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可转让存单NCDS)坚

第一篇：金融(可转让存单NCDS)坚

中国大额存单的发展历程及经验与教训

(一)发展历程

中国银行的大额存单业务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89年中央银行首次颁布《关于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1996年对该办法进行了修改，1997年由于大额存单业务出现了各种问题而实际上被暂停。早在1986年交通银行即已经首先引进和发行大额存单，1987年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相继发行大额存单。当时大额存单的利率比同期存款上浮10％，同时又具有可流通转让的特点，集活期存款流动性和定期存款盈利性的优点于一身，因而面世以后即深受欢迎。由于全国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在期限、面额、利率、计息、转让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曾一度出现混乱，因此中央银行于1989年5月下发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对大额存单市场的管理进行完善和规范。但是，鉴于当时对高息揽存的担心，1990年5月中央银行下达通知规定，向企事业单位发行的大额存单，其利率与同期存款利率持平，向个人发行的大额存单利率比同期存款上浮5％。由此导致大额存单的利率优势尽失，大额存单市场开始陷于停滞状态。1996年，央行重新修改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对大额存单的审批、发行面额、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和发行方式进行了明确。然而，由于没有给大额存单提供一个统一的交易市场，同时由于大额存单的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盗开和伪造银行存单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十分猖獗，中央银行于1997年暂停审批银行的大额存单发行申请，大额存单业务因而实际上被完全暂停。其后，大额存单再次淡出人们的视野，至今已近10年。

(本文为2008年写，故1997年暂停直到现今已经有14年。而近一两年曾有召开过有关会议讨论重启该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下面几篇文章有提到。)

(二)经验与教训

大额存单虽然在国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呢?对中国大额存单市场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得到一些经验与教训：大额存单市场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利率市场化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有相关的法律和技术条件保障，以维持市场秩序。

1．利率市场化程度尚未成熟是以前发展大额存单市场的最大障碍。过去由于中国资金供求关系紧张，出于对高息揽存问题的担心，中央银行对大额存单利率进行的严格管制，导致大额存单的吸引力尽失。由于利率管制，中国以前大额存单市场的发展并非由银行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创新所主导，而更大程度上是由监管机构所主导，银行的创新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

2．无法保证流动性是大额存单无法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10多年以前，中国二级证券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人们的投资意识不强，大额存单在很大程度上欠缺流动性，形成可“转让”存单难以转让的状况。而且，由于存单难以转让还导致很多问题，例如一些人利用持有人遇有特殊情况急需兑现的心理，乘机低价买进，或进行倒买倒卖的投机活动。

3．以前金融市场的技术条件难以满足存单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按大额存单管理有关规定，记名大额存单可办理挂失，10天后补发新存单。而记名存单转让时由买卖双方和证券交易机构背书即可生效，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原发行银行无法掌握大额存单的转让情况，从而给存单到期兑现带来麻烦，而且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银行资金的损失。正是由于技术条件所限，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备导致当时以大额存单为媒介的各种犯罪活动相当猖獗。

在新的条件下发展大额存单市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已达到一定水平，同时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因此发展大额存单市场的时机日益成熟，具体而言：一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在竞争压力下创新的意识和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二是证券市场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完全有能力提供大额存单市场发展所需的流动性；三是现有的市场技术手段足以保证大额存单在维持足够流动性前提下的安全性，大额存单被用于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四是当前中国的资金比较充裕，现时由于大额存单而导致高息揽存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

相当低。更重要的是，重建大额存单市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金融产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的问题，还是中国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首先，中央银行已于2004年10月29日起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同时进一步放宽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贷款利率下限虽然仍为基准利率的0．9倍，但对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已经不再设定上限，对金融竞争环境尚不完善的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则仍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上浮系数为贷款基准利率的2．3倍。至此，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只剩最后一步，即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接着，中央银行于2005年5月24日发布实施《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允许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随着企业短期融资券的推出，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已突破了法定贷款利率下限的约束，因此可以认为贷款利率下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突破。至此，中国利率市场化剩下的仅仅只是存款利率上限了，而这正是利率市场化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步。如前所述，根据国外经验，大额存单可以作为存款利率上限的突破口。一旦大额存单在利率上放开，由投资者和银行通过市场机制定价，并且实现在大规模发行的基础上保证足够的市场流动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最重要的突破。因此，发展大额存单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金融工具创新，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利率市场改革相当重要的一步。

四、中国发展大额存单市场的具体做法

当前允许银行发行大额存单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应采取谨慎积极的态度，尽快研究发展大额存单市场的各项措施。显然，发展大额存单市场过程中如何克服其在中国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至关重要。

