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招华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窝藏、转移赃物上诉案

第一篇：刘招华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窝藏、转移赃物上诉案

刘招华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窝藏、转移赃物上诉案

出庭意见书

审判长、审判员：

原审被告人刘招华、郭锐荣、李晓青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窝藏、转移赃物上诉案一案,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我受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指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代表本院出席今天的二审法庭，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开庭前，我们依法审查复核了全部案件材料, 提审了被告人，通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听取各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我们对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为使法庭全面查明案情，准确适用法律，对上诉被告人作出公正的判决，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对原一审法院的判决、被告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发表如下出庭意见：

一、关于一审判决

通过开庭前的复核审查和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认为本案的证据来源合法，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内容客观，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要求，可据以认定本案的犯罪事实。

从证据的证明力分析，被告人刘招华、郭锐荣等各个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口供内容稳定，前后一致，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可认定其口供系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的本人自愿供述；勘查笔录、照片、物证照片等证据，制作形式规范，全面详细，能客观反映案件事实；检验鉴定书等鉴定结论、证人证言及辨认笔录，形式合法，结论清楚，无矛盾，能做出同一认定，内容均能反映案件的相关事实；被告人的身份材料、《抓获经过》等证据，也完备真实。因此，本案一审判决的各项在案证据能相互印证、指向一致并形成了牢固的证据链条，可以充分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以上证据经过法庭出示和质证后，一审法院确认并采信了上述证据，并据此认定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认定是清楚的。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招华、郭锐荣等构成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李晓青构成转移赃物罪，并根据各个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裁量适用了不同的刑罚，适用刑法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认为，除认定上诉人李晓青的行为构成窝藏罪的证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

二、关于被告人的上诉理由

（一）、关于被告人刘招华的上诉理由

刘招华提交了两份上诉状，称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适用刑法第347条定罪不准确，量刑过重。具体理由是：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提出的“需要重新对实物鉴定的请求”，违反刑诉法121条的规定；一审 法院认定其生产的物品为毒品，适用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其定罪量刑，适用法律错误；其在侦查阶段主动交代公安机关未掌握的事实，应属于自首情节，有立功表现。

我们认为，刘招华上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

1、证实刘招华参与制造、运输、贩卖的物品是 “甲基苯丙胺”(冰毒)的鉴定结论，以及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的专家证言，可以作为定案依据。

侦查机关对刘招华所生产制造的成品和相关物品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共有五份，一是广东省公安厅的粤公刑技化字(1999)第29l号《刑事化验检验报告书》，证实在广州市广汕公路独立一号路段仓库缴获的白色固体554箱净重为11080千克，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二是广东省公安厅粤公刑技化字（1999）第301号《刑事化验检验报告书》，证实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新城区宁夏牧工商联合公司农药厂现场地上提取的白色固体及地下掩埋的深黄色粘稠物，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三是广东省公安厅粤公刑技化字（1999）第302号《刑事化验检验报告书》，证实在广东省普宁市池尾镇毒品现场缴获的白色固体41袋，净重为1280千克，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四是上海市公安局(1999)沪公刑技化字第3850号《毒品检验报告》，证实在上海市曹安路4635号现场 查获的物品，即刘招华从宁夏工场运到该处的制毒设备、原料、半成品、遗留物等，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其中1桶混合物的甲基苯丙胺含量为17.8％，真空浓缩锅、白色塑料PVC管内壁、接头、阀门、搅拌机内壁、搅拌机叶片上以及不锈钢桶和盖上刮取的粉末，不锈钢管内壁、法兰盘、机器零件上刮取的粉末，也均检出甲基苯丙胺成分；五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1999)公刑技字第80号《毒品检验鉴定书》，证实从刘招华工场提取送检的细小白色晶体物质检出甲基苯丙胺成份。

