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实施反对家庭暴力法的探讨（精选五篇）

第一篇：对实施反对家庭暴力法的探讨

【摘 要】 文章解读了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认为，反家庭暴力法设立的强制报案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其立法亮点。同时指出，举证难、可操作性不强、受社会观念的影响大等仍是反家暴法实施过程中的未决难题。

【关键词】 反家庭暴力法；立法亮点；实施意义

古往今来，不论社会制度，文化特点，阶级，阶层，经济发展水平，家庭暴力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已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也不例外，据有关数据表明，4.3亿个中国家庭中，就有百分之三十的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家暴，且施暴者大部分是男性。对于家庭暴力，传统的道德调整方式在家暴中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从1995年中国首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第一次提出“坚决制止家庭暴力”，到2016年最终的专门法律出台，反家暴立法酝酿筹备近20余年，终于出台了首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该法对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创建两性平等，民主和谐的幸福家庭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制报案制度

此次反对家庭暴力法的一大亮点是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结合我国客观需求，引进了强制报案制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制报案制度。根据新法规定，把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列为了强制报案的主体，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有责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按照规定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相关负责人设定了不履行报案义务的法律责任，这无疑打破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观念误区，及时救助遭遇家庭暴力的未成年人。例如，震惊全国的南京母亲暴打养子案中，该男童就读学校教师发现触目惊心的伤痕并及时报警，经各方面的协调调查，受害者才得以保护，施暴者受到应有的惩罚。首部反家庭暴力法与一般报案制度相比较，具有特殊性，专门设立了强制报案制度，结合客观实际，突出对未成年人、老人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

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对报案制度作出细致规定，“提出家暴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规定，单位、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家暴行为，有权及时劝阻。”[1]受传统观念“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响，大多数家暴受害者往往委曲求全，选择沉默。“外人”对他人遭受的家暴也多以“别人家事不好插手”为由选择了冷眼旁观。例如，发人深思的上海妻子被丈夫剁手的案件中，受害人曾经向路人求助，如果当时有人选择报警，可能会避免悲剧发生，反家暴立法打破这种“沉默”，反家庭暴力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

同时，增加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保护的规定，法律增加了“紧急安置制度”，对身处危险或者无人照料的受害者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为弱势群体建立了“安全岛”，使那些长期深受家暴侵害的人群不再孤立无援，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是一种人性化的设置，体现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二、建立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隔离现实危害

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是专门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危险的人，提供的人身安全保护制度，此制度的最大亮点是把反家庭暴力工作由“事后惩罚”变为“事前预防”。其内容包括“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措施。”[2]当受害者遭受家暴或者面临家暴危险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为，“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委会，村委会等应当协助执行。对于被申请人违反保护令的，构成犯罪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15日以下拘留。”[3]此外，首部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对特殊群体可以代为申请“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4]同时首部反家庭暴力法对“保护令”严格限定，法院受理后，依据情况，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特殊情况，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保护令的最长有效期为6个月，为遭受家庭暴力群体筑起了一道结实的保护墙，我国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保护令，是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此外，反家庭暴力法将申请人的相关近亲属也纳入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保护范围，三、新法执行中的未决难题

反家暴法的实施是中国法治进步的一个缩影。但如何取证、如何落实人身保护令制度等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反家暴法在执行机制不够细化和科学化，应当细化对家庭暴力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明确人身保护令，告诫书等的法律效果，此外，应当明确公安机关为统一的执法主体，以免让法律成为稻草人。

首先，举证难是新法执行中的未决难题之一。涉及家庭暴力诉讼多为离婚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对受害者举证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受害者往往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委曲求全，认为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矛盾，选择隐忍，缺乏收集和保留现场证据的意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家暴证据往往灭失，离婚诉讼往往缺乏证据，处于被动不利的地位。此外，家庭暴力知情者推诿作证甚至不如实作证的情形越发普遍，家暴知情者往往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或者处于亲情、人情等顾虑，通常不愿指证家庭暴力。

