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专访白岩松——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专访白岩松
——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胡赳赳
“一个时代要包容，要创造条件让很多人去做无用的事，不仅仅是写诗、作画、听音乐等等，还要去关心很多跟你自己没关系的事；幸福的三要素是物质、情感和精神，说无用就是要多关照自己的情感和精神。”
他显然是个有用的人，不仅有用，而且很忙。忙到连辟谣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两次出现他从央视辞职的假消息。他走路很快，语速也很快，手机也会打断他的交谈——除了上《新闻1+1》的直播之外，台里又有其他的节目请求。
在中国，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当红的《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就说，白岩松是他最为欣赏的同行。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称为作家，两本自传和评论类的书籍《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一直都是畅销书。他还尽量抽时间满足大学、媒体等发表演讲的邀请，他擅长即兴的发言，常常以雄辩、睿智和严肃的面孔出现。与他理性的思考相比，他是个温和的“改良派”，在“革命”、“改革”和“改良”三个词汇之间，他毋庸置疑地选择后者。这是他对时事一贯的看法，他不希望看到流血、牺牲和暴力，他说：“历史将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盛世。”他有着自我的历史观：“历史要靠每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地推进。”
很难将他归类到“新左”或“自由主义”这种知识分子阵营的划分里。但在他的自我确认中，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尖锐的言论常常影响着舆论的导向，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着，他不是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而这，也让民众和媒体进一步认同了他。
“做无用的事”是他最近一次演讲的题目。其核心观点是：“面向社会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面向自己的时候，多干一点别人认为没用的事。”这位43岁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卸掉了三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也回避着各种接踵而来的社会邀约，不去做一个“滥好人”。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痕迹。他想了想说：“夜深人静的时候，人还是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安心。”
“有用”是时代病
《新周刊》：如何理解“有用”与“无用”？
白岩松：当每一个人都在拉扯你要去做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活着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我认为都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活着”的状态。我毕竟过了40岁了，也要去考虑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全是那些“有用”的事情？为什么在做那些大家都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感觉不到快乐。我做新闻的时候——就像你做你的杂志的时候，也不一定感觉快乐，因为这是责任，是你的理想的某些东西在这里。因此，生命需要一种平衡。过了40岁，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不能总去做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其他人认为的那么多有用的事儿吧，那些我经常觉得快乐、无用的事儿怎么没有时间去做呢？所以，在暗合自己或者说是契合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个体身上的冲突绝不仅仅只停留在我个体这儿，它也是时代的一种病。所以，大家会觉得契合，但我必须得承认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要去为大家怎么怎么地——那又是“有用”的事儿了，我只不过是发布自己的感慨。但是我也是时代当中的一分子，这是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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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我也是被传染的。那么大家有那样一种共鸣也是正常的。
《新周刊》：那你自己是怎么处理的？
白岩松：我现在必须是要敢于说“不”。具体说来是有步骤的：2003年我放弃了权力之路，我辞去了所有附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是3个节目的制片人——与权力有关的路。那好了，我堵死了一个出口，这是一条岔路。如果你眼前有无数条岔路，那你会把自己走晕了的，现在我先把它堵死了。
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利益，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清洁，有时候亲朋好友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推不掉，有时候也会去做，但是必须坦白说大部分钱我已经不去挣了，大家很少会在类似企业、商业或是演出的各种场合看到我。
还有一点很重要——堵死了一条“好好先生”之路。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时间了——都在做“有用”的事，没有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有一点便是因为你试图维系着这种好好先生的面孔，面向所有的方向，你不会发火、不会说“不”，你好像没有得罪任何人，最后却把自己“得罪”了。
