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开讲啦演讲稿：我想重新出发,坐船去伦敦

第一篇：麦家开讲啦演讲稿：我想重新出发,坐船去伦敦

麦家开讲啦演讲稿：我想重新出发，坐船去伦敦

我们人类的自然能源，大约还能用两三百年，即使是核能也是数百年的时间。我觉得能源危机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光是能源本身，还有雾霾，就是环境的变化，那么未来一定要有更好的清洁能源。科学家做了大量的研究，一种方法是可再生，就像太阳能、风能，但是它们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是你想要多少就能来多少，没有太阳就没有太阳能，没有风就没有风能，所以人类未来最终的解决途径就是核聚变，太阳就是一个巨大的聚变体，几十亿年为人类提供了光、热。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实现可控的聚变呢?科学家想了很多种方法，希望在地球上实现人造太阳这一梦想。如果这个愿望成真，那么我们从海水里提取一杯氘，它就可以产出三百公升汽油这么大的能量。而且聚变非常干净，因为聚变就是把两个氢核放在一起，当温度到了上亿度以后，它们就会聚合在一起，出来的一个是能量，一个是氦，氦是清洁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就开始了中国人造太阳之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堆叫中国工程聚变热核实验堆，是我本人设计的。这个装置的托卡马克就放在那个主机里面，在红色的主机的中间，周边是发电的功能。这一个装置代表着中华民族腾飞和人类实现聚变的梦想，像一个展翅的大鹏。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托卡马克人造太阳装置，我们做了30年。

为什么我去做这件事?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在大学里学习很好，高一就上大学，二十岁大学毕业。我有个习惯就是每个礼拜五的下午到图书馆看书，那时候还没有网络。有一天我找到了一个小册子，就讲托卡马克，总共就12页。我当年在上学的时候，王元院士到我们学校去上课，就说看书要从薄到厚，从厚到薄，这是你们大学里都要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小册子我看了三遍，从薄到厚，从厚到薄，就是看不懂，不知道什么是托卡马克，我就问老师，老师说这是个好东西，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左右发电。我就励志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考了研究生，考到了我们这个科学岛上。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岛，在一个人造湖的中间。去学了以后我就发现，非常非常复杂，每天都有新东西，越学越觉得很有味道。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做的一件事情，觉得自己很幸运。聚变是人类的梦想，国家的需求和我作为科学家的兴趣，这些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做了34年，现在还在做。

我相信你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托卡马克。大家都知道核聚变就是氢弹，实现氢弹也不是非常容易的，它的条件是要实现上亿度。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盛装一团上亿度的火球呢?如果我们可以用磁场把这一团火球悬浮起来，那么这时候就有可能继续给它加热，苏联人把这种方法叫做托卡马克。大家看过《钢铁侠》吧，《钢铁侠》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装置，中间的这个球不是用有形的东西做的，而是用磁场把它做起来，那些发光的东西就能够把它悬浮起来。温度再高，只要通过悬浮，不碰到材料，那么就不会被烧化。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再给它加热，等达到了上亿度以后它就产生能量。这就是磁约束，这个磁场，这个环境，就叫托卡马克。

从1958年以后，全世界都在做托卡马克。苏联人在70年代末做了一个叫T7的半超导托卡马克，90年代初，他们要做一个更先进的作为第二代，他们希望把第一代装置送到其他国家。我们的前所长是霍裕平院士，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说中国做聚变，不是为了科学家写几个报告，中国做聚变是为了真正解决我们一百年、两百年后的能源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超导。他很快就跟卡达姆柴夫联系上了，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科学院的院士。霍老师就提出来用生活用品、羽绒服、牛仔裤、瓷器，大约四百万人民币去跟他换。再加上一起聊天的过程中，喝点伏特加，大家情绪都很高，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对方愿意把价值1800万卢布的第一个托卡马克送给我们中国。