刑法明确规定了“甲基苯丙胺”为毒品，因此，只要有合法有效的鉴定结论证实上诉人所制造的物品是甲基苯丙胺，本案的定性就是正确的。上诉人及辩护人认为，上述检验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我们不认同这种观点。鉴定结论能否作为合法有效的定案证据，取决于二个条件，一是鉴定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即鉴定的物品与案件相关联、鉴定程序合法、鉴定主体适格，二是鉴定结论是否经过法庭公开质证。以此衡量，我们注意到，本案有个别检验报告是存在一些瑕疵，但不影响鉴定报告作为定案的依据。主要理由有三：一是，1995年期间，上诉人刘招华在福建省福安市赛岐镇试制毒品甲基苯丙胺，并于1996年上半年试制成功后交由陈文印贩卖了五公斤，同案人陈文印（陈吓章）等已被抓获判刑，所缴获的白色晶体物经鉴定（福建省公安厅闽公刑技化 字［96］第132号刑事科学技术检验报告），证实系甲基苯丙胺（安非他明成份含量为45%），此结论能充分证明刘招华一开始制造的就是法律规定的毒品。而据刘招华本人、同案人郭锐荣等的供述，其后来在普宁和宁夏以相同的方法、相同的原材料制造生产了同样的物品，现在却否认后来制造的物品是毒品甲基苯丙胺，不合逻辑；侦查机关1999年作出的几份鉴定报告，是对刘招华所生产的相同样物品的鉴定，得出相同的结论则是符合逻辑的。二是，个别有瑕疵的鉴定结论是在1999年作出的，当时对毒品鉴定检验不需要办理鉴定委托书，鉴定程序要求不够规范，取样和鉴定方法各地不一，而且当时法律没有要求必须做毒品的纯度鉴定，以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当时的办案实践不切实际。三是，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过程中，针对上诉人、辩护人对检验报告结论的质疑，鉴定人当庭证实了“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所鉴定的涉嫌毒品均为甲基苯丙胺或含有甲基苯丙胺等成份，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毒品，鉴定取样合法，方法科学。对此，我们认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强化了的书面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既然鉴定人（又称专家证人）能当庭证实上诉人自称所制造为“左旋和右旋甲基苯丙胺”的物品的化学性质，均为甲基苯丙胺，即法律规定的毒品，上诉人刘招华又不能提出相反的证据证实与鉴定人的证言不实，一审法院采信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的证词是正确的。

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予支持，并不违法。

刑诉法规定被告人有申请重新鉴定的诉讼权利，上诉人及其辩护人也当庭提出了申请，一审法院以“据理不足”为由不予采纳，上诉人认为这是程序违法。我们认为，法律并未规定对重新鉴定的申请必须采纳，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上述鉴定结论错误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采纳其意见并不构成程序违法。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刘招华自1996年案发后，一直在逃，当时的鉴定结论不可能交其本人签认，法律赋予其作为犯罪嫌疑人所依法享有的提出异议或者申请重新鉴定的诉讼权利，其本人因逃避侦查而没有及时行使，应视为其自动放弃了该权利。2005年3月上诉人归案后，由于所查获的涉案毒品已由侦查机关依法销毁，不可能再重新鉴定并确定含量纯度，其再对1999年的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鉴定，实际上是为了逃避追诉的一种无理辩解，不予支持是合理的，并不违背法律。

3、上诉人称，因受到侦查机关的威胁引诱才作出承认制造、运输、贩卖的物品是甲基苯丙胺（冰毒）口供。这与审讯笔录记载不符，无事实根据。

经审查，刘招华归案后对侦查机关所作供述情况，其在福建公安厅的供述笔录17份，在广东公安厅的供述笔录22份，全部为有罪供述，内容稳定连续，均有其本人的签名和 指印，其本人亲笔确认“以上是我所述，无误”。在福建省公安厅的第一次口供中,即供认了“7.28”毒品大案中的12.36吨冰毒是其生产出来的，还供认1996年在福建省福安试制了20至30公斤冰毒，交由平潭人陈吓章销售，陈被抓获判刑，毒源是其提供的。在广东省公安厅的供述笔录中，大部分笔录的结尾处有“我们对你的讯问有无刑讯逼供？”，或者“我们对你的讯问有无不文明的言行？”之类的提问，刘的回答是“没有”。

从以上笔录内容看，侦查机关的讯问是严谨的，没有逼供、诱供的情况，也看不出刘招华有非自愿供述的迹象。经向原公诉机关承办人了解，由于此案是公安部牵头并督办的、有全国性影响的大案，侦查机关对审讯环节十分重视，要求办案人员严格依法讯问嫌疑人，对刘招华的讯问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另一方面，对于所查获物品之生产方法、配方、原材料、生产过程，除刘招华本人外，其他人无从知晓，如刘不是自愿如实供述，讯问笔录所记载的嫌疑毒品（冰毒）的制造贩卖的来龙去脉则不可能十分清楚、前后一致。可见，刘招华所谓“受到诱骗才供述生产的物品是冰毒品”的辩解，无任何依据。

