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大全

第一篇：李白杜甫大全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 置酒 月下独 酌春思 关山月 子 夜四时歌：春歌夏歌秋歌 冬歌 长干行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梦游天姥吟留别 金陵酒肆留别 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 蜀道难 长相思二首之一 长相思二首之二 行路难三首之一 行路难三首之二 行路难三首之三 将进酒 赠孟浩然 渡荆门送别 送友人 听蜀僧浚弹琴 夜泊牛渚怀古 夜思 怨情 玉阶怨 送孟浩然之广陵 下江陵 清平调三首之一 之二 之三

杜甫：望岳 赠卫八处士 佳人 梦李白二首之一 之二 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丹青引赠曹霸将军 寄韩谏议古柏行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 兵车行 丽人行 哀江头 哀王孙 月夜 春望 春宿左省 至德二载 月夜忆舍弟 天末怀李白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 别房太尉墓 旅夜书怀 蜀相 客至 野望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登高 登楼宿府 阁夜 咏怀古迹五首之一 八阵图 咏怀古迹五首之二 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咏怀古迹五首之四 咏怀古迹五首之江南逢李龟年

第二篇：论李白杜甫私交

从《戏赠杜甫》看李杜私交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韩愈对李白与杜甫的评价，作为中国诗歌文化的两大高峰，李、杜二人却拥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幸运的是他们生在了同一个时代，而他们也拥有不同寻常的私交。

李白长杜甫十一岁，在他们相互的诗书往来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敬重以及对他诗歌修为的高度赞扬，如《春日忆李白》中写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或是《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然而李白写给杜甫的诗流传至今的只有几首，对晚辈的态度也相对平淡，甚至有“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中看似讥笑的情绪。此诗出自李白《戏赠杜甫》，学术界有很多人质疑此事的真实性。我不是考证派，只是从诗的角度来看待，这首诗，并无一丝讥笑的成分，而是一种朋友间调侃。

李白性格浪漫，文笔天马行空；而杜甫则字字斟酌，文字谨慎而工整。二人之对话必定是有趣的，加上李白年长十余岁，言语之中的教导、打趣便是平常，倘若二人相敬如宾就太见外了。而二人的一生却有着诸多的相似，李白与杜甫都生来自视甚高，李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有“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他们的政治生涯都郁郁不得志，相互之间也有所慰藉。

天宝元年，李白得玄宗优遇而被任命为翰林供奉，而在一年后便因为不羁的性格，受宫中之人进谗，玄宗因此疏离。这时的杜甫，在洛阳城内，亦不得志。第三年，李白与杜甫相识于洛阳，而在这之后的两年间，他们二人相识并几次约见，探访名人胜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历史记载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天宝五年。与此同时，杜甫也有赠李白的诗句与此遥相辉映“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对比来看，杜甫赠李白的诗表面上看来倒有一分质疑的含义：李白明明深受皇帝赏识，却整日饮酒，不把朝中众人放在眼里，最终被弹劾。然而，如果他们不相互理解，那么二人的关系似乎就不会如此之亲近了。杜甫真正的意思是对李白无法施展才华的怜惜，李白飞扬跋扈，而杜甫何尝不呢？这时再看李白的话，便也觉得有同样的怜惜之情，杜甫做诗的苦衷，李白又何尝不了解！

李白并非不理朝政，而是皇帝不在乎他的政治抱负而知欣赏他的文采，正如贾谊一般“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再加上朝中奸臣当道让李白不齿，他因此选择了喝酒度日的生活。而杜甫也并非只会做诗，他同样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正如他说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同样是时运不济，只能游历各地，寻找机会。

试想一个场景，杜甫对李白说：“你这样拥有傲世之才，却只能痛饮狂歌虚度时日，朝中再无赏识你的人。李白即对杜甫说：“上次分别后再见，你又瘦了许多，无法进入朝中发挥才能，你的诗写的太辛苦啦。”

所以说，李白与杜甫在当时由于境遇的相似，能够彼此感同身受，同时二人对对方的理想充分的肯定、理解，对彼此的才华也十分敬重，使他们有了虽然相聚时日尚浅，却相知相悦的友谊，直至很多年以后，依然有书信来往。正如杜甫写给李白的最后一首诗写到：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他们拥有，是一生的友谊。