因为科学无国界，我们想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装置，在运之前，我们把它所有的部件都拆了下来。为了做这件事情，我们所长用了我们全所上下两年的工资，总共有四百万，我们就勒紧裤腰带。做聚变这件事，一个人是不行的，一定需要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合肥超环做成了以后拍了一张照片，你们能找到我在哪儿吗?中间的那个站在猴山上的，唯一穿西服的就是我。我一直说一点，这个团队要相互支持，相护帮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要相互欣赏，你看到一个人都不喜欢他，都不欣赏他，在一起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过三年半的时间，我们终于建成了这么一个装置，我们在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应该说比苏联科学家做得要好很多。苏联科学家当时只是验证低温工程跟托卡马克是能够用的，所以它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大约一千万度。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最高的温度做到了五千万度几秒钟，然后在一千两百万度的情况下，时间达到了最长的四百秒钟，比法国人做得还好。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刚才说要真的实现聚变的话要到上亿度，需要更长的时间，必须做新一代的全超导托卡马克。2006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建成了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里面有很多艰辛，有些关键的部件当时是进口俄罗斯的，坏了以后我们自己也不会修，所以要请俄罗斯专家来修。一修的话就有很多困难，我记得有一次，专家来了以后，一下飞机，大约在下午5点半的时候，我们把他接到现场，但是他非常不情愿，他说：我饿了，我说：行，我请你吃饭。请吃饭后他又说：我要喝伏特加，行，我说。我也不太擅长喝伏特加，就陪他喝了。喝完伏特加以后，他还说不行，他说：我已经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很辛苦，我要去睡觉。然后我们几百人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吃饱了又去睡觉，我们就在那等。所以从那时起，我们这些人的心里就在想关键技术部分一定要百分之百国产化，最关键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自己做。

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比如说用什么方法加热到上亿度，大家都知道加热最方便的方法是微波炉，把饭放进微波炉一分钟就热了。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微波炉，是我们自己做的，整个加在一起有六个兆瓦，六个兆瓦是什么概念?比平常家里五百瓦到六百瓦的微波炉大一万倍以上。用它连续不断地对这一团火球进行加热，加到上亿度，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做成了。这个装置我们团队花了将近十五年的心血做到现在，我很自豪地告诉你们，在这个装置的周边，几乎每一个部件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开始一步一步地，从几秒钟到十几秒钟到几百秒钟。我们在上个月做到了一百秒钟五千万度这么一个参数，五千万度什么概念?比太阳心部的温度还要高三倍。我跟你们说这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背后藏着很多的艰辛。我这一辈子，大约做了将近二十万次人造太阳的实验，有将近四万次失败了。失败是什么结果?东西烧坏，打得火星四冒，就像烟花一样。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失败才铸造了我们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尽管一百秒离一千秒钟，离一万秒钟的距离还很大，但是我们一直要做。

正是由于聚变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全世界也都在做，不光是中国人，从1985年开始就在想做这件事。全世界七方联合起来，欧盟二十七个国家算一方，第二方是日本，第三方是俄罗斯，第四方是美国，第五方是中国，第六方是韩国，最后印度也加入了进来，建造的这个托卡马克，我们叫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我想说一个小故事，谈判的时候，有很多厂址，就像奥运会一样。日本人希望拉动我们去支持他，把厂址选在日本，为此来了很多很多代表团。第一次来的时候说，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给你百分之十的高层位置，我们说不行，我们依赖于科学，不依赖于位置。第二次又来了，说你们所有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房租我们全免费，而且给你们的太太免费找工作。大家知道日本妇女一般是没有工作的，但是他们知道中国的女同志是有工作的，我们还是说不行。第三次说，你们只要同意，我们可以给你百分之十的回扣，就是再给你百分之十的东西让你们去做。最后我们一共列出来了十六项技术指标，三项日本是不占优的，第一件事就是地震，厂址那地方有大量的地震;第二有美军基地，旁边美军基地的导弹经常误发在周边;第三没有技术指标，他们也是哑口无言，最后我们一致同意选择在法国。我说这个故事为什么呢?就是科学家做事情，一定要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为国家担当。

讲了那么多，也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聚变是一个值得我们再奋斗很长时间的东西。我已经做了三十四年，很多人说可能还需要五十年，还需要一百年。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我长期以来有这么一个梦想，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有一盏灯泡能被聚变之能所点亮，这一盏灯泡一定要也只能在中国。