解决家庭暴力案件中“认定难”、“举证难”的问题关键在于合理分担举证责任。新法对公安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认定家庭暴力事实，明确列为家暴证据，此举已经对证据标准进行了放宽，此举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家暴案件中“举证难”的被动局面，结合家庭暴力案件的特点，反家庭暴力法应当构建特殊的举证规则和证据标准，明确引入举证责任倒置的机制，减轻受害者的举证负担，彰显关怀弱者，保护人权的立法精神。

其次，立法不完备，法律的可操作性不强。此次出台的反家庭暴力法，条款过于原则简约，执行性不强。例如，反家庭暴力法虽然引入了以预防为主的先进理念，但是，该法在证据规则，法律责任等反家暴要害环节均未有大的突破。公权力如何把握，才能适度的干预家庭暴力。受传统思想“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影响，很多公权部门对家庭暴力的干预明显滞后，有的部门甚至放弃职责，这必然会纵容家庭暴力。但是，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干预不适度，很可能放大矛盾。当出现家庭暴力纠纷时，一些社区组织，妇联等介入，因“批评教育尺度”不当，反而引起婚姻破裂的悲剧，一些受害妇女向派出所求救，当施暴丈夫被警方拘留时，受害妇女又后悔莫及，甚至怪罪有关部门拆散其家庭，使执法部门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令人深思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南京养母虐待案发后，受害者父母反复强调“养母没有做错”甚至起诉最早发帖曝光此案的网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施暴养母有期徒刑6个月，男童生母又愤怒指责“判决太不近人情”。当事人意愿与司法判决的反差如此之大，令舆情陷入“是否执法无情” 的迷惘，以至司法机关不得不向社会作出解释。

最后，反家暴法在具体的落实中，仍会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来自传统家庭观念，及其社会观念的影响，在许多家暴中，女性往往居多，她们性格软弱。部分受害女性存在“男主女从”、“三从四德”等封建意识，认为男性支配女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家庭暴力是家庭内部矛盾，家丑不可外扬，在家暴中绝大多数女性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此外，大多数受害妇女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放弃了作为人的独立和尊严，从精神和肉体上依附男性。女性应该冲破传统观念束缚，自立自强，积极独立，增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遭受家暴时，保留证据，及时向有关部门寻求帮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反家暴法的实施，是促进两性平等，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尽管中国在防止遭受家庭暴力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彻底消除家庭暴力还任重而道远，需要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干预，提高广大家暴受害者法律意识，积极参与到反家暴当中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共同构建平等和谐的美满家庭，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第二篇：反对家庭暴力倡议书

反对家庭暴力倡议书

社会各界朋友：

家庭在我们生活中应该是让人觉得最安稳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问应该互相关怀，宽容相处。然而，根据最近调查情况反映，妇女遭受家庭暴力宗数呈上升趋势，家庭暴力已成为破坏家庭稳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创建“平安家庭”，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

家庭暴力不是个人隐私，而是社会公害。因为它侵犯了妇女的人身权利、健康权利和个人发展的权利，强化了性别不'F'等的环境，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而且严重损害人的人格完整和尊严。家庭暴力在严重影响妇女发展的同时，也影响生活在暴力家庭中儿童的健康发展，还影响整体社会的和谐发展。

所以必须遏制家庭暴力。

遏制家庭暴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我们做起，从每一个家庭成员做起。我们向社会各界朋友发出如下倡议：

一、从男士做起，从家庭成员做起，争当守法、护法的好公民。2001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禁止家庭暴力”明确列入修订后的《婚姻法》，于2005年8月28日又将“禁止家庭暴力”明确列入修订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并于2005年12月1日起施行。因此，每个公民都有权利和义务遵守和扞卫国家法律的尊严。

