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仲裁论坛主题演讲-中国仲裁未来20年改革与仲裁法修改重大问题探讨姜丽丽

第一篇：上海国际仲裁论坛主题演讲-中国仲裁未来20年改革与仲裁法修改重大问题探讨姜丽丽

中国仲裁未来二十年改革发展 与仲裁法修改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探讨

（注：该文为中国政法大学仲裁研究院秘书长姜丽丽在2016年上海国际仲裁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审阅）

一

中国仲裁未来二十年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当我们展望中国仲裁未来二十年发展的时候，首先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过去二十年发展的实践和现实是什么样的。认清现实并勇于剖析问题，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坚实基础。个人总结，中国仲裁过去二十年的发展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95年《仲裁法》的实施，实现了从“行政仲裁”向现代商事仲裁“制度上”的转变，仲裁成为经济领域内与诉讼并行的、独立的纠纷解决制度。

第二，实现了“仲裁机构体系”的重新构建：仲裁法实施前成立的各类经济合同仲裁机构从其所属的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国内仲裁从之前按照不同行业部门、以及行政级别设立的“仲裁机构体系”，转变为按照地域——即“设区的市所在地”为基本框架设立的当前的“仲裁机构体系”。

第三，国际、国内仲裁按照不同制度并行：一方面中国国际商会早在仲裁法产生前设立的涉外仲裁机构（贸仲、海仲），与各地政府牵头组建的仲裁机构在仲裁法框架下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涉外/国际仲裁与国内仲裁，在仲裁法及相关法律、制度中均被区分对待。

第四，仲裁机构数量、及其处理纠纷的数量和标的逐年增长，且近几年增长迅猛。根据仲裁研究院的调研，2015年全国机构共计244家，受案数量13多万件，比2014年增长近20%；受案标的超过4000亿元，增长约50%。

第五，仲裁机构成为主导中国仲裁发展的力量，且机构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全国244家仲裁机构中，参与仲裁研究院共建的十来家仲裁机构的受案数量约占全国的15-20%，而标的占全国将近一半。以下是我假期调研的八家代表性仲裁机构基本信息汇总表，可以作为中国仲裁发展现状的一个缩影，给在座嘉宾简要做一个介绍：

贸仲是传统的涉外仲裁机构，今年迎来成立六十周年华诞，从其受理案件当事人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来看，仍然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国际仲裁机构，也是最富有涉外/国际仲裁经验的机构。北仲作为按照仲裁法重新组建的“一线城市”仲裁机构，受案标的持续猛增，2015年出现了标的过百亿元的案件，体现出其办理重大案件的经验正逐步得到市场认可。广仲2015年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对“互联网仲裁”的推广，并号召建立“中国互联网仲裁联盟”，其网上仲裁实践走在行业前列，网上立案数近2000件体现出其特色；这体现了仲裁机构对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发展变化的积极应对与探索，具有行业代表性。深圳仲裁2015年金融案件集中，体现出其所处金融中心的地域优势，并且“金融仲裁院”入驻商务核心区独立运行，以图更大发展。上海仲裁相比较2014年没有太大变化。武汉仲裁在持续十几年受案数量排名全国第一的前提下，最近五年实现了数量稳定而标的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说明武仲调整案件结构的战略布局卓有成效，真正成为“非一线城市的一流仲裁机构”。重庆仲裁坚持创新发展，作为西部城市成绩卓越，其市委市府已经提出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战略布局，并在今年启动，随着国家级自贸区落户重庆，其发展值得期待。青岛仲裁自2013年启动法定机构改革以来，得到各方面支持，并推动在刚刚结束的地方人大会议上通过了把青岛建设成为国际仲裁中心的议案，以地方立法支持形式助力仲裁发展，对国际国内仲裁界都敞开了胸怀，令人钦佩，相信青岛仲裁未来不可限量。海南仲裁曾被其领导施文主任自嘲是“孤悬海外搞仲裁”，但就是在这样“孤悬海外”的海岛上发展起来的仲裁业绩，已经超过全国很多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想见，这一定与其付出的努力相关。

通过这八家代表性机构的情况可以看出，仲裁机构发展不平衡，与当地整体经济状况并非都是“正相关”，说明其它因素也对仲裁事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调研发现，仲裁机构的体制机制、领导班子、文化建设等方面，都构成机构发展的重要竞争力。