谢谢大家。

第二篇：陈凯歌开讲啦演讲稿：我和我所处的时代

陈凯歌开讲啦演讲稿：我和我所处的时代

很高兴能在这儿跟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在一起，那这事儿本身其实是难为我，一般地说在拍电影的时候总是要给把椅子的，今天看样子是大家坐着我站着。也好，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个见到这么多年轻的朋友高兴，而且我想到在电视机前头，也还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所以我今天站在这儿我就想，我不能说大话、空话，更不能说假话。今天想说的无非是，我自己切切实实的一点生活体验，你们若是认为我说了大话、空话、假话，立即制止我。谢谢大家。

刚才撒贝宁谈到我7月上演的电影叫《道士下山》，人家问我说是什么启发了你让你拍这么一个故事，我说《道士下山》里边王宝强演的这个道士是在寺庙里长大的，对山下的世界一无所知。跟我十六七岁时候一样，一脚踏入红尘见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找不找自己。这个情形我就想，非常像今天的年轻人，今天的年轻人走出校门和我们当年所遇到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虽然我上过电影学院，算是大学本科，但我一直自嘲说我的真正文化水平不过是初中一年级而已，跟你们是不能比的。

我先说所我自己，我是出生长大在北京的，家里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吧。我父亲也是一个电影导演，那个时候北京没有雾霾，说晒蓝天不用你晒，天天都是蓝天，阳光灿烂，所以对我而言童年的回忆特别明媚。可是突然之间，我才上了北京四中没多长时间，一年，就有一个事发生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文化大革命一下子把所有人的生活都改变了，包括我本人在内。我16、7岁，就去了云南，当了知青。我临走之前，我父亲给我买了十管巨型牙膏，大概有这么大，一个人用的话省省可以用一年，给我买了十管，这个其意自明——就是我回不来了。看了这十管牙膏我一惊，难道我的人生就这么被决定了吗?这时候我父亲殷殷关切又给了我一箱子书《史记》啊什么的。不好意思，其实基本都让我后来卷烟给抽了。

我当时是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我做什么工作呢，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我们到达的那天晚上是很奇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凡经过之处全是萤火虫，美的不得了，心里也很高兴说到了一个好地方。第二天早晨看见的时候面貌完全改观，发给我们的是一把砍刀，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原始森林里把这些树砍倒，等晒干了以后放一把火全部烧掉然后再去种橡胶树。我得跟大家坦白，就是我这双手沾满了大树的鲜血，今天我心里边还感到非常的惭愧，那时候我所在的地方今天大家说起来是一个好地方——西双版纳景洪县，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地方，生活非常非常的艰苦，更主要的是心情苦闷，找不着出路，回不了家，后来我就想我把树都砍倒了，换来的是两手血泡，我看着手上的血泡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白了什么是生活——生活原来是用鲜花做了补丁补好了的一件破衣服。我就干完活休息的时候坐在原始森林的大树下边看天看地看树看云，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非常脆弱。可是就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我慢慢地长大了。

过了挺长的时间终于有机会当了兵，为什么?因为我个儿还算高，会打篮球，再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北京，在工厂做了三年的工人。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像我这样幸运。我还记得我的一些朋友、同学长时间的留在了边疆，和当地的人结婚，还有另外一些虽然是少数，在山花烂漫的田野中间化作泥土，因为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劳作中间死了。被树压倒的，被火烧着的，17、8岁的年轻生命就在这个上山下乡运动中间消失了。还有很多的人依次回到了大城市，北京、上海还有很多其他的城市，可是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找不到在这个社会中间的位置，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

十年的漂泊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十年，因为我太小了，可是又是我生活中间最为浪漫和幸福的十年。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有无穷的精力也很年轻，然后我隐隐约约我觉得有一个希望在头顶不远处一直指引着我。我在这十年里头学会了一件事，就是你不管遇到多大难处你要咬紧牙关，你不能抱怨，你还这世界一张笑脸，即使它对你不公，那也是你给你自己的礼物。

