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格莱珉银行模式完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体系

第一篇：以格莱珉银行模式完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体系

以格莱珉银行模式完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体系

［摘要］孟加拉国经济学家尤努斯教授创建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以其独特的小额贷款思想在消除贫困、扶助生存型创业过程中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佳绩，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普遍价值的经验。研究与借鉴其经验，寻求资金补充、贷款流向、风险监管等工作难点的具体解决路径，对促进和完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格莱珉银行；农村小额贷款

［基金项目］本文系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2009年科研立项课题“我国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以格莱珉银行为鉴”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X09S028

［作者简介］张景新，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广西桂林，541004；张雅琼，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 F83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1）02-0008-0003

我国有7.5亿人生活在农村地区，约占中国全部人口的57%。但拥有中国多数人口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水平却与城市有着巨大的差距。这对于正在开展农村建设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个掣肘。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扶持，旨在通过金融服务让贫困农民获得生存与自我发展的机会。小额贷款既是一种重要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金融服务的创新。有效解决农村融资困难已成为我国目前发展农村经济一个重要的基本工作。

一、我国农村小额贷款现状及特征

（一）发展快潜力大

自1994年开始引进小额信贷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小额信贷在我国经历了一个由试点到推广的过程，并在这之中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在全球金融市场以及我国城市金融市场都经历寒冬时，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市场却依然发展得如火如荼。目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的农户数量接近7000万户，受益农民3亿左右。可以说我国小额信贷发展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截至2010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为11.77万亿元，全年新增涉农贷款2.63万亿元。同期，我国农户贷款余额为2.6万亿元，新增5909亿元。

（二）机构多网点少

目前为农村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虽然现在涉农的金融机构很多，但国有商业银行出于规范管理、风险控制等因素从农村全线淡出，而面向农村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主要以农村信用社和2007年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为主，致使面向基层农村的网点偏少，农村金融服务充分性不足，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致使农民在农村申请贷款往往成本高费用大，对于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只能望洋兴叹，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供给少缺口大

当前农村小额贷款的主要供给机构为农村信用社，它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限于业务发展，无力直接去顾及基层农户的金融需要。而邮政储蓄银行与县域小额贷款公司刚刚起步，对农村小额贷款的季节性、零散性、小数额、多批次的特点没有完全把握，无法形成有效供给。伴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发展，农村资金需求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利率要求低的特点，而农村信用社开办的小额信贷项目每笔数量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邮政储蓄银行发放的农户小额贷款最高5万元，这对于农户的需求来说可谓杯水车薪，造成我国农村可用贷款缺口很大。

（四）信用低担保难

借款人违约风险是所有资金借贷市场都普遍存在的，小额信贷市场也不例外。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实力弱，同时农业又属于高风险、微利行业，加之个别农户信用意识淡薄，存在逃债、赖债行为，导致农村整体信用环境欠佳，违约风险较大。法律控制违约风险的主要机制就是担保，分为物权担保和信用担保两种。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缺乏抵押物或质押物，这使得当前通行的物权担保在农村地区应用起来局限性很大；而信用担保中，借贷机构受限于农村无征信系统的现状，不可能对个人的信用状况作出全面的判断，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自然会减少贷款额度。

二、孟加拉尤努斯GB模式的启示

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模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孟加拉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Professor Muhammad Yunus）的小额贷款试验，它借贷给无物权抵押担保的穷人，同时能够赢利并可持续发展，其运作方式可供我国完善农村小额贷款体系为鉴。格莱珉银行模式大致有如下四点独特之处：

（一）小组联保

格莱珉银行在控制贷款成本与违约风险方面进行了有效创新。他们面对该国穷人单笔贷款金额较小、放贷成本较高、没有有效抵押物与质押物的实际情况，独创了小组信用联保模式，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的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联保小组，每5人组成一个小组。联保小组中设立对集体负责的同组监督人，如果借款集体中的任何一个人无法还贷，该小组的其他成员今后的贷款就会受到约束，这样就使贷款的农户之间产生了信用制约，促进了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保证了贷款的安全和持续性。联保小组实际上运用的就是典型的团体激励机制，用内生性的激励机制代替了抵押担保制度。这种机制安排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银行的外部监督转化为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同时也把部分组织成本转移到联保小组，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严密的组织和制度保障，使各贷款户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良好氛围，从而保证了较高的还款率，降低了违约风险。

