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演讲」邹静娴：五年博士生涯,三大人生改变

第一篇：「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演讲」邹静娴：五年博士生涯,三大人生改变

「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演讲」邹静娴：五年博士生涯，三大

人生改变

题记本文为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硕博项目毕业生代表邹静娴的发言。求学朗润，时光飞逝。她与毕业生们分享了自己最真切的感受，谈到了这五年博士生涯带来的三大人生改变。原汁原味的精彩内容，请见下文！写在前面的话：我是一名90后，今年27岁。家境谈不上十分优越，但也肯定吃穿不愁。真的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周其仁老师下放打猎时碰到的那些野兽我只在动物园里见过，林毅夫老师冒险游过的那片海我只在旅游时目睹过；没有见过人吃人，对于饥饿的理解只在减肥时有过。你问我为什么不燃烧自己，照亮黑夜中的民众，我只能说，我生我长的年代早就用上了电灯。我没有住在农村的外祖母和木匠刘麻子教会我下笨功夫的意义，但博士五年，我不知道除了下笨功夫还有什么方法能让文章发表？如果有，请告诉我，我真想学。台上五分钟，我代表不了北大，说了些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最真切的感受，与高尚无关，但句句真心。各位老师，家长，同学大家好！我是12级的博士生，邹静娴，今天很荣幸能作为学生代表在此发言。站在这里，压力挺大的，尤其是当我知道后面做嘉宾发言的是作家刘震云老师的时候，他的小说叫“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分量我是断不敢奢望的。但好在刘老师还有一句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女人想做一件事，男人是挡不住的。”所以，我索性就有啥说啥了，可能浅薄了些，但照鲁迅先生的话，说不定也有些“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的可爱。那在其位谋其事，我的第一句话当然是感谢，感谢老师的谆谆教诲，感谢同学的相互扶持，感谢家人的一路陪伴，你们的存在使得我们的求学之路生动而温暖。第二句是感慨，感慨时间真的好快，当年入学时听别人说“园内一银杏树，读博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当时觉得遥遥无期的五年，走完发觉也就那么长。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朗润园中的这几年时光究竟带给我哪些改变呢？抛开那些心灵鸡汤不谈，我想和大家汇报几点实实在在的：第一，没以前那么容易被忽悠了。真的，以前我看很多学术文章、媒体评论，经常觉得“哇，好有道理的样子啊。”只要对方一引经据典，一拔高立意，我很轻易就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现在，我也还是会被忽悠，但至少比以前难了。难，最重要的原因当然离不开恩师们的传道受业解惑，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虽然没那么正能量，但我觉得却也是大实话——那就是距离感的缩小。以前，对于所谓的名人、权威的迷信，很大程度上源于“你在山巅，我在山脚”的距离感。我很喜欢看一个公众号叫“六神磊磊”，是专门读金庸的。其中一段人物描写是这么说的：“来人温和地自我介绍说，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叫做郭靖。然后他还风轻云淡地说起自己曾在烟雨楼和一个与重阳祖师齐名的侠客交过手，那个人好像叫黄药师吧。”接着他还会看似不经意地跟你透露“自己曾和一个姓龙的美丽女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纠缠，后来她选择嫁给一个叫杨过的年轻人，据说也挺优秀的，我祝福他们。”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这个人是谁了，不过是一个武功、资质、地位都很一般的尹志平，根本没有他塑造的形象这般了不起，但他是在骗你吗？一条条单独拎出来看都不假啊，但如果你没有亲身参加过少林寺SEMINAR，没有围观过光明顶-朗润园年会，你很可能内心扑通一下就跪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真的要感谢北京大学，感谢国发院，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有幸接触到了很多蜚声国际、首屈一指的业内领头羊、历史亲历者、改革弄潮儿，这些经历让我们在国际前沿对话时，腰板是笔直的，声音是洪亮的。当书本上的名字以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时，距离感的缩进让我们少了一份对权威的迷信，多了一片独立思考的空间。“不用告诉我他是谁，告诉我他说了什么。”这是我在院里常听到的一句话。