1．大额存单利率如何放开相当关键。一旦允许商业银行发行大额存单，如何才能实现有序管理，避免高息揽存恶性竞争的重演呢?一方面，经过多年的改革，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已经大大强化，从银行理性经营的角度出发，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资金相当充裕也降低了这种风险。当然，并不能据此而完全忽视由于大额存单市场不规范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最初对大额存单的利率可以适当加以限制，利率上浮的幅度初期可以稍小，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调整，并最终实现大额存单利率完全放开的目标。

2．只有保证市场流动性才能避免重蹈以前大额存单无疾而终的覆辙。应重点研究制定二级市场的交易规则，规范交易程序。由于中国银行间市场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备，且在中央银行的直接监管下，因此大额存单推出后最初可以选择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统一的流通市场，实现银行间市场和柜台市场之间跨市场发行和交易，最终实现与交易所市场的对接。为保证流动性，可以参照花旗银行的做法，请专业金融机构负责作为“做市商”负责市场的买卖和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此外，由于目前资金比较充裕，投资者对于资金收益率非常重视，因此大额存单的推出不仅具有吸引力，而且流动性问题也比以前相对容易解决。

3．必须加强对市场的监管，通过先进的技术解决过去由于大额存单导致违法违规乃至犯罪等问题。例如，可以利用统一的结算中心对存单的转让进行登记。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联网的查询，利用大额存单质押骗取银行存款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近年来银行本身也在不断加强内控制度，有能力防范利用大额存单诈骗及盗开存单等犯罪行为。

大额存单的推出，将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加主动负债工具，拓宽资金来源；有利于增加市场投资品种，丰富投资者的投资选择；有利于鼓励金融创新，推动货币市场向纵深发展。更重要的是，大额存单市场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回答：2008-11-25 22:19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业务有望成利率市

场化突破口

来源：中国经济网 发布时间：2011-08-04

沉寂多年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有望重启。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举办“大额存单业务座谈会”，央行、银监会、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汇丰银行等17家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目前启动大额存单业务的市场呼声日益提高，重启大额存单业务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指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作为商业银行主动负债工具，对商业银行由资产管理向负债管理转变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也曾被许多国家作为利率市场化建设的突破口。

所谓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是银行印发的一种定期存款凭证，凭证上印有一定的票面金额、存入和到期日以及利率，到期后可按票面金额和规定利率提取全部本利，逾期存款不计息。该存单可流通转让，自由买卖。早在1986年，我国便已出现大额存单业务。不过，由于大额存单业务出现了各种问题，如利率过高引发的存款“大搬家”、盗开和伪造银行存单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猖獗等，在1997年监管部门暂停审批银行的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发行申请，该业务陷入停滞。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整个国内外汇率和利率市场形势的变化，启动大额存单业务的市场呼声日益提高，尤其是外资银行网点少、存款不稳定，需求更迫切一些，而中资银行也面临市场化工具太少的挑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目前重启大额存单业务时机已经成熟，其将增加银行主动负债的金融工具，拓宽银行的资金来源，增加市场投资品种，丰富风险控制的手段。

重建我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的理性思考（《新金融》2008年11期）

(2010-03-22 22:40:45)转载

标签：基金 财经 可转让定期存单 中国 分类： 金融市场 [内容提要]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推出，曾在美国银行业引起一场革命，并获得巨大的市场成功。时至今日，它仍在各国金融市场中被广泛使用。中国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的发展走过了曲折历程，当前重建NODs市场的各项条件的已日益成熟。

[关键词]金融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利率市场化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Large 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NCDs)在国际上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曾经产生了非常重要影响。随着各项条件的日益成熟，重建我国NCDs市场对加快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将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美国NCDs市场的发展回顾（美国的情况，看看有没有用。。）

NCDs是20世纪60年代初产生的年轻的货币市场工具，它是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为了增强在货币市场上的竞争力，扩大资金的吸收能力，防止存款流失和满足市场投资者对短期投资工具的需求而发行的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转让的定期存款凭证。

(一)NCDs的诞生背景

1929年-1933年的大萧条重创美国金融业，9600多家银行倒闭。为阻止美国财政信贷体系的彻底崩溃，一系列旨在促进银行业安全性和稳健性的法律被国会通过。

新交易法体系的严格监管，特别是《Q条例》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对银行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当时美国所有的存单都是记名，不可转让的，同时受到利率上限的限制，商业银行在金融服务市场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为了避开利率管制并使存单更具流动性，1962年纽约的城市国民银行(现为花旗银行)推出第一张10万美元以上、可在二级市场上转卖的NCDs。为了保证市场的流动性，花旗银行还特地请专门办理政府债券的贴现公司第一波士顿公司为NCDs提供二级市场。NCDs一问世即受到市场的追捧，其他银行相继效仿，给整个美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影响，被誉为“美国银行业的一场革命”。

