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访谈：“我最大的恶习是懒惰”

第一篇：伍迪·艾伦访谈：“我最大的恶习是懒惰”

伍迪·艾伦访谈：“我最大的恶习是懒惰”

74岁的伍迪·艾伦仍在高效地拍电影。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份高效恰恰缘自于他懒惰的个性。他只在纽约、伦敦、巴黎等舒适的一线城市拍片，没有耐心重复拍一场戏，甚至为了看晚上的体育比赛，他会很快拍完当天的任务。接受《外滩画报》特约记者采访时，他很满足于自己的局限性：“如果我不是那么懒，那我的作品也许会更好，但也不会有多棒。我不可能一下子跃到黑泽明那样的高度。”

伍迪·艾伦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习惯。每天起床后，他都会在跑步机上跑上一阵，然后去浴室冲澡。之后，尽管家里雇了厨师，他还是会亲自做早餐，就像童年在布鲁克林拥挤的公寓时一样。他的早餐通常是一碗Cheerios 燕麦圈，上面放满了葡萄干和7 块切得正正好好的香蕉。

他每天至少练习40 分钟以上的单簧管，而每周一晚上，他都会同曼哈顿的一个爵士乐团登台演出。

这些习惯，30 年来雷打不动。而艾伦最重要的习惯，是拍电影。自1969 年以来，被誉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的艾伦始终以每年一部电影的惊人速度工作着。曾几何时，每年他的新片上映时，曼哈顿的许多影院门口都会排起长队。然而自进入千禧年后，艾伦的票房号召力逐渐下降，尽管《赛末点》与《午夜巴塞罗那》票房不错，但他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却似乎随着他的年龄在萎缩。

艾伦今年已经74 岁了，但票房和评论并没有放慢老人的创作步伐。9 月22日，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娜奥米·沃茨等一众明星主演的新片《遭遇陌生人》即将在北美公映，而明年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午夜巴黎》，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拍摄中。

艾伦所有电影创作的始末，都发生在一座名为曼哈顿电影中心的工作室内。当我在下午造访时，一位年轻的助手正坐在木制的前台后，桌上整齐地罗列着一大堆文件和参考书。进门后，我发现艾伦的书橱上贴着他分门别类而写的便条纸：《爱丽丝》—《罪与错》；《爱与死》—《星尘往事》；《甜蜜与卑微》—《西力传》。书橱边挂着艾伦那顶钓鱼帽——年轻时他曾用它来掩饰自己的身份，如今却已成为他的标志之一。

艾伦穿了一身熟悉的工作服——蓝衬衣、军装裤以及一双磨损了的旧皮鞋。他的头发如今几乎已经全白，但他看上去甚至比10 年前作品里的他还年轻。只有当他说到“让我戴上助听器，这样我好听清你讲话”时，你才会意识到他已74 岁高龄。谈话时，艾伦始终像电影中的自己那样，以一种犹豫不定的语调轻声细雨地“唠叨”着。

B=《外滩画报》

WA= 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我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

B: 人们通常最误解你的地方在哪里？

WA：他们总觉得我的电影是自传性的，这是最错误的。其次，就是觉得我是个智者，很学术，其实我根本不是。

B: 为什么？

WA：因为我完全不是啊。我年轻时从不读书，也没什么学术兴趣，大学第一年我就因为学分太低退学了。即使现在，相比读书来说，我更愿意看篮球或棒球比赛。我从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是这副眼镜（把它从脸上拿下）造成了假相。

B: 可你的许多电影都因为它们的形上意义而闻名。

WA：因为我一直很迷恋与道德相关的话题。相比时下的政治或社会话题，我碰巧更关注哲学，所以我的电影当然也就看似很关注存在主义等哲学命题。其实，我只是对政治和社会题材不感兴趣，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公民，而是作为一个电影人的角度。我绝不会去拍关于同性恋权益或黑人自由的电影。吸引我看的、想去拍的，都是些有关哲学主题的电影，关于“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糟糕，我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不该被误解为有学识吧。

B：你的上一部新片《怎样都行》的剧本其实早在上世纪70 年代就写好了，当时是为泽罗·莫思泰（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量身定做的，为什么隔了30 年后才决定拍摄？

WA：当泽罗1977 年逝世后，我便把剧本放在了一边。我一直都习惯把剧本放抽屉里，有一次我重新翻抽屉，找到了它，觉得写得还不错。当时我想，可惜泽罗离开了。后来有人向我推荐拉里·大卫。拉里是美国很有名的电视喜剧演员，我从未想过他会愿意出演。他曾在我早期两部电影里演过小角色，但我当时几乎不认识他，也没怎么说过话。在美国，没有谁比拉里更适合出演这么一个到处抱怨，却还能让观众喜欢的角色了。

B: 时隔30 年，你有没有更新自己的剧本？

WA：没有。我一直鼓励拉里改动剧本，但他什么也没改。我向来鼓励演员自由发挥——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自己的台词。你不需要遵从我的剧本，如果你是找太太离婚，尽管我在剧本里已经写好台词，但你大可按照实际情况即兴发挥。你可以说我准备的笑话，也可以不说，随便你怎么演，只要把婚离了就行。

B：演员们一般会怎么做呢？

WA：我总结了一下，基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他们说，哦不，我不会动你剧本里的一个单词，就好像我的字句是金子似的。而通常他们也确实不会动。第二种，他们会说，那很棒。他们非常有创造力，即兴说了许多更棒的台词，事后则由我占了功劳。观众会说那场戏真好玩，导演不错。可事实上这都是演员现场即兴发挥的，是他们的功劳。第三种则让我很头疼。他们会说，谢谢你，我感觉很自由，你解放了我，我可以尽情发挥自我了！可真的开拍时，他们却依旧一字一句地背台词。我说，你们可以自己发挥的，他们就一个劲地谢我，谢我，再谢我。然后，照背台词。

B：您的剧本都是怎样产生的呢？

WA：通常，当我有了灵感后，我把它们写下来，放在卧室的抽屉里——因为卧室就是我的工作室。当我拍完一部电影后，我会想，该为未来几年写些剧本了。于是我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100万张写满字的纸头和便条，我把它们全部摊到桌面，从中寻找素材。当然，其中许多都没有用，我会把它们一张张扔进垃圾筒。但有时也会发现几个不错的想法，我会接着继续写下去。

比如《午夜巴塞罗那》就是这样产生的。我曾经写了一个两个截然不同的女孩去巴塞罗那度假，遇到一对光芒四射的夫妇的故事大概。后来我在抽屉里发现了它，把它拍成了电影。

“《赛末点》居然是我拍的电影！”

B：听说你每次早餐都会把香蕉切成7片，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WA：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我把它撕成七条时，一切都很好。我不想把它撕成八条或者六条。七条时很好，为什么要改成八条呢？

B：你还真迷信。

WA：我对许多事情都很迷信。比如，我只在水渠建在角落，而非中央的浴室里洗澡。我不会事先说任何消极的话。如果我某天要乘飞机，那我不会说任何关于飞机坠毁的话。

B：你的意思是，用任何语言来

WA：用任何语言来暗示飞机会失事。这很有趣，因为我实际上完全不信任何宗教。如果我走在街上看见一部梯子，我会直接从梯子下走过去，因为我不想绕过去，我一点也不在意。不过我还是很迷信。这就跟我看棒球比赛一样：如果我喜欢的球队开始发挥出色，其间我就不会去上厕所，我会一动不动，所有的一切都要保持静止，就好像我家的某样东西会关系到千里之外球场上发生的事情。

