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时政热点同工同酬纸上权利

第一篇：申论时政热点同工同酬纸上权利

申论时政热点同工同酬纸上权利

自今年7月1日起，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同工同酬的表述，即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新规一出，引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而数以千万计的劳务派遣员工，都热切期待权利的实现。

如今，新规施行已3月有余，在实际操作层面，同工同酬到底有没有落实?记者深入广东、北京、安徽等地采访了解到，情况不容乐观。

新规或被架空 规避花样百出

记者采访的多家事业单位和企业，有的假装不知新规，员工待遇没做任何变动，有的则花样百出地加以规避。

一是“按兵不动”型。有的单位以“没有操作细则”“跟上级单位保持一致”等为幌子，好像没有相关法规似的，仍然我行我素。吉林长春一家银行的职员李女士说，她最近这两个月的工资还是2500多块，跟7月份之前没什么变化。“由于是劳务派遣工，我的工资比在编员工少1000元左右，还享受不到福利待遇。”

二是“紧抠福利”型。有些单位明着遵守同工同酬规定，实则玩起“偷梁换柱”的把戏，在福利待遇方面“紧抠”劳务派遣员工。无论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在外资企业，许多劳务派遣员工只能享受打了折的福利，如有的住房公积金少几百块，有的不能与正式员工一样享受带薪休假，有的则由于派遣公司在异地，不能享受本地社保。

三是“业务外包”型。记者采访发现，由于执行新规将会增加用工成本，因此一些单位为规避法律约束，干脆把主营业务“外包”了出去。广东某高校一名教师说，学校部分二级学院的教师岗位“外包”给了一些刚刚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而这些人一年只能拿8个月的工资，连社会保险都没有。

“纸上权利”难落实 三大障碍待破除

既然法律有明文规定，为何同工同酬难以落实?

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表示，合同未到期、受限于工资总额等，是一些企事业单位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这其实只是借口。新规未执行的真正原因在于，这些单位不愿增加用工成本。记者采访的某企业负责人就直言不讳地说，若执行新规，用工成本提高了，利润自然就会下降，因此没有执行的动力。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表示，用工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就是为了降低用工成本，如果法律得不到严格执行，这种利益动机不能被相应遏制，同工同酬难题就会继续存在。

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不如企业，处于被动地位，是实现同工同酬的第二大障碍。专家表示，要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必须克服目前劳动力市场机制的缺陷，增强对劳动者的保护，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

新规本身存在空白模糊地带，则是同工同酬难落实的第三大障碍。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师黄巧燕说，当前一些岗位究竟是否属于辅助性、临时性、替代性，难以定义。例如，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就认为，电脑部、财务部等都不算是主营部门。这些部门的员工到底算不算辅助性劳务派遣员工，很难界定。

多管齐下防“变通” 避免落实“打折扣”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用工单位对劳务派遣工人实行差异化的报酬、福利和社会保障，使其变身“二等公民”，严重侵害了工人合法权益，不利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内需的启动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

“同工同酬是劳动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必须落实。”黄乐平告诉记者，目前未落实新规的情况确实存在，值得警惕。相关部门应抓紧时间研究对策、查缺补漏，维护法律的公正和权威。鉴于福利、社保目前已成为员工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同工同酬”的范畴。黄巧燕表示，一些公司提供的临时性岗位没有同工者，没有可比性。这就要求相关监管部门、工会组织等群策群力，研究制定出细则和操作办法，避免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

黄乐平等专家还认为，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权益救济制度，并促进劳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市场价格。同时，提高企业的违法违规成本，相关部门应加大对新规未落实单位的查处力度，严肃问责相关负责人，在违法成本提高后，企业才能有所忌惮逐步规范。

此外，亟须逐步提高工人在争取同工同酬权利方面的话语权。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明表示，劳务派遣制度应回归本来面目，仅作为短期、临时性的用工形式存在。眼下，国家应通过立法赋予劳动者更多诉权，让劳动者获得法律支持。

第二篇：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让纸上的律师权利更接地气

2018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让纸上的律师权利更接地气

人民网

这种“二次立法”的过程，在减少了立法震荡的同时，也让法律更加持久稳定，更加契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从法律条文上的权利，到现实中的权利，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可能还隔着一次地方立法。

7月27日，《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办法》(下文简称《实施办法》)，经广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17年11月1日起施行，成为全国首部实施律师法的地方性法规。

尽管2013年1月实施的《律师法》亮点颇多，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职能以及会见权、阅卷权等，均作出了规定，但客观而言，过于抽象的法律条文，并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律师权利的充分保障。

以律师会见权为例。《律师法》规定：“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现实中，羁押场所采取各种理由拖延、刁难、阻挠的，并不少见。在会见次数和时间上加以限制，更让辩护律师深感掣肘、步履艰难。

比如，《律师法》还规定，“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问题是，辩护律师在会见时，感到“不放心”的办案机关派员在场来“旁听”，怎么办?虽然没有采取监听的手段，但通过派员在场的“曲线方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律师会见权“稀释”。

