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大国？-------著名学者秦晖岭南大讲坛演讲

第一篇：什么是大国？-------著名学者秦晖岭南大讲坛演讲

什么是大国？

-------著名学者秦晖岭南大讲坛演讲

著名学者秦晖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时间：2007年4月1日上午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主题：什么是大国？主讲人：秦晖

主办：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承办：广东人文学会

协办：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越秀图书馆

【主持人（庄礼伟）：】今天讲座的主题，大家来之前都已经看到了，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

今天的主讲人秦晖老师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名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是从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起步，进而扩展到许多学术领域，求索于问题与主义之间。他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积极履行着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他跨入了一场又一场关于主义的争议，也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问题的研究，全凭着对问题和社会的责任感。读秦老师的著作，以及和他的接触，我自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心中有一匹马，能够自由地在人类智慧世界中奔跑。这是他跟一般学院派学者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是在亲历着变动着的中国历史。当然，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我们也期待着秦晖老师跟我们分享他对什么是大国的看法。

现在我们掌声热烈欢迎秦晖老师。

【秦晖：】谢谢大家。谢谢岭南大讲坛的组织者，也谢谢各位给我一个一起交流的机会。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大国”。大家都知道，最近《大国崛起》在我国热播，引起了很多的议论，这应该说是最近几年来一个意义很大的文化事件。什么是大国？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怎么样的大国？很多中国人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我觉得从电视剧对大国的选择来讲，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视角。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剧，大家都知道，古往今来有很多的大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帝国，动不动就是横跨欧亚非的，金戈铁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故事。但是电视剧《大国崛起》并没有选择这些历史上的大国。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视剧它是想把大国崛起置于一个近现代化的视野中来考察，因此古代的这些军事大国它并没有放入这个视野中。

但是就是在近现代这些视野中，有些大国究竟算不算大国，也是值得研究的。比如说就在近代化的开端时期，我们都知道，就在欧亚非这三大洲，当时就崛起过一个很大的大国，就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我们知道，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过程，几乎和大国崛起中反映比较多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是同时的，而且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拜占廷，在传统的欧洲史学中一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近代开始的两大标志。

大家知道，现在的历史书，把中世纪和近代理解为社会形态的变化，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把它的分界线定在英国革命。但是按照欧洲的传统观念，他们当时没有这个社会形态演变的概念，在欧洲传统史学中，所谓中世纪指的就是拜占廷被土耳其人攻陷以前。拜占廷的陷落和新大陆的发现，是近代的开始，是中世纪的结束。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非常重大的，而且自从1453年拜占廷陷落，一直到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扩张最厉害的时候，军队一直打到维也纳城下，可以说占领了整个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很大一片地方，形成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可以说这个大国崛起中描写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家的海上霸权，和奥斯曼的陆上霸权，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东西。但是在《大国崛起》这部系列片中谈到了西、葡、荷，而没有谈土耳其。按照我的理解，这是因为编者认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在本质上和前近代的这些军事帝国的扩张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那样一种传统军事帝国的类型，而没有西、葡、荷这些国家，他们崛起的那种所谓的近代意义。不过这里我要讲，这种区别主要是对这些国家，也就是说土耳其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讲，这个意义的确是非常重大。而对于被征服的人来说，其实传统与近代的区别不是很重要，中国人当年被传统的蒙古军队屠杀，后来被所谓现代的日本军队屠杀，美洲的原住民在近代的殖民过程中，由于受到外来的那种压力而皈依基督教，和以前波斯、中亚、巴尔干这些原住民，由于阿拉伯、奥斯曼的扩张而伊斯兰化，至少在当时对被征服者而言，应该说都是悲剧。

但是这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我们说有一些像奥斯曼帝国，它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呢？后来崛起的这些，是近代的大国呢？我认为主要就是两个不同。一个在于立国之“制”对世界、后世的影响，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对现代性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现代市场经济、政治制度——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对这些制度的建立所体现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评价一个制度的好坏，关键还是老百姓从中所得到的，首先在于这种大国崛起中国与民的关系，当然首先是指和本国人民的关系。很多人说在西方列强崛起的过程中，被征服者、被侵略者受到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当然是深有体会。但是在传统军事帝国的夸张中，这种情况也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并不是近代和传统的区别。近代殖民扩张有很多横行霸道的事实，古代的军事帝国扩张，这种事实一点也不少，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强权政治自古以来就有，不是近代才有的。

但是近代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背景，第二就是这个制度给人民带来的关系，首先是指给本国人民带来的关系。当然这个殖民征服对被征服地区的痛苦，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讨论。