(二)NCDs的基本特征

NCDs的面额固定且一般金额较大，多数NCDs的面额超过100万美元，在次级市场中整额交易量的范围为500万美元至1000万美元。到期期限从14天至12个月，以3个月居多。随着品种丰富，期限有延长趋势。如1975年出现的可变利率NCDs，期限一般为5年；1976年纽约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发行了滚动的NCDs，它由一系列的6个月期限CDs组成，期限超过两年。

NCDs利率比同档定期存款高，是银行出于规避利率管制而进行的金融创新产品，其推出迎合了利率市场化的趋势。NCDs利率通常低于企业债券利率，但要高于同业拆借利率、国库券利率和票据贴现率。

NCDs另一重要特点是可转让性，存单的持有人不能中途解约或由发行金融机构买入，但却可以通过市场卖出而进入流通，有活跃的二级市场，银行在到期日对最后持有人付款。NCDs的流动性对其市场发展至关重要。

多数NCDs是以到期期限之前固定的利息支付为特征的。不过，一些NCDs具有浮动利率，而时间段也被分割成相等的子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开始时，利率被重新设定，并且在每一个子时间段结束的时候支付利息。重新设定的利率是以货币市场相同期限的放款或证券利率为基数，另加息差。

美国市场上有四种类型的NCDs，它们具有不同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1.国内存单，由美国银行在国内发行的，它是最重要也是最古老的一种。2.欧洲美元存单，由美国银行的外国和离岸分支机构在国外发行的，到期期限从1个月到12个月，并且大多数是固定利率，利率一般高于同期限的国内可转让存单(因免交法定准备金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保费)。3.“扬基”存单，由外国银行在美国境内的分支机构在美国发行的，以美元计值，可对投资机构发行，但不得对美国公民发行。其利率也高于国内可转让存单，买卖免纳交易税，但须提交法定存款准备金。4.互助储蓄存单，近年来由一些非银行的存款机构开始发行，特别是储蓄和贷款协会，国内CD面额一般为10万美元至100万美元，在二级市场交易最少为100万美元面额，发行方式采取记名和不记名两种，期限一般为30天至12个月，但现在也有14天的，利率固定或浮动，其新发行利率称为第一市场率。

NCDs的投资者主要是货币市场基金、银行信托部门、非金融公司、保险公司和一些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等机构投资者。NCDs对投资者来说主要有两种风险，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主要指发行NCDs的银行的拒付风险，即使参加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银行也存在此类风险，因为NCDs发行面额大而存款保险额只有10万美元。市场风险主要指NCDs购买者需要资金时NCDs无法立即在市场上兑现。虽然NCDs的一级市场非常发达，但终究略逊国库券市场一筹。市场风险使NCDs的收益率高于国库券。

(三)NCDs的发展演进

起初10年，NCDs市场发展迅速。1969年末，因为当时公开市场利率超过O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NCDs发行一度受挫。银行转而借助欧洲美元和商业票据市场融资。1970年6月发生的宾州中央货运公司倒闭使企业发行票据的难度加大。美联储取消了3个月期限内NCDs的利率上限，因此银行重返NCDs市场为发行商业票据困难的企业融资。1973年，美联储进一步解除了更长期限NCDs的利率上限。

除了1974至1976年期间因经济萧条贷款需求疲软以外，NCDs余额从1970年到1982年稳定增长。1970年代后期NCDs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市场基金(MMFs)的兴起。虽然1973年取消了大额定期存款的利率上限，但小额定期和储蓄存款仍受管制。小额储户通过投资货币市场基金博取市场利率得以规避上限管制。货币市场基金增长迅速，其投资的大部分是NCDs。

为了阻止储蓄从银行流向货币市场基金，国会授权银行和储贷协会提供两种不受利率上限管制的账户：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和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Super NOW)。这两个产品，特别是货币市场存款账户，获得极大成功，1983年底超过4000亿美元流回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这也使得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下降，并使银行削减NCDs的发行。1983年底NCDs余额比上年下降了700亿美元，只有1400亿美元。

1984到1990年间，随着经济增长丰口贷款增加，大银行发行的NCDs规模不断扩大。由于1990年开始出现经济衰退，贷款需求减少和不良资产上升，NCDs发行量也因而萎缩。再加上1990年以后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一些大银行放慢甚至收缩了资产扩张。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导致NCDs余额从1991年高达215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1992年的1140亿美元。

美联储1987年以后不再单独统计NCDs。目前NCDs仍然在货币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中国NCDs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教训

