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型大学供给侧改革 改什么怎么改

第一篇：应用型大学供给侧改革 改什么怎么改

应用型大学供给侧改革 改什么怎么改？

2016-06-27 光明日报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供给侧改革系列调研报告】

人才培养是应用型大学的最基本的职能，是应用型大学的“生产端”主要供给。调研发现，目前应用型大学在专业结构、质量结构、素质结构方面存在诸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致使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效率不高，同质化现象严重——

应用型大学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

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而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党在领导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无疑为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与经济改革相似，高等教育同样存在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两大任务。应用型大学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特别是为各行各业提供一线人才和技术服务，属于社会供给侧的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国家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服务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智力供给和支持任务也空前繁重；对社会、城市和民众凝练及传播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精神动力和新的文化风尚的要求也不断高涨。所有这些都为应用型大学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1.应用型大学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

调研发现，目前不少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模糊，对自身的办学使命认识不清，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都存在着结构性问题，这正是造成应用型大学供需不匹配的主要原因。

人才培养的低效和同质化

人才培养是应用型大学的最基本的职能，是应用型大学的“生产端”主要供给。目前，应用型大学在专业结构、质量结构、素质结构方面存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致使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效率不高，同质化现象严重。

在人才培养专业结构方面，应用型大学设置的部分专业与行业产业发展实际相脱节，人才输出同质化倾向严重；且专业结构调整滞后，不能适应行业产业发展新需求。在人才供给质量结构方面，应用型大学现有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无法达到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应用能力以及技术管理能力等多方面能力兼备的高要求，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发展对人才供给的高质量要求。在人才综合素质结构方面，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用型人才不仅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更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操守。但据调查，2014届大学毕业生中毕业半年内离职率高达33%，离职人群中98%系主动离职，其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薪资福利、工作压力等所致，这反映出当代大学生自我中心意识较重，缺乏“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和现代企业所需的“工匠”精神，更缺少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短视和功利化

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应用型大学的重要职能，但目前应用型大学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上存在短视和功利化现象，制约了应用型大学的社会供给能力提升。

一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定位不够明确。部分应用型大学没有明确自身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供给定位，找不准服务地方的切入点；没有明确所在特定区域的服务定位，找不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二是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2015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应用型大学每年有相当多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但其科技成果转化率同样处于低水平。201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2.10%，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目前应用型大学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仍然侧重于所谓的学术水平，对技术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注不够，导致科学研究缺乏对技术成果市场转化的可行性分析与预测，大量科技成果“沉睡”在实验室里，造成巨大浪费。

大学文化建设的失衡和封闭化

大学文化是大学的重要软实力。目前，应用型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重技能轻立德、重技术轻人文等现象，大学文化建设往往被弱化，对社会的创新思想和文化精神供给有限，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力偏弱。

目前，不少应用型大学对自身文化建设的使命缺乏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重视不够，在教育内容上，重视专业性，忽视通识性；重视知识传授，忽视批判精神和创新创造；重视科学教育，忽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忽视应用型人才成长所必须具备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工匠精神，不重视同地方文化的融合，没有积极发掘和弘扬地方文化的内在精髓和现代价值，进而发挥自身在服务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创新和引领作用。2.应用型大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调研表明，不少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模糊，存在着供需错位的结构性问题。应用型大学必须顺应改革大势，重新聚焦大学使命，立足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抓住机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彰显有特色、地方性等应用型大学应有的特质，实现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

应用型大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通过推进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用型大学的供给侧改革，同样必须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社会的需求是应用型大学发展的根本且永恒的驱动力，当前应用型大学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恰恰是与地方社会需求脱节。应用型大学要在真正了解地方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调整推进供给结构优化，为大学生提供丰富、多元、可选择的教育资源、教育环境和教育服务模式，提高供给端的质量、效率和创新性，使其更贴近大学生的一般性需求，努力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实现社会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增强应用型大学的人才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应用型大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驱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从生产端入手。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每一次的科技和产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总书记强调，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应用型大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必须依靠创新来驱动。应用型大学肩负创新的重要使命，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技术优势，在进行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并进一步创新技术转移的机制和渠道，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从而推进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应用型大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