我们现在讨论大国崛起，本国人民到底会得到一些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要说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一定的体制中，一个国家的强大当然会使它的国民能够得到很多好处，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得到好处，必须或者只能在这个国家，在领土上处于大扩张时期。历史上我们看到很多例子，那就是这一种以国民为本位的制度安排下，国家扩张国民能够得到好处，国家停止扩张国民仍然能够得到好处。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所谓大国的兴衰，就绝不仅仅是版图的大小、武力的强弱，最本质的是老百姓的权利、福利、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增进。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中列的大国就挺有意思。比如说很多议论者提出《大国崛起》中讲的这些国家，有一些无论从武力讲，还是从国家的版图讲，你很难说它是大国，比如荷兰。我们说荷兰的本土，它一直是小国，从来也没有大国。而且有人说西班牙和葡萄牙本土也是很小，但是它有很庞大的殖民地，可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荷兰也很难算得上一个大国，荷兰虽然进行过海外扩张，但是荷兰的海外扩张，老实说规模也很有限。荷兰历史上真正有意义的殖民地，就是荷属中印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印尼，当然历史上他也占领过一些地方，但是能够稳定占领的，只有一些很小的地方，而且没有一些太大意义的，比如说荷属安的列斯、荷属圭亚那等几个无足轻重的小不点。虽然我们说荷兰有海上霸权，但是主要是指商业霸权，就打仗而言荷兰人其实很不行。

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深有体会，因为当年就是我们中国人，而且不是中国的政府军，是中国的一支反政府军装，一支以商人为主体的。大家都知道，大革命时期广州有商团叛乱，郑成功就是一支海上商团，以海上商业势力为基础的这么一支武力。郑成功的军队当时算不算强大呢？我们知道其实并不算，他在大陆上站不住脚，老实说他能够在大陆站得住脚，就不会去打台湾，他当时之所以进军台湾，就是因为在大陆上跟清朝的作战受到重大的挫败，当时他的基地只剩下金门、厦门，而且这两个地方已经是岌岌可危。但是这么一支军队，在大陆上屡战屡败的军队，就在海上把荷兰打败了。荷兰在东亚败给郑成功，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今天的纽约，最早的名字是叫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荷兰打败了，很快变成了纽约。荷兰如果说是大国，这不是在军事意义上说的，更不是在领土人口意义上。荷兰如果说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的国家，我觉得荷兰人是比较随便的，他并没有很强的祖国意识，荷兰移民跑到一个地方，往往就没有多少的祖国观念。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跑到非洲去的这些荷兰人，他们跑到非洲去之后不久，就自称自己是“非洲人”，语言是“非洲语”，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际上是荷兰裔南非人，别人把他们叫做“布尔人”。最近中国养羊业有“布尔山羊”，是很有名的品种，就是这些“布尔人”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是荷兰人，他们到了南非之后不久就脱离母国独立建国，后来英国人打他们，发生了很有名的“英布战争”，布尔人和英国人相比，那显然是非常的弱小，但是他们的确是比较团结，因此他们主要是以游击战的方式，也把英国人收拾的够呛，当然最后也是被英国人打败了。但是说起来也很奇怪，虽然他们被打败了，而且布尔国家也从此灭亡了，但是布尔人在英属的南非，仍然可以说是当家作主，后来在南非也仍然，布尔人的势力也一直很强大，英裔南非人反而一直是势力比较小。

这里我要插一句话，也正是因为这样，英裔南非人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比较进步，比较倾向于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坚持种族隔离制度最厉害的就是布尔人。或者用南非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做“阿非利卡人”。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书把“英布战争”解释为英国和荷兰争夺南非的帝国主义战争，我觉得这个提法有一点莫名其妙，可以说是英国争夺南非，但是荷兰并没有来争夺南非，有一帮荷兰人，但是那个荷兰人根本也不承认他是荷兰国籍的，他们根本就是阿非利卡斯人。

所以，无论从本土还是从势力范围而言，荷兰都称不上是大国。我们凭什么说荷兰是大国呢？但是毫无疑问，荷兰当时无疑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国家，而且直到现在，应该说还是这样。不仅荷兰人创造的一些制度，比如说股份公司、联省共和等制度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其商业势力无远弗届。而且它的文化影响力也曾经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日本兰学曾长期成为西学和一切近代知识的代称。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对蛮夷的翻译，往往是被认为用比较贬义的词，但是到了近代就有了一些好词出现，像英国、美国、德国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褒义的译法，有些人说其实在明代就有比较褒义的提法，就是指荷兰。我要说荷兰这个译法，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流行，你只要看看明史，明史中并没有把今天的荷兰称为荷兰，而是叫做什么红毛国，真正称荷兰的就是当时的日本人，还有后来的清朝人，清政府曾经跟荷兰联手打郑成功，如果今天说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清政府就是勾结外国来镇压我们的民族英雄的。荷兰人当时是郑成功的敌人，但是是清朝的盟友，因此清朝从日本人那里把荷兰，这个听起来很美的一个名字，荷花、兰花，引进了汉语中，但是明朝人都没有这么说的，明史中也没有荷兰这个名字。

