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寒门一定要出贵子才能体现教育公平吗
寒门一定要出贵子才能体现教育公平吗
在衡水二中为防止学生跳楼而安装护栏与亚投行女儿那让人惊叹的学霸经历慢慢淡出网络时，恰恰是反思一些问题的好时机。寒门出贵子才是教育公平的最好体现吗?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的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大?以及教育公平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不同阶段，教育公平的含义不同
在杨东平《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新中国教育公平的轨迹》一文中，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另外一个是受教育的“机会均等”，而1949年以后的教育史，则是从权利平等逐渐过度到了机会均等，而如何更好的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则是现在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同时，从历史的不同阶段来看，精英、平民、教育公平都有着不一样的含义，这些含义有的受到意识形态的特定影响，有的受国家发展目标及发展模式的影响，有的则受到社会转型后市场化的影响。
概括来说，当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时，教育的机会更多的给予了出身好的农民与工人，而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教育公平的天秤无疑很难倾向于他们。按照杨东平的话来说，这时的教育公平，体现在阶级内部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还没有普及。
而当强调工业发展，需要高科技人才时，此时的教育则慢慢从之前的阶级内部的平民化转向精英化，甚至要求建立一种类似“小宝塔”式的精英教育，这样的精英教育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在中小学里设定一定数量的重点中小学，数量多少则取决于对应的重点大学的多少，两者之间要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对应关系。
当社会需要转型，开放市场，形成市场化办学时，所谓的精英就不再是出身好的工人与农民，也不是侧重高科技的技术人才，而是慢慢与金钱挂钩，与权力结合。当然，此时的教育公平不再仅仅体现在“权利平等”上，而对“机会均等”的诉求慢慢凸显出来。
硬性与软性两方面条件体现教育公平
当我们看到贵州山区里的儿童很有可能因为家境情况，早早辍学外出打工，看到超级中学里的学生成为应试大军里的一员，就为了拿到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场券，甚至看到网上对亚投行行长的女儿的评价：初中就通读莎士比亚原著，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热爱文学和艺术，钢琴和单簧管技艺都达到了专业级水平;她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哈佛所有的本科课程;25岁拿到了哈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时，过度关注于他们之间家庭环境的不同，出身不同，因此才将焦点集中在了“寒门不再出贵子”，好像只要寒门不再出贵子了，教育便不再公平，但我认为，中国教育的不公平，并不主要体现在家庭环境上。教育公平受两方面条件影响，一种是硬性条件，受制度影响，一种是软性条件，受环境影响，诸如家庭环境。在中国，教育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制度设计方面，比如：城乡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受教育的不平等、不同地区受教育的不平等。除此以外才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会出现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而导致一定程度的教育不公平。
前一种不公，堪称中国特色，原因很多，有户籍制度的影响，形成了城乡二元间的对立，教育资源的投放也随之倾斜于城市;有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差异导致对教育投入的差异而导致最终产出的差异，发达地区更容易受到好的教育，而落后地区则次之;当然就高考而言，地方保护主义更使得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
后一种不公，也可以说是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间的博弈，就是教育到底应该倾向于平民，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让全民受教育呢，还是倾向于精英，推行更为精英的教育。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提供多种机会，让精英人群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大多数人不至于辍学，也能接受到教育? 如何从美国教育平权中吸收经验
美国的教育史上也有类似中国这样的从权利平等到机会均等的发展过程。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这场发生在60年代的平权运动，让少数族裔，尤其黑人，拥有了与白人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而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乃至其后的，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女权运动，让女性逐渐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