B：那你每隔多久会出去看电影？

WA：我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看。我也会出去看电影，大概一个月一次。

B：最近你看过的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WA：老天，是（想了20 秒）天呐，我不知道。最近没看到任何我喜欢的电影。我倒是看了挺多部影片的。

B：这倒像是一种控告。

WA：是的。通常，很多片子我都不喜欢。我不是那种很和蔼的评论家。不过我想在你走之前我会问问我的助手近几个月里我看了什么，看看其中有没有能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B：你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与我有关的电影中得到任何近似于满足感的感觉。”

WA：是的。因为我每次都抱着巨大的期望开始拍一部电影。在写剧本时，我会躺在床上构思。我会有一个想法，然后逐渐发展，逐渐成型。然而躺在家里的床上，你不会遇到现实的挑战。你在家里，觉得“这很好”，“那也很好”，或者“这一幕会很棒”，甚至“这简直就像《公民凯恩》”。但当你真正付诸实践的时候，就不这么简单了。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你想要的演员，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搭设你想要的场景。当你拍摄的时候，你会犯错误。你会因为感觉不够敏锐，而把摄像机放在错误的地方。

而且，有些在家里写出来的场景，你认为那会很华丽，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华丽。它们经过演员的表演，即使他们是很好的演员，看上去也没有那么棒了。当你最后把它们都剪辑起来，你会发现，这完全比不上《公民凯恩》，完全比不上《偷自行车的人》。你会感到很失望。

当我走进这个房间，开始对影片画面剪下第一刀，然后第一次将它放到大银幕上看时，那感觉总是像迎头浇来一盆冷水。你所有宏伟的野心，比如说它会成为世界上最棒的电影之类的想法，会缩小为：“我要怎样收拾这一残局？我要怎样重新编辑它呢？我要怎样加进旁白？怎样改变音乐？最后一幕要怎么处理？我要怎样让自己摆脱这一尴尬的局面呢？”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壮志凌云，突然间，你变成了要为你的生计而奋斗。

B：对于拍的每一部电影，你都会这么想？

WA：每部都有想过。《赛末点》是让我觉得拍得十分幸运的一部电影，感觉天时地利人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每个演员。如果我希望拍的那天伦敦是晴天，它就会是晴天；隔天如果我希望是雨天，它就会是雨天。我的意思是，我都没办法不拍好。在这部电影上我简直得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好运。

所以它的结果也很好。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就在想，我的老天，这居然是我拍的影片。我在编辑室里考虑了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我们居然能拍出如此好的影片。不过这很少见。

B：既然你不断地感到失望，为什么还如此快速地工作呢？

WA：这是因为我只能做到这样。就是说，就算我放慢了工作速度，结果也不会变得更好。

B：所以你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我花三年时间来拍这部片子，它可能会成为我的代表作”？

WA：就算你那么想，它也不会成真。首先，你可能无法得到你要的资金来为你做梦的时间埋单。不过我也有那么想过，结果事与愿违。

B：哪部电影曾让你那么想过？

WA：比如，当我拍《情牵九月天》的时候，我拍好了整部影片。然后我说，“我要重新开始把这整部电影再拍一遍。我讨厌现在的这个版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拍摄之后，我打算把它全部抹掉重来。但第二个版本并没有比第一版好多少。

B：那你最后公映的是《情牵九月天》的哪个版本？

WA：第二版。要我说，它可能比第一版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但只有那么一点点，并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改变。

B：好吧。那你真的享受拍电影的过程吗？因为通常人们会对于你谈论厌恶拍电影的报道印象深刻。

WA：拍摄的过程还好，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它能帮你分散对于痛苦的现实生活的注意力，当你担心这个玩笑好不好笑，担心服装、假发、地点、日常事务的时候，你就没精力担心死亡和生命的短暂、残酷和无意义的东西。你只会担心一些可解决的琐碎问题。而且如果它们无法解决，也没有人会因此送命，所以一切都没那么糟糕。

另外，当你与美丽的女子、魅力十足又风趣的男子以及天赋异秉的摄影师和富有创造力的化妆师一起工作时，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谋生方法，所以我一点也不厌恶拍电影。这比起整天在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要好得多。

“艺术的完美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B：据我所知，你过去从不用手机或电子邮箱，但我发现现在你也开始用手机了。

WA：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用这只手机。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或收过电子邮件。我不知道该怎么使 3 用它，也没有兴趣知道。我没有电脑这类的东西。但是这只手机，好就好在有人向我展示过，当我去巴黎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时候，我可以在里面储存1200 张爵士乐唱片。因此当我要练习单簧管的时候，只要戴上耳机，就可以和所有新奥尔良乐队一起演奏了。关键是我不用随身携带那些CD 和扬声器了。

B：你看过3D 电影吗？最近看的一部3D 电影是什么？

WA：我最近看过的3D 电影是（咯咯笑）《恐怖蜡像馆》（2005 年）。

B：好吧。

WA：我听说3D 电影很棒。黛安·基顿告诉我她看了《阿凡达》，她说这部电影很棒。但是，它无法引起我足够的兴趣，不在我的兴趣范围内。上个周末我看了《预言家》，一部关于监狱中阿拉伯裔人的法国电影，那对我来说更有趣、更合心意。

B：你每天都要练习单簧管吗？

WA：是的，从15 岁起就开始练了。我最初学习高音萨克斯，因为我想演奏爵士乐，后来我转学单簧管，因为它更有趣。我不断地练习，不一定每天都练习一小时，但至少40~45 分钟。现在我每天都练习一小时，因为每个星期我都要表演。

B：就没有不练的时候？

WA：没有。因为我有点忧郁症，很轻微的——或者说，是神经质。我总觉得，掉到最差的状态是不对的。这就像如果我吃了一块肉，我会觉得摧毁了我整个身体系统，即使我很爱吃肉，我也不会去吃。

B：你是素食主义者？

WA：不是的，我会吃肉，大概两年一次。我会两年吃一次牛排，但吃牛排的欢乐抵不过吃完产生的内疚感。这跟练习一样。的确，有几天我会觉得今天不想练了，真的不想，但是那种不练习的内疚感无法排遣。

B：你的恶习是什么？

WA：懒惰。人们不会觉得我懒，因为我很高产，但实际上我很懒。我的懒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尽管人们觉得我是工作狂，但其实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我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很多时间，打篮球、看棒球、看足球、吹单簧管。我有很多不工作的时间，我会打开电视看体育赛事，我什么都看，我会看伐木工砍树竞速比赛，我也会看高中曲棍球比赛。你知道的，我就是爱体育运动。

另一方面，我在工作中也很懒。当我拍电影时，我没有足够的耐心。你看那些勤劳的导演，比如说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为了拍一部电影，他们有时候会在沙漠呆上一年，或者去一些荒芜的国家呆上几年。而且他们会从各个角度拍，把所有能做的都做好。