第二个变化是脑子里开始有了经济学的框架。这话要是从别人口里说出来，我会觉得挺虚的，但我却在不经意的瞬间发觉这种变化已悄然发生。一个触动我的瞬间源于春运期间的一件事儿。当时，一名在校女大学生出于对农民工抢不到票回家的同情，通宵达旦地无偿为农民工抢票。这种行为自然引来一片赞扬，但在赞扬声中，我留意到了一位北大教授的微博留言，他说“从社会总体福利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任何改进，因为替农民工抢到的每一张票都对应于另一个人买不到票。”听完这番话，你作何感想？我知道，这其中有些技术细节有待商榷，但我想说的是，有过经济学训练之后，我们至少能在经济学的框架内理解他的逻辑，和他进行辩论，而不仅限于义愤填膺地骂句“没良心”。这就说明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已经慢慢渗入我们的骨髓，让我们在道德准则之外又多了一套可供选择的评价体系。第三点变化就是心态比以前平和了。读研是一件很打磨人的事儿，有时候冒出来一个想法，自己兴奋不已，结果一翻文献，人家老早就做过了；有时候一篇文章写了几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最后只得束之高阁。经历多了，心态自然好了，我现在甚至觉得“发生的就是最好的”。我高考的时候考得很不理想，但也是源于那次失利，我才留意到了北大国发院的经双项目，才有幸给国发院的老师当了助研，才最终站到了这里；我刚开始上手做研究时，选择的是一个现在看来我并不擅长的领域。花了很多时间、气力，所读的文献后来基本没用上。但事后看来，那些精力都没有白费，至少一是熟悉了数据和CODE，二是在一次调研中认识了一个我后来常有合作的师兄。摊上你不喜欢做的事，错过某个重要的机会，无缘最心仪的学校，这可能都是为了将来某个更美好的场景而预设的铺垫。也许当下看不出这些安排的用意，但时间拉长了，某天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哦，原来当时是要我到那里去，遇见某些人，学会某些事。” 发生的就是最好的，只是这个“最好”需要我们有点耐心。退一万步讲，即使你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蠢的事，事后挠破头皮也想不出它的意义所在。但“排除一个错误选项”，这本身不就是意义吗？即使慢些，但大的方向总是不错的。想通了这一点，就真的没必要患得患失了。我们何其有幸，背靠国发院这一平台，依仗年轻这点禀赋，就可以放肆地低成本试错。朗润园里这几年光景带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丰盛的经历，它是阿甘手里那包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的巧克力，是国贸里说的love of variety。最后，我想到了四年前一位师兄在他的毕业演讲中说的一句话：“常言道，既生瑜，何生亮，但进到CCER，你感叹的是‘既生瑜，何生一堆亮’。”在我有幸与朗润园结缘的这几年中，我对这句话的认同感日渐加深，因为周围优秀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他们聪颖、勤奋、天真、深刻，懂生活，还好看，这你上哪儿说理去~但同时我更加庆幸，庆幸的是这“一堆亮”都成了我的老师、同学、朋友，他们的出现精彩了你我的过去，也将照亮我，照亮我们、即将开启的未来。谢谢大家！北大国发院微信列表研究机构北大国发院智库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未名湖数字金融研究教学项目北大国发院MBA北大国发院EMBA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项目北京大学国发院经济双学位国发院研究生会体育商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校友及学生组织国发院博士之家国发院BiMBA2015PTBiMBA2016朗润EMBA那些事国发院研究生校友会北大国发院校友教授个人马浩教授on战略管理京晶课堂杨壮谈领导力春暖花开

第二篇：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视频 (张维迎 刘震云 演讲)

北大国发院毕业典礼视频（张维迎 刘震云 演讲）

2017年7月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举行。多名教师代表、嘉宾、毕业生和家属出席了此次毕业典礼。典礼由北大国发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毕业典礼拉开了序幕。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发表致辞。他首先向983名毕业生表示诚挚的祝贺，并代表校方向支持同学们学业的家属和亲人们表示感谢。面对即将走上社会舞台的毕业生，姚洋院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仍在路上，毕业生们不仅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且要做社会的引路人；北大人要有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唤醒所有人，感染同路人，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社会进步。