（二）整贷零还

格莱珉银行还突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的还款模式，创立了每周还款模式。贷款不需要任何抵押和外部担保，基本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实行单利计息和分期等额还款制度。贷款分期偿还，不允许一次性提前还清贷款，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每周偿付数额是总还款额的2％，分50周偿还。借贷人每周只需偿还非常小数额的贷款，在日积月累中，就会不知不觉完成还款。也正是由于这种还款模式的制定，才保证了格莱珉银行的高还贷率。如果借贷客户遇到突发事件或发生意外情况不能按时偿还基本贷款，就转入灵活贷款。所谓灵活贷款，是在借贷双方协商的基础上，变更基本贷款的条款，比如延长贷款期限（不再局限于1年）、减少分期还款频次等，使贷款条款更符合借款人的经济现实，减轻还贷压力，从而减少不良贷款的实际发生率。

（三）技能培训

格莱珉银行还向贷款户提供生产性指导服务，帮助贷款户脱贫致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不但支持农户的粮食生产，还支持农户的家庭副业，包括养殖业、小手工业、小加工业与小商业项目等。银行成立农业基金会、渔业基金会、纺织基金会、信托基金会、乡村基金会等5个基金会，在每个县设立一个分会，负责向贷款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产销服务，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具体投资项目的选择完全由农户根据自身特点和市场的需求来决定，投资效益比较有保障。

（四）多重身份

格莱珉银行也对融资模式进行了创新。一名格莱珉银行的贷款者，一般还有另外两个身份：银行的存款者和银行的持股者。如果借贷机构不可以接受存款，捐款和股本全部贷出就难以为继。可贷可存，是格莱珉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格莱珉银行还鼓励贷款者成为持股者――他们可以购买格莱珉银行的股份，成为一名股东。每股的价格大概是1.5美元，只要他们有这笔钱，就可以购买一股――每个人限买一股。如今，格莱珉的贷款者拥有银行94%的股权，另外6%为政府所拥有。通过这种“贷款者+存款者+持股者”三位一体的身份，让客户把自己的命运与银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成为了忠实的“格莱珉信徒”。

三、完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的路径

（一）完善贷款体系

我国农村小额贷款体系主要是指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以政策性银行与各类扶贫基金为辅的贷款体系。完善我国农村小额贷款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对我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为目标进行改革。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台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为契机，完善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布局；以《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为契机，引导县域小额贷款公司在农村地区充分发挥作用。政府应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支农力度，合理分配支农资金，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同时还应强化妇联、共青团的服务职能，合理配置扶贫基金作为小额贷款体系的补充。

（二）优化信用环境

优化信用环境可以从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两方面着手。在微观层面上，针对个别农户信用意识淡薄的现实，金融机构要结合“三农”实际，突破传统物权担保的授信模式，充分运用农户联保，创新个人信用担保模式，以具体措施控制贷款者的违约风险，保证还款。同时金融机构还要加强对贷款者信用工程的建设，一是通过对农户的经济状况与信用状况的调查，建立经济信用档案；二是在经济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建立信用评级机制，加强对风险的监管；三是要将静态监控与动态检查结合起来，全面加强贷中、贷后管理，及时掌握信息，及时变更经济信用档案，预防和化解贷款风险。从宏观层面优化信用环境，重点在于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强化金融机构的自律，建立以行业协会为核心的小额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进行补偿。

（三）制定扶持政策

为引导金融机构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实现城镇反哺农村，政府应针对农村小额贷款的点多、面广、量小、次多的特点，在各项政策的制定上加以扶持。首先，可以允许小额贷款机构根据“成本―收益”原理制定合理的利率水平，使其利息收入能够覆盖其运营成本和呆账损失。其次，可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减免小额贷款机构的营业税与所得税。再次，可以成立政策性担保公司与保险公司，专门办理涉农担保与保险业务，增加农户的担保渠道，并对生产经营中的风险进行分散与转移。

