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温氏模式的反思：关于一个非典型农民合作社的艰难初岁
温氏模式的反思：关于一个非典型农民
合作社的艰难初岁
今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一周年。一年来,合作社法的实施给合作社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利好,又出现了哪些新问题?
《南方农村报》长期关注合作社的发展及合作社法的实施给合作社带来的影响。周年之际,本报通过观察河源市百家姓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百家姓合作社‛)身上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反映合作社法如何影响合作社的发展,以及合作社对合作社法和该法的执行更大的期待。
按照我国颁布的合作社法,百家姓合作社并不是典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因为它不是以生产为主,而主要是提供服务(一种特殊的服务)——帮助成员维护权利。但是,这个并非典型的合作社,在运作过程中遇到了典型合作社所能遇到的许多典型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在它运行一年来的各个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各有区别,而会员们的心态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发生了变化。
反映合作社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促进合作社更好更快地发展,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法律实施引发合作冲动
2006年9月,本报主办的‚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吹响了农民合作组织新一轮发展的号角。当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决定于2007年7月1日施行。
2007年7月,本报报道了与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氏)合作的养户受到温氏不公平对待,却无力维权的新闻。
本报的报道给许多利益受损的温氏养户带来了希望,他们强烈要求媒体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解决他们与温氏之间的各种问题。
有人看得更远,发现了更有意义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即组建农民合作社与公司合作。
2007年8月,河源市埔前镇的张锦明、黄广省、李盛中、戴达富等与温氏合作的养户开始筹办合作社。
这几位养户都有维护自己权益的强烈要求。他们切身体会到,单个养户同强大的温氏打交道显得势单力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譬如,养户如何与温氏协商签订合理养殖合同,双方如何分担风险……这些问题长久地困扰他们,长期没有进展。
他们认为,温氏同养户之间没有正式合同,公司完全掌握了养户的利益。有一次,张锦明同温氏发生矛盾被停苗,他找公司理论,不料温氏叶经理说‚公司同养户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对:谈恋爱的男女,高兴就结婚,不中意就分手,不用讲什么道理的。‛张锦明认为‚这是典型的蛮不讲理,也不讲法律‛,但也无能为力。
合作社法给他们指明了方向。他们朴素地理解:合作社意味着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就像打仗一样,一个人蛮冲蛮干没有战斗力。只有组织起来,养户才有力量与不公平抗争。‛养户戴达富说。
合作社法给了他们无限憧憬,与温氏调整关系,由自己决定利益。似乎只要办起合作社,他们的利益就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克服恐惧17人建合作社
然而,张锦明等人号召养户加入合作社时却遇到了困难。一些养户担心,由于自己的收益完全掌握在温氏手中,如果站出来争取权利,肯定会被温氏记恨,弄不好暗地里还会受到温氏的侵害,这样自己的损失将会更大。‚很多人都是嘴巴上说的厉害,真的要他公开加入,就怕了。‛养户黄广省说。