第三篇：李白杜甫的交谊

李杜之交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曾供奉翰林。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世尊称为“诗仙”。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野老，曾任工部员外郎，因此也被称为杜工部。现实主义诗人，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从上面的文字来看，他们好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并且李白年长于杜甫11岁。但是历史记载当中二人之间却有着一份深厚的友谊。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常常被后世津津乐道。

李白与杜甫的相遇、相知如同李太白的诗一样具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李杜相识于洛阳。当时的李白虽刚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但他已经名满天下，备受各地官宦及普通仕人的仰慕。而此时的杜甫仅仅是小有名气，与李白相距甚远。然而就在杜甫出席洛阳人士招待李白的宴会时，他们相遇了。也许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一次的邂逅意味着什么，但后世的我们很清楚，从这一刻开始两个中国诗坛上最伟大的人开始有了交集。

李白本性潇洒豪放，气宇轩昂，狂放不羁，仙风道骨，不拘于礼节。不然也不会写出像“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般壮丽豪气、奔放洒脱的诗歌来。并且李白好酒，酒过数巡，就更有一种洒脱的气魄，他不计较当时的杜甫名气不大，反而与杜甫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于是二人希望能够继续深交，他们相约同游梁园。在宋中，李白和杜甫又遇到边塞诗人高适。他们三人每日登高望远，饮酒怀古，寄托雄心壮志，洒脱非凡。

在这段日子里，他们是平静而畅快的。可以面对朋友，吐尽心事；对着知己，无所不谈。李白一生致力于求仙，他还谈到回山东后准备接受道箓。经过几日的交往，杜甫对李白有了更深刻地了解。他联系自己这些年来怀才不遇的经历，也开始有了归隐的念头，和李白一样，对寻仙访道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洛阳逗留数日之后，三人又一块去拜访道士华盖君，想跟从他学道。只可惜华盖君已经逝去，无奈他们只好失望而归。重回旧地，已是秋天，三位诗人豪兴大发，相伴打猎。此次同游，自夏至秋，前后数月，直到天宝三年十月才分手。

天宝四年初，高适南去游楚地，李白和杜甫一起到了齐州。李白去找道士高如贵领受道箓，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而杜甫则去拜访了当时的名士李邕。李邕很欣赏杜甫的才华。杜甫在此盘桓数日后离开了齐州，两位诗人小别。

天宝四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又在鲁郡见面了。两位朋友虽分别只有半年，却如隔三秋。相遇之后，每日促膝长谈，博伦古今，饮酒赋诗，日子平静而快乐。

据说，有一次他们同去拜访隐士范十。因为初次造访，道路不熟，二人竟然迷了路。李白失足掉入苍耳丛中，帽子也掉了，衣服上沾满了苍耳。杜甫要帮他一个一个拿下来，李白却不管，就这样衣冠不整地叩开了主人的门。主客相见，不禁大笑。

杜甫和李白相识后，两年之中三次相聚，相交甚深。而这段美丽故事的结局却不再像李白的诗歌，反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年的秋天，杜甫要西去长安，李白却准备重游江东，分手的时刻终于到来。而这次分别以后，他们再也未能见面。李白长期在江南飘泊，杜甫长期困居长安。虽然李白也到过北方，杜甫也回过洛阳，但终究阴差阳错，两人再未相见。

至此，这段描绘着李白与杜甫从相识到慢慢相知的美丽故事画上了句点。然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却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冷却。在以后的岁月里，杜甫曾多次写诗来怀念李白，并且从诗歌中不难看出杜甫对李白无限的怀念与欣赏。例如《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和杜甫相比，李白的诗歌中出现杜甫的次数却是很少。但我想这未必说明，这段友谊对李白来说无足轻重。或许是李白本身性情比杜甫多了几分豪爽洒然，并不常将思念挂怀的缘故吧。