(一)发展历程（同第一篇文章第一段）

中国的NCDs业务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早在1986年交通银行即首先发行NCDs，1987年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相继发行NCDs。当时NCDs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工具，利率比同期存款上浮10%，同时又具有可流通转让的特点，集活期存款流动性和定期存款盈利性的优点于一身，因而深受欢迎。由于全国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市场曾一度出现混乱，中央银行于1989年5月下发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对NCDs市场的管理进行完善和规范。但是，鉴于当时对高息揽有的担心，1990年5月中央银行下达通知规定，向企事业单位发行的NCDs，其利率与同期存款利率持平，向个人发行的NCDs利率比同期存款上浮5%。NCDs的利率优势尽失，市场开始陷于停滞状态。

1996年，央行重新修改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管理办法》，对NCDs的审批、发行面额、发行期限、发行利率和发行方式进行了明确。然而，由于没有给NCDs提供一个统一的交易市场，同时由于盗开和伪造银行存单进行诈骗等犯罪活动个分猖獗，中央银行于1997年暂停审批银行的NCDs发行申请。NCDs淡出人们的视野至今已近10年。

(二)经验教训

从NCDs在美国的发展以及对其在中国发展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到，NCDs市场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利率市场化程度尚未成熟是以前发展NCDs市场的最大障碍。过去由于中国资金供求关系紧张，出于对高息揽存问题的担心，中央银行对NCDs利率进行的严格管制，导致NCDs的吸引力尽失。由于利率管制，中国以前NCDs市场的发展并非由银行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创新所主导，而更大程度上是由监管机构所主导，银行的创新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

2、无法保证流动性是NCDs无法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10多年以前，中国二级证券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人们的投资意识不强，NCDs在很大程度上欠缺流动性，形成“可转让”存单难以转让的状况。而且，由于存单难以转让还导致很多问题，例如一些人利用持有人遇有特殊情况急需兑现的心理，乘机低价买进，或进行倒买倒卖的投机活动。

3，金融基础设施难以满足存单市场发展的需要。例如，按NCDs管理有关规定，记名大额存单可办理挂失，10天后补发新存单。而记名存单转让时由买卖双方和证券交易机构背书即可生效，由于技术条件所限原发行银行无法掌握NCDs的转让情况，以NCDs为媒介的各种犯罪活动相当猖獗。

三、新形势下发展NCDs市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分析

与市场上现有的协议存款、金融债等类似品种相比，NCDs有一定优势。见表1和表2。作为中长期贷款资金来源，有利于解决存贷比的不足和中长期贷款比例失调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发展NCDs市场的时机日益成熟，具体而言：一是目前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在竞争压力下创新的意识和创新能力有所提高；二是证券市场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完全有能力提供NCDs市场发展所需的流动性；三是现有的市场技术手段足以保证大额存单在维持足够流动性前提下的安全性，NCDs被用于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四是当前中国的资金比较充裕，现时由于NCDs而导致高息揽存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也相当低。当前重建NCDs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来说，还有深层次含义。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下一步的突破口

近年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快。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只剩最后一步，即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随着银行间市场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企业的短期融资成本已突破了法定贷款利率下限的约束，因此可以认为贷款利率下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突破。至此，中国利率市场化剩下的仅仅只是存款利率上限了，而这正是利率市场化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一步。如前所述，根据国外经验，大额存单可以作为存款利率上限的突破口。一旦NCDs在利率上放开，由投资者和银行通过市场机制定价，并且实现在大规模发行的基础上保证足够的市场流动性，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最重要的突破。

(二)商业银行重要的主动性负债管理工具

1、稳定存款、扩大资金来源。在证券市场日益发达，直接融资不断扩充的形势下，稳定并扩大银行的资金来源，日显重要和紧迫。银行需要设立各种灵活便利并支付利息的存款帐户。兼具盈利性和流动性特点的NCDs等新型存款形式应是商业银行大力开发的对象。

2、一种重要的主动负债管理工具。商业银行负债管理的目标是建立使负债业务与资产业务协调发展。负债方式的选择，不仅要考虑资金成本，还要使资产与负债结构相匹配。NCDs既克服了活期存款利率过低而定期存款又不能转让的局限，又突破了机构网点的制约，而且有发行者不能回购，购买者不能提前支取的特点，是商业银行维持日常资金来源的重要短期借款工具。

四、中国发展NCDs市场的建议

当前NCDs的发展条件已经成熟，但如何克服其在中国发展历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至关重要。因此应采取谨慎积极的态度，尽快研究发展NCDs市场的各项措施。

(一)确定科学的利率水平，适当放宽浮动幅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已经大大强化，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资金相当充裕也降低了这种风险。但也不能据此而完全忽视由于NCDs市场不规范可能带来的风险。当前应采取的对策是：适当提高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比同期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幅度，在推进可转让存单市场的发展中，逐步放宽利率浮动幅度，最终实现在科学界定面额和期限上，取消法定利率，实现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完全市场化。