二、发挥家人、亲朋、邻里、社会大家庭互相关心、守望相助的作用，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应立即劝阻，或协助受害人报警求助，遏制家庭暴力演变成恶胜案件。

三、协助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社会工作者，对家庭暴力受害人提出请求帮助的，应及时介入予以调解，通过宣传法律法规，引导施暴者重视和维护家庭稳定，转变施暴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尽早遏制家庭暴力发展的苗头。

四、公、检、法、司、卫生、新闻部门等公职人员、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等，对家庭暴力必须采取“零度容忍”的立场，及时受理家庭暴力案件，依法惩治旋暴者：及时医治受害人，并出具验伤证明；及时曝光家庭暴力案件，扬善抑恶，使家庭暴力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让我们生活在这个美好家目的每一位人工群众，都关心爱护自己的家人，营造温馨的平安家庭，共同维护好社会这个大家庭，为构建和谐幸福枣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山亭公安分局

第三篇：反家庭暴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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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一直是我国现如今社会上广为关注的一种不良现象，为了保障婚姻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我国指定并且颁布了《反家庭暴力法》。该法规制定了五大制度预防、制止、杜绝家庭暴力，这将会为家暴受害者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保护屏障。这五大制度将会给广大受暴妇女维权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一、告诫制度：轻微家暴可以要求公安发告诫令

受害者遭受轻微家庭暴力，可以立刻报警，并要求公安机关出具《告诫令》。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告诫令》对施暴者有非常好的震慑威力，预防家庭暴力效果非常好。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规定了告诫制度，告诫制度是指“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另外，由于家庭暴力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家庭暴力循环发生的可能性极大。《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七条还配套规定了回访制度，主要是指“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二、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可以代为申请，法院颁发，公安协助执行

《反家庭暴力法》第六章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程序简单。受害者只要证明遭遇了家暴，或者面临了家暴的现实危险，法院就可以颁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于受暴妇女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大部分受暴妇女都同时受到经济控制，可能同时处于人身危险和经济困难的状态中。结合这一常见现象，《反家庭暴力法》规定了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不需要交诉讼费，也不需要提供担保。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代为申请。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当迅速做出裁定，及时制止家庭暴力。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可以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相关近亲属，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等。申请人提交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72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24小时内作出。

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后果将会承担严重后果。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颁发，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三、强制报告制度：特殊人员对家暴有强制报告义务

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往往在维权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这一类人群在遭遇家暴之后很难自我保护和获得法律救济。针对这一情况，《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四条规定了强制报告义务。

特殊单位和机构的人员对这一类人遭受或者可能遭受家庭暴力的强制报告义务。“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负有强制报告义务的工作人员不履行报告义务将被处分。“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www.xiexiebang.com 照本法第十四条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强制报告制度意味着抵制家暴行为不再只是受害者当事人的事情，也关乎到整个社会的责任。当抵制家暴成为一种社会公德与公众力量，那么这个社会的家暴行为也将会日益减少。

四、紧急安置和临时庇护制度：“无限”人的特殊保护

在众多家庭暴力的案件中，大部分的受害者是无法独立生活的“无限人”，施暴者和受害者往往同住一个屋檐下，施暴者甚至可能会在回家之后实施更为严重的报复行为。而由于这种家庭暴力发生在私密的家庭空间之中，公权力很难对这种发生极为隐蔽的暴力行为进行干涉和介入。因此，《反家庭暴力法》第十五条规定了紧急安置和临时庇护制度。

紧急安置和临时庇护制度的具体内容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家庭暴力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

这个制度明确规定了当“无限人”处于危险状态时，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对受害者有安置和庇护的法定职责。在《反家庭暴力法》颁布施行之前，公安机关面对受害者的求助，往往是以“家务事”为由推诿，导致很多受害者没有及时得到救助和庇护，最终导致了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紧急安置和临时庇护制度的推行，对于那些饱受家暴摧残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及时雨，来得正是时候。