我在这里主要是讲荷兰在当时世界的影响，以至于在日本这个地方，人家就把荷兰当做西方的代名词。现在按照大国崛起的说法，英荷战争之后，荷兰的霸权就结束了。但是荷兰的霸权虽然早就已经结束，今天的荷兰仍然是一个富裕、文明的国家，仍然让世人称羡，而荷兰人的国家与民族自豪感一点也不亚于当年。我就要问，荷兰当年在什么意义上崛起为大国呢？今天的荷兰是不是就算是衰落了呢？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些国家很有趣，但是《大国崛起》片子里并没有提到，北欧有另外一个国家，瑞典，《大国崛起》并没有提到。

瑞典很有意思，瑞典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军事、政治势力曾经非常强大，当时在欧洲可能仅次于英国，和俄罗斯不相上下，曾经几次将俄罗斯打败，当然最后他是被俄罗斯打败了。他在这一段时间，曾经打败过欧洲的很多强国，我这里指的是当时的强国了，包括俄国、波兰、丹麦和德国的很多大诸侯，大家知道当时德国并没有统一，当时德国有一些诸侯是比较强大的，比如说奥地利、普鲁斯等等。那时候波罗的海被称为瑞典湖，因为整个波罗的海是被瑞典征服的。瑞典军队曾经直逼莫斯科，变波兰为他的附庸，干预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曾经横扫欧亚，和彼得大帝决战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最后瑞典在这里被打败了，国王没有逃回瑞典，最后是逃到土耳其了，这个地方离土耳其很近，他们的军队因为扩张离瑞典已经非常远了。

波尔塔瓦战役终结了瑞典的军事霸权，但是在波尔塔瓦之前，瑞典的军事政治势力很大，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强国。但是当时瑞典在世界人民中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可是1708年波尔塔瓦战败，国王逃奔土耳其，战后签订的和约使瑞典丧师失地，霸权彻底崩溃，而且从此再没有恢复。瑞典在世界文明的地位，这之后才真正的崛起，战败之后的瑞典废除了专制制度，开始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自由时代”，建立了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均居欧洲前列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这个制度的依托下，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谈不上有什么势力范围。现在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是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这里我要说对殖民地的掠夺的确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应该说这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很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并没有殖民地，包括德国在内，瑞典当然也是。瑞典没有任何殖民地，也没有什么势力范围，但是瑞典的工业化后来居上，他的人均产值和收入现在甚至超过英美，是世界最高之列。瑞典的文化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中国人很遗憾的就是到现在没有得到过诺贝尔奖，这个诺贝尔奖就是由瑞典来评的，在世界的各个学科诺贝尔奖几乎都是最高奖，除了数学。

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可以说是独步全球，世界上共同富裕的国家没有谁比瑞典更具有样板作用，“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社会主义模式，先是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世界性样板。后来苏联崩溃了，瑞典就成为了全球有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样板，“言必称瑞典”成为各国左派的美谈。今天的瑞典人有没有人怀念波尔塔瓦战败之前的伟大国王的光荣呢？当然也有，但是应该说很少，但是今天瑞典人的光荣和自豪，岂是当年的臣民可以比较的。所以我说只要一个国家的国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国家强大他们是站立的，即使在国家所谓衰落时期，瑞典和荷兰可以说作为霸权而言，他们后来都衰落了，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所谓衰落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近代的处境，完全是两回事，那就是说他们的国民仍然是有尊严的。而国家强大，当然经常会带来国民的尊严，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其中也包括在政治上、军事上强大，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的强大可以增进国民的尊严。但是我这里要讲，这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一切情况下。在有些情况下，国家的强大不仅不能带来国民的尊严，反而带来的是国民的屈辱。

我要举的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最近播了很多帝王剧，最近在热播的就是《秦始皇》。秦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强国，唐人在唐诗中曾经有一句话，“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我们不妨看看秦人是怎么评价他自己的，秦国有没有反对派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这里列举的不是什么反对派，我这里列举的是那些强秦的理论家们，他们是怎么论证秦国的强大和老百姓的地位，我这里讲的完全是官方人士。大家知道秦国的强大，得益于商鞅变法，以前传统的历史书对商鞅变法的评价非常高，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后来秦始皇统一了全国，靠的是法家理论，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可以说商鞅和韩非代表着使秦国强大的官方理论、正统理论，也可以说是秦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这不是什么反对派的言论，这完全是他们正式的说法。

