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共两党中的裴姓将军
国共两党中的裴姓将军
国共两党中的裴姓将军
（上将1人，中将6人，少将12人）
裴怀亮 1941年5月生，山西新绛人。1961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2006年6月晋上将军衔。历任文书、代理排长、军司令部作训参谋、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1978年任司令部作训处处长。1980年任师参谋长。1982年军事学院毕业，任副师长。1983年任陆军第21军参谋长。1985年8月任第21集团军副军长。1986年12月任第21集团军军长。1990年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93年12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2003年任国防大学校长。2008年3月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裴其勋
字尧田，本名本唐，河南光山县人（民国七年到九年间，裴其勋亲自组织筹建裴氏祠堂）。1914.3.1日北洋政府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
吉长镇守使。1918年3月5日被授陆军中将。1997年06期《史学月刊》详细介绍：裴其勋对民初边务的贡献---作者 雷近芳
裴建准
字孟威，号南谷山人。汉族，祖籍山西，本籍甘肃宁定县裴水家村，今属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三甲集镇。后迁居渭源南谷乡。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九月，自幼喜好书画、武术。光绪三十二年(1906)考入甘肃肖武学堂，宣统元年(1909)又考入保定陆军学校。曾先后担任甘肃陆军第三军“忠武军”教官、甘肃河州镇守总兵、1922年11月14日被授陆军中将。1929年任甘肃卫戍司守。1930年任甘肃省临时政府八大要员之一。四十年代，虽也担任过兰州市参议长等职，但多半是清闲的虚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曾被选为甘肃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政协甘肃省第一、二届驻省委员等职。1953年先生参加民革，任省民革常务委员。1958年10月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受到残酷斗争，身心备受摧残，于1969年12月14日澶然示寂，终年八十五岁。
裴九洲（1927.09～2010.10.24），男，吉林扶余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将军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排长、副指导员等职。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团政治处保卫股股长。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职。2010年10月2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2岁。
裴昌会（1896--1992）中将。字同野，山东潍县人，生于1896年10月23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毕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6期肄业。早年在湖北陆军任职，1926年任湖北陆军第7师少校团附，不久任孙传芳五省联军金陵军官学校上校教官兼区队长，旋任教育处处长，1927年投靠北伐军，1929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47师141旅7团上校团长，1931年任第9军54师160旅少将旅长，1932年3月任第9军47师副师长，1933年9月任第9军47师师长，1937年11月任第9军副军长兼47师师长，参加忻口抗战，1940年6月任第9军中将军长，1941年参加晋南会战，1942年3月任第14集团军副总司令，1943年2月任第4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6月任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兼任卢氏指挥所主任，在郑州主持接受日军投降，1947年3月兼任洛川指挥所主任，不久改兼延安指挥所主任，1948年1月兼任潼关指挥所主任，4月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官，1949年9月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任第7兵团司令官，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部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川北人民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长，西南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人大副主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主委，民革中央副主席。1992年3月23日在重庆病逝。
裴存藩(1905～1995)别名：寿屏 籍贯：云南昭通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步科、中央训练团党政研究班第二期、中央政治学校高级班毕业。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任黄埔军校教导团排长、连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团指导员，第二十一军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1928年起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科总干事、军队党务处副处长，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书记长。1931年起任“追jIlj”军第二路军总部少将政训处长，军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政治部中将主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云南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处长，昆明市市长，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兼党员登记处处长。当选三青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1946年起任军事参议院总务厅中将厅长，兼云南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及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8年9月授少将军衔。1949年到台湾。续任“国大代表”及“立法委员”等。
