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陈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第一篇：“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陈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内容摘要：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一、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今天，我们把“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会自然实验，来检验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是我们目前标准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设施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整套宏观经济学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包括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周期性地干预经济，用兴办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办法创造就业，在经济萧条期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宏观需求，以避免投资过热或减轻经济波动，用累进所得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更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等等。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瓦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导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韩国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70年代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经济学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主张回到哈耶克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实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否认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认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把公认的市场失败，例如失业、犯罪、家庭瓦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经济现象，也看作大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断言个人的自利行为会自动达到市场的稳定和优化。完全市场理论否认经济波动和失业存货等市场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价格信号反映市场所有信息，否认价格偏离基本面和金融欺诈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论否认存在过度投资、持续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理论甚至认为，工人失业也是自愿选择，大萧条的持续是因为政府对最低工资的管制使工资失去升降灵活性，企业不能恢复活力是因为工人工资降得还不够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认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历史条件制约，只要两个人自由讨价还价，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转型经济学认为政府只要实行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经营不良的国企贷款，就会自动创造高效率的企业运作。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顿时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身价大增，纷纷飞到这些国家出谋划策，在世界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十余年，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例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软弱（包括黑市汇率的贬值）等。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宏观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业品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丧失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传统市场，又无法进入西方市场，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私有化的国有大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减少。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向采取性宽容政策的西欧国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东欧经济的萧条和政治主导下的欧盟东扩，也大大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第二篇：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 陈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 陈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txt喜欢我这是革命需要，知道不？！

你不会叠衣服一边呆着去！以后我来叠！

我一定要给你幸福，谁也别想拦着。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与经济学变革方向 陈平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信息来源:《文汇报》] 2005年05月15日 来源：《文汇报》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一、什么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今天，我们把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的推行看作一次罕有的社会自然实验，来检验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是我们目前标准教科书上的经济学理论，看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

华盛顿共识是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逊在1990年提出的，它概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指导拉美、东欧、东南亚等国处理金融危机及经济改革时，向各国政府推荐甚至强迫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包括汇率、价格、外贸、利率等一系列价格的全面自由化，解除工资、金融、外资、产业等一系列的政府管制，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国有企业和集体土地的私有化，减税以刺激私人投资，强化财政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贷款，削减公共开支和财政赤字，改变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从扩大就业改为公共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等基本设施等。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整套宏观经济学政策的逆转。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民众对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稳定的信心。因为市场不能创造充分就业，迫使政府大规模介入市场经济的运作，包括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周期性地干预经济，用兴办公共工程和国有企业的办法创造就业，在经济萧条期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宏观需求，以避免投资过热或减轻经济波动，用累进所得税政策减少贫富差距，发展中国家更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成长等等。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瓦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加上90年代日本经济的停滞，导致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再起，不仅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也进而否定西方国家的大政府和高福利政策，否定日本、韩国用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70年代创造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和凯恩斯经济学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主张回到哈耶克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实行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所主张的市场化政策，否认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甚至否认非自愿失业现象的存在，把公认的市场失败，例如失业、犯罪、家庭瓦解、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经济现象，也看作大众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些极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又被讽刺为原教旨市场主义。

为什么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可以作为检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社会实验？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有主张，都可以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中找到理论依据。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出发，断言个人的自利行为会自动达到市场的稳定和优化。完全市场理论否认经济波动和失业存货等市场非均衡存在的可能性。有效市场理论假设价格信号反映市场所有信息，否认价格偏离基本面和金融欺诈的可能性。一般均衡理论否认存在过度投资、持续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与微观基础理论甚至认为，工人失业也是自愿选择，大萧条的持续是因为政府对最低工资的管制使工资失去升降灵活性，企业不能恢复活力是因为工人工资降得还不够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派认为制度安排不需政府介入，也不受历史条件制约，只要两个人自由讨价还价，市场最后会自动收敛到最佳的制度安排。转型经济学认为政府只要实行企业的预算硬约束，停止给经营不良的国企贷款，就会自动创造高效率的企业运作。这些五花八门的经济学理论，原来只是理论研究中的玩具模型，试图简化对真实经济的描写，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很少放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运作中实际检验。东欧国家转型经济的困难，拉美与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情不自禁地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顿时使哈佛、芝加哥等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身价大增，纷纷飞到这些国家出谋划策，在世界媒体和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十余年，其结果却是全面的经济下降和政策失败。

