郡县。屈原，王逸以为南阳人,或以为归州人。”②明《成化内乡县志》：内乡县境图有屈原岗。——《明成化·内乡县志》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沃頖修，胡庄纂。③明《嘉靖南阳府志》：内乡县有屈原冈（今西峡县）——三闾大夫扣马谏怀王。——《明嘉靖南阳府志》是明代时任南阳知府杨应奎于嘉靖七年(1528年)纂修,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霈增补,举人叶珠作序,嘉靖三十三年(1545年)成书刊行。④清《康熙内乡县志》： “屈原岗在（内乡）县北六十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析时也”。——《 清康熙·内乡县志》是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宝鼎望修，高佑釲撰。⑤《邓州市志·大事记·战 5 国》：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屈原遭放逐后，经穰、邓去楚国早期都城丹阳（今淅川县下寺东北龙城）凭吊。——《邓州市志》编纂单位：邓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单位：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1996年9月。⑥《南阳市地名志·政区居民地编·西峡县》：回车乡在县境东南部。南接淅川县上集乡。乡人民政府驻杜店。回车一名，得于战国。公元前299年。楚怀王西入秦国与昭王会，屈原于秦楚驿道(今乡境内屈原岗)上，力谏楚怀王：“秦虎狼之国⋯.不如毋行”，并劝其回车返回。怀王不听，终死于秦。地以人传。——《南阳市地名志》编纂单位：南阳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出版单位：三秦出版社；出版时间：1996年09月。⑦《河南省南阳地区地理志·名胜古迹·西峡县》：屈原岗位于西峡县回车乡屈原岗村民委员会高阜处．该村有一所学校．校内有一通碑碣．碑阳横刻。地以人传”四个小字，下竖刻。屈原岗。三个大字．碑阴有清人邱铭勋撰写的碑文，落款是清宣统三年(191 1年)．据《内乡县志》载，屈原岗“在县北六十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河南省南阳地区地理志》编纂单位：河南省退休科技协会南阳分会《南阳地理志》办公室；编纂人员：李成岱 贺世伍；出版时间：1991。⑧《西峡县志·屈原岗碑文》：古中乡之北有霄山焉，迤西而东见。夫土脉崇隆，丘陵矗峙，蜿蜒横亘，为秦楚往来通衢。土人告余曰：“此屈原岗也”。夫屈原历今几千百年矣！当时仕楚为三闾大夫，陈谏怀王，不听其言，忧郁而去。其后，楚为秦击，败北而归，道经此岗，浩然长叹曰：“使用三闾大夫言，当无今日！”·····大清宣统三年。⑨《西峡县志·诗文选》：屈 原 岗（明）李蓘 灵修何到此，古迹问应难。试向高岗想，将无是屈原。——《西峡县志》编纂单位：西峡县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1990年11月。
地方志的资料基本上承明清之旧，部分地方根据传说略有改编，基本上保持了原貌，有一些有价值的成分，值得我们关注。
三
文学（戏曲、笔记）资料
湘西的傩戏中有屈原女儿的戏，没有提到儿子，与家谱明显不同。目前溆浦，根据县志办张宗昌主任介绍，存有明代的唱本。屈原文化是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端午纪念屈原、龙舟比赛，屈原遗迹怀古和旅游，在江淮、江汉、江夏地区，方兴未艾。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地位屈原资料少而发愁，家谱则可以补其不足，也为随意编造演绎屈原事迹的小说家展示了规则事实。因此，屈原家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湖南溆浦的巫书。溆浦傩巫师所存的巫书也许可以就此给一个答案，其巫词里就有把屈原看作驱瘟之神的篇章，并确切指出屈原有5个女儿，这个发现是空前的。傩戏中的《送瘟神》（又称《送茅船》）的部分，又讲到屈原要他的第五个女儿担当送瘟神的故事。屈原相公要花船唱词说：
万里风云万里天，春风和气眼前生。天地阴阳回造化，造船便说本根源。昔日秦王身染病，七十二日倒高床。请尽世人医不好，吃尽灵丹无药方。关公殿前占一卦，屈原相公要花船。屈原相公五个女，五人姐妹有根源。一娘住在桃花店，二娘住在菊花园，三娘住在梅李地，四娘学道登仙山。五娘身材生得小，江边立庙要花船„„五月五日船下水，沿河两岸鼓连天„„子弟花船五娘坐，化作百家门上收瘟慑毒船。——《送瘟神》选段9
其次，湖南省汨罗市屈原纪念馆 刘石林《也说屈原的妻室子女》10在汨罗江一带，民间自自古就流传着九子不能葬父，一女打金冠的传说，据传屈原投江之后，其遗体十天方才 9 薛小林《溆浦，和巫傩的一次相遇》，《潇湘晨报》2009年4月28日。
2012-01-10汨罗屈原文化网。10 打捞上来，一边脸被江中的鱼虾啃喫了，其女女媭请来民间著名的金匠，拿出自己的金银首饰，为屈原配了一边金脸，为防止人盗墓，用罗裙兜土，决心为屈原筑十一座假坟，以假乱真，其精神感动了天神，天神命土地神相助，一夜之间帮助女媭筑起了十一座假坟，至今汨罗山上还有十一座高大的封土堆(1958年修京广复线掩埋了一座)，这就是屈原墓十二疑冢。汨罗人民对女媭也十分崇敬爱戴，在屈子祠西侧为其修建了女媭祠，俗称娘娘庙，內塑女媭用罗裙兜土的立像，竟也长年香火不断。可惜塑像和庙皆毁于文化大革命中。清《湘阴县图志》载：“楚塘，大数亩。屈原女葬父于此取土，其地藕花重台胜他处。”有关屈原女儿的传说在汨罗有很多个，有关女媭的遗迹在汨罗也还有多处。民间传说，屈原被流放到桃江，这年冬天，其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给屈原送来寒衣，旅途劳顿，染疾而亡。清《益阳县志》记载：“在治西花园洞，相传屈原之女名绣英葬此。”又载“《天问》作于桃江之弄溪灵均固邑。”《辞海》2000年版“桃江”条亦载桃江县“1952年由益阳县析置……名胜古迹有……花园洞、钓鱼台、天问台遗址。”其花园洞即指绣英墓，至今封土堆尚存。钓鱼台在资江边上，传为屈原钓鱼处，天问台在资江边的凤凰山上，传为屈原写《天问》处，至今古碑尚存。湖南溆浦至今还保留着巫傩表演的习俗，在巫师表演的古老的唱词中，说屈原当年流放溆浦，有五个女儿跟随，“长女住在菊花园，二女住在桃花园，三女住在梅李地，四女学道去登山，只有五女身材小，江边立庙摇花船。”花船即端午节扎纸船送瘟神的祭典，一直保留至今。用红纸写上“屈原相公游江五娘之神位”置于纸船中，巫师跳傩舞，在鞭炮锣鼓声中请下屈五娘，然后将纸船连同屈五娘的神位一起焚烧，请屈五娘将瘟神送走。正所谓“纸船明烛照天烧”是也。在这些传说、遗迹和风俗中，屈原的女儿俨然成了乡民们的保护神。由此也足以说明屈原有女儿是无疑的。
最后，关于屈原流放洞庭和天问的笔记资料。晋王子年《拾遗记》卷十说：“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砌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与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萧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尝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惟仲春律中夹钟，乃轻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澧之间。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之，谓之水仙。黄震云《楚辞通论》据此认为，《天问》、《橘颂》、《湘君》《湘夫人》应作于此地。
四
田野考古
湖南湖北的学者历来有田野考察的习惯，如溆浦县根据屈原作品描述的地理方位绘制了屈原进入溆浦的路线图等等，都很有意义。近年来西峡县、池州市（九华山）和汉寿县又有作为。如池州的屈原到达九华山阳陵的实地调查工作卓有成效。黄震云据此认为，屈原《悲回风》诗说：“吾冤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惕惕；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 大河指黄河，黄河与淮水相通。所谓劝谏失败，沿着江淮入海完全确认屈原东下走的是淮河到达天柱山之南，过江后进入池州，进而去过黄山一带。因为陵阳离黄山很近，因此有这种可能。过去池州属于扬州辖区。刘向列出的七十位神仙之一陵阳子明就很轻易从陵阳到黄山：“陵阳子明者，铚乡人也，好钓鱼。于旋溪钓得白龙。子讶惧，解钩，拜而放之。后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黄山，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龙来迎去，止陵阳山上百余年。山去地千余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告言：‘溪中子安当来，问子明钓车在否’？后二十余年，子安死，人取葬石山下。有黄鹤来，栖其冢边树上，鸣呼‘子安’。”（《列仙传·卷下》）提出屈原曾经两次到达池州，一次是出使齐国，一次是流放时期，经过的路线是经淮河东下，7 时间在公元前311年11。
西峡县屈原的事迹田野考察收获很大，其中有楚长城、屈原岗等遗迹。西峡县先后在北京和西峡召开了中国·西峡屈原文化研讨会，就屈原和西峡关系进行了深入研讨。目前，西峡县屈原文化研究会吸收会员200余名，撰写和发表论文30余篇，新编了10余万字、近百张图片的《屈原：南阳诵歌》一书，该书即将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立了屈原文化史料调查组、屈氏家族调查组、文物登记组、民间传说调查组，对西峡的屈原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查摸底。深入2个乡镇近10个行政村，登记楚文化和屈原文化的文物近百件，公布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收集屈原民间传说、民间故事20余个，分类整理，公布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个，同时做好向上申报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县委、县政府先后投入资金50多万元，对屈原岗遗存的祠庙和屈原岗地名碑碣进行了系统加固修复和保护，对屈原祠流失的文物进行了追缴、登记和管理。西峡的屈原文化开发正成为今后几年工
作的战略。
录漆雕世彩教授屈原庙题额欣赏文章一篇，原刊国学网2013年4月8日国学咨讯。
中国第一座屈原庙修葺开放，黄震云教授题写庙名欣赏