4、刘招华上诉称“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没有依据。一审审理过程中，原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除上述鉴定结论、刘招华口供外，还出示了大量的物证、证人证言、同案人的供述、现场勘查笔录照片、生效判决文书等其他证据，这些证据经过了控辩双方当庭质证，证据形式和内容均合法，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完全符合法律之规定。这些证据证实了刘招华犯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的主、客观方面的犯罪事实，而且能形成牢固的证据链条，得出排他性的结论。

首先，现有证据能充分证实刘招华出于牟取非法暴利之目的，故意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其犯罪的主观方面十分清楚。刘自己供述称：1996年2月到5月间，应陈阿章（已被判刑）的要求及个人爱好，在福安赛歧苏洋工厂进行了多次试验、生产，成功制造出大约20到30公斤合成“冰毒”，同年6、7月，把其中的1公斤交给陈阿章，陈说这1公斤“冰毒”销路很好，于是把剩下的“冰毒”交给他贩卖，两人还协议了利润分配；1998年2月中旬，与陈炳锡（已被判刑）商定，刘负责采购原、配料、设备和制造、运输，陈负责提供资金、选厂房和销售，利润对半分成，从1998年4月到1999年11月4日，共从陈炳锡那里拿过3100万元人民币，是贩卖“冰毒”的分成，还有几十万元让陈炳锡帮其买了劳力士手表、金器、手机等物品。刘招华的上述口供，与其他同案被告人的供述、物证、书证等其他在案证据相吻合，足以证实其主观 上的犯罪故意。

因此，其上诉提出，同案人陈文印（陈阿章）和陈炳锡的供述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证据、“密谋”制造贩卖毒品牟利的事实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刘的供述不足以认定其主观上有犯罪故意的辩解，没有依据，不能成立。

其次，一审判决所认定刘招华构成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的犯客观方面的犯罪事实，是十分清楚的，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事实上，刘招华本人归案后对整个案件事实都作了清楚的供述，其他同案人、相关的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现场勘查笔录等证实犯罪事实来龙去脉的证据，环环相扣，确实充分，来源合法，其证明力不容臵疑。刘招华只是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否认其所制造的物品系法律所禁止的毒品，这一点前面已作出分析，鉴定结论可作定案证据。

5、刘招华上诉称，一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依据不足 毒品犯罪的刑罚轻重与涉案毒品的数量大小成正比，因此判断对其量刑是否适当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其制造、运输、贩卖的毒品的多少。本案中，虽然对1999所查获的12360千克毒品没有作含量鉴定，刘招华制贩毒品的数量之大，已是前所未有，另外，刘招华1996年制造15千克甲基苯丙胺，其中5千克在福州市贩卖，经鉴定安非他明成份含量为45%，按纯度折算，其数量也足够适用死刑。

因此，我们认为，刘招华上诉所称量刑过重，从毒品案 件适用死刑所要求的条件看，其理由则不能成立。

6、上诉人称，其在侦查阶段主动交代公安机关未掌握的事实，应属于自首情节，有立功表现。

我们认为，其所交代的北京货款、吉普车存放地点和罗建光用飞机运毒品的事实，均属于本案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不是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实，因此不属于自首情节，不是有立功表现的情节。

综上，刘招华上诉所称的“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没有依据，不能成立；其所称的“量刑过重”理由不足，不应支持。

（二）、关于郭锐荣的上诉理由

被告人郭锐荣上诉称，其没有运输、贩卖毒品，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无进行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一审判决基本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把一个无知的打工者当成毒品犯罪的主犯，不公平公正。

我们认为，综合全案证据材料看，郭锐荣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如下：

1、郭锐荣长期跟随刘招华，对与刘招华一起制造毒品的行为性质是清楚的，有进行毒品犯罪的主观故意。被告人郭锐荣本人多次供认其具有明知是毒品而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主观故意；同案人罗建光、纪文生、纪文城等人的供述，也印证了郭锐荣主观上明知是毒品而客观上实施了毒品犯 罪的行为。从其多次供述内容看，其在福建公安机关供述称，1995年前后就跟刘招华，在福建赛岐生产的是“冰毒”；1998年8、9月又跟刘到宁夏生产。其在广东公安机关的供述，又均称当时不知道是在制造、运输 “冰毒”，只是根据刘的指令在做，案发后才知道其参与生产的是毒品。郭在福建归案后的供述是可信的，但在广东的供述则明显是在回避其“明知”问题。因为其供述的有关毒品生产的原材料、生产过程、工艺流程、人员分工、成品包装、运输等内容十分详细，特别是，在已经知道刘招华96年在福建赛歧“出事”(1996年福建公安机关发布追捕刘招华的通辑令)逃匿的情况下，其又继续跟随刘到宁夏生产制造同样的物品，而且刘招华又是按以前的要求来指挥其进行生产的。