二、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和失败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华盛顿共识推行的过程大同小异，大致包括如下过程。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形式的财政金融危机，例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软弱（包括黑市汇率的贬值）等。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是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宏观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几乎都处于经济危机困境之中。由于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取消。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业品一方面由于外汇短缺丧失社会主义国家间贸易的传统市场，又无法进入西方市场，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私有化的国有大企业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为严重的是，实行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前苏联国家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减少。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向采取性宽容政策的西欧国家不得不立法限制妓女。东欧经济的萧条和政治主导下的欧盟东扩，也大大加重了西欧国家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平均每十年增长2.5倍。应当指出，1988年弗里德曼到中国访问时，也向中国领导人鼓吹过他们的价格自由化方案，理由是斩蛇尾巴多次不如一次。结果中国政府价格闯关的意图刚刚透露未及实施，民间就开始人心浮动，民间抢购与囤积物资，迫使中国政府立即停止价格闯关的小休克疗法，转而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改革。中国价格改革的经验表明，农产品和小商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确实短时升高，很快稳定，农产品和小商品迅速繁荣；但工业品的价格放松管制后，价格趋于稳定的周期比农产品长得多，原因是工业生产的劳动分工和协作关系远比小农经济复杂。中国的双轨制改革既兼顾了社会的稳定性，又加快了学习创新的速度，成为新起的中国改革模式与“北京共识”的基础。

三、华盛顿共识失败的原因与均衡经济学的误导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

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加剧了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动摇。均衡理论假设市场经济是封闭系统，全部商品的种类都是固定的，没有产品的生灭周期，没有技术创新的空间，没有劳动分工下的经济协作和网络结构，没有复杂信息，没有规模和范围经济，没有历史和演化过程，价格信号是唯一的信息指标。按照有效市场理论，任何偏离均衡的冲击都会迅速衰减。实际的市场经济存在广泛的供应链，一个环节的零部件供应中断或价格波动会影响到其他生产和销售部门的价格波动。价格波动是减缓、放大还是持续，取决于具体的经济结构和宏观环境。经济全面放开价格的结果是，不同生产周期的产品交织在一起，造成零部件的价格轮番上涨，使生产商和消费者无所适从。“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导致经济稳定，反而导致价格螺旋式上涨。俄国卢布短期内贬值上千倍，完全打乱了已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瓦解了战后东欧几十年间造成的协作生产体系。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与理性预期理论，在实践中危害更大。理性预期理论断言，公众可以精确预测宏观经济未来走向，政府宏观调控不起丝毫作用。实践经验恰恰相反，在转型经济中产生的经济波动却往往导致公众恐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政府如不及时干预，会导致持续经济萧条和恶性通胀。

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线形供求理论否认多均衡与经济周期的存在，认为价格上涨会自动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产品供应增加，从而自动达到市场均衡。而在经济萧条时期，一旦企业倒闭导致大量失业，居民真实收入下降到家庭生存线以下，劳工工资越低越要加班以维持生存，造成劳力供大于求，失业现象加剧，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产权理论无视国有经济和非盈利部门在维持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忽视财富分配不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私有化加大了社会转型期的动荡。

预算硬约束的保守财政方针，更违反凯恩斯经济学在大萧条中获得的历史经验，在国家面临严重失业的萧条时期，还要削减政府开支，导致私有和国有部门同时大量裁员，使危机雪上加霜，根本动摇民众对市场经济和政府治国能力的信心。

四、经济学变革潮流和复杂经济学的兴起

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取决于是“纪律的手”还是“掠夺的手”。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