这段旷世友谊以这种方式做了结尾，后世的我们常常在想李白与杜甫的友谊到底留下了什么呢？

对杜甫来说，我认为这段并不算长的岁月却对其产生了一些难以忽略的影响。从杜甫一生的创作中不难看出这短短的岁月让杜甫始终难以忘怀。那么李白的思想作风必然对杜甫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诗歌艺术上说，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现存的诗中几乎都是五律，可见杜甫早期的作品是以五律为主的。而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后，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后来又超脱了七古，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这点便是李杜相交对后世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

但是从诗歌创作上来说，不可否认，李白与杜甫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人。与杜甫相比，李白多了狂放飘逸的美感；而与李白相比，杜甫多了些沉郁顿挫。但这并不能说明，李杜之间没有因为彼此的相识而改变，只能说两人的成长环境相去甚远。所谓环境改变性格，李白成长于盛唐，杜甫成熟与中唐，李白的时代不可复制，李白这个人也不可复制，杜甫注定无法和李白的心境相同，诗歌的风格自然也不会相同。但是我个人觉得，在《客至》中“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这句诗表现了一种豪爽，与杜甫一贯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风格显然不同。这会不会说明了李白的超然对杜甫是有一种默默地影响的呢？

在为人方面，二人对战争的厌恶，对国家人民的热爱，曾经的凌云壮志是相同的；在经历上的怀才不遇却也是相同的。这也应该是李杜会深交的原因吧。而且我相信在他们短暂的相处时光里，他们的思想和志向是发生过融合的，我们所看到的李杜已经是彼此交流，融合，影响过后的他们，或许李白因此而多了些许沉静，杜甫因此而多了些许洒脱。总之不论这段友谊到底留下了什么，这两位诗坛巨子相遇了，相识了，相知了，他们一同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的诗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成为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山。我们后人唯有在一次次品读诗歌的过程中，仰望他们，感受着他们诗歌的魅力，臵身于他们营造的意境，感触他们喷薄的情感。并且他们还将继续影响着我们的后人，直到永远。

第四篇：李白杜甫诗歌赏析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诗坛上的两颗明星,.他们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卓越的才气。二人初遇李白时年四十四岁,杜甫三十三岁。当时杜甫应试不中,李白也被赶出宫廷,二人均处于失意之中。他们在东都洛阳一见如故,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佳话。杜受李的影响很大,分别后念念不忘。杜集中专门怀念李白的诗即有八首,都写得情亲意苦。这首《春日忆李白》,杜甫对李白的思念与敬慕之情绵绵,以饱满的情思怀念着李白,以赞美对方起,以相互论文结,由诗转到人,又由人回到诗,写得质朴无华,转折十分自然。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蹲酒,重与细论文。

王力先生曾以杜甫《春日忆李白》中的两联为例具体说明了文学语言的这一特征:“诗词是最精练的语言,要在短短的几十个字中,表现出尺幅千里的画面,所以有许多句子的结构就非压缩不可。„„例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中两联: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若依散文的语法看,这四句话是不完整的,但是诗人的意思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李白的诗清新得像庾信的诗一样,俊逸得像鲍照的诗一样。当时杜甫在渭北(长安),李白在江东,杜甫看见了暮云春树,触景生情，就引起了甜蜜的友谊的回忆来。假如增加一些字,反而令人感到是多余的了三是清新自然的美感。这些诗都给人清水出的美感。

首联:开门见山,直呼其名,即对李白的诗歌迸行了热的赞美,说他的诗呈冠绝当代而天下无敌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他的思想睛绪不同儿响,率异出尘,无人可比。这里,“白也”的称}呼,按古人对长者道字不呼名的习惯,似不恭敬,却给人以更亲切的感受。这种破例的称呼正反映了杜甫与李白的非同一般的友谊,可谓垣荡而真率,脱尽尘俗。特别是“思不群”三字,真知己语,不仅概括了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指出他诗篇的奇伟瑰丽和超脱拔俗;而且概括了他的为人,指出他所具有的出类拔萃的才能和远大杰出的抱负。显然,这开头两句对李自的赞扬是很有分量的,不仅表达了杜甫对李白的无比喜爱,也体现出他们的真诚友谊。