裴 超（原名裴黻麟）1917年2月15日生于辽宁省义县，十四岁时就读于沈阳第二工科；时值九一八事变，因不甘为亡国奴，即与好友14人入关，并誓言从军报国。十八岁入黄埔军官学校11期炮科正期生（因怕连累家中亲人遂改名裴超），毕业后投身抗战，参加信扬会战等大小战役，历任排、连、队长、营长等职务；1944年奉命率炮兵营进入新疆与东土耳其斯坦激战（长子生于部队开赴新疆战场前夕，故取名开疆）；次年抗战胜利，返回东北铁路警察总队任职，奉行护路任务（抗战胜利回乡生长女，取名凯媛）。未几考入陆军大学二十三期，举家迁徙广州黄埔；1949年随学校转居台湾，后历任团长、师长、军团参谋长、军管区副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陆军中将。1977年奉命转职台湾制盐总公司（公营事业），负责整治盐务，历经十载；1987年七十岁时请辞退休，协助次子定疆从事土地开发业务，并任台湾“裴氏宗亲会”理事长。2003年因痛失爱妻，与次子移居上海；2004年11月23日不幸因心脏衰竭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寿八十八岁。
裴长庆
1922年8月27日被授陆军少将
裴辅升．1927年6月6日被授陆军少将
裴志耕（1907—1997）河北省大名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张家口地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二支队政治部特派员，濮阳县独立团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地方武装科科长，武装动员部部长，第六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巨南工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二旅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十七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治部主任，军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学院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邯郸、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1950年后，历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空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军区空军副政委，空军学院副政委，空军政治部顾问。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裴周玉，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军团团、师、军特派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任120师358旅政治部锄奸科长，独立2旅政治部锄奸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侦察科长，晋绥军区整风办公室主任，晋绥中央分局整风办公室主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代理锄奸部长、敌工部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雁门公安局局长，绥蒙公安局局长，西北野战军8纵政治部主任，8军政治部主任、代政委，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入朝，任志愿军23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机场的修建和守护，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53年回国后，任69军政委。1956年进政治学院学习。1964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刚到职又调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9、10届候补中央委员。
裴宗澄（1915—2003）山东省济南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人民抗日纵队第五支队二十一旅六十二团副连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副营长，胶东军政学校军事教员、教育科科长，山东纵队第五旅十二团副营长、营长、团参谋长、代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团长，华东军政大学胶东分校校长，胶东军区参谋处处长、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军务处处长，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防化学部副部长，防化学兵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防化学部部长，济南军区副参谋长，济南军区司令部顾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晚年因病医治无效,于2003年4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裴学度(裴超之兄），1909年生，字新风，辽宁义县人。1930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9期炮兵科。1932年入南京陆军炮兵学校深造。曾任少校教官、上校校阅官、少将处长、少将副总队长、少将城防司令。1948年10月，任抚顺市城防司令时，自行解散官兵，只身走到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投诚。1950年后，任齐齐哈尔解放军军政学校炮兵组组长、长春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炮兵组组长。1954年转业到鞍山市，被聘为鞍山市政协委员。1984年逝世。