通过这些平权努力，使得弱势群体得到了特别的“优先照顾”，看起来实现了教育公平，但事实上，在获取教育资源，以及从家庭环境来看，弱势群体依然弱势。
在薛涌《美国为什么寒门难出贵子》一文里写到，美国常青藤联盟最初就是富人的俱乐部，但经过了诸如取消希腊语、拉丁语考试、引入SAT入学考试、推行奖学金制度、对退伍军人入学的优惠政策、平权运动的开展等一系列的措施，让美国教育看起来越来越公平。至此，我们很难相信，在美国，寒门也是很难出贵子的。
薛涌在文章里继续引述了耶鲁校友杂志上一篇文章里的数据“2013年录取的耶鲁新生，只有15%的家庭年收入在6.5万美元以下。考虑到美国中等年家庭年收入仅为5万美元，这意味着占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的子弟，只能在耶鲁占据15%的位置。另外16%的学生，则来自年收入在6.5万-12万美元的家庭。剩下的69%，来自年收入在12万美元以上的家庭。这大致就是收入在顶尖10%的家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与我们一般认知完全不同的事实呢?作者认为，主要在于美国的贫富差距太大，哪怕政府想要推行教育平权，但胳膊要想扭过大腿是很难的。
看到这，是不是认为，美国在教育平权化上的努力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呢?恰恰相反。在《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美国教育平权运动40年》文章里，介绍了美国如何通过民间努力，建立民间组织，帮助那些穷人的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比如1989年，温迪·库普与其丈夫理查德·巴斯创办了公民组织“美国援教”(Teach For America)，该组织与那些常青藤联盟毕业的志愿者签订两年的服务合约，让他们到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教任教，服务于落后地区。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可以说，虽然贫富差距导致穷人与富人之间受教育的机会还无法均等，但无论是通过一系列的平权运动，还是民间努力，政策支持，机会均等都是一个可以被实现的“美国梦”。
但在中国，教育不公平，关键还不仅仅在表面看到的家庭环境的不同，也不仅仅是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问题的根本还在于，虽然拥有了表面的权利平等，但实质上，农村与城市、不同地区之间受教育的机会根本不均等。同时，伴随着大学扩招，看起来上大学的人数增加了，但教育产业化，使得教育质量大大缩水，上大学就等于失业。
可以说，寒门出贵子，在美国是一个可以慢慢实现的“美国梦”，而在中国，一个人要想寒门出贵子，要么读衡水中学，还要忍住不跳楼，要么出生在北京这样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城市，或者有一个可以拼的爹，再不行，家里有钱，要么出国，要不移民，总之，“中国梦”还很遥远。
第二篇：农村教育短板 寒门还能出贵子吗
农村教育短板
寒门还能出贵子吗？
2015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海波呼吁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解除他们生活上的窘迫状况，鼓励和培养本地优秀教师长期在家乡任教，稳定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才能更好推进农村义务教育。（长城网3月8日）
今年两会上，呼吁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促进教育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代表热议农村教育短板，比如不少农村地区仍存在办学条件差、教学设施不到位，除了硬件设施上的不足外，几乎所有的代表委员都谈到，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最核心的就是教师队伍建设。
我们常说“寒门出贵子”，越是贫寒家庭，越希望通过考试改变命运，千百年来这是家喻户晓、人人尽知的道理。犹记得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期，虽然高考升学率低，却被寒门子弟视为知识改变命运的黄金年代，全国重点大学里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了20%至40%，很多农村学生用知识改变了命运，并成为社会的精英。
但在以后的近20年中，高校扩招了，农村教育条件改善了，学生反而上名校难了，寒门再难出贵子了，原因何在？一是从家庭条件看，农村孩子先天就输了，有人总结出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城市里的孩子从幼儿园里就被父母不惜血本上好幼儿园，重点小学、中学，无论是家长素质还是受教育的环境，农村孩子都奢望不及。
二是，从教育资源上看，农村硬件条件虽然有了改善，但与城市比还是差得远，大多仅限于盖了一座教学楼，几台被赞助的电脑。教育软环境的改善，则无明显进展，农村教师资源仍旧匮乏，农村教师待遇低，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人才留不住，成为突出问题。村里的老师到镇上去了，镇上的老师到县城去了，县城的老师到市里去了，没有好老师，教学质量从何谈起？另外农村老师进修、职称晋升等机会较少、住房婚嫁等现实困难，也都是许多人放弃教师岗位的重要原因。
寒门如何出贵子？责任不在孩子，而在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以及农村的生存环境。如何让寒门学子的梦想实现，如何让改革的成果惠及他们，不仅关系我们整个社会的公平，也关系到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因此只有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在政策上作出保障，切实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在绩效工资、补贴、住房等方面给予其充分保障，才能稳住教师队伍，留住人才，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公平教育的机会。
