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希望我的获奖对中国文学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含记者招待会摘要)
记者：请问莫言先生，您此次来到斯德哥尔摩，除了领奖外，您最大的目的是什么？
莫言：我最大的目的就是来领奖，此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参加记者招待会。很多人把记者招待会描述得十分可怕，也把我描述得十分可怕。结果我来到这里后发现你们并不可怕，你们也发现我不可怕。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记者：十八大提出扎实推进文化强国的建设，从您这次获奖，对于文化强国的推进你有一些什么感受？
莫言：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奖从来都是颁给一个作家，而不是颁给国家。但我相信我的获奖会引起中国读者关注文学。我也希望我的获奖能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您获奖后的生活、周边发生了哪些变化？
莫言：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变化是我过去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没人来理我。前几天我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好几个年轻姑娘追着我照像。我一下知道，哦！我成名人了。得奖后我马上说过，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情转移到中国广大的作家身上去。也希望由阅读莫言一个人转移到越多更多人的作品上去。
记者：别人来领奖坐宝马，您和夫人是走路来的，您如何看待财富与生活？
莫言：我父亲有句话说得特别好：“莫言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所以我看着好多人追着我签名，我都觉得有点奇怪。我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我知道我的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今后还想继续保持这种谦虚的本色。至于富豪榜说我今年收入2150万版税。我后来到银行去查了一下，哪有那么多？我不知道钱都汇到哪里去了？
记者：如果您向欧美读者推荐一部自己的作品，是哪一部？
莫言：我推荐《生死疲劳》。这部小说里面有想象力、有童话色彩、也有中国近代的历史变迁。
记者：“喧嚣”中“心情”如何？
莫言：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记者：各路记者的追拍给莫言带来了怎样的“烦恼”与“喜悦”？
莫言：诺奖公布后，刚开始我确实有点不适应，包括在网络上很多对我的议论和批评，我也感到很生气。后来渐渐感觉到大家关注议论批评的这个人跟我本人没有什么关系。很多人在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塑造着另一个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围观大家对莫言的批评与表扬。
我反感所有的检查，比如我去大使馆办签证，他们也要检查；我坐飞机出海关，他们也要检查；甚至解下腰带，脱了鞋检查。但是我认为这种检查是有必要的。我从来没有赞美过新闻检查这种制度，但我想新闻检查每个国家都存在。但是检查的尺度和标准都一样。
如果没有新闻检查，大家都可以任意污蔑和诽谤人家。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但是我想新闻检查应该遵守的最高准则：只要不违背实事真像的都不应该检查。违背了实事真像的都要检查。
只违背了事实真相造谣诬蔑的都应该受到鄙视。
记者：四年前您曾经来到斯德哥尔摩，在这儿做过一次演讲，这次来您的心态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吗？
莫言：11年前，当时有几个朋友带着我去参观，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写，将来有可能站在这里面去讲。我当时心里也觉得要好好写。现在我确实来到这个地方领诺贝尔文学奖了。我现在心理除了感觉高兴，还有很深的惭愧。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很好的作家应该获得这个奖项。我自己觉得写得还不够好，还应该继续努力。
记者：您是否开始考虑新的创作，您对未来的文学创意有什么期许？
莫言：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书桌前坐下来写小说。也有人说一个人一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好东西了，但是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一定要努力争取加入这个优秀作家的行列，打破这个魔咒。
记者：两个问题。第一，您现在会不会改变写作主题？第二，您的名字叫做莫言，就是不要说话的意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名字？是不说反对的话？还是不说赞美的话？
莫言：我原名中间一个字是“谟”。第二，我小时候经常乱说话，给父母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教育我要少说话。第三，人老是说话就没有精力写小说了。既然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就应该把用嘴巴说的话全部用笔写出来。
我的创作一直在寻求变化，这种变化是对艺术的创新追求，也就是随着世界的变化产生很多想法，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一成不变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您自从得奖以后很少露面，你有没有压力，这段时间你的心理状态怎样？有没有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
莫言：我得奖以后最大的烦恼说实话，是来自于新闻记者。他们有人就坐在我家门口十天，我太太经常请他们到我们家吃饺子。我实际上自己也当过新闻记者，所以我对坐在我们家门口十天的记者心中充满了敬意。那么我为什么要躲记者呢？因为他们总是让我重复同样的话。他们很多人没有读过我的书，就提出某
些问题，顶多是临时上网上搜一遍，而网上的消息真假很难判断。所以我在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压力。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在短短演讲稿里面讲一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讲我自己，讲真话。
实际上讲稿两天就写完了，两天当中在网上泡了很久，没有任何压力，很轻松。谢谢。
记者：您主要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创造一些很好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您写过这么多的小说中，创造无数人物，你觉得谁是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人物？
莫言：讲故事是人的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是听故事长大的。但是讲故事一旦变成一种职业以后，就不仅仅围绕一个故事来谈。用故事表达对人生、社会种种问题的看法，他也要用故事来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所以讲故事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故事最大好处就是有很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每个同志都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他自己。