在对仲裁发展现状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科学评价当前的仲裁发展现状？如何客观分析中国仲裁的现有“国情”？

二

仲裁20年实践的现实国情与问题分析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大家熟悉的仲裁制度运行的上述三个维度来说，第一个维度，我们先看起主导作用的仲裁机构。

（一）仲裁机构总体状况与面临的问题

如前所述，20年来组建的仲裁机构，其设立主体都是当地市政府，其常设机构身份被定位为“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法人”。这是其基本特征和属性。所以，在近几年启动的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仲裁机构面临在事业单位既有分类改革中的现实选择——但无论是“参公”，还是公益一类或公益二类，都很难说与仲裁机构情况完全匹配，各机构在此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也有机构在进行“法定机构改革试点”。

从仲裁机构的服务水平和业务能力角度，国内机构大致有几个特点：（1）总体说，少数高端，两级分化，一批省会及副省级城市所在地和发展基础较好地域的仲裁机构正在崛起，这批大约在50家左右，构成仲裁机构发展的“后备阵地”，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且发展良好。（2）“全能”机构：在前述基本特征情况下，内地仲裁机构承担大量职责和职能，除了宣传推广制度、案件全流程管理与服务外，一般还作为“类政府部门”承担其它事项以及相关工作等，一方面机构成为仲裁制度运转的核心，另一方面机构也成为政府运作体制的一部分。（3）“强势”机构：在改革过程中，很多机构的“官方”或“行政”色彩浓厚，机构的服务功能更多异化为“管理”、“管制”功能，同时自我类比法院，导致“诉讼化”问题突出——以致于济南仲裁委在其宣传用语中提出“仲裁不是二法院！”我一直觉得这个口号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幽默感”。

面对仲裁机构这样的一个基本“国情”，我多次被问到：中国的仲裁机构是不是太多了？甚至说全世界都没有像中国设立这么多家机构的，应该砍掉一部分！我想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当回到我们仲裁法立法的目的和初衷去看。仲裁法被认为是一部充满改革精神的法律，是因为其立法之初就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将原来3000多家行政机关内设的仲裁机构，几万名专职仲裁人员全部撤销、分流，那现在244家仲裁机构相对原来的3000多家多还是少？若仅从纠纷解决数量上比较，考虑到20年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客观情况，也很难判断我们到底是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和进步。关键问题在于，当初改革实际上是要回归仲裁作为商业服务的本质，服务成本应当由商事主体自行承担，而非占用政府资源，由纳税人承担。因此，只要确定了这个基本改革方向，我想机构多少并不重要，只要保证行业规范发展，有统一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市场自然会做出选择；重要的是，仲裁机构是否在向充分发掘社会资源解决纠纷、为市场提供服务的道路上发展，而不是依赖政府、不思进取，成为没有淘汰机制的“养老院”。

关于仲裁机构改革问题，也是我们仲裁研究院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今天不专门讲，但提示一点，就是本届政府自2015年强力推行的商协会改革。大家知道，仲裁最早脱胎于商协会组织，当前的商协会改革对仲裁机构改革具有参考价值。要点如图所示：

大家看商协会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相信仲裁人会觉得很熟悉，其任务和措施也有参考价值。这方面我们今年也会举行专题研讨会继续跟进研究。

（二）仲裁员总体状况与面临的问题

1.产生方式：整体讲，20年来仲裁员主要是由仲裁机构各自培养聘任为主，缺乏社会培养机制，缺乏行业规范机制，缺乏自我发展通道。这与仲裁法施行的“强制仲裁员名册制”相关，也与“临时仲裁”未放开相关，不进入仲裁机构名册，意味着个人缺乏其它能够从事仲裁服务的合法渠道。