第三篇：寒门还能出贵子吗
寒门还能出贵子吗
很多人有个误区，他们说现在的社会“上升通道逐渐关闭”、“阶层日益固化”，是社会病了。但其实，这才是社会原本的常态。中国过去的两千年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西方这种数百年稳定的社会，阶层固化更是早已天经地义。
阶层剧烈变动的年代才是历史的异态。“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所以成为千古名句，恰恰就是因为这一幕不多见，不常见，很稀奇。时人异之，才产生了文学效果。一个流动性过大的社会，一定是制度不完善的，完善的制度不会容忍高流动性。
但恰好，我们这代人的祖辈和父辈生在了中国数百年来变动最剧烈的几十年里，每个大家族都有那么几个人的人生之跌宕起伏，简直可以拿来拍电影。中国在短短一百年时间里，经历了不下七八次政权变更和近乎180度的政治转向。《霸王别姬》、《大宅门》这样的影视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就是因为成功反映了我们这一百年来的个人命运之不可预测，并引起了亿万家庭的共鸣。
这种人生经验导致我们这几代人误把这种阶层大幅波动的局面当成了世界的常态。而最近20多年看着尘埃落定，要回归历史长河的真·常态了，很多人就不适应，受不了了。
良好的家庭环境在任何年代都会极大的帮助后代晋升到社会高阶位置。将相无种只是平民阶层的幻想和安慰剂，尽管这句话是中国普通人千年来的精神支柱（甚至可以上升到民族格言），但最先喊出这句话的陈胜吴广，最后改变了他们的阶层吗？
精英阶层在历史上名头多变，无论你管他们叫什么，豪强、士族、门阀、权贵、集团、派系、二代，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首先是一座城堡。城堡的第一功能，是防住别人再进来。所以先进来的人，会不断地增加城墙的高度，以阻拦尚未进来的人挤来摊薄自己的特权和福利。不过他们会把砌城墙的行为包装一下，使得普通人很难分辨。
今天精英阶层的一项杀手锏，在于他们会为子女预留许多人生止损线：毕不了业可以就业，无心求职给钱创业，开拓业务刷爸妈的脸，就算一事无成，还可以当个列席者。所以精英的后代，人生是被设了下限的，差不到哪里去。
下限有限而上不封顶，这就是这群人开挂的地方。何况精英阶层还会以相互之间彼此关照对方子女的方式强化这种机制，关照了别人，也就等于关照了自己，这早已是城堡里的潜规则。与这种大招比起来，那些所谓的“增长视野”、“减少摸索”的好处都只能算毛毛雨。
一切权力的核心，是规则制定权。只要规则制定权和暴力机器两手在握，后来者的腾挪空间就基本没了。很多人说，今天依然有上升通道，这话没错。但稳定年代的上升通道是受控的，这是和动荡年代最大的区别。这根通道何时搞流量管制，决定权在别人手上，你不仅没有决定权，连知情权都没有。流量管制落到你头上了，你就只能像在机场里遇到延误那样，听天由命，刷刷微博，等候广播，了此一生。
现在主流意识形态开始鼓吹中产阶级的崛起。什么是中产阶级？以专业人士为代表，中产阶级的本质，是精英阶级的随从，是精英分配-酬劳体系中的一环。如果精英是躲在高高的城堡里，中产阶级就是拱卫着城堡的一圈外城。外城依附于城堡，但又优越于再外层的乡野。
中产作为城堡的外城，也有自己的城墙。中产阶级的外城墙是学历，而城堡的内城墙是血缘，这是最最核心的区别。如果你注意观察，你就会发现，越上层的人越爱用血缘来区分人，到了最顶层，几乎只认血缘，这种城墙是极高的。中产阶级的城墙比起城堡要矮许多，防御薄弱，所以时不时就有人可以翻进来。
中产与底层之间的流通也相对顺畅的多。通过几十年个人奋斗，从底层成功翻墙成为中产的人，很容易得出“个人奋斗能改变阶层”的结论，并把这个结论灌输给下一代。等到下一代想在中产的基础上继续往上爬时，才发现再上面的游戏规则和父亲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不过，这堵城墙依然是有缝隙的。我个人的感觉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平民其实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工具来实现阶级跃迁，但前提是你得具有以下三者中的一项：
一是“天赋”。有“天赋”的人，我们通常叫“天才”。“天赋”的本质，其实就是基因突变，按人口中的一定比例随机生成，出现地域无法控制，出现时间不可预测。这种不世出的人类天才一旦出山就光芒万丈，再保守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得不考虑将这些天生异能者收编进城堡之内。有“天赋”者，万中无一，上升难度最易。
二是“才华”。我们一般也叫“能人”。而“才华”和“天赋”的区别在于，“才华”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刻意培养的成果。这些“能人”往往是平民阶层举数代人之心力打造的“特优产品”，功能和特点都是为统治阶层精心定制的，用着绝对顺手，包您称心满意。统治阶级看到平民中居然有人这么有心，也往往心生感激，愿意接纳其成为自己一员。有“才华”者，千里挑一，上升较易。
三是“美貌”，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占人口比例大概1%左右，可以被上层阶级拿来直接当装饰品或是改善基因用。但因为数量最多，上升的难度要比前两者高好几个数量级。
以上三大要素，占一个，就有实现阶级跨越的可能；占两个，有实现阶级跨越的较大可能。三个都不沾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实现阶层跨越那就只能靠彩票了。需要注意的是，勤奋并不能使人上升到精英序列，勤奋本身只有在和天赋、才华、美貌这三要素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发挥其助攻作用。单拼勤奋，只能保证你上升到底层阶级中的上层。
天赋、才华、美貌之所以得到精英阶层的承认，是因为这三样东西放在任何群体内都是稀缺资源。我注意到的一个趋势是，这类稀缺资源被优化配置的效率，在今天这个时代正在急速地上升。换言之，怀才不遇的牛人、小村小镇的美女，在未来将越来越难以被埋没，随时随地都会被挖掘出来并往城堡输送。过去因为与外界交流不多而可以娶到自己村里的大美女，这种捡漏的好事以后会越来越不再可能。