（四）创新发展模式

我国现在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含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共同组成。但非银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着很多尴尬的处境，如只能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融资渠道只限于股东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这严重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我国在完善农村小额贷款体系的过程中，应当适时放开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吸储条件，并使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本与当地妇联、共青团的扶贫基金的技能培训相融合，为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出新的模式。

四、结语

农村小额贷款体系作为我国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重要途径，其能否健康顺利地发展，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金融系统的稳定，还关系到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应以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实践启示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相结合，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小额贷款体系，以符合维护社会稳定、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

［参考文献］

［1］林鹭艳,李龙华,孟昆霖,温小敏.农村小额贷款激励机制研究［J］.现代商业,2009,(33).［2］严伟,张永青,汤澍,张维亚.论尤努斯小额贷款思想在PPT旅游开发战略中的应用――南京市农业旅游开发富农新思路［J］.商业经济,2009,(9).［3］刘人玮.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与出路［J］.法制与社会,2009,(8).

第二篇：格莱珉银行读书笔记

关爱穷人和第二代格莱珉银行模式

——读《穷人的诚信》有感

张程俊2008201324

中国有句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格莱珉银行能够从一个刚起步时要依靠孟加

拉中央银行支助的微型金融机构成长成现在的拥有会员500万、不良贷款率不到6%的服务于穷人的大型金融机构，当然不是偶然。抓住天时大力改革，把握地利有效贷款，更重要的是民心，关爱穷人收获贷款，使得格莱珉银行克服了几次信贷危机，成为小额信贷业的航空母舰。

穷人在获得贷款方面一直是受到排斥的。穷人没有什么生存收入因素，例如土地，资本、剩余家庭劳动力、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本以及经营企业的知识。对他们来说，信贷工程是高风险、低收益的行当，信贷机构几乎不相信他们能够还款，形成了信贷的贫困客户的弱代理性。那么格莱珉银行为什么还会放心的给穷人“大肆”贷款，甚至给不能按期还款的穷人再贷款的机会、给最贫困客户免息贷款等这些“大行其是”的举动呢？

从格莱珉银行建立之日起，银行就把帮助穷人脱贫当做服务宗旨。1998年以前，经典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已经证明了穷人的诚信是可靠的，并且的确帮助一些穷人走上温饱生活。1998年，特大洪水时，格莱珉银行拿出自己的灾难资金为穷人慷慨解囊，之后向中央银行再贴现贷款来支付灾后民众为了日常需求形成的挤兑，这也是为了会员穷人们能够生存下去。然而这场特大洪灾后2成的借款人不再与银行联系，也给格莱珉银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贷危机。然而银行管理者们没有抱怨穷人们为了生存下去的“言而无信”，而是从自身体制开始找问题，积极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积极地讨论，寻求既能挽回不良贷款，又能帮助灾后“隐匿”的会员们改善生活的方法。不仅如此，银行的管理者们积极改革、制定实际细则、用实际行动去进一步把以前的相信穷人、服务穷人的贷款宗旨向新型的关爱穷人、服务穷人的宗旨实践。这就慢慢跨进了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时代。