秦的统治者是怎么说他们强大的，那些秦国的统治者、秦国当局，他们是怎么总结自己的强大。在《商君书》这本书中，据说是商鞅写的，现在一般认为它有些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手，其他篇章可能是出自商鞅的后学。《商君书》和《韩非子》，建议大家有兴趣的话读一下，那的确是千古奇闻，只读四书五经很难了解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不读《商君书》和《韩非子》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传统的。《商君书》有一章名字就是叫《弱民》，公然宣称“民弱则国强，民强则国弱；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大国崛起》播出之后，我看到一些文章，说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不是一种好东西，为什么呢？民主制度从希腊罗马开始，就是因为西方人侵略成性，他们为了对外征服，所以他们本族人要团结起来，所以搞了一个民主制度，对本国人很好，但是对外族人很坏。说我们中国正好相反，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搞对于征服，因此我们不需要民主制度，我们可以对自己人坏一些，因为我们不想征服别人，所以我们不太在乎给自己人一些好处，团结起来征服外国，我们中国人没有这种传统。秦始皇的制度后来被认为比民主更人道，因为民主虽然对国内人不错，但是对国外人很糟糕，而我们国家以前这套制度，好像是对本国人不怎么样，但是在全世界是一个和平的样本。

可是你看看《韩非子》和《商君书》就知道，为什么要强调强国呢？就是要穷兵黩武、对外扩张。我还要提一件事，晚清时代中国曾经很多人发誓要学习西方，使中国强大到恢复秦汉那种军事力量。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包括梁启超等等都用过这个词，叫我们要建立军国主义。后来我们跟日本打仗，军事主义变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是明治维新时期，曾经一度军国主义被用做是褒义词。大家知道，梁启超就曾经说过，从周到秦，中国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军国社会。因此，假如说西方人为了征服外部，所以他们需要在内部搞民主的话，假定这个说法是成立的话，这个说法我觉得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老实说，包括希腊罗马他们当然也有对外征服，但是对外征服并不一定需要就要搞民主，比如说波斯帝国，另外搞民主的基本动力还是来自国内，并不是来自国外。

但是，法家学说倒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那就首先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连本国的老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他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要征服敌国，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所以《商君书》就有这么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老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我要打败敌人，首先就要打败本国的老百姓，因此《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这个话赤裸裸，让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的，一点也不掩饰，他就明确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他提出一个观点，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他说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他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说老百姓蠢的一塌糊涂，就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说“民愚，则知可以王”。老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我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那么强国就要弱民，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老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这个国家要强大，就是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王那里。而且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就会受牵连的，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说这是作法自毙，最后他是没有逃出去，被抓住五马分尸了。但是虽然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商君书》就明着说，老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其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愁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这样他们才知道大人的尊贵，他们必须卑贱，这样他们才懂得当官的厉害，他们必须贫困，这样他们就会为你的赏赐而卖命。就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此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让老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这样的强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它往往有一元化的判断，总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说秦我们知道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于是我们就说他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比较不错，于是我们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话，我要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经济也不是没有改善，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当时整个华夏大地上，秦的经济水平应该说仍然是很落后的，而以往的历史书往往对这一点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错误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中的一段话，《史记》中曾经有一个说法，“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但是这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研究地理、历史的学者，很多人都指出，司马迁这句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这些书本身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所谓的关中，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不是今天所讲的小关中，不是仅仅指关中平原，司马迁所讲的于天下三分之一的关中，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关中，使其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仅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但是，当然他穷兵黩武，他的军队确实很厉害。

秦的经济很不发达，政治又更是苛暴，商鞅、韩非这些人，我看是中国古今历史上很罕见的坦率人。商鞅公然说，为政者，我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愉快，我就是要专门做老百姓痛恨的事，而绝不做老百姓高兴的事，这样国家才会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强。”越是压迫老百姓，国家越强大，越是顺从老百姓，国家越弱。如果按照他的这个逻辑，那真的是国家强大了，老百姓这个日子就更难过了。

其实古今中外的专制者，我想这样想的人并不少，但是敢于赤裸裸这么说的人，商鞅、韩非可能是最肆无忌惮的，这样的情况下秦国虽然强大，你说秦国人民的日子能好过的了吗？在这里我就不想列举暴秦苛政的具体例子了，我们只想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公然说，我的统治就是要让老百姓搞的辱、弱、贫、愚，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你奈我何，商鞅他们就这么牛气，偏不做民之所乐，你能把我怎么样，我是流氓我怕谁。今天有一些书，说秦朝的老百姓如何幸福，我想根本不用谁来反驳，商鞅、韩非这些强秦的理论家，本身就反驳的很厉害，他们自己就说，我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把老百姓踩在脚下。