再看律师调查取证权。《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问题是，相关单位不配合怎么办?在现实中，调查取证实现不了，这个赋予律师的“红利”又有什么用呢?再有，调查信息材料的范围未能明确，究竟什么证据能够收集，什么不能调取，如果“雾里看花”，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很容易“碰钉子”，或者“掉坑”。

更多相关信息可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对于这些问题，固然可以归咎于立法者，为何不在立法之初“细化”，但平心而论，这种局限性，往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从立法技术上说，法律需要一定的抽象性，以保持规范的普遍性。从立法规律来看，没有任何法律是完美无缺的，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决定了立法的步伐始终处于滞后状态。如果对法律“朝令夕改”，反而戕害了法治权威性。

是以，当法律出炉后，本身存在的瑕疵不足暴露后，在不违背原有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低一层级的立法，如地方性立法等，将原本抽象的法律条文“具体化”。这种“二次立法”的过程，在减少了立法震荡的同时，也让法律更加持久稳定，更加契合科学立法的要求。

回看广东省出台的《实施办法》，将“律师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其核心内容，特别突出执业权利的保障，对律师执业过程中的调查取证权、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知情权和救济权等，作了全面具体的规定，既是《律师法》的“地方版”，也是“细化版”和“升级版”。

比如，根据《实施办法》，辩护律师凭相关执业证明材料，可以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次数和时间不受限制。会见时，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从“应当及时安排”，到“会见次数和时间不受限制”，再到“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恰是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地方立法“小补丁”，让律师会见权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实施办法》不仅细化了律师调查信息材料的范围，明确律师可以向有关单位调取与其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不动产、车辆等财产信息，自然人个人户籍、婚姻登记资料等身份信息，自然人出入境信息，商事登记信息，行政处罚决定等信息资料，更规定碰到相关单位不予以配合的情况，还可以书面向人民法院申请签发协助调查函，等于为律师调查取证工作送上了一块好使的司法后盾„„

当然，新招频现的《实施办法》有些姗姗来迟。旨在规范律师执业权利与义务的《律师法》，从1996年5月15日公布后，共经过了三次修正。《实施办法》即便是距离2013年1月1日“三修”施行，也过去了4年10个月之久。

另外，广东省出台的《实施办法》，只是首部助力《律师法》实施的地方性法规，其影响力毕竟有限，期待更多地方能出台相关法规，以切实保证律师群体的执业权利不打折扣。

更多相关信息可查看湖北中公教育

第三篇：2014申论技巧：如何抓住时政热点

2014申论技巧：如何抓住时政热点

众所周知，申论考试也就是时政考试，热点考试。很多考生面对申论，是“又爱又恨”。爱的是一些掌握方法的学生，会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自己的申论成绩；恨的人也不少，原因是真题做了不少、解析也看了很多，但分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

申论关注的一般是热点，热点是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以及在当下社会建设与发展中关系国计民生和影响力比较大的时事话题与社会事件，其范围主要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文化、生态五大领域。

热点是千变万化，但准备申论并不见得要了解所有社会热点。其实申论热点不完全是社会热点，更多的体现在时政热点上。就是时政方针所关注的社会热点。比如，黄金周休假问题是社会热点，但不是申论热点;炒股现象是社会热点，但不是申论热点。所以广大考生在备考时一定要抓住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来列举一些申论考察的热点有哪些?比如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和文化问题这三个方面。社会问题诸如就业、保障、分配、教育等，生态问题主要有雾霾现象、新能源等，文化问题主要在于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等。这些都是各大新闻反复报道的时政热点，也是广大考生需要关注的重点。那么热点到底应该怎么关注呢？首先，要多关注热点中的深度报道、政府文件和领导讲话稿。因为这些材料可以给考生提供一种参考和启示：政府要解决一个问题，会从哪些方面进行思考。要注意，只看政府文件是不够的，还要找一些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稿，因为政府文件只告诉你怎么做，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稿则会进行论证。其次，广大考生可以到官方网站看一些时政热点。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方面获得对社会热点的整体认知，另一方面可以记住一些好的词语、句子，在申论写作的时候灵活运用。

总而言之，考生在平日的复习中，对申论热点要不断积累，不断思考。多练习，勤发问，这样才能在考场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篇：关注时政热点 培养申论思维

国考准备正当时

——关注时政热点 培养申论思维

华图教育 郝平

很多考生在复习申论时，常感到难以抓住复习重点，事倍功半。归根结底是由于缺乏申论思维，学习方法不当。对此，本文将结合多年教学经验，为各位考生提供备考建议，帮助考生通过对时政热点的学习分析来培养申论思维，提高考试成绩。

一、申论思维

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纲（成文时2011年大纲尚未发布）规定：“申论是测查从事机关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科目。主要通过应试者对给定材料的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测查应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申论主要测查应试者模拟行政机关工作思路、观点、立场、态度的能力的考试行为，即重点测查模拟行政机关工作的思维。