同时,温氏公司在当地的负责人也行动起来。‚温氏的领导不愿看到我们联合。‛张锦明说,‚温氏施加了不少压力,不少养户害怕温氏报复,不敢站出来。‛
2007年9月初,张锦明发出公开信,向养户阐释了与温氏合作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问题,并提出‚要想同温氏协商,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养户必须联合起来,成立正规的‘农户联合会’才有力量,温氏才愿意坐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
经过张锦明等人的努力,终于有部分养户愿意参加合作社。
10月9日下午,17个与温氏合作养鸡的养户代表来到源城区埔前镇赤岭村张锦明家,在这个破旧的小屋举办了正式成立大会,选举了上述四位养户为协会的负责人。至此,筹备两月有余的河源市温氏养户联合会正式成立。
一番周折后,11月16日,联合会会长张锦明在河源市源城区工商局领取了合作社营业执照,联合会名称变更为:河源市百家姓养鸡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样,受合作社法保护的百家姓合作社正式运转起来,它寄托着公开和非公开加入合作社的养户们与温氏协调利益的巨大希望。
“组建全国农户联合会”
全省的温氏养户们也密切关注着百家姓合作社的进展,河源、清远、云浮、惠州有不少养户提出加入这个合作社,共同维护养户权益。
2007年11月,河源市源城区政府办公室协同该区民政局、工商局和埔前镇的干部向张锦明了解有关百家姓合作社的情况。合作社将政府的这次调研理解为‚当地政府关心和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并认为今后还可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同月,由于张锦明的公开信被第三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选中成为获奖论文,他受邀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农民权益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会上,张锦明与国家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刘登高对话,探讨合作社的发展。‚全国顶尖专家肯定我的意见,说明我们的合作社大有前途。‛
受会议气氛的鼓舞,张锦明表达了合作社的雄心壮志‚要,组织全国性的温氏农户联合总会,同温氏谈判订立平等的合同,进而影响全国的公司加农户。
‚这条光棍欲冲天!‛合作社的几位负责人也对自己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我们有一个过硬的领导班子‛,如果‚养户能够觉醒,合作社就一定能成功‛。温氏不与合作社合作
百家姓合作社成立后,一直在准备如何与温氏展开谈判。张锦明一口气提出了八点养户关心的意见,要求以此为基础同温氏谈判,这遭到部分成员的强烈反对,因为张‚提的要求都是比较大的问题,又有那么多条,恐怕难以达到目标。如果要求太多,公司要么不理睬,要么退缩不想解决‛。最终,合作社决定‚解决养户即刻可以享受到利益的问题‛,比如确定肉鸡上市时间,超料费的问题,资金占用的问题。‚虽然不是大问题,但容易解决,容易见效。‛
2007年11月,张锦明、黄广省等人作为合作社代表与温氏集团的代表在谈判桌上展开了激烈交锋,新成立的合作社意气风发,力图主导谈判,而温氏集团作为大牌企业也态度强硬。
一番角力后,温氏代表终于表态,可由养户拟定一个合同方案。然而此后,温氏有关人员找到合作社另外两位负责人,讨论合同事宜。温氏的这种作为,被合作社成员看作‚拉一派,打一派,想分化我们‛。
不久后,合作社在温氏合同的基础上做出修改,提出自己的合同方案,但温氏方面不同意。这完全出乎合作社的意料,本来他们以为自己提出的方案已经非常有诚意,没有触动一些大的问题,而只是就一些具体的问题做出修改,把合同中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规定得更对等一些,把养户的风险规定得更明确一些,从而让双方受益。但温氏态度一如既往,坚决不同合作社谈判合作。
‚温氏只愿意和养户一个一个谈,一个一个签合同。就像一把米撒到地上,一粒粒吃掉。‛张锦明说,‚但我们就是要以合作社的名义谈。‛ 合作社负责人被开除
短暂的平静之后,合作社遭到了更大的打击。
2007年11月,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锦明的鸡场出掉一批与温氏合作养殖的肉鸡后,温氏停止对其‚排苗‛。一个月后,张锦明从温氏当地公司的负责人处得到明确信号:他出局了!