屈原是世界文化名人，唐封昭灵侯,宋封忠洁侯,清封靖楚江王，河南南阳屈原庙是汉代正史记载的我国第一座屈原庙，历代都曾官修供奉。2011年以来，为了弘扬屈原精神，打造屈原文化品牌，河南省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重新修整了屈原庙，庙名由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黄震云教授题写。
日星辉耀，云霞绮驳，雷电闪现，天之锦也；山川峙流，草木葱郁，阡陌交错，地之锦也；亭台楼阁，摩崖刻石，碑匾书法，人文之锦也。黄震云先生为河南屈原庙所题匾额擘窠书“屈原庙”，为中华大地又增一人文景观也。“屈原庙”三字，1
1一、公元前314年，屈原被疏，免职，待郊。中间辗转周流汉北、洞庭湖一带和沅水流域。《离骚》、《卜居》、《橘颂》等作品写成。
二、公元前311年，屈原疏放三年满，召回出使齐国，回国后责备楚国没有杀张仪。被放流，写作《九歌》。
三、公元前296年，屈原迁江南。《渔父》、《远游》、《天问》、《九章》大部分写成。屈原本传中的迁是流放之后再迁还是直接流放的迁，仍需进一步研究。
四、公元前295年或稍后，屈原作《招魂》、《怀沙》，投汨罗江自杀。《史记》本传在介绍屈原写作《离骚》时并没有具体说明时间，只是说忧愁幽思作《离骚》，但肯定是在被疏（公元前314年）后，根据上面的分析，应该是被疏三年后被放流前写，也就是公元前311年。
附
取晋人王羲之行书笔意，似不经意而着意为之，当为先生得意之作也。此三字部首尸、厂、广都有一长撇，都为半包围结构，都是左上包右下，要处理好如此雷同之偏旁的三个字确有一定难度，且看吾兄黄先生大手笔如何布局，如何遣笔。“屈”字开头三笔及“出”之两竖折及短竖，写得灵动而流畅，以连笔出之，笔意游走；而“出”之中竖，写得粗重而短，茁壮有力，这一粗而短的竖，对整个字形成有力的支撑，使“屈”字风神飘逸而形体端稳——此非资学兼长，神融笔畅，而钩揭导送提抢截拽之权度烂熟于胸者不能为也。“原”字，左上两笔横与长撇变为一笔，写作“横折撇”，简练而有力，趁着笔势，紧接着笔锋一转，又与右下相连，右下“白小”计八画，“屈”字 总共十画，先生以驾八龙婉婉之意趣将十画变为一笔，一气呵成——此非意在笔先，心能转腕，手能转笔者不能为之者也。“庙”字，形体稍小，先生使“庙”之长撇，比前二字之长撇在形体上稍细一点，稍长一点，以求三撇之变化，形成对比，整个“庙”字，灵动中含稳重，收束紧凑而又具萧散之神韵。而“屈原庙”三字之撇的处理尤为匠心独运，“屈”与“庙”之撇都带弯钩，而“屈”字之弯钩稍大，“庙”之弯钩稍小，“原”字之撇与“白小”连为一体，圆浑健劲。——此非规矩入巧，不滞不执，心与手皆圆通入妙者不能为之者也。震云先生，吾之老友也，其为人也，性情随和，谦谦君子，乐于助人，乐于成人之美，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道盛德而至善，因之而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与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骚体诗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同行专家评议组专家等要职，有多部学术专著行世，古人云，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矣。今观先生书法与其性情、人品、文章总相类也，相称相合也，相得益彰也。震云先生，吾之好友也，因爱其人品，故及其书也，世之人有过河南屈原庙而观其榜书匾额者，其信吾言之不诬也，若更有观“屈原庙”三字而驻足，而顿首，而沉思，而想见屈原之为人，默然而泣，如屈子忧愁幽思怵心国难，而关心当今民间疾苦、关心中华民族复兴者，则庶乎屈原之孤愤为不虚，震云兄之翰墨能警世也。
2013年2月23日写于北京。电话：*** qidiaoshicai@126.com
第二篇：浅谈近二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浅谈近二十年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成就及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若以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同时通过恢复或组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经营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相应领域的信贷与储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力量研究和实施全国金融的宏观决策，加强信贷总量的控制等为起点，中国的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和开放已经走过了23年里程。尽管到目前为止，市场化、现代化、规范化、开放性的金融体系还在形成和完善过程中，金融领域的改革、发展和开放的任务仍然艰巨，甚至在配合近30年来的整体改革开放和支撑超过9％的年均高速经济增长中在金融领域累积了一些矛盾和风险，但中国金融在改革、发展和开放三个方面取得了不容否认的显著成果。
一是建立起了系统完整的金融组织体系。过去很长时期内,中国的金融机构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它既承担中央银行任务又具体办理大部分银行业务。经过改革开放以后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分业监管,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新型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功能互补和协调发展的新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可以说,世界上先进国家拥有的金融机构,我们大部分都建立了。金融机构不仅种类非常齐全,而且数量十分庞大,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重要的是,除了政策性金融机构外,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基本都实行股份制,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严密管理,机构运作效率明显改善,能够更好地适应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并且银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由高度集中的、单一的银行金融机构转变成多元的、专业化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作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垂直型信贷资金管理体制，一切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单一的银行体制已经被专业化的多元银行机构体系所替代2006年底，银行类金融机构已经达到21759家。其中，国有银行4家，股份制银行13家，城市商业银行113家，农村合作银行80家。这种多元的产业组织机构，不仅加强了金融服务的专业性，而且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格局。
二是发展和创新了金融业务与金融手段，金融市场产品种类也在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金融创新浪潮的带动和现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继承、发展和创新了金融业务与金融手段。在金融业务方面,除了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证券投资业务、咨询业务、代理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等等几乎一应俱全,种类非常丰富;除了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业务稍弱一些,其他世界上存在的金融业务,国内基本上都拥有了。现在,自动存取款机随处可见,网络银行、手机银行、信用卡等等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金融服务手段实现了现代化和高级化。金融业务的拓展和金融手段的创新,极大地满足了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产品也在不断地丰富，这主要体现在：
①依托银行间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2005年以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市场化方向，在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减少行政审批，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化机制；依托面向机构投资者的场外市场，发展公司信用类债券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约束机制，逐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和风险分担机制；成立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加强债券场外市场自律管理；大力加强托管结算、交易、清算等基础设施建设。
②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债券市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市场体系日益成型，已形成以银行间场外市场为主、交易所场内市场为辅，场内外市场并存、分工合作、互通互联的债券市场体系。产品品种日益丰富，顺应市场需求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地方政府债、汇金债等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市场参与主体不断丰富。基础制度不断完善，较好维护了市场秩序、保护了各方权益。市场运行机制不断健全，债券发行管理不断优化，市场化定价程度逐步提高，信息披露制度对相关主体的约束力持续强化。2010年前三季度，债券发行量（含央行票据）达8.1万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172.7%。债券市场规模已跃居亚洲第二、世界第六。