这些事实说明，郭是明确知道所生产的物品的性质的，即其明白所生产的是法律禁止的毒品，至于其是否十分明确所参与生产的物品的具体名称或者化学性质，并不是法律所要求的“明知”内容。再从其参与制造生产毒品的前后时间、生产环境变化、人员组成，以及刘招华对其本人的信任程度看，郭锐荣实际上已经知道所生产的是法律禁止的毒品。

至于刘招华否认曾经告诉过郭锐荣生产的是毒品，实际上是刘包揽与其关系密切的同案人（如郭锐荣、李晓青等）责任的辩解之词，与其他同案人罗建光、纪文生、纪文城等人的供述不一致，不足为信。因此，郭上诉辩称虽然其参与 了生产、运输的过程但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与事实不符合。

2、被告人郭锐荣在共同制造毒品的过程中，起了组织指挥生产的重要作用，认定其为主犯并无不当。

郭本人供述称，制造过程中工作上遇到的技术问题，一般都是由其打电话向刘招华请教，有时候其也负责安排大家工作；1999年11月份，刘招华打电话告诉他们，他和广东的合作老板出事了，要他们先躲到武夷山，于是，他们就去了武夷山。从中可以看出，郭锐荣在共同制造毒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在共同犯罪人中地位。

这一点，同案人罗建光、纪文生、纪文城等人的供述也能印证。罗建光的供述证实，其在刘招华设在银川市的化工厂见到“小刘”（即被告人郭锐荣），郭锐荣、“小王”懂得设备安装，在现场指挥工人；纪文生的供述证实，江炳鑫、“老表”、纪文城、罗建光在刘招华和小刘的指挥下安装设备并把甲胺、盐酸、酒精等原料拉到反应炉旁，将原料倒进反应炉，生产出成品后由他们几人包装。同案人纪文城的供述证实，其不知配方，平时称产品为货。1999年7月，其问了“小刘”，得知生产的是“冰毒”。

可见，郭锐荣在制造冰毒的共同犯罪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认定为主犯适当。

（三）、关于李晓青的上诉理由

被告人李晓青上诉称，认定其犯转移赃物罪、窝藏罪证 据不足。综合全案证据材料，我们认为，被告人李晓青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认定其犯转移赃物罪证据充分，认定其犯窝藏罪则主要证据不足。具体如下：

1、一审判决认定，李晓青在刘招华的指使下，将刘存在中国银行福建省建阳市支行李晓青名下金穗卡内的532万元人民币赃款转移至其家人及亲友名下，以逃避侦查。

此认定的证据充分，主要有：一是刘招华的供述称其于1999年11月4日在广州出逃期间打电话给李晓青，让李将钱全部转到其他人名下；二是，李晓青本人的供述称，1999年11月初的一天，刘招华打电话叫其将金穗卡的钱全部取出来，因为税务查帐，将取出的钱存到亲戚朋友名下，其和李晓梅、李金旺一起将532万元取出并转存到其他人名下；三是，同案人李晓梅、李金旺的供述，其中关于与李晓青一同取钱转存的内容，与李晓青的供述一致；四是，其他证人证言、书证材料，能印证以上各人的口供。另，同案人李晓梅、李金旺因上述行为已被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法院以犯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关于李晓青上诉提出，其口供笔录有十几张都没有签名和捺指印，不能作证据使用。经审查，其所指的“没有签名和捺指印，不能作证据使用”的口供，是福建省公安厅2005年3月5日对其的第一次讯问笔录，该笔录共13页，仅在最后一页写有“以上笔录念我听过，没有错”，有李晓青的 签名，其余各页则没有签名，但在涂改处有捺指印。我们认为，该份笔录确实存在问题，形式不合法，应当不采信。但李晓青的其他口供笔录，内容基本一致，也没有再出现类似没有签名的情况，形式合法，李本人也未称有刑讯逼供，与其他同案人的口供也能印证，应当采信。

因此，我们认为，认定李晓青的行为构成转移赃物罪，其本人的口供能作为证据使用。

2、李晓青主观上有犯罪的故意。李按刘招华的指示实施了转移532万元赃款的行为，这是没有疑问的。其辩称不知道刘招华在从事犯罪活动，钱是与刘招华共同所有，也不不知道转移的银行存款就是刘招华的犯罪所得，我们认为，此辩解与事实不符。