该公司叶经理告诉张锦明,温氏搞的是‚公司加农户‛,而张锦明自己搞了经济实体,不是农户,因此不再合作。
‚枪打出头鸟,所以温氏要开除我(停止合作养殖——记者注)。而我被开除,合作社就很难办下去了。‛张锦明悲观地说。
被停苗的张锦明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自2007年11月停苗至今,他的养鸡场没有任何收入。儿子和儿媳都埋怨他,全家十几口人都要求他放弃鸡场,只有女儿‚敢帮我说话‛。
负责人被温氏开除,沉重打击了合作社,成员们信心受挫,第一家由温氏养户组建的百家姓合作社就此陷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生存危机。合作社陷入四面楚歌
正当张锦明为自己被温氏‚开除‛伤神时,他与他的合作社面临着更广泛的危机,之前没有出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让他们这些合作社负责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合作社法的保护似乎不到位；政府的支持也似乎靠不住；合作社内部就许多事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合作社受到养户的质疑,面临信任危机；成员们还要承受来自家庭的压力……
张锦明认为‚温氏开除合作社负责人,分明违反了《合作社法》‛,试图向法院起诉温氏,却迟迟没有进展。他反复几次请农民工律师周立太,希望他能‚为全国被公司压迫的农户起诉抗争,请先生可怜天下苍生助我一臂之力‛,效果也不佳。
百家姓合作社成立之初,当地政府就曾做过现场调研。合作社成员想当然地认为,当地政府肯定站在他们一边,因为‚合作社法明确规定政府应该扶持合作社发展‛,但政府并没有干预合作社与温氏的关系。
不过,合作社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内部成员的质疑和意见不统一。
有个别成员指出,合作社成立一年几乎看不到明显的成绩,而且会长被开除,合作社也‚毫无还手迹象,造成人心动荡‛。
‚有些养户笑话我们的合作社只会开会,就是不见行动。‛合作社副会长戴达富说,合作社在养户中的威望下降了,发展会员也更困难。
让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合作社就如何行动发生了严重分歧。张锦明等人主张‚文明抗争‛或采取法律手段,但他自己的鸡场却被停苗,与温氏的谈判也无果而终。部分成员于是主张‚来硬的‛,至少要到温氏公司进行抗议示威。
这样的争论几乎成了该合作社在2008年的主要活动。
百家姓合作社陷入四面楚歌。走自己的路或另择公司
遭遇连续挫折的百家姓合作社遇到了困难,合作社成立时设立的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但它还没有解散,其成员们也没有对合作社彻底丧失信心。
张锦明认为,合作社的成绩确实不明显,但其作用实实在在。合作社宣传了国家的法律,让养户知道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合作社的一些活动也让有关部门开始重视养户与温氏公司之间存在的问题,也促进了一些问题的解决。
‚养户们认为,虽然目前签订的合同还不合理,但温氏愿意与养户签订合同已经算是一个成绩了。养户们认为合作社是有功的。‛黄广省说。
2008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上要求温氏将利润多向农民倾斜,这一消息重新给合作社带来希望。
而河源市农业局也组织有关人员调研百家姓合作社,希望合作社与温氏重新谈判。
不久后,河源市农业局有关领导建议,如果合作社有能力,完全可以脱离温氏公司,‚走自己的路‛。
在河源发展的正大集团也曾与张锦明联系,就合作社与正大集团合作开展初步协商。
到目前为止,合作社内部还没有就其前途做出抉择,这个抉择无疑十分艰难。
（文章来源：南方农村报）
第二篇：温氏公司加农户模式引起反思
温氏公司加农户模式引起反思
温氏公司加农户模式引起反思