③同业拆借市场和票据市场迅速发展。2007年7月，人民银行颁布《同业拆借管理办法》，此后同业拆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2010年前三季度，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20.3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20倍。2007年，人民银行牵头制定并在全国推广统一的票据市场交易合同，票据市场交易标准化建设迈出重要一步。2010年前三季度，商业汇票累计签发8.62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1.76倍，累计贴现18万亿元，较2005年同期增长2.8倍。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的迅速发展有利于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管理、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提高了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益。④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加快发展。2005年以来，外汇市场产品日益丰富，交易系统不断完善，初步构建了由柜台零售市场和银行间批发市场组成、多种交易方式并存、覆盖即期、远期和掉期等各类基础外汇产品、价格联动、分层有序的外汇市场体系。同时，黄金市场产品逐渐增多，参与主体持续扩大，服务体系日趋完善。2010年前三季度，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成交量达4613.89吨、成交额1.19万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593.1%和1458.7%。加快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发展对完善和丰富金融市场体系、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在前30年以及在改革开放初期,金融市场的概念是禁止的。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谁提“市场”概念,在政治上就会冒风险。1984年由20位硕士研究生提出“开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从而有了思想突破后,经济理论界关于金融市场的议论逐渐增多,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些方案和建议也由理论工作者分头提了出来。理论先行,实践紧跟,没有多久,社会主义金融市场就在中国产生并发展了起来。到现在,不仅开放了金融市场,建立起了货币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等金融子市场,而且整个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了。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
①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成功上市。开发银行已由政策性银行改造成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改革方案基本完成。农业发展银行改革前期研究工作正式启动。积极配合财政部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促进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改革平稳进行。通过改革，金融机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日益完善，经营管理方式得到根本性转变，资本充足率大幅提高，资产质量大为改观，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增强。2010年三季度末，工、农、中、建、交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1.6%、11.4%、11.7%、11.6%和12.5%，均较2005年末明显提高；不良贷款率为1.15%、2.08%、1.10%、1.14%和1.22%，呈逐年下降趋势。
②农村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水平逐步改善。农村信用社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产权制度和内部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历史包袱初步化解，资产质量不断改善。截至2010年9月末，对2408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发行专项票据1699亿元，对其中的2366个县（市）农村信用社兑付专项票据1650亿元，兑付进度达到97%。对新疆等四省（区）发放专项借款21亿元。探索发展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截至2010年8月末，全国共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334家，其中开业271家（村镇银行233家，贷款公司8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0家），各项贷款余额411.3亿元，其中农户贷款余额123.4亿元。各地设立小额贷款公司2167家，注册资本1356.33亿元，贷款余额1438.04亿元。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提高了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和运行效率，填补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对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③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2004年10月，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十一五”以来，人民银行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构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建立健全市场利率体系。2007年上海银行间市场拆放利率（Shibor）正式运行并逐步确立在货币市场利率体系中的基准地位。2008年10月以来，商业银行利率自主定价空间进一步扩大。
五是金融业的国际化也得到极大提高。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近二十年来，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提高国际化水平。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努力缩短与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差距，增强自身发展活力；通过对外开放，促进我国金融业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接受国际竞争的考验，提高国际竞争力；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各类资本，壮大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实力，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①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大幅提高。取消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进一步简化结售汇审核程序，允许跨国公司在集团内部开展外汇资金运营，提高个人购汇总额，大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放宽资本管制，取消对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大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实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促进资本双向流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7大类共40项资本项目交易中，除跨境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等仍严格管制外，其他项目已实现一定程度可兑换。在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不断加强和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拓展多元化投资，确保外汇储备资产总体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取得重大进展。2009年4月，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境外地域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国内试点地区扩大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业务范围包括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1970.8亿元。同时，允许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参加银行使用依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增加人民币保值增值渠道；开展跨境项目人民币融资和资本项目个案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稳步推进，顺应了国内外市场的意愿，拓宽了境外人民币资金的来源渠道，满足了企业跨境业务多元化的需求，进一步密切和巩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