裴元俊（1914--1951）少将。号侯生，四川成都人。中央军校第9期炮科、陆军大学第16期毕业。1942年任第47军125师373团团长，后任国防部第2厅1处处长，1949年2月任第47军125师少将师长，12月21日在四川什邡参加起义。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后予以平反。
裴公度（1899--1950）少将。号正鑫，贵州龙里人，生于1899年10月25日。贵州陆军讲武堂第1期毕业。1926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0军28师2团团长，参加北伐，1931年任第10军30师代师长，不久所部被兼并返回故里，1932年任第25军3师参谋长，1934年初再次回乡，抗战爆发后任第86军少将参谋长，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3月部队被裁撤后回乡，后兴办实业，1949年11月在贵阳向人民政府登记，并在解放军领导下参与争取土匪投诚工作。1950年冬在贵阳病逝。
裴治镕 少将。名先章，字铸华，四川华阳人。中央军校第10期步科、陆军大学第19期毕业。1940年任军令部第2处少校参谋，1945年任军政部整军科科长，1946年5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科科长，后任参谋本部第5厅1处1科科长，1948年任第86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1月从天津脱离部队投奔解放区，后在解放军第3野战军从事对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裴毓华（裴其勋之子）少将。1949年4月任第12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5月15日在湖北金口参加起义。后任解放军第51军副参谋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委员。
裴世禺1915-
湖北汉川 西安绥靖公署第三处少将处长
裴飞正
山西平遥人，抗日战争初期入伍，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71年7月-1983年4月任第38集团军副军长离休前，他的官阶为三十八军副军长。注：裴飞正军职为副军长，虽未授衔，亦属少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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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裴将军诗》碑帖记事
《裴将军诗》碑帖记事
少不更事，错过了很多。《裴将军诗》肯定应该列入其中。
那是还在武昌上班的时候，对武汉的遗存产生了兴趣。闲暇时四处逛逛，不经意到了首义公园。进门右侧是条小路，通向一处院落，逶迤上去，才看清门口挂着“武昌区园林局”的牌子。看门的师傅姓彭，听说我找抱冰堂，似乎很惊喜，把我引到了办公楼的背面。办公楼的背面是一条窄巷，进入窄巷后，竟突然有种眩晕的感觉，仿佛一个宝库在我面前开启了——面前一地碑石。一地的碑石，或立或卧，在秋日的阳光里，冷峻地注视着我。
仔细看看，碑石有三十多块，似乎全与张之洞有关。彭师傅告诉我，它们都是抱冰堂的旧物，文革时藏匿于此。可能在当时这是个亡羊补牢的行动吧！因为我看到其中有一些残石，它们没有逃脱被砸损的命运。原石总共有多少，什么时候开始在抱冰堂留存，回家翻过不少资料，但一直没有答案。直到十年后，邂逅皮明庥老师，才解开了这个结。皮老说这批碑刻是张之洞门生从北京运来的。最初它们是立在北京张公祠内的，张公祠准备拆除时，门生们就想到了张之洞经营多年的湖北，辗转千里，存放到抱冰堂。几十年过去飞来横祸后，尚能留存大部，也颇为难得了。这三十多块碑石里面，有两块的笔法很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它们是颜真卿书写的名为《裴将军诗》的碑刻。
颜真卿，生于公元709年，卒于公元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名臣，杰出的书法家。他在任侍御史时，为奸臣杨国忠不容，被排挤出京师，出任平原（今山东西北部）太守。当时，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已经显现，颜真卿就以连连下雨为借口，修城墙、疏导护城河，暗中招兵买马储备粮草，做了军事上的充分准备。在“安史之乱”乍起、河北诸郡纷纷陷落的情况下，他独举义旗抵抗叛军，被附近各郡推为盟主。后来颜真卿入关，任户部侍郎、河北招讨使，唐肃宗封他为御史大夫，唐代宗封他作鲁郡公。然而颜真卿的刚正、耿介为奸佞之辈所不容，一生多次被贬外任。在李希烈起兵反对唐朝廷时，宰相卢杞忌恨颜真卿的刚正，挑唆皇上叫颜真卿去劝降。颜真卿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仍然以“君命也，焉避之”(殷亮《颜鲁公行状》)的崇高使命感自励，仅携侄子、家僮前往。李希烈劝诱颜真卿不成，又以活埋、火焚相威胁，在这种情况下，颜真卿大义凛然，痛斥李希烈，最终被缢杀身亡，享年七十七岁。朝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停止办公五天，诏赠司徒，谥“文忠”。近五十年的仕宦生涯里，颜真卿恪守了儒家忠孝之道，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为维护李唐王朝的统一舍身取义，成为了忠臣义士的典范。
史学家范文澜在著述中每谈及于唐代书法，皆称“盛唐的颜真卿，才是唐朝新书体的创造者”。这是因为颜真卿伟大的人格融入了他的书法作品，展现出了雍容伟壮、雄浑朴厚的盛唐气象。影响所及，由整个晚唐而至宋、元、明、清，直至现代。传世的颜真卿《裴将军诗》书卷，更引起人们的极大重视。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首气势雄浑、词句险绝的五言古诗使人惊叹，更是由于它的书法艺术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裴将军诗》全文共有93字： “裴将军
大君制六合，猛将清九垓。战马若龙虎，腾陵何壮哉！
将军临北荒，烜（火亘，xuan,二声）赫耀英才。剑舞跃游电，随风萦且回。登高望天山，白雪正崔嵬。入阵破骄虏，威声雄震雷。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 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 功成报天子，可以画麟台”。