有证据证明，虽然刘招华是以刘森的名字、海南三亚人的身分证与李晓青结婚的，刘也未告诉过李制造毒品的事，但李晓青对刘的大笔金钱的来源合法性是持怀疑态度的。李以自己名义办了金穗卡后，其本人持主卡，刘持副卡，刘一直往帐户里存钱，最多时有1200万，并且李晓青按刘的指示使用此帐户的钱购臵别墅、土地、小车等，当刘要她转移巨款时，其问刘出了什么事，刘告诉她见面后再说，后来刘又告诉过她是因为税务问题，李就立即照刘招华的指示办，将帐户里的钱全部转移。从李晓青前后的行为看，其已经意识到此钱有问题，意识到刘招华已经被政府追究，“出了事，要将钱转到他人名下。” 即是说，李晓青当时知道所转移的钱是来路不正当的，转钱的是要逃避追究。

另一方面，李晓青自己也供称与刘招华结婚时刘身无分文，仅一年时间，刘就有千万身家，李晓青不可能不对刘的巨额钱财来历有所疑问，不可能不意识到其所转移的巨款可能有问题。因此，从李晓青与刘招华相识和结婚、存钱、用钱、转移钱款的整个过程看，李晓青应当知道其所处理的钱是刘招华涉嫌犯罪所得。

刑法规定的转移赃物罪的“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两种情况，而且并不要求行为人具体知道所处理的赃物是何种犯罪、何人犯罪所得，李晓青以不知道刘招华制造毒品为由，进而辩称不知道所转移的钱是赃物，是事后为推脱罪责的无理辩解。

我们认为，李晓青关于其不构成转移赃物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3、关于李晓青犯窝藏罪的事实。

我们认为，从其本人的口供内容看（其中第一份口供不应采信），李晓青对为刘招华提供120万元的供述，前后不一，变化很多。特别是，口供中没有其为了帮助刘逃匿而特意筹备120万元的内容，也看不出其有明知刘招华是被追捕的人而为刘提供巨款的故意。因此，以其口供来认定其有窝藏刘招华的事实，据理不足。其他同案人的口供，也不能印证李晓青有明知刘招华是被追捕的人而为刘提供巨款的故意和行为。其中，刘招华的供述是：11月5日凌晨，其赶到武夷山与李晓青会合，和她一起去农行里取了100多万元人民币(好像是170万元左右)，11月5日晚上，其到李晓梅家把一个内有75万元的蓬布包拿走，并对李晓梅讲要把钱带到武夷山。另外，李晓梅的供述是： 10日左右，刘招华打电话要其取50万元放在自己家的楼梯口，之后，其一共让刘招华拿走140万元现金。李晓梅与刘招华的口供能印证，证实不了李晓青有窝藏行为。

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李晓青 “拿120万元协助刘招华逃亡的事实” 的证据，主要是其本人的供述，而其本人对窝藏行为的口供也不稳定，内容前后不一，且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我们人认为，认定其犯窝藏罪的证据不足，建议法庭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检察员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招华、郭锐荣的行为构成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罪，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被告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法庭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法院判决李晓青的行为构成转移赃物罪，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但判决其行为构成窝藏罪证据不足应予以纠正。

检察员：杨世强

2008年4月18日

第二篇：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等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转移赃物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等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转移赃物案