在华盛顿共识失败前，经济学内部已从各方面对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均衡理论提出一系列批评。

心理学首先质疑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行为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决策的偏见和局限，指出市场决策需要有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过程。信息经济学否认市场竞争在信息不对称下的有效性，指出政府规制和监管的重要性。实验经济学发现市场行为取决于游戏规则，不会无条件地收敛到最佳状态，法律和规则设计应当有谨慎的实验过程。行为金融学发现金融市场波动受大众心理影响，经济决策不是个人独立的理性行为。博弈论研究了多均衡与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在竞争过程中促进合作行为。非线性经济学发现规模效应导致路径依赖，先占市场而统治市场的技术标准不一定是最优的，垄断企业的称霸可能是逆向选择而非选优汰劣的结果，所以需要反垄断法打破恶性竞争。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的研究表明，经济更类似生命系统而非力学系统。持续的经济波动和新陈代谢是熊比特“创造性毁灭”机制的核心。企业家行为和创新经济学的研究发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其动力不是来自保护产权，而是来自保护创新，亦即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限制私有产权对新技术引入的障碍。

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复杂科学，为把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整合到经济与社会科学的统一理论奠定了基础。我们在发展复杂经济学中作了一系列努力，主要发现是：经济混沌和经济复杂现象的研究，证明了产业结构和金融中介是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假冒伪劣表明“看不见的手”只存在于工业革命前小规模的市场经济。现代的混合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和非政府非赢利的社会经济，才能实现效率、稳定和公平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是良性还是恶性循环，取决于市场、政府、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取决于是“纪律的手”还是“掠夺的手”。人类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

演化生物学与演化心理学的研究，否定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认为人是贪得无厌的个体动物，证明任何生物的具体需求都是有上下界的。人本质上是社会动物，个人利益只有在符合群体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获得充分发展。这就为理解劳动分工中的合作与利他行为奠定了基础。

我们发现，理论生物学的竞争理论可以用于描写经济增长与产业兴衰的动态过程，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在劳动分工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市场份额竞争而非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政府在制定竞争规划、技术标准上有重大作用。劳动分工的网络化市场的无序竞争或完全竞争只能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均衡陷阱。有限生态资源下的适度竞争是产业政策的核心。

技术更新的运动形式是小波（即产品周期），不是周期运动或布朗运动。任何新技术在研发初期风险极大，主要靠政府或非赢利部门的支持进行基础研究。只有技术进入可应用阶段，专利垄断的适当保护才会促进科学研究向市场应用转化。但到技术成熟出现垄断的后期，则应限制专利权的时效，打破垄断者对新技术进入的障碍。不加分析地鼓吹保护产权，甚至将医疗教育与基础科研全盘私有化，将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国际竞争力。现代化的动力是保护创新，保护竞争，而非不加区分地保护产权。

任何生命系统的开放都是适度的。要维持非均衡的耗散结构存在，企业、国家和细胞的合理边界都是选优汰劣的半透膜，既能吐故纳新，又能阻挡敌对势力入侵。这就否定了无条件自由化理论，为维护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适当平衡，创造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的条件树立了理论依据。

中国人民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发展模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效法的对象。但是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眼光，还停留在推广西方经济学、而非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阶段。我们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经济学人，在新的经济学革命中，整合中国经验和世界智慧，进入世界经济学之林，为人类社会作出中国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讲演者小传

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1968年毕业于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文革”中做过5年铁路工人，在中国科学院做过5年受控核聚变研究。1979年起从生态演化和非平衡物理角度研究中国小农经济和劳动分工的关系，转入演化生物学、文化人类学与非平衡物理学的研究，1987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物理学博士。1985年首先发现经济混沌，1999年起陆续发现否定均衡经济学基础的经验与理论证据；发展复杂经济学的生物钟模型和自组织理论。在研究非线性经济动力学与复杂经济学的新兴边缘学科上居于国际前沿。

第三篇：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闵校长、许校长，感谢你们热情弥漫的讲话，感谢你们对我所表示的热情友好，也感谢你们对哈佛大学代表团表示出的热情友好。