编者按 “公司加农户”，顾名思义是将“大公司”与“小农户”联结起来。这种经营模式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年来，它在农民学习生产技术、规避市场风险和规模经营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农户与公司之间实力悬殊，不是完全平等的市场关系，又缺少其他力量予以平衡，导致这个模式在操作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容易暴露出它与生俱来的缺陷：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话语权、自主意志得不到体现，农户与公司的权责严重不对等、条约显失公平，利益分配完全由公司单方决定、向公司方倾斜等，这势必影响到两者“双赢”的预期效果。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温氏公司或温氏)是我省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是“公司加农户”模式的杰出代表，这个模式甚至被人称为“温氏模式”(温氏公司后来将“公司加农户”模式发展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但实质不变)。长期以来，它在带动农户增收方面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近一段时期，本报陆续接到与温氏公司合作的农户的投诉，称在合作过程中权益受到温氏公司侵害，导致经营利润微薄甚至出现亏损。这些来自民间的呼声，尽管还不太强大，尽管针对的是深受社会尊重的成功企业，但我们若因此而忽视这种声音，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
一个多月来，本报记者先后深入我省多个地区采访，希望能以这次独立但不完全的调查为契机，进一步认识“公司加农户”模式，探询隐藏在如潮褒扬后的合作真相。
本报的调查从温氏开始，但不希望读者和社会各界只把目光停留在温氏身上，更不希望停留在个别案例上，而应对“公司加农户”模式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检讨。
本报的调查从温氏开始，但并没有完全否定温氏模式的意思。相反，我们希望温氏公司能重视合作农户——即使只是一小部分农户的意见——并拿出勇气和办法来解决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们希望温氏公司能与时俱进，对“公司加农户”模式进行完善和创新，再次引领农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促进农村生产力更大发展。
中国农民的资金、技术、市场能力和外部支持与上世纪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换言之，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公司＋农户”模式理应向着农户有利的方向调整。例如，公司要与农户签定合同，在程序上确认农户为合作者，将公司与企业的利益分配合约化、透明化，而不是仅靠公司的自觉去“赋予”或让渡利益给农民，要协调好与合作农户的利益分配关系，真正实现企业和农户的双赢。
又例如，实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来提高农户与公司的谈判地位，这表面看来是有损公司利益的傻事，但实质上却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7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合作社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有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的加入，有了实现农民利益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作用，公司跟农户的关系将更加平衡，合作将更加稳固，温氏离成为世界级的农业龙头企业可能就不远了。