应用型大学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立足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针对自身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以行业企业岗位标准为人才培养标准的主要内容，以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增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能力的基本导向，以文化传承创新和引领地方发展为价值依归，全面提升大学自身的供给能力。

以强化内涵建设为抓手，提高应用型大学的人才供给质量

应用型大学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目标就是通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特色，满足地方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应用型大学以强化内涵建设为抓手，从专业结构优化、教学课程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综合素质全面提升等方面进行改革，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要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布局，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吻合度。紧密围绕区域战略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主动对接产业行业需求，重新规划专业布局，建立一个有效合理的动态专业结构调整机制，对现有专业进行优化改造，重点培育和建设优势专业，以带动其他专业建设。压缩和淘汰就业率低、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的“劣势”专业，优化重组和配置校内外教学资源要素。近年来，地处长三角腹地的江苏理工学院紧紧围绕地方“智能制造”战略产业发展，通过优化改造“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等15个老专业、停招“教育学”等5个专业、新设置“功能材料”等10个专业，使学校的专业结构更符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

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行业产业转型发展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满意度。以行业技术标准和职业岗位标准为依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人才培养专业能力体系，明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专业教学资源，转变以知识体系传授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嵌入专业技能和企业课程模块，使人才培养模式从重理论学习向重实际应用转变。江苏理工学院主动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接轨，与行业或企业共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再生金属学院、中天钢铁学院等12个行业学院及企业定制班，全面提升了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这些实践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做出了初步探索。

要推进课程改革和课程内涵要素建设，全面提升人才综合素质。以产业技术和职业技能要求为导向，依托政产学研深度合作平台，整合校企资源共建课程资源，利用“互联网+课程”线上线下形式，通过信息技术推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以国际化职业岗位标准开发课程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国内外现代优质教学资源，优化重构课程体系结构。模块化整合专业课程内容，形成以应用技术为主、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内涵，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素养的融合，达成人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在这方面，江苏理工学院也进行了大力度的改革，开设了140多门人文素养公共选修课程，优化了课程结构与内涵建设，强化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

要完善供给人才质量评价体系，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度。全面对接行业产业岗位技术技能标准的新变化、新要求，以供给人才对行业产业的吻合度、满足度和忠诚度来检验应用型高校供给人才质量的高低，特别关注高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所从事行业产业的一致程度、对就业岗位的胜任程度、对就业职场行业规范的认可程度，降低盲目的短期离职率。这些应成为考核应用型高校的供给人才质量的重要内容，保障人才培养质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

以强化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为导向，提升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立足地方、服务地方是应用型大学的重要特征，应用型大学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和技术优势，在区域发展规划、决策咨询、技术支持等方面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彰显应用型大学的地方性特色，提高自身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要明确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定位，以服务地方需求为主线确定应用型大学的科研发展目标，加快由学术性研究为主导向应用科技转化为主导转变。以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以产业技术创新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创新活动，努力成为区域和行业的科技服务基地、技术创新基地。通过校地合作、校企合作等协同创新方式加强产业技术技能开发和积累，促进先进技术创新和转移，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主动对接地方支柱产业和产业集群开展科学研究，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转移的重要平台。

要构筑政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机制，通过校企合作、协同创新加强产业技术研发，促进新技术转化和应用，推动产业先进技术转移和创新。坚持走“本土化、特色化”应用型科研之路，积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咨询服务和决策建议。以产业需求及技术发展为导向，研究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着力构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通过建立产学研战略联盟，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提供支撑。这些年，江苏理工学院以服务地方重大发展需求为导向，对接国家与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优势产业与支柱产业，为服务地方“十大产业链建设”、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型企业培育工程，走出了一条服务地方的新路子。

要构建完善的技术转移和社会服务体系，以产教融合为重心，进行应用型技术创新，解决行业、企业的实际技术问题。建立应用型大学与所在区域创新资源要素共享平台，构建高校和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格局。围绕“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与高校科研创新、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对接地方产业发展战略。建设一批产业发展咨询机构、技术研发中心，使应用型大学成为适应技术加速进步的加油站、支撑传统产业变革的转换站、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创新池。以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依归，促进地方的文明进步