③国际和地区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银行积极贯彻落实国家总体决策部署，主动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和区域金融合作，努力改善我经济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相关准备工作，研究提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进国际金融组织治理、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一揽子建议，为我参与国际社会危机救助与全球经济金融结构治理、提高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做出了积极努力。正式加入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讨论和制定。推动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我国份额占比将升至6.394%，排名跃居第3位。加入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高层委员会，积极推动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妥善应对国际社会提出的金融援助要求，先后签署8份总规模为8035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积极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欧央行工作组等重大机制化活动，宣传和阐释我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改革，增信释疑，营造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国际舆论氛围。加强东亚金融合作，建立中日韩央行行长会议机制。推动成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东亚地区的多边救助机制从设想变为现实。与港澳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进一步推进。
这些都说明了金融业的国际化得到极大提高。过去很长时期内,只有中国银行设有境外金融机构,国内也没有外资金融机构营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有了极大提高。不管是保险业,还是银行业,我们既在源源不断地“引进来”,也开始尝试“走出去”了。国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开设的分支机构越来越多,业务规模越来越大;国内主要金融机构都引进了境外战略投资者,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联系。国内部分金融机构已成功境外上市,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国开行等都已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银联卡目前可以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使用,这些都说明中国金融业已经开始进军国际市场了,国际化程度有了大大提高。
六是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1983年,国务院出台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从此不再办理针对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业务,成为专门从事金融管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政府机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过去承担的相应领域的信贷和储蓄业务等分解到组建和发展起来的专业银行。在1993年12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进一步将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职能确定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从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即加快改革步伐，加强货币信贷集中管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集中行使货币发行权。总量调控权、基础货币管理权、基准利率调节权；转换其分支机构职能，改革总行内部机构；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监控重要指标，逐步综合采用多种调控手段；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增强金融监管力量等。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的生效,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工作重点也转向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人民银行适应经济金融的体制变革与快速发展,宏观金融调控职能和调控手段不断强化。当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金融政策,不仅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松紧,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重要目标。1997年组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为中国人民银行币政策制定、实施的科学化提供重要保证。1998年l1月开始，改革原有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9家分行，以便建立货币政策的区域性研究制度，强化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防范责任制，中国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职能正在逐步完善。“十一五”时期，面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较快、各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局面，人民银行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针对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把握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既有效保持了币值稳定，又促进了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同时，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金融稳定长效机制，提高金融体系整体抗风险能力。同时银行和法律业加强立法，努力健全监管制度。在清理数千件有关银行金融机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核心的系列法律的颁布和修订，为银行业的依法监管和守法经营提供了依据。不仅如此，2003年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其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同时，修改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和加强了中国人民银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专业银行通过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和贷款责任制，逐步加强了自我约束机制和风险管理。1998年1月，对国有商业银行取消了贷款限额管理制度，全面推行资产负债比例。
不可否认我国金融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和一些重大突破，并在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金融体制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最终必将影响到实体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将以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高效的市场营销机制以及雄厚的资本实力等优势，与中资银行展开全方位的竞争。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已迫在眉睫。
一、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当前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可从两个方面得出初步判断。
首先是储蓄—投资转化率。社会资金转化为投资通常有三个途径：一是通过银行等金融中介以信贷资产形式发放给资金需求者；二是通过财政资金如国债的形式转为投资；三是通过资本市场如股票、债券等形式转为投资。在财政融资方面，尽管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03年已接近20%，但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指标30%—40%相比，仍相距甚远，更何况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刚性，且大部分支出为非生产性支出。在证券融资方面，由于资本市场的不规范，近年来其占比更有明显下降。由于上述两个融资渠道相对较弱，银行信贷仍然是我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要途径。从2000—2003年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情况可以佐证以上的分析。2000年，贷款占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总量的比例为69.7%，国债占比17.8%，企业债占比0.6%，股票占比12%；到2003年，贷款占比升至85.1%，企业债占比微升至1%，国债占比降至10%，股票占比降至3.9%。
