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拒贷款银行被判“怠于履行义务”与维护金融环境
拒贷款银行被判“怠于履行义务”与维护金融环境
四年前，地处大巴山深处的一位农村种植业主为保证牧草过冬向银行申请贷款，在银行按照有关程序审查过程中，数百万株牧草种苗遭受寒冻死亡。这位农民认为是银行未及时贷款才造成了自己的损失，为此状告银行。不久，重庆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援引“先合同义务”条款，认定银行“怠于履行义务”，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据银行和法院介绍，通过查证，银行“怠于履行义务”案在全国尚属首例。这起案件，引发了一场司法创新与维护金融环境的争论。
纠纷源于３０万元扶贫贷款
２００１年1月，重庆城口县岚天乡种植养殖场业主张承国，花费200多万元从外地引进数百万株供山羊食用的皇竹草种节苗。当年１０月，张以“波尔山羊、皇竹草”项目向城口县扶贫办申请扶贫立项，扶贫办同意将其列为扶贫开发项目，并批准了扶贫贷款立项。随后张承国向中国农业银行城口县支行申请扶贫贷款３０万元，用于保护皇竹草种苗安全越冬。据介绍，支行在接到扶贫办文件后，随即派出信贷人员对贷款申请进行调查。信贷员调查后认为，岚天乡种养殖场已经贷过一笔扶贫款项，如果再申请贷款，企业必须落实有效的担保抵押，同时结算上笔贷款所欠利息，在按原借款合同约定期限内偿还原贷款１０万元的前提下，银行可以受理贷款申请。
张承国告诉记者，当年１２月份，已经是大巴山区的严冬季节，他两次向农行递交紧急报告，说明随着寒冬来临，气温下降，皇竹草越冬十万火急，要求银行迅速发放贷款，但银行仍在调查审查之中。技术人员告知他皇竹草种节、种苗必须于１２月２５日前进入大棚。张承国从朋友处筹集到8万元，于25日开始自己租筹资金修建简易温室大棚，不料当晚城口县下起大雪气温骤降，数天时间里皇竹草种节和种苗全部被冻死。
２００２年１月，农行修齐营业所向城口支行递送调查报告认为，贷款申请人尚未归还上笔到期贷款本息１０．５１万元，借款抵押物也已经在上笔贷款中做过抵押，借款人的皇竹草项目发展前景有待评估，建议银行审贷委员会审慎决策。农业银行城口支行于２００２年２月做出决定，对岚天乡种养殖场所申请的贷款不予发放。
“怠于履行义务”银行被判赔８０万元 张承国认为，农行在和他进行贷款合同缔约过程中，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致使贷款问题迟迟不能落实，银行的过失行为致使其遭受数百万元的损失。２００３年１月，张向法院递交诉状，状告农业银行城口支行，要求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并赔偿经济损失６１２万元。
农业银行城口支行辩称，银行在原告提出贷款申请后，派人进行了调查，发现原告在信用记录和贷款抵押物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而判断这笔贷款的风险较大。按照银行贷款风险管理的审查程序，必须进行审慎调查和分析，并要报上级行批准。罗明清行长说，依照《贷款通则》中“中长期贷款应在６个月内回复”的规定，农行城口支行在原告提出贷款申请３个月后决定不予发放。因此，农行在此案中没有过错，也没有超过法定的贷款审查时间，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在一审法院认定张承国不能证明银行有过错，判决他败诉的情况下，张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重庆高院在二审时认为，依照《合同法》缔约过失责任的相关规定，银行与原告就贷款申请进行磋商时就应承担“先合同义务”，即在合同订立前，双方在贷款协商的过程中就形成了相互注意、帮助、告知的信赖关系。由于农行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使张承国对获得贷款的合理期待完全落空，也使皇竹草得不到及时的越冬保护而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农行用《贷款通则》规定的“中长期贷款６个月答复期限”来判断其据贷回复是否及时，忽视本案贷款申请的特殊性和紧迫性，违反了《贷款通则》的义务性规范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张承国的损失存在一定的过失和因果关系。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８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农行城口支行赔偿原告部分损失８０万元。“怠于履行义务”案引发争议
首例银行“怠于履行义务”案的司法判决一出来，就引起了各方争议：
法院认为，判决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商业合同领域的延伸，是司法实践的一次创新。银行界则认为判决不仅侵犯了金融机构的经营自主权，还可能引发大量类似的恶意诉讼，导致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恶化。参与审理此案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刘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觉得在此案中，金融机构应作出及时的回答，这是个要命的贷款，这是银行应该注意的义务，不能用人民银行自己制定的《贷款通则》规定的６个月来判断其回复是否及时，而且退一步说，我们判定依据的《民商法》的精神是高于行业法则的。从这个案件中，我们认为国家银行应该转变观念和过去行政审批似的作风，真正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每一个贷款人。”
重庆银行界人士则对法院的判决普遍表示担忧。农业银行重庆分行法规处处长张剑说，国家规定扶贫贷款“由中国农业银行按照放得出、收得回的原则自主发放”，农行有按照程序对贷款申请进行审查，并决定贷与不贷的权利。城口县每年由当地扶贫办立项的贷款也只有约５０％获得银行的批准。张承国在此之前已经贷过一笔扶贫款，完全清楚贷款程序，并且曾向信用社和私人寻求借款，表明并不是将农业银行贷款作为应付风险的唯一渠道。张剑认为，几十万元的赔偿对银行来说也许不是一个大数目，但这种提出申请就必须贷款，否则受到损失就是银行过错的判例一旦成立，可能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无穷无尽的恶意诉讼，这才是我们感到最担忧的事。重庆市银监局一位部门负责人认为，尽管我国不实行判例法，但客观上对同一类型案例，在同一区域、同一行业会有示范导向作用。一旦这起案子形成判例，可能引发一场针对银行贷款的诉讼浪潮。银行系统将会面临强大的压力，金融风险将会被无限放大。本来银行如今的生存环境就不佳，各种金融纠纷、甚至恶意的金融诈骗时有发生，银行要应付这些情况就很不容易，社会上很多人都把银行看作唐僧肉，认为银行多的是钱，承担一些损失也没什么，但是银行毕竟是企业，有相应的法律约束，而且银行的钱归根结底也是老百姓的钱。
凸显金融环境亟待改善
法律专家认为，虽然案件所涉及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扶贫贷款政策性和商业银行风险控制之间的矛盾，但是从金融环境的角度来看，则更多地凸显出当前我国金融企业和客户间权责划分模糊，金融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金融活动受外界因素干扰过多等问题。重庆市银监局一位人士认为，这起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对银行很不利，社会上还存在一定的错误观念，一提银行就想到霸王条款等等。银行也是企业，在我国法制日趋健全，各方利益得到保护的时候，商业银行的权益却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发生纠纷，首先被批评的就是银行，其实银行的合理正当权益也应该被充分重视。西南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分析，重庆高院在判决中提出的“先合同义务”，实际上就是新《合同法》４２条列出的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诚实信用原则，现在仍处于司法实践的初始阶段，还不适于扩大使用。法院所谓从维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将以上原则此作为判决的根据，既抽象空洞，也忽视了银行的经营自主权。他认为，在我国法制还不十分健全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涉及金融等重要经济社会活动的案件不宜随意创新，而应当进行有效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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