大学文化是大学自身的宝贵财富和独特品格，是大学办学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大学供给侧不可或缺的要素。应用型大学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提升校地文化软实力，增强大学文化的内生和外延能力，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要凝练弘扬大学精神，提升应用型大学文化软实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应用型大学大多起步较晚，办学历史较短，部分是刚从专科院校升格或者是其他类型院校转型而来，文化积淀不够厚重。应用型大学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大学精神凝练，凝聚共识，以文化人，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进而把文化的要素和规范融入现代大学管理制度之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升应用型大学的文化软实力。

要融合地方特色文化，弘扬地方文化的当代价值。加强大学文化与区域地方文化的融合，从地方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养分，融合地方文化特质、文化载体和文化市场，促进大学文化的传承创新。对地方文化进行系统整理、理性挖掘、深刻解读和传承弘扬，使之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要倡导新型的城市精神，促进地方的文明进步。当前，党中央、国务院正大力倡导和推进新型城市化和产城融合，为应用型大学从供给侧增强文化服务功能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习近平强调：“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在我国城市化和产城融合的进程中，人的现代化落在了物的现代化之后。应用型大学作为地方的文化高地，有能力、有义务为所在区域提供新型的城市精神、正确的价值导向和丰富的文化要素，积极倡导和传播现代工业文明和产城融合所要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产业与城市和谐的价值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及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发挥应用型大学对地方文化的滋养和社会进步的引领作用。

第二篇：-应用型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

应用型人才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

杨兆廷

资本、技术、劳动力和制度是供给侧的四大要素，决定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潜能。高等教育关系到向未来经济社会提供什么样劳动力和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制度创新和资本效率。对高等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在供给侧改革方面面临着六大任务。

一是增加投入，以专业建设为核心，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宏观上，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应用型高校的教育投入力度，探索事业性经费拨款机制是否可以以专业和学科为单位。微观上，高校应加大教学经费投入比例，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重点加强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软硬件环境。

二是优化专业，对接需求，构建有效的专业增设和退出机制。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对接产业和行业需求设置应用性专业。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和要求，建立一个有效的过剩专业退出机制，放松对于专业的过度管制，下决心压缩和淘汰就业率低、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落后”专业和课程，开设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新专业，让高校的要素和资源能够重新流动起来，重新再配置。

三是利用现代技术推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完善课程评价机制和课程考核方式，建立课程应用型内容的动态更新机制。设计、优化、重构课程结构，逐步开展课程的整合，形成以用为本、突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协同建设课程资源机制，合作开发课程。

四是注重“双师双能”，打造应用型师资队伍。要完善激励机制和专业发展，加快引进应用型专业和专业群建设急需的高层次学科专业领军人才和教学骨干，促进“双师型”教师的专业成长，支持教师参与实务部门、企业急需的应用课题研究和技术研发，聘请生产和管理一线的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承担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教师聘用和考评机制，促进“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五是简政放权，逐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从外部来讲，政府应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改变直接管理高校的机制和对资源的分配方式，推进“管办评”分离和管理重心下移，健全学校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从内部来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推进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完善内外联动的质量保障机制和体系，去教育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六是补齐短板，创新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要突破传统办学思想和教育观念的束缚，树立大教育观、大培养观等教育教学先进理念，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并从碎片化改革向系统设计整体改革转变。充分促进教育教学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融合，推进互联网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对于高校应用型人才供给侧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互动。顶层设计主要是管方向、划底线。改革中到底哪些措施真正有效管用，需要给高校、专业更大的空间来试验，通过试错、比较、改进，找出符合实际、确实有效的办法。