这近百字的诗文应由三块碑石组成，最初只见到了两块。第一块碑石为长方形，长74厘米，宽43厘米，9行，为“裴将军”至“随风”之间的40字。第二石为正方形，长42厘米，宽42厘米，共有5行，应有“萦且回”至“百马”之间的27字，实际存26字（碑石右下缺失一“高”字）。我没见过的第三石上26字，如果按前两石的间距排列，应至少有5行。考虑到陈设的美观，第三石的尺寸极可能长74厘米，宽43厘米。除去《裴将军诗》剩下的26字，大约还有30×43厘米的空间供题跋之用。这重要的传承信息，却无缘得见！
最早看到它们是在1995年，当时只存石两块，已经不全。再去，只剩一块。再去，一块也没有了。那时不知天高地厚，仅凭对拓印肤浅的了解，把它们做成了拓片。当时的碑刻太多，没有时间细细清洗，两块《裴将军诗》碑石表面也有许多磨损，以致拓出的效果很不理想。现在想来，只能说追悔莫及！
武汉的《裴将军诗》碑石是后人翻刻的，但即使如此，也弥足珍贵了。历史上，《裴将军诗》有两个传本。一是四川南充陈氏藏曹武惠王本，白麻纸，墨迹，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另一本是浙江省博物馆藏南宋刻《忠义堂帖》拓本。《忠义堂帖》为颜书专集，南宋嘉定八年编集摹勒，收集的多属精本和稀见之本。由于《裴将军诗》的纸本、拓本上都没有颜真卿的名款, 有人对它的真伪产生过怀疑，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是真品。
《裴将军诗》两种版本的书写内容无异，但书法体势差别很大。武汉的《裴将军诗》碑石，到底是以谁为祖本呢？
比较之后，可以断言，武汉的《裴将军诗》祖本是故宫博物院的纸本。这也切合了皮老碑石来自北京的说法。故宫博物院藏的《裴将军诗》纸本，无署款及书写年月，凡20行，93字。前14行与武汉所见的碑石一般无二，共67字。我没见过的第三石有26字，写作了6行，比我想象的多1行，细细看，是最后的“台”字单独写作了一行。不过所见的两块碑石不象故宫的纸本那样，满是印鉴，见证了书卷流传有序的经历。两块碑石上只找倒一方印，唯一有的一方印，位于第一块碑石的右下角，印文是“落纸云烟”。
《裴将军诗》书卷 , 最早见于著录的是宋代楼鑰编《攻(女鬼)集》（（女鬼），音愧）。到了清朝道光年间 , 湖南宁乡人黄本骥增订《颜鲁公文集》时 , 收进了此诗 ,并详加注解。他在文集卷十二注中 , 讲到颜鲁公古近体诗时 , 引证了《新唐书》中的一段话。《新唐书》的列传第一百二十七中有《李白、张旭、裴旻列传》，载“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唐文宗，即李昂，公元827年至840年在位。裴旻，就是颜诗中所说的“裴将军”。李白、张旭、裴旻均活动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什么原因让文宗在他们逝后下这样一道诏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晚唐裴敬在公元843年撰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也印证了文宗下诏的说法（1）。裴旻剑舞被列入“三绝”是没有疑问的，他的技艺也应该是极其高妙的，唐人笔记中的记载似乎也为这个说法提供着佐证。唐末李冗撰的《独异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裴旻)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电光火石之际，裴旻从容地“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慄。” 斐旻曾经和幽州都督孙佺率军北伐，为敌人包围，斐旻舞刀立于马上，箭矢从四面射来，“皆迎刀而断”，敌人因而大惊逃走。（事见《新唐书》）当时的大诗人王维有诗赠斐旻—— “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琱弓百战勋。
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下有将军。”（《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赠裴旻将军》）
颜真卿的《裴将军诗》也和王维的诗一样，是歌颂裴旻战功的,现在列入了《全唐诗》第一百五十二卷，题作《赠裴将军》。其他诗人，如岑参，写过一首《裴将军宅芦管歌》（2），也是赞美裴旻的。
历史上的收藏家、文人对《裴将军诗》书卷，都有极高的评价。虽然此帖流传不广，罕为人见，但凡是见到此帖的人都会对它一见倾心。何绍基就曾感叹道：“余觅之十数年不可得，今突睹之，不禁拍案叫绝！”珍爱之情，溢于言表。清代王士祯在《弇州山人稿》中对这个书卷的特点更是作了精辟的描述：书法兼有正书行书，字体兼有篆意，笔势拙古，雄强劲逸 , 有一掣万钧之力。以鎚盖印，砸印成泥；以钗划沙，断钗折铁；老屋漏雨，壁痕斑斑等等特点都具备于此书卷之中。
清人王澍在《虚舟题跋》中，则对《裴将军诗》中的内容作了更深的探究：诗中所说“ 剑舞跃游电，随风萦且回”，正是《独异志》中对裴旻剑舞描述的概括。裴旻为龙华军使驻守北平时（唐代北平在今河北完县），北平多虎，裴旻善射，曾经一日射虎三十一只。（据《唐国史补》）因此诗中又有“ 一射百马倒，再射万夫开”的句子。“匈奴不敢敌，相呼归去来”谈的则是裴旻北伐时舞刀断矢，吓退奚族敌人。颜鲁公的这首诗字字实录，绝无一句溢美之词。
读着这幅诗卷，不由顿增一股森然激烈的豪气，仿佛处身于策马嘶杀的古战场，感受着剑拔弩张之势，雄姿英发之概。诗（诗歌）、书（书法）、人（人品）的三者融合，成就了这件“奇品”。词气踔厉的诗、劲健雄奇的字、凛然正气的人，千古之下，再无第二。诗卷里杂揉的楷、行、草诸体，开合纵横，时而浑厚雄健，时而游龙飞舞，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可谓惊心动魄、字字逼人。这是正是裴将军奔雷掣电之奇与颜鲁公忠义激昂之气，两相激发而形成的。史赞颜真卿“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新唐书·颜真卿传》），看了这幅诗卷，可以想象，颜真卿当年那忠肝义胆的气度，确是凛凛然如“秋霜喷空，长虹贯日”。（《新唐书·颜真卿传》）
明人王世贞评价《裴将军诗》“书兼正行体，拙古处几若篆籀，而笔势雄强健逸，有一掣万钧之力。”诗卷中融合的各体，顾盼生姿，其间正书如泰山之镇，巍然屹立；行草则龙虎振威，不可逼视。帖中还有的字，非常奇古。如“怛”字，本应该作“烜”，为煌赫光耀之意。但颜真卿把它的偏旁写作竖心，“亘”写作“旦”,写成“怛”字，就更显得激扬奔放。又如“归去来”三字，笔势连贯，结构奇特，颇象一个字。这都使人有拍案称奇之妙。《裴将军诗》深深地影响了后人，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何绍基、现代的沙孟海等书法大家都曾经从这个书卷中汲取了精蕴。1998年我国发行了1套2枚的虎年邮票，其中第2枚邮票的图案选用的就是《裴将军诗》中的“虎”字。
古人说此诗卷书法的特点是奇杰飞动，兼楷行篆籀，雄强劲逸，奔雷掣电，一举千钧等等，是很贴切的。它超出了颜真卿其它碑帖的书法风格之上，但又具备颜书的神髓。也正因为如此，《裴将军诗》书卷就成了书林魂宝，为历代书法家、收藏家所珍视。
