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工商苑”事件的台前幕后武汉市工商局原副局长熊俊违纪违法案件透视
“工商苑”事件的台前幕后——武汉市工商局原副局长熊俊
违纪违法案件透视
现年53岁的熊俊,被控于2008年初担任武昌区工商分局局长时滥用职权。检方称,2008年初,熊俊在担任武昌区工商分局局长时,管辖紫阳工商所办公用房重建,熊俊采取置换方式以白沙洲玻璃厂横街29号地块(以下简称29号地块)冲抵紫阳工商所建设费用,由企业建商住综合楼。熊俊明知29号地用地性质为国有划拨机关办公用地,却虚报为建“下岗职工再就业便民服务窗口”,擅自在该地块违法建设12层共44套住房、建筑面积达4200平方米的“工商苑”商住综合楼,并擅自对外销售获得卖房款480余万元。
此外,在2008年至2011年期间,熊俊利用职务便利,为其下属晋升、下属子女就业等提供帮助,收受贿赂56万余元;2009年6月,他还虚构采购办公用品贪污公款1.32万元用于家庭装修。
庭审中,熊俊对指控罪行基本供认不讳,并请求得到法庭宽恕。
胆大妄为,强把阴谋变“阳谋”
将时间回溯到五年前。
2007年下半年,武汉市武昌区工商分局紫阳工商所向分局提出解决办公楼破旧、办公用房紧张问题的申请。收到报告后,分局经过研究决定:将所属的29号地块交给企业开发,同时由企业出资重建紫阳工商所办公楼并适当补偿现金。随后,此方案也得到市工商局领导同意。
方案一出,便立刻有人打起了“小算盘”:何不利用这个机会修建商住综合楼从中大捞一笔?此人便是时任武昌区工商分局局长的熊俊。
熊俊在当地工商系统也算是一个“能人”——从39岁开始,便先后担任汉南区工商分局局长、黄陂区工商分局局长、武昌区工商分局局长等职,在基层分局“一把手”岗位上任职长达13年。
联合建房初步方案确定后,熊俊便在施工队的选择上打起了主意。他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个体户葛某。此前,熊俊与葛某打过两次交道:一次是2007年,熊俊在某温泉不慎将价值2万余元的手表丢失,心痛不已,葛某得知后立刻奉上2万元;另一次是熊俊家里装修,葛某又奉上3万余元。为此,葛某的“豪爽”让熊俊印象颇深。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葛某这一次拒绝了熊俊抛来的“橄榄枝”,表示放弃该项目——他向武昌区国土规划等部门咨询过,29号地块性质是行政机关团体用地,只能用于修建机关办公楼等,修建商住综合楼面临两个难题:一是规划手续不能批,二是建成商住综合楼的土地证和房产证也无法过户。葛某认为,这个项目没有任何可行性,操作风险极大。
尽管如此,仍有人把这次联合建房视作天赐良机。他就是武昌区工商分局原副主任科员张文华。
张文华在工作中认识的沈某曾将一块国有改制的工业用地建成商品房,后以“二手房”名义销售,补交罚款后办理了相关手续。张文华从中领悟到:这是一条绝好的生财之道。因为如果要以正规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必须经过“招、拍、挂”方式且价高者得之,而沈某的操作方式显然大大降低了“拿地”的成本。
这次得知分局拟找企业联合建房的消息后,张文华敏锐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可以依照沈某的“经验”如法炮制。
张文华立即找到新洲老乡汪华平。在巨大的利润面前,汪华平心动了,欣然答应与张文华合作。鉴于张文华系武昌区工商分局工作人员,二人约定对外的一切事宜由汪华平出面,背后的事情由张文华和熊俊协商。张文华后又找到熊俊,称自己的老乡汪华平愿意承接该项目。熊俊当即表态让汪华平带着建筑公司的资质过来面谈。几天之后,汪华平以新洲八建集团公司项目经理身份出面商洽联合建房事宜,并与熊俊商定,由该公司负责建设紫阳工商所办公楼,再支付一定补偿款,将该分局所属29号地块价值作冲抵,在该地块新建商住综合楼后所有权归企业所有。
当熊俊与汪华平达成初步意见后,熊俊提议召开分局局长办公会,研究解决紫阳工商所办公楼建设方案。会上,副局长陈某明确提出在划拨土地上新建商住综合楼不符合政策要求,但熊俊未采纳该建议,并拍板决定了此前与张文华、汪华平商议的办公楼建设方案。
而另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就在会前,区工商分局有关人员在与汪华平商谈联合开发事宜时,要求他除为紫阳工商所新建办公楼外,还应补偿分局100万元。双方就补偿问题发生了分歧。熊俊却私下向张文华透底:补偿金不低于50万元即可。最终,局长办公会通过这一方案,“工商苑”的雏形由此诞生。
熊俊如此鼎力相助,自然不是毫无来由——就在武昌区工商分局与汪华平洽谈联合建房期间,张文华告知熊俊,实际上是他与汪华平共同投资该项目,他已经与汪华平商量好了,等联合建房有了收益后就给熊俊不少于30%的利润。熊俊被打动了。随后,在“工商苑”项目建设过程中,熊俊3次收受张文华所送好处费共计人民币46万元。
就这样,经过三个人的苦心设计,一出闹剧就此拉开帷幕。
瞒天过海,偷改“办公”成“商住”
2008年6月27日,张文华指使汪华平与武昌区工商分局签订了《联合建房协议书》。协议规定,汪华平负责重建紫阳工商所办公楼,再支付50万元补偿款,从而获得29号地块土地使用权,在该地块修建商住综合楼,建成后过户给新八建集团。这样一来,一方面意味着在建期间,熊俊可以控制该项目;但另一方面,风险也自然转给了工商分局。其后,熊俊委托汪华平代理工商分局办理相关手续,又委派副局长龚某、办公室主任查某协助办理。