（作者系河北金融学院副院长）

第三篇：供给侧改革

我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波动下行，持续时间已有5年多，经济运行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供给和需求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这就需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促进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为什么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住”“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二是需求结构加快转型升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对产品品质、质量和性能的要求明显提高，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与日俱增。三是服务需求在消费需求中的占比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快，旅游、养老、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四是产业价值链提升对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营销网络、物流配送等生产性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给侧明显不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一是无效和低端供给过多。一些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产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供给侧调整明显滞后于需求结构升级，居民对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出现到境外大量采购日常用品的现象，造成国内消费需求外流。三是体制机制束缚了供给结构调整。受传统体制机制约束等影响，供给侧调整表现出明显的黏性和迟滞，生产要素难以从无效需求领域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向中高端领域配置，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潜力没有得到释放。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多样化、个性化、高端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供给侧结构调整受到体制机制制约。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结构性矛盾，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经济潜在产出水平下行趋势。当前，只有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际背景

全球低增长困境的症结在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国际分工格局重构对结构性改革提出紧迫要求。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这种“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发生变化。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凭借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抢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调整，跨境资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分工位势，争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打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突出问题导向

着力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产能过剩、库存过大是无效和低端供给的集中表现。2015年底，我国钢铁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产能利用率还要更低一些，产能过剩问题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2亿平方米，创下历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库存压力很大。过剩产能和积压的库存沉淀了大量的厂房、土地、设备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得要素无法从过剩领域流到有市场需求的领域、从低效率领域流到高效率领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去产能、去库存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根本举措。

着力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不足是导致国内消费外流、消费潜力难以释放等问题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居民出境超过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购物，而且购买的商品层次呈下移态势，从以往的高档奢侈品转向性价比高的日用消费品。这反映了我国供给体系和产品品质明显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不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有效供给能力。

着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当前，行业准入限制阻碍了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行业内的自由流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增大了民营企业进入障碍；金融市场不完善，降低了资金配置效率；市场诚信体系不健全、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充分保护，致使消费者“用脚投票”，转向境外消费市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潜力的释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动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产要素从无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领域、从低端领域流向中高端领域，进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供需不平衡、不协调、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结构扭曲，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调控，重在引导市场预期。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定、国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场预期，增强人们对经济的信心，避免经济下行与市场悲观预期形成相互循环的放大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发挥需求管理的“稳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经济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种矛盾和潜在风险，避免增大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当前，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间窗口，根据改革的总体部署、时序安排和推进节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为改革有序推进创造条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能发挥提振需求的作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最终落脚点是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产“去库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货币化，在棚户区改造中以货币化形式鼓励搬迁住户购买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库存的同时将拉动装修和家电等相关消费。“补短板”可以通过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增加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来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可以通过产品和服务创新提高产品品质和质量，吸引和创造更多的国内外需求。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从化解当前突出矛盾入手。当前的产能过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和绝对性过剩的相互叠加，产品供给远大于需求，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回落，企业利润大幅下降，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商品房库存规模偏大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较长的消化周期。通过“去产能”，逐步化解工业领域的过剩产能，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有利于工业品价格合理回归，扭转企业整体利润下滑的局面。通过“去库存”，减少资金无效占用，降低债务违约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可以发挥房地产业体量大、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作用，避免经济运行出现大的波动。

着力防范和化解风险。当前，我国企业的债务水平相对较高，特别是重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债务高企，资金链紧张，违约风险上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过处置“僵尸企业”和不良债务，加快资产重组，提高资产收益率，改善资产质量，避免潜在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降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改善企业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降低银行贷款不良率上升的压力，引导资金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实体企业的活力，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

重塑中长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做好“减法”，还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和机器人等新兴产业，使新增长点汇聚成强大的增长动力。做乘法，就是要转向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单位要素投入的产出率，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力。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行动，为新常态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为依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第四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

专业：会计一班 姓名：郭嘉玮 学号：***

2016年十大流行语：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众；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标；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七、供给侧；

八、葛优躺；

九、套路；

十、蓝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经济学原理来解读一下何为供给侧改革，正确理解供给侧改革：看待中国经济摆脱“速度情结”。