(二)拓展二级市场，增强流动性。只有保证市场流动性才能避免重蹈以前NCDs无疾而终的覆辙。笔者建议允许大额可转让存单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除了发行银行不能回购外，市场上所有其他银行及金融机构均可从事现券交易和回购交易。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统一的流通市场，实现银行间市场和柜台市场之间跨市场发行和交易。

(三)实行扶持政策，免缴或少缴存款准备金。发行NCDs是否要缴存款准备金，国际上没有统一规定。然而，美国银行在美国发行的NCDs缴纳的准备金比例要明显低于同期存款。由于我国存款准备金不存在存款种类之分，实际NCDs的准备金比率与活期存款趋同。从扶持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可实行NCDs不缴纳或少缴纳准备金的优惠政策。

(四)提高发行效率，简化审批手续。NCDs最大优点在于主动负债管理工具，但其优势的发挥需满足发行便利性的条件。如果审批时间过长，势必丧失灵活性的特质。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市场主体自律水平的提高，应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逐步放松管制，使NCDs发行从项目审批转为业务资格的审批，获得业务资格的银行在核定的总额度中可自主向人民银行申请发行。

作者简介：史晨昱 金融学博士后 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第二篇：什么是可转让定存单

什么是可转让定存单

作者：金投网

什么是可转让定存单：

可转让定存单（Negotiable Certificate of Deposit）是金融机构收受存款人的存款时，所发给存款人的存款证明。

此证明具有可转让性质。亦即可转让定存单的持有人可在期中将定存单转让他人，以应资金需求。

第三篇：银行招聘：时事政治 个人大额可转让存单渐行渐近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银行招聘：时事政治 个人大额可转让存单渐行渐近银行招聘网：有消息称，我国监管层拟允许银行面向个人和企业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最早或于5月末试点。试点期间，1年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将设在3.4%，略高于目前最高3.3%的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若试点顺利推进，意味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再迈步，普通投资者再添一项理财工具。

利率市场化再迈步

据媒体报道，届时将有超过10家商业银行参与此项试点。交通银行(行情，问诊)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个人大额可转让存单的推出，可视为我国取消存款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向前推进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分析人士指出，定期存款受央行利率管制所限不能自由浮动，而大额可转让存单的利率水平则完全由市场决定，如果试点顺利推进，无疑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最要一步。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在目前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理财产品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大额可转让存单可以起到稳定存款的作用，避免银行存款过度流失，同时降低银行负债的波动性。

央行最新发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指出，作为大额存单的先行探索，推出同业存单有利于进一步拓宽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改善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等。下一步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将逐步推出面向企业、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进一步扩大商业银行负债类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有序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

高收益高流动性

随着我国居民个人财富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所以“存款搬家”现象屡见不鲜。央行最新公布的4月金融统计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08.45万亿元，减少6546亿元，同比多减5545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减少1.23万亿元，再次创造近年新高;而存款增速也在4月下滑，仅为10.9%，为8年来最低水平。

银行业内人士指出，大额可转让存单比定期存款的流动性更强，利率远高于0.35%的活期存款利率，这种特性将极大吸引那些要求高流动性、相对较高投资回报的企业和个人。不过，在试点阶段，大额可转让存单的起点可能会设置得较高，比如100万元;期限可能为1个月、3个月、6个月、9个月和1年;利率可参考同期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或者目前运行的同业存单利率定价。从国外情况看，从1964年至今，美国3个月存单二级市场利率与3个月商业票据利率、一年期国债利率高度一致。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毫无疑问，面向企业、个人的大额可转让存单，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意味着增添了一项新型、稳健的理财工具。与目前银行发行的短期限理财产品相比，大额可转让存单，具有流通性更强、投资期限更长、可转让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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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8年金融考研之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知识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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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金融考研之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市场知识点整理

六、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egotiable Certificates of Deposits)简称CDs，1961年美国的花旗银行创造

产生原因：美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上限限制

特点(与传统的定期存款区别)：

1、不记名、可流通转让;

2、存单金额大，美国最少为10万美元，二级市场交易单位为100万美元。在香港最少面额为10万港元;

3、利率较高，一般高于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利率可固定，可浮动;

4、不能提前支取，但可以在二级市场流通转让;

5、期限较短，一般为3个月左右 中国的CDs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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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市场工具的发行与交易 资本市场工具的发行-一级市场 私募发行和公募发行 承销

长期资本市场工具的发行是由承销商来组织的。按照委托程度及承销商所承担的责任不同，承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余额包销和代销三种方式。承销方式

全额包销是资本市场工具发行中最常见的承销方式，是指承销商接受发行人的全权委托，承担将本次发行的相应的金融工具等全部销售给投资者的职责。余额包销是指承销商接受发行人的委托，代理发行人发行本次相应的金融工具，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还有剩余没有销售出去，则由承销商认购全部未销售出去的余额。代销就是承销商接受公司的委托，承担发行人发售债券或股票的职责。二级市场交易