得知首义公园并入了黄鹤楼公园后，今年年初再去，彭师傅仍然在园林局看门。他说不久武昌区园林局就要迁走了。我问起张之洞的那批碑刻，他说入藏黄鹤楼了。来到我曾经目为宝库的窄巷，已然空空如也，一片清冷了。迁走的碑刻有了归宿，我们还会重逢，只是那失落在武汉的《裴将军诗》碑，恐怕是再无缘相见了。大气磅礴的《裴将军诗》，只有凭借手中仅有的一纸拓本凭吊了。
（1）晚唐裴敬于会昌三年，即公元843年拜谒了李白墓，在他撰的《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印证了文宗下诏的说法：“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学士为三绝赞，公之诗歌，与将军剑舞，洎张旭长史草书，为三绝。”文中提到的将军是裴旻，他是裴敬的曾叔祖。（2）
辽东九月芦叶断，辽东小儿采芦管。可怜新管清且悲，一曲风飘海头满。海树萧索天雨霜，管声寥亮月苍苍。
白狼河北堪愁恨，玄兔城南皆断肠。辽东将军长安宅，美人芦管会佳客。弄调啾飕胜洞箫，发声窈窕欺横笛。
夜半高堂客未回，只将芦管送君杯。巧能陌上惊杨柳，复向园中误落梅。诸客爱之听未足，高卷珠帘列红烛。
将军醉舞不肯休，更使美人吹一曲。（《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九《裴将军宅芦管歌》）
雨是雪的流浪，风是云的狂放。而我，只是荒原上的一株小花，向阳。流浪，不过是佛祖拈指一笑。阿比唱的风格hi就开了门弄破求认识他与我需要在
第三篇：十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汪姓开国将军生平简介
中国人民解放军汪姓开国将军生平简介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汪易少将(1916-1995)，原名王善德，四川省阆中县水观镇人。1 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9军宣传员，中共川陕省委武装宣传队队长，中共金川省委武装宣传大队长，西北局文印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中央党校教员，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1旅组织科副科长，旅供给部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供给部政治委员，纵队供给部政治委员，军区供给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5军1 33师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2兵团师政治委员。1 95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6军政治部副主任，同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133师政治委员。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副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逝世，终年79岁。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汪洋少将(1920-2001)，陕西省横山县人。1937年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投身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9团副排长、宣传干事、副连长，旅作战参谋，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1支队独立2团团长，第1支队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晋东南根据地反扫荡和游击战，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及连五庄、秦西圩、叶圩子、石塘、淮阴等数十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5师1 4团副团长、团长，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参谋长，东北军区警卫师师长等职，参加了靠山屯、昌图、彰武和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率部首批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1952年在朝鲜升任志愿军第3 9军参谋长。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9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副军长、军长，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保卫祖国的尊严与安全，为发展我国国防尖端科研事业做出了贡献。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一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枚。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01年4月1 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贵州军区副司令员汪乃贵少将(1905一1991)，安徽省金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商城独立团连长，红四方面军第25军73师大19团副营长、营长，第4军1O师2 8团副团长、团长，第10师师长，第3O军90师师长，第89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副团长、副旅长，东进纵队支队长兼冀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新编第1 O旅旅长，新四军第5师鄂南军分区司令员，第13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鄂西北军区第三旅旅长兼第2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35旅旅长，赣东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阳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公安部队师长，贵州省公安总队总队长，贵州军区副司令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6月6日因病逝世，终年86岁。