堵住了权力的路，适当地堵住一定比例钱的路，再堵住一些好好先生的路——便给自己腾出了一些空间，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了——听听音乐，看一些书，跟朋友聊聊天，保证一定的运动量，踢球，散步，去画画北京的美食地图或是找找淘碟的地方。
《新周刊》：这里头可能就牵扯到一个时间分配法则的问题。都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碎片化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碎片化了，就是时间。
白岩松：再深一步，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再愿意用时间去换利益，我拿出相当的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舒服，换生命该有的某种状态。
《新周刊》：那别人会去想——对你白岩松而言，是不是你的生命中的理想、欲望和激情都已经实现了、达到了——从而你选择这样？
白岩松：比我得到的多的人多得多，比我得到的多的人不愿意停下脚步、依然为名忙碌的多得多得多。我不属于我们这个行当里的富有者吧——相比较之下。但是我也绝不能不说自己不富裕，这绝不可能。但是任何事情是相对的，那我觉得起码我还懂得适可而止。
“无用”的种子在80年代
《新周刊》：其实，在我眼里有两个白岩松同时存在——一个是人群当中的白岩松，所谓人群中，包括出现在公共空间、公共画面当中的白岩松；还有一个是人群背后的白岩松。哪一个是真实的你？
白岩松：任何一个人，大家有时候总觉得“哪一个才更真实？”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做每一件事情展现出来的那一瞬间都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见过很多温文尔雅的人在球场上突然成为“暴力分子”，哪一个是真实的？可是我非常清楚，都是真实的。我的球友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生活中和声细语的，但是在球场上却偏偏很暴戾。
《新周刊》：比如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看到一个屏幕上的白岩松和生活中的白岩松完全判若两人。
白岩松：屏幕上跟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人。我觉得大家在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太过简单了，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看任何事情，不是对就是错、不是白就是黑、不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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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B，但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更多是在AB之间、在黑白之间、在对错之间、在好坏之间，那才是最大的比例。所以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不会去简单地下结论。人也是一样，我们会说“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别逗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我们跟任何人都一样，就看环境激活了我们什么。
《新周刊》：对。坏人是什么？坏人就是自己恶念的一部分。
白岩松：有的时候跟大学生交流，我就想，我也有可能成为他们所厌恶的人，如果环境把你潜在的那个因子激活出来，一样。
《新周刊》：你现在是过了40岁，那对于20多岁的人来讲，做无用的事适当吗？
白岩松：我18岁到20多岁之间做无用的事是做得最多的，我现在不过是一种回归而已。你说写诗有什么用，半夜趴在床上，你说对着星空数星星有什么用？一帮男男女女坐在草坪上拿着吉他，然后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一遍，有什么用？为一个民族深深地忧虑，热烈争吵，在很多成熟的人看来，这有什么用？
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幸运吧，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做过很多所谓热血沸腾的无用的事，所以才有了深深地做“无用之事”的这种“种子”。
《新周刊》：那是因为在大学里有时间，如果出了大学校门，22岁之后到30岁，这个人生奋斗的8年，让这群人去做无用的事儿，可是很难的，他们每一步都得为了生存而考虑。
白岩松：我也不是没做过，在我打拼得最狠的那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头，我也会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只不过不像现在这么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我经常会把我以前的球友召集在一起打一夜麻将，你说这有什么用呢？说赢了钱吗，没有，一般是输钱的。听音乐有什么用，也会去听啊，只是比例会小点。很重要的一点，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在看一些无用的书，便没有后来的——比如说我最初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陪着我的是曾国藩的书，曾国藩有一天一下子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的《东方之子》跟他是同步的。
曾国藩使我“开悟”
《新周刊》：你觉得你开悟是那个时候？
白岩松：跟他有关，这我一直都很清楚。真正若说是“开悟”，那有很多种类的开悟，但若是讲人生的某种开悟，的确来自我看到曾国藩写到——曾国藩这一生中的最高境界，达到了巅峰，是陪着皇帝吃了一顿饭，当我看到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意识到的是“我他妈不喜欢！”如果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峰的话，我不要！
《新周刊》：换句话说，曾国藩给了你一个反面的推动力？
白岩松：对。这个东西是一个重要的“悟”。我记得那是在一个下午，突然明白有一些东西是我不想要的，我不看重它。否则我不会把这个细节记得如此清晰。