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基本判断相关。虽然经济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可以归结为：有效供给不足和产能过剩并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所长期存在的结构、技术、效率三大问题，不会因转向市场经济就能自动解决，也不可能靠需求侧的调节来解决。我国试图通过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被激发出来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对本国产品的现实需求，而是转向国外，没有起到对本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给”学说就已经被我国一些经济学者提出，这一学说的最初提出者，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在《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提出，“淡化总需求管理，从供给侧推动改革”的宏观政策主张。主张一经提出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持续发酵，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今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运行平稳，但结构性矛盾和下行压力依然突出。这集中表现在部分重要指标回升基础不牢、短期波动较大、筑底趋势未明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将对经济尽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转嫁到供给侧改革上来，希望供给侧改革能让中国经济取得“立竿见影”的增长效果。对此专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随着经济体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深层次问题，改革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供给侧改革让中国经济“迅速回升”无疑是过时思维和急躁心态的体现。增速回落符合规律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速随着其体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个公认的规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黄朝翰近日表示，中国不可能永远以6%—7%的速度增长，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保持这一高增长率，而“新常态”可以成为中国加快改革和对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的一次机会。“中国经济的确正在调整，以前经济增长是靠外力推动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则是靠内需拉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黄朝翰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对本报记者分析指出，经济运行状况表现为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总产出水平是总供给和总需求耦合的结果，而供给和需求都会受到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给侧改革上面，显然忽视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不符合中国关于总需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的论述。“供给侧改革要影响产出，首先要对供给能力产生影响，这需要有一个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相对而言，供给侧的调整要比需求侧的调整时间更长。因此，寄希望于供给侧改革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不切合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张永军强调。其实，衡量经济发展的尺子，从来都不只有“增速”这一把。这些不被有“速度情结”的人所重视的深刻变化，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阵痛”属于必要成本在《韩非子·喻老》中，“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可谓广为人知。面对名医扁鹊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却采取了讳疾忌医的态度，虽然回避了短期治疗的阵痛，却为日后重病缠身埋下了隐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国经济，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这个道理。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着力根本、放眼长远的深层次改革，不仅不会出现“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会以短期“阵痛”的形式作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们可以在改革中尽量控制“阵痛”，使之能够为经济社会所承受。

根据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去杠杆”和“降成本”的目标都是激发企业活力，实质是给实体经济企业减负，以调动其增加有效供给的积极性。现在实体经济企业背负着“三座大山”：高税、高息和高负担。再加上连续46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PPI）的负增长，企业有产量无效益，许多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就江苏企业来说，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杠杆高（互相担保）导致企业成为“僵尸”。在此背景下，处置“僵尸企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话题。面对这种状况，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关停“僵尸企业”，而应该在“去杠杆”和“降成本”基础上为企业减负，让更多企业轻装上阵。

从发展的角度“去杠杆”和“降成本”，着力点是要使企业这个经济细胞活起来。“去杠杆”是针对企业金融债务过高而提出来的。企业过高的金融债务不仅造成过高的利息负担，还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有些地方企业之间的贷款联保还拖累了一批本身并无严重的企业。因此去金融债务的杠杆需要精准，需要寻求在债务链条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银行需要从中寻求为负债企业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准的加必要的杠杆来去企业杠杆，不失为是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对某些有发展空间的高负债企业采取“债转股”的方式也可以进行尝试。再就“降成本”来说，其必要的途径就是为实体经济企业减税、降息、减费（如五险一金问题）、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在为企业降成本方面需要处理好国民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的利益关系，突出企业利益。一方面，职工既要共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也要分担企业风险，如果企业承担不了职工的负担而关门或裁减员工，最终受损的还是职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给企业让利。前一时期政府改革的着力点是取消下放审批；现在则需要取消和减少各种收费。这对企业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杆作用。

供给侧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业”和“保职工”之争。在以上“去杠杆”和“降成本”的基础上处置“僵尸企业”，范围必然会缩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难企业，而只是指采取各种激励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需求侧的市场淘汰的方法。但是考虑到降低社会成本，不能简单采取破产倒闭的办法。保企业还是保职工之争实际上是伪命题。保职工固然比保企业成本小，但国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保这些失业的职工呢？因此，处置“僵尸企业”应该在供给侧更多采取并购重组的办法，依靠优势企业带动这些企业走出困境、获得新生，从而降低处置“僵尸企业”的社会成本。