我做不到这样，我没有这种耐心。我喜欢在伦敦、纽约、巴黎这些城市拍摄，你也知道这些地方比较舒服。而且我喜欢很快拍完，不喜欢重拍那么多次。如果拍到将近晚上了，我觉得累了，我就会想回家。而换成那些勤劳的导演，他们会说，“你们还没有拍好这一场景，我肯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则会想，今晚有一场篮球季后赛，或者有纽约扬基队的比赛，我都想看。

电影，或者说艺术的完美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只有我最初的几部电影是这样而已。

B：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

WA：我在拍了两部电影之后意识到：我在这里做什么？你知道，我想成为导演是因为我可以见到漂亮美眉，可以赚钱，可以维持生计。我并不想牺牲我的生命来拍电影，我只希望电影能成为我生命中锦上添花的东西。

我发现最初拍《傻瓜入狱记》和《香蕉》的时候，我没日没夜地工作，简直就是在慢性自杀，这会累死人的。这太疯狂了，我不想一生都这么做。

所以我退缩了。你会注意到，在我的电影里，我拍的场景往往不会覆盖很大的范围。如果我们拍一个场景，就只会拍我们两个人。也许摄像机还会有一定范围的移动。如果换成其他人拍，他们可能会花一整天拍这个场景，会拍我们，会拍你，会拍我，会越过我的肩膀拍你，越过你的肩膀拍我。

我不会那么做。人们认为这是我的风格，实际上是因为我的懒惰。我会让我们坐在这里，架好摄像机，指出怎样把我们都摄进镜头里。我会一下子就拍好当天的工作量，然后准备回家。人们经常会说他们喜欢 4 和我一起拍电影，那是因为他们可以在傍晚6 点就到家，从来都不用开夜工。

B：但我听说你拍《百老汇丹尼玫瑰》的时候，一个镜头重复了50 次。

WA：是的，但这真的很少发生。当时拍的那个演员并不是真正的演员，他是个歌手。当时有一幕他怎么样都拿捏不准，我就只能一遍遍地拍。我和西恩·潘拍《甜蜜与卑微》时，他有一个很长的演讲，很难演的一幕，我拍了一次就过了。换作现在，其他人可能都会说，“我们再拍一次，以防错失你演得更好的场面。”但我不会这么做。我会说，“你不会再做得更好了，你已经演得很棒了。我们继续吧。”

我没有耐心一遍又一遍重拍，因此这可以说是我的一个恶习。这就是懒惰。如果我不是那么懒，如果我能认真一点，也许我的作品会更好。但它也不会有多棒，不可能让我的水平一下子跃到黑泽明那样的高度。它只会略微好一点，不可能从刚刚及格一下子变成满分的。

B：但以前你似乎说过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达到那个高度的，不是吗？

WA：是的，我总是这样希望，同时仍然自欺欺人地想，好吧，也许我会走运，达到那个高度。但我现在已经74岁了，经过这么多年，我拍了40 部还是41 部电影，我自己也记不清了，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达不到的。我可以拍电影，我拍的电影也可以是很有趣的，也可以是不那么有趣的，甚至有些一点也不有趣，但是那种高度，它很早以前就摆在那里，至今也肯定还在那里，而我只能尽我全力做到最好。

“我应该满足于我的局限性”

B：你的父亲活到了100 岁，你的母亲也安然步入了90 岁的行列。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放弃现在的工作？

WA：只要我的健康状况能坚持，而且还有人资助我拍电影。我的电影虽然耗资不大，但还是需要别人出150 万左右美元来拍它。但就算是这150 万美元也很难凑到，他们宁愿投资给别人1500 万美元，也不愿给我150 万。所以如果我没了资助，我就得停止拍电影。或者是我的健康不允许了，比如我得了阿尔茨默氏症，把我在做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B：《赛末点》和《午夜巴塞罗那》这两部电影的票房，远胜于你过去10 年拍的所有电影的票房总和。

WA：这纯粹只是意外。有些电影，主题并不受人们欢迎。有些电影会比其他的表现好，是因为制作得好。有些电影制作得也不错，但人们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对它没兴趣。人们会对《午夜巴塞罗那》有着特别的兴趣，是因为有佩内洛普·克鲁兹和斯嘉丽·约翰逊两位出色又美丽的女演员在的缘故。这是没办法决定的。

B：对你来说，你的电影能赢得广大观众的欢迎有多重要？

WA：那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我不会去拍那种以广受欢迎为目标的电影。我只会拍我想拍的电影，而我希望人们能喜欢它。

当我彻底完成一部电影的时候，大概会有六到八个人是我真心希望他们能看一看这部电影。我会邀请黛安·基顿和其他几个朋友来这儿看，一旦他们看过以后，其他的我就不在乎了。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还是希望它能成功。但对我来说，我的乐趣在于和基顿等朋友们坐在这里，向他们展示我的电影，用我的电影逗乐他们。

在那之后的事情，我都不在意。他们可以拿走它，在电影院中放映，我甚至不知道在哪家电影院上映。30 年前，他们常常会打电话告诉我能得到的利润。从第一部影片上映开始，我就说，“不要打电话给我，我没什么兴趣。”但在我头两部影片上映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在周末打电话给我，“头两场赚了6 万美元，照这样下去我们预期可以赚1500 万。”但他们总是不正确的。通常，他们估计的1500 万到最后只有30 万。

我和英格玛·伯格曼就此问题也谈论过，他说了完全一样的话。他说他们会打电话告诉他预期利润，但预期从来就没有正确过。不管怎样，他倒也不在乎。不过他们总是预期过高，与现实形成巨大的落差。

影片上映后，我从来不会去看评论，也不会在意它的票房。我继续去拍下一部影片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输的命题。当我公开一部电影，如果评价很差，那么没人会来看；如果它评价很高，也许有人会来看，也许也没人来看，但它永远不可能变成——如果评价很高，观众就真的会来看。

B：最后一个问题，你从自己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WA：那就是我应该满足于我的局限性。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肯定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我现在并不是。我有我的局限性。但是你知道，即便你自身有局限性，只要你尽了全力，只要你不出卖自己，不被不值得的东西收买，你仍然可以过上美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尽力了，你发现你做得很好，但称不上最好，可能只是很像样，那也没关系。这没有什么，你不必一生都鞭挞自己，你又不是达芬奇，我也不是。

(编译／火靓月 Edward)

第二篇：伍迪艾伦：我最大的毛病是懒

伍迪·艾伦：我最大的毛病是懒

你下载玲珑沙龙App了吗？你下载玲珑沙龙App了吗？你下载玲珑沙龙App了吗？……伍迪艾伦喜欢年轻姑娘，也招年轻姑娘喜欢。他每年都会至少接受一次较长的深度采访，今年他把采访权给了NPR。这次伍迪·艾伦并没有聊他的新片《无理之人》，而是坦率地谈论了他对电影的态度，为什么演员喜欢找他合作，还有之前冷饭再炒的“性骚扰”**，多产的他坦诚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懒，看看他还给出了哪些酷劲儿十足的回答。今天的文章来自是玲珑的好朋友、微信公号“阿富汗奸细”，每天分享不求有用但求有趣的个人趣味，微信id是：afghanspy。诚心诚意推荐，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当前浏览器不支持播放音乐或语音，请在微信或其他浏览器中播放

