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演变及其原因

第一篇：五十年代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演变及其原因

建国以来，如何协调国营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始终是我国经济体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今天仍然有待于探索和完善的问题。回顾和研究五十年代国营企业党政关系的变化，对于了解国情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许有些参考作用。

一、苏联的“一长制”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 “一长制”也叫厂长（或经理）负责制，即厂长由国家委派，向国家负责，是该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人，在企业内实行层层负责制。列宁是主张实行一长制的，他认为集体管理制是苏维埃政权初期产生的一种萌芽的管理企业的形式。到1918年底，苏联的工业基本上实现了国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行使已经确立、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组织社会化的大生产，要进行实际的工作，必须采取一长制来统一指挥。他强调一长制应建立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群众有权选择或撤换领导者。但厂长对所管的工作一定要完全负责，除重大问题和决策应由集体讨论做出外，厂长在某种纯粹执行只能方面实行个人独裁制。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续在企业中推行一长制，直到1930年，斯大林还强调指出，不保证实行一长制，不建立工作过程中的严格的责任制，我们就不能解决改造工业的各项任务。可以说，苏联国营企业“一长制”的形成，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社会化生产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客观要求，也带有当时因国际形势紧张而强行推进工业化的烙印。

建国以前，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经营管理根据地公营企业的经历。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就于1934年4月发布了《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规定国有工厂的负责者为厂长；厂长由各该隶属的上级苏维埃机关委任，对于厂内的一切事务有最后决定权，并向苏维埃政府负绝对的责任；在厂长之下，设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工会代表、团支部代表、工厂其他负责人、工人代表等5—7人组成，开会时以厂长为当然主席，以解决厂内的重大问题。管理委员会内组织“三人团”，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来协调处理厂内的日常问题。这种领导体制实际上是受当时苏联“一长制”影响制定的。抗日战争后期，由于根据地扩大工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经营管理也比过去复杂，原来的“三人团”领导体制则显出容易导致“三足鼎立”，不利于统一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的公营企业开始实行以厂长为主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由“厂务会议”代替了“三人团”。厂长代表政府负责工厂的经营管理，在企业内部，厂长应依靠党支部、工会和全厂职工进行管理。这种体制扩大了厂长的权力，实际上带有“一长制”的性质。

“厂务会议”制度在实行后，一些工厂曾出现了削弱党支部作用、妨碍和不利于工会独立工作的倾向，以致不能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参加管理的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发出《关于工矿企业政策的指示》，强调企业应实行民主管理，工人应参与企业管理。1948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个别解放区试行“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成功经验，要求各解放区的公营企业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工程师、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联合组成，统一管理工厂的生产，但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仍由厂长担任。职工代表大会对工厂的行政工作有检查、批评、和建议权。上述体制以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草案）》表述的最为完整和最具代表性。[!--empirenews.page--] 上述法规规定：（1）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以上为当然委员）、其他生产负责人（由厂长提名上级决定）和相当于以上人数的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由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组成。（2）厂长由上级机关任命。（3）工厂管理委员会以厂长为当然主席。管理委员会多数委员通过的决议，如果厂长认为它与该厂利益抵触或与上级指示不合时，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但须立即报告上级，请求指示；如果管理委员会的多数委员认为厂长的上述措施不合适或对其报告有异议，亦可将自己的意见同时报告上级，一并请求指示；但是在未经上级指示前，应执行厂长的决定。

可以看出，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是苏联“一长制”与我党长期提倡的企业民主管理相结合的产物。从实质上说，它是以“一长制”为主，以职工代表大会为辅的领导体制，这里没有提出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估计是由于当时企业内的党组织尚不健全，同时“一长制”已被苏联和当时的战时环境证明是较好的体制。

建国以后，在改革、整顿国营企业之初，中共中央在著名的《学会管理企业》社论中即提出国营企业应普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随后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要求国营企业普遍建立这种领导体制，并附发了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在国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草案）》，以供各地参照执行。

二、建国初期因地制宜，企业领导体制多样化

但是，上述这种带有“一长制”性质的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体制，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企业党组织的挑战。首先，此时的国营企业绝大部分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在对这些企业的接管和改造过程中，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领导体制（工厂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一般是实行军代表制，由于企业行政人员往往是旧有人员，对党的各项政策不熟悉，一般无力领导企业民主改革，上级机关对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放心，因此一但企业的党组织建立起来，它就成为上级机关和军代表依靠的对象，承担起领导企业各项改革的角色。因此，企业党组织这种先入为主的事实，不能不影响到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体制的贯彻。其次，由于管理委员会带有一长制的性质，就要求厂长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而在建国初期，对于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来说，两者往往是分离的。一般来说，企业原有的管理人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但是刚刚从旧社会过来，政治素质和觉悟较低；而党和政府派去接管或转业来的新管理人员，又因刚接手新的工作，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国营企业缺乏又红又专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体制难以迅速推行的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建国初期，在国营企业中，工厂管理委员会领导体制并没有普遍建立起来，不仅大部分地区（关内）因民主改革尚未完成而实行党委领导制，而且不少人甚至认为党委领导制比较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和国营企业的管理水平。