交通部副部长汪少川少将(1 915—2002)，安徽省金寨县人，1 929年参加家乡的土地革命暴动。1 93 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 931年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 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地方从事少共工作，入伍后任红27军班长，红25军营部文书、团总支书记、秘书、武工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红2 8军皖西便衣队队长，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4支队手枪团政治委员，抗日游击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2师独立4团政治处主任，高邮独立团团长，天(长)高(邮)支队副司令员，滁县总队副队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县总队政治委员，新四军第2师6旅政治部主任，华中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政治部主任，苏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江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1军政治委员，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交通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2年6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少将(1916一)，江西省弋阳县人。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直接主管著名的8341部队，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1976年1 O月，拥护中央并积极参与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行动。是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 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南京军区顾问汪运祖少将(191一)，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4军1 2师政治部宣传干事，第12师34团参谋，第1O师师部通信队队长，第11师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1 940年后，任留守兵团385旅770团营部书记，团供给处股长、供给主任，385旅供给部生产科长、经济建设处处长，385旅特务营营长，385旅供给部副部长、供给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鲁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华东军区卫生部供给部部长，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参加了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江苏省军区政委、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 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汪克明少将(1906一1994)，湖北省阳新县人。192 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阳新金龙区游击队员，红四方面军第3师7团班长，八团连政治指导员，湘鄂赣军区独立营营长，湘鄂赣红16师司令部参谋，第46团营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坚持了三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第1师3旅7团政治委员，苏北军区第4军分区警卫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2纵队留守处主任，纵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第4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纵队卫生部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 9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组织部部长、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4年1月17日因病逝世，终年8 8岁。
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汪洪清少将(1911——1990)，湖北省汉阳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团1 5军政治部干事，第13师37团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红9军团敌军工作部部长，红4军敌军工作部部长，第1 O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115师留守处副主任，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3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2纵5旅副政治委员、教导队政治委员，独立4旅副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新兵总队司令员，汉南军分区副政治委员，许昌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参加了安阳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师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商丘军分区司令员，许昌军分区司令员，河南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副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 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90年12月22日因病在郑州逝世，终年79岁。