因此，申论思维主要是行政机关工作中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结合材料就是分析、概括、提炼、加工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社会问题或现象的“表现、原因、对策”。

二、备考建议

学习并分析社会热点是我们培养申论思维极为有效且快捷的途径。备战国考，华图建议大家从以下方面着手：

1、关注时事热点。阅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党报，浏览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收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新闻类节目，还可以阅读《半月谈》、《凤凰周刊》、《瞭望》等杂志。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中观层面的问题，既不要太大太泛（如国家总体区域规划等），也不要过于过小过细（“泔水油”中黄曲霉素的毒性）。同时，有些热点不必重点关注：一是与外交、国防相关的时政热点，如钓鱼岛问题、美韩联合军演等；二是过度专业化的热点，如金融改革、大连油污事件中的化工清除举措等；三是敏感话题及存在较大争议的时政热点，如法学领域讨论的是否废除死刑的话题等。

2、按套路进行阅读分析。即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进行分析，带着总结“表现、原因、对策”的意识进行阅读。在此，推荐中宣部理论局编写的《七个怎么看》（即《2010年理论热点面对面》），此书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七个热点问题，以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回答，对每个问题的阐述基本遵循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现、原因、对策”的套路。例如该书关于“看病难”问题的展开提纲如下：

表现：

到大医院看病难；挂专家号更难；医药费用负担重；农村居民看病最难。原因：

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公立医院趋利化；医保保障水平低；药品价格虚高；卫生服务成本增长快。

对策：

如何让群众看病更快捷

加快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加快城市社区医疗机构建设；加快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培训力度；总之，建立一个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分工协作、相互支持、协调有序的运转机制。

如何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

一是通过医疗保障建设“减负”；二是通过基本药物制度“减负”；三是通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减负”；四是通过强化监督监管“减负”。

可以看出，该书比较好的体现了申论的思路，这也印证了申论是模拟机关行政工作思路的观点。考生在阅读材料时应该有意识的按这样的思路进行分析。

3、培养行政意识。分析问题时要站在行政人员的立场思考问题，并尽量接近主流权威的观点。如关于各地粮食价格上涨过快的问题，应该站在粮食和工商部门的角度，首先思考原因是什么，如果自己是相关部门的主管人员，那么应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问题。然后再和权威报道进行比较，找出差别并有意识地加以改进。

4、分阶段分析素材。对时政热点的分析可以先从较为成型的素材入手，如《七个怎么看》，然后进行较为广泛的阅读，培养对时政的兴趣和敏感度。最后要有针对性的进行阅读，可以围绕某一话题，寻找相关新闻事件、政府政策、社会各方的观点、国内外的一些做法等，并按照“表现、原因、对策”的套路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简单分类筛选，这样就能较为自如的应对申论考试了。

通过对时政热点的分析培养申论思维是一个较为艰苦的过程，更是一个有趣且获益匪浅的过程，培养申论思维不但可以直接提升申论考试的成绩，也可以为我们长远的职业发展，特别是从事机关行政工作带来莫大的帮助，希望大家用心体会，认真准备。

第五篇：申论必备时政

国家的税收太多

政府财政收入连年增长，屡创新高，税制改革迫在眉睫。昨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经济组分组讨论上，税制改革再次成为热点。多名委员聚焦改善消费环境，结构性减税话题。继前日“炮轰”税收太高后，全国政协委员、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昨日再次“放炮”，他表示，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增值税、关税是最主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则回应，中外税制有别，中外大众消费品价格差距不大，“内外”价格有别，有税的因素，但更多是定价因素。

文/记者王鹤、刘蕤红、李颖、贺涵甫

甘连舫：为中等收入者减税

全国政协委员、星牌集团董事长甘连舫首先谈到了减税问题。他说，中央政府首先应该给中小企业减税，现在人工成本、材料提高，经营环境不好，中央应该加大对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的力度。甘连舫还幽默地对在场的“国企老大哥”说，“你们多交点就多交点，你那买卖大。”他建议，对中小企业实行“养鸡下蛋”。

得知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在场，他幽默地说：“宋局长，您把我们这个事儿当个事儿”。

随后，他说，希望能提高个税起征点。他说，自己去年曾提出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甘连舫说，这个建议是为中等收入的职业经理人提出的，一个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决定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一部分人是社会的精英，你要让这一部分人少交点税，会促进消费。

他说，现在财政收入都两位数增长，中央政府在照顾弱势群体的同时，也可以研究保护中等收入阶层。

宋兰：结构性减税近2万亿

宋兰说，1994年那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快20年了，这段时间有一些税制改革，但缺乏系统性。针对金融危机，国家出台了一些减免税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结构性减免税这一项来说，减免税总量接近2万亿。

不过宋兰介绍，现在税制是建立在1994年财税改革基础上的，1994年财税改革立足于两提高，一个是提高财政总量占GDP的总量，另一个是提高中央财政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这两个都大幅提高了。

经济发展到了今天，要根据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趋向做一个调整，做一个统筹的考虑。她还表示，应该加快环保税研究。