银行的无数关爱穷人的业务帮助银行和穷人实现了双赢。用灵活贷款、合同贷款

劝说逃避的借款者回到银行，用贷款去重新改善生活，偿还债务；为了会员的养老，规避他们的养老投机心理，给他们建立承诺性预约储蓄，比如养老金账户；分期付款金额可以由借款人根据自己的投资周期与银行妥协商量；搭桥贷款，六个月监控后再贷款等，贷款的灵活性保证了信贷的需求和供给保持同步，满足借款人及时抓住投资机会的需求或者应付危机；为乡村会员提供最好的创收机会的创新，如“电话女士“计划；为女性借款人及其丈夫建立贷款保险计划，减除借款人对身后给家庭遗留债务的担忧，也保护了女性借款人在其家庭的主要创收者死后免遭贫困；改革贷款上限制度，为具有较高投资能力的借款人提供大量贷款，使他们快速脱贫；针对最贫困群体，在贷款期限、储蓄要求和偿还条件方面有特别计划；设立为借款人的子女（更偏重于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资金的贷款；设立不同标准的奖学金，鼓励借款人的子女接受教育。这些林林总总的关心穷人客户的贷款方案或储蓄计划，确实使无数穷人脱离了贫困，同时也使格莱珉银行这艘航空母舰破浪疾行。这当然也与格莱珉银行的员工的奉献精神、职业道德和自身能力有关。员工以格莱美银行工作为荣，以改进穷人的生活为幸福，守护着银行的利益，也守护者所有会员的利益，强烈认可自己工作的巨大意义。格莱珉银行的工作无疑同时得到了穷人和员工的支持，这就是“民心可用”。您可曾料想，这些改革后既关爱穷人又有利银行发展的贷款业务和储蓄计划很多都是来源于银行在调查信息后采纳借款人意见的结果？关爱穷人，在穷人的支持下，格莱珉银行才能稳稳当当地瓜分了孟加拉小额贷款行业的最大块蛋糕。格莱珉银行拯救了穷人，穷人发展了格莱珉银行，银行又要打算更广泛、更深地实现其关爱穷人、使穷人脱贫的计划，“到2010年，会员达到1500万人目标是没有任何一个贫穷的妇女被遗漏，银行会员将包括孟加拉国所有的穷人和乡村里的赤贫者；乡村里的所有乞丐都成为格莱珉银行的会员；半数借款人将得到小企业或

者特别投资贷款的支持；发放具有增收机会的‘电话女士’100万名；至少有10万名得到助学贷款的资助；每年颁发5万份奖学金„„”，然后穷人会怎么做呢呢?饮水勿忘挖井人，可谁又是挖井人呢？如此良性循环„„

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引入格莱珉银行模式到我国后，迅速表现出了勃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发展势头旺盛。记得当年格莱珉银行的创办就是源于尤努斯教授归国后与制作竹凳的工人苏菲亚·卡图在孟加拉国南部乔布拉村的一次偶然相遇，通过对她借高利贷的艰难遭遇和农村困难生活的了解，尤努斯决定开始慢慢试验摸索，寻求支持，最终创建了服务穷人的格莱珉银行。说明了从这种小额贷款模式产生开始，就流淌着农村生产力的血液。略带向中国本土特色改变后，这种模式更是适应我国贫困地区农户生产力水平，包括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和自身管理能力；适应了穷人道德观念和自身管理能力；适应了农民道德观念，五户联保适应着农村欠债还钱的传统观念（宅基地和林地颁发产权证后，很多地方小额的宅基地和房屋抵押贷款逐渐取代五户联保制度，更为方便）；适应了扶贫到户的要求。贷款后的分期付款也适合农村经济的特点。农村小额贷款解放了贫困地区长期闲置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巨大发展，得到“三高“的巨大成绩（资金入户率高，项目成功率高和资金回收率高）。尤其是农村信用社从格莱珉经验自己创新一套，利用自己资金多、网点密、深入农村等优势，巩固了信用联社的农村金融市场主力军地位, 通过“ 兴农贷款”工程, 与农户的关系更加贴近, 与农户的感情更为融洽, 以前有些农民觉得贷款要凭“ 关系” , 而现在贷款上门到农户, 信用社主动了解农户贷款需求, 现场办理, 解除了原来个别农户的疑虑, 农户普遍认为信用社真正是农民自己的银行。提升了农户贷款的质量。信用社对农户发放信用贷款, 说明了信用社对农户的信任, 相反, 农户也以“ 信用” 来回报信用社, 整个兴农贷 款基本上没有产生不良贷款, 个别农户由于客观因素贷款逾期, 也主动到信用社说明情况, 尽力归还贷款。然而毕竟也有少数的不诚信，在我国进行农村小额贷款时，在贴近农户，关爱农户的同时，也要给农户晓之以理，使所有借款人唱起诚信之风。诚实守信是农村信用社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石, 是每笔贷款得以归还的最佳保证, 所以在经营理念创新上应突出倡导诚信。现阶段认真开展信用农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和农村信用社区的创建活动是完全有必要的, 在信用评级的基础上, 对文明信用户予以信贷支持, 对失信户予以信贷制裁, 大力倡导“ 守信光荣, 失信可耻” 的氛围, 培育诚实守信的文明风范, 培养有素质、讲诚信的新型农民, 为农民顺畅融资营造良好的的信用环境。