总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持续、良性发展，需要调动各方积极地参与，只有各方在合作中获得社会平均利益，才能长期发展下去，否则产业化链条就难以稳定，甚至可能断裂，如此公司和农户的利益都将受损，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这也是我们推出《“公司加农户”模式反思》专题的背景和目的。
温氏公司“公司加农户”合作模式的主要内容是：由养户提供场地，负责饲养，温氏公司提供猪(鸡)苗、饲料、药物和技术指导，肉猪(鸡)由公司包销，销售所得扣除公司提供的猪(鸡)苗、饲料、药物等成本后剩余部分(毛利)归农户所有。
这种模式对农民的诱惑显而易见：大公司，低成本、不用担心销售、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养殖技术，“只要不笨就能赚钱”的承诺，多数人赚钱的传言。
对那些急于发家致富又缺乏资金技术的农民来说，谁能抵挡住天上掉下的馅饼的诱惑？于是他们借钱兴修鸡舍、猪圈，请技术工人，把与温氏合作养猪(鸡)的申请表一填，就开始做日进万金的黄粱美梦。
然而，几年后，他们中不少人真切的感受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苦涩的，美梦变成了恶梦。
大规模猪场——
各种费用名目繁多
稳赚梦想遥不可及
大门建在山坡上，须仰视才见。进门转三个弯，爬上数十米的高坡，三间石棉瓦搭起的房子就是付韶生的家。
付韶生像躲进山中的隐士。住在山上，四周寂静、风景秀美、空气清新，宛如世外桃源。几年前，他的耳边还能响起猪只的哼叫，现在猪没了，他的世界清净了，数十间空荡荡的猪舍周围长满了没人高的杂草，铁门锈迹斑驳，遮阳布破烂不堪，重金修建的一条赶猪通道芳草萋萋，无从辨认。
2003年，付韶生与华桂娇合作在英德市青塘镇榔社村租了千余亩山地、水塘，计划兴建一个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养殖场，以养猪带动水产和种植。
当时，温氏公司正在英德发动农户参与合作养猪，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只要会喂猪，会铲猪屎”，就可以赚钱，并保证每头猪有50元利润。
付韶生动心了，在温氏公司当地服务部工作人员鼓动下，他决定加入温氏“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2004年，他的猪场首期两个区经温氏公司监制、验收合格，付韶生、华桂娇同时开户，并在户头上存入两万元押金后，分别领取600余头猪苗。7月，第三区猪圈建成，整个猪场达到1600头的养殖规模。至此，付韶生和华桂娇两人在猪场已先期投入100多万元，其中借款40余万。
按照温氏先前的宣传，付韶生他们每批猪收入将达到6至8万元，每年收入至少20万。
很快到了第一次卖猪，付韶生感觉不对头：公司的结算单显示，他户头第一期的600余头肉猪，给他带来的是9000元的毛利，每头毛利15元左右。更糟糕的是，华桂娇帐户的600余头肉猪，要扣除702元的超重款，3500元的资金占用费以及700元超料费，帐面亏损1000多元。
付韶生算了算后发现，即使每头猪得毛利40多元，也仅够平本，毛利15元则是纯亏。他认为，在养猪过程中，除去温氏的种苗、饲料和药品费用，他还要支付一大笔成本，以每头猪为单位，包括，饲养员工资16元，猪舍折旧费用12元，猪苗运费，上市肉猪运费3元，水电及杂物费用3元，饲料运费9元或4.5元(视服务部距离远近不等)，共计40－42元。
记者了解到，所谓超料费、超重费、资金占用费等，均为温氏公司与农户合作前的约定。超料费是指，公司规定一定的料肉比，如果养户超过这个比例，养户多使用的饲料将被罚款10元每包的超料费。按照当时2.5的料肉比规定，华桂娇首期所养肉猪只能领取2715包饲料，但她最终多用70包，被罚款700元。
同样，温氏规定上市肉猪均重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超重部分也要罚款。如华桂娇首期养的猪，按照180斤均重标准，超重780斤，扣除0.9元一斤，这个标准不包括明显低于标准重量的残次猪。
资金占用费是每个养户都要扣除的，是“公司提供的猪苗、饲料、药物等所值货币同期内银行利息”。