颔联，杜诗的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两个差比句，专对李白诗文的评价,赞美他的诗,论意境的清新赶得上工致绮丽的庚信,论风格的俊逸抵得上雄浑蕴藉的鲍照.庚信、鲍照都是南北朝时的著名诗人。表达的是李白诗风在清新和俊逸方面分别超过了庾开府和鲍参军的意思，全诗是对李白“诗无敌”的盛情褒赞。这首诗是诗圣杜甫与诗仙太白密切交往的重要证据之一，诗中记述了杜甫对李白的诗风进行的重要评价。此诗诗义隽永，感情真挚，不愧为诗圣杜甫的力作。

颈联，说，杜甫在长安时，听到李白在江东的消息，勾起自己的思念之情，举头望东南，有春天之树遮挡而不能望见。想象中，李白此时也一定因想念自己而望西北，但因傍晚之云遮挡亦不能望见。一方面，诗句抒发了杜甫对李白的极度思念之情；另一方面，在杜甫想象中，李白对自己也一定是非常想念的。此诗颈联如此结句，必是诗人有意为之：一方面，在内容上，可以充分表现出诗人强烈浓郁的思念之情；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又可体现出诗意含蓄，诗句新颖之美。表面看来只是就自己和李白各自所在写景,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渭北”,指杜甫所在的奉先一带;“江东”,指李白所在的宣城一带。“春天树”和“日暮云”都只是平实叙出,未作任何修饰描绘。然而诗人把这两句看似平淡之笔组织在一联之中,却产生出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而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

正由于上联写离情极深极浓,才引出了结联的热切希翼:要到什么时候,你我才能够再聚在一起,象过去那样促膝谈心,把酒论文?杜甫和李白的友谊固然是主要地建立在情投意合、意趣相近、彼此敬慕、相互信任之上,但首先是从诗歌上结成的,则是无庸置疑的。他往日与李白相遇于洛阳后,便偕同高适同游梁宋,并一起往齐州渴北海太守李岂,直至他与李白于鲁郡城东石门分别前,一起的主要活动是诗酒唱和.这是杜甫所最难忘记、最为向往的事,以此作结,正与诗的开头相呼应而感叹深沉。这结尾“何时”二字不是随意下得,含蕴深沉,不仅仅是用作洁问语气,与其说把诗人希望早日重聚的愿望表达得更加强烈,倒不如说诗人已下意识地感到与好友重新相会的渺渺无期。这样,结联正体现出乱世朋友间的共同心理,令人感到余意不尽,震憾心弦。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特点有二:一是前四句落笔萧洒,一气贯注,对杖工稳,特别是“白也”对“飘然”,十分绝妙,只如戏笔,复以庚信、鲍照比李白,似有贬意,而不知诗人是取二人之所长拟李白,其赞誊是既高而中肯的.有的论者不解此中奥妙,遂生误解。

二是通篇贯穿着一个“忆”字,把对人对诗的倾慕怀念,写得水乳交融。诗的前四句本是因忆其人而忆其诗,赞诗亦即忆人.但诗人不明说此意,而是通过后四句写离情而自然补明.这样处理,不但简洁,避免了平铺直叙,且使诗意前后连贯而富于变化。

第五篇：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李白杜甫白居易乐府诗之比较

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

“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李白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李白擅写古乐府而知变。其乐府“根植《风》、《骚》，驰驱汉魏”，“多有古辞”，“绝类汉魏”，又“无一语似汉魏者”。

李白在乐府中运用讽兴手法的诗更多。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多兴讽当时君臣国事，如《上之回》讽明皇好神仙；《战城南》“刺黩武而戒穷兵者”；《幽州胡马客歌》刺天宝十载安禄山败于契丹等。李白较前人同题作品，诗歌容量体制扩大。李白依古题立义且变古词。这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变化，而且体现在句法的灵活多变，结构的跌宕起伏，及对古题意的新发明。内容上，李诗能学而不泥，变化前人。李白乐府能突破汉魏六朝乐府的句法形式。擅长结构变化多姿，文脉跌宕起伏。无论是《行路难》起伏多变的心路历程，抑或《蜀道难》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反复歌咏、一唱三叹、逐步深化，还是《鞠歌行》始伤士不遇、中羡昔贤遇合、终叹今不识士交自况，皆为确例。