由于随着企业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和党加强了在企业中的组织建设，党组织通过指导民主改革、镇反等政治运动使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同时也由于镇反、抗美援朝以后对干部的政治面貌要求越来越高，而党内缺乏又红又专的干部来担任厂长统一指挥，因此在许多国营企业中，党组织实际处于领导地位。因此，如何理顺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就自然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成为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如何确定及协调企业内党政关系遂成为1951年中央和各大行政区有关国营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议题。[!--empirenews.page--] 1951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拟定了一个“关于党对企业领导的决议”。这个决议实质上是实行“一长制”。决议提出：（1）厂矿中的生产行政工作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由国家的经济机关委派，并由国家取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和资金，实施对企业行政工作的负责管理，厂长领导下的企业管委会，是实行职工参加管理的民主制度。（2）党是独立的政治组织，对企业中的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1][2][3][4]下一页的责任，对企业的行政、生产工作负有保证和监督的责任。企业党委应根据国家法令、上级机关计划和上级党委的指示，用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来统一思想，保证企业党、政、工、团在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此外，决议还对党委领导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容易造成党政不分，妨碍党在企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保证监督作用的实现。这个决议草案报到中央后，受到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李富春、陈云、刘少奇等同志提出了如下意见：厂长负责制固然是国营企业较理想的管理体制，但是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同意厂长负责制在东北试行，东北的上述决议草案在作个别修改（删去对党委领导制的批评等）后可颁布实施。

在东北提出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华东、华北地区的城市工作会议则提出国营企业中应实行党委领导制。华北城市工作会议对企业实行党委领导制还是厂长负责制，经过热烈讨论，最后同意实行党委领导制。其理由为：根据目前华北各厂矿的实际情况，许多大厂矿都是旧人员当厂长，实际无法解决党政工团的统一问题；而许多小企业虽然换了共产党员当厂长，但他们很多人不懂生产管理。因此，要在企业中统一思想、统一工作步调，目前的厂长均不能胜任，现在的问题是缺乏技术上和政治上都行的“文武双全”的干部。而党的“一元化”领导，则有长期的经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皆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取得胜利，并且军队也实行了党“一元化”领导，效果很好。因此，在目前缺乏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兼备的干部情况下，应实行党委领导制。于是，华北、华东都决定实行党委领导制，即：凡党、政、工、团的上级指示及其在企业中的具体实施方案和措施，一律经过企业党委讨论，作出决定，分工进行；企业中一切重要事项，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党委，厂长要对同级党委负责。党委实际上成为企业的最高决策和领导机构。这时期，中南、西南的国营企业正处于全面民主改革阶段，政治任务多，颇感到党委领导制的必要性和好处，因此也主张实行党委领导制。西北地区则反映，由于企业党的干部质量低（多为陕北农村干部转来）、数量少，目前只能做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工作，很少可能过问生产，因而暂时谈不上党的统一领导。

中央的看法与华北、华东的观点基本一致。1951年5月16日，刘少奇就此问题写信（经过毛泽东审阅）给东北局书记高岗。信中说：我们暂时还没有或少有既懂得经济工作和技术又懂得党与群众工作的干部来管理工厂，因此，目前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是难于管好工厂的，而以党委方式来实行集体领导，则既可补足厂长的缺点，又可统一各方面的领导，就象在军队中那样。因此，党委领导制是目前比较好的管理工厂的方式，一长制则要等以后条件成熟后再普遍实行。① [!--empirenews.page--]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集各大区和中直机关、中央各工业部、全国总工会及产业工会的代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国营工厂管理的决定（草案）》，这个讨论会在企业的党政关系上基本统一了认识。会议认为：东北的厂长负责制是好的，将来工厂管理必须走向厂长负责制。但是由于关内各地具体情况不成熟，必须经过过渡时期。即厂长负责制必须在民主改革完成、生产改革有了一定基础才能实行，而在此期间，以党委领导制较为适宜。关于过渡到厂长负责制的条件，东北的经验是：（1）民主改革基本完成；（2）工厂已能实行计划管理和经济核算制；（3）专业管理机构建立，有了技术管理规程；（4）党群工作有了基础，干部有了管理经验。此外，华东还加了一条：企业外部的领导步调一致，克服了多头领导现象。

三、1953年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的原因和效果

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了适应“一五计划”的要求，党和政府逐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和经济部门的“条条”管理，同时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更加强调责任制和规范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按照原来的设想及其当时的客观需要，开始在全国范围推行“一长制”。

1953年月，在试点的基础上，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东北“五三”工厂贯彻“一长制”、正确处理党政关系的经验。1954年4月，华北局发出“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提出，为了消除企业内无人负责与职责不明的混乱现象，树立工矿企业中正常的工作秩序，决定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在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中党组织的任务是：“对政治思想领导负有完全的责任：对生产行政工作负有监督、保证的责任；对工会、青年团等群众组织负有领导的责任。”

1954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华北局“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认为随着国家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中央各部及各地区日益加强了国营厂矿的领导，“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全国各国营厂、矿（包括地方国营厂矿）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以便进一步地提高工业企业的领导水平，更好地完成国家计划。”②并希望各地区各部门将实行厂长负责制中所发生的问题和经验，随时上报中共中央，以便积累全国的经验。

但是，在国营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上，党内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高、饶事件和七届四中全会后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又加剧了认识上的分歧。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纪委钱英同志《关于东北地区工矿中党的组织和干部的思想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1954年10月26日）。《报告》说，东北受高岗的个人主义、夸大个人作用的错误思想影响，接受了高岗的“党、政、工、团统一于行政”的错误口号，许多企业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忽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

1、在执行一长制当中，放松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甚至使党委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

2、在干部配备上，厂长的级别通常比党委书记高二、三级，有的高得更多，不少党委书记是由厂长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或者是其老下级，党委书记与厂长相比，普遍很弱。因此，书记往往成了厂长的“尾巴”；有些企业将较好的党群干部调去搞行政工作，而把毛病较多的干部调去搞党群工作，因而就流传着“有才有德搞行政，无才无德搞党群”的谬论。