张文华、汪华平找到朋友吴某,安排其施工队承建紫阳工商所办公楼的建设,至2008年底完工。2009年初,张文华、汪华平带着29号地块的地形图找到某设计公司,提出按商住综合楼的要求设计。随后,该公司给出了一栋楼高12层、总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共44套住房的商住楼设计图纸。
2009年1月8日,汪华平在龚某、查某等工商分局工作人员配合下申报项目立项,并正式向市规划局提交29号地块建设项目选址申请。6月17日,武昌区规划分局颁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项目名称为新建办公楼,建设单位为武昌区工商分局。
随后,汪华平在办理项目立项时遇到了阻力。此时,汪华平得到了这样的建议:根据规定,该项目属新建楼堂馆所项目,应不予审批,不妨以“再就业便民服务窗口”的名义申报立项试试。
汪华平兴冲冲地到分局办公室办手续。查某发现该便民服务窗口项目是以武昌区工商分局名义报建,而分局实际上并无此项目,便坚决不同意在审批表上盖章。在此情况下,张文华竟然授意汪华平伪造武昌区工商分局、市工商局公文,并私刻分局和市局公章,制成假公文后向武昌区发改委申请项目立项。
6月19日,区发改委根据该虚假文件,下发了同意在29号地块新建便民服务窗口的批复。
2009年9月3日,武昌区规划分局依据区发改委立项批复,向武昌区工商分局颁发新建便民服务窗口《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此时,又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图纸设计的是商住综合楼,而规划部门批的是办公楼,项目立项是“便民服务窗口”,申领施工许可证显然过不了关。
然而,利欲熏心的张文华、汪华平竟然在不能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与湖北某建设集团达成协议,要求该集团违法开工建设29号地块项目,造成既成事实后再逼迫政府完善手续。2010年初,张文华、汪华平又虚报注册资本成立销售公司销售商品房,楼盘名称为“工商苑”,以武昌区工商分局二手房名义对外销售了18套。
据初步测算,如果楼盘全部销售成功,扣除罚款及相关费用外,利润仍有上千万元。
一意孤行,铤而走险终败露
“工商苑”楼盘毗邻长江,在建的鹦鹉洲长江大桥从旁斜跨而过。为修建引桥,周边房屋都在拆迁,只有“工商苑”在蓝天白云下,披着绛红外衣孤独地俯瞰偌大的空旷场地。
一名了解此事的工商局干部向区委匿名举报。2010年3月,市“行风连线”向市查违办转达“白沙洲玻璃厂街有一处违法建筑正在建设”的举报件。为此,市查违办责成武昌区查违办调查。3天后武昌区查违办书面回复:此项目为“武昌工商分局再就业便民服务窗口”,已经办理了《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违法建设,并对其下达了《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和《违法建设拆除通知书》。
市查违办在接到武昌区回复后,将它列为违法建筑,要求武昌区予以拆除,并在市查违办指挥监控系统上亮起了“红灯”,表示该建筑应予拆除。该指挥监控系统对违法建筑的不同状态,分别设置红、蓝、绿、黄、紫5种提示灯,并可根据拆违情况依规转换。
2010年4月,“工商苑”项目被亮“红灯”后,武昌区白沙洲城管中队出动数十人到项目工地,把施工人员全部清出,并派人值守,此时,该楼已建到第八层。
为重新开工,汪华平通过熟人约请市查违办副处长黄某吃饭。在觥筹交错之间,黄某根据汪华平的请托,通过电话指示下属,将“红灯”变成“紫灯”,“紫灯”意味着手续不全、等待补办、暂缓拆除。
之后,黄某还多次直接打电话给白沙洲街道办事处某拆违负责人:项目规划手续马上批下来,让驻守该项目的城管队员撤离,让他们复工建设。
几个月后,“工商苑”建成并对外销售,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拆违难题。
2010年5月,张文华、汪华平为改变土地性质,又找刚升任市工商局副局长的熊俊帮忙。熊俊在以市工商局名义到规划局咨询补办手续时,该局领导明确告之办不了。市工商局领导知道后也对熊俊提出严厉批评。
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张文华继续采取伪造公文,编造虚假事实的手段,与汪华平通过新洲老乡陈某,骗取市规划局作出对该地块进行罚款后由划拨性质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的批文。至此,一栋违法建筑在张文华等人的精心策划和苦心经营下,基本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正当几个人以为美梦成真之时,武汉市开展治庸问责行动,市纪委、监察局一举突破该案:此为一伙社会人员勾结个别公职人员,采取弄虚作假的欺骗手段,非法建筑、出售商品房,从中谋取利益的犯罪活动;对主要涉案人员熊俊、张文华等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相关社会人员汪华平等人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办案者说
“工商苑”事件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社会各界也对此广泛关注。在得到此案举报线索后,武汉市纪委、监察局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调查。经过数月的艰苦努力,调查人员越过对手设置的重重障碍,一举查清武汉市工商局原副局长熊俊等人的违纪违法行为,彻底拨开了“工商苑”事件的重重迷雾。