交易所交易与场外交易

交易所交易就是在像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的股票或债券的买卖。场外交易就是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以外进行的各种证券交易活动的总称。场外交易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柜台交易。柜台交易是指在证券公司或银行开设的柜台上进行的证券交易活动。在柜台市场上交易的证券主要是依照证券交易法公开发行但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其交易价格以议价方式确定，而且交易方式仅限于现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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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金融不良债权转让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准司法解释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最高院民二庭有关负责人回应各界质疑 2009-08-08 14:05 处理不良资产案件适用法律集锦:blog.sina.com.cn/s/blog_5d61e4ae0100dsnb.html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准司法解释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最高院民二庭有关负责人回应各界质疑 吴晓锋 张维

历时4年，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4年来，大量的相关案件处于中止审理或中止执行状态。该《纪要》出台后，积累4年的大量案件正在各级法院紧锣密鼓地审理。但审判实务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

如何准确理解《纪要》？存有争议的规则是通过如何的博弈形成？有着怎样的合理性考虑？为了厘清这些问题，记者独家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以下简称负责人)。

实质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可以看出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该《纪要》的灵魂。对此，《纪要》作了许多相关制度设计，如赋予地方政府或其他国有债务人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等。这些规定引发了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法律最大的原则是公平，应该对所有主体平等保护，而《纪要》却给了国有债务人一个特殊的地位，同时也使不良债权外国投资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使民营企业可能无法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参与国企改革，最终还会引起国有资产的流失。再者，债权转让是市场行为，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而《纪要》却明确了特殊主体的优先购买权，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

负责人：我们认为，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社会各界对该《纪要》的背景和蕴含的价值权衡以及若干重要规则形成的脉络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没有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其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以政策性为主、法律性为辅的社会经济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价值权衡以及价值选择问题，至少要权衡以下五个价值因素。

第一是私权处分和公共利益的权衡。有观点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不良债权后通过各种方式处置债权，属于私权处分行为，债务人无权过问，人民法院不宜干预。但数以万亿元的国有金融债权的剥离与处置，决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事主体之间的私权处分，而是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动与利益再分配问题。这种流动能否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下进行，事关全体国民和国家的利益，事关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基本信心，事关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乃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目的能否顺利实现，这是我国当前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之一。因此，单纯地以意思自治为由并以保护私权处分的名义来评断不良债权转让行为，是有失偏颇的。

第二是职工债权和金融债权的权衡。虽然国有企业财务账面上主要体现为银行的金融债权，但实际上还存在一笔政府承认的“职工债权”。实践中，受让人以较低的市场价格购买金融不良债权时，其支付的仅是购买金融不良债权的对价，并未支付购买“职工债权”的对价，而得到的实际效果却是整个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由于该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受让人“一夜暴富”或“一案暴富”现象，故而引发社会各界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我们认为，根据现行《合同法》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者受让人有权向国有企业债务人追偿债权，而国有企业职工主张保护其自身债权，也是有国家政策和相关法律支持的。

第三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权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债权后，将其回收的款项上缴财政部，从而充盈中央财政；但国有企业在向受让人清偿后，常常导致职工下岗或上访，地方政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必然要对职工进行安置，安置费用通常由地方财政负责。

第四是计划经济法律问题与市场经济法律规则的权衡。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不良债权大多是计划经济阶段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大多源于政府指令而非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基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能简单依照现行民商事规定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而应从“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角度，限制不良债权的自由转让。

第五是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的权衡。应当看到，在经济转型阶段特别容易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状况，在市场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特别容易出现不公平竞争，因此，国家虽然不会全面地过度地干预，但也决不是“守夜人”式的不干预。司法裁判作为国家干预的一种方式，无疑要对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进行干预。

当然，这种干预不是旨在阻碍市场化进程，更不是意在逆转市场化方向，而是在保障市场化方向的前提下，矫正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不公平，防止或减少市场化过程中因规则模糊、道德风险等因素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原国有商业银行为被告的案件原则上不受理

记者：近年来，很多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的处理上采取“暂缓受理、暂缓审理和暂缓执行”的做法。“三暂缓”政策在《纪要》出台后终于得以改变。《纪要》明确，凡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以及《纪要》有关规定精神涉及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是否说明了法院在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的受理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限制性规定？

负责人：并非完全如此。《纪要》还对实务中关于受理和管辖方面争议较多的问题作出专门规定。

原国有商业银行能否成为被告，可谓实务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剥离不良债权的战略目的在于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和最大限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安全，因此，《纪要》明确规定，债务人或受让人起诉国有商业银行的案件在原则上不予受理。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在特殊情况下，不宜将权利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渠道一概封闭。