根据人民银行和西南财经大学联合课题组的统计分析数据显示，自1995年我国商业银行首次出现存差约0.3万亿元以来，到2003年末存差已经扩大至4.9万亿元，大量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
另外，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的现象存在，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反映了储蓄无法顺利地转化为投资。
其二是M2/GDP指标。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M2/GDP指标过高，通常反映出货币供应量超过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高。2003年末中国M2/GDP比率已经达到189%，2004年6月末上升到200%，远远超过一般国家100—150%的正常水平，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这里面有货币化进程的因素，但M2/GDP这一指标的持续上升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信贷推动特征，而且信贷资产的运用效率趋于下降，不能不说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存在问题。
另外，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和绩效可以说代表着我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绩效。但是，按照英国《银行家》杂志2004年第7期公布的全球性1000家最大商业银行最新排名和主要财务数据，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按资产排名分别为第20位、第28位、第33位、第41位；按绩效排名则分别为第85位、第83位、第69位、第81位。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2006年我国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之时，外资银行将于中资银行在公平、对等的基础上展开全面竞争，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形势是何等之严峻。
第二，融资结构扭曲，金融体系内风险向银行集中。
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我国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从国内金融市场整体融资结构来看，2003年国内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只占融资总量的15%。再进一步具体化，从2001年、2002年到2003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融资的比例分别为75.9%、80.2%和85.1%，2004年第一季度上升到93.8%。可以看到间接融资占有绝对比重，融资结构严重失衡。
按照金融运行的一般规律，短期资金需求主要靠银行贷款，即间接融资的办法予以解决；长期资金的需求主要靠发行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这样可以避免用短期资金来源解决长期资金需求的种种弊端和风险。然而，目前我国的现状却是，90%的长期资金需求都是通过商业银行以间接融资渠道解决的。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资产来源又是以短期资金为主，从而产生了短存长贷引发的流动性问题，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三，直接融资体系内结构失调。
一是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发展不平衡。在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的融资规模通常是股票市场融资额的数十倍。我国的情况则相反，2002年末，中国GDP总值为10万亿元，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的未清偿余额为35000亿元，相当于GDP的35%。其中，企业债券的地位更是微不足道：它的未清偿额不到1000亿，占GDP总额的比重不足1%。
与债券市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自1991年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数量、市价总值、交易规模等，逐年攀升。截至2003年底，我国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4万多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6%。股票市场融资相对于间接融资的比重在调整中也逐步上升，2004年第三季度这一比重达到了4.8%。
二是在债券市场中，企业债的发展严重滞后。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品种主要有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特种金融债和企业债四大类。从1994年开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呈现跳跃式增长，2004年中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已近7000亿元人民币。同时，政策性金融债发行总额也呈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政策性金融债的发行总额已达到4298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中发行规模仅次于国债的券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10余年来，在多数年份中，我国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都不超过500亿元。从2004年的情况看，截至2004年11月底，企业通过股票市场筹资1273亿元，通过债券融资245亿元，企业债券融资仅为股票融资规模的五分之一。
二、对策建议
第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供良好的实体经济背景。
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但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不仅仅依赖于金融体系，它还更多地依赖于金融资源的主要使用者——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承担的过重的政策性负担，使之在愈来愈市场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举步维艰，但无论如何，融入市场，加快自身的市场化步伐是国有企业的唯一选择。
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攻坚战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是站在一条船上的难兄难弟，患难与共，祸福同享。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必须同时加快国有企业攻坚战步伐，以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为条件和前提。
第二，以加快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进程为核心，进一步完善金融产权制度。
完善我国的金融产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是，要加快金融产权的多元化进程，允许各种投资主体投资金融产业，实现金融主体成分的多元化。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产权主体控制金融，都要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失败负责，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经营失败成本转嫁，即真正实现金融产权的完整化。只有把金融机构转嫁失败成本的路堵死了，金融机构的成本才是真正内在化的完全成本，预算约束才是真正的完全硬约束。
目前的一个着力点是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力度。核心是股权多元化。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相互制衡、有效约束的内部治理机制，将国有商业银行还原为真正的金融企业，使其逐步建立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真正以利润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也有利于强化外部监督，促使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第三，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
目前，加快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关键，是尽快出台2000年以来一直加紧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放松一级市场管制。一是改审批制为核准制，并逐渐进步到注册制。二是打破对发债主体的限制。三是放宽所募资金使用限制。四是实行企业债券利率市场化。五是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应该大力培育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以提高市场流动性，降低市场风险。