杨元庆：税负高难促消费

前日，杨元庆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今年他还关注降低税负的提案。昨日，在宋兰发言完毕后，他立即“抢麦”。

杨元庆表示，不同意今年又减了多少亿税的说法。税收增长超过GDP增速，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怎么能说减了多少亿税呢？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如果要从800元的起征点上来算，那减的岂不是更多？实际上，现在国家的税收太多了，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税收多了，我们有钱来办强大的国防，建立良好的社保、医疗、教育，但不能杀鸡取卵。

杨元庆说，现在的国家政策都应该围绕加强内需来制定，怎样促进内需、促进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举例说，“我们现在卖的每一件商品，都含17%的增值税，这是不是太高，要不要降低一些，让国内物价也能降一些？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我们不能造成国内商品的价格比国外高的情况。”

杨元庆建议，我们光有CPI指数还不够，这只是反映价格一个月比上一个月的涨跌，只是反映相对数，不反映绝对的价格。我们的商品绝对价格与国外市场比，同样品牌的商品，我们的价格到底是怎么样，是比他们高还是比他们低？我们应该建一个这样的指数。

回应：中外税制有别

在杨元庆发言完毕后，宋兰说，中外税制不同，国外大部分是以直接税为主，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体。凡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税率都不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以营改增为例，仅上海试点的100多万户，惠及企业300亿～400亿元。

杨元庆：税是主要因素

杨元庆说，大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讨论问题，他也不是专家，他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杨元庆说，他最主要的想法是，怎么促进消费，让国内消费形成，税制是一个重要政策导向的方向。

“政府应该来发现，为什么国内外商品价格会有区别，应该出台措施让更多消费留在国内。”杨元庆最后还表示，更本质的问题还是税的问题，他认为增值税和关税是最主要的因素。

回应：更多是定价因素

宋兰表示，杨元庆讲的是间接税的问题，中外税制不同。直接税是企业承担，间接税是消费者承担。对于商品价格内外有别，她说，这里面有税的因素，但更多是定价因素。

宋兰表示，对于大众消费品，特别是国外进的大众消费品国内外没有价格差异。对于联想电脑国内比国外贵的问题，宋兰回应，联想是为了赢得市场。

宋兰说，价格是间接税加成本加利润组成的，除了税收，还有成本和利润的问题，加在一起才能成为价格。

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建议贪腐零容忍:1元也要查

内地反腐如何推进？对于这个举国上下关心的重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罗范淑芬斩钉截铁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对贪腐零容忍。100元也好，1元也好，我们都要去处理。”

她告诉记者，在40年前，如今被称作“廉洁之都”的香港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她说，那时候香港人在医院看病，要向医生塞红包。小贩被警察追，要给警察塞红包。就连自己的房子着火了，都要按规矩给消防队员“开喉费”。

直到1974年，一个叫做廉政公署的反贪机构正式成立，在此后的30年里，香港社会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其间，廉政公署共调查70691宗案件，遭检控的有13337人，其中2440人是公职人员。

“廉政公署会公正地行事。”据罗范淑芬介绍，廉政公署的人事、财政完全独立，不属于公务员序列，只对行政长官负责，“行政长官没办法干预执法，因为媒体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

在罗范淑芬看来，一线的执法人员同样没有机会徇私枉法。

“有一个人被告发了，你说不要查了吧，这不行的。”她告诉记者，每一次报案都会生成一个号码，负责侦查的人必须把证据送到律政司。如果执法人员认为证据不足，或者是被举报人遭到恶意陷害，则必须接受一个由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的审议，确定“真的查无可查才可以”。

但在她看来，执法只是让人“不敢贪”，教育则让人“不想贪”。

从中学起，香港的青少年就要参加“廉政讲座”，学习什么是贪污贿赂以及如何举报。廉政公署根据已审结的案例组织拍摄的《廉政行动》剧集，也大受港人欢迎，平均每集有119万人观看。在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实名举报的市民投诉不超过30%。如今，这一比例已超过70%。

1997年，廉政公署曾经拍摄了一部名为《才俊》的公益广告，其中的广告词打动了许多人：“挣钱并不是错，错的是你怎样挣钱。公平不代表每个人都赚一百元，公平是说你有赚一百元的能力，就能赚一百元；你有赚二十元的能力，就能赚二十元，这就是公平。可能你今日挣的钱比我多，但若我的才华比你多，终有一天我挣的钱会比你多。”

“选择了当公务员就应该有一点使命感，就一定要想到，自己永远不会大富大贵。哪怕你比同学更聪明，更有能力，你不能因此觉得不公平。”在谈到自己对于公务员贪腐的认识时，这位被港人称为罗太的廉政公署前专员微笑着说。

“除了不敢贪，不想贪，还有一点就是通过预防让你不能贪。”罗太说，在香港，政府要买东西必须经过招标程序，其中开标的人和审标的人都不一样，项目没有实施前，招标程序必须送到廉政公署。