城堡内的顶层对于这种“受管控的上升通道”其实也乐见其成。毕竟，一者他们需要通过定期小规模换血的方式，来弥补自身的后代里出现废人的概率损耗；二者，城堡内也是很复杂的，城堡内的上层需要通过引入外来跃迁者这个机制，来时不时敲打一下城堡内的对手，甚至不惜打开向下掉落的通道，来警示城堡内的食物链下游。
不过，即便是天赋，才华，美貌，其门槛也一直在不断提高。比如苹果创始人之一的沃兹曾经当笑话和人说过：“我看了一下现时在苹果工作需要的经验和教育程度，我想乔布斯和我现在都很难在苹果找到一份工作了。”这就是城堡内的人加高壁垒的一个露骨的范例。
平民中的天资平庸者，尽管生活水平会随着技术进步持续上升，但相对的社会位阶却是很难再变化了。但许多人会误把生活水平绝对值的提升，当成自己在人群地位中相对地位的提升。有句鸡汤说“今天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东西，500年前的皇帝会用半壁江山来换”，就是典型的在故意混淆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概念。
很多人的祖辈在温饱线苦苦挣扎，他们的父辈依然物质匮乏，但他今天却可以顿顿有肉、手机空调，于是就产生了“阶层上升”的错觉。但其实，今天的小白领，从全人口序列中的所处位置看，也就相当于他爷爷辈的一个普通庄稼汉或者他父辈的一个厂里的工人，看似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实际阶层位置分毫未动。而这种平民的幻觉，正是真·精英阶层所需要和鼓励的。
第四篇：经济越发展,越难「寒门出贵子」吗
首先，@Li Carly 已经提到了一些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方法，她的Figure 1M中展示的是各国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下文称为β）。许多经济学家做了一些β的跨国和历史时序比较，试图揭示是不是“寒门再难出贵子”。但问题在于，这个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β是否真的能够反映社会流动性呢？
似乎是这样的，如果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高，就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也钱多，那么社会流动性似乎比较小；相关系数低，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钱不一定多，社会流动性似乎就比较大。
但UC Davis的经济史大家Gregory Clark教授和他的门徒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郝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NO！”用收入来衡量的社会流动性β可能会大大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实际值，低估了阶层固化的水平。
一个段子：我努力学金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去学艺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钱人家的小孩既可以选择“高收入、低声誉”的金融（no offense），也有可能选择“低收入、高声誉”的艺术。如果我们仅仅观察，有钱人的小孩是否收入也更高，那么有可能有钱的孩子选择去学了艺术，而收入并没有那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仅仅考虑个人收入水平的代际相关性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的阶层固化程度。
怎么办呢？想办法搞个平均。
怎么搞？看姓氏的分布。
基本的想法是一个个人或许会因为个人兴趣的原因而选择艺术而非金融，但在家族的层面上取一个平均，个人的扰动则会加总为零（就好像中学里学的多做几次实验取平均可以缩小一些误差）。姓氏则恰好代表了家族。
原来的收入相关系数β是怎么算的呢？简单说就是拿一套收入的抽样调查数据，把子辈的收入放在左手边，把父辈的收入放在右手边。跑一个回归方程：子辈收入=α+β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父辈收入=α+β子辈收入+扰动项”]。
现在在家族层面上算相关系数β怎么算，类似的：家族平均子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家族平均父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子辈收入+扰动项”]。
在家族层面上对收入相关系数β进行调整以后，结果如何呢？@Li Carly 的Figure 1M中显示，英国个人层面的收入相关系数大概是0.5。Clark et al.(2015)采用类似的方法，估计出来的数大概是0.43。但是，如果采用家族平均的方法来估计代际收入相关系数，β将会从0.43增加到0.74。用白话说，就是你挣1块钱，其中7毛4[笔误已修改，原文7毛3]是因为你父亲家族的收入高，另外2毛6[笔误已修改，原文2毛6]才是你个人的努力奋斗换来的。这意味着，如果采用原来的办法，社会流动性会被大大高估。
采用类似的方法，Clark及其合作者估计了各国家族层面社会流动性的指标β，结果如下： 尽管之前 @Li Carly 贴的图，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数值有高有低，北欧国家似乎已经低到了0.2左右的程度，但Clark教授等人的工作表明，在考虑家族整体平均水平之后，各国的β都会提升到0.7左右。