《新周刊》：曾国藩很会明哲保身，此后他就写了很多封家书，间接地来表明他其实没有权力野心。
白岩松：我既欣赏他某些东西也很可怜他。这就是曾国藩给我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单向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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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这里边还有很多的钦佩，还能理解他的某种挣扎，但是又有某些不屑，都纠缠在一起。像一面镜子一样去照，那我觉得就是悟。我那时候真的很忙，天天在忙、四处出差，一个月最多做过17集“东方之子”，忙得一塌糊涂，但只要是有时间，我就在一页一页地翻看曾国藩。可是如果没有这种无用的事，我会有那一瞬间的“破壳”吗？我觉得这种破壳经常是发生在做无用的事情的时候。
《新周刊》：你还说了一种“无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为自我忙碌、为自我去奋斗，但是如果稍微地顾及一下公众的权利，对很多人来讲就认为那是一种无用的事情。
白岩松：当你面对社会的时候，你应该去多关心很多跟自己无关的事，你要把自己从老百姓慢慢地向公民过渡，这是中国必经之路，每一个人最好参入其中。
《新周刊》：我最近在看一本书——鲁迅很推崇的一本书，当时翻译叫《支那人的性格》，现在翻作《中国人的德行》，里头就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从来都不注重公权力。
白岩松：的确，我认同。这是一个“大无用”，无用底下的两个子题——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外要去关心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对内要多做很多别人认为没用的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一谈到做无用的事儿的时候，想到的是“内观”，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我也很看重“外观”。你如果不去关心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那么有一天你会成为牺牲品，就这么简单。所以，它还是有用嘛。这里头有一个辩证法，你看似去关心了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其实也是在关注自己。
《新周刊》：庄子就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白岩松：（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浙江富阳，富阳以《富春山居图》现在名扬海内外，但是当初，600年前的时候是一个72岁的老人——黄公望，在那画了一幅很无用的画，用了三四年，当时能山居，他一定是远离中心，也是个无用的人，画画有什么用呢，做了一件无用的事。600多年里头，富阳每个年头都会有各种有用的人叱咤风云，但600多年过去了，那些人都烟消云散了，最后这座城记住的或者说人们记住这座城的是当初一个无用的人做过的一件无用的事，现在它还不断地给这座城市带来有用的财富和有用的关注。前些天，我查相关的资料，突然发现这幅画是当初黄公望画给无用师的，《富春山居图》又名《无用师卷》，恰恰有“无用”这两个字，说明了他当初也有这种心态，因为他边缘化、山居，然后绘给无用师。这个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一个时代要包容、要创造条件让很多人去做无用的事，不仅仅是写诗、作画、听音乐等等，还要去关心很多跟你自己没关系的事。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的
《新周刊》：上次你在《新周刊》15周年刊庆的生活方式论坛的演讲中，提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抱怨”，你说现在的人抱怨太多。
白岩松：这个恰恰跟刚才你我说到的这两个无用——一个对外一个对内，紧密相关。比如说对外，我们都在抱怨别人，但是有没有想到你也是其中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现在既是原告又是被告。我们天天在骂：染色馒头，三聚氰胺之类的，可是回归到每一个行业里头，你不也在往这行业里掺很多东西吗？你我都是干新闻的，你敢打保票你没掺过“三聚氰胺”、没染过色吗？
我们有权利成为原告，因为买了掺染色剂的馒头、掺三聚氰胺的奶粉，你很愤怒，这伤害了孩子、家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想，从我们手中出手的某种产品也掺了，别人的感受呢？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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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原告，但同时也是被告。那就要去多关心很多与自己无关的事，成为一个公民，约束自己也约束别人。
《新周刊》：我在想，从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到当代这一百年，为什么中国的国民性就没发生过变化，我对比看过的19世纪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写的文章，再看现在的中国人还是那样。
白岩松：1993年的时候，我在上海采访过一位哲学家，赵鑫珊。我问他，为什么科技进步得这样快，但是现代人还要靠十八十九世纪的音乐来抚慰心灵？赵鑫珊回答了我一句话，我将记一辈子，他说，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说我们进步了，手机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它带来了方便，但它带来了幸福吗？我们现在说，楼越来越高了，可是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高楼跟你有什么关系吗？这些反而导致了城市温度的上涨。我们过于简单的把这些东西理解为进步，从某种角度讲，我觉得它是退步。没办法，人太多没土地了，所以楼越来越高。通讯也是，过年人们都不当面拜年了；手机里头500多个甚至上千个电话号码，但是关键时候有几个可以打？人们现在接名片，拿了名片先看是什么位置的人、有没有用，没用的就撕了。我们只愿意结识“有用”的人，最后生活中有趣的人就越来越少。
《新周刊》：而无用往往是跟有趣联系在一起的。