在会场上，太平绅士蔡素玉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她说，自己在香港有很多公司，但是她从来都不知道哪个税务人员管她的企业，因为税务人员每周都要抽签决定去哪个公司查税，“这些小细节经常是制造贿赂的温床，只要改变做法，就可以减少很大部分的腐败现象。”

罗范淑芬记得，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地方代表团来香港取经“反腐”。而作为人大代表，她也经常来北京的司法机关调研。

这一次，她带来的“反腐”建议包括：整合和完善多年来中央发出的行政指令，包括规章、办法、守则、纲要等等，制定单行的反贪污渎职法；强化各级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能，规定官员应定期向人大报告工作，接受质询，而人大要审批监督财政开支，尤其是一些庞大的开支项目；加大力度惩处贪污受贿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防微杜渐。

上海市委书记：我国房价过高是不争事实

楼市调控：

国五条首先是打击投机

问：楼市调控“国五条”实施细则上海会在什么时候出台？调控的重点在哪里？

韩正：房地产调控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我们宏观调控的重要方面。我想所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都是为了使房地产市场能够健康发展。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是大中城市，房价过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调控能够有效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这个政策主要的精神，我的理解首先是要坚决打击投机行为，其次是更加有效地抑制投资行为。与此同时，我想我们的政策应当很好地保护和鼓励广大群众自住的、改善的、刚性的消费需求，这应该得到鼓励和保护，“国五条”也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

就房产交易税收问题，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就在经国务院批准的108号文件中，对相关政策有过阐述，上海在2006年就已实施。此次“国五条”是政策的重申，相信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房地产市场会健康发展。

车牌拍卖：

已专门研究将加强监管

问：上海车牌拍卖收入去向如何？如何向社会公开？

韩正：我赞同要向社会公开。车牌收入取之于交通用之于交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我也觉得车牌太贵了。

市场拍牌是一种供求关系的反映，供求关系要缓解就是要多发点牌照，但多发牌照就有一个交通容量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整个全面的统筹来考虑。

上海市新一届政府成立以后，已做了专门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机制上的完善，加强监管，使车牌拍卖做得更好。

沪港关系：

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问：最近香港跟内地在奶粉、在双非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上海作为香港最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韩正：首先我要说明一句，上海和香港不是竞争的对手，我们是合作伙伴，我们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讲到奶粉，现在社会上非常关注。我唯一的希望是，内地的所有企业能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确保食品安全。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企业的义务。我也注意到我们内地的很多企业，痛定思痛在这一方面正在努力改进，当然改进的结果和所有的成效必须要得到人民的认同、群众的认同。

上海发展：

确实到了关键阶段

问：您说过上海已经到了没有改革创新就不能前进的阶段，请问今年和今后一段时间上海在“四个中心”建设上，有些什么重大举措？

韩正：这个题目很大。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23年的浦东开发开放，上海的发展已经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拿去年来讲，我们上海2380万的常住人口，人均GDP已经超过1300美元。

站在国家的全局来考虑，上海确实到了必须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而这个转型发展首先是要确立创新的理念，我们要用创新的理念、转型的思维，再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才能推动上海未来的发展。上海的改革我觉得是全方位的，核心是要处理好企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这四者的关系是互动的。

改革攻坚：

改革是上海最大的红利

问：改革需要勇气，同时也需要有智慧，对一些改革难题，上海将用什么样的智慧和思路来破解？

韩正：上海各方面有一些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走得比较前面，但这些改革举措在推进中也会碰到一些困惑。当很多改革往前走的时候，没有一个范本可供参照，我的感受是，任何改革朝前走，到最终一定要有制度保障。

在上海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继续往前探索，唯一的方法就是改革。对上海来讲，改革也是上海最大的红利；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创新是上海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人才则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项资源。如果我们把这几个方面融合好了，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上海就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转型发展：

中等增速有利转型

问：最近两年来东部省市的经济增速，如果以GDP指标来看的话，已经落后于中西部。请问对此怎么看？上海完成转型还需要多长时间？

杨雄：“十一五”期间或者更早的时候，上海就开始逐步在转型发展。严格讲像上海这么一个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同时又面临着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以转型的时间你要问的话，可能会是一个过程，不可能说我们现在就能限定哪一天会转过来。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西部地区现在发展很快，GDP速度都超过了我们，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全国的经济平衡、解决地区差异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从上海的发展来讲，我们大家都觉得这几年速度比较慢，实际上我觉得恰恰我们应该摆脱对GDP的偏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结构调整上来，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

这么一个中等的发展速度，对于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同时又保障一部分的就业不受到影响，我觉得对于上海的转型发展来讲是非常好的。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将继续探索怎么在一个不太快的速度下，怎么尽快让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能够走出一条新的路子。聚焦两会：基层代表“圈点”政府工作报告

不事渲染、没有空谈。用时1小时40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让老百姓住上放心房、满意房”，“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等生动的“白话”拉近了报告和百姓的距离，也让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对“中国梦”有了更多期待。户籍――为自由迁徙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