裁判摘要

行为人明知文物系他人盗掘所得，为从中牟取非法利益而帮助他人积极联系买主，居中促成非法文物交易的，其行为不构成销赃罪，应以倒卖文物罪定罪处罚。

公诉机关：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刘大力。

被告人：曹振庆。

被告人：赵殿永，男、45岁，天津市蓟县城关镇杨各庄中心小学教师。

被告人：赵学海。

被告人：亓孝军。

被告人：韩连亚。

被告人：曹伟。

被告人：王安民。

被告人：申小虎。

被告人：周长安。

被告人：张海峰。

被告人：邵文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被告人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被告人申小虎、周长安犯销售赃物罪，被告人张海峰、邵文强犯转移赃物罪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2005年6、7月间，被告人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韩连亚为牟取暴利，密谋盗窃天津市蓟县白塔寺(建于辽代，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宫内的文物。经商定由刘大力、赵殿永出资购置作案工具，曹振庆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并组织人员，赵学海提供汽车及白塔寺的相关资料，采取在白塔寺附近租房挖洞的方式盗窃白塔下的文物。此后，曹振庆找来被告人亓孝军、王安民等盗掘人员，韩连亚和刘大力购置了水泵、鼓风机、铁锹、照明灯等作案工具。盗掘实施过程中，由刘大力、曹振庆负责指挥，赵殿永、韩连亚负责提供饮食并望风，亓孝军、王安民伙同其他被雇用的盗掘人员具体实施挖掘，先用铁锹等工具在刘大力事先承租的、位于天津市蓟县城关镇西南隅村的一套平房院中开挖竖井，再挖掘由此通向白塔地宫的水平地道。盗掘期间，被告人曹伟数次到白塔周围探听能否听到地下挖洞的声音。地道挖通后，上述被告人将白塔地基破坏后进人地宫，窃取石雕涅�像、金属制舍利塔、佛坐像、银莲花座、玉坠、金刚杵等大量文物，并将所盗文物放在刘大力亲属家中藏匿。窃得上述文物后，曹伟用数码相机逐件拍照以利变卖。2005年8、9月间，刘大力等人欲将上述文物变卖，找到被告人申小虎、周长安，申小虎、周长安明知刘大力手中文物系盗窃所得，仍为其联系买主。经申小虎、周 长安介绍，刘大力将上述文物卖给陈某(现在逃)，得赃款220万元，由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等人瓜分。2006年1月4日，公安机关将刘大力抓获后，刘大力之妻、被告人张海峰明知家中藏匿的物品系刘大力犯罪所得，仍伙同被告人邵文强将赃物转移。综上，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申小虎、周长安的行为均已触犯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应以销售赃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张海峰、邵文强的行为均构成转移赃物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周长安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应同时适用刑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予以处理。提请依法予以惩处。

被告人刘大力、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申小虎、周长安、张海峰、邵文强均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曹振庆辩称：本人来蓟县是应赵学海的邀请看望老同学，不是为盗窃白塔寺的文物。其辩护人认为曹振庆系从犯，请求依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大力及其辩护人辩称：盗掘人员的纠集和组织、技术资料和经费的筹集、盗掘过程的指挥均不是刘大力所为，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赵殿永及其辩护人辩称：赵殿永事前没有参与预谋，仅是为贪利而出资，不是主犯，且认罪态度较好，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赵学海及其辩护人辩称：赵学海没有参与预谋，亦未参与选择作案现场、租房、实施盗掘和分赃等具体犯罪行为，系从犯，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韩连亚及其辩护人辩称：韩连亚是在赵殿永的纠集下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认罪态度较好，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伟及其辩护人辩称：曹伟到蓟县之前不知道盗掘白塔寺一事，且到蓟县后没有动手参与盗掘；曹伟在给涉案文物拍照之前，并不知道所拍照的是被盗文物。

被告人周长安及其辩护人辩称：周长安系被纠集参与犯罪，在本案中仅起交易介绍作用，且不明知涉案文物的重要价值。此外，周长安归案后协助抓获同案被告人申小虎，有立功表现，请求从轻处罚。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4年底，被告人刘大力为牟取非法利益，产生盗掘天津市蓟县白塔寺地宫内文物之念，并于同年12月在白塔寺西墙外承租了蓟县城关镇西南隅村赵江家带小院的平房。2005年6、7月间，刘大力将盗掘白塔寺地宫内文物的想法告知被告人赵学海、赵殿永，赵学海、赵殿永表示同意，而后联系了被告人曹振庆，共同密谋犯罪方案，商定由刘大力、赵殿永出资购置作案工具，曹振庆负责技术指导、组织人员，赵学海提供汽车及白塔寺的相关资料。之后，曹振庆纠集了被告人亓孝军、王安民等数名盗掘人员，赵殿永纠集被告人韩连亚并伙同刘大力一起购置了水泵、鼓风机、铁锹、照明灯等作案工具。随后，亓孝军、王安民伙同其他盗掘人员，在刘大力事先租赁的平房院内先挖竖井，再挖掘由此通向白塔寺地宫的水平地道。挖掘期间，刘大力在现场进行指挥，曹振庆提供技术指导，赵殿永、韩连亚负责送饭并望风，被告人曹伟则多次单独或伙同赵殿永到白塔寺附近探听能否听到挖洞的声音。同年8月上旬，上述被告人从白塔寺地宫内盗出辽代石雕涅�像、金属舍利塔、佛坐像、白釉瓷立狮、青铜法器、瓷器及水晶玉石、珠子等大量文物，并在刘大力的指挥下，使用赵学海提供的车辆将所盗文物运送到刘大力的亲属家藏匿。为便于变卖，曹振庆提出购买数码相机对上述文物进行拍照。之后，曹伟使用赵殿永购买的数码相机对上述文物进行拍摄。