《纪要》规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在获得不当得利时可以被起诉的两种例外情形：其一，不良债权已经剥离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又被转让给受让人后，国有企业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仍向原国有银行清偿的，国有企业债务人在对受让人清偿后可以向原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其二，国有企业债务人不知道不良债权已经转让而向原国有银行清偿并以此对抗受让人追索之诉的，受让人可以向国有银行提起返还不当得利之诉。

在案件受理的问题上，我们还特别强调两点：首先是关于申请再审是否受理的问题。在《纪要》发布前已经终审或者根据《纪要》作出终审的，人民法院对申请再审应作出不予支持的裁判。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不适用《纪要》。

其次，是关于破产债权核销后追偿问题，这也是司法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之间争议最大的问题。《纪要》对此区分两种情形处理：其一，对于国有企业债务人已经实施国家政策性关闭破产或者被列入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总体规划并拟实施关闭破产的，因相关部委就此政策精神达成共识即同意有限地放弃权利，故债权人向债务人追索债权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其二，在上述情形中，债权人向担保人追偿债权的，因相关部委没有达成共识，故《纪要》对此不作规定，应继续按照国务院国办发[2006]年3号等文件精神办理。

赋予地方政府优先购买权

记者：实践中有人主张，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社会转让不良资产时，应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认为这样既可以挽救企业濒于破产，促进社会稳定，又可以有效防止恶意串通侵吞国有资产，有利于案件执行。而《纪要》却只是赋予了地方政府、地方国资部门等优先购买权，债务人则并不享有这种权利，为何如此规定？

负责人：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流失，实现私权处分与公共利益、金融债权与职工债权、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历史问题与现行法则等诸多价值的权衡目的，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达成一个重要共识：赋予相关地方人民政府或者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对不良债权的优先购买权。《纪要》对此亦作出明确规定。由于绝大多数不良债权目前均已处置完毕，因此《纪要》关于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内容主要是适用于某些转让行为被认定无效后再行处置的情形，以及将来国家允许适用《纪要》规则的其他金融机构处置和清收不良债权的情形。

实践中就债务人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时能否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存在较大分歧。我们认为，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或即将上市，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这些国有商业银行仍然不断产生不良资产。如果赋予债务人优先购买权，就可能为潜在的债务人提供一个逃债机会，即债务人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之后久拖不还，直至将贷款拖成不良债权，进而在不良债权处置时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事由的审查和认定

记者：法院在具体案件的审判当中，对于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是如何审查的？在哪些情况下，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会被认定为无效？

负责人：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共识，人民法院在审理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诉讼中的审查重点有三：其一，不良债权的可转让性。即被转让的不良债权是否属于国家禁止或限制转让的债权。其二，受让人的适格性。即受让人是否属于国家政策规定不准介入购买的组织或个人。其三，转让程序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转让过程中评估、公告、批准、登记、备案、拍卖等诸环节是否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

首先，基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债权转让无效。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全国企业政策性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债权、国防军工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债权、以及其他限制转让的债权，不得对外公开转让。”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第五条亦规定：“对外转让不良债权中不得含有我国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部门作为债务人或提供担保的债权。”

审判实务中，对于转让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合同是否无效存在较大争议。我们认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或转让的不良债权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策和法律背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的不良债权绝大多数是国有商业银行早期甚至是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贷款而经过多次展期仍未能收回的逾期、呆账、滞账类贷款。很多贷款是应为当时的政策原因形成，国家机关作为担保人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国家实施不良债权剥离政策的目的不仅要使金融机构顺利转轨，而且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使各方受惠。国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回收率要求不高，也是为了让利于地方，其中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更是直接的受益者。国家以财政补贴方式解决银行呆坏账，意味着国家财政负担了银行不良债权损失，而国家机关完全依靠财政资金运转。

如果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向国家机关追索债权或者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资产实际上并未流出国有资产管理范围，那么若允许社会投资者也可以向国家机关行使追索权，无疑等于国家以公共财政资金在补贴社会投资者，这并不符合金融不良资产剥离政策的本意。所以，对于转让债务人或者担保人为国家机关的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

其次，关于向“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不良债权的效力认定问题。在审判实务中，对于此类债权转让合同以及相关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关于此类债权转让和相关担保效力问题，国家政策和相关司法解释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前述发改外资[2007]254号《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商务部商资字[2005]37号《关于加强外商投资处置不良资产审批管理的通知》等规定，对“三资”企业和境外机构转让金融不良债权，必须履行向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登记或者备案手续，而且相关部门必须出具具体的行政审批意见。