记者：您自己的作品中印象很深的形象，还有阅读中谁是您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
莫言：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作家写这么多人物，就像一个妇人生了一大群孩子一样，你很难说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所以我想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读者吧。
记者：今年早期您说了一句话，避免新闻检查对于写作和创作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您会这样说？
莫言：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可能是因为听力产生了误解。但是我在这里要讲一句真心话，如果说一个作家认为他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必定能够写出伟大的作品，那一定是假话。如果说一个作家在不自由甚至不太自由的环境下必定写不出伟大的作品，那也是假话。
关键是作家内心深处的想法，关键是作家能够是否站在一个超越了政治的阶级立场上来写作。包括背后咬牙切齿咒骂你的人，也要把他们当人看，而且还要给予他们深深的同情。
记者：您如何描述您的朋友马悦然，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做一些什么？
莫言：马悦然有很多作品，我跟马悦然目前为止总共见过三面。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我们在一起抽了一支烟。这支烟是我给他的。第二次见面他给我一支烟。第三次，在北京大学见面我又给了他一支烟。马悦然就是三支烟的关系，他多收了我一支烟。
马悦然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是非常敬佩的。马悦然他公开发言，经常批评我，说我小说写得长。中国有很多人因此判断，莫言是永远得不了诺贝尔文
学奖的。为什么呢？因为马悦然批评我的小说写得长。我回答他说，我就要写这么长，哪怕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么写。
记者：您描述马悦然是你亲爱的朋友？
莫言：你们外国人跟一个人见一面就说亲爱的朋友。我第一次出国到欧洲来，认识一个意大利女孩儿，她给我写信“亲爱的莫言”，当时心潮澎湃，我认为这个女孩儿对我有意思，我朋友们，你别自作多情，那是外国人的礼貌，有时候恨你的时候也还说亲爱的。
记者：我们判断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对年轻人的鼓励，您对年轻的作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比如说谁想成为作家，您对他有什么建议？
莫言：我想全世界很多国家对年轻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我对年轻作家一直是支持的态度。我认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应该写自己的文学。
希望我的获奖对中国文学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我个人而非一个国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 刘仲华
12月6日中午12时，瑞典文学院大厅里挤满100多名中外记者。中国作家莫言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似乎要在这1个小时内“挖”出他的前世今生。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以前是，得奖以后也是。他希望可以打破诺奖魔咒，创作出更好作品。
形容心情如巨石风吹不动
莫言12时整准时步入会场，一阵相机的咔咔声之后，主持人宣布新闻发布会开始。莫言用“心如巨石，风吹不动”来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莫言微笑着回答每位记者的问题。“感谢各位记者，我知道大家已等我很久了。我来斯德哥尔摩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领奖，还有个目的就是来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很多人把这次新闻发布会描述得很可怕，我知道也有人把我描述得很可怕，不过来后我发现你们不可怕，我相信你们看到我会感觉我也不可怕。我们大家都是差不多的人。”一阵开场白之后，他很快拉近了跟媒体的距离。
本报记者问：“10多年前你来过斯德哥尔摩，此次故地重游有何感想？”莫言回答：“11年前我确实来过，当时有几个朋友带我去参观了瑞典的皇宫和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他们开玩笑说，你好好写，将来也有可能站在这里领奖。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写作，争取站在这里。现在来到这里，除了高兴外，还有一
点遗憾，我觉得世界上还有很多好的作家可以得诺贝尔奖，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努力。”
“获奖是我个人事情”
谈到他此次获奖的意义，莫言说，我的获奖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的胜利，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政治奖。获奖是我个人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从来就是颁给一个作家的，而不是颁给一个国家的。但我相信我的获奖会引起一些作家的创作热情，我也希望我的获奖对中国文学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变化是，过去我在北京骑车上街没人理，前两天在街上，几个年轻姑娘要和我合影，我一下子知道我是个名人了。我在得奖之后就说过，我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情转移到对中国广大的作家身上去，也希望能从阅读莫言一个人的作品开始阅读更多人的作品。中国以及全世界有很多年轻作家，有人对他们提出批评，我一直支持他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也应该写自己的文学。任何一个作家不可能让所有人喜欢他。我们对未来的东西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作家。
“版税没有那么多”
“我父亲有一句话很好，他说我得奖之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以后也是。我看见好多人请我签名我觉得很奇怪。我是一个谦虚的人，我知道自己的水平有多高，我希望今后继续保持谦虚的本色。有富豪榜说我版税收入了2150万元，我去银行查了一下，没有那么多。”
冀破获奖后无佳作魔咒
关于自己的笔名，莫言介绍自己的本名叫“管谟业”，改名莫言有三个原因，一是“谟”字拆开就是“莫言”；二是小时候因为乱说话，给父母带来很多麻烦，所以他们教育我要少说话；三是人如果多说话就没精力写作了，既然选择作家这个职业，就把用嘴说出的话全都写出来。我的创作一直在寻求变化。这是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产生了很多想法，一成不变的作家不存在。当前最希望重新回到书桌前写小说，有人说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奖后再也写不出好作品，但也有很多优秀作家打破了这个魔咒，我也希望自己努力加入这个行列，打破这个魔咒。讲故事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是听着故事长大，长大后又成为讲故事的人。作家通过故事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歌颂真善美，揭露假恶丑。讲故事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故事的最大好处是有很宽阔的想象空间。最好的故事就是让每个读者都能从这里面看出他自己。我会为此而继续努力。谈到向西方读者推荐自己的作品，他说，那我就推荐《生死疲劳》，这个小说里有想象力，有童话色彩，也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变迁。