第五篇：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它背后是一个影响巨大的经济学派—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主张减税、减开支、减管制、减货币发行或控制通胀。

供给学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是一个简单的描述税率与税收关系的模型，意在说明，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税收，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供给学派重视发展生产，凯恩斯主义主张刺激消费，由于知识立场的分歧，他们提出的政策主张完全对立。供给学派主张给企业减税，恢复企业活力；凯恩斯主义主张民众多掏腰包，必要时政府帮忙消费。供给学派反对通货膨胀，认为那样是稀释纸币，不利于储蓄；凯恩斯主义则一再鼓励央行放水，恨不能将利息降至负数。中国人素以高储蓄闻名，在前者眼中是经济发展的后劲保证，在后者眼中却是阻力。

里根上台后，于1981年将供给学派的主张结合货币学派的主张一起运用到经济管理中，并分解为削减不包括军费在内的财政开支，对企业和纳税个人实施大规模减税，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逐年平衡预算等措施。这是“供给侧改革”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从里根经济学的实践效果看，总体是正向的。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1984年，美国一度实现预算收支平衡。虽然对贫困家庭的补贴减少，反映了供给学派“劫贫济富”的性质。在此后的30年中，美国只在克林顿时期再次做到这一点。此外，美国的通胀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给侧”？从字面理解，“供给侧”就是相对于需求侧，涉及供给的各个方面。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中国目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结构问题。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则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则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则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推进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益在递减。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我们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等。这些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长效果，特别是在初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如四万亿投资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达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和释放流动性等手段，拉动“三驾马车”来实现经济增长，属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高房价或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压力加大、企业效益下降、影子银行、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遗症。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造船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许多城市的房价已大大超过多数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国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35.7%，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线。这促使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要追求的发展是综合考虑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兼顾当代人和后代人权益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能源、保护环境，而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资源能源、保护好环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投入获得较高的产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是发动“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而推进供给侧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故推进供给侧改革可以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供给侧改革的定义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更全面地为“供给侧改革”下了定义：

其一，“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化解过剩产能，通过价格调整、企业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场是主要方式。这意味着，从央企到地方国企的整合将向下层逐级推开，“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将加快。这关系到产业层面供给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这意味着企业将通过结构性减税获益。实际上，此前明确的“适当降低社保缴费水平”，与降低成本的政策信号一致。这是在财税制度层面改善供给。

其三，“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这是对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再次确认。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不仅因为这一行业能带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许多下游产业的发展，化解这些行业的产能，有效拉动就业，还在于从推进“人的城镇化”考量，房地产业的发展是让2.5亿缺乏相应市民权利的城镇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来的必要物质前提。这是在调控层面消除供给制约。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这一论述表明了最高领导层对股市发展的态度。股市既是企业的直接融资平台，也是普通投资者合法获得财富、提高消费能力的主要平台。这是在资本层面强调供给的稳定性。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规模。显然，这些层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这也表明“供给侧改革”不是针对经济形势的临时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

供给侧改革理论并非始自供给学派

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理论与经济学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绝非始于供给学派，只不过供给学派提出了较鲜明的供给管理政策而已。

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来看，供给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历史上居于主导地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斯密全面系统地抨击了重商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将供给管理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比它要丰富得多。

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2015年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国FOMC利率决策0.25%-0.5%，预期0.25%-0.5%，前值0.0%-0.25%，这是美联储2006年以来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维持0%利率已长达78个月，超过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经历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复苏期。

美国经济的好转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出口，但由于美国的消费尚未完全企稳，所以美国的缓慢复苏对中国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国的复苏及预期的加息将使中国的国际资本的外流压力进一步增加，也刺激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在美联储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宽松后，加息就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依据就业与通胀的数据及趋势，市场普遍调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预期。美联储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预期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如果超出预期，则可能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这些国家出现大幅度资本流出，汇率大幅波动，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从而减少对中国的进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国际游资特别是热钱出逃所引起的对整个金融系统的负面冲击 而单纯探讨美联储加息如何通过贸易途径影响中国，我们可以得到其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最保守估计也是不容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