对于此类债权转让中通常存在原来的国内担保因不良债权对外转让而转化为对外担保的问题，根据上述国家政策规定以及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之规定精神，《纪要》规定：“根据有关规定应当向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报批或者备案、登记手续而未办理，且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办理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后，关于受让人资质的限制问题。《国家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四项明确禁止国家公务员经商牟利；财政部财金[2005]7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债权转让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亦明确禁止与金融不良债权有关联的人员购买不良债权。其目的均在于防止其利用职务或业务之便从事关联交易，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公平交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实践中上述人员在个案中可能并未利用身份、地位和信息的优势获取不当利益，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身份的限制关涉社会公众对金融不良债权处置的感受与评价，关系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从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精神，有必要将受让人的主体资格欠缺作为单独的判断转让合同效力的依据。

为此，《纪要》规定：“受让人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或者关联人等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的，或者受让人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应当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

国有企业债务人可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

记者：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是贯穿《纪要》始终的主旨，《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对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是一个有力举措。但是对于国有企业享有这一诉权的合理性基础，是如何考虑的呢？

负责人：国有企业债务人能否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提起无效之诉，是司法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问题。《纪要》明确了国有企业债务人以损害国有资产等为由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权，理由有三：

其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导言中明确规定：“为了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活动，依法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促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制定本条例。”分析该导言，可以发现其蕴含着调整国有企业债务人利益的目的，因此国有企业债务人对不良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便具有可诉之利益。根据民事诉讼法学关于“诉之利益”的法理，不良债权转让直接关涉了国有企业债务人的根本利益，故而有必要肯定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的诉讼主体资格。

其二，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国有资产是经过国有资产监督机构授权的，因此国有企业便具备了企业法人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双重身份。在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未就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主张无效的场合，国有企业债务人可以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代理人的身份提起合同无效之诉。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三，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可谓《纪要》的重要目的之一。如果不赋予国有企业债务人提起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无效之诉权，人民法院将难以启动对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审查，从而导致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规则目的之落空。

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分“单笔”和“打包”两种情形处理

记者：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既涉及国家利益，即国有资产的保护，又涉及私权处分，这种两面性是否会造成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后的善后工作的复杂性？其已经分配的利益关系应如何处理，才能做到既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体现一定的意思自治原则？

负责人：在审判实务中，如果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其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纪要》将其区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其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

单笔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相对简单。单笔转让合同被认定无效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原则处理。其中，受让人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的，根据民商审判实践长期以来遵循的无效合同处理规则，该赔偿损失数额应以受让人实际支付的价金之利息损失为限。

而打包转让合同无效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实践中常见情形是，整体“资产包”中仅有单笔或者数笔债权属于无效情形。对于该情形如何处理，审判实践争议颇大。我们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以整体“资产包”方式转让不良债权时，难以预见其中哪一笔债权可以完全收回；同时，“资产包”中有时仅一笔即可让受让人收回成本并盈利。因此，若欲根据现有法律规则和民法学理梳理出一套准确判定无效部分与有效部分的界限标准并使其具备可操作性，相当困难。

鉴于交易的关键要素是盈亏情况，而最了解交易内部情况以及盈亏状况的人无疑是受让人，因此，《纪要》在权衡尊重私权处分和保护国家公益的基础上，采取一种尊重现实的处理办法，即在保持人民法院公权认定合同效力的基础上，赋予受让人以合同效力的选择权，即受让人可以根据其实际或可能盈亏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是否接受合同全部或者部分无效的后果。

具体而言，如果受让人选择合同全部无效，通常意味着其已经发生亏损或者将来盈利远景不佳，此种场合认定合同无效，既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精神，也与受让人的请求相契合。

如果受让人主张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则意味着受让人可能通过已履行或清结部分回收了其全部成本并实现盈利或预期盈利，此种场合认定该部分有效，其他部分无效，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精神。应当注意到，在尊重受让人私权处置及其利益的同时，也要维护公权的评价地位，兼顾作为转让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权益，因此，在受让人在选择部分有效即其已盈利的情形下，必须接受放弃其他无效部分的对价，如此基本实现了私权处分与公权评价、受让人利益与转让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纪要》中关于“受让人请求认定已履行或已清结部分有效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尚未履行或尚未清结部分无效，并判令受让人将尚未履行部分或尚未清结部分返还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再向受让人返还相应价金”的规定，即是此种权衡之体现。

如果已经履行部分或者已清洁部分属于《纪要》规定无效事由中(一)、(二)、(八)、(九)、(十)等依法应当认定绝对无效情形的，受让人不能主张选择该部分有效，而只能选择无此情形的其他部分有效，否则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整体“资产包”全部无效。

由于《纪要》所谓债务人系指国有企业债务人，因此《纪要》原则上不适用于债务人或担保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此类纠纷。但如果整体“资产包”存在单笔或数笔不良债权的债务人为非国有企业的情形，无论符合无效事由的不良债权之债务人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将其实际剥离和单独处理，故亦应按照上述规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