3、由于党的工作干部太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很低，许多党群干部长期不安心工作。另外，这种倾向也表现在有些党委或党委书记热衷于抓行政事务而忽视了党的工作。《报告》提出必须正确解决一长制与党委的关系问题，必须在工矿企业中建立起坚强的党委和配备坚强的党委书记。目前东北工矿企业中的党委书记一般都太弱，必须有计划地加以调整，使党委书记和成员在政治能力上、资历上一般不弱于厂长、副厂长。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国营厂矿党委、行政干部的通知》，并同时批转《东北局关于调整和加强国营厂矿企业党务工作干部问题的请示报告》。《通知》说，忽视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取消党组织对企业行政工作的监督的倾向，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不迅速地有效地加以克服，就要给社会主义建设招来极大的危害。《通知》责成各省（市）委对本地区国营厂矿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厂长配备情况进行一次调查，并根据二者条件大体相当的原则，对不合适的党委书记进行调整。[!--empirenews.page--] 1955年2月，湖北省委即作出“关于加强党对工业基本建设和工业生产领导的决议”，确定工业企业的党组织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和统一领导，批判了脱离党委统一领导而片面强调“一长制”的错误。要求企业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在行政管理上则是厂长负责制。

上述措施虽然没有否定一长制，但是突出地强调党委上一页[1][2][3][4]下一页的政治领导作用和配备较强的党委书记，已反映出中共中央对一长制削弱了企业党组织作用的忧虑和不满。但是，加强党委书记的能力，并不能解决企业中“谁说了算”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很实际并需要明确的权力问题，因为“政治领导”毕竟要体现在具体的决策上。1955年4月，为了总结一年来推行厂长负责制的经验，完善企业领导制度，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邀请了出席全国党代表会议的24位代表召开了“工矿企业的领导问题座谈会”。会议对于国营企业的党政关系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这主要是湖北省委同志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在工厂中领导核心一定要是党组织，而不能是厂长个人。党委集体领导制是党的基本原则，工矿党组织自然不能违背这个原则。这种意见并以军队中实行党委领导下分工负责制的经验来证明工矿中同样可以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第二种意见不同意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主张实行厂长负责制，即企业的生产管理工作由厂长对国家负完全责任，党组织只负监督保证责任。这主要是河北、山西、北京和东北部分同志的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党委领导制有多头领导、无人负责、生产秩序混乱、政治工作薄弱等缺点。他们认为，计划经济和工业生产要求集中统一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管理机关必须自上而下都实行个人专责制，而不能实行集体负责制。第三种意见是：既不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也不完全赞同第二种意见。这主要是沈阳、鞍山等地的意见。他们认为，一长制和党委制是不同组织的两种制度，生产管理工作中应实行一长制，党内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企业党组织对生产管理工作应是监督保证，而不是统一领导。党组织的监督工作应是全面的，不能把监督缩小到只有建议权，也不能说对某些问题无权作决定。经过党组织决定的问题，厂长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如果厂长有不同意见时，只能一面执行党组织的决议，一面将自己的意见报请上级解决。

经过讨论，大多数同志不同意在工矿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一长制，但对于党组织监督的范围和党组织在生产管理方面的决定厂长是否必须服从的问题上，与会同志还未取得一致意见。至于各地现行的不同领导制度，不宜草率改变，厂矿企业中厂长负责制及其他责任制度建立不好的地方应继续建立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的地方要迅速加以改善，这些，与会同志的意见则始终是一致的。

1955年5月，薄一波、黄敬等在苏联访问（参加了全苏工业工作者会议），曾专门就一长制问题请教苏联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苏方介绍了苏联实行一长制的历史经过，并指出一长制对干部的素质要求比较高。[!--empirenews.page--] 同年6月4日、6日、13日，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分别邀请了50个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举行了三次座谈会。到会干部普遍反映：一是目前工厂中的领导制度相当混乱；二是自1953年下半年各地推行一长制（东北是1951宾开始推行）以来，虽然已近两年，但真正贯彻了一长制管理原则的工厂并不多，许多厂长不熟悉业务，不敢大胆负责，遇事都要找党委商量；三是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对经济工作的监督保证软弱无力。1955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第三办公室关于厂矿领导问题座谈会的报告”，要求：“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认真帮助确立和巩固企业管理反冒进的一长制，并教育一切工作人员严格遵守企业行政纪律和秩序。党组织必须把确立一长制作为自己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因为在企业中只有建立了严格的一长制，才能确立有效的经济秩序和工作秩序，这种秩序正是办好一个企业所必需的，而无人负责是一种最可怕的不良现象。”③

1955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济南、青岛在工厂推行“一长制”的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反映了山东推行一长制的情况。《报告》列举了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的好处和存在的问题。好处是各级职能部门和人员的职责明确了，拖延不决、无人负责、多头领导等现象减少了；各级干部和职能人员的责任心强了，学习研究业务的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均衡了（扭转了过去生产“前松后紧”，月底年底赶任务的现象）；党组织能专心于自己的事务了。存在的问题则是：命令主义有所发展；党政关系不协调（过去就存在，现在更明显）；政治思想工作不知如何开展；厂长的管理、技术水平低。