微笑，学会笑可能可以改变你的命运。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初试被淘汰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教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什么是电影的节奏?这是一个要做很多年学问才能回答的理论问题，我很少年气盛，于是我就开始滔滔不绝，滔滔不绝不过十几分钟之后我就收到了不录取书，是因为后来增加了招生的名额我才有机会进入复试，我又见到了我尊敬的这位教授，我是笑着跟他说的，我说：老师，倘若我当时告诉你我正是因为不懂，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我才要来电影学院学习，是不是这样你就不会淘汰我了?记着我是笑着问的，老师看着我也笑了，我才有机会复试，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我记得是3000多人争夺28个位置，我很荣幸我是其中的胜出者。这时候我相信，你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所培育和磨炼出来的微笑的能力，是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

我确实看到在座的所有的人都很年轻，实际上80后、90后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因为计划生育。你们应该绝大多数人都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中国传统文化哺育之下的家庭关联是至高无上的，你们得到大大的恩宠，但同时你们又在应试教育的这个压力之下，要去面对极其激烈的竞争，我都感觉到你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都没机会好好享受你们的童年。开灯、关灯之间都是在做功课，不像我们小时候知道什么叫上房揭瓦，怎么爬树、怎么打架，在中国发生巨大改变的年代里头，你们可能面对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物化的、现实的、实际的。所以我就觉得也许你们是难以浪漫的一代，我特别希望咱们聊聊，能够使你们更加相信自己。

我刚才提到《道士下山》这个电影，王宝强演的道士，孤儿，从小在道观里长大，一脚踏进红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质问题，没饭吃。等有饭吃了以后新的问题来了，就是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和他想象的世界不是同一个事儿，究竟应该去适应这个世界，还是去对抗这个世界，没有人能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都得靠你们自己去实践和领悟，像这个小道士一样最终学会了八个字叫不嗔不恨不离不弃。不离不弃什么呢?就是不离不弃你们自己，一直的相信你们自己。我自己有感觉就是，其实我们在社会中立身，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你生活在什么时代你才有什么样的作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说陈凯歌您再拍另外一个《霸王别姬》，我说不瞒你说我真拍不了了，为什么?我不觉得我不能拍了，我是觉得时代不再给我这个条件，时代的力量非常之大，你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几乎不是时代的对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时代面前除了顺应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其实我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很多的都是关于疑问的教育，那当时我，如果不是有这样的时代风气我就拍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黄土地》。我如果没有众多的前辈，对我的扶持和帮助，所谓第五代导演没办法开启一个新的艺术运动。我们既要顺应，又要疑问，所有的进步都是从疑问开始的。

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希望我每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当成第一部电影来拍，谦虚谨慎，向年轻人学习，向观众学习。同时内心又要骄傲，骄傲不是自傲，骄傲的含义是骄傲可以推得动自己，向较为理想的方向推动。骄傲是可以对自己有要求，骄傲可以不看轻自己。我说的是轻重的轻。鲁迅说：一国有骄傲的国民，真是一国的幸福。

第三篇：开讲啦李昌钰演讲稿我所面对的死亡

开讲啦李昌钰演讲稿我所面对的死

亡

开讲啦李昌钰演讲稿是神探李昌钰在2015年《开讲啦》中的精彩演讲，我所面对的死亡，他在演讲中诉说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面对突然发生的“恐怖袭击”唯一能做的就是走出阴影，继续坚强，下面是这篇开讲啦李昌钰演讲稿

开讲啦李昌钰演讲稿

我所面对的死亡

大家好，今天我特别激动，到了长城底下。多少年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和平，长城做了很多的功劳。二十一世纪到了，在社会转变当中，一个社会的和平、治安还有国家的安全也跟着转变了。我们做公安的面对了很多新的挑战，但

是这些挑战不是公安人员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今天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做一个新的长城，新的长城就是所有的人民，我们中国人不管在国内、在海外，我们大家都要用我们的身心跟我们的智慧筑成一个无形的长城，这无形的长城能面对社会的挑战。我一生从警已经五十六年了，我一生也应该好多次，可能就走了。