我相信，哈佛大学代表团这次北京之行是有史以来我们访问中国最大的代表团。我以为，这表明了中国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共同的努力：寻求知识，教书育人。能来到中国和全球最好的大学之一访问，我感到万分激动。更令我兴奋的是我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学子谈谈他们将要继续的这个世界。

假如你们认真思考我们在大学所做的一切，假如你们能认真思考全球化这一现象，我想我们今天的特殊地位和全球化现象已清楚地表明全球正在进行一种深进的转变。这就是：与之前相比，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每方面来讲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想想我们四周的一些例子。我坚信，两个世纪以后，当今天所发生的一切被载进史册的时候，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只能在历史书中被放在第二位。被放在第一位的应当是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十几亿或是近二十亿人迈进了现代化的社会;是十年之内人们的生活水平双倍的增长，而且又是在十年之内亿万人们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增长。我相信，在人类历史的第二个千年，这一事件足以与文艺复兴和产业革命相媲美。

这些增长的中心是甚么?这个中心是中国。中国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中心也是知识，是知识的传播和分散，由于在欧洲和北美洲根本找不到一个国家能象中国一样在上一个十年当中和上上一个十年中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

这反映了现代科技为融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也反映了知识的气力。有些事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人类历史阶段，科学有能弄明白疾病产生进程的潜力。在我们在坐的人能看到的日子里，科学有潜力在每个份子的层面上弄明白是甚么地方出了毛病，是甚么让人类痛苦和死亡，并且能发现一些可操纵的方式，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办法。在我们活着的这一时代，我们能够比其它任何人类历史上的时代更有能看到医学进步发展的潜力。

这一切还与甚么有关呢?它还与知识的增加有关。我们知道知识是在不断增加，知道学术研究的进程，也知道知识在寻觅其实在不明显的用处的进程。我们知道善于发现新奇事物这类天赋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各种机构的作用。

让我对知识进行一个总的评论，这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没法猜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没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情势是甚么。

让我给大家举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或许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们在大学教授的最抽象的科目是数学。或许在数学领域中被应用的最少的是数字理论，即对数字的研究。你们中间任何一个发过email的人都会从在近二十五年中发现的数字理论中获益，由于关于素数(译者注，术语：只能被1和该数本身整除的数)的研究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类计算程序是今天每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换的基础。这些，都来自于我们所具有的最抽象的一类知识。

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局势很困难的那部份世界，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天我们举这个例子仿佛有些希奇。这些年来，美国对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就是1978年在戴维营就中东冲突在以巴双方达成的协议。很明显，我们实在不是今天中东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但是那是通向稳定的重要的一步，据参与过这次谈判的人说，我们的总统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进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类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对宗教的研究和对2000年前历史的研究，看来抽象和深奥，然而，这些知识对一个关键的、实际的成绩来讲是很重要的。

第四篇：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在华盛顿大学的演讲

对于休息室内的客人来说，也许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两个最显赫的亿万富翁之间的隔代情感。

巴菲特的表现似乎令盖茨镇静了许多，尽管几天之前微软还与联邦反托拉斯者在法庭上争吵不休 并承受着接待几十个身居要职的首席执行官的压力。

尽管比尔最终开始注意到了自己的年龄——初生牛犊——皱纹现在亦爬上了他的眼角，他不再是曾经的豆芽菜——巴菲特和格拉汉姆依然像对待一个天才青年一样宠爱他。

而他，依次地，以一种和善的不同的暗示对待他们，与其以前的辩论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终两人走上舞台，站在华盛顿大学的商学院主任比尔·布拉多德的身侧等候介绍。

不幸的是，这位主任的发言，只是高度评价了微软对华盛顿大学毕业生的雇佣，而忽略了重点。随后进行的有趣的，哲理性的，不同寻常的谈话远非当地雇主与其同事的鼓励性谈话所能比拟。请看下文。

你们二位为何比上帝更富有?