熊俊在案发后交代了其涉嫌滥用职权和受贿的问题,感叹命运多舛。他担任基层“一把手”长达13年,2010年4月终于如愿以偿被提拔为副局级领导干部,即到市工商局担任副局长。他将那份喜悦定格在自己的日记中:“转眼十多年过去,50有余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真可谓迟到的春天。”
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料到,正在春风得意之时,“工商苑”案曝光。他多次向办案人员表露他的悔恨:后悔当初在与企业联合建房时,得知在国有划拨用地上新建商住综合楼不能办理相关规划手续时没有悬崖勒马;后悔当初在局长办公会讨论联合建房时,没有采纳分局副局长的反对建议;后悔当初为了在妻子面前争面子,在不缺钱的情况下还伸手收钱。他终于认识到:名利都是虚的,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才是幸福……只是,这样的省悟,来得太晚了一些。
与熊俊相比,张文华的后悔似乎更令人深思。
在“工商苑”案中,张文华起了关键作用。案发前,他让汪华平在台前表演,自己则躲在幕后操纵,瞒天过海让一栋12层、4000多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建成并销售,可谓机关算尽。2011年3月,张文华在得知市纪委正在调查“工商苑”违法违规项目后,还指使汪华平损毁主要证据并怂恿其外逃,致使案件调查一度陷入被动局面,其肆无忌惮的行为令人震惊。案发后,他最后悔的竟然是自己不该在伪造的市工商局文件上模仿领导签字,否则就不会露出“狐狸尾巴”从而被办案人员抓住。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武毅诗)
第二篇:权力情色寻租 陷入贪欲深渊 广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邱春雷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权力情色寻租 陷入贪欲深渊 广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邱春
雷违纪违法案件剖析
广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邱春雷的落马揭开了“潜伏”在卫生医疗系统长达6年之久的权钱交易黑幕,也曝光了他的“两面人生”。
广州市卫生局原副局长邱春雷的落马揭开了“潜伏”在卫生医疗系统长达6年之久的权钱交易黑幕,也曝光了他的“两面人生”。
翻开邱春雷的履历表,不难看出其追求上进的足迹。他当过汽修工人,再考入高等院校,随后进入市卫生局工作,从一名普通科员逐步成长,39岁就担任了正处长,做出不少成绩和贡献;他事业顺利、家庭幸福,曾经是旁人羡慕的对象。然而,正当其事业和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因贪欲使自己的政治前程戛然而止,也亲手摧毁了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
权力的情色寻租
他把情妇介绍给妻子成“闺蜜”
邱春雷是在沉迷情色中开启了他的贪腐之路。早在2005年,邱春雷就经人介绍认识了某医疗设备贸易公司的项目经理曹某,两人一见面就很“投缘”,似乎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一来二去迅速发展成为“情侣”关系。
据其他涉案人员交代,邱春雷“一个星期有四、五天在曹某那里吃饭,一下班就有车将其接到曹某住处”。一个“恋权”,一个“贪色”,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情人关系上,更体现在他们的所谓“业务合作”上。从2005年开始,邱春雷利用其负责调配市卫生局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购置镇卫生院医疗设备的职务便利,开始为曹某拓展医疗设备销售生意。同时,邱春雷还利用其在广州市卫生系统的“影响力”,将曹某介绍给基层多地的卫生局局长、镇卫生院院长等人认识,暗示他和曹某之间的“非常关系”,为曹某的生意“搭线”;而曹某也“夫唱妇随”,一边利用邱春雷这个“靠山”的影响力拓展自己的业务,一边在邱春雷的暗示下对有关项目单位负责人展开“金钱攻势”。在邱春雷的“关照”和推动下,曹某屡屡在基层卫生系统医疗设备采购招标上中标,多年间销售获利竟达4500多万元。
对于自己保持多年的婚外情,邱春雷在家人面前掩盖得很好,他甚至将曹某介绍给自己的妻子认识,两人还成为了“闺蜜”。邱春雷妄想能够左右逢源,但这种自欺欺人最终还是暴露在世人面前,被亲朋不齿,被世人唾弃。
疯狂的权钱交易
现金交易 6年间收400多万元
广州市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每年都会安排一定资金用于改善各区(县)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该农村卫生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由市卫生局组织调查摸底、提出意见,再报市财政局统一核拨。其中,农村卫生专项资金的分配方案,就是由邱春雷所负责的农村卫生处提出。但是,邱春雷从来不直接接触这些项目和资金,他觉得自己可以“隐藏”得很好,因为他的背后有曹某这个“可靠”的“掮客”。