我第一次，那时候刚刚从警官学校毕业，派在台北市实习。那一天我跟一个警员巡逻到那边，到了签到窗刚刚把名字签好，在电线杆上我看了一架飞机。因为那个派出所靠在机场飞得很低，我就跟那个警员讲，我说：“这飞机飞得好低啊”，他说：“这是机场啊，飞机降落都会飞得低的，我说：”这好像不对“，我就拉了他一把。话没有讲完，那飞机引擎撞到高压电线，那些电灯柱就一个一个倒下来。假如我没有拉他一把，我不向后面退一步，我今天就不在这里了。那飞机压到一个房间房子上去，一个民

房。我们当时根本没有顾虑到自己的安全，我跟那个警员马上冲进去，一个年轻人被压在底下，我们两个用手挖，把他挖出来。突然咬我一口，咬着不肯放。当时我心里想我来救你的，你为什么咬我一口。后来才知道在人痛的时候，他会咬着牙。我们把那个年轻人救出来送到了医院，活了，这是第一次我面对死亡。

有一次当时我还在做巡警的时候，在台湾因为年纪很轻，自己觉得功夫很好，当时我们去抓流氓根本没有感觉，他一抽，还好我功夫好，一下就把他打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后边的刑警来了，我们要抓你你还敢逃，所以他们就拳打脚踢，我一看地上都是血，我说：“不能打了，打伤人了”，结果看了他半天他没有流血，那血哪里来。看着我身上、手上，差一点就刺到我的大动脉，到现在还有三十六针缝在这里。面对死亡根本没有感觉，等到发现自己受伤，突然头昏了，感觉到没有力了。他们说：“赶快

送医院”，我说：“你们好好修理他，好好打他一顿。”

好像不久之前，在波士顿的马拉松每年都举行，举行了很多年了，世界各国长跑的都到那边跑。但是去年，那一天开跑，上千的人参加，很多观众沿着马路看，没有人想到突然大概九点多钟、十点钟炸弹爆炸了。通常恐怖分子，有的时候它叫作secondary device，他放两个炸弹，当中一点距离第一个炸弹爆炸，等到救护人员、消防人员、警卫人员去的时候第二个再炸它杀伤力就多了。因为人多，杀伤更多，爆炸了，到底是谁一直没有线索。但是很快的，波士顿的警察，联邦调查局他们就向每个人求助，希望把手机给他，因为我们到了网络社会大家都有手机，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在照，所以做了影像分析。因为在现场发现了爆炸的是个高压的汽锅，那锅子就装在一个背包上，所以他从每个人的照相里面看背着那个背包的，发现了两个可疑的分子，两个人站在一个

距离。但是有些摄像机看到两个人站在一起，所以当时的判断这两个人一定有关系，在分析的时候发现他们的面相，鼻子是白人的大鼻子。

所以当时在路上，所有的警察看到鼻子大的都盘问一下，他们两个居然跑出了警卫网。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哥哥去受过训练，回来把弟弟也吸收了，就做恐怖活动，他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开了一架车，两个人就掏出了枪。抢掉他的车叫他躺在后座，同时说：“你还好是个中国人，假如你是个美国人我们就杀掉你。”到了一个加油站，哥哥去加油，弟弟去买点面包吃的东西准备逃亡。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机警，他一看机会来了就从后座逃出去了，因为他这个案子才破的，第一个听到消息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校警，刚刚才任职不久。第一个到了那里开始跟他们交火，结果被打死了、牺牲了，因为他的牺牲，其他的援警陆续地赶到把哥哥当场击毙，弟弟受伤就逃到人家的后院，船里边盖着布，所以警察通知所有的民众，大家不要出门非常危险，先生在家里喝啤酒、看电视。太太说：“那个船的布好像在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你出去看看 ”，先生说：“警察叫我们不要出去，太危险了”。太太说：“赶快出去、赶快出去”，他出去一看里面有个人昏倒在里边，就马上报警然后就抓了他，所以这个案件就表示假如大家合作，那任何的案件都会解决。所以我一生碰到很多的危险、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一生觉得很幸运，我是个中国人，我感到很光荣。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一个中国梦，我们做中国人的都有一份责任，就是我们怎么样再做一个无形的万里长城，继续保护我们的社会、国家的安全。