【报告内容】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村庄建设要注意保持乡村风貌，营造宜居环境，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基层代表解读】“农民工安家问题实际上就是户籍问题，现在只有很少部分农民工真正进城了。大部分农民工‘一条腿’在城市，‘另一条腿’还在农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三箭置业集团油漆粉刷工陈雪萍说，看到“自由迁徙”、“市民化”这些词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感觉政府十分关注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让2.6亿农民工群体看到了希望。“户籍改革并不是简单改户口，关键是户口背后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服务。”陈雪萍代表说，政府应该逐步实现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全面覆盖，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施融居住登记和就业、社保、租房、教育、计生等多种服务管理功能于一体的居住证制度，让“一证通”助力实现农民工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技能培训、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待遇均等，让在城市打工的农村人能够真正融入所在的城市。环境――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

【报告内容】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采取切实的防治污染措施，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基层代表解读】“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生活条件好了，但大家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担忧却加剧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杨子强说，持续不断的雾霾天气、地下水污染等环境让百姓非常焦虑。我认为总理说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就是回应百姓对空气、饮用水等环境污染的不满。

“如何让人民看到希望，政府必须有所行动，把空气质量搞好，把生存环境保护好，这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杨子强代表说，百姓需要经济发展，需要收入增加，但更需要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生存环境，建设“美丽中国”，环境问题是重要标准。物价――让百姓“菜篮子”拎着更放心

【报告内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5％左右。要切实保障重要商品供给，搞活流通，降低物流成本，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基层代表解读】“百姓过日子，就希望基本生活开支不要那么高。这些年，物价上涨得有些快，吃、穿、用、行等生活开支好像都在涨价，这是百姓最头疼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邓州中医院院长唐祖宣说，物价上涨对百姓的生活影响大，不少中低收入家庭被迫降低了消费档次，低收入居民生活压力更大。

唐祖宣代表说，民生要持续改善，实现物价稳定是关键，建议加强市场监管，从源头上抑制商品价格过快上涨。“报告里提到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5%左右，这对百姓来说是利好消息，说明政府抑制物价的信心和决心。”

分配――希望能真正感受到“体面劳动”

【报告内容】我们已经制定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基层代表解读】全国人大代表、安钢集团技术中心工人徐筱芗说，现在工人最关注的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收入倍增计划”，作为普通工人，最大的“中国梦”就是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富裕。“‘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同步’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让我们一线职工倍感期待。”徐筱芗代表说，希望收入分配改革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我们的工资、保险、福利。作为普通工人，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工资，因此，提高居民收入的基本途径还是提高劳动报酬。

“提高收入是实现体面劳动的条件。如果劳动者收入总在最低工资标准线上徘徊，体面劳动无从谈起。”徐筱芗代表建议，让广大职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就要求走出低薪依赖的怪圈，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让职工的工资随企业的发展、效益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国家也应尽快出台为企业减负方案，降低社保缴费及其他税费的比例，让企业能为职工涨得起工资。

保障――不同群体间的待遇差距要缩小

【报告内容】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今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继续提高10%，城乡低保和优抚对象补助标准也进一步提高。要加大对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儿童福利机构建设的支持力度。【基层代表解读】“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大家工作生活才能后顾无忧。”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公路收费员铁飞燕说，现在，身边的一些人收入增加了，房子变大了，但依然需要存钱，就是感觉缺乏保障，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

“企业退休人员、城乡低保和优抚对象都是相对弱势群体，需要政府给予更多关注，缩小这些不同群体间的待遇差距。”铁飞燕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这类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体现出国家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更加倾斜于相对弱势群体。

聚焦两会热议雾霾：人大代表建言汽车保有量划红线

一号汽车提案

“汽车已经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社会综合问题，某种程度上其牵涉面之广、复杂程度甚至高于房地产。”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微博](30.18,-0.17,-0.56%)总裁王凤英3月5日说。

王把汽车高速增长所带来的能源、环保、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交通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为其2013年两会的“一号提案”，认为汽车社会发展需要综合治理。

任职全国政协委员已经有11个年头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也在他今年的提案写道，“大气质量立法”已经无法回避。

近年全国各地的雾霾天气越来越严重，机动车污染被认为是造成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汽车产业发展遭遇新的挑战，汽车企业掌门人无论是从社会责任角度，还是从企业未来发展思路角度出发，都高度重视这一问题，这种认识或将影响车企的发展思路。

全国人大在3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将针对主要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机动车污染防治等提出明确的应对措施。“国家应划出汽车保有量红线”被全国人大代表初次提出。

王凤英准备了三份提案建议，分别是：关于加强汽车社会和谐发展综合治理、加强汽车海外投资建厂的政策指导和服务支持，以及完善汽车技术研发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建议。

第一份提案便提出，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汽车社会，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汽车带来的社会问题，将很大程度地制约汽车产业的发展。所以，国家要从顶层设计出发，提早全面规划汽车社会综合治理举措。