尽管当时一长制比党委领导制更能体现责任到人，减少多头领导、推诿、扯皮等现象，但是它本身存在的如下缺陷，却造成其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一，一长制无法有效协调企业内部的党、政、工、团、妇等组织的关系和工作。这个问题在建国初期就已经提出来。由于我国国营企业并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它还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基层单位。企业中除了生产经营活动归行政部门领导外，还有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都超出了厂长职权管理和协调范围。特别是直接影响经营而又由党出面领导的政治运动和肃反审干等，更不可能由厂长统一只会、统筹安排。此外，厂长如果是党员，其作为厂长的权力与作为党员的权利义务如何统一则是一个难题（即企业党组织所作的决议如果与他个人意见不一致是否执行）。

第二，国营企业实行一长制与全国及上级领导机关实行的党委领导制不易衔接。建国以后，我国实行的是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从中央到省、市、县的各级各级政权中，实际上是实行党委领导制，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不仅受同级党组织领导，而且重要的方针政策几乎都是由党制订并首先由党组织系统下达的。而国营企业的一长制则中断了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系，使党组织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仅起着监督保证作用，这在当时党处于社会神经中枢的条件下，必然要影响到党有关方针政策命令的施行。一长制实行后的企业普遍反映党的领导和作用削弱，即说明一长制与党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元化领导地位是不相适应的。[!--empirenews.page--] 第三，一长制与党长期追求的企业管理民主化目标有一定的矛盾。不利于广大职工参加管理和调动其积极性。由于一长制比较强调厂长的权威和自上而下的层层领导，其他组织实际处于附属地位。这虽然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的责任制和决策效率，但是在企业缺乏外部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一长制也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同时，一长制对厂长的素质要求也较高，按照当时的话，就是“又红又专”才行。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一长制所表现出来的自上而下的专职负责制，实际上与自下而上的职工参与管理是有所矛盾的，因为各级都是对上负责，职工缺乏企业的主人感。

此外，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刚从战争和农村中走上执政地位，国营企业的发展也很快，国家不仅非常缺乏又红又专的企业管理干部，而且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也很不健全，因此，许多地方反映，推行一长制后，或者是厂长因不懂业务而不敢大胆负责，或者是能力不够，造成工作失误。

四、1956年重新选择党委领导制

如果说从1955年以前的探索和苏联的经验使中共中央选择了“一长制”，那么中共中央在1956年初开始破除苏联迷信、寻找自己建设道路时，对国营企业领导体制是否应采取苏联模式的一长制问题，自然要提上党的议事日程。1956年初，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汇报，认真调查总结前几年工作中的经营教训，形成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中，毛泽东发现了不少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病。大概正是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发觉苏联的一长制弊病较多，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不如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好。这可以从毛泽东上一页[1][2][3][4]下一页在八大二次预备会议的讲话中得到证明。毛泽东说：“例如一长制，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④

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企业中，应当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凡是重大的问题都应当经过集体讨论和共同决定，凡是日常的工作都应当由专人分工负责”。⑤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时，专门引用了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领导制的决定，认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并说：“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不对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碍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等等。”⑥

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部长李雪峰专门就企业实行党委领导制作了专题发言。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也介绍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empirenews.page--] 李雪峰说：“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大规模的管理现代化的工业企业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一项新的工作，因而也产生过许多缺点和犯过一些错误。其中，值得严重主义的是在国营工业企业中，滋长了一种忽视党的领导的倾向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和在企业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就成为当前改善工业企业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总结了几年来党在企业各方面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才确定下来的。”他还说，在推行一长制时，“凡是实行这种一长制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模糊了党员和群众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识，侵蚀了干部特别是某些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干部的党性，使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大大抬头，资本主义经营思想随着滋长起来，骄傲自满情绪和独断专行的作风也日益发展，而领导干部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企业相互之间，扯皮、隔阂和不团结的现象也增多起来了。”⑦

王任重则认为：一长制“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它同我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原则，即集体领导羽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是不相符合的，它同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优良作风，即群众路线的作风是不相符合的。”并用国营江岸机车车辆厂实行一长制不成功的事例和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中南建筑第一工程公司、公私合营的武汉裕华纺织厂实行党委领导制效果很好的事例，说明党委领导制优于一长制。⑧

中共中央在1956年之所以放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制，可能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从政治方面来看，接受苏联斯大林晚年所犯错误的教训，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集中制。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指出：“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⑨而高、饶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八大的主题之一就是强调集体领导和加强党内民主制度的建设。而企业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单位，同时也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所在地，就政治上来说，其领导体制必然要与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和集体领导、群众路线的要求相一致。

第二，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角度来看，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将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都纳入了国家的行政性计划管理轨道，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低效率、瞒上欺下，必然成为政府机构运行中难以克服的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政府机构的健全程度和运行效率，远不如党组织成熟和有效。即就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而言，由于在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缺乏有效的外部产权所有者的监督和市场制约，企业内部也因责、权、利不明，缺乏激励和淘汰机制，使得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很难理顺。在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充足和曲扭，加上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能力有限，普遍存在着企业负责人与国家的讨价还价及“倒逼机制”，国家即使采用行政手段，也很难有效地促进企业提高效益；在企业内部，不仅党、政、工、团等组织系统交织在一起，而且职工名义上是企业的主人，企业不能用排除的办法来清理人际矛盾和人为障碍。因此，党委领导制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由于我国缺乏又红又专的企业管理人材的情况下，确实比一长制更有利于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和缓和企业内部工人与管理者的矛盾，有助于企业管理的民主化。[!--empirenews.page--]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对一长制的否定被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一长制就是要脱离党的领导，许多地方开展了对一长制的批判。毛泽东在1959年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即写到：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企业都是实行一长制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原则应当同资本主义企业有根本的区别，我们所实行的在党委领导下厂长负责制就使我们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严格地区别开来。

