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仙山秀水,车城十堰——张维国书记在《魅力中国城》中的演讲
仙山秀水，车城十堰——张维国书记在《魅力中国城》中的演讲
演讲者：张维国
我是湖北十堰的市委书记张维国，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37年多，我们的美丽十堰有一句宣传词，叫十堰是一个人人称道的地方。我欢迎大家并期待各位，到十堰去做客，谢谢！
刚才伟鸿老师在后面问我，怎么开辆车上来了，我说我们是现代化的汽车城，这款车是我们十堰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的学生亲自设计、制造出来的一辆方程式赛车。它在我们国内多次方程式赛车当中夺得冠军，也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了最好的成绩。
我们十堰有三张驰名中外的名片，叫仙山、秀水、汽车城。
仙山，大家都知道武当山，它是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中国最早的道教祖庭，太极功夫的发祥地，更是明代的皇权象征、精神家园。朱棣皇帝600年前集30万工匠历时13年大建武当，成就了今天名扬中外的武当。武当山集千般荣誉于一身，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旅游度假地，还是海峡两岸的交流基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赞叹武当山，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我们的第二张名片就是秀水。大家知道汉江是我们的祖母河，她就在我们境内。拦截汉江建成的丹江口水库，烟波浩渺。现在是咱们首都人民、华北人民的饮用水源地。我们十堰就是首都和华北人民的大水井，我们十堰人民是忠诚的守井人，我是一个光荣的“井长”。
我们的第三张名片就是汽车城，天安门广场阅兵、澳门回归、香港回归，我们十堰的车都担当主力。十堰现在又在建设中国第一、世界前三的国际商用车之都。我们不仅仅有这三张名片，衡量一个城市最有魅力的、最关键的是历史文化。我们有亿万年前的恐龙蛋和恐龙骨骼化石；有百万年前的古人类遗骨，有西周帮助宣王中兴的尹吉甫，我们千年传诵的风雅颂《诗经》就是他编撰的，他是十堰人。十堰真正是一个生命不断线、文化不断层、历史不断代的地方。十堰由于地处南北的结合部，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山是青的，水是绿的，空气是甜的，你吃的饭菜味道还是30年以前的。大家都说，你到十堰的话，你待不腻，永远不想走。（主持人：我们的张书记，现在已经成为了“井长”，您觉得自己的“井长”的身份和工作完成得好吗？）
我还给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带来了我们丹江口库区的优质水，先请大家打开喝一喝。因为北方缺水，毛主席1952年就提出来，南方水多，如果有可能的话，借一点来也可以。南水北调建设以我们国家现在的国力不难，难就难在保护水质，尤其难在移民。南水北调工程仅十堰淹没土地55万亩，搬迁移民47万人，十堰的广大人民干部群众，硬是在不到3年内，完成了这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创造了人类移民史上的奇迹。
大家都说故土难离，许多场面我至今不能够忘怀。一个95岁的老大爷，被人抬到担架上，含着眼泪看自己老宅子一眼。我们舒家沟的村民，紧紧地拥抱着站在路边，满含眼泪再看一眼自己的故乡。那高高的山梁上，几百条汉子站在一块儿，放声大哭，然后高喊“洪家沟，再见了！”。还有，我们六位移民干部，就因为要做好移民工作，没日没夜地去做，最后，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十堰，这就是十堰人民当守井人的忠诚。国家需要，我把家乡献给你，万众一心，要保一江清水永北送。我这个井长干得越来越有劲了，我比较称职。
这就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亲友团”：十堰市长陈新武同志，政协主席师永学同志，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歌莺同志。十堰是一座大城，它是大美之城，大善之城，大爱之城，同时它还是一个大成之城。这一次，我们与茂名PK，茂名是800万人口的大市，十堰市是350万人口的城市。我想，没问题，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十堰的力量，有大家的支持，十堰在这个舞台上照样是大城。请投十堰一票，十堰将给你惊喜。请投十堰一票，十堰有更好的未来！
第二篇：张维为教授演讲“中国信心”
大家好，过去三十多年啊，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那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有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你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大家知道《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学者，他跟我有过一场辩论。2011年时在上海，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它的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绝对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四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深化。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是美国的一个顶尖杂志，他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就是《衰败中的美国》。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英文，还有中文的翻译，我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观众大笑）。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底层工作过，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到在八十年代中期时，非常荣幸，有机会直接为当时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我都不可思议，当时觉得，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点钟商店还都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的都知道，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会上当的。我在那儿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等。我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的。
但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慢慢压倒它的长处。我走了一百多国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我自己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次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待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对人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因为我做过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观众大笑）。而且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现在移民还非常之少，就过去三年平均的这个移民，是每年19万。一年19万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四千多万，去年移民50万。我们这个民主的台湾省，人口比上海还少，2300万，现在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多少人？150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
我说这是围城现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我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三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我说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一样是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了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说你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并，那枪伤科就发达了（观众大笑）。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三个世界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的留学生那样，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真的问问这些人，过去二十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你买了房子的话，你的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你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说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现在我们如果看经济总量，最保守的估计，我看到的，十年之内，根据就是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2014年已经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美国。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每年都出报告，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这个高，百分之五十比这个低——是7.73万美元。有人说美国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债务型的国家经济，个人老百姓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你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还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三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讲47万人民币（7.73万美元）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是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可以活多久，中国现在是75岁，美国是78岁，就比中国多三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而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82岁，纽约才79岁，这个79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相当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这个人均寿命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
第二种解释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美国连竞选的政治献金都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了。那就不是Democracy,是Moneytalkracy，不是民主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百姓怎么改善？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叫民主与专制，西方一个主要的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且也是话语的超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
今年三月，我们有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这里面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东柏林，你们看是黯淡无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外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但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这个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这个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一定还是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话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观众大笑）。
实际上我想关键不在于一个国家——德国或中国——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个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非常复杂又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良政还是劣政”，英文良政叫作Good Governance，劣政叫Bad Governance，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的还可以，有些就治理的非常糟糕。