白岩松：对啊。会喝茶的人有几个？会听音乐的人有几个？附庸风雅者居多。喝酒也是，酒我既讨厌又喜欢，讨厌的是那些为了应酬的酒，喜欢的是完全没有利益纠葛，哥几个往那一坐然后瞎喝，这才是好酒。大家经常说“进步了”、“现代”，我现在特别警惕“现代”这个词，现代指的是一种时代，并不意味着牛逼，可是我们现在把“现代”当成了牛逼。现代人会像很多古代人活得那样精致吗？比如说，我不认为现代的家具超过了明式家具，当然我没有一件明式家具，但以我有限的审美，真正震撼了我的就是明式家具，我没见过比那再牛的了，它就是艺术品，简直是绝了。古人为什么能够有这些东西？他有大量的做无用的事的时间。我相信世界上大部分伟大的创造，都来自无用的时间和事情当中。牛顿要没在那闲呆着——这个未经考证，不一定真被苹果砸的，但是在大家的构想当中，他是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然后被砸中；再比如说，马克思那时候就磋磨什么什么主义，在那时候绝对是无用的——咱不说它的好坏；还有像苏格拉底，他们不纯属一帮闲汉吗？但人类和历史的被推动不经常是由这些闲汉们造成的吗。
《新周刊》：无用，是不是说要真正注重自己的根本？
白岩松：都别去埋怨，好像说现在大家都不幸福、时代极其糟糕，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经过30多年的努力，终于发展到可以发现我们更多问题的时候了，这是一种进步的标志。你看我们现在开始谈论幸福、谈论无用、谈论自由，30年前我们谈论的是吃什么、穿什么，不解决这些东西就想让大家做无用的事情，那简直是太混蛋了。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谈无用，可以谈幸福，是因为我们积累了足够多的物质财富。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去谈论这个问题的，不能矫枉过正。我也不认为中国到了一个全民皆可做无用之事的时代，我们还得保证着7%—8%的经济发展速度，我们每个人还有大量的时间需要养家糊口。但是要开始提醒大家拿出一定的时间、一定比例的生命中的时光去做一些无用的事。
再混蛋的人也有夜深人静时
《新周刊》：我记得你在你的书中引用梁漱溟的话——人一生要解决三个关系，而且顺序不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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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人与物的关系，第二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是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
白岩松：古人讲“三十而立”，立是一个很物化的概念，你必须打好一定的物质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比较认同的幸福的三要素就是：物质，情感，精神。有很多人问我：“你幸福吗，怎么样才能幸福？”我说我那本书后面是问号（《幸福了吗？》），你别认为我是弄明白了，我也蒙着呢。但是我比较认同这三个关键词与幸福的关系：物质是基础，基础很重要，但是如果认为拥有了物质就可以幸福，那也太乐观了。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现在什么都有了却还不幸福？我说你“什么都有了”是指在物质方面什么都有，如果你的物质现在是正分，而且分值还挺高，可是你的情感是负分、精神也是负分，最后一算总分是负值，你能幸福吗？此时此刻很多中国人，包括这个时代的问题，就在于此。我们有很多人可能是“负分”，因为情感没有依靠、精神没有支柱。以为仅靠三分之一的物质基础就可以让自己幸福了，不会啊。所以，说无用的时候就是开始要关照自己的情感和精神。
《新周刊》：那好多人是这么想的，说物质可以代替情感也可以代替精神。
白岩松：我见过精神替代物质和情感的，但还真没见过物质就可以替代情感和精神的。《新周刊》：那有人会觉得，要情感和精神干嘛，用欲望能替代一切，就这么一辈子也就过去了。白岩松：可以啊，但除非他永远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毕竟是人，再混蛋的人也会有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有梦醒时分的时候，那便是面对自己的时候。
《新周刊》：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这三个关系和无用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白岩松：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啊，人终究要回到与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也许你可以用某些东西比如钱来解决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终究解决不了与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当死亡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你总得会有一种惶恐，我到底要什么？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做一些无用的事便跟内心很近了。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就是安心。不安心，社会安不了，个人也安不了，便也幸福不了。
《新周刊》：是不是可以说你是一个对社会形势偏乐观的人？
白岩松：不是我偏乐观，而是如果不乐观一点怎么往前走呢？有很多人会问：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这不是梁漱溟那本书的名字嘛（《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我说不一定是世界会变得更好，而是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的这种力量推动了我们向前走。首先重要的是我们向前走，时代怎么向前走——你得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要不信一点什么、不乐观一点，还怎么往前走？狗赛跑，前面还得有点肉呢。咱们一辈子说短也长，向前走靠什么支撑？你得先把自己前面弄个“诱饵”吧。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悲观主义者才容易乐观一点，因为什么结局我都承担。那么，让每天过得好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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