2.专业能力：总体来说，当前仲裁员的专业能力还是不能满足仲裁需求；除少数地区仲裁员能够得到有效培训外，绝大多数地区在仲裁理念和纠纷解决专业能力的培养方面因缺乏社会资源支持而难以提升。根据研究院调研，初步估算，全国能够真正具备较好的纠纷解决专业素养的核心仲裁员不超过2000人的规模；而其中能够胜任国际商事仲裁纠纷解决需要的不足十分之一，在国际仲裁中具备一定话语权的人才更是屈指可数。所以，仲裁员的选任和培养将成为当前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仲裁行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3.人才储备：正因为缺乏社会支持和自我发展的渠道，仲裁人才明显储备不足，但在律师、商事主体、各行业协会以及高效科研机构中都存在大量的后备力量，只需要将各行各业中的适合人才加以仲裁与纠纷解决能力的专项培养，并提供更多实践机会，相信仲裁人才发展将迅速提升。顺便回应一下，很多人关注仲裁研究院能否独立招生，招本科生等问题，我想说的是，目前，在高等教育中，仲裁还不是一个独立学科，甚至都不是法学二级学科，因此，无法独立招生。但这几年高校科研机构正逐步关注仲裁与纠纷解决领域，仲裁研究院的成立就是顺应这一潮流的结果，并把建立仲裁独立学科作为一个努力目标。

（三）当事人总体状况

当事人即仲裁用户，是仲裁服务的对象，也就是仲裁的社会认知度和使用状况。整体而言，社会对仲裁的认知度还非常低，仲裁作为一种有效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和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从企业角度，基本情况是“小微企业不了解，中小企业找律师，大型企业看法务”的状态，从每年商事诉讼与商事仲裁案件数量的比较，就可以看出仲裁使用率还相当低。

从商协会的角度，商协会作为距离企业最近的社会组织，其对仲裁的认知度也非常低。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各类商协会有7万余个，但真正与仲裁机构能够合作解决纠纷的却屈指可数，仲裁与商协会本来应当具有天然联系，现在却相互不够了解，而商协会往往承担行业纠纷解决的功能，对仲裁是有现实的需求。通过最近一两年的接触、了解，很多中字头的行业协会表示，他们这些年不是没与仲裁机构联系过，但仲裁机构都是各自为政、情况各异乃至相互竞争，谈过几次后，我们无法判断到底要怎么与仲裁行业合作，因为仲裁行业一直也没有建立起协会，很难统一与其它行业领域对接。仲裁研究院在各家共建机构支持下，正就商协会提出的行业纠纷解决人才培养方面做尝试和努力。

从新兴产业的角度，例如，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企业关于纠纷解决的需求是什么？是让新兴产业去适应传统的仲裁模式？还是仲裁积极适应新兴产业的需求，去打造适合新的商业模式的纠纷解决服务？我想这不是技术问题，是心态和思维的转变问题。相信未来二十年，一定是新技术产业层出不穷、交易模式升级换代的时期，面对这样的市场需求，仲裁若不回归商业本质适应商业变革，就必将被这一领域或许是最重要的领域抛弃。

三仲裁法修改应当关注的重要问题探讨

考虑到这个问题过于宏大，涉及方方面面，我仅从前面已经分析的三个基本维度之间的关系角度，提出几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供探讨。

（一）仲裁机构VS.当事人

1.仲裁协议：更为宽松的有效性认定条件，以及配套以使之有效的制度。

当前仲裁法关于仲裁协议有效性要件规定过于严格，应当放开，体现支持仲裁的态度，相信理论界与实务界就该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关键是要考虑在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内，配套真正使之能够有效运行的制度。

2.规则与服务：更加灵活多元、国际国内统一，考虑接纳示范法。

仲裁规则是机构提供给当事人的服务标准或产品，曾有仲裁规则是应当全国“统一化”还是“个性化”之争。个人认为，仲裁法关于程序方面的规范应当尽可能精简，以指导性为主、减少限制性规定，尽量赋予机构和当事人以自由选择或修订的空间；行业可以制定最基本的“示范法”，供各家以及临时仲裁参考。在此之外，仲裁机构在这方面的竞争应当是形成各自擅长的行业、领域的纠纷解决规则与配套服务。至于当前的国际国内区分，导致“涉外因素”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也可以考虑这种区分在仲裁中到底有多大意义，是否可以彻底改变这种并行模式。

总的来说，考虑到仲裁法修改及其推广的效果和成本，直接全面吸纳UNCITRAL的MODEL LAW可能是最为直接简便的途径，而香港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全面吸纳加特色支持”是一种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成功实践。这对于中国国际仲裁的发展，或说在中国建设国际仲裁中心的战略构想，将是直接的支撑与最好的“名片”。

3.收费问题：更加合理的收费机制，仲裁员报酬与机构费用的确立。

仲裁收费当前总体是“国家指导价”，各地又各不相同。其中，机构代收费用后，仲裁员报酬和机构的取费标准更是大相径庭。那统一的规范和界限在哪里？行业要发展，要避免无序和不正当竞争，合理的费用机制和规范制度必不可缺，这是最仲裁发展的现实制约，需要认真考虑。