After You' href_cetemp=''> After You've Gone Woody Allen;Eddy Davis;Greg Cohen;Eddy Davis, The Manhattan Minstrel-Wild Man Blues

（译自npr.org）Sam Fragoso: 你比很多人多产。伍迪·艾伦:但是多产算不上什么，又不是作品的质量。像詹姆斯·乔伊斯那样的人只会做几件事，但它们的影响比我所做所想的任何一件事都伟大。

你是说某种程度上，你的作品质量会因为数量的原因而下降么？一贯如此。当你拍电影的时候，你总有很大的期待，有时会离目标很近。当我在拍《赛末点》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非常接近。但你永远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最佳效果。你总打算要拍一部《公民凯恩》或《偷自行车的人》，但这事儿不会发生。你不能冲着拍伟大作品去，你只能去拍，并且希望自己走好运。

你有没有想过要减少数量，每几年才拍一部电影？这不管用的。这不是我觉得，“哦，要是我有更多时间或者更多钱，我就能把拍得更好。”一个人的天赋和性格有不足之处，这需要妥协。

你最大的毛病是什么？我懒，并且不是完美主义者。斯皮尔伯格和斯科塞斯会为了作品细节一直熬到深夜，而我，只要到6点，我就要回家，我要吃晚饭，我要看球赛。拍电影并非我生活的终极形态。我还有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理解力不强，没深度，也没什么天赋。“杰出”这个词跟我无关。当你看黑泽明电影里的场景时……你会发现他在场景设置上是个疯子。他电影里会有100匹马，一切都必须很完美。他很疯狂。我一点都不。

你不觉得自己疯狂么？不，不。我的问题是我是个中产阶级。如果我疯狂的话也许会更好。我过着很清醒的生活：早上起床，工作，送孩子去学校，跑步，吹黑管，和妻子散步。通常每天的散步也是一样。如果我疯了的话，也许会有用。如果我在片场尖叫起来，并且狮子大张口，也许会更好，但是我没有。我说，“差不多就行！”这是中产阶级的品性，为促进生产而生。

你乐此不疲。瞧，我们都要过日子，或者做点什么。从一般工作的标准看，拍电影是个挺好的活儿。你会和很有天赋的人一起做事。我是跟美女还有绅士们一起。大多数演员都想跟你合作。有两个原因：1)我给他们好戏演。还有，他们是艺术家，不想总是拍票房大片。他们想真的演点什么。2)不过他们想跟我合作的时候也都是大片没找他们的时候。如果我想找他们的同时《侏罗纪公园》也在找他们的话，他们会选《侏罗纪公园》，因为钱。

你说拍电影首先是份工作，热情其次，那你从何处得到快乐呢？那不是一份苦差事，那是个讨生活的好方式。我喜欢玩音乐，我喜欢和家人一起，但我不会太High。我不像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我很享受工作。如果早上7点钟你在片场，那会儿斯嘉丽·约翰逊或艾玛·斯通也在场，而你有差不多一年时间都在跟服装造型和音乐打交道的话……那就像是艺术或者手艺，是拼贴的艺术。不过我不是那种吸海洛因的人。

你有没有因为消遣或者寻求创意的目的试过嗑药？我从没磕过药。我从没抽过一口大麻。我从没吃过一颗药丸。我顶多吃过两片止疼片。

一次也没有？一次也没，而且我一点都不好奇。人们总是说，“你不好奇么？”但我从不是个喜欢好奇的人。我对旅行也不热衷，但我会去，因为我太太喜欢。我对去别的地方旅游没什么兴趣，我对尝试新事物不感兴趣。我总是去同一家餐馆，我太太总说，“让我们试试别的！”我不太喜欢那样。当伊莲餐厅在纽约开张之后，我每晚都去，一周七晚，持续了10到12年。我还是很惊讶，你居然一次大麻也没抽过。而且在大麻最兴盛的时候都没。60年代的时候我会在芝加哥的Mr.Kelly's、旧金山的Hungry I还有一些音乐会上演出，演完之后每个人都抽大麻。不管是玩民谣的还是玩摇滚的。药物这东西从来都不会吸引我。我对很多东西不感兴趣。我对技术无感。我没电脑。我也不爱旅行和流行音乐。没什么动力。

但你正和亚马逊合作给网上的观众拍电视剧啊？对，可我一集还没看。我觉得它们会让人难堪。他们会后悔找我合作的。我尽力吧。我拍的是个六集的剧。

它们不好么？我对它们强烈怀疑。我本以为只是轻松地赚点外快。电影就不轻松，但那部剧也不是小菜一碟。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年轻时代的伍迪·艾伦

在拍了这么多年关于死亡（对死亡的恐惧，怎样战胜死亡，等等）的电影后，如今你79了，你是否感觉好些了？你是战胜不了那种焦虑的。你不会因为年纪变大了或者信佛了就轻松自如。

会更差么现在？不会更差，只是一样。20岁的时候，如果你在半夜醒来思考你的死亡，到60岁和80岁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为生活你不断地奋斗。你找不到什么有逻辑的理由，但你就是不断奋斗以期生存。你不想这样。你期望生活的故事是另一番景象，但它不是。

你看心理医生多久了？并没有一直持续。我在20岁的时候看过，但后来停了一阵，再后来年纪大些了又看了一个心理医生。总之时断时续。现在我每周去一次，不过只是为了“给电池充电”。

有用么？很有趣，有用的，但并非我想的那样。我记得多年前，我带着自己的黑管去了修理店，那儿的人花了两周时间，换了新垫片还有其他。后来我去了，我说，“多谢你，不过我吹的话听上去会不会更棒？”那人说，“对，会更棒的，不过不会像你所想的那么棒。”事实的真相是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

吹黑管的Woody Allen

你是想说人不会变得更好么？我的确认为只会好到一定水平。每个人不一样。这取决于你靠自己能努力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已经够接近了，心理医生会稍微推你一把，也许就成了。

你何时何地经历过这种“推一把”的？当我刚开始当喜剧演员的时候，我以前一直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我登台了但他们不喜欢我。问题其实是——心理学上来说，但我那时不知道——我其实是在担心自己不会喜欢他们。所以造就了我的焦虑，而我把这种焦虑变成了，“他们不会喜欢我。”那是解决我登台焦虑的重大发现。还有，我19岁的时候就结了婚。

那又是什么？没什么！那次婚姻让我得以搬出父母的屋子，并且让我来到纽约，面对现实。我的前妻是个善良聪明的人，但我有时候夜里会感到作呕，我一直以为是食物的原因。“哦，我不该在中国餐馆吃饭，还有那些意大利菜。”总之很让我焦虑，后来有人向我指出，并不是食物导致我的恶心，那真是莫大的帮助。

你不喜欢跟人相处？从不喜欢。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有些人很不错，但更多的人则不。我是少数支持彗星撞地球的人之一。统计学来说，越多人该死就越多人会死。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么？我认为自己……变老了之后还行。当我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会儿不太敏感。但当我变老了，于是开始意识到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很艰难，我对其他人就有了更多的同情。我试过表现得更和气，更得体，更体面。但我不能老这样。当我20多岁时，甚至小30岁的时候，我才不管别人怎么想。我很自私，对跟自己约会的女人野心勃勃，但却感觉迟钝。倒不是粗鲁和下流，只是不够敏感。