主要参考文献：
杨英杰，2005：《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理论前沿》第七期。黄桂田，2007：《我国金融改革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理论视野》第三期。王江，2000：《转轨经济中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与风险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周小川，2010：《“十一五”时期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成就》，人民银行网站。
第三篇：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胡凡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
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这是传统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其二，远因近因说。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其四，历史原因（远因）为主说。具体有三点：第一，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工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第二，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为乾嘉学派所继承。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其五，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在上述讨论中，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就会看到，无论中外，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1]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认识又有深入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
其一，多种因素说。漆永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了《乾嘉学术成因新探》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发达是多种因素所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2]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学术内部嬗变规律的同时，兼顾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以及乾嘉学者自己言行的探寻，力图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3]他认为考据学萌于先秦，成于两汉，一盛于南京，再盛于清乾嘉时期。其次，他从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认为对传世古籍进行大规模整理研究已成为一种客观需求，势在必行，这种客观需求与乾嘉学者的自觉活动合而为一，遂成为乾嘉考据学发达的重要成因之一。第三，他分析了实事求是、学宗汉儒风气的形成，认为对宋学贬斥与对汉学的提倡使民间学术界将此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实事求是成为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并迅速向全国范围弥漫开来。第四，他一反过去将乾嘉学者描绘成避祸苟活者的形象，通过对乾嘉学者积极入仕、反对归隐，反对结社、卑弃讲学，排斥释道、反对享乐等积极心态及致用观念的变化进行考察，认为乾嘉学者将正本清源、董理群籍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就。第五，他分析了乾嘉时期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国内经济以及清廷的“稽古佑文”的文化政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成为乾嘉学派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遂使考据学达到全盛。第六，他对三种观点进行了驳论，一是在乾嘉时期疑古辨伪之风逐渐走向了消歇，因而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并无必然因果联系；二是认为西学方法对当时学者影响不大，且影响也仅限于天算学范围之内，不可任意夸大而失实；三是清廷的禁书与文字狱，可以对乾嘉考据学起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应该说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二，内在逻辑说。1991年，由王戎笙总负责的《清代全史》出版，陈祖武为该书撰写了学术文化部分。他认为，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是为其自身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特征所决定，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进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由此而导致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辩，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逻辑依据。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上述两方面特征都发生了地位的转换，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其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于是中国儒学“只是以一次‘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迄于乾隆中叶，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4]。他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辩录》中继续申述了上述观点，要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5]
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这是王俊义一直坚持的观点，除了80年代已经发表的文章外，在1993年10月出版的他与黄爱平合著的专著《清代学术与文化》中，又作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原因，除了要考虑到明末清初为反王阳明学派导致的空疏学风，学术界逐渐由虚趋实，顾炎武等提出重调查、重考证的经世学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思潮本身演变的内在规律外，还应更多地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当然，也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需要联系当时整个社会形势，而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他通过对康乾盛世社会状况的分析，认为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等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自觉地倡导“稽古佑文”，“崇儒重道”，发展传统的汉族文化；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起来，正是由上述原因所促成。他批评了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设问“如无康乾盛世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那样浩瀚的类书和丛书及各种通志、通典和通考？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经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穷经’？应该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无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如果只从文字狱角度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难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6]。
1995年，王俊义再次申明自己的康乾盛世为主说，批评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对陈祖武的内在逻辑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性，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至于对“康乾盛世”说的诘难，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承认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要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可能出现象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其辩驳之点在于：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王俊义在文中还谈到自己的认识：“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7]