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经济体的大部分情况下，阶层固化程度都高达β=0.7的水平（你挣1块钱，之中大概7毛是因为父辈的原因，3毛是个人的奋斗）。以至于郝煜教授不得不感叹，0.7是天注定的，还有0.3就是因为浪漫的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 @Li Carly 的结论，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程度似乎联系不太大，因为比较可悲的是，无论怎么搞，流动性都一样差。（当然乐观地来看，中国近五十年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流动性，相比之前，还是大大改善了）。
对了，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专著 “The Son Also Rises”。
首先，开宗明义。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能改变阶层的终究是一小部分人。
纵观历史，社会稳定下来，然后经济发展，出身贫寒的子弟想要改变阶层将会越来越难。先进入上层的这部分人将会不断加高门槛。
不只是中国，美国、日本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因为在欧美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从古至今都存在血统论。当一个国家在处于上升阶段的时候，右翼思想会逐渐占据上风，这个时候血统论就会兴起；当一个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平民主义就会兴起。
其实很多知友早已经发现了，全世界只有中国很早以前就有了陈胜、吴广这样敢于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阶级反抗者，而和中国不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都是存在血统论的。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世家》
“若为佣耕，何富贵也？”在那个血统论至上的年代就是天然正确的，想要改变出身成为王侯将相在当时的人看来就是痴心妄想。
相比而言，刘邦是真正的聪明人，他看出了尧舜禹夏商周到六国再到秦，本质上权力都是在黄帝的后裔之间流转，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斩断了它。在汉代之前，血统才是权力合法性的真正来源。在那之后中国真正实现了人人可为诸侯，人人可为天子。从此中国跟西欧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平民主义开始贯穿中国的历史。
建国以后，当局的政策重心下移，在基础教育和宣传当中灌输大量的极左思想和民粹主义史观，简单概括就是：穷人聪明善良，富人愚蠢邪恶，穷人的孩子都有出息，富人的孩子都烂泥扶不上墙，伟大人物大都白手起家，人民是天然正确的等等等等。
这样的宣传在建国之初是必然的，但是在当前政策右翼化以及九品中正制逐渐复活的形势下就和鸡汤段子洗脑软文无异。在当局多年来的灌输下，平民主义彻底占据了上风，血统论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大众的意识形态彻底的民粹化。很多人接受着这种教育长大，自然很难接受“寒门难出贵子”的论调。
时至今日，揭开中国社会纷杂怪诞的表面，里子还是民粹主义的那一套。扯了这么远回到问题，现在寒门是不是难出贵子？
当前社会的上升渠道跟过去一样，都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控制的。控制上升渠道的这部分人只接纳他们认同的人通过，认同往往来自于学历这种硬标签。
可能从建国开始到现在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面临如此鲜明的阶层固化。
一个人出生开始，他上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他班上的同学他交的朋友都是家庭背景相当的，不会差很远，甚至很多学生的父亲相互之间都是同僚、合伙人。
直到上了大学之后，他们才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成长环境下长大的人。而随着贫富差距增大，不同生活背景的孩子进入大学之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很多时候也在所难免。
高考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在当下作为阶级调节器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寒门子弟改变阶级的重要方式。
只是高考作为平民教育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早已成为了“平民的游戏”。
我那个时候参加高考还是主流选择，有小部分人开始高中或者大学就出国念书了。
而到现在，周围的人基本上没有让孩子参加高考的，成绩优越的高中毕业直接申请美国常春藤院校或者其他TOP30的学校，成绩很差的高中没上完就去美国社区大学念书，然后再transfer去常春藤读书。
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各地方大力引进、提拔海龟干部，很多部门只要是英美海龟都能直接最高安排副处级职位。相比普通人在国内大学毕业之后按部就班干个20多年，一次提拔都不错过、一次政治失误都没有才能到副处，这已经算是火箭提拔了。
这就是所谓的被控制的上升渠道。
最近几年突然有很多人推崇西式教育，所谓因材施教。这些人高喊着要废除高考，要实行素质教育，并把社会上各种存在的问题都称之为高考带来的弊端。
中国的基础教育一向淡化天赋的影响力，强调个人努力的重要性。而这帮人认为每个孩子都有各自的天赋，像生产线一样的平民教育阻碍了孩子发挥各自的特长。他们痛斥填鸭式上课、军事化管理的平民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天赋。
看起来是不是三观很正确啊？
正是这帮人推动了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计划，这简直是当代的九品中正制。
这群人鼓吹的所谓的素质教育、自由教育，其中暗含了非常残酷的隐藏逻辑。
他们实质上是变相鼓吹了血统论。
每个人天赋都不一样，那么天赋哪里来的？