五、党委领导制存在的问题从1956年八大确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制后，过去实行党委领导制下的弊病，诸如无人负责，管理粗放，纪律松弛等再次暴露出来。党虽然通过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加强了企业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但是在党委领导制下如何加强企业对国家的责任，则是没有进步，反而比一长制退步了。在企业内，党委毕竟只是党的一级组织机构，它不是国家委任和授权的企业管理者，只对上级党委和企业党员负责，因此上级党的指示就成为其第一决策依据运行的动力，同时也受到党员群众的要求影响。这种领导体制实际上成为后来“大跃进”的微观制度基础。

大跃进的沉重教训，使得中共中央开始重视如何在强调党委集体领导和民主管理下加强个人的责任。1961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条例（草案）》，该条例尽管仍然坚持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突出了厂长的作用，强调建立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实行责任制。《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指出“企业党委应当把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而要好好地领导和支持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只会系统行使职权。”⑩

直到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才打破了党委领导制的禁区，他说：“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党的工作的健全。”提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并说：“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⑩此后，我国国营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众所周知的巨大进展。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工商体制卷，第195-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

②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第198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③同上，第202页。

④《党的文献》，1991年第三期。第6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出版。第36页。

⑥同上。第87—89页。

⑦同上。第457—458页。

⑧同上。第172—177页。[!--empirenews.page--] ⑨《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⑩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第241—242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3月版。

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篇：新闻标题的演变及其写作文化原因（写写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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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标题的演变及其写作文化原因

作者：李艳

来源：《现代交际》2011年第02期

［摘要］媒介多元化的今天，新闻标题越来越呈现出新的特色。新闻标题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标题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研究新闻标题的演变及其写作文化原因，一方面要重点研究特定时代新闻标题的演变特色，另一方面要关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写作主体和受众的审美追求。与此同时，新闻标题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正在逐渐地成熟与丰富，新闻标题的研究也正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关键词］新闻标题写作文化追求

［中图分类号］G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2－0052－02新闻标题是对新闻事实的简短评价，它具有简约、客观、明了、准确等特点。长期以来，为适应受众的欣赏观念和审美追求，写作主体必须制作出争奇斗艳、独领风骚的新闻标题。21世纪初期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时期，新闻标题呈现出空前的变化和发展，具体表现在：日趋走向多样化、走向相对独立、日益突显新闻价值。而这种演变过程所产生的原因就包含着写作文化，也就是说写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闻标题的演变。

一、21世纪初期新闻标题的演变

21世纪初期，是中国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新闻标题迅速演变的一个新阶段。虽然新闻标题的发展势头十分迅猛，但却是一种文化发展的适当演变。具体表现在：

（一）日趋走向多样化

新闻标题的主要形式包括单行题、引题、主题、副题等，这些形式的出现使新闻标题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而提要题、栏题、插题等新形式的发明与使用，又进一步扩大了新闻标题的功能。

同时，从新闻标题的内容来看，传统新闻标题的形式已经被密切联系的新闻事实所替代。20世纪初始，报刊的文字传播开始蓬勃发展，新闻标题追求庄重典雅，大都与所报道的事实无任何联系，因此也就达不到评价新闻事实、总结新闻主旨和传播信息的目的。21世纪初期，新闻学、传播学的飞速发展，使新闻标题写作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新闻标题与新闻事实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形式也日趋走向多样化。新闻标题日益成为新闻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传播过程中的“第一视觉映射”。

（二）走向相对独立

新闻标题由新闻的构成要素走向相对独立，具体来说就是已经具备了与新闻相同和独立的价值与功能，也就是标题即新闻。

21世纪初期，新闻标题既能概括和总结新闻事实，又能集中体现其新闻价值，还能对新闻事实进行点评，它已经成为媒介引导舆论的一种方式。在各类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过程中，新闻标题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受众接受新闻信息的阅听方式，也就是“5秒效应”“读报读题”，而且也改变着媒体编辑的运作方式。前有“内容提要”后有“要闻重报”是广播电视的新闻播报方式，他们也力图在第一时间内通过新闻标题来尽可能地吸引受众注意力。新闻标题实质上就是在光电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特殊表现方式。

（三）日益突显新闻价值

21世纪初期，从与新闻事实紧密联系到突显新闻价值是新闻标题写作的又一次飞跃。新闻标题的主要功能是引人关注和注意，即所谓的“吸引眼球”。新闻标题必须将新闻事实中的新闻价值突显出来，而新闻价值是多元化的，新闻价值的要素主要包括重要性、时效性、明显性、生动性等。实际上，新闻标题不可能体现所有的新闻价值，大都只是略显一二。如何将新闻标题中最具新闻价值的要素挖掘并标示出来，已经成为当前及未来新闻标题的研究内容，新闻标题的选择与确定实质上就是新闻价值的探索过程。

在信息传播具有空前速度的互联网上，新闻标题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凭借新闻标题受众可以快速而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新闻信息。当前及未来新闻标题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将新闻事实中的核心信息用通俗简明的文字制作成题，即追求新闻标题的真实、精炼、简洁、新意等。21世纪初期，新闻标题的飞速演变是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

二、21世纪初期新闻标题演变的写作文化原因

新闻标题的演变不仅表现出了它的时代风气与风貌，而且体现了写作主体的思维、观念以及情感等文化心理的时代性和社会化，这就是写作文化的一种体现。“写作文化就是人们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背景下的一种写作行为的时尚、规范以及在这之上和规范背后的社会普遍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等的精神整体。”①本文将从受众与写作主体的审美追求两个方面来探索21世纪初期新闻标题演变的写作文化原因。