很多人问我，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就是我失业，没有事情做了，也就是世界和平了、安全了，没有犯罪。我情愿失业没有犯罪，只有大家能够和谐相处，那国家社会才会和平。

第四篇：秦怡励志演讲稿：我是90后（开讲啦第19期）

各位同学们：

今天我很激动，因为跟这么多同学在一起聊天。我没有什么准备，这两天非常地忙，又去拍了一点戏，又在写剧本，每天都是从早到晚。但是我想我是“90后”了，我这个“90后”虽然跟大家是不一样，但是今天我想谈谈我真正“90后”的情况。

90年前我在一个封建家庭出生，那个时候很快地就念书，在学校里头喜欢打球，喜欢运动，喜欢看电影，但是当我到了十几岁的时候，当我们国家遭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的时候，我就不一样了，我就念不下书去了。我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我就想我一定要去参加抗日工作。当时出去我知道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没有去想这些，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到前线，我第一可以做的就是去救伤员，做一个战地的护士。我也去抬了担架，但是有一次几乎把担架掉下来，因为子弹穿过了这个担架，我有点慌，就差一点掉下来。所以当时他们就劝我这么小，不能做这个工作，硬要叫我回去，我只好回去了。

就在那个时期，我又变了我的工作，我去演戏，是我去看戏的时候导演看中了。一开始进中国电影制片厂，我一进去就跟舒绣文同志，茵瑛同志，三十年代的明星，她们已经有名了，跟她们住在一个屋子里。我就问她们，你们演戏怎么会演得这么好，怎么努力才能够演好戏。她们就说，首先不要有杂念，不要担心，这种事情一定要慢慢地来。她们说第一，你要把台词念清楚，第二，你要像那个人，第三，你要自如，我这三样我都不会。我上了台路都不会走，心里紧张，有杂念，怎么办呢，我只有取消这个杂念，我就自己想，我也不为名，我也不为利，我就不去管它了。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何必紧张呢，放松啊，把自己放松了，杂念慢慢慢慢少了，这也是一种觉悟。也不要有名利思想，也不要叫人家看了以后怎么笑话，没有什么关系，我反正就是刚来的，但是要学。后来因为我们党成立了一个中华剧艺社，他们也想培养我，因此我就转到了这个中华剧艺社。在这段生活里头我有很大的成长过程，自己每天是有个值日，一天有一个值日，这个值日从早晨天亮起来跑到四里路以外的地方去买菜，买完了菜回来，一天的这个剧团里头的人的伙食都由你来包办。烧饭，洗衣，煮菜什么，样样都是。在这个值日当中我又体会了很多东西，在这个苦难的年月里头你不是光做演员，你还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生活上的关也要过，同志们之间友谊的关要过，学习的关也要过，要过很多很多的关。自己要很清楚地认识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自己有多少学问，自己有多少本事，我能做多少事情，那么我应该安心的，安定心来学，做，学，做，就是这样子。后来白尘同志的《大地回春》写出来了，他来跟我们大家讲了角色，我就是演戏当中要过关了，这个关就是很难过，从那样一个不起眼的跑龙套一下子要升做一个主要的角色，很多东西我都不会.那个时候我们穿旗袍的人还要穿一个高跟鞋，我不会穿高跟鞋，一开始演的时候真是要命。我就跟那个导演讲,说我实在演不了这个人物，我觉得我一场演下来，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我一定是演得一塌糊涂，我心里杂念是多得不得了。谁说的，我没看见，他就这样，以后他就说去把那个旗袍租给你，从今天起你在台下每天穿高跟鞋，每天穿着这个纱旗袍去走，就把服装道具都给我了。我就每天穿了个高跟鞋，这个鞋子穿了不行，真的走走我也就习惯了，他就是说你蛮好的嘛，你不是蛮好的嘛，他故意这样在生活里头来鼓励我，所以旁边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友情，这种帮助一生一世不会忘。我们几个人算是四大名旦，那个时候所谓四大名旦怎么会出来的呢，四大名旦是夏焱同志，有一次会上他这么讲，他说京剧有四大名旦，那么我们也有四大名旦啊，人家就问他了四大名旦是谁啊，那么他是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就是四大名旦。那么四大名旦以后自己是不是有很多杂念了呢?我这个假“90后”想得还挺多，既然是四大名旦了，有的人就想我就不能去跑龙套啊，既然是四大名旦了，那我演戏要是这个演砸了，又怎么办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的前辈他给了你这个名字就是鼓励你，你要往这个地方去奔，并不是要叫名旦。