巴菲特：我认为首先应该宣布比尔和我打了一个小赌看谁能获得最热烈的掌声，以此来打开话题。我提议用我的房子跟他赌。我们决定了一个小数额，但是显然这对比尔来说不是如此小的一笔钱，因为在我们刚要出来之前，它给我这件内布拉加斯的科哈斯衬衫让我穿，而接着他自己穿上了那件紫色的华盛顿大学的衬衫。

我们两人，关于我们何以至此，我何以至此，在我的事业中相当简单。它不是智商问题，我相信你们乐于听我这么说。关键是理性。我一直视智商和天赋如同展示发动机的马力，但是输出功率——发 动机得以运转的效能——依赖于理性。许多人驾驭400马力的发 动机，但是只得到100马力的输出功率。更好的方式是用200马力发动机并使之输出全部功率。

那么为何聪敏的人要做一些妨碍可以让他们获得既定功率的 事情呢?这牵涉到习惯、性格、禀性以及理性的举止。不要陷入你 自己的方式。如我所言，这里的每个人都绝对有能力做我做的任何事情而且要好得多。

你们有些人会做得更好，有些人则不能。对于那些不能的人，主要是因为你陷入了自己的方式，不是因为世 界不允许你。故而我有一个小建议给你们：选出你最钦佩的人，然后写出你为何钦佩他们。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接着放下这个人，坦 率地；你至少应该如此，写下能将你变成这个人的品质。

只要付出一点实践你便能够将你钦佩的人的品质变成自己的特征，而这，如果实践，将会构成习惯。习惯的链条太轻以至于感觉不到，除非他太重而被截断。在我这个年龄，我无法改变自己的任何习惯。

我已经定型了。但是从现在开始起二十年里，只要你决定从今天开始实践，你便会养成某种习惯。所以我建议你们从别人身上寻 找你钦佩的举止行为，将之变成为自己的习惯，并从别人身上发现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东西，决心不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你这么做，你将会发现你把自己所有的马力都转换成了输出功率。

盖茨：我认为，关于习惯，沃伦绝对正确。我非常幸运，我很年轻的时候便对计算机有一定的天赋，当时计算机非常昂贵且功能 有限，但是仍然令人神魂颠倒。我的一些朋友和我为此谈论了很多并得出结论，基于不可思议的芯片技术，计算机可以被改变成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东西。

我们没有顾忌任何计算机潜在性的限 制，我们的确认为编制软件是一件简捷的事情，所以我们雇佣自己 的朋友编制软件，看一下这实际上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具——一种在信息时代里可以拓展你的智能而不仅仅是节省体力的工具。

通过对此相当不可思议的全力投入的追求，而且是处于此产 业的萌芽时期，所以，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公司，扮演一个非常关 键的角色，去进行„—场相当伟大的革命。现在，很幸运，这场革命仍处于初始阶段。

我们创建公司是在23年以前。但是没人怀疑 我们是否形成和保持自己的习惯，后来的23年赋予我们相当多的 发展潜力，也许甚至让我们相当接近于我们的初始期望——“让每张桌上和每个家庭里都拥有计算机。”

我想知道，从私人角度上来说，你们如何定义成功?

巴菲特：有人说成功是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而乐观是满足于自 己的拥有。我不知道在这一话题中哪一点更适用，但我的确知道 我不会做任何别的事情。

我想建议你们，当你们出去工作时，要为—个你钦佩的人的组织工作，因为这将令你兴奋。我一直为一些 人担忧，他们说：“我准备去干十年；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而此后我将去干这个„„”这有点象保持你老年时的性能力。不 是—个很好的主意。

我曾拒绝—些本来可以接受的交易，因为我不喜欢不得不与 之共事的人。我不愿见到任何装模作样的人。去与令人反胃的人 纠缠——我说这极像为了钱而结婚。这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但是如果你已经富有，便绝对是精神有问题，对吗?