来自于基因遗传。基因谁给的？父母给予的或者基因突变。但是我们知道绝大部分基因突变都是有害的，绝大部分人的天赋就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按照这种逻辑下去，父母有什么样的天赋，其后代子女就该有什么样天赋，官员的孩子天生就擅长做行政，商人的孩子天生就擅长经商，程序员的孩子长大擅长写代码，乞丐的孩子就应该行乞。
是不是很可怕？
中国的基础教育淡化天赋，强调高考一刀切最根本的是为了维护教育的公平性。虽然扼杀了不少有天赋的孩子，但是也根本保证了其阶级调节器的作用。
过去，像平民出身的高官陆昊，能被组织选中，依靠的是北大的本科学历加上在校期间团学工作的突出表现；而现在，这条路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寒门子弟需要面对更残酷的高考进入最高学府，然后再跟全世界的优秀学生竞争名校的全奖offer，在校期间还要跟各种赵公子们竞争各种学工岗位。
看起来是不是亚历山大？再说说婚姻。
自古以来，对于青年男女，尤其是女性，和上层社会的人结合是改变自身阶级的重要途径。古有卫子夫，今有李嘉欣。这些榜样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年轻漂亮的女孩跑到工体去吊高富帅。
很多经常看韩剧和琼瑶小说的小女孩都抱有这种幻想，幻想即使自己不漂亮，但是也希望一个完美高帅富霸道总裁能对自己一见钟情，然后从此过上小时代一样的生活。
现在来看，这条途径对于普通女孩尤其是农村出身的来讲可能性越来越低，除非真的是长相、身材、学识、家教很好。我曾写过一个回答如何看出来男朋友有没有潜力？-Jimmy Li 的回答，在其中阐述一个观点：不同阶层、生活背景出身的女孩对于配偶的选择标准是有明显不同。而对身边的人、大学同学的观察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点。
事实上，考一个好大学或者进入娱乐圈是普通女孩嫁入豪门最简单的途径，前者的典型就是凯特王妃。一个女生这辈子还是在大学里面最可能遇到比自己阶层高很多的男生，一旦走上社会，因为阶层的分化，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很大可能会有不同的去向。加上高考作为阶层调节器作用减弱，从幼儿园开始，到高中，到大学，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其他阶层的人。当然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偶遇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门当户对成为了权贵普遍的选择。首先成长经历相似、三观相似、生活圈子有交集的男女的结合相对来讲婚姻关系会更加稳固。其次对于上层社会的人来讲，联姻不只是解决了年轻人的个人问题，更是将两家的资源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巩固利益的手段。
最近身边的人结婚的不少，女方有的是男方大学同学，有的是从小就在一块玩的，还有的父母是党政干部、经商的，然后经过长辈介绍在一起的。我老妈都感慨，到最后结婚了，还是这么一帮小孩。不光是权贵，中产阶级的阶级内婚早已经流行了很多年了。上海的朋友应该对人民广场的相亲角不陌生，在相亲角这种地方，没有公开的表示阶级分化，但是大家其实都心照不宣。即使谁都能去贴征婚告示，但是这里从来都是中产阶级的地盘，海龟和国内重点大学毕业的上班族才是主力，而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只能贴在角落里。相亲角一般也不是男男女女亲自到场，普遍都是父母去守着，而大家也习惯于首先观察父母的穿着、谈吐来判断对方家庭条件。人民广场的相亲角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阶级内婚的产物，脆弱的中产阶级通过这种方向维护自己的利益，根本上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焦虑。
有人会说当前男女比例失调，会增加很多女性进入更高阶层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主要集中在社会基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落后地区对于男性劳动力的依赖和重男轻女落后思想。但是，在中国中产阶级及以上社会阶层中，不存在这种问题，男女比例一直比较稳定。
不信，你去看看人民广场的相亲角，在这个中产阶级主导的相亲平台上，虽然高学历和海龟是主力，但是未婚女性并没有比男性抢手，和广大农村基层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这从侧面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男性其实没有太多动力从更低的社会阶层选择配偶。一方面，低阶层的部分女性期望通过婚姻改变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男性倾向于从自己所在阶层选择配偶，这是当前剩女产生的重要原因。
综上，当前想要实现阶层的跨越，好好读书依然是主要的途径。
PS：本来花时间准备这个回答是想批判一下知乎最近这种思潮，但是按照我自己的逻辑写到这里最后反而还是支持了这种观点。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右翼，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在滴血的。
首先，@Li Carly 已经提到了一些社会流动性的衡量方法，她的Figure 1M中展示的是各国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下文称为β）。许多经济学家做了一些β的跨国和历史时序比较，试图揭示是不是“寒门再难出贵子”。但问题在于，这个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β是否真的能够反映社会流动性呢？
似乎是这样的，如果父辈和子辈之间收入的相关系数高，就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也钱多，那么社会流动性似乎比较小；相关系数低，意味着如果父亲母亲钱多，儿子女儿钱不一定多，社会流动性似乎就比较大。