赋法讲究铺排，李白常引之入古乐府。李诗意象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几句往往都是叙说一个中心，不像杜甫诗歌中意象密集，头绪纷繁。李诗读起来更有一种悠扬之感，似乎难给人细细品味思考的

时间。

诗体上，李白有五言长篇，杂言歌行，七绝，五绝，五律等。杜甫新乐府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白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甫诗基本皆写战争。尤其李白《塞下曲门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事、王孙宠妃、征夫其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白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

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的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集大成而知变，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的津梁。

总揽李白乐府，众体兼备，尤擅歌行，题材多从军边塞，杜甫亦然。至于李《蜀道难》、杜《兵车行》之创体，如出一辙；李杜皆学古不泥并知变，李白乐府法汉魏万墨，“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杜甫无论教子要熟读《文选》理，还是自己创作乐府诗，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乐府渊源归一也。李白乐府多兴讽，喜借古题写时事，李、杜皆擅兴讽，前无古人。李白乐府诗多刺时事，且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丁督护歌》“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诗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现的特点，实启白居易新乐府讽时先鞭；李、杜乐府皆擅写组诗，文脉贯通一气，跌宕起伏多变；李白乐府好发议论，形式灵活，多置句尾，杜诗议论渐多，新乐府“卒章显其志”，更为程式；李诗如《野田黄雀行》第三、四句分别绍述第一、二句的诗歌错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的；李乐府诗借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之法，这对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的问答法，赋法有影响；李杜皆擅虚字入诗，擅措谚语、成语、歌谣手法入诗；李白古乐府诗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汉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车行》等；李白乐府诗中常有第一人称出现，而杜乐府诗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

当然李、杜乐府还有很多不同，“李、杜乐府皆有所托意而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缘古以讽今”，“直赋时事”即指杜甫的新乐府而言，虽李白也有“开元、天宝本纪在内”的诗歌，但相比之下，杜诗史性更明显；李白乐府诗飘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杜诗则“词取锻练”，“悲欢穷泰，发剑抑扬”，“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

在盛唐诗坛上,李白和杜甫都写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歌,堪称乐府大家。李白乐府诗的主要成就在拟古乐府，杜甫则更擅长创制新题乐府。在乐府诗里，李白擅长主观述怀，杜甫擅长客观写实。尚虚与尚实，正是李、杜诗歌创作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同时也使得他们的乐府诗呈现出不一样的境界和风格。

以李白的乐府诗《远别离》和杜甫的乐府诗《丽人行》为例，分析他们在各自诗中表现出来的“虚”和“实”。

李白的《远别离》一诗，实际上是影射当时的时事，是确有所指的，即借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忧虑

君主有“龙为鱼”之患，权奸小人有“鼠变虎”之虞，但诗中不好明言，所以就把此意化为舜妃娥皇女英的故事。诗歌表面写虚，但却处处虚中有实，即“以虚写实”。

杜甫的《丽人行》一诗，也是写当时的时事，即讽刺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但他并没有像李白一样隐约其辞，而是对一个生活片段进行了严格的写实，几乎不用任何比兴手法。不论写丽人的姿态服饰之美，还是写她们的饮食之精，都是客观冷静的白描，不动用任何手法拐弯抹角，而讥讽之意呈现无遗一。尽管用一句隐语“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含蓄地揭露杨国忠的丑恶行为，但丝毫不能左右全诗的写实情境。和李白的“以虚写实”不同，杜甫是“以实写实”。

李白诗意旨多模糊，指向多不明，现实针对性较弱；杜甫诗意旨多清晰，指向明确，现实针对性很强。

李白的乐府诗多是一些感事之作，很难去对应当时的历史现实，这和杜甫乐府诗“诗史”的面目截然不同。他的这些所谓的感事之作，在表现手法上，以借助想象感怀的居多，写实的甚少。有时即便写实，在旨意上也往往显得迷离惝恍。最典型的如《远别离》，借舜妃娥皇女皇的故事来劝诫明皇不要以国柄轻易授人，用“舜帝囚禁尧帝，后又被禹低所逼，出走于苍梧之野”这样一个传说中的悲惨故事来暗喻可能上演的篡位夺权之悲剧。这样，一场政治危局被诗化为一种迷离恍惚的幻境，而这种幻境又浸染了凝重的绵绵哀愁，使诗在情调上显得更为哀郁。有的反映时事的乐府诗，也写得隐隐约约，像《上留田