其四，远因近因说。这一观点由陈其泰继续坚持，他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分析了朴学盛行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认为“从学术文化发展的渊源说，乾嘉时期考证学的特殊繁荣有它的远因和近因。”[8]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欧阳修、朱熹的辨伪之作等，即证明当时已开始出现考证的风气，这是乾嘉朴学兴起的远因；清初顾炎武等人的重视，则是朴学兴盛的近因。而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至于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以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成长起为数众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会典》等大的文化举措，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主义淫威的逼迫，使聪明才智之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再一个原因是明末以后士大夫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乾隆年间学者喜谈天文历算形成风气，戴震、钱大昕等都著有数学方面的著作，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有利于训练和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
其五，其他观点。路新生在《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一文中开篇就援引钱穆和余英时的观点，提出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点却“为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忽略”。同时又提出：“余氏在考校清代考据学风的形成时，仅仅着力于宋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的影响，而对于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这一制约清代考据学形成的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就使余氏的论据显得比较单薄，而钱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这一问题似也忽略未论，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9]。通过阳明后学援佛入儒之发展及其反动、资治与辟佛；东林学风转轨的内在动力、弃虚蹈实；从清初的仇佛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等三个层面的分析，他认为“清初士大夫社会的仇佛心理，在学术界蔓延的结果，便是佛氏连带着喜好玄妙的形而上学思辩学风同时遭到了学术界的摈弃，而学风愈趋于实证”。“下逮于乾嘉年间，一般考据学家排斥佛氏的立场遂沿清初余波而起。如洪亮吉、武亿、朱笥河、洪榜、阮元皆辟佛氏”。而他对这种排佛之风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看乾嘉时期的考据论文，枯涩干瘪，既无活泼清新之文风，亦无高屋建瓴、沛然而下之气势，实与整个学术界缺乏理论思辩之素养大有关系焉！究其根源，则是因学术界囿于传统的资治治学观，铲芟授佛入儒的心性之学所造成的。”
李岚在《乾嘉学派成因再探》[10]一文中，力图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作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她提出有下面几个因素：
一、康乾盛世经济上的繁荣，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相对安定的社会，为乾嘉学派的形成提供了宽松的治学环境；
三、清统治者软硬兼施的文化政策，使乾嘉学派在钦定御纂的世界中逐渐形成；
四、学术者（界）自身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与开拓性；
五、个人对乾嘉学派形成的推动作用。
此外，于鹏翔又提出要从民族因素对乾嘉学派的形成进行考察。[11]
二、关于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争鸣
乾嘉学派内部派别的划分，历来有吴派、皖派之说，多数学者都承认此一分野划自国学大师章炳麟。章氏在19世纪末出版的《虺书·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后来章氏将此书修订再版，在戴震前加上江永之名，书名改为《检论》。其后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立足于章炳麟的说法而又加以阐发，他说：“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12]
自章炳麟、梁启超二人提出吴、皖分野说之后，20世纪的史学家多沿此说，论述乾嘉学派必谈吴派、皖派。如侯外庐著《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在其第十章第三节“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中说：“专门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皖派以安徽戴震为首。”[13]戴逸在其所著《汉学探析》一文中说道：“到了惠栋时（雍乾之际），一切条件才基本具备，才能构筑起‘汉学’的牢固阵地，形成和宋学分庭抗礼的局面。惠栋和他的友侣、学生都是江南人，被称为清代汉学中的‘吴派’。与吴派并称的是以戴震为主要代表的皖派。‘吴’和‘皖’都是地名，吴派学者大多是苏南人，而皖派学者大多是安徽人。”[14]
其实，梁启超虽也倡吴派、皖派分野说，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两派，在前引文之后他又说道：“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15]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遂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说。张舜徽于50年代末著《清代扬州学记》，其中谈到：“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吴学宗汉，其失在固，徽学虽实事求是，但不及称举大义，其失在偏。“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始由专精汇为通学，中正无弊，最为近之”。[16]柴德赓在其《史学丛考》中也说到：“乾隆时经学流派，吴、皖两派之外，还有扬州一派，扬州派以王念孙为首，汪中等和之，各人有各人的成就。”[1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的研究日趋展开并逐渐深入，对吴派、皖派分野说又提出了不同看法。
其一，经、史分野说。邓瑞在《试论乾嘉考据》一文中提出：“从治学内容方面来看，乾嘉考据可分为‘治经’和‘治史’两大类，各类又可分为若干学派。”[18]他将以考据方法研究经学的分为：1.苏南学派：以治《尚书》和《春秋》为主要成就，包括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代，惠栋弟子余萧客、沈彤、还有王鸣盛，同时他把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者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也纳入进来，还包括了顾栋高和张惠言。2.徽州学派：以治小学为主要成就，始于江永，后传其学的有戴震、胡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及段的弟子陈奂、江沅，还包括程瑶田。3.苏北学派：以研究小学及《左传》等经书为其主要成就，人物有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江苏仪征刘文淇、刘毓崧、刘寿曾祖孙三代，宝应的刘台拱、宝楠、崧云以及阳湖孙星衍。4。晋学派：主要是以治《尚书》为主的阎若璩。5.浙学派：主要是以治《周礼》为主的孙诒让。6.鲁学派：有张尔歧以及桂馥。以考据法研究史学的被分为三派：以阳湖赵翼为代表的治学考据均以正史为依据的学派；以大名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派；以嘉定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代表的博学派。
其二，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三派说。戴逸继《汉学探析》之后，又将乾嘉学派分成了三派，他说：乾嘉汉学继吴、皖两派之后，“再下去是扬派，即扬州学派，阮元、焦循、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等一大批人，到了这批人手里，汉学发展到顶峰，并转向衰落，他们的成就是非常大的”[19]。这是他比吴、皖两分说的不同变化，但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论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明确提出吴、皖两派之后还有一个扬州学派观点的是王俊义。他在《青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发表了《论乾嘉扬州学派的特色》，这两篇文章着重强调要从群体上研究扬州学派，认为扬州学派是一个客观存在，它以扬州地域为活动范围，代表人物有王念孙、汪中、焦循、阮元、王引之等。作为乾嘉学派的一个分支，它继承和发展了惠栋、戴震的考据之学，反映了乾嘉汉学由兴盛走向衰落之际的时代特征，其学术特点是：将汉学推向高峰并取得总结成就；突破了传注重围，开拓了研究领域，使学术研究逐渐具有近代气息；反对汉学的墨守门户之见，具有发展变化思想和求实批判精神。在1993年出版的《清代学术与文化》中，除了论述吴派、皖派之外，王俊义还辟出专门章节论述乾嘉扬州学派，其结论认为“从乾嘉汉学分化出来的扬州学派，一方面继承发展了乾嘉汉学；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汉学的局限和弊端，„„实际上成为清代学术思想演变过程中从乾嘉汉学演变到龚、魏经世思潮的中间环节。这就是乾嘉扬州学派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20]。王俊义是乾嘉扬州学派存在的最强有力主张者。