最近有一部历史剧，主题歌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哑然失笑，我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但是商鞅、韩非相信吗？他们相信他们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吗？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在某种制度下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民主制度下那的确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主讲的最简单，那就是靠选票，人家不选你你就得不了天下，说白了就那么简单。如果在民主之下，不得人心者怎么可能得天下呢？但是在法家制度下，他如果真的得了民心，何必要搞这么一套呢？明明白白的他就是知道老百姓是不高兴的，商鞅讲的很清楚，政作民之所恶，我这个统治者就是要让老百姓感到厌恶，商鞅明确讲了，我就是不得民心，但是我偏偏就得了天下，你拿我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在专制时代如果把这种善良愿望当做历史事实，不就成为成者王侯败者贼了吗？古代历史上几乎成为规律的“蛮族征服”现象，难道也是被征服人民（他们通常人数占绝对优势）的“人心所向”？那这种历史观能成立吗？老实说我觉得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正因为这是一种好现象，民主才是一个好东西。其实你要看看韩非、商鞅他们说的话，就可以很清楚，这些理论家从来不相信人民会拥护他们，而且从来不指望，韩非甚至将话说到这个地步，统治者你不要想别人喜欢你，也许你的老婆、孩子都会算计你。他说，你作为统治者，所有的人都是要算计你的，包括老婆孩子在内，但是你有本事，就是在所有人讨厌你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把所有人压的服服帖帖，哪怕你们都不高兴，但是我要让你们不敢反对，或者无法反对。首先是我能够垄断组织资源、摧毁民间认同，利用人性弱点等等，这才是法家崇尚的最高境界。

这样的强秦，应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两本书，都会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但是我要说，那是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国就会更好呢？我前面说过关东六国，就是比秦国富，在和平时代关东六国人日子就是比秦国人好，这一点大概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既然有强秦这样一个邻居，被打败那当然苦难也非常深尽。像大家都知道的例子，赵被秦国打败，几十万战俘被暴秦坑杀，致使举国尽哀，青壮男子幸存无几，孤儿寡妇之国真是苦海无边。所以暴秦的“强国弱民”之道固然可恶，关东诸国不知自强也堪为殷鉴，而在那种情况下提倡“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列宁式立场，我觉得也是不可取的，太过火了。

在那种情况下，强国主义和弱国主义、国家崛起与衰落，对老百姓恐怕都未必是好事，这可以说是一种无解状态，这个状态我国古代有不少人都很感叹。元人就有一首散曲，其中就有提到国兴百姓苦、国亡百姓苦。当然要摆脱这种无奈，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当然要追求国家利益，但是这个国家利益它必须是真正国民的利益，而不能仅仅像商鞅说的一样，是统治者的利益。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应该没有错，但是我首先讲，权责是需要对应的，国家兴亡，匹夫首先要有权，当然汉语中的权有各种的理解。所谓匹夫要有权，不是说大家都去当官，但是老百姓要有充分的公民权利，也就是要有right，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匹夫无权，那么你兴如秦、亡如赵，可以说就像元曲所说一样，都是百姓苦，兴百姓苦，亡百姓也苦。但是如果匹夫有权，那么兴就像是英美，衰就象是荷兰和瑞典，我前面说过这两个国家，从霸权的角度来说他们都衰落了，荷兰可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军事霸权，瑞典原来有，但是很快也衰落了，但是百姓都昂然挺立。

可以说近代的中国人实际上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恐怕要重新认识。近代很多人说，中国人之所以近代要学习西方，是因为我们被西方打败了，我们看到西方船坚炮利，所以一定要学习西方富国强民。这的确是一些人学习西方的动机，但是中国当时很多人，他们并不是从这一点，或者主要不是从这一点来学习西方的，因此他们学习西方选择的对象，往往不是武力最强大的，而是老百姓的地位最高的。比如早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1840年代，可以说那是最早，当时中国的一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像徐继畬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誉比君主立宪的英国高许多。当时美国国力还不如英国，打败中国的也是英而非美。如果只是因为被打败而崇拜强者，徐继畬何以有如此的评价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舆论，就讲的更多了。时间有限，我就不详细讲了。

我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进行互动。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秦晖教授。根据岭南大讲坛新的规程，还有一个做简单评议的时间。我现在就对秦晖老师今天的演讲主题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秦老师今天的演讲举了很多例子，只知征服领土的帝国和真正大国的距离，同时秦老师也批评了通过弱民来强国的冷酷强国思路。国家的崛起，首先必须是人民能够自由。今天秦晖老师的演讲，也是对热播片《大国崛起》编辑思路的回应，我也想借着《大国崛起》这部电视片简单谈一下我对什么是崛起、什么才是大国的一些理解。

秦老师说了什么是大国，具体到中国，和崛起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先谈一下什么是崛起吧。崛起在我们现在的政治学当中是比较常用的词汇，在国际关系当中也是经常被关注的现象，主要是指在国内的权力格局当中，或者是国际权力格局当中，某个权力增长到一定的程度，使整个格局发生巨大的倾斜和变动。首先在历史上崛起这个词，常常和权力有关，比如说十七世纪上半叶，满清在关外崛起，并且打败明朝，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政坛崛起，夺取了政权，还有比如说印尼，1965年苏哈托将军在印尼的政坛崛起。所以崛起这个词，大家通常对它只有畏惧而没有崇敬，而我们提到哲学、文学、艺术这些方面伟大的人物出现，我们也说是崛起，比如说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这表明爱因斯坦在世界科坛上昂然崛起。这些伟大人物的出现，我们只会感觉到他们就象是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星星降临在我们的头顶，只会从我们的内心涌现喜悦，由衷的高兴，而不是像面对一个强秦的崛起感觉凉嗖嗖的。这是崛起给人们带来的印象。