盖茨：我认为关键在于你能从你每天的工作中得到乐趣。对 我来说，这种乐趣是与非常有魅力的人共事，致力于解决新问题。每次我们想，“嗨，我们获得了一点成功”，我们相当谨慎，不去过多地考虑此事，因为水涨船高。

我们总是从用户那里得到反馈信息，告诉我们机器太复杂致使他们用起来不太顺手。复杂性、技术突 破和计算机产业的研究，特别是软件开发，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工作，我想我拥有最称心如意的工作。

巴菲特：你不认为王后牛奶公司比这更重要吗?

盖茨：你有能力经营王后牛奶公司，沃伦。我却宁愿去收购帝力酒吧(DlUyBals)。

巴菲特：你介入时我们会提高价格。

创建一个新企业风险极大。你们如何决定什么时候是创建新企业的最好时机？

盖茨：当我创立微软时，我是如此兴奋以至于没有考虑任何风险。这是事实，我有可能倒闭，但我具备一系列非常专业的技能，而我父母当时仍然希望让我回哈佛大学去完成学业。

巴菲特：你总会从我这儿得到一份工作的，比尔。

盖茨：令我担忧的是，当我开始雇佣朋友时，他们期望报酬。而不久我们便有用户倒闭——我们赖以渡过难关的客户。所以我 不久便持有这种保守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我希望银行帐户上有足够的钱来支付一年的薪水总额，即便是我们没有任何入。我一直如此，我们现在有100亿美元，对于来年的薪水来说绝对够用。

无论如何，如果准备开办公司，便需要有如此多的精力以至于你最好克服自己的冒险的感觉。同时，我不认为你们有必要在创业阶段开办自己的公司。为一家公司工作并学习他们如何做事，会令你受益非浅。

第五篇：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在大成20周年庆典上的演讲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与法治建设论坛

暨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2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合伙人，各位律师，各位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很荣幸参加今天的论坛，并向大成律师事务所成立二十周年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2年的时候，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南巡”，我国迎来了一波改革开放的热潮，市场上遍地是机遇，但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还不大，金融业以及很多市场经济的要素，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但今天，我们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经济的体量已经非常大。与之同步的，这二十年律师行业也快速成长。大成律师事务所从十个人的小所，发展成为有三千多律师的大所，业务的规模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大成所第一个十年和第二个十年的路径选择不同。前十年，大成所与当时的大多数律所一样，都是按照传统方式发展的。但是在后一个十年间，大成所和国内少数几家律所，成功走上了国际化、区域化的道路，异军突起，率先进入规模化和品牌化的第一方阵，正在朝国际大所的目标挺进。

回顾全球国际律师行业的发展史，我的印象是，第一波快速发展与早期的海洋贸易的兴起有关，贸易离不开法律；接下来的第二波，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大机器生产，带来了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然后金融业也兴盛起来，这个时候律师们得到了更大的舞台。最近一波，应该是全球信息科技革命浪潮，带动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

所以，全球律师业的每一波大发展，都是紧跟市场变化，与技术革命同步的，与经济的发展形态密切相关。在我国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律师行业基本上消失了几十年，而一旦改革开放，律师行业就以最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大成所过去二十年的辉煌，是所有合伙人、所有律师奋斗的结果，靠大家的勤奋、睿智，同时，也是时势造英雄，大家抓住了中国经济崛起这样一个大的机遇。未来二十年，大成所要继续创造新辉煌，要和全世界最好的国际性大律所比肩，也必须有远见，抓住新的机遇。

当前，信息科技革命还在继续，这给经济和法律带来什么变化呢？我这里提出三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无形资产的价值正在逐渐超过有形资产的价值。这些天，美国苹果公司与韩国三星公司之间的诉讼，金额就是天文数字的。今后还可能在亚洲或欧洲继续诉讼，将产生空前的市场影响。苹果公司这次打官司，仅在美国的律师费就花了4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手机上有一个小游戏，叫“愤怒的小鸟”，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全球每一个时点，同时玩这个游戏的时间如果加起来，在今年年初，已超过125年，其广告价值更是天文数字。