付韶生对这些复杂的问题始料未及，但是猪场不能马上停产，否则猪舍等固定资产的大笔投入永远无法收回。新的猪舍已经建成，付韶生又开了一个新帐户，没想到第二批猪出栏后结帐，这个帐户在公司补贴5万多元后仍然是帐面亏损1.5万余元，加超料264包，帐面亏损共2万多元，而同期华桂娇帐户的帐面利润也不足以抵消养殖费用，整体亏损。
从第三期开始，付韶生总结前两次失败，提高了肉猪上市率，甩掉了超料费，帐面收入减去成本达到18万元，即使公司扣除了超重费、调低了收购价共扣除11万元，他们此期毛利达到6.6万，每头毛利52元，净利润1.2万元。
在此鼓舞下，2005年3月，他们第四批进苗1600余，要大干一场。起初一切正常，半个月后，“公司技术员亲自为本批猪注射水肿疫苗后一周内有几十头出现水肿病”死亡。从进苗后第21天至第34天，每天都出现死猪，最多一天8头。最终该批猪死去147头，死亡率近10％；疾病的蔓延还造成132头残次猪，超过正常饲养日期15天；超料876包，此次超料每包罚款翻倍至20元每包。“每多饲养一天就多一天的成本。”一位老饲养员说。
后果可想而知，本批肉猪帐面亏损11万，加上6万元养殖费，总计损失17万。四批猪出栏后，付韶生猪场总计亏损20万以上。
据付韶生说，此后他准备继续与温氏公司合作，但公司方要求他为每头猪苗交200押金才行，而其他养户交30－50元就可以了。算起来，他要拿出32万元的押金才能得到1600头猪苗，这实实在在难住了借钱修建大规模猪场的付韶生。由于出不起这个钱，猪场就此荒凉。
合作散养户——
公司处处占优势
自己时时有风险
唐有利是阳山县七拱镇人，2006年10月从温氏公司进了228头猪苗，上市后售价减去成本得3万元，因为公司方面说饲料价格和猪苗价格上涨，又额外扣除1.7万元，再扣除1400元资金占用费后，公司补贴唐有利5000元，唐实得1.6万元毛利。接下来一批，由于出现大面积疫情，为了减少亏损，公司要求他的猪只提前20天出栏，一半被鉴定为残次肉猪，之后，公司通过复杂的扣除、补贴算法，最终由他承担8000多元亏损和1.3万余元养殖成本。
唐有利和同乡仔细阅读温氏和养户签订的合同后惊诧不已。他们发现，合同对养户的规定非常严格，在责任认定一项中，猪苗运输中死亡、肉猪因病致死都要由养户承担责任，而对公司却少有约束条款。唐有利认为，猪的死亡跟猪苗的质量、饲料质量、疫苗和药物的质量息息相关，养户只能起到日常管理的职责，既然公司宣称自己提供猪苗、技术、饲料和药品，公司方面就应该对猪苗、饲料质量，用药效果，猪只出栏日期等做出承诺，并承担一定的责任。他当即去同当地温氏公司服务部理论，希望修改合同细则，服务部答复：不能修改，你不养就退出。
几乎与唐有利同期，河源源城区埔前镇杨子坑村的何根和在2006年末养最后一批鸡时，与温氏公司交恶。
那是一批“过年鸡”——鸡卖得好，何根和一家就能过个好年。小鸡仔也很听话，一直到第47天都很正常。这时，同村宋仁生的鸡场出了问题。“哈„„这样叫，好像鬼叫一样，喉气管出了问题。”何根和往前伸长脖子，模仿小鸡喘气的样子。
温氏公司的潘技术员要求何根和马上给鸡“点眼(将药水滴入眼睛)”，何不同意，“小鸡过了40天就不能点眼了，我不同意。”但潘技术员打了三次电话催促，何才勉强答应，但有言在先：“出了问题，你公司要负责。”
小鸡点眼没过几天，有的鸡冠变黑，有的不停摇头，又过了三天，鸡只开始死亡，到小鸡55天后，每天死掉五六十只，甚至一百多，“一直死到卖公鸡(同期鸡苗中，公鸡出栏期比母鸡短，记者注)”，最终何的鸡死掉2000多只。
死鸡一出现，何根和就向温氏公司当地服务部李主任反映。李主任说没事，给鸡打几针、喂点药就好了。技术员帮老何打了四次针，喂了四五次药，却没有效果。李主任又对何根和说，没办法了。老何提议烧掉这些鸡，如此他至少不用再喂饲料，亏损大概限定在一万多元，但被李主任拒绝，要求继续治疗，把鸡养大。
过年前，老何这批鸡结算，亏损2.6万，扣除1.6万元押金，他还要给公司1万元，同时，他还要承担人工和药物的亏损。
这让何根和难以接受，“如果是我自己搞的，我没话说„„你让我亏这么多，我怎么过年？”他去公司服务部“讲理”，发了一通脾气，还“拳打脚踢”弄坏了一块玻璃，终于拿到4000元回家过年。2007年，温氏公司给何根和补了1.6万元。
“公司要你点(药水)，个人没有权力反对。本来鸡没病，按照公司做法出了问题，公司又不负责。公司造成了亏损，公司却不承担责任。闹了半天，最后他愿意补多少就多少，也不同你商量。”何根和忿忿地说。
行内潜规则——
公司明亏暗赚
农户明赚暗亏