你当初把女人视作暂时的资产？是的，暂时的，但当我年龄渐长发现她们跟我一样是忍受痛苦的人……我改变了。这些年我学会了感同身受。

你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遗憾？哦！我最大的遗憾——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是我没能完成学业。我就这么让自己被赶了出来。我当初不该那样漠不关心。我后悔自己没能有个更严肃的人生，我开始拍的那些电影都太娱乐了。我希望成为英格玛·伯格曼。

但你通过笑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快乐。对，那让我挺了过来。那拯救了我。在我起步时，喜剧是一条捷径，我选了一条捷径。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成为更专注的艺术家。我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更加严肃。人们会对着我的作品说，“你这傻子。你拍的那些（喜剧）电影我们才喜欢。你只要一想变得更严肃或者更有意义，我们就退场不看了。”

那是你的电影《星辰往事》的台词。你说对了，也许那就是我仅有的深度，而我逗乐的才能，大概能排进前三，在那个位置我干得挺不错。

你这话说得好像你的生涯就要结束了。好吧，没几个月我就80了。谁知道我还能指望啥？我的父母活得很久，但那不能保证什么。要真的改造一个人的话已经太晚了。我还能做的只剩下尽可能多拍些好作品，这样人们就会说，“在他的晚年，在他的最后几年，他拍了一些最好的作品。”很好。既然说到你快80了，我很好奇：你是否依然相信“爱会褪色”，就像《安妮.霍尔》说的那样？爱几乎一直都在褪色。有时候你会很幸运，开始一段恋情并且持续挺长时间，甚至一辈子。但爱情总是在褪色。人际关系是人们所要处理的最难的事。他们要对待孤单，与人见面，维持关系。你总会听到人们说，“如果你要好好维持一段关系的话，你就得经营它。”但在生命中不会有什么东西是你真心喜欢并且享受，可你还要去经营的。我热爱音乐，可我不需要经营它。一个人喜欢周末出去划船，他不会想，“哦，我要经营它。”他恨不得马上停工去划船。这就是你看待人际关系的方式。如果你觉得自己还要经营它的话——这份片刻不停的工作得变换角度看问题，掩盖真相，妥协让步——这不会有用的。

1977年的《安妮.霍尔》是伍迪·艾伦的一部重要作品

你跟现在的太太宋宜相处也是这么觉得么？我这段关系真是交了好运。我（和她）已经结婚20多年了，一直很好。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一个奇怪的事实，我比这个和我结婚的姑娘老太多了。我比她大35岁，然而不知怎么地，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她的错，我们就在一起了。我像父亲一样。她也向对父亲一样对待我。我喜欢她的年轻和活力。她尊重我，而我很高兴能给她很多做决定的权利，让她管很多事。她非常开心。那是件很幸运的事。

运气是你在自己的电影经常谈及的东西。对，我对它深信不疑。

但当你认识宋宜，你什么时候觉得你们俩是可以相处的？我得说从外人的角度——对于公众而言——这还是有点难以理解的。我认为很可笑。

那和我谈谈80年代晚期你的想法吧。我和她起初的关系我以为只是闹着玩，不那么认真。但事情有自己的发展，我从没想过会变成什么样。后来我们就开始一起出去，再之后就住到了一起，我们很开心那样做。年龄差距看起来没有任何问题。事实上，对我们双方都挺好的。她乐于被我介绍很多很多我所历经的事，我也很喜欢跟她说，她全盘接受，并且在某些领域还超出了我。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相信运气。我认为你无法精心策划那些事。两个人走到一起，他们有数以亿计的不同需求、神经系统和细微的差别，他们必须交融在一起。如果有任何一方不交融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麻烦。这就像是你体内的微量维生素一样，是些很小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会死掉。

教堂和政府，艺术家和他们的私人生活之间存在着隔阂——你认为舆论对你的控诉［注：养女Dylan Farrow在《纽约时报》写公开信披露伍迪·艾伦对其性骚扰］影响了观众对你电影的看法了么？我不这样认为。我的观众是小众群体。并没有很多人来看，现在也不，多年来我的观众群体没什么变化。如果评价糟糕的话，他们就不来。如果评论好的话，他们也许会来的。

宋宜（左一）、米亚·法罗（中）和怀中的Dylan Farrow

你真的不信他们是带着其他目的来影院的么？绝不相信。我拍电影也是一样。我从没看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在电影里有任何迹象的共鸣。如果我拍了一部人们想看的电影，他们成群结队去看，这意味着它达到了《曼哈顿》或者《安妮霍尔》或者《午夜巴黎》的程度。那是我的外围极限。如果我拍了部他们不想看的电影，他们不会去的。

最后问一句，你希望自己会如何被人铭记？老有人这么问我，可能因为我快80了，但我真不在乎。这对我无关紧要，除了能给我的孩子们版税——如果有人要拿走我所有的电影去倾销的话。你我都可以站在莎士比亚的坟上给他唱赞歌，但这没什么意义。你都死了。

（End）

第三篇：伍迪·艾伦电影里的人物困境[定稿]

伍迪·艾伦电影里的人物困境

将伍迪?艾伦四十余年的电影作品放在一起，很难将其归纳为几种固定的叙事模式。他以平均一年一部的惊人速度出品，却尽量地不重复。但他所有作品中的人物都饱含着重重矛盾。他不断地将这些矛盾因子细化、具体化，深入探讨人类的永恒困境。这种焦虑感蕴含着一种彻头彻尾的悲观，却往往以喜剧的样态表现出来。导演本人在生活中亦会陷入类似的困境，他对此有明确认知却不能彻底摆脱，一边挣扎一边自嘲。

一、精神与肉体

《曼哈顿》开头的画外音可以代表伍迪?艾伦所有电影对知识分子精神肉体间矛盾的基本观点，即：知识分子试图为自己的性本能寻求出路，又因为精神追求和肉体欲望的对抗感到煎熬。

画外音里，一个人在介绍纽约，念一次，改一次，念一次，改一次，总是都对自己的解说词不满意：太浪漫、太说教气、没深度、太愤世嫉俗――这个反复修改的过程为我们展示出人物心理的不断游移和艰难承认――最终定稿是“他是纽约的化身，黑框眼镜背后是他丛林猛兽般的魅力”。

“黑框眼镜”与“丛林猛兽”，前者代表知识，后者代表肉欲，这为《曼哈顿》中主要人物定出了基调，也成为伍迪?艾伦众多电影中的经典母题。

很多评论者都曾指出，性压抑是伍迪?艾伦电影的重要论题。[1]在人的童年时期，性压抑或隐或现。有的孩子用“盲文色情小说做摩擦”来排解（《香蕉共和国》），也有的直抒胸臆――小孩遇见死神，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有来世吗？二是彼岸有女孩吗？他还对着镜头说：与哲学相比，他更渴望的是表妹的肉体（《爱与死》）。