第二篇：莫言：对获奖没太多期待 我没权力代表中国文学
莫言：对获奖没太多期待 我没权力代表中国文学
新华网济南10月12日电
莫言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文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如何让现下的读者重新亲近文学？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对获奖没有太多期待”
记者：你是从什么渠道获知得奖消息的？
莫言：向媒体公开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得奖的消息。
记者：在这之前你对这个奖有没有期待？因为你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莫言：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优秀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记者：听说你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
莫言：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
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乡的书全看光了，其实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
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几岁？
莫言：大概十来岁吧，因为我12岁辍学以后就没有书可看了，天天在家里劳动。刮大风、下大雨不能下地劳动的时候，就躲到我们家的一个磨房里看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记者：我很奇怪，你为何对书如此痴迷？
莫言：（当时）没有文化生活，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们家的人实际上都爱看书，我二哥也是个书迷。我们家原来有一条门槛，当时农村没有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像一个黄豆一样那么小，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我们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严肃的文学不可能是热闹的” 记者：那么，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莫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当然了，继续写下去的话，故乡也不断地扩展，写作的资源也不断地补充、丰富。这就需要阅读，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记者：有不少评论说你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你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莫言：现在网上的评价五花八门，我最近也没有看。我觉着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当然，得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或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
记者：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已远离了文学，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舞台中心撤到了边缘，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你如何看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疏离？
莫言：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正常的。
我记得20年前我读过一篇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文章，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大举引进中国，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电影院里，那时汪先生就对这个现象发表了一些很悲观的议论，说这样下去小说会没人读了。
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跟汪先生当年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小说的压迫是一样的，现在更多了，又有网络、又有电视，但是我觉得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它就不是特别正常。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热潮，一首诗歌万人传诵，一部小说能够引发一种社会性的轰动，为什么会那样？因为中国经过了十年文革的文学荒芜时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学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文学，附载了很多不属于它的功能，所以这种轰动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状态。
现在，很多人说小说会消亡，我觉得它永远不会消亡。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审美功能是别的艺术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美术，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候那种感觉。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估计‘莫言热’最多一个月就过去”
记者：目前社会的浮躁风，无论是阅读上的浮躁，还是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莫言：从时间分配上来讲，那肯定是一种侵占了。听音乐听多了，看书的时间必然就少，你在网上聊天的时间多了，你干别的活的时间必然就少了。现在娱乐方式、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文学阅读时间。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也天天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记者：实际上你的获奖，我觉得已经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归阅读。莫言：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记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
莫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记者：最后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
莫言（笑）：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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