其实历史上崛起这个词，还带有残酷的意思，《大国兴衰》这本书中的大国是指世界权力格局中的庞然大物，刚才秦老师也提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什么这么说呢？兴衰只是指某家某姓权力的更替，他们的兴衰，老百姓在其中只是承担着巨大的痛苦，是社会代价最大的承受者。满清崛起之前，老百姓是跪在朱皇帝面前，满清崛起之后，老百姓接着跪在满清皇帝面前，连方向都没有改变。崛起的概念，还关联着领土的扩张，瑞典曾经一度扩张，将波罗的海变为瑞典湖，还有比如说成吉思汗崛起于亚欧大陆，但是在他的辉煌战绩下留下多少他个人的痕迹呢？没有。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成吉思汗没有很好地实践“三个代表”，他到欧洲并没有把先进的生产力带到那里，也没有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那里、先进的制度传播到那里，他的烧杀抢掠政策也不根本代表当地人民的利益，所以所谓的帝国霸业无非就是过眼云烟。

我多多少少对崛起这个词有一点反感，从历史上看跟血雨腥风联系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应该响应政府的号召，少提、慎提崛起，那不提崛起，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来说提什么呢？我曾经在南方都市报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让我们提国家的“文明进化”作为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我还说应该提文明崛起。我们国家政府对外面说和平崛起，那是让外国人放心，让我们政府如果在国内说文明崛起、文明发展，我想这是让本国老百姓放心。也就是说在国家的崛起过程中，政府必须向老百姓保证会守规矩、讲礼貌、不乱来，严守权力界限。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国内很多地方，比如说在拆掉老百姓的房子、赶走街头小贩的过程中，崛起一座座现代化新城区中，看到了多少不文明和野蛮的行为，一些非常漂亮的现代化新城区，高楼，可以说都是野蛮崛起的。所以我们应该提文明崛起、文明进化。

文明进化这个词，它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可以做到的。小国虽然在世界国力榜上无法登顶，但是是否就没有成就呢，不是的，也可以成为非常先进、非常文明的国家，比如说秦老师提到的荷兰，还有波尔塔瓦战争之后的瑞典。世界级的大国还应当是国际进步潮流的参与者和积极实践者，当年英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海军力量强大，而且也在于它是种种国际进步潮流的开创者和实践者，比如说宪政、市场经济等等。国家的文化进化对内来说，就是自身的国民生活质量、国民素质、生态环境等等方面有良好持久的提升。现在国际社会有很多指标来检测一个国家它是否是一个大国，或者是一个好的国家，比如说人类发展指数等等，中国还会关注个体户的生存指数等等，像这些在中国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看完《大国崛起》这部片子之后，应该就近的观察，努力在这些小问题上做到积极的改进。

我对大国的理解是什么呢？所谓大国一般有三个指标，就是国家实力、国家威望，还有国人切身的感受，是否普遍、持久的认同自己生活在一个大国里，自己是不是有自豪感的大国民。我们屡屡被暗示昂然走在成为大国的道路上，甚至认为我们已经是一个大国了，大家看CCTV的新闻联播，很容易就会被带起来，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大国里。在中国的大国观念，还有很多形象的符号，最有名的就是奥运会的金牌榜，还有神

五、神六，还有种种建筑上的符号代表物，像水立方等等，他们都是显示着实力。我们现在的大国观仅仅是在权力和思维导向下的，秦老师刚才说的国与民的关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步、是否是伟大的国家，现在还是有一点距离的。郭嵩焘也说过，人民心中持久的自豪感，应该来自生活在美好的制度下，各方面的生活指标比其他国家好。秦老师刚才提到了荷兰，荷兰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大国，地方并不大，海外移民好像也不是胸怀祖国，在海外不是言必称荷兰，但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向世界贡献了两省共和制度，还向日本输出了兰学，有力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瑞典也是这样。刚才关于什么是大国的问题，秦老师已经给出了定义，也提出了他的理想，所谓大国就是指有伟大的制度、自由的人民，这就是我的一点评议。谢谢大家。

接下来是现场提问时间，也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评议。

第二篇：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txt点的是烟抽的却是寂寞„„不是你不笑，一笑粉就掉！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绑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说我花心！再牛b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活着的时候开心点，因为我们要死很久。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英文了，OK？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3.23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秦晖花絮：在秦晖到来之前黑板上已经写了几个字，其中有关秦晖的介绍文字写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秦晖到来以后径直拿黑板擦擦掉了“博导”两字，盖因清华已经不让他带博士两三年了.农业问题千头万绪，国家说农业为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也就是说每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而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农业不存在问题，农业，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不成问题，以前曾有米袋子菜篮子一说，如今只有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我这里所讲的也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农民真要出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农村问题的主体体现在进程的农民与原体制的矛盾问题。如今关注农村问题的许多话题常常是几年一个转移，如劳力转移，产业化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关于农民问题的宏观发展趋势也常常有不同看法。人们常说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第三波是什么？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98年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最近则是说税费改革是第三波，说是继土改和联产承包后的第三次解放。事实上，第三波到底在哪里和对农民问题的宏观把握有关。