2005年8、9月间，被告人刘大力为销赃联系到被告人申小虎、周长安，并经两人介绍将大部分文物卖给一陈姓男子(现在逃)，获赃款220万元。各被告人在刘大力主持下进行分赃，刘大力得赃款60余万元，被告人曹振庆得赃款22万元，被告人赵殿永得赃款31万元，被告人赵学海得赃款23万元，被告人亓孝军得赃款12万元，被告人韩连亚得赃款16万元，被告人申小虎、周长安得赃款10万元，剩余赃款分给其他盗掘人员。分赃后，刘大力将尚未卖出的小件文物藏匿于自己家中。案发后，公安机关将上列被告人抓获归案。周长安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将申小虎抓捕归案。

2006年1月4日下午，被告人刘大力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其妻张海峰明知家中藏有刘大力盗掘所得文物，仍指使被告人邵文强将文物转移。次日凌晨，公安机关将张海峰、邵文强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公安机关出具的关于案件来源及抓获各被告人经过的报告、现场勘查笔录、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天津市文物局出具相关证明的材料，天津市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处出具的电子证物检查记录及相关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人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盗掘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并盗窃遗址内珍贵文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且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海峰、邵文强为掩盖刘大力的犯罪行为，明知是刘大力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转移，其行为均已构成转移赃物罪。公诉机关指控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张海峰、邵文强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刘大力、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张海峰、邵文强犯转移赃物罪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

被告人申小虎、周长安明知涉案文物系赃物而帮助销售，其行为符合销售赃物罪的主要特征。但鉴于涉案物品系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故对于申小虎、周长安的行为，应当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以倒卖文物罪定罪处罚。根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倒卖文物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文物管理制度。国家的文物管理制度，主要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有关文物保 护的法规。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文物只能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本罪的对象是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未经许可不得经营的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以及其他受国家保护的具有重大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文物。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倒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本罪不仅必须具有倒卖文物的行为，而且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情节严重，一般是指数额较大，手段恶劣，后果严重。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且以牟利为目的。本案中，申小虎、周长安的行为，虽符合销售赃物罪的主要特征，但是二被告人销售的不是普通赃物，而是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对于非法销售文物的行为，刑法有特别规定。根据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原则，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综上，申小虎、周长安以牟利为目的，积极联系买主，促成非法文物交易，且非法获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倒卖文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申小虎、周长安犯销售赃物罪不当。

被告人刘大力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策划作用，联系销赃后又主持分赃；被告人曹振庆、赵殿永、赵学海共同参与预谋，按照分工实施犯罪，相互配合，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各自参与的全部犯罪依法分别予以处罚。被告人亓孝军、韩连亚、曹伟、王安民在他人纠集下，积极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按照其各自参与的程度依法分别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申小虎、周长 安帮助出售文物，联系买主，在共同犯罪中均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周长安在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属立功表现，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鉴于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应依法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张海峰、邵文强在共同转移赃物犯罪中地位作用相当，不分主从，应依法分别予以处罚。刘大力的辩护人关于刘大力没有进行组织策划及指挥等行为，要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悖，不予采纳。曹振庆关于其来到蓟县不是为了盗窃白塔寺文物的辩解，显系狡辩，其辩护人关于曹振庆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的辩护意见，事实根据不足，均不予采纳。赵殿永的辩护人关于赵殿永在共同犯罪中不是主犯的辩护意见，事实根据不足，不予采纳。赵学海的辩护人关于赵学海关于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犯地位，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韩连亚的辩护人关于韩连亚系在他人的纠集下参与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予以采纳。曹伟的辩护人关于曹伟未实施盗掘行为，事先并不知道盗掘白塔寺文物之事，且没有证据证明其拍照的物品是被盗文物的辩护意见，经查与事实证据相悖，不予采纳。周长安的辩护人关于周长安在被纠集参与犯罪后，仅起到介绍倒卖文物作用，在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具有立功表现，要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属实，亦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综上，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三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于2007年7月25日判决：

一、撤销山西省闻喜县人民法院(2003)闻刑初字第70号刑事判决对被告人周长安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缓刑部分。