五、监护撤销制度：撤销权利，仍承担义务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妇女、儿童、老人，这三者相对而言较为弱势，非常容易成为被家暴的对象。而对施暴者往往可能是他们的监护人。由于监护人具有法定或指定的监护权，可以持续地实施暴力侵害行为。

为了扩大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保护广度和深度，《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监护撤销制度。“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由此可知，监护撤销制度仅仅是撤销了加害人监护权，并未因此免除加害人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义务。

第四篇：反家庭暴力法

反家庭暴力法

2011年7月15日，反家庭暴力法立法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这标志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律的研究论证工作正式开始。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反家暴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第三条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帮助，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义务。

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妇女儿童工作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反家庭暴力工作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

第五条 反家庭暴力工作遵循预防为主，教育、矫治与惩处相结合原则。

反家庭暴力工作应当尊重受害人真实意愿，保护当事人隐私。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重病患者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给予特殊保护。

第二章 家庭暴力的预防

第六条 国家开展家庭美德宣传教育，普及反家庭暴力知识，增强公民反家庭暴力意识。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在各自工作范围内，组织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宣传。

学校、幼儿园应当开展家庭美德和反家庭暴力教育。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妇女联合会应当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纳入业务培训和统计工作。

医疗机构应当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的诊疗记录。

第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开展家庭暴力预防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协助。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咨询、家庭关系指导、家庭暴力预防知识教育等服务。

第十条 人民调解组织应当依法调解家庭纠纷，预防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

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发现本单位人员有家庭暴力情况的，应当给予批评教育，并做好家庭矛盾的调解、化解工作。

第十二条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以文明的方式进行家庭教育，依法履行监护和教育职责，不得实施家庭暴力。

第三章 家庭暴力的处置

第十三条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向加害人或者受害人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有关单位接到家庭暴力投诉、反映或者求助后，应当给予帮助、处理。

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单位、个人发现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行为，有权及时劝阻。

第十四条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应当对报案人的信息予以保密。

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家庭暴力身体受到严重伤害、面临人身安全威胁或者处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并协助民政部门将其安置到临时庇护场所、救助管理机构或者福利机构。

第十六条 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告诫书应当包括加害人的身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容。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将告诫书送交加害人、受害人，并通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应当对收到告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进行查访，监督加害人不再实施家庭暴力。

第十八条 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

第十九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对家庭暴力受害人缓收、减收或者免收诉讼费用。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第二十一条 监护人实施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等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申请，依法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

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加害人，应当继续负担相应的赡养、扶养、抚养费用。

第二十二条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加害人进行法治教育，必要时可以对加害人、受害人进行心理辅导。

第四章 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其近亲属、公安机关、妇女联合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可以代为申请。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书面申请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申请，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

第二十五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居住地、家庭暴力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十六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以裁定形式作出。

第二十七条 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被申请人;

(二)有具体的请求;

(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驳回申请;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

第二十九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

(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住所;

(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条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期不超过六个月，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失效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变更或者延长。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对驳回申请不服或者被申请人对人身安全保护令不服的，可以自裁定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复议期间不停止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执行。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后，应当送达申请人、被申请人、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有关组织。人身安全保护令由人民法院执行，公安机关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应当协助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被申请人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给予训诫，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十五日以下拘留。

第三十五条 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救助管理机构、福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照本法第十四条规定向公安机关报案，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本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六条 负有反家庭暴力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本法自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五篇：反家庭暴力法（范文模版）

《反家庭暴力法》呼之欲出

自人类组建家庭以来，暴力就在家庭内上演。这一难题困扰世界，各国应对的态度和方式也有区别。在中国，由于封建陋习的影响，曾有不少人认为家暴是无关公众的家庭内部事件，法律不宜干涉。近些年来，社会人口流动加速之后发展成为“陌生人社会”，家庭成为孤立的单元，家庭成员只能依靠自我化解矛盾，在应付外部压力的同时，内部张力也扩大，从而更易引发殴打妻子、孩子甚至老人的暴力事件。因此，虽然反家暴立法已提上日程，但要解决家暴问题显然不能光靠一纸法律。