北大国发院张维迎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回顾了中国和世界的科技进步史，指出要实现创新，必须创造自由的环境；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发挥，才能让中国变成创新的国家。张维迎指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大家的责任，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他希望毕业生们捍卫自由，成为真正的北大人。在学生代表发言阶段，硕博项目的邹静娴、经济学双学位项目的黄和清、MBA项目的段小娇和EMBA项目的商玥分别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们带着激动的心情，回顾了在国发院学习的美好时光，向老师们表达了真挚的感恩之情，并决心在未来的人生路上，担当起北大人的责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此次毕业典礼还特别邀请到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作为78级北大中文系校友，刘震云回顾了在北大生活的点滴趣事，一盘锅塌豆腐描摹出人间百态；谈到同学情谊，他很高兴今天983名毕业生都将成为北大校友，也将成为他本人的朋友，校友、同学是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往往在毕业后才能感受到“同学情”的真正含义；他最后希望毕业生们能有一种坚定、执着的精神，担当起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照耀人类前行的路。北大国发院在过去二十年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校友。每到毕业典礼，都会有校友代表来欢迎毕业生加入校友大家庭。此次邀请的校友代表是北大国发院2000级EMBA、奥盛集团总裁汤亮先生。他在致辞中表示，Alumni这个词，就像一条神奇的纽带，不仅可以让毕业生与母校终身保持着一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而且学子们鲲鹏展翅后，都愿意尽己所能来回报母校的哺育之恩。他相信北大国发院的校友，也会用自己的行动，发扬光大“Alumni”精神，回馈母校，回馈社会。在同学、家属和老师的期待中，接下来举行了庄严的学位授予仪式。最后，毕业典礼以合唱《歌唱祖国》结束，寓意着广大毕业生即将奔赴祖国各地，为祖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张彤 报道）【毕业典礼演讲】刘震云：我们民族最缺的就是笨人本文为在2017年7月1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2017届毕业典礼上，著名作家、北大校友刘震云的嘉宾致辞。刘震云：感谢张旭东教授，感谢姚洋院长，使我有机会又回到母校，回到百年讲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这里好像是大饭堂。当时每一个北大的同学手里会提一个饭袋，是用羊肚子手巾缝成的。我记得我提了四年饭袋，但我不记得我洗过这个饭袋。当时大饭堂的饭菜有四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是五分钱的：炒土豆丝、炒圆白菜、炒萝卜丝；第二等是一毛钱的：鸡蛋西红柿、锅塌豆腐；一毛五的开始有肉了：鱼香肉丝、宫煲鸡丁；两毛钱的有回锅肉、红烧肉和四喜丸子。我是一个农村孩子，一毛五以上的菜我在北大四年从来没有接触过；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最爱吃的菜是锅塌豆腐，不是肉菜，但因为豆腐被炸过，油水比较大，拌上米饭，人生不过如此，夫复何求？大食堂最大的惊喜不是你排队买到了锅塌豆腐，而是当你排到的时候，你是最后一个买到的。到最后了，盆里面的汤汤水水，大厨一下子倒到你碗里。最悲催的是你前面一个同学买到，到你这儿没了。他买到锅塌豆腐之后，会看你一眼，已经到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庆幸之余有些幸灾乐祸。最大的奇迹在我身上发生过，等我排到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同学，锅塌豆腐就剩了一份，但这个同学思索了一下，剩了最后一份的锅塌豆腐一定特别凉，我改主意了，我想吃鱼香肉丝，锅塌豆腐就到了我的饭盆里。我吃着幸福的锅塌豆腐，找到吃鱼香肉丝的同学问，你是哪个系的啊师兄，他说他是经济系的。经济系不就是我们国发院的前身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的意思是，你和母校的关系不在于你在母校的时候，而是当你离开母校、再想起锅塌豆腐的时候；当你十年之后再路过北大的时候，来到百年讲堂的时候。