行》一诗则在暗示我们：兄弟之间为了争夺国家政权，竟然动用了兵力去互相残杀。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在借上留田的故事来指涉讽喻时事。《丁都护歌》虽是借乐府旧题来咏时事，不用比兴手法，完全写实，但就像杜甫的《兵车行》一样，没有写清背景是什么。但它的主旨是明确的，即同情劳动人民的艰苦劳动，刻画天热热水旱时的拖船，万仞享凿磐石的辛劳。《蜀道难》用各种夸张比喻的手法来写蜀道的艰难，但其真正所指却众说纷纭。

和李白不同，杜甫的乐府诗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主旨也比较明确。杜甫写下了有名的‘三史’、‘三别’。杜甫的诗歌，不但为后人提供了鲜活的历史史实，而且提供了比事实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杜甫将他博大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熔铸在对现实痛苦客观冷静的陈述中，使其乐府诗具备了“诗史”的性质。李白的写虚与杜甫的写实，造成了他们乐府诗风格和境界的不同：李诗“飘逸”，杜诗“沉郁”；李诗“惝恍莫测”，杜诗“恳恻如见”。

杜甫继承李白诗歌，杜甫赞李白诗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铨》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

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李白乐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

从汉乐府起，就继承了《诗经》“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大多以叙事的手法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状况。直至中盛唐时期，杜甫自拟新题，“即是名篇，无复依傍”，真实再现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的全景。诗歌发展到元白时期，白居易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白居易大量创作新乐府诗，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都力求做到讽喻美刺，言真而切，继承着“温柔而敦厚”的传统诗歌精神，而又对其进行着超越。

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但杜甫对于百姓疾苦的描述与反映仅限于诗歌，并没有上升到诗歌理论。直至白居易才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通过起承转合的简单叙述，将一个卖炭老翁的无奈与困苦，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读者面前。从诗中我们都看到了“宫市”制度给人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也深刻地理解到这种制度的罪恶。从字面意思我们不难看出“宫市”表面上皇帝派出太监到街上去买东西，但从诗中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我想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买”无异于抢。白居易正是捕捉到了这种个别的场景，寓特殊于一般，描述了如此遭遇的广大人民，揭示了“宫市”制度之陷民于水火。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是杜甫最忠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杜甫所

开创的写实的精神，绕过了大历诗坛对形式的追求，到元稹、白居易的时代才进一步发扬光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诗学观点的传承。杜甫以后，也有一些诗人继承其变新的余绪，“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诗歌要写实、要讽刺的主张到了白居易有了更加明确的阐发。他说作诗要“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总而言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作为文而作也。”并且明确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些都与杜甫的诗学观点一脉相承。

白居易评论杜甫诗，也是从写实的标准加以裁定的。白居易在创作上继承杜甫写实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乐府诗的写作。杜甫一贯重视运用乐府体裁来反映现实生活。杜甫以前的乐府诗，一方面继承《诗经》及汉魏乐府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即事名篇，自创新题。杜甫的文学活动对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写了很多新乐府、古题乐府等更加创新的诗篇，极大地发扬了杜甫新题乐府的精神。

白居易在《伤唐衢》诗中，说明了写作《秦中吟》的目的：“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明显是要表现民病，以及引起民病的各种政治、社会弊端。他在写《新乐府》时，更是与杜甫的新题乐府一脉相承，而且将杜甫的即事名篇精神进一步发展，以成为讽谕诗。

正因为如此，他才极力推重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石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诸章，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等诗句。白居易的乐府诗，如《秦时吟》中的《轻肥》、《买花》，《新乐府》中的《道州民》、《杜陵叟》、《卖炭翁》、《缭绫》等，与杜甫诗一样，注意表现劳动人民的辛劳与困苦，而且强调作诗时特别需要核实，与现实生活靠近。

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特色，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

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元稹、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总之，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杜甫学习李白乐府而半变，系“大家”；白居易由杜入李而大变，是“正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