成年人没有这么直白，他们躲躲闪闪。

伍迪?艾伦有意让性压抑的人遭遇情色的侵袭。安妮修女每听到“同性恋”“花痴”之类字眼，脸上就抽搐一下（《呆头鹅》）。在妓院里，男主角高声谈论上帝与编剧、电影与真实、怀孕的哲学感，妓女们笑得春花荡漾，围上去问：“你要绑着我吗？”（《开罗紫玫瑰》）

在《非强力春药》里，男主角去妓女家，目光都不敢直视。鱼缸、挂钟、怀表„„处处装饰着人的裸体器官。那些人体形状肆无忌惮地暴露在空气中，每一个突如其来的面部特写都显示了男主角的惊颤。他给妓女在“正事”上帮了大忙，妓女要给他来一次前卫而周到的身体服务以示感谢，他吓得拒绝。影片从头到尾，知识分子说话拿腔拿调，妓女却满口赤裸裸的“行话”，你来我往，精彩极了。

在这样的人物对阵中，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到镜头对知识分子的讽刺。那个文绉绉的角色代表着迂腐、“异化”，代表着丧失天真，反倒是妓女直言直语，欢快活泼，还有些孩子气。

《爱在罗马》中，讽刺的矛头特别明显。一个妓女偶然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场，衣冠楚楚的绅士和太太都抬高自己的下巴，对妓女流露出轻蔑和厌恶。真实情况则是，妓女在绅士中认出了许多她的常客。谁坦诚谁虚伪，导演的立场很清楚。

很多人面对性问题，推三阻四地压抑或者居高临下地指责。在伍迪?艾伦看来，他们还不如坦荡荡的妓女。他要人们直面“性”在生活中的重要。他直截了当地说：“自由是很伟大，但是如果你死了，对你的性生活影响不小。”“爱情就是答案，可是当人们等待答案时，性却提了几个很好的问题。” 他将一个人的性压抑化为一句苦命的自嘲：“糟透了，参观自由女神像是我最后一次进入女性的身体。”（《犯罪和不端》）

太多的人被性问题困扰着，他们压抑，他们背叛，他们苦于没有出路，四处寻求答案（如《曼哈顿》《汉娜姐妹》《遭遇陌生人》《人人都说我爱你》等）。在著名的影片《安妮?霍尔》里，艾尔维和安妮的关系遇到问题，艾尔维上大街去寻访陌生人，问幸福的秘诀。一个中年男子回答说自己用情趣用品来维持性生活。

这有些严酷，但也许更接近现实。来自肉体的困惑在伍迪?艾伦几十年来的电影作品中从未休歇。这里的肉体问题，除了包含性的困惑之外，还包含肉体所遭遇的疾病痛苦和面临的死亡。一旦肉体发生问题，人物无一例外地慌乱尴尬，根本无暇顾及精神问题。

在伍迪的电影里，有几个人曾被误诊疾病（如《汉娜姐妹》和《人人都说我爱你》）。在恐怖的疾病面前，那些精神层面的风花雪月一下子都成了轻飘飘的东西，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伍迪?艾伦常被人提起的一句名言就来源于此――“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伍迪?艾伦本人很怕死，他毫不讳言这一点，他说他从童年起就常常感到人生的无常和荒谬，一想到人会死，就觉得生命没了意义。我们多次在他的电影里看见临阵脱逃的家伙和被疾病吓得半死的人，那都是他的影子。人对死亡的对抗徒劳而无力，没有什么比死亡更悲哀的事情。

我们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看到知识分子总在谈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艺术的形而上问题，但我们始终清楚，他们摆脱不了性欲的困惑和疾病的痛苦。导演提醒我们，这些来自肉体的纠结有时比心灵和头脑处于更重要的地位。肉体的问题是切肤的问题――也许这正是伍迪?艾伦哲学里现世的一面。

二、理性与感性

对那些过度理性的家伙，四十余年来伍迪?艾伦就没停止过对他们的讽刺。

在他早期的作品里，那些教条的人物夸张极了。一个人接受采访时说：“死亡是我的精神食粮，而危险是我的兄弟。”不不，错了，倒过来说一遍。又错了，又倒过来。反反复复，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怎么了老虎百合》）。

他们做事一定要依照某种外在的程序，即便遇到突发事件时也不变通。抢劫时彬彬有礼，还履行民主程序举手表决;被追捕时，一边猛踩油门逃亡，一边腾出手给车里儿子辅导功课，绝不违背日常生活的惯例（《傻瓜入狱记》）。总统在机场欢迎外宾，总统和外宾都讲英语，翻译还要在中间“尽职”工作。于是，每句话就以一模一样的单词，在“外交场合”被三个人响亮地重复三遍（《香蕉共和国》）。

这样的程式化行为发生在情爱中就更加荒谬。《傻瓜大闹科学城》里人们生活得相当“科学”。他们抑郁了就共同抚摸一个金属球，整齐划一地同步放松。他们想要性爱就统统钻进一个仪器，按设定程序按下按钮，整齐划一地到达极乐。《爱与死》里一对情侣对着镜头表演爱，眉目传情像教科书一样。《香蕉共和国》里我们更是多次看到模式化的调情，男主角一颦一笑都尽力夸张，在轰轰烈烈的《1812序曲》中，衣服和裤子以固定的节奏纷纷扬向空中，实现严格的声画对应。那个哲学专业的女大学生，做爱要严格的灯光、温度、通风„„分手要讨论一堆问题的可行性、必要性、矛盾所在。两个人在记者面前表演按部就班的性行为，并非常认真地谈论感受。

伍迪早年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制造一些过度教条的人引人发笑。那些人物是虚拟的，漫画化的。

而从《安妮?霍尔》开始，荒诞不再虚拟，开始实实在在地降落到普通人身上。早期电影里的滑稽者让人感到有趣，而这时的人物隐隐让人有点反感和排斥。这时引起的情感不只是大笑，还有稍微严肃的思考。这些人似乎就是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更接近现实生活而让观众觉得讽刺的针尖正在刺向银幕前的自己。

辛格是《安妮?霍尔》里最理性的家伙，他连吻都要事先预约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证明，在某个时刻发生某个种类的吻会有这样那样的合理性。他用小说的术语谈论做爱，阐述自渎的哲学意义。

《曼哈顿》的两对儿恋人里，唯有17岁的翠西天真温暖，没有那么多的理论，只是用心去爱。除她之外，其他3个人都比翠西懂理论，但都陷入困境。特别是女知识分子玛丽，她看展览时热衷谈论雕塑中的完美一体性和超凡的自我否定力。伍迪扮演的伊萨克在一旁对翠西说：“我对她已经忍无可忍。”

影片的结尾，伊萨克历数生命中值得留恋的东西――福楼拜、白兰度、塞尚，莫扎特„„还有翠西的脸庞。他突然醒悟，奔跑着去挽留翠西。在此刻，生活的美比艺术的美更值得挽留。

时隔多年，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怎样都行》又出现了一个极度教条的人物。一个大学教授完全按程序生活，洗手时必须唱两句固定的歌词，确保时长足够去除细菌。最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爱上一个简单得“像个草履虫”一样的姑娘。2013年的《蓝色茉莉》，女主角神经紧张时必须按照瑜伽老师教她的程序呼吸放松，大把大把地吃某种特定的药物。