我在母校参加这种场合的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2013年新生入学时，在未名湖畔的大操场，有1万多名新生；第二次是中文系百年校庆的时候；第三次是今天，国发院983名学生毕业的时候。入学和毕业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入学是相聚的时候，毕业是分别的时候。自古人生伤离别。但我还是祝贺983名同学毕业，因为从今天开始，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又多了983名我的同学。我这些年最深切的体会——同学是通往世界的一张特别有效的通行证。不管到世界的哪个国家、哪个角落，他告诉我：师兄，我也是北大的。同学能够使陌生到熟悉的时间极大地缩短。你们马上可以谈论一下北大、北大相同的老师和北大的锅塌豆腐。2015年，法国里昂有一个作家的圆桌会议，我遇到一个北大同学，在里昂大学当教授。法国有名的雕塑家巴托尔迪，曾雕塑过自由女神，他雕塑的里昂喷泉是几匹马往不同的方向拉一个车。我看到雕塑就想起了商鞅。这个同学对我说：师兄，你在生活中不能上当啊。我问不能上什么当，他说，比如有人请你到外头吃饭，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到家里。如果到家里请你吃牛排也一定不是同学，应该包饺子。接着我就到他家包饺子。里昂和巴黎最大的区别是，巴黎只有一条河——塞纳河；里昂有两条河。每次看到这些大河波涛汹涌向东流去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河要是在我们村南边该有多好。我去他家吃饺子，同学的家在里昂郊区，河旁边。他先带我去地上看看，他说，房子、车、法国女朋友，都是八成新，怎么样？我说，好。接着带我到地下看了看，有个酒窖。镇窖之宝是1985年的三瓶拉菲。同学说：1985年到2015年三十年，人生有几个三十年？今天咱们把这三瓶拉菲喝了！我说且慢，今天如果喝了，你明天后悔怎么办？他说，有好酒不让同学喝让谁喝呢，如果不让同学喝，有好酒又有什么用呢？他上升到哲学层次。我也热血沸腾，说，喝！就着饺子„„我还没怎么样，他喝多了，开始跟我讲现代金融学理论，讲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现代金融学理论在企业的运用„„我一句没听懂，拉菲真不错。我的意思是，当你们在学校是同学时，你并不知道什么是同学，当你离开学校再重逢时，你才知道什么是同学。什么是同学？就是他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懂，你还跟他聊了一晚上。刚才姚洋院长和张维迎教授做了特别好的发言，谈到了我们的母校是什么。北大是什么人？一代一代的北大人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产生地。不但北大人这么认为，全世界的人也这么认为。这里产生了严复、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蔡先生办学方针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些人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是民族的先驱者。什么是先驱者？当几万万同胞生活在当下时，他们在思考民族的未来。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黑暗中没有火炬，我只有燃烧了我自己。我以我血荐轩辕。哪怕他们知道几万万同胞会蘸着他的血来吃馒头。这就牵涉到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人类需要知识分子？他除了要考虑这个民族的过去、当下，最重要的是未来。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眼睛应该像一盏探照灯，更多的知识分子像更多的探照灯聚焦一样，照亮我们民族的未来。如果这些探照灯全部都熄灭了，这个民族的前方是黑暗的。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这个民族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的校徽是鲁迅先生设计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读来读去，我读出了三个人。一个是我们的父亲阿Q。阿Q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哪个同学能跟我说下？——对了这不是中文系——最大的特点是没老婆，出门就挨打。出门挨打不叫受欺负，但是你的智商被欺负了而不自知，你又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跟着这个父亲受欺负就叫受欺负了。另外他塑造了一个我们母亲的形象，祥林嫂。她最大的特点是没丈夫，有一个孩子也被狼吃了。她一辈子最大的工作是要把这个悲剧讲成喜剧。另外鲁迅先生还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孔乙己。他最大特点是腿被打断了。