（一）受众的审美追求不断完善

新闻标题是新闻的一双眼睛，它的作用包括总结新闻事实、揭示新闻价值、吸引受众关注度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受众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层次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和提高，受众关注新闻不仅需要了解信息，而且还需要达到精神层次的愉悦和满足，并拥有美的感受。受众的审美追求也就是一种美的感受，是一种客观的直观感受。受众对新闻标题的审美追求是一种较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受众的审美追求不断完善是21世纪初期新闻标题演变原因的一种具体体现。

（二）写作主体的审美追求进一步提高

写作主体的写作活动及其审美追求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新闻标题所表现出的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审美属性正是写作主体审美追求的特殊表现。审美追求作为写作主体的主观条件之一，直接制约着写作主体对新闻事实及其新闻价值的认识、评价和感悟，也制约着新闻标题写作的内容主旨，在新闻标题的写作过程中写作主体的审美追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提高审美追求，有助于写作主体对新闻事实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只有提高写作主体的审美追求，使写作主体个人的素质达到一定的审美层次，才可能使新闻标题从本质上符合其写作的要求。21世纪初期，写作主体的审美追求进一步提高，是时代文化的一种折射，它体现了这一时代写作主体的写作心态和情感流露。在一定程度上，写作主体的审美追求制约着这一时代新闻标题的演变。

新闻标题是新闻语言中最抢眼的要素，它会彰显出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并承载着这个时代的写作文化原因。新闻标题语言风格的运用不仅体现了写作主体的写作文化追求，而且也影响着受众的审美追求。新闻标题作为舆论的一种传播工具，它是一个时代的折射，而一定时代的新闻标题演变及其写作文化原因，也会留下时代的痕迹。时代写作文化原因引导着写作主体根据新的时代创新出新闻标题写作的新技巧和新特色，这将是新闻标题写作永恒不变的追求和主题。

注释：

①马正平.写的智慧.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P446.【参考文献】

[1]刘路.新闻标题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张羚.信息时代新闻标题的语言特色.军事记者(业务探讨),2005.8.[3]陈香.网络新闻标题的现状和对策.新闻前哨(多媒体论坛),2007.4.[4]胡苏.语言变迁与新闻标题口语化.理论前沿,2006.1.[5]丁秀菊.新闻标题中缩略语的运用分析.潍坊学院学报,2005.9.[6]何纯.20世纪新闻标题的演进与意义.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7]张同刚.新闻标题亲俗而不媚俗.传媒观察,2005.3.[8]皮传荣.读题时代——如何防范新闻标题失实.传媒观察,2006.3.[9]王首程.字大未必就能题厚——谈报纸新闻标题的精制.当代传播,2006.4.[10]刘智.新闻文化学.新华出版社,2001.[11]马正平.写的智慧.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2]马正平.高等写作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1.[13]曹福田.写作文化论.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14]刘姿.消息导语写作的写作文化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16.

第三篇：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及原因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

摘要：本文以特定时期著名的语法理论和语法著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在一个世纪的演变与发展，并试图找出语法研究方法演变与发展的原因。关键词：语法研究、方法

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概况

1898年，马建忠参阅西洋语法，写出了《马氏文通》，才标志着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全面建立。1924年，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问世，这是以白话文为对象，全面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第一部力作。《新著国语文法》建立句本位，打破了《马氏文通》以来的“词类本位”的传统。他把句子划分成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的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等六种成分，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分析句子的方法，建立了完备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这个时期，语法专题论文较少，最重要的当推赵元任的《北京、苏州、常州语助词的研究》（1926）。1938年，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了关于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真正建立起新的汉语语法体系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和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此外，还有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1948）美国赵元任的《国语入门》（1948）（《北京口语语法》）等重要作品问世。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汉语语法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社会上很快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这个时期可以称作语法学的发展时期。毛泽东对有关人士指示：“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要在全社会普及“文法教育”。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从此开始普及语法知识，重要的著作有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1951）、吕叔湘的《语法学习》（1951）和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1952）等。一些学者进行科学的语法研究，对当时及以后的语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王力的《汉语史稿》和陆志韦的《汉语构词法》等。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成果，即教学语法。中国第一次有了全国统一使用的教学语法体系——“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它划分词类是根据词的意义和语法特点，往往对每类词的语法特点都详加说明，分析句子时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在确定主语宾语时不依据施受关系，而大体依据位置的先后。到了新时期，汉语语法研究空前活跃，空前繁荣，空前深入，是语言学科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朱德熙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1980）影响深远。80年代以来，研究的实践越来越证明，对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多角验证”的思路是既宽展又有效的。90年代以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比以往更加活跃，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研究队伍更加壮大，取得的成果更加引人注目，新的理论、新的见解被提出来。“三个平面”理论、本位理论、配价语法、汉语的时体研究等问题都成为二十世纪末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这个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句法语义的研究和思索，开展了汉语形式语法学、汉语功能语法学和汉语认知语法学的研究，重视应用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中语法问题的研究、中学语文教学和中文信息处理中语法问题的研究。

二、各个阶段的语法研究方法的演变

（一）从重意义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

我国早期的语法研究，重意义而轻形式。其后受结构主义语法的影响，重视结构分析，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又忽略了意义。近年来提出的“三个平面”语法理论，主张在语法研究中必须自觉地把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区别开来，在作具体分析时又要使三者结合起来，以期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