与公司合作养猪，每苗毛利57.6元意味着什么？以付韶生的经历来看，这个数字远远没有反映他真实的获利情况。以他饲养较为成功的第三批猪只为例，该期卖猪1270头，销售总收入减去猪苗、饲料、药物成本后毛利为18.3万，结算单显示毛利却仅为7.3万元，每苗平均毛利57.6元。那么，还有10多万元哪去了？结算单显示，超重扣2.3万元，每市斤收购价调低0.4元，共计减8.7万元，付韶生最终帐面毛利为7.3万元，再减去资金占用费0.7万元，他本期实际毛利为6.6万元，如果扣除他的饲养成本5.3万元，本期付韶生实际利润1.3万元，每头猪的结算单57.6毛利中，真实利润为9.8元。这是付韶生赚的最多的一次。
类似算法在养鸡领域照样适用，毛利远远不能反映农户的真实获利情况。河源埔前镇的几位养户介绍，养10000只鸡，养户要支付请人给鸡打针的人工费，鸡苗、饲料、成鸡的运费，水电费，利息和其他杂费共约4000元左右，如果鸡只生病，公司技术员解决不了，养户还要自己去找兽医，少则几百，多则几千。因此，一只鸡1.5元毛利中有至少0.5元都是农户直接支付的成本，这还不把养户的人工和鸡舍折旧等费用计算在内。
反观公司方，仅在出售种苗、饲料药品和成猪(鸡)的流通环节就可以获利。温氏集团公司副总裁黄松德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受禽流感影响，仅2005年最后一个季度，公司鸡产业亏损就达3个亿左右。但有权威人士对记者说，综观2005年全年的企业整体利润，盈利仍达4亿多元。
更为隐秘的是，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养殖领域，公司与农户合作时，公司方往往会通过控制饲料营养成分比控制猪、鸡等成长速度，以此应对市场。他说，市场行情看好，饲料配方适当变更，猪(鸡)的生长速度快，出栏期限短，反之延长。由于目前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中，大都约定只能使用公司提供的饲料，所以受损的只有农户。“农户好比长工，而公司就是地主，长工无论怎样都玩不过地主。”
和平县养户王树平(化名)说，养温氏鸡，合作者是农民、公司和客户三方。按照他的经验，项(母)鸡一般113天可以出栏，公鸡则需要79天。他发现，项鸡养到110天就不长肉了，公鸡超期更是一元的饲料只能长几毛钱的肉，养得越久亏得越多。不过，公司超过期限才收鸡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服务部说一声没客户，养户就要乖乖继续赊饲料。他说，按5000只鸡的养殖规模，每天要20多袋饲料，按每袋106元计，养户每天要亏700多元。如果存栏鸡所消耗的饲料超出料肉比，每包饲料还要多交20元罚款。
在此问题上，养户与公司屡有冲突。5月17日，在埔前镇养鸡的一位养户看到别的养户所养肉鸡已经上市，自己却未接到通知，便赶到当地温氏公司服务部询问，争吵之间被打了一个耳光。稍后马上有百多位养户代表涌入当地温氏服务部，要求打人者赔礼道歉，尽快出清他们的可上市肉鸡。
打人事件很快平息，曾冲入服务部声援的人却陷入惶恐之中。有人告诉记者，他们最担心公司以后会影响自己今后的肉鸡养殖，因为鸡苗、饲料、药物，以及何时收鸡，都是公司说了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他们都会血本无归。不过，他们又不敢不跟公司合作，因为自己没有另起炉灶独立饲养的本钱，而且前期修猪舍、鸡舍投入了大笔资金，如不继续养下去，就什么都没了。
在博罗县杨村柑桔场养鸡的张为勇说，“建一个鸡场要三四万元，三五年收不回成本。”他的体会是，随着与温氏合作养鸡利润下降，鸡舍要转让也越来越困难。而养户最担心的，恰恰是失去跟温氏的合作后鸡舍闲置，那样的话，几万元就打了水漂。
河源埔前镇的张锦明是较早与温氏合作的农户，在他看来，养户在鸡舍方面的投资，就很难一下子收回。但与公司终止合作的话，养户的投资收不回，公司却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公司在每批鸡上的投资都可以在肉鸡卖出后收回来。
“养也亏，停养更亏。农民跟大公司合作哪有那么容易。”仅有小学文化的王树平发出这样一句富有哲理的感慨。稿件来源:南方农村报记者 陈海燕 闫业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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