这些人物把过度的理性、理论、规矩、程序加给了原本应该是非理性的，没头没脑喷薄而出的爱情。而伍迪?艾伦本人始终爱那种温暖的感性。在他所有作品的导向中，过度教条的人物都没有好下场，唯有感性的欢快柔美能够让人性更为亲和。

三、充盈与虚弱

在美国，大约没有哪个导演像伍迪?艾伦这样，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地塑造狐假虎威的人物形象。那些虚弱的胆小鬼怀着一肚子幻想和抱负。小则谋杀抢劫，大则闹革命反政府。现实则是――肥皂做成的枪在雨中化成泡沫，抢劫宠物商店被大猩猩追咬，想杀死一个知情者却把自己烫疯，用雷管做蜡烛炸到自己，试图制造车祸结果失败，拿餐刀误拿成鸡腿„„一环接一环的失败（《傻瓜入狱记》）。谁都看得穿，这不过是一个装出一副勇敢模样的胆小鬼。

这些小人物不仅实现不了谋杀，连生活中小小的“浪漫”都做不到。在海边欣喜地抱起女孩，抱不动，摔一大跤（《傻瓜入狱记》）。在赴约会的途中，幻想各种浪漫情调的对话，一开车门恰好掉进下水道（《香蕉共和国》）。

如果观众看过卓别林和鲍勃?霍普的喜剧，会发现这些人物和桥段似曾相识。伍迪?艾伦非常熟练地塑造了一种类型角色――说大话、优柔寡断、想得多做得少的小丑。

这些人物都虚弱，但要伪装成充盈的样子。他们总是以虚张声势开始，又以狼狈不堪结尾。《傻瓜入狱记》里的主角，刚刚说过自己什么都能挺过来，转眼就哭出声。《香蕉共和国》里的主角，在游击队里排队打饭，明知道顿顿都是烂糊糊，却说：“我要一份柚子，两个荷包蛋，肉桂吐司和咖啡。”拿到烂糊，惊呼完美。《傻瓜入狱记》里的男主角在地铁里斗强盗意外成功，正得意地笑，歹徒返回，他撒腿就跑。跳进水潭侥幸逃脱，正乐滋滋庆祝，就挨了一枪托。

这时候的伍迪?艾伦给人物身上堆积各种荒诞的笑料，越离谱越好。他不断追加，浓墨重彩，同时也把这些人物推得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他们只是小丑，是放大镜和哈哈镜里的人物，不是真实的人。

后来，伍迪?艾伦对滑稽人物的讽刺转移到对真实人物的解剖，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解剖。

他喜欢自己来饰演文气的胆小鬼。《非强力春药》里，妓女的皮条客要杀死他，他吓得腿发软。《人人都说我爱你》他有意晨练想和美女邂逅，自己的小心脏却承受不了运动强度，昏倒在街边。

伍迪不相信那种过分浪漫的东西。一些幻想五颜六色地浮在空中，看起来很浪漫。每每在主人公正要获得成功时，他去轻戳一下，气球就漏了。他总是先给知识分子一些机会让他们高谈阔论，然后再一不小心让他露出“皮袍下的小”。[2]

《香蕉共和国》里的哲学系女生和人讨论瑜伽、东方哲学、易经、克尔恺郭尔、梵蒂冈、斯堪的纳维亚人，到处募集革命签名，实际不敢为革命行动一步。《曼哈顿》里的玛丽跟人共同创建了“被高估者学院”，马勒、纳博科夫、梅勒、海涅、莫扎特、梵高、伯格曼。显示出她品味的过分挑剔。她却在感情生活上无所适从。《安妮?霍尔》中的教授，谈论费里尼作品的结构、其技术性、消极意象的运用，却掌控不了自己的爱情。

伍迪最为直截了当地展示了那些口齿伶俐的人们是如何制造和兜售观点，而在其他方面又十分无能的。[3]知识分子的脆弱不仅表现在实际行动的怯懦，有时还是更加做作的伪饰。正像《爱在罗马》里的女文青，喜欢谈论高迪、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是《群魔》中遭禁的三章）、克尔恺郭尔、里尔克、庞德，据说还是厨艺高手。可是，菜谱忘在洛杉矶，就烘不了饼干了。

这就是伍迪理解的真实生活，不是小清新。他开创了这种可以称之为反浪漫式喜剧的传统。他讨厌过分拿腔拿调的人，要跳出来拆穿他们的伪装。

伍迪?艾伦本人在精神与肉体、理性与感性、充盈与虚弱之间不断发现矛盾，也试图寻找平衡。他很真诚，从不假装自己精神高雅或知识渊博。在精神与肉体之间，伍迪不掩饰自己的俗世欲望。比如对于肉体消逝的恐惧，比如对于金钱的合理欲望。他说：“我不想通过努力工作而不朽，我想通过不死而不朽。”“要是上帝能给我一些证据多好，比如在瑞士银行给我存上一大笔存款。”

他很理性，每天用固定的时间写作、拍片，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去演奏单簧管。他也努力使自己摆脱教条，常常因为要看棒球比赛而早早结束当日的拍摄。

他读书，不卖弄。他说相对于读书来说，他更喜欢篮球或棒球赛。只是眼镜让他看起来像知识分子而已。[4]

那他本人是否就完全摆脱了这些困境？没有。困境几乎是永恒的。他也像他影片里的知识分子一样絮絮叨叨，他本人几十年来都在看心理医生，甚至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有一个专门的医生，他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度神经质。

在他一次次对于人物困境的探讨与展示中，他强化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矛盾与荒谬的认知。他为他的悲观披上喜剧的外衣，在自嘲和挣扎中说出了自己对人类的理解。

第四篇：伍迪艾伦的44句幽默名言

伍迪艾伦的44句幽默名言

伍迪艾伦这个名字,只要是稍稍熟悉美国电影的影迷.多少都会听说过这个传奇人物.而市场上能见到的伍迪作品也不在少数,甚至多达十余种,尤其他最近的一些 作品,更是一部不拉.说起这位鼎鼎大名的导演,影迷们大多只是用“天才”、“牛”,甚至“大师”来表达他们的尊敬,然后多半就缄口不言.对于一位美国犹太 知识分子,我们显然还很难彻底了解他的思想脉络和文化背景,从而他的作品显露出的特质和优异之处,我们很多时候也只是感觉到,而恐怕也不能象艾伦在美国犹 太知识分子圈内的那些忠实观众一样能够会心一笑.1,我不愿通过努力工作而永垂不朽，我想不死而不朽。

2,惯性导致了三分之二的婚姻。而爱情造成了余下三分之一的婚姻。

3,要是一切都不存在，我们都只是在别人的梦里的话，那可怎么办？或者更糟糕，要是只有第三排的那个胖子才真正存在，那可怎么好？

4,我参加了一次存在主义的考试。我一个答案都没写，结果得了100分。

5,我并不怕死，我只是希望死亡来的时候，我正好不在。

6,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如果你和一个保险经纪人呆上一晚上，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7,我因为形而上学考试时作弊而被学校开除了。我偷看了另一个同学的灵魂。