二、被告人刘大力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曹振庆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元；被告人赵殿永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赵学海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亓孝军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韩连亚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被告人曹伟犯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被告人王安民犯盗掘占文化遗址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被告人申小虎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周长安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连同前罪所判处的刑罚有期徒刑 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元；被告人张海峰犯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被告人邵文强犯转移赃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三、犯罪工具对讲机四部、洛阳铲头二个、洛阳铲杆五节、电脑硬盘一个、照明灯一个、鼓风机三个、潜水泵一台、铁铲一把等物品依法没收。

四、被告人刘大力、赵殿永分别用赃款购买的桑塔纳、江铃牌汽车各一辆发还天津市蓟县文物局。

五、查获赃物发还天津市蓟县文物局。

曹振庆、赵学海、曹伟、周长安、申小虎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曹振庆的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证据不足，本人没有参与预谋，没有提供技术指导和现场指挥，也没有分得赃款，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且审判程序违法，要求改判或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曹振庆的辩护人认为曹振庆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小于赵殿永、赵学海，且仅分得20 000元，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赵学海及其辩护人认为，赵学海系被纠集参与犯罪，是从犯，且认罪态度较好，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曹伟认为自己无罪，其辩护人认为，曹伟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主观恶性小，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周长安认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申小虎认为，本人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王安民，有立功情节，一审判决量刑过重，请求从轻处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曹振庆、赵学海、曹伟及原审被告人刘大力、赵殿永、亓孝军、韩连亚、王安民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掘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破坏古文化遗址，其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文化遗址罪，且将大部分所盗文物卖出无法追回，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上诉人申小虎、周长安以牟利为目的，帮助刘大力等人倒卖国家禁止经营的文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倒卖文物罪。原审被告人张海峰、邵文强明知是刘大力犯罪所得的赃物仍予以转移，其行为已构成转移赃物罪。

在盗掘古文化遗址的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刘大力首先提议并组织策划，联系出售文物，销赃后主持分赃且分赃数额大，上诉人曹振庆、赵学海、原审被告人赵殿永共同参与预谋，提供资金或者提供技术指导，相互配合，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其各自参与的全部犯罪分别予以处罚、原审被告人亓孝军、韩连亚、王安民、上诉人曹伟被纠集后积极参与犯罪，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按照其各自参与的程度分别减轻处罚。上诉人申小虎、周长安在帮助刘大力等人出售文物的共同犯罪中，联系买主，起辅助作用，均系从犯，应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周长安因犯盗掘古墓葬罪被判处缓刑，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应依法撤销缓刑，与本罪实行数罪并罚，但考虑到周长安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有立功表现，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张海峰、邵文强在共同转移赃物犯罪中地 位作用相当，应依法予以处罚。

对于上诉人曹振庆及其辩护人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人刘大力、赵殿永、亓孝军、韩连亚等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曹振庆参与预谋，纠集他人犯罪，且提供技术指导，提议对文物进行拍照，并分得赃款20余万元，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对曹振庆关于一审判决认定主要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以及未参与预谋、未进行现场指挥和没有分得赃款的辩护意见，及其辩护人关于曹振庆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小，仅获赃款20 000元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对于曹振庆关于一审程序违法及请求改判或者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的意见，经查，一审在法庭调查中对卷内定案证据包括各同案犯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进行举证和质证，审判公正，程序合法，故对曹振庆以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赵学海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意见，经查，在刘大力提议盗掘白塔寺地宫后，赵学海表示同意并纠集他人犯罪，虽未亲自到挖掘现场，但提供了有关资料和车辆，并经常了解挖掘进度，且分赃较多，充分说明赵学海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因此赵学海及其辩护人关于赵学海系被纠集参与犯罪，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曹伟及其辩护人的上诉意见，原审被告人刘大力、赵殿永、韩连亚的供述能够充分证实曹伟在白塔寺地宫文物被盗掘过程中多次到盗掘现场，还亲自或伙同他人到白塔寺附近探听挖洞声音，为便于出售对所盗文物进行拍照，积极参与犯罪，其行为符合盗掘古 文化遗址罪的犯罪构成，且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因此曹伟及其辩护人关于曹伟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对于上诉人申小虎关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王安民的辩解，经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对于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量刑的意见，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和情节，结合各上诉人危害社会的程度，以及各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具体情节，并充分考虑其主观恶性及认罪悔罪表现，对各上诉人的量刑并无不当，故对各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一审判决量刑过重和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于 2007年11月1日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2009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第5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