作为汽车企业的掌门人，王凤英认为汽车企业应该大力发展小排量的节能发动机，不止是社会责任，也是未来汽车企业发展的趋势。

机动车污染是目前汽车与社会的最大矛盾，也是最热门话题。最近两年我国空气污染情况急速加剧，近七分之一国土面积被灰霾笼罩，李书福提出要提高所有以含碳化石燃料为能源的机器设备、设施的排放标准，降低PM2.5总量。

但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李认为在提高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速度上，要适当考虑自主品牌企业，政府应给出一个中长期的时间表，自主品牌车企才能按照步骤去研发，技术上达到排放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则提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大力推广将是大气污染的解决方案之一，汽车企业应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汽车保有量需划红线？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21.5辆，比2007年增加15.5辆。

上个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汽车社会发展报告2012-2013》披露，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将破亿，未来10年左右每百户汽车拥有量将达到或接近60辆。

过去两年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市为应对急剧增长的汽车给城市带来的拥堵、污染等矛盾，纷纷采取限购、限行、加速提升机动车排放标准要求的行政手段。

但面对空气污染的应急预案没有统一标准，地方政府只能各自为政，北京、兰州、成都等城市都已制定了大气污染应急预案，河北省近期出台的《河北省空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法(暂行)》规定，当该省空气重污染情形时，将采取“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停驶部分公务用车”“对机动车实施区域限行或尾号限行”等强制性措施应对。

原国家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也表示，多年来各地方政府都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大气污染防治应急预案，整体上缺乏统一标准。

“单个城市的措施往往难以有效遏制PM2.5污染物严重超标，因为空气污染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比如广州限购小汽车，但周边城市肇庆、东莞等地不限，效果仍然难以达到。”广东省社科院的一位城市研究专家说。

3月4日，“污染物的总量控制、机动车污染防治”史无前例地放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新闻发布会上着重发布，新闻发言人傅莹称将对此提出明确的措施。

据傅莹透露，针对目前地方政府应对大气污染各自为政，全国人大将提出对跨行政区域污染加强联防联控，地方政府的考核将会与环保成效挂钩。

过去五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从930余万辆增加至1900多万辆。既然中国的汽车社会进程是全国性的，PM2.5污染物严重超标也大范围出现，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国家应尽快考虑促进汽车有序发展，整体上控制汽车增量，划出汽车保有量“红线”。

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有汽车业内人士认为汽车产业链条很长，对经济拉动巨大，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产业，全国汽车保有量“红线”应从结构上进行划定，比如出台有效政策遏制大排量传统燃油汽车的增加，鼓励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聚焦两会：聆听农民工代表的“基层好声音”

36岁的农民工周振波是十二届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代表。因为参加这个会，他终于圆了自己的一个梦想：见到了自己的“偶像”――朱雪芹。作为5年前全国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3名农民工代表之一，朱雪芹连任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两位农民工的相聚，尽显温情。周振波对朱雪芹说：“上一届你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我就是你的‘粉丝’了。当时，我业余时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就在互联网上查有关你的新闻。”他们还在一起兴致勃勃地交流了将要在会上提交的建议和有关农民工的各种问题。

一个代表团出现两名农民工代表，这事在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3名农民工代表，肩负为全国2亿多农民工说话的重任。由于相同的身份，他们3人经常被“撮合”出席各种活动。他们的身影很忙碌，也多少显得有些孤单。

这一次，农民工代表不再孤单。据统计，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的13.42%。农民工代表数量大幅增加，达到31名。

从无到有，从3名到31名，这是国家政治文明的体现。农民工代表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话语权的变化，体现了我国人民代表选举制度的进步，更反映了国家对于这个数量庞大、相对弱势的群体的重视。“农民工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遍布全国各个行业和角落，这个群体应该发出更多的声音。”来自山西焦煤煤矿的农民工代表董林如是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洪昌认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要求有农民工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离不开农民工代表，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需要农民工代表。

【纠错】

农民工代表自然要为农民工说话，代表着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就像全国人大代表、因为和哥哥一起为农民工接力送薪而被称为“信义兄弟”的湖北省武汉市东方建筑集团副总经理孙东林所说：“我作为农民工代表，可以说是2亿多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兄弟的代言人。我希望通过两会这个平台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反映农民工的心声。” 的确，两会是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党和国家、其他各个社会阶层倾听农民工声音的最好平台。有论者就认为，农民工有了参与民主管理国家的机会，有了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与通道，这比给农民工改个称谓或设个什么“农民工节”更加重要、更加实在。

“我感觉全世界都在看着我。”5年前，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时，农民工代表胡小燕曾如此感慨。对于这些初次登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农民工来说，参会既是一种亮相，也是一种历练；既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推进。他们5年前的许多建议成功推动了相关立法和政策措施的出台。而今天的农民工代表要做的事和其他代表没有什么两样：履职、尽责，完成选民交给他们的任务。