（二）仲裁机构VS.仲裁员

1.强制名册制改为推荐名册制

如前所述，强制仲裁员名册制会制约仲裁的长远发展，“推荐”更符合仲裁机构服务的本质，推荐名册制也是国际通行惯例，当事人不会因为国际知名仲裁机构提供的仅仅是“推荐”名单而不重视。

2.仲裁员资格条件：更为宽松还是更为严苛？

当前仲裁法关于仲裁员的资格条件要求相对其他仲裁发达国家和地区是非常严格的。我想，仲裁员资格条件是应该更为严苛还是更为宽松，关键看对仲裁员的基本定位是什么？若要与法官类比，那就走向了“诉讼化”的方向；淡化所谓的“资格”门槛，交给当事人与社会去选择和判断，才符合仲裁的本质；而这并不意味着仲裁员的真实水平会降低，把决定权交给真正愿意获取仲裁服务的当事人，而不是限制其选择的权利，更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和社会的推广。仲裁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服务，不应当是“封闭性的”，而应当是“开放性的”。

3..仲裁员报酬：合理的机制与合法的保护

机构仲裁中，仲裁员报酬支付体系与仲裁机构收费体系直接关联，也与仲裁机构对仲裁员的职责要求直接关联。“仲裁员报酬不合理”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仲裁员群体不能发展起来、无法走向国际的重要原因。那合理报酬形成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与整体仲裁收费问题协同解决才有可能。

（三）仲裁员VS.当事人

两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临时仲裁能否放开。虽然不少保守人士坚决反对放开临时仲裁，但实际上社会实践中有些纠纷解决模式已经接近临时仲裁，而接受临时仲裁的国家和地区也并未为此付出什么难以承受的代价，因为代价无非是当事人愿意选择承担的。相信即使立法不改进，社会需求的生命力和仲裁领域无法避免的对外开放力量终将也会冲击这道藩篱。

四

仲裁与相关制度与法律的衔接问题

“中国市场经验+接轨国际压力”是中国仲裁20年实践的成果，也是当前仲裁界的现状。当把问题投向未来发展与改革时，相关制度与法律的衔接更是仲裁法修改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司法保障

司法保障是仲裁制度得以发展的最重要支持。当前仲裁实务界最关注的问题并非是司法审查撤销的问题，而是仲裁前期及过程中的保全、临时措施与后期的执行保障问题。当前，有些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推动下，进行“诉仲对接”创新工作机制，仲裁研究院在纪念仲裁法实施20周年的“仲裁公信力”奖申评活动中，收集到大量素材，相信这些将成为仲裁法修改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二）机构仲裁VS行业仲裁

一个值得仲裁行业关注的问题是，在当前以地域为基础的“机构仲裁体系”与商会仲裁体系（贸仲、海仲）的基础上，能否给予行业仲裁发展空间？正如前面提到的，不少行业已经意识到建立行业仲裁的必要性，并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范围内开展了行业仲裁实践，甚至计划通过行业力量推动在行业立法中加入关于仲裁的规定，而倒逼仲裁法修改。而相对某些特别有影响力的行业而言，仲裁界既并未形成自己的行业力量，影响力又相对弱小。这也给仲裁行业一个提示：与其坐等其它行业谋求突破，不如先做好迎接与合作的准备。一方面，是要考虑如何加强行业自身合力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则应设计行业仲裁与现有机构仲裁体系相衔接、合作共赢的体制与机制。

（三）仲裁法与“ADR促进法”

除了现有与仲裁法相关的法律外，中央政法委司改领导小组一直在推动的司法改革“三步走”战略中，出台整合性的“ADR促进法”将是下一步的任务目标。如何利用这一整合契机，为未来仲裁发展提供更多空间值得更具前瞻性的战略构想。比如，对“仲裁”的定位是不是应突破“商事”领域，仲裁法将不仅仅是一部“商事仲裁法”，而是一部“仲裁”综合法，那对现有结构和内容的突破可能更大，而其影响也更加深远。

时间有限，今天先和大家交流到这里，相信我们还会在各个分论坛上继续就大家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个人浅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姜丽丽

2016年3月6日于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