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等著作的学术价值不可否认，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属于西方传统语法一类的。传统语法理论在指导描写汉语的实际、建立汉语语法学方面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也有局限性，主要是过分重视意义而忽视形式。划分词类凭意义(概念)，分析句子凭意义，各有各的道理。这样既不利于教学，也不利于语法研究的发展。五十年代的两次语法专题的大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语法理论过分偏重意义倾向的检讨。1953-1955年问的词类问题的讨论，否定了单凭意义标准来划分词类，引进了结构语法的分布理论；1955-1956年问的主宾语问题的讨论，肯定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这些都是对以往研究片面性的纠正。两场讨论都在客观上扩大了形式分析法的影响。结构主义语法重形式，它的理论和方法比起传统语法来有着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在实践上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甚至回避了意义。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忽视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和分析，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朱德熙在《语法答问》中指出:“真正的结合是要使形式和意义互相渗透。讲形式的时期能够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 1985年，胡裕树、范晓在《新疆师大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全文共分四个部分。前三部分分别论述句法、语义、语用这三个平面各自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三个平面之问的关系，明确提出:“要使语法学有新的突破，在语法研究中必须自觉地把三个平面区别开来；在具体分析一个句子时，又要使三者结合起来，使语法分析做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动态和静态相结合、描写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如何在语法分析中，特别是在汉语的语法分析中全面地、系统地把句法分析、语义分析和语用分析既界限分明地区别开来，又相互兼顾地结合起来，这是摆在语法研究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这篇文章提出的研究方法比以往的进步之处在于更全面的审视汉语事实，充分考虑到各方面问题。它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理论框架己初步形成。从《新著国语文法》到“三个平面”理论的提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从重意义到主张相结合句法、语义、语用相结合，更全面地研究汉语语法，可以说是很大的进步。

（二）从中心词分析法到变换分析法

传统语法在对句子进行分析时采用“中心词分析法”，如教学语法和“暂拟系统”。它的主要特点是：把主谓词组看作句子，认为句子总是由主谓词组组成的；遇到偏正词组时，首先找出中心语，遇到述宾述补词组时，也首先找到谓语中心语，即把主语和谓语看作句子的主干成分；设立句子的六大成分，并分为三个层次，主语谓语是主要成分，宾语补语是次要成分，定语状语是附加成分；每个实词和句子成分一一对号，只承认联合词组和主谓词组可以直接充当句子成分。中心词分析法缺点明显，缺乏层次和关系观念，联合词组和主谓词组可以直接充当句子成分其他却不行，必须以词的省份进入句子，导致句子成分有的是此有的是词组，在理论上不一致。另外，把修饰成分看作是附加的，不重要的，致使在语义理解是出现错误。

1952年《中国语文》连载了丁声树等人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这是借鉴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方法研究汉语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分析句子采用层次分析法，从而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形成一整套比较完整的形式分析法，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语法特点。在这之后，结构主义语法的理论和方法风靡一时。不过，结构主义语法真正取代传统语法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其具体表现就是在1981-1982年间开展的析句方法讨论之后，层次分析法在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结构主义语法主张通过形式来谈意义，它的理论和方法比起传统语法来有着明显的进步；但是这个学派的一些学者，在实践上往往过分重视形式而忽略了意义，甚至回避了意义。语言是一种复杂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体，忽视甚至回避意义，单从结构方面去研究它，分析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1982年的析句方法大讨论之后，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占了压倒的优势，基本上取代了传统语法的成分分析法。但层次分析法的另一个局限也是明显的，它只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的构造层次和“显性语法关系”即句法关系，不能揭示和句法结构相关的“隐性语法关系”即语义结构及其成分问的关系，不能用来分化歧义结构。于是有人提出了变换分析法。变换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句子的结构，因此，他常用于区别歧义句。有些歧义句运用显性语法规律区别不了，在变换式中却能够显现出来。变换有助于辨析句法意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发现造成歧义的词语的语法小类，不论组合上还是聚合上都把语法分析往深推一步，在分析上显然是更加细密了。

变换分析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发现造成歧义的词语的语法小类但是它不能解释造成歧义的根本原因，而语义特征分析恰好弥补了变换分析这一方而的不足。语义特征分析是八十年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里开始采用的一种分析手段。它着眼于分析概括同一句式中处于同一关键位置上的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以解释说明代表这此实词的句式之所以独具的某此特点，之所以将该句式跟与之同构的句式加以分化的原因。对句法结构意义的分析越全面越深刻，就越有可能对语法形式的研究给予合理的解释。语义指向理论可以帮助分析情况复杂的语法结构，重点是分析没有直接组合关系的语法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如“他掉了朋友送的钱包”中的“掉”与“钱包”在语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上是一致的。而“他伤心地走开了”中的“伤心”与“走开”的语义关系与语法关系不一致，“伤心”是指向“他”的。语义特征分析法和语用指向分析法进一步实现了形式与意义的结合。

从层次分析法到语义特征、语义指向分析法的过程，是汉语语法研究在句法、语义方面的分析逐渐走向深入、细致的过程。这种方法论的演进体现了汉语语法在静态的语言单位研究中取得一些巨大的成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从成分分析法到语义特征分析法不是句子的分析方法 ,而是短语的分析方法 ,充其量也只是对抽象的句子所作的句法分析 ,这种传统的所谓句子分析方法注重句法或语义 ,排斥语用 ,分析的“句子”实际上是排除句调以及“挂在句子身上的语用零碎”以后剩下的词语组合。同一个句子强调的重点不同甚至表达的含义不同，这就涉及到语用。句子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 ,既可以分析抽象的句子 ,也可以分析具体的句子 ,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分析句子的方法。