铁道兵司令部顾问汪祖美少将(1915-1993)，江西省上高县野市乡人，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第3军7师1 9团连长，补充8团副团长，甘肃独立2团团长，陕北红29军l团团长。参加了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长征。为巩固和发展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而不懈地工作和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任陕北红29军3团副团长兼参谋长，一团团长，甘肃留守兵团3 8 5旅7团参谋长等职，主要担任保卫党中央机关的重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24旅70团团长，第三师1 O师3 O团团长，辽吉军区第2分区1 6团团长，独立第3团等部队任团长。为巩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率部执行清匪反霸、作战训练及筹措粮款等任务，做出了优异的成绩。1 948年7月任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第三支副支队长，参加了辽沈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1月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于1 954年7月任铁道兵第1师师长，率部参加鹰厦、昆
一、昆河、昆明等枢纽站等铁路的建设，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工程任务，为我国铁路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1961年6月任第2铁道兵学校校长，为培养铁道兵的建设人才做了大量工作，1 963年4月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司令部顾问。19 82年1O月以副兵团职离休。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 96 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3年2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汪家道少将(1916-1992)，安徽省霍丘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25军第75师通信排排长，军部手枪队政治指导员，红15军团骑兵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副营长，太行军区独立游击大队大队长，冀鲁豫军区新3旅8团副团长，教导7旅1 9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1 2旅副旅长，第11纵队3 1旅旅长，第二野战军17军49师师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5兵团师长、副军长，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沈阳军区顾问。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候补中央委员。1 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2年3月29日因病逝世，终年76岁。
（来源：《中华汪氏通宗世谱》）
第四篇：《百家姓》中的谢姓
钱文忠谈《百家姓》中的谢姓
谢姓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曾经是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谢氏家族也是名人辈出，给中国历史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
谢，是一个了不起的姓氏。它有几个来源：
第一，出自任姓。在黄帝时代，中国最早的姓氏只有12个，任姓就是其中一个，谢姓是从任姓发展来的。黄帝有子25人，得姓12人，任是其中第七个姓。这个是任姓谢氏，这一支到今天已经有3500多年的历史了。
第二，出自姜姓。春秋初年，周宣王让召公重新建造了谢邑。有个小城叫谢，封给了元舅申伯，谢邑成了申国的都城，所以这一支也有姓谢的。姜姓谢氏，现在有3000年的历史，而今天姜姓谢氏，是谢姓的主流。基本上姓谢的，以姜姓这边过来的最多。
第三，外族改姓。谢姓里边也有别的民族的血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车部，匈奴的一个部落，高车部的改姓谢很多。还有土族里边，有一支叫谢加氏，后来改姓谢。土族和土家族不一样，土族在今天青海那一带。
第四，少数民族的本有姓氏。兄弟民族当中，比如瑶族、壮族、侗族等等。
谢姓最早是在河南南部一带活动，谢姓往南迁迁得相当早。汉晋的时候，我们在云南、贵州、江西、浙江已经见到了谢姓的聚居点，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家族姓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爹带几个儿子，这一坨，那一坨。
三国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我们知道，谢姓是中国最显赫的家族，和王姓排名并列第一，旧时王谢家，那是不得了的一个姓。到了三国两晋的时候，但凡你翻开史书一看，不是姓王的，就是姓谢的，也就是咱们都熟悉的王羲之那个时候，王谢。
唐朝时候，谢姓进入福建广东，成为东南地区的名门望族。明朝天启年间，已经有谢姓开始进入台湾。在今天，谢姓在台湾是一大姓。我们可以查到的史料，最早进入台湾的谢姓，是郑成功的部下，有个叫谢贤，还有个叫谢岩，他们到达台湾，时间1664年，这是明确可以查到的。这两位谢先生，后来的子孙，数以万计和十万计，就从明朝生到现在，就已经那么多人了。
由于谢姓的主体很早就离开了中原，离开了北方，到了南方，所以谢姓受到的伤害很小。因为中国历来，长江、淮河以北战乱特别多，少数民族政权不停的南下，南方相对来讲比较安宁，所以早跑早好。谢姓跑得早，那么谢姓的主体相对受到的损害就比较小，这是一个特点。