其三，惠栋、戴震、钱大昕三派说。漆永祥在其专著《乾嘉考据学研究》第四章，专门论述“乾嘉考据学派别”，他分析了前述诸家分派说的局限，认为：第一，吴、皖（或加上浙东、扬州）之分，不能反映师承渊源关系是判别学术派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他指出，学者对某一大师或亲属，或私淑，或受其影响而近其学，方可归入一派，而皖与扬州之分，实为同一师承而强分为二，自乱其法；第二，各家分派不能准确反映学派特点。他指出，学派划分最主要的依据不在师承、地域或其他标识，应以学派特色为主要划分标准，而钱大昕在治学特点上明显不同于惠、戴而自成一派；第三，吴皖两分及其他诸说，都忽略了当时北方的考据学家，故诸家之分，尚有阙失；第四，以地名学并不为错，名称只是学派之代称，故吴、皖之名下虽并不皆吴、皖之人也无可厚非，但不能过于强调地域特色对划分学派的作用。从上述认识出发，他在认可惠、戴之分的前提下，将钱大昕从吴派析出独为一派，将乾嘉考据学家分为惠、戴、钱三派。他的理由是：其一，将考据学家限制在“正统派”范围之内。浙东学派如章学诚，今文学派如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辨伪学派如崔述，桐城派如方苞、姚鼐等因其学术宗旨与考据学派迥异，故排除在外。其二，学派划分以学术特点为主，参考师承、地域等因素，并考虑到将当时北方学者各归其所近之派。其三，扬派归入戴派，扬州学者的通学是对戴派的发展而非异帜。其四，从惠派中析出钱大昕一派，因其学既不同惠，也不同戴，而自为一派之首。[21]到目前为止，这是学术界对乾嘉学派内部分野的最新划分方法。
其四，否定乾嘉学派内部分野说。这一观点以陈祖武、暴鸿昌和鲍国顺先生（注：鲍国顺的论文笔者未能见到，故叙述从略，谨致歉意。）为主要代表。当《清代全史》第六卷于1991年出版时，陈祖武已经在该书第六章第一节三“乾嘉学派分野”中说到：吴皖分野之说，虽然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但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未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无形中掩盖了学术演进的历史轨迹”（23）。他认为惠栋、戴震之学不仅不是对立的学派，而且由惠学到戴学，实为乾嘉学派从形成到鼎盛的一个缩影。1992年，陈祖武又在《贵州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一文，分为“关于惠学和戴学”，“吴皖分野不足以赅括乾嘉学术”，“焦循与乾嘉学派的衰微”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应从历史实际出发，对各家学术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对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对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将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庶几能将乾嘉学派的研究引向深入。1994年，陈祖武在《文史知识》第9期又发表《乾嘉学术与乾嘉学派》一文，从治学的领域、学者的地理分布和学术演进的实际状况三个方面再次提出商榷，认为以地域强分门户，实有违历史实际。
暴鸿昌的《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发表于《史学集刊》1992年第3期，是他研究清代学术的一篇力作。他首先提出了学派划分的标准，即学术以地域称流派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该流派必皆同一地域之人，方可以地名冠以学派；
（二）治学及学术风格迥然别于其他地域而自成特色，方可以派称之；
（三）其独特之学术风格，渊源流长，师承有绪，方可以流目之。可是乾嘉考据学的吴派、皖派皆不具备上述特征，如以地域而论，皖派学术中坚除戴震以外，多为皖外之人，四大弟子中三人为江苏人，一人为山东人；如以治学宗旨与学术特色而论，乾嘉考据学者皆有共同的学术宗旨，认为吴派重考核、皖派重义理缺乏根据，颇失严密。乾嘉学者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治学特色，而这些特色又不是以地域区分的，即使同一地域的学者，也可以找出他们的相异之处，所以决不能以此作为划分学派的根据；如以师承渊源而论，惠、戴后学皆互有借鉴和共鸣，以戴震的思想来说，在所谓的“皖派”中并无人师承，而却与“吴派”学者取得共识。所以，乾嘉考据学者实乃同一个学派，不必强分“吴派”、“皖派”以及“扬州学派”。他把乾嘉学者们的治学风气概括为：1.相互推崇。2.不立门户、唯从所是。3.互为师友、相互影响、取长补短。正是由于有上述学风，才使乾嘉考据学营垒之内未能出现流派的分野。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清代乾嘉考据学自成流派，于内部无派可分。如强为之分，于事实不符，必牵强附会，为我们认识乾嘉考据学造成混乱。如果要对乾嘉时期众多的考据学者及其著述进行区分以便研究的话，可以从他们研究的学科、方向、课题，也就是从他们的擅长和学术贡献来区分，这要比以地域划分所谓“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于实际更贴切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王俊义对否定吴、皖分野说和扬州学派的观点很不赞成，并在《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一文中作了驳论：首先，肯定吴、皖分派之说，并不否认乾嘉学派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也不会掩盖其演进发展的历史轨迹；其次，以吴派和皖派作惠栋和戴震为代表的学派的名称仅是个代称和概称，既不能仅把是否属于吴籍、皖籍人作为划分吴派、皖派的唯一根据，也不能根据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等不是皖人而列入皖派，使得出吴、皖分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再者，以吴、皖分派以及对吴、皖两派特点的概括，也并非章太炎独创和首创，而是在乾嘉当时的学者中就已有类似的划分和评价。根据史实，研究分析两派的异同，总结各自的特点、成熟与不足、经验和教训，正是研究学术思想史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也是深入推进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途径。事实上，如果要更深入地研究乾嘉汉学，似乎还可以从中划分出其他派别来，如浙东学派、扬州学派、杭州学派等。
以上我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的研究状况作了纯客观的介绍，意在沟通学术信息、总结治学经验、衡量是非得失、促进研究发展，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对您有所裨益。若有叙述不当之处，乃是笔者学术水平不够所致，还望得到同行的教正。
（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3年02期）
------------------[1]赵永春著《乾嘉学派讨论综述》，载胡凡主编《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又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
[2]《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3]《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4]《清代全史》第六卷第六章第一节《乾嘉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70页；375页。
[5]《清初学术思辨录·附录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6]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
[7]王俊义：《关于乾嘉学派的成因及派别划分之商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3期。
[8]《文史知识》1995年第11期。[9]《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10]《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11]于鹏翔：《论乾嘉学派形成中的民族因素》，《松辽学刊》1990年第3期。[12]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13]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2页。
[14]《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2年6月版，第11-20页。
[1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第22页。
[16]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第2页。[17]柴德赓：《章实斋与汪容甫》，《史学丛考》第293页。[18] 载《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19]戴逸：《论中国传统文化·清代思潮》第323页。[20] 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274页；388页。
[21]《乾嘉考据学研究》“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6、10页；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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