农民问题说复杂相当复杂，说简单也相当简单。它不像西方社会农民问题主要是保护的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大方向而言不存在悬念。中国农民问题矛盾很尖锐，但方向很清楚，还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像西方是现代化以后的问题。

简单的说，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两大问题，一是权利（right）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权利的提高也就是杜润生先生曾经说过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杜老没有说给农民平均收入而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即权利，方向是抓的很准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沿此方向千斤的。重农也应该从这两方面着眼。中国应该有新重农主义，不是老的重农主义。老重农主义其实是重农抑商，表面上是重农，实际上是重国家财政，抑商是趋民归农，靠国家强力，包含很浓的国家统治的味道。实际是商鞅所说的“强国弱民”，重官抑民。历代王朝越重农，农民的日子越不好过，农民起义也往往发生在重农的时候。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都往往与实际意义相反，重商往往是加强了国家控制，反而抑制了商业的发展。现在要讲的新重农主义就是上面所说的两点，一是权利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

人数的减少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农民权利要提高，人数要减少其实合起来也就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权利提高的问题。下面分几点进行阐述。

税费改革

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现在的农村问题其实不是几十年农业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解放后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农业积累的问题，税轻费重，“明税轻，暗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历史上农业税费也就两大块，一块是起，一块是存。起，即起运，解运到京城，存，即留，留在当地发展。起运的比重增大以后，地方上留下来的份额减少，要维持开支就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又常常让各级官员克扣，中央也无法掌握实际负担和开支情况。赋税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承受不起了就要改革，简化税折，明晰收费，让农民明确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减少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并税除费历史上其实很常见，而且初期效果往往很好，减少了中途流失，规范了收费过程，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常常不久以后就引起反弹，在税外出现新的费用，而且超过以前。中国老百姓并无纳税人权利，交什么不交什么完全由官府控制，一些名目在合并税费以后消失了，但给后来人重征创造了条件。比如说劳役，并入代役税由政府用这笔钱雇人劳动，实行一段时间以后政府需要劳力又需要农民出工了，原先农民交的代役税又不退给农民，每改一次农民负担加重一次。九十年代初期就推行过并税改革，过两三年后不够用了就又征，形成黄宗羲怪圈。

税费改革要搞，但不能广搞税费改革，要跳出黄宗羲怪圈就不能搞量出为入，而应该搞量入为出，不能政府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而应该反过来，根据收入确定支出。税费改革同时要精简乡镇机构，撤销乡政府也好，精简也好，实际上是一个人员安置问题，所以税费改革要与人员安置结合起来。另一个需要结合的问题是国家应该负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现在地方财政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办义务教育了。税费改革必然引出乡村政治体制改革和义务教育改革，其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皇朝与子民的关系造成的，而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无代表不纳税。税收应该受到纳税人权利的制约。农民负担问题仅靠税费改革是不够的。有人提议给农民免税，但这一提议本身也有问题。事实上，财政上免税是可行的（现在征税成本本身就耗掉了税额的一大半）。但我认为农民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传统身份性的归附，是因为身份低下而征收的这种税，并不是一种全民统一平等的税，还是属于皇粮的性质。农民交纳的也并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按照目前月收入800以上需要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标准，许多农民都不需要交这种税。流转税由于农民收入并非营业所得，更是无从谈起。有人提出农民交税是一种地租，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法律上土地并无国有，城镇土地是说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是说的集体所有，国家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有人说三提五统就是一种地租，但如果承认说三提五统是一种地租，那承租方和租佃方之间的契约何在？双方并无契约自由，不是自由租佃，没有契约式的租佃关系。现在的农民，不管是否愿意都得交税，现在征税的合理性仍然延续的皇粮国税的思路。提免税实际上是承认国家有征税权，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即使补贴而且不贴远远高于征收的税也不提免税。所谓税费问题其实还是一视同仁的问题，用同等眼光看待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减免税也不因某种身份而决定。中国应实行城乡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则许多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