谢姓在今天，是一个大姓，它的大，比咱们想象的都大。很多人肯定不会认为谢姓是个太大的姓，认为谢姓顶多排在八九十位，但是事实不是这样。谢姓在中国排在第24位，人口约900万，将近1000万了已经，占全国人口的0.72％，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数字。在台湾，谢姓排第13位。
谢姓能成为一个名门望族，必有它的道理。谢氏家训，是非常有名的。随便举一个，谢良佐（公元1050—1103），北宋官员、学者，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桥梁作用。他是宋朝程颢、程颐两位理学大师的得意弟子，在南宋名气很大。他有一个家训，什么家训？
“脱去凡近，以游高明”，意思是你不要跟那些庸俗的人混，你要和那些高明的人交朋友。
“莫为婴儿之态，而在大人之器”，意思是你不要老像个婴儿，长不大一样，要成就一个大人之器。
“莫为一生之谋，而有天下之志”，意思是你不要老琢磨着自己这点小事，要胸怀大志。“莫为终生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意思是你不要只管当下，你还得管管你的下半辈子，管管你家族的子孙后代。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这两句话今天咱们应该牢牢记住。你不一定要求别人了解你，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天是会知道你的。你做事要掂量掂量，别什么都干，人知道不知道还不要紧，天知道。“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你不要他们这么干，我也要这么干；他们乱闯红灯，我也要闯红灯。要求“同理”，就是说按照道理去干，别因为大家都干你也干。“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这两句话是足以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的。这就是谢氏家训。
中国的谢姓到了南北朝，是天下最著名的望族，名人辈出。随便讲几个故事，熟悉的咱们不提，比如谢灵运、谢惠连，有什么好讲的？谁都知道。给大家讲两个怪事，一个事儿，今天家里有个姑娘，千金小姐，家里有五个姑娘，叫五千金，都这么说。千金，今天都是指女孩子，没有人说这是一个千金少爷的。但是最早恐怕不是这样，南朝梁，有一个司徒叫谢肋，幼年聪慧，很受他的父亲谢庄的喜爱，谢庄也是个大官。谢庄经常把谢肋带在身边，他也非常争气，10岁就写出了传诵一时的名篇，古人好像比我们成熟得要早，所以古人有十几岁当宰相和大将军的，今天十几岁还在那儿不知道干嘛呢。古人成熟得早，这个谢肋10岁就成名，宰相王景文欣赏这个孩子，天才，就对他的父亲说：“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梁书》）意思是令公子可以算是神童，将来一定不得了。谢庄实在宝贝这个儿子，传统中国爹和儿子不大开玩笑的，他就摸着儿子的背说：“此吾家之千金也。”（《梁书》）千金最早出在这个地方，是指少爷，不指小姐。千金小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元朝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元朝以前千金都是少爷，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想想重男轻女，怎么会把女孩子比成千金呢？女孩子要赔钱的，要陪嫁的，所以男孩子才叫千金。所以咱们现在大家讲千金小姐，如果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就会觉得这个称呼是有问题的，因为不符合中国传统。当然，这个传统今天是不能要了，今天中国女性可厉害着呢。
再讲一个典故，叫“内举不避亲”。今天，假如我是一名官员，我如果提拔自己的亲戚，那大家都会非议：你怎么能提拔呢？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你这是名门望族，谢家，人才都在你们家，你们家提溜一个就是人才，那你只要心里都是公，一秉大公，没有私心，你为了国家考虑，你就应该用最好的人才。“内举”，从家里边推举人才，不避亲，不因为他是亲戚而回避，这就是晋朝的太傅谢安（公元320—385年，东晋政治家、军事家）。他刚管朝政的时候，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所以他就要组织一支军队。没有得力的人才，那你得有将领。怎么办呢？当朝之中，只有他的亲侄子谢玄一个人，有这个才华。但是，任用亲戚，这都是政治家的大忌，那么谢安“内举不避亲”，就推举了他的侄子，从流民当中，召集了一些非常骁勇的人士，组成一支军队，又培养出很多将领，接着，发生了什么呢？淝水之战。
大家都知道，“淝水之战”说到底，就是姓谢的人打的，如果没有谢姓，“淝水之战”如果晋朝失败了，中国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啊？不好说。可能中原的文化就被席卷一空了，因为中原的文化，那时候跑到江南躲起来了，偏安。这个时候，谢安是东晋的总指挥，派他的弟弟谢石为前线大都督；侄子谢玄为前锋，儿子谢琰为前锋中先锋。战争打响，他的儿子谢琰首立战功，谢玄、谢石相继告捷，史书怎么说的？说淝水之战“而成于玄、琰，然石时实为都督焉”（《晋书》）。谢石是都督。你看，就是哥哥弟弟，带了儿子，带了侄子，两个姓谢的，各带自己儿子，把淝水之战打赢了。后面的总指挥，前面的先锋，先锋的先锋都是姓谢的，都是嫡亲。大家可以看到谢姓在魏晋南北朝时候的强盛，谢姓后来的名人，当然辈出了。在中国历史上，你要看到任何一个家族，没有第三个家族可以和魏晋南北朝的王姓、谢姓相比。王谢之家，这是不得了的。
第五篇：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怎样正确认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两个矛盾。一为民族矛盾，二为阶级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同这两个矛盾的性质与相互关系直接相联。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知识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拥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西安事变后，蒋政权由“攘外必先安内”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就是说明了这个事实。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他要求美国给予军事经济援助时也把担心“国内中共之猖狂”作为重点。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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