如果知识分子的腿被打坏了，他看的远处比平常人还要矮近，那这个民族就会出现像孙中山先生所讲的那种情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我们北大人捍卫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生命的所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母校是谁，我们的老师是谁。大家毕业以后是从一所大学到达了另一所大学，从一本书到另外一本书。大家最需要知道的是这个民族最缺失什么。这个民族不缺人，不缺钱。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最有钱。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欺负人的。如果14个人有10块钱，另外2个人有9块钱，用我们国发院现代金融学的理论来衡量，到底谁有钱？我们的马路头一年修，第二年要拉开看一看；我们的大桥，寿命不会超过30年；一下雨，我们的城市就淹了。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远见。远见，对于这个民族，如大旱之望云霓，如雾霾之望大风。大家在另外一个大学起步时，有两句话千万不要信：一是，世界上的事是不可以投机的，千万别信，世界上的事是可以投机的。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这句话我也不同意。投机分子走近路成功的人在人中起码占80%。但主要的区别是，他们得到的利益只是针对他们自己。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只对自己有利还是你促进了这些事情的发展。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最缺的就是笨人。我在北大有很多特别好的导师，我在另外一个学校也有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一个是我的外祖母，她是个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不识字，她和上个世纪同龄，1900年出生，1995年去世，活了95年。她在方圆几十里是一个明星，如果演电影她就是安吉莉娜o朱莉，如果踢足球她就是梅西，如果打篮球她就是杜兰特，如果跑步就是博尔特。但她一辈子给地主打长工。她个子只有一米五六，但是我们黄河边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每次割麦子时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当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在地头中间。她晚年的时候，我跟她有个炉边谈话。我说，你为什么割得比别人快？她说，我割得不比任何人快，只是割麦子我一哈下腰，就从来不直腰；因为你直一次腰你就会直十次、二十次；我无非是在别人直腰的工夫我割得比别人快一点。接着她跟我语重心长地说了句话：我是个笨人啊。这是一个伟大明星的教诲。我有个舅舅，是个木匠，小时候得过天花，脸上有麻子，大家叫他刘麻子。刘麻子做的箱子柜在周围四十里卖得最好。渐渐周边就没有木匠了。所有木匠都说刘麻子这个人特别毒，所有顾客都说他做的箱子柜特别好。他晚年时我跟他有个炉边谈话，我说：舅舅，你的同行说你毒，你的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什么人？他说别人说你毒，和说你好，并不能使你成为好木匠；我能成为好木匠，是因为别人打一个箱子花三天时间，我花六天时间；你只花六天时间也不是好木匠，我与别的木匠的区别是，我打心眼里喜欢做木匠。我特别喜欢做木匠活刨出的刨子花的味道；你只是喜欢做木匠活，你也当不好，我当木匠会有恍忽的时候，比如我看到一棵树，如果是松木、柏木、楠木，哪家的闺女出嫁的时候打个箱子柜该多好；如果是棵杨树，杨树是最不成材的，只能打个小板凳。他已经达到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境界。他虽然不是北大哲学系的，但已经达到了哲学系毕业的水平。有时候，我开车路过我们民族的马路，马路两边基本上全是杨树，因为杨树长得快。但你去像欧洲、北美那些发达国家，路两旁全是松树、椴树、楠树、橡树、白蜡。树的质量对比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心态。所以我送在座的师妹师弟两句话：种树要种松树，做人要做刘麻子；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还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记得下次见面的时候请我吃饺子。（本文已经刘震云先生审阅修订）张维迎 自由秩序是一种责任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1984)）。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谢谢！本文来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