8,当奥斯卡评委会打电话给我，我慌张极了。我以为他们想要回他们颁给我的奥斯卡奖，而典当行歇业已经有一阵子了。

9,在比佛利山……他们从不扔垃圾。他们把它变成了电视剧。

10,我想我的父母并不喜欢我。他们把一只活的泰迪熊放在我的婴儿床上。

11,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你就告诉他你未来的计划。

12,我怎么可能相信上帝？上个星期我的舌头还被卷进了电动打字机的滚筒里！

13,一个诗人说过：“只有上帝才能造出一棵树”——大概是因为很难想出把树皮贴上去的方法。

14,我不能听太多的瓦格纳。我都有了想要征服波兰的冲动。

15,我上了一门速读课，在20分钟内读完了《战争与和平》。这本书说的是俄国的事。

16,我为人们想要“了解”宇宙而感到吃惊，你在唐人街迷了路都难办得很。17,要是上帝能给我一点明确的证据那该多好！比如说，给我在瑞士银行存上一大笔存款。

18,有意思的是，现代天文学家们认为，空间是有限的。这一点令人欣慰——尤其是那些从来不记得把东西放在哪里的人。

19,世界上的人似乎可以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好人睡得踏实……但坏人似乎更享受他们醒着的时间。

20,人生可以分成两种：可怕的人生和悲惨的人生。

21,人生充满了痛苦、孤独和折磨——而且它结束得太快了。

22,有钱好过贫穷，这只是基于财务上的原因。

23,人类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面临十字路口的选择。一条路通往无望和绝望。另一条通往灭绝。让我们祈祷我们有智慧做出正确的选择。

24,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多少乐趣。其余的时候我一点乐趣都没有。

25,我人生的一大遗憾就是，我不是另外一个人。

26,不仅上帝不存在，而且周末连一个水管工都找不到。

27,另外，死是很少几件躺下来就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之一。

28,美国有组织的犯罪一年收入超过四百亿，而且办公费用很低。

29,思考：为什么人类会相互残杀？人们为了食物而杀戮。而且不仅仅为了食物，还常常必须有饮料。

30,对于你，我是无神论者，对于上帝，我是坚决的反对派。

31,如果一切都是幻象，什么都不存在，那可如何是好？如果是这样，我肯定多付了我的地毯钱。

32,当我被绑架了，我的父母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把我的房间租了出去。

33,如果你放弃所有让你想要活到100岁的东西，你就可以活到100岁。

34,我的妻子很不成熟。当我在浴缸里洗澡的时候，她会走进来弄沉我的船。

35,我相信有谁在那里注视着我们。不幸的是，那是政府。

36,我不相信有死后生命，但我还是会带上换洗的内衣裤。

37,我为自己的金怀表感到很自豪。在我爷爷临死之前，他把这只表卖给了我。

38,我从来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的长相就是这样。

39,在我家里，我是老板，而我的妻子只是决策者。

40,不可能旅行得比光速更快，当然也不希望这样，因为你的帽子老是会被吹掉。

41,生活并不模仿艺术，它模仿糟糕的电视。

42,这里的东西太难吃了，而且分量太少了。

43,时间是不让所有事情同时发生的自然之道。

44,传统是永恒的幻象。

第五篇：鲍勃·迪伦获奖感言：我从未自问“我的歌是文学吗”

导读： 我不知道这些男人和女人们是否曾经想过自己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想，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写过一本书、一首诗、或是一部戏剧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拥有这么一个秘密的梦想。

瑞典当地时间12月10日下午4点30分，2016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正式举行。文学奖得主鲍勃·迪伦因事未能出席。此前，鲍勃·迪伦已提前知会诺奖评委会，他会缺席这次领奖，而由有着“朋克教母”之称的美国女歌手、诗人帕蒂·史密斯代为领奖，并演唱鲍勃·迪伦1963年经典作品《大雨将至》。他的获奖感言由美国驻瑞典大使代为朗读。

以下为鲍勃·迪伦获奖感言：

很抱歉，我没能与你们在一起，但请知道，在精神上，我绝对与你们同在，很荣幸获得了这么一个有声望的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是我从来不敢想象或预见到的事情。从小，我就熟悉、阅读并受益于那些被认为值得获得该项殊荣的人的作品：吉卜林、托马斯·曼、赛珍珠、加缪、海明威这些文学巨人总是给人深刻的印象，他们的作品在学校课堂上被教授，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被人们用虔诚的语调谈论着。现在我加入这样的名列，真的难以言说。

我不知道这些男人和女人们是否曾经想过自己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想，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任何写过一本书、一首诗、或是一部戏剧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拥有这么一个秘密的梦想。这个梦想被埋藏得太深，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在那里。

有人曾告诉我，我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我也不得不认为这个几率与我站在月球上的几率相同。事实上，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和随后的几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被认为优秀得可以赢得诺贝尔奖。所以，我认为，至少可以说，我现在属于这个非常少数的群体。

收到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时，我正在路上。我花了好几分钟才确定它没错。我开始回想起威廉·莎士比亚这位伟大的文学人物。我估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剧作家。他正在写文学作品的这个想法不太可能进入他的脑子。他的文字是为舞台而写，是用来说的，而不是阅读的。当他在写《哈姆雷特》的时候，我确信他在思考很多不同的事情：“谁是这些角色的合适的演员? “这应该怎样演出来?”“我真的想把这场戏设置在丹麦吗?”他的创造性的想象与野心毫无疑问是他最需要思考的东西，但也有很多平庸的问题需要考虑和处理。“融资到位了吗?”“我的观众有足够的好座位吗?”“我在哪里可以弄到人类的头骨?” 我敢打赌，在莎士比亚的头脑中最不需要考虑的事情是：“这是文学吗?”

当我还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少年时，甚至当我开始因为我的能力而取得一定知名度时，我对这些歌曲的愿望也不过如此。我希望它们能够在咖啡馆或是酒吧听到，后来也许有像卡内基音乐厅，伦敦palladium这样的地方。如果我的梦想再大一点，也许就是我希望能制作唱片，在收音机里听到我的歌。那是当时我心中的大奖。制作唱片、在收音机听到你的歌，因为你可以获得很多听众，这样你也许就可以继续做你已经开始做的事情。

当然，现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做我起初想要做的事情。在世界各地，我已经制作了几十张唱片，举行了几千场音乐会。不过，我的歌曲才几乎是我做的所有事情的中心。它们似乎在不同文化的许多人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位置，我非常感谢。

但我必须说，作为一个表演者，我为50000人表演过，也为50人表扬过。我可以告诉你，为50人表演更难，因为5万人会形成一个单一人格，但50人不会。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有独立的身份，一个自己的世界，他们可以更清楚地感知事物。你的诚实，以及它如何与你的天赋的深度相关联会受到考验。诺贝尔委员会这么小，我没有忽略这个事实。但就像莎士比亚，我也经常忙于努力追求创造性和处理生活所有方面的平庸事情。“谁是这些歌曲最好的音乐家?“我在合适的录音室录音吗?“这首歌的调子正确吗?”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即使在400年后。我从来没有时间问自己一次：“我的歌是文学吗?”

所以，我真的感谢瑞典学院，既花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并最终提供这样一个美妙的答案。给大家献上我最好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