本刊记者/李静睿

44岁的北京市公交车售票员陈莉（化名）为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并顺利离婚,在闹市区故意打劫出租车司机。2011 年9月28日上午，这起特殊的抢劫案在北京西城法院审理，陈莉被判有期徒刑2年6 个月并处罚金。图/CFP

在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家暴事件最为喧嚣之际，全国妇联公开宣布，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已纳入全国人大今年首批立法立项论证试点项目，立项论证工作从10月开始，年底前完成，这看起来像是对李

阳事件最为直接的回应。

这其实只是一个巧合。

“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社会法室已经做了整整一年调研，我们也准备了多年。”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蒋月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把“家庭暴力”的概念引入中国开始，针对家暴是否应该专门立法，一直是一个社会各方既关注又纠结的问题。

很少有人知道，作为一名“国际友人”，李阳的妻子Kim在事发后求助于非常中国化的解决模式：找妇联。只是因为对妇联的架构并不了解，她没有找到对口的权益部，而是去了全国妇联的国际部。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找妇联的原因是当时李阳多次对外表示：道过歉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是kim并不能接受这一点：把我打成这样，问题也没有解决，怎么接受一下媒体采访，就都过去了呢？

这正是酝酿中的《反家庭暴力法》试图解决的问题：一场处于公权和私域之间微妙地带的家暴事件，到底怎样才能算“过去了”？

家暴无关职业

从2004年开始，妇联系统每年接到的家庭暴力投诉一直都在4万到5万件之间，这个数字和2000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多，而且一直未有减少的趋势，占妇联信访总量的十分之一。但是蒋月娥说，很难从这个数字去判断中国的实际家暴数量，因为这既可能因为家暴现象的确有愈演愈烈之势，也可能因为妇女维权意识的提高，更多人勇于大声地讲述自己的遭遇。到底有多少“沉默的羔羊”，这可能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几乎所有的社会学调查都证明了中国家庭暴力的普遍存在：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理事会的抽样调查显示，家庭暴力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生率为34.7%，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在2007年至2008年间的阅卷调查发现，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占不同基层法院受理全部离婚案件的比例，最低为36%，最高达62%。这表明家庭暴力已经成为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原因。在女性之外，儿童是家庭暴力的另外一个主要受害群体，据反家暴网络理事会主席、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陈明侠提供的调查数据则显示，中国

有超过70%的家庭都存在对儿童的暴力。

在向有关领导进行反家暴立法的情况汇报时，蒋月娥用了这样的词句形容家庭暴力中的女性遭遇：“以沉默隐忍暴力，以分手离开暴力，以暴力消除暴力，以生命结束暴力。”前面两句是说那些不为人知的家暴事件，后面两句话则是在为当前已经不可掩盖的家暴极端化趋势做出注脚：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年到2007年审理了因家庭暴力而引发的12起杀人案件，其中一共死了13人。在陕西省女子监狱，2007年因家庭暴力杀人的女性有171人，其中有163件都是杀夫案。2010年，黑龙江一名超过60岁的女性举起家中劈柴的斧子劈向了熟睡中的丈夫，原因自然也是丈夫多年的打骂虐待。

如果说这些杀夫案像台湾女作家李昂那篇著名小说《杀夫》的现实投影，那还有的故事比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更加荒谬：今年3月，44岁的北京市公交车售票员陈莉（化名）在长期的家庭暴力之下，拿着一把价值两块五的水果刀抢劫一辆出租车，原因是“进了监狱就能办离婚”。