有时候“90后”也会有很多想法，现在考学校要想去留学，也许没有考成功是吧，自己要想学习的这个大学进不去，很多事情都有大的方面。大的方面不想，总钻着自己的牛角尖里一定会产生问题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遇到了很多困难，觉得自己有点冤屈，你也是要从大的地方想，有冤屈的人多了，他的冤屈比我还要大，他怎么就过来了，也许是一个过程，这会冤屈了，以后人家看你，你虽然默默无闻，但是你工作很积极，就是这个人不错，就用上了。很多事情像感情的问题上也是这样，从小爱怎么到大爱，我跟大家讲，我的孩子死了以后，我走到家里就不敢进去，我每天回家可以看到他，他总是走出来，妈妈回来了，他就这样子。秦怡是中国影坛的常青树，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秦怡的儿子金捷患有精神分裂症，生活不会自理，全需秦怡照料。工作之余，秦怡将她大部分的情感都倾注在儿子金捷身上，为了照顾儿子，她承受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59年来，她常常忍受儿子精神失常时的拳脚相加，最终还忍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2007年 59岁的金捷在母亲的陪伴下走完了一生，他临死的时候，我急得不得了，他跟我说妈妈你不要着急，没有我你可以省点力。我说一个有病的孩子经常能够讲出这种话来，我跟我姐姐两个有的时候吵架了，他会到我旁边，来拍拍我的肩膀，你是党员，你是党员，他在后头来劝我，就是说你要让人一点，你不能这样做。他死了我就非常非常地痛苦，非常非常难受，我就没法子生活了。后来电视里看到孤儿院里头有一个男孩子22岁，生了脊髓炎，脊髓癌，已经快要死了。那个记者在当场采访他，他跟那个记者说，我现在只有三条，我心里想的事情。就一，我希望我的小朋友们今年还是可以穿新棉袄，还是可以吃上糖果，第二条，他说我长到22岁了我就想工作，通过我的工作去对我的国家，养我的国家作出贡献，他说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眼角膜捐出来，那么可以救治他人的眼睛。第三条，说我每天每天都要想寻找我的父母，我想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丢掉我这个亲生的孩子，我成为一个孤儿，但是他说我现在想，他们丢掉自己的亲生孩子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想到他们一定会有原因，所以我也就不那么难受了。我一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好多了，我的孩子不过是有病，也已经活到59岁了，比一比他这个孩子，人家都是很不应该走的时候走掉了，那人家怎么过呢。

第五篇：赵启正励志演讲稿：我向世界说明中国（开讲啦第9期）

各位同学，我大学毕业到今年是49年。1958年考大学，我考大学的时候，只招十万个大学生，现在你们这一届是六百八十万毕业，是我那时候的六十八倍。那时候，全国的人口我记得是六点六亿，六亿六千万。所以，我们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周总理跟我们讲话(他说)：“你们是同龄人的百分之一，你们是非常幸运的!”所以，总觉得毕业以后，应当多报答国家、报答人民。

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学教物理的老师，(所以我)从小喜欢物理，于是就报了核物理系。我们系在北京考区是每七十位录取一位，这样学了五年。毕业的时候，正赶上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离了中国。原来答应在科学技术援助我们的项目，都没有进行完，我分配到核工业部做反应堆的物理研究和试验工作。由于苏联专家撤退了，我们反而有机会到第一线，顶替苏联专家了。到西北去，看到我们核工程基地已经被沙漠填满了一片凄零，但是我们自己的物理学家和刚毕业的物理系的学生接替了这个工作。最后，很顺利的完成了运营的任务，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工业做出了贡献。

当时，我们要什么没有什么，因为我们的工业不发达，探测粒子的探测器都是中国人自己去试制，有些和苏联专家原设计的很不相同，但是很成功，有的就是我们这些刚毕业的人做出来的。这一段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工作十年以后，我调到上海航天局做其它的工作，由核物理转到电子光学。我这一生转了很多次行，换了很多次工作，到哪里都听到过说：“这位赵启正是外行。”我非常感谢这样的话，它激励我：就是得用功!