但UC Davis的经济史大家Gregory Clark教授和他的门徒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郝煜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NO！”用收入来衡量的社会流动性β可能会大大高估社会流动性的实际值，低估了阶层固化的水平。
一个段子：我努力学金融，就是为了让孩子能去学艺术。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钱人家的小孩既可以选择“高收入、低声誉”的金融（no offense），也有可能选择“低收入、高声誉”的艺术。如果我们仅仅观察，有钱人的小孩是否收入也更高，那么有可能有钱的孩子选择去学了艺术，而收入并没有那么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她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仅仅考虑个人收入水平的代际相关性可能大大低估了实际的阶层固化程度。
怎么办呢？想办法搞个平均。
怎么搞？看姓氏的分布。
基本的想法是一个个人或许会因为个人兴趣的原因而选择艺术而非金融，但在家族的层面上取一个平均，个人的扰动则会加总为零（就好像中学里学的多做几次实验取平均可以缩小一些误差）。姓氏则恰好代表了家族。
原来的收入相关系数β是怎么算的呢？简单说就是拿一套收入的抽样调查数据，把子辈的收入放在左手边，把父辈的收入放在右手边。跑一个回归方程：子辈收入=α+β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父辈收入=α+β子辈收入+扰动项”]。
现在在家族层面上算相关系数β怎么算，类似的：家族平均子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父辈收入+扰动项[笔误已修改，原文“家族平均父辈收入=α+β家族平均子辈收入+扰动项”]。
在家族层面上对收入相关系数β进行调整以后，结果如何呢？@Li Carly 的Figure 1M中显示，英国个人层面的收入相关系数大概是0.5。Clark et al.(2015)采用类似的方法，估计出来的数大概是0.43。但是，如果采用家族平均的方法来估计代际收入相关系数，β将会从0.43增加到0.74。用白话说，就是你挣1块钱，其中7毛4[笔误已修改，原文7毛3]是因为你父亲家族的收入高，另外2毛6[笔误已修改，原文2毛6]才是你个人的努力奋斗换来的。这意味着，如果采用原来的办法，社会流动性会被大大高估。
采用类似的方法，Clark及其合作者估计了各国家族层面社会流动性的指标β，结果如下： 尽管之前 @Li Carly 贴的图，各国的社会流动性数值有高有低，北欧国家似乎已经低到了0.2左右的程度，但Clark教授等人的工作表明，在考虑家族整体平均水平之后，各国的β都会提升到0.7左右。
这真是一个令人悲伤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经济体的大部分情况下，阶层固化程度都高达β=0.7的水平（你挣1块钱，之中大概7毛是因为父辈的原因，3毛是个人的奋斗）。以至于郝煜教授不得不感叹，0.7是天注定的，还有0.3就是因为浪漫的爱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同意 @Li Carly 的结论，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发展程度似乎联系不太大，因为比较可悲的是，无论怎么搞，流动性都一样差。（当然乐观地来看，中国近五十年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流动性，相比之前，还是大大改善了）。
对了，他们最近出了一本专著 “The Son Also Rises”。
第五篇：【每日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订后体现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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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修订后体现教育公平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条修改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将第六条修改为：“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治、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三、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推动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衔接融通，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四、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
“民族自治地方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实施双语教育。
“国家采取措施，为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实施双语教育提供条件和支持。”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国家制定学前教育标准，加快普及学前教育，构建覆盖城乡，特别是农村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为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条件和支持。”
六、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继续教育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和行业组织以及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等方面的教育，促进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