Facebook是美国罕见的从注册成立到上市历史超短的新公司，但该公司的市值仅次于GE、辉瑞这样的百年老店，而且也许不久就会后来居上。Facebook 的价值，主要是无形资产迅速增值形成的。

从金融市场来看，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合约价值超过实物合约价值的30倍。从科研创新领域来看，风险投资生态系统中投资于创新概念部分所带来的回报，增长速度极快，比传统投资快了很多。从生产和销售服务领域来看，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和商业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创造（制造者和消费者）链接在一起的“两面市

场”的平台。两面市场的平台价值，如沃尔玛、麦当劳、星巴克、微软、苹果、谷歌，本质上来说，不是餐厅，不是手机，不是网站，而是将制造商与消费者连接起来的“平台”。这些平台的品牌价值和集成技术的专利价值都是巨大的，而且正在以这种平台优势，加速淘汰单边市场的落后者。

第二，免费经营模式的影响将会超过收费经营模式。免费模式的客户呈指数增长。

当然，这里的“免费”不是说商家不赚钱，商家也赚到很大的钱了，但在有一些传统收费的环节，他们免费了。比如今年11月11日，天猫和淘宝一天24小时的销售额突破191亿，这个数字是北京新光天地商城年销售额的3倍。而新光天地是全国实体店全年销售之冠。

电商免费送货、商品价格便宜等优势，已经挑战了实体商店。实体书店反正是快不行了，我们这些读书的人，感到很难过，但也只能遗憾，很多时候已经习惯了到网上买书。网上还有很多东西免费，比如很多软件，很多服务，都不要钱，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影响法律。

第三，科技创新在风险投资支持下，迅速形成的全球新工业平台。这些新工业平台没有冒烟的烟囱，员工上下班时间自己选择，如微软、谷歌、苹果、ORECAL、SUN、思科，如我国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新浪等。这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太多，有无数的电子合同文本、电子签名、电子证据的效力，网上第三方结算，网络结算工具，网上信用，网络欺诈等新问题，都对传统法律提出了新挑战。

我的观察可能是很肤浅的，概括也不一定准确。但我想我的感觉可能是对的，就是变化太快。我也相信，未来十年、二十年，还

会有一些现在可能还想不到的大变化。经济发展的形态会变化，会有很多新的要素出来。

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在很多方面还不是引领者，但我想我们也跟进得很好，也是受益者。可是，在法律领域，我们就显得有一些落后。在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方面，我们都有差距。在法律资源配置上，对新的市场形态新的经济要素投入还很不够。比如，我们在知识产权法方面，能打国际官司的律师还不多，有时候在外面很被动；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也没有太多的法律资源，现在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我们却没有多少律师擅长这个领域，更不要说出国打官司。环境、科技、网络，这些很快就会成为最大的市场，或者说已经是最大的市场了，我们中国的律师不能拱手让人啊！

全球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等人，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也不等人。五年时间也许还看不出多少变化，但十年的变化就很大了，二十年可能是沧桑巨变。中国的法律人不能满足于过去的积累，不能只是跟在西方同行后面，人家拿大头，我们甘居下游，我们要把中国的特色、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经验融汇到我们的发展模式之中，使我们不仅学得好，更有创造性。我们不仅要为中国的市场服务，还要像其它许多行业那样，占领全球额的市场。

我国早已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转型，我们讲“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体现在法律方面，也就是要优化法律资源的配置，要让资源聚集到那些新的领域。

大成所过去是有许多创新的，走在了前面，你们的平台价值超过了有形资产的价值。因此，大成所更有责任，在庆祝自己二十年辉煌的同时，作出长远的布局，力争在未来继续担当起中国律师行业创新典范的角色。

我就讲这些，长期在学校里工作，长期跟书本打交道，所以对律师行业、对市场的认识可能都比较理想化，请大家多批评。再次向各位朋友表示祝贺，祝愿大成所的未来更加辉煌灿烂，祝愿大家事业顺利、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