（三）从一元到多元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方法从开始的单纯引进西方传统语法理论，结合汉语特点借鉴结构主义的描写语法理论，到改革开放后扩展视野，多方位、多角度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形式语法、转换语法、功能语法、格语法、认知语法等各种各样的语法理论层出不穷，汉语语法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最初以描写事实为主，近些年学者们试图寻找一些能解释这些汉语语法事实的深层机制，探寻汉语语法的本质、规律。重视新的理论、方法的探索，尤其重视用认知学语言学的理论来解释汉语语法现象，以语用为基础，打破了过去研究局限于结构主义过分重视语言结构的静态描写而忽略语言的动态考察的缺点。进入21世纪，汉语语法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研究的内容充实了，研究的队伍壮大了，特别是研究的方法也大大改进了。

三、语法研究方法演变的原因

首先，这种演变有赖于我国的学术传统。我国的语法研究历史悠久，一直重视对汉语语法现象的观察分析。以虚词的研究为例，古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非凡，从《毛传》把虚词称作“辞”的概念提出来以后，各朝各代对虚词都有研究，尤其是南北朝、元和清代。南北朝虚词研究已进入分类阶段，元代的卢以纬作《语助》，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刘淇《助字辨略》、袁仁林《虚字说》等著作对虚词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完整、系统。可见，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继承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良好传统，经很多学者的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其次，语法研究方法的这种演变是现实的要求。语法研究的过程，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语法分析方法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一种方法不能适应语法研究的需要时，必然会有另一种更为可行、更为科学的方式来补充它或取代它。句法研究从中心词分析法到语义指向与语义特征分析是语法研究方法逐步改进、全面发展的过程，是逐渐弥补不足的过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过多受西方语法理论的影响，有些理论与汉语实际相违背，这就促使学者们去创新，寻找更能解释汉语事实的理论。再次，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学术研究逐步繁荣。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引入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法多元化，描写语法、转换语法、功能语法、格语法、认知语法的理论和方法源自西方语言学，借鉴过来研究汉语语法，打破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束缚，开阔了语法研究视野。我国与世界的接轨，也促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走向国际化，语言学家有更多机会接触国外的语法理论，给汉语语法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参考文献：

1.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胡裕树.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复旦学报，1994，（5）4.王咏梅.浅谈几种语法分析方法[J].龙岩师专学报，1997，（2）

第四篇：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及其原因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及其原因

摘要：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所有制形式发生了多次演变。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到多元又到多元的否定之否定的变化发展历程。历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因此其发生这样的变化是有着极其深刻而又多方面的原因的。本文将结合目前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同时运用所学知识就我国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的所有制结构演变情况进行阐述并深究其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从而得出有利于我国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认识。

关键字：所有制结构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正式入题前，首先我们需要弄明白一个词的涵义。此词即所有制结构，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它所反映的是各种所有制的外部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首先体现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其所有制结构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制度上的基本特征。我国建国五十年来所有制结构的演变粗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个阶段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越纯越好。

第二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逐步走上历史舞台。

第三阶段是中央十四大大召开之后。十四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源进行配置，决定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多样性，非公有制经济得到蓬勃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了解了所有制结构的涵义及我国建国五十年来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三个历程的粗略划分，接下来我们就深入地来探讨一下其变化的历程及原因。

第一阶段我们又可以将其划为四个小阶段。（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建立了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经济，并掌握了邮电、交通、银行等国民经命脉。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各种私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很小。

（2）“三大改造”时期（1953—1957年）。这在一时期，我们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对个体手工业和小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开展了农业合作化。“三大改造”的实质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通过改造，使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变私有制占优势为公有制占优势。

（3）“大跃进”和“三年调整”时期（1958—1965年）。1957 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愈益偏“左”，经济体制的变动服从于“大跃进”的需要，服从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需要。在“大跃进”的浪潮中，全国先是在农村搞并社，接着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推广到城市；对“三大改造”后剩下的私有工商业采取组织入社、加征税收等严厉限制和改造的措施。这就使所有制结构更趋单一。

（4）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8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倾错误和运动的冲击下，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调整时期

刚刚恢复的集体商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当成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大加砍伐；在农村，搞穷过渡，推广大队核算、公社核算，批判生产责任制和包产到户，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取消或限制；在城镇，大搞“小集体”向“大集体”的过渡，“大集体”向国营的过渡，将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从而使所有制结构更为单

一、公有化程度过高，严重脱离了我国生产力的实际要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导致这一阶段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原因是“左倾”思想的发展。从1958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在我党内部愈演愈烈，从思想方面影响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而所有制的演变正式左倾思想在国家经济方面影响的主要体现。除此外，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是影响这一阶段我国所有制演变的重要因素。国内的三年自然灾害和党内的阶级斗争，国际上我国与苏美大国关系的一波三折促成了国家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错误估计。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联系没有准切区分。

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历程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开始了我国所有制变化的一个全新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将其称之为“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和改革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此后又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从而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

这一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总结我国多年来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让我们认识到了生产关系的发展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我国较低的生产力水平要求有多样化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适应。其次，思想解放是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第一推动力。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束了两个凡是思想在党内的统治地位，清除了党内左的思想。最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开放和改革20年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百度百科“所有制”词条张长生《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发展趋势及优化对策》董志凯《新中国50年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吴晓梅/邓智琦《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