在“我是外行”的鞭策下，我很快的成了内行。不仅完成了科研任务，而且获得了专利，所以也几次当劳动模范，很早的就成为了高级工程师。这个时候我的结论就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之后，我就调到了上海市工作，当过上海市的常委组织部长，当过上海市的副市长。浦东新区开始后，我成为浦东新区的主任。刚刚宣布浦东开发的时候，外国的报纸说：“这是波将金村，这是一个俄国贵族波将金，他在圣彼得堡的周围，用木板搭了一个街道，给当时俄国的女皇来看，夜里打着火把、坐着马车，你看这村多好。这是一个虚拟的(假象)，有人说浦东就是波将金村，我们艰苦努力做得比我们想象的还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有上海市府市委的努力，有北京各部的支持。

许多外国朋友说：我们没有见到，在二十年时间长成一个城市的，并且你们的规划那么好。像陆家嘴还没建好，它的什么样子，已经在我们沙盘中做好了。因此，我就得到什么结论呢：全国的大方向对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创造奇迹。

所以我这一生，工作换了很多次，每次四、五年。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我开阔眼界。不要太惧怕改行、换工作。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三十岁的人，如果他有四十岁的智慧，大体上是成功了。一个三十岁的人，只有二十岁的智慧，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多数人是三十岁，具有三十岁的智慧。

有一次在北京，另一次在山东，我演说之后，很有意思，都是女青年，都是三十岁，把我拦住了。(她们说)“赵老师，我告诉你，我看了您这句话之后，一夜没睡着!因为我正好三十岁，我在想，我到底是不是有四十岁的智慧?我好像没有，我怎么办?”我说：“你现在知道，犹为未晚。我的建议是：一要读好书,你每年能够选好两本好书，就很不错。第二和你的家长或老师，像智者那样的人，你多接触，因为他和你谈话的时候，他的经历、他的阅历，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告诉你，这样你就走了一些捷径。但是第三，你要善于思考，什么事情多问为什么，每到一个新的岗位，要把原岗位所传授的一些规则，你要问问‘是这样吗?’你可能会发现有些基本的规则和基本说法，已经过时或不适应了，这时候你可能就成为一个革新者了。”

那么做了大约六年，又调到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任务就是什么呢?向世界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向世界说明中国?因为中国以前不够开放，人家不太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从电影中看，我们拖着辫子，也可能人人都会武功，我们在纽约的《中国文化美国行》的节目，我们请电视台的同志到纽约街头，碰到年轻人就问他：“当说到中国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有人说我想到熊猫，有人说我想到长城，有人说我想到带着长辫子，有人说我想到都是缠足的。”我一看，这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不够了。

在德国，我问一个出租汽车司机：“你对中国有什么认识?”他说：“我想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除此以外不知道了。”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的历史，说明中国的政策。这样我们就设计了很多节目，做了很多事情，出版了外文的书，出版了外文的网站。我们的外文的网站有60 种，孔子学院现在在外国，建了三、四百个了。上个月，美国忽然说中国老师的签证是J-1(交换访问学者签证)，不可以在大学讲课，是吗?可是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是你们同意的，是你们邀请的，是这么办的。老师都回去了，孔子学院不就垮台了吗?八十个美国大学说：“这些孔子学院在我们大学，我们怎么能这样做事呢?”美国人，是错的快改得也快。七天宣布，我们上次做粗糙了，不算，我们还欢迎他们在这里做。签证问题，我们把它更改一下就行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很多有远见的美国青年，愿意学中文了。这是在三十年前没有的事情。但今后，我们汉语，就展开翅膀向各地飞去了。

因为我毕业49年了，明年是50年。同学们说大家要相会，大家要交流。这50年差异很大了，都有变异了，一定也是很有意思的，也许还有一点伤感，但是我一定要去!这是明年的事情，现在先祝大家毕业以后顺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