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Bad 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从最烂的阿富汗、伊拉克、海地、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到希腊的时候就说了，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是所谓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没有治理好。
我们讲超越，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篇评论，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讲一个简单的故事，看一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他治理过三个省，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一亿两千万。这三个省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板块之后才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说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你怎么能比？我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西方媒体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你批评得比较到位，它有时候还不得不引用你。所以今年三月，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一句话，说是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它引用的不准确，我讲的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观众大笑）。
尽管中国明显地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的一些学者还是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都质疑。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会逐步的演进，它与时俱进，它不断地进行改革，它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所以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的们的对手，谢谢大家！
第三篇：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
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演讲：没有邓小平保护吴英了——转来源： 戚泽明·Issac的日志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她向11位亲友集资7亿资金，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也会。好比在17世纪的时候，法国路易十四时代，一次性就杀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因为他们进口了棉纺织品，制造了棉纺织品，而这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Colbert的产业政策。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至少有三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
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由的合作才能够完成交易。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财富，才能自己获得收入，只有让他人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竞争，只有有了竞争我们才有了创新，而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我觉得他是矛盾的。
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在没有自由的时候也有争斗。没有自由，就只有斗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它是rights，不是特权。所谓权利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而特权，它是凡事对人，一部分拥有，另一部分没有。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那个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但部分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好比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金融，甚至你成立基金会，成立大学，这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应该自由享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你有好多审批的程序，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审批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
我们最近看到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经营机构的权利，我们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最后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人创办非盈利机构，是没有自由的。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基本上都是政府和政府附属部门，不是你想干好事儿就可以干好事儿，因为你得不到批准，这个好事儿也就没有办法干。
我这里讲的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组织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门槛进入。任何的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对所有的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所在的单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是人格化的，仍然是有特权。一个经营机构，如果你认识吴晓灵，认识刘明康，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地提高，所以这就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
我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的重要性。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正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科学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思想市场，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垄断地位。
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有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言论，我们的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
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就我所知，过去十多年里面，我们的新闻出版署不再扩大任何期刊号，所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好多的自由的学术团体。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第二个市场的基础是什么？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我们老百姓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产权也是我们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我们看一下，如果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那么这个超市马上就会混乱。
产权也是我们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必须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们看不到一个社会在不尊重产权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好的道德。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我们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没有产权，没有企业考虑长远，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产权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他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我要强调无形资产的产权同样的重要，像我们国家目前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
这都不是新的理论。一个重实际的神学家威利姆，他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被自己统治的财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就讲过，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政府产权保护一个重要的限制约束，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力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真正受到很好的产权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1215年英国《大宪章》，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不能任意地征税。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第三个基础，谈一下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当中的灵魂，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物的交换，也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非常的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在我们人口当中，这种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我们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中国过去30年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我们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所以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
限制企业家活动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消费者。企业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伺候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网民，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致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过程当中会出现很多强盗性的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
我总结一下，市场的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地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
我们改革的路还很漫长。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在92年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的发展。
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生活当中只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所以我们最后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我们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产
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财产权的不尊重。
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归人民银行管的都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社会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用一个非法。法律本身不需要用非法这个概念，法律本身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也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多多地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