参政议政的能力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但只要给他们提供机会，一些优秀的农民工完全可以和其他阶层的代表一起共商国是。他们可以做得很好，而且会做得越来越好。他们来自最基层，最了解民间疾苦。“基层代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历，对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最直接、最真实的体会和感受，他们将成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重要力量。”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个体劳动者变成雇佣劳动者，从农业劳动者变成工业服务业的劳动者，从农村人变成城市人，身份的转变相应带来劳动权益保护问题、职业技能培训问题，还有户籍、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是漫长、艰巨的过程，需要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和保障，也有赖于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提高。而让农民工发声，拥有相应的话语权，将是这些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前提。

农民工代表登上两会舞台，是历史的必然。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基层好声音”。这一次，他们不仅不再孤单，而且将更加自如。(刘颖余)

保险业两会聚焦环境污染治理 环责险立法呼声渐涨

近来全国范围内的空气污染、雾霾天气，再次提升了各界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度。

今年两会，保险业人士也将目光聚焦到了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领域。记者获悉，全国政协委员、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原中国人寿(17.66,-0.26,-1.45%)集团董事长杨超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保监局局长左绪文都建议加快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简称环责险)，适时出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专门法规，将其提升到和交强险一样的地位。

“目前正在和环保部商量，该推出就推出。”3月4日，在被媒体问及是否会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升级成为一项强制性保险时，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表示。

环境污染责任险升温

治理环境污染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改善环境质量，维护人民健康，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而这也成为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在今年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会上的主题。他表示，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保险业深感责任重大，希望全面推进环境污染责任险。

实际上，从2003年开始，环保部和保监会就一直高度关注推进环境污染责任险的问题。今年2月21日，就在两会召开前夕，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推出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在“涉重金属企业”等高危行业启动“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

之所以将重金属行业作为重点，李克穆解释说，是因为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并且肉眼无法识别，影响多少年也不清楚，对人伤害极大，因此对其防范应放在源头上。

中信建投分析师缴文超则指出，目前国内责任保险在保费中占比不到5%，利润率也很低。“强制责任保险会直接增加保险公司保费来源，有利于大数法则的实施，从而利于承保利润率的稳定。承保业务的同时也能促进防灾防损的社会意义。”

但吴焰在提案中对此表示，“作为部门文件，毕竟力度有限”。据悉，我国此前已经启动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试点，但因为缺少法律支持，其实际推行过程并不是很理想。

据杨超介绍，环境保护责任保险在2009年试点地区的保费收入仅占当年财产保险保费总收入的0.015%，其中深圳市仅有8家企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0年7家企业续保。

“由于企业法律责任不明确，违规成本较低，导致企业抱着侥幸心理不愿意投保，再加之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企业认为即使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主要由当地政府埋单，企业仅需承担较低的民事赔偿责任即可，导致保险的有效需求不足；行业主管部门因为没有立法层面的支撑，难以开展有效的监管和管理；地方政府部门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很难较好地进行管理和规范。”吴焰认为，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完善是其一大障碍。

今年，民革中央也在团体提案中建议，环保和保监部门可以借鉴“交强险”经验，先行出台高风险企业强制保险政策指导意见和实施办法。

对此，李克穆虽然坦言会“该推出就推出”，但也表示，推出强制性险种必须很慎重，目前我国只有交强险是强制性险种，而很多国家强制性保险的面要更广一些，并且也有相对成熟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种，由此我国设计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时，应结合本国实际，按照保险业的规律来办。

税延养老险降温

2012年，虽然环境污染责任险也在保险业两会提案中出现，但显然还不是主角，当时热度最高的是个税递延型养老险。

随着去年金改的启动，保险业对税延型养老险试点的呼声再次日益高涨，但预计将于去年底在上海启动试点的期望最终悄然落空。因此，业内对于试点能否在被视为改革之年的2013年开花结果，无疑有着更多的期待。

国泰君安分析师彭玉龙认为，今年两会期间，户籍改革及养老体系改革的政策预期将进一步强化，由此上海税延型养老险试点可能出现积极信号。“户籍改革必然推动社保体系重构，商业养老险将承担重任，提供25%的养老金来源，带动寿险保费年均增长12%。”在他看来，社保体系重构能否成功取决于支持政策的落实程度，而税延型养老保险试点是推动体系重构的重要一环。

但记者注意到，在今年的保险业两会提案中，个税递延型养老险热度已经降低，如去年都在提案中建议加快启动和推进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的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和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在今年的提案中均未提及。

“一个可能是认为试点即将启动，没有必要再在提案中呼吁，另一个可能就是感觉今年正式推出的可能性不大，再提也无太大现实意义。”一位业内人士对此分析。

而就保监会最新的表态看，短期内试点的希望似乎不大。“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推出的时间表还未定。”3月4日，李克穆对媒体表示，各方对推进税延型养老保险的态度都很积极，但由于涉及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环节，保监会正在和财政部等就具体细节进行积极沟通，目前还在研究方案。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侯外林仍在提案中建议，借鉴美国个人退休账户有关做法，应由财税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广东、上海等有条件省市经批准后开展个人税延型养老金投资账户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