农民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即土地问题，许多人说农村的一切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导致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然后矛盾激化，引发农民战争。许多人说起私有制仍然总说可能引起战争，不住张100％的土地私有制，说即使承认私有产权的国家土地产权仍有保留，但这并不绝对，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其实从传统引申出来的解决现代农民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成问题。地权真的很集中么？土地集中真的是由于自由买卖引起的么？农民战争是否由地主和佃农矛盾引起？每一个环节都有疑问。事实上历史上卷入农民战争的并不是无地可耕的农民，而是有地没法耕的农民。因为负担太重，土地成了想甩也甩不掉的包袱。即使承认土地兼并是一个问题，土地兼并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自由买卖造成的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论政的问题。历史上的特大地产并不是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目前中国式的土地兼并不亚于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土地兼并以政府圈地的形式展开，土地承包的费用并不交给农民而是给了政府，造成农民无地可耕。政府圈地是一个典型现象，公司征地应该与农户一家一户的谈判签协议，但现在是政府做主，出现了描述旧社会时常用的“买通官府，害的人家破人亡，然后趁机买下了地”的情形。民间自由交易中想占这么大的地绝无可能，大多都是与政府勾结的。争论土地私有的双方立论本身就都有问题，双方都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变成很大一片土地形成土地兼并格局，但这前提本身就很可疑。私有化以后会不会变成大片？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大片？土地兼并并不因农民有产权，恰恰是因为农民无产权。现在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享有的是物权而不是债权，否定了把农民享有土地看成租地的行为，农民向集体缴纳的不是地租，拖欠也不够成可以回收土地的理由（而债权则是强调租佃关系，即债权关系的，强调支付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前提，不交地租地主有权收回土地），实质上是强化了农民的产权，但这个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许多人仍然不住张私有，认为土地是一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可以私有。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以此反对私有则不成立。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是指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能自由，国家不能退给个人，而不是享有个人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是因为国家不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本身就是废话，所谓保障，即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现在本来就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个人也承担部分义务，但社会保障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和企业。现在政府无任何转移支付而强制个人掏钱，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结。所谓土地是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说法并不成立。实质上是国家享有权利而要农民承担义务，与通常的社保正好完全相反。说到这里扯远一点，在中国这种权利义务倒置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说义

务教育，本来应该是政府承担费用的，结果却成了逼老百姓掏钱送子女上学，在严格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其实是不应该有希望工程存在的，所以现在希望工程也开始重点转移了，开始强调扶助贫困大学生了。政府在土地上享有权利而让农民承担义务不能说成是社会保障，而且还是把农民当作傻瓜。农民并不会有地就卖的，而且现在土地并不保障农民生活，反而成了农民纯粹的义务。土地在有些地方是零价值甚至是负价值，土地成为了农民想甩却甩不掉的包袱。农民的地权太弱，中国的土地问题不管是否实行土地私有都应该强化农民的地权。

以下为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秦晖教授的观点，因本人身体不很好，这里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了。

产业结构调整，中央的提法是好的，但调整中由于农民权利得不到尊重，成了政绩工程。提高农民收入的说法也不错，但一旦成为

第三篇：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3.23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

税费改革

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现在的农村问题其实不是几十年农业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解

放后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农业积累的问题，税轻费重，“明税轻，暗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历史上农业税费也就两大块，一块是起，一块是存。起，即起运，解运到京城，存，即留，留在当地发展。起运的比重增大以后，地方上留下来的份额减少，要维持开支就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又常常让各级官员克扣，中央也无法掌握实际负担和开支情况。赋税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承受不起了就要改革，简化税折，明晰收费，让农民明确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减少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并税除费历史上其实很常见，而且初期效果往往很好，减少了中途流失，规范了收费过程，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常常不久以后就引起反弹，在税外出现新的费用，而且超过以前。中国老百姓并无纳税人权利，交什么不交什么完全由官府控制，一些名目在合并税费以后消失了，但给后来人重征创造了条件。比如说劳役，并入代役税由政府用这笔钱雇人劳动，实行一段时间以后政府需要劳力又需要农民出工了，原先农民交的代役税又不退给农民，每改一次农民负担加重一次。九十年代初期就推行过并税改革，过两三年后不够用了就又征，形成黄宗羲怪圈。

自由买卖造成的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论政的问题。历史上的特大地产并不是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目前中国式的土地兼并不亚于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土地兼并以政府圈地的形式展开，土地承包的费用并不交给农民而是给了政府，造成农民无地可耕。政府圈地是一个典型现象，公司征地应该与农户一家一户的谈判签协议，但现在是政府做主，出现了描述旧社会时常用的“买通官府，害的人家破人亡，然后趁机买下了地”的情形。民间自由交易中想占这么大的地绝无可能，大多都是与政府勾结的。争论土地私有的双方立论本身就都有问题，双方都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变成很大一片土地形成土地兼并格局，但这前提本身就很可疑。私有化以后会不会变成大片？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大片？土地兼并并不因农民有产权，恰恰是因为农民无产权。现在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享有的是物权而不是债权，否定了把农民享有土地看成租地的行为，农民向集体缴纳的不是地租，拖欠也不够成可以回收土地的理由（而债权则是强调租佃关系，即债权关系的，强调支付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前提，不交地租地主有权收回土地），实质上是强化了农民的产权，但这个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