另一方面，在当今宅基地或土地抵押贷款顺利发展的同时，农村信用社应该学习格莱珉银行，去帮助借款人寻找好的至少是稳定的增收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授人以渔，使其能够最后还清贷款。就算不能还清，实行类似的贷款保险计划（加入信贷监督，最好还加入不影响社会主义目标建设的信贷惩罚机制起着对贷款违约的约束作用），至少死后就不欠账了。这样就不至于最后真的让农户土地被没收，这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更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同时，随着我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据估计，到2030年，我国将是世界上65岁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这样实行强制性的养老金计划就显得多么有意义。农村小额贷款要注意服务农户、穷人，然而有的农村信用社在信贷投放上“求大放小 ” ,偏离“三农 ” ,造成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只有热切关爱农户的生活需求和信贷需求，信贷机构才能在当今多元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站稳脚跟。然而如何在关爱农民、满足农村市场资金需求的同时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不顾风险，盲目贷款，那就是竭泽而渔，虽然部分农户暂时受益，但短暂的收益过后，农村信贷又将陷入资金供给的荒芜，绝大部分农民还是将处于资金需求不得满足，资金需求得不到“关爱”的状态。只有在关爱农户，给予灵活性的贷款的同时，利用格莱珉银行模式加以符合中国特色的创新，将穷人的银行做大做久，穷人和信贷机构才能得到最大的双赢。

第三篇：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经验与中国扶贫小额信贷改革的思考

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经验与中国扶贫小额信贷改革的思考

杨 刚 杰

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是世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现代金融制度创立的数百年间，在全球范围内长期未能有效破解的难题。被誉为“穷人银行家”的孟加拉国经济学家、金融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及其创办的格莱珉乡村银行，通过发明小额信贷，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因此，荣获2006瑞典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国内外反贫困界和金融界引起轰动。当前，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目前正在被复制到全球59国家，而且，既有包括欧美在内的发达国家，又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以往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出在哪里，中国的扶贫小额信贷应该怎样改革，这些都是我国反贫困界和金融界议论的热门话题，本文试做一点初步探讨。

一、格莱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

孟加拉国是世界5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基础薄弱，资源贫乏，生产力水平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据世界银行最新统计，孟国尚有约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upper poverty line）以下，其中34%的人口生活在极贫线（lower poverty line）以下。在尤努斯创建孟加拉格莱珉乡村银行的上个世纪70年代，孟加拉的贫困状况和孟加拉穷人获得信贷的困难状况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在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穷人被那些高利贷所控制与剥削，他们不能摆脱高利贷，因而甘受高利贷放款者施加给他们的不公平信贷；另一方面，正式金融机构却严重忽视了穷人这一最需要信贷服务的群体，把这些渴望贷款的穷人排除在信贷体系之外，使他们难以用贷款来改变他们的生活。

尤努斯教授1976年创办格莱珉银行，专门借出小额信用贷款给农村穷人，甚至身无分文的乞丐。对于孟加拉国普通商业银行来说，小额贷款往往是一个不愿涉足、也不屑于涉足的领域。首先，运作成本高昂；其次，偿还风险过大。那么，尤努斯又是如何运作，摆脱这两大问题困扰的呢？《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戴维·伯恩斯坦为尤努斯总结出了两个词：“信任”和“相互负责”。格莱珉银行完全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哲学，采取与普通商业银行完全背道而驰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通过向孟加拉社会最底层的穷人提供小额银行贷款，使这些在通常金融制度下无法得到信贷的人有了发展的起步资本。

格莱珉银行30多年来先后在孟加拉设立了１０００多家信用社，为２００多万社会最贫穷人口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无担保的小额贷款，其中９７％是妇女；目前有2185家分行，服务69140个村的639万借款人，而员工总数只为18151人，平均每名员工要服务3.8个村子和352名借款人；开业以来，保持着良好的经营业绩，还款率始终维持在９７％以上，除了创办当年及1991年至1992年两个水灾特别严重的年头外，一直保持盈利，2005年的盈利达