邱春雷负责将每年财政专项资金用于购置镇卫生院医疗设备项目及镇卫生院购置医疗设备需求方面的信息提供给曹某;同时,在设备采购项目招投标过程中,邱春雷出面协调区(县级市)卫生局的负责人让曹某顺利中标,并从中协调区项目单位尽快支付货款。表面上,一切合法合理;背地里,疯狂权钱交易。
从2005年到2011年的六年间,邱春雷和曹某占据和操纵了广州市大部分农村医疗卫生设备采购项目,曹某赚得“盆满钵满”。为了感谢邱春雷的帮助和支持,曹某经常按照中标后一定的资金比例,将所谓的“好处费”给邱春雷,邱春雷也笑纳了,几年间下来这些“好处费”累计人民币约400多万元。
为了掩人耳目,邱春雷和曹某的“交易”都是现金形式的、“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基本没有第三人参与。直至2013年案发前,邱春雷对自己的受贿行为还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就算案发也很难找到相关的证据。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邱春雷的受贿行为被曹某一一供述出来,也被司法部门一一查实。
“变相”的利益输送
“掮客”挂靠7家公司进行围标
在多年的“合作”中,邱春雷与曹某之间达成了默契分工:一方面,邱春雷提供项目信息、协调基层让曹某在招投标中顺利中标;另一方面,曹某为了能够在招投标中“稳打稳扎”,常年挂靠7家医疗设备公司,在每次投标时事先通过邱春雷及区(县)卫生局详细掌握有关医疗设备项目和采购的标底,并选择其中的若干家公司进行围标。
同时,为了让所谓的“竞标”更加顺利,曹某还不断对基层的卫生局、卫生所负责人进行金钱“攻关”,让这些能“话事”的人帮助其顺利中标。这种围标方式使曹某在多年的医疗设备销售采购项目招投标中取得了较高的中标率。
贪欲,让这些人结成利益集团,形成了官官勾结、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连环输送的利益链。饭局、节礼、官位,都成了输送贪腐利益的“暗道”。
据一些涉案人员交代,“进了这个‘圈子’,就有了‘软肋’,只能一步步走下去,一步步错下去。”
沉痛教训
思想松懈 漠视法纪
邱春雷在忏悔中多次强调自己过去勤恳的工作态度和取得的工作业绩:立过两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并被评为抗击“非典”疫情的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的确,早年的邱春雷认真遵守党纪国法、兢兢业业,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过成绩,但随着职务的升迁,思想上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党纪国法渐渐也不当一回事了,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党纪国法只是挂在嘴边,觉得自己也是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没有多少人可以管得着,只要口头上多强调就可以了。”
心理失衡 追逐利益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心理渐渐发生了变化,也就成了腐败分子巴结拉拢的对象。“看见国企行业员工收入高、待遇好,看到有些人的生活条件和子女教育条件都比自己好,自己能力不比人差,工作也没少做,心理有些不平衡,也想利用手中的职权捞点私利,当曹某提出合作时,(我)也觉得是个难得机会,是天赐良机”,正是邱春雷一直有着这种丧失平衡的心态和追求经济价值的心理,使得曹某对邱春雷的腐蚀不费吹灰之力,当曹某提出一起“捞钱”时,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心存侥幸 盲目自信
2005年底曹某第一次给邱春雷送钱时送了30万元,面对这一大笔钱,邱春雷吓了一跳,心理惊恐大于喜悦,生怕被人发现,觉得太多了,不能拿那么多,想了一下就说先拿10万元吧。过了一段时间,见没有什么问题,便觉得这种“合作”方式是可行的,心理开始觉得“踏实”了。
随着收钱次数增多,也就变得麻木了,渐渐心安理得起来;心理也慢慢发生了变化,觉得送钱的收钱的是因为有共同利益,你不说我不说,无人知晓;甚至以为自己不买房产,不存银行,好像也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于是,从开始的战战兢兢拿10万,到后来的一次性就收受100万,贪欲开始迅速膨胀。殊不知正是这种侥幸的心理使自己一错再错,终究无法自拔。
迷恋权力 目标错位
邱春雷曾参加过两次副局长岗位的竞争,都没有成功,业务出身的他觉得,光靠能力和业绩未必能获得提拔,于是放弃了原本的坚持,转而采用极端手段去争取升迁。
据邱春雷说,他收受的钱财,除小部分用于购买高档轿车、女儿留学及日常开销之外,大部分都用于所谓的请客、送礼、跑关系等活动,以谋求“升官”。在邱春雷的潜意识里,觉得从正处长到副局长这职务上的更进一步,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其对权力职务的迷信和执着、对人生价值目标的错位判断。一步之遥竟值得倾尽所有,最终散尽钱财,穷途末路。
机制缺失 权力滥用