七、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坚持勤俭节约的原则。”
将第三款改为第四款，修改为：“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 免费法律咨询就上法帮网
八、将第六十六条修改为：“国家推进教育信息化，加快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利用信息技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普及共享，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教育管理水平。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发展教育信息技术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方式，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优先安排，给予扶持。
“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方式。”
九、将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鼓励开展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支持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依法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国际教育服务，培养国际化人才。”
十、将第七十六条修改为：“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学生，退还所收费用;对学校、其他教育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相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吊销办学许可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一、将第七十九条改为三条，作为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修改为：
“第七十九条考生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在考试现场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并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组织考试的教育考试机构可以取消其相关考试资格或者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停止参加相关国家教育考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获取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
“(二)携带或者使用考试作弊器材、资料的;
“(三)抄袭他人答案的;
“(四)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五)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考试成绩的作弊行为。
“第八十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有违法所得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一)组织作弊的;
“(二)通过提供考试作弊器材等方式为作弊提供帮助或者便利的;
“(三)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的;
“(四)在考试结束前泄露、传播考试试题或者答案的;2 免费法律咨询就上法帮网
“(五)其他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第八十一条举办国家教育考试，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疏于管理，造成考场秩序混乱、作弊情况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二、将第八十条改为第八十二条，修改为：“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相关招生资格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直至撤销招生资格、颁发证书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前款规定以外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制造、销售、颁发假冒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作弊、剽窃、抄袭等欺诈行为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颁发机构撤销相关证书。购买、使用假冒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十三、将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将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的“教育行政部门”修改为“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
本决定自2016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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