蒋月娥提醒记者，那种认为农村男人更喜欢打老婆的观念是一种误区，高收入、高学历、高地位的三高人群暴露出来的家庭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而且方式常常更为极端恶劣。去年7月，北京市就有一起轰动的女编辑杀夫案。夫妻双方都是高学历人群，丈夫更是知名企业高管，年薪过百万。在供词中她提到，丈夫要求她脱光衣服，并且威胁将会“把你乳房割下来！”

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理事会副主席李洪涛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她接触的家暴案例中，名牌大学毕业生、高校老师、媒体高层、各种公司白领都频频出现，因此她反对用各种物质化因素去衡量家暴的发生率，“我们反复强调的是，家暴不分人群，普遍存在，如果一定要分类总结，那么婚姻基础薄弱、家庭关系复杂、夫妻沟通不畅以及男权意识强烈的家庭相对容易发生，家暴和学历收入职业这些并没有决定

性的关系。”

但李洪涛也承认，城市里的家暴事件更为危险，因为它往往更为隐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房子都是敞开的，谁家打了老婆，村里的人都会知道。但是城市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没有多少邻里交往，个人隐私意识又比较强烈，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一些社会地位的女性，大部分都会顾忌自己的社会地位，不会选择在第一时间公开遭遇。而有家暴倾向的男性，也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很难让人疑心背后的阴暗面”。

制止家暴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是公权力的介入。李洪涛说，判断家暴事件究竟属于私域可由当事人自行处置，还是公权力应当介入的分界点非常明确：是否侵权了人权。

法律过于分散

中国法律中第一次使用“家庭暴力”的概念是在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还同时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即离婚时受到家庭暴力的一方能够获得经济赔偿。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是强调了应该多部门合作解决家庭暴力问题。2008年全国妇联又联合另外六个部委下发《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分别对家暴发生之后，宣传、司法行政部门、公安、检察院、卫生、民政和妇联的职责进行了明确，但是这份意见书在“家庭暴力”的定义上仍然沿用了既有的法律解释，并未包含婚内性侵犯、经济控制等家庭暴力形态。

“法律太分散了。”蒋月娥说，现在明确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散见于《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个别条款之中，而且大都属于宣示性条款，没有对家庭暴力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警察、检察官、法官对家暴认识存在分歧，必然导致了处理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有些警察还是传统观念，丈夫打老婆，父母打孩子都是人家的家事，我们不能干预”，而在最为极端的以暴制暴的杀人事件中，法官的判案标准也始终未能统一，“最低的认定为防卫过当，判三缓三，但是最高又可以判到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此外，对于很多家暴致死案件以虐待罪而非故意伤害罪判刑，各方也一直存有质疑之声。根据《刑法》规定，以虐待罪定刑，即使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也只是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远低于故意伤害罪的量刑力度。2009年10月19日因家庭暴力死亡的北京姑娘董珊珊，她的丈夫王光宇就是以此罪定刑，最后被判六年半。这个判决曾经极大刺激了公众的神经，董家的代理律师李莹和张伟伟在事后写道：“我们

至今无法直视她父母的眼睛，是不忍，是不敢。”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全国妇联权益部和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理事会已经各自向立法机关递交了自己的《反家庭暴力法》专家建议稿，两个文本在原则上大致相同，如提出把家庭暴力分类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和经济控制，对施暴者将采取教育、矫治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即在刑事和经济处罚之外，对施暴者要通过矫治、教育和心理辅导来进行疏导，以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等等。

目前各地还处于试点当中的“人身保护令”可能将是法律的最大亮点，这一做法参考了国外的经验，即施暴者在限定时间内除不得对申请者继续实施暴力外，还禁止利用电话、信件、网络等方式骚扰申请者。蒋月娥说，根据全国妇联了解的情况，“人身保护令”效果很好，绝大部分都停止了施暴，也很少有复发的报告。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三位女权主义者，以表彰她们“以非暴力方式抗争，争取妇女安全和妇女参与创建和平的权利”。目前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对家庭暴力进行了专门立法，中国，将会是下一个

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