农村卫生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是由市卫生局组织调查摸底,提出意见报市财政局统一核拨,虽然市卫生局对资金分配有相应的审批程序,但是,对资金分配机制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不够、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同时,该案涉及的招投标行为表面上都是手续完备、合乎程序的,但实际上却是暗箱操作、以合法程序掩盖非法目的。在招投标实施前,邱春雷都直接或间接地将招投标项目的设备、参数等提前告知曹某,由曹某组织进行围标。这也表明当前招投标制度存在一定漏洞,使腐败分子进行权力寻租有可乘之机。
一审宣判
邱春雷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3年
2013年9月,广州市纪委接到反映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邱春雷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的举报。
2014年1月,市纪委决定对邱春雷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调查。
2014年12月20日,邱春雷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据查,邱春雷多年间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销售医疗设备,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400多万元。
警钟长鸣
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空间
要不断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党纪国法教育。信念是根本,教育是基础。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思想道德滑坡,漠视党纪国法,进而行为失范,最终堕入深渊。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党纪国法和廉洁从政教育,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正确看待职务升迁或岗位流转,在权力面前保持谦虚谨慎和如履薄冰的心态,常怀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管得住自己,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廉,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要进一步加强对专项资金安排和物资采购工作的管理。医疗卫生领域涉及大量的资金安排和设备、材料等物资采购工作,极易成为腐败高发多发环节,要切实加强对专项资金安排和物资采购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工作,包括对资金安排合理性的审核或论证,发挥集体研究功能、减少个别领导意志;加强对下拨资金的分级监督检查,及时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和绩效评估;加大对医疗设备、药品、材料的集中招标采购和使用,尽量减少分散采购,定期开展抽查、评估和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细化行政处罚程序和环节,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空间等等。
要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和重要业务人员的监督。按照“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要求,切实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认真梳理和查找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廉洁风险,规范权力行使过程,完善业务流程管理,对重点业务、关键岗位的权力运行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加强对重点业务、关键岗位人员的监督管理,适当实行重点岗位轮岗制度;经常性开展廉洁风险教育,规范重点业务、关键岗位人员的从业行为,使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深入人心。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医疗卫生物资采购招投标监管制度。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目标,切实完善招投标各项有关制度,在信息公开、技术参数设定、专家组成方式、入围对象公示等方面进行修补完善,加强对招投标行为的抽查和评估;加强对中标单位和执行情况的检查判研,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加大对各种招投标违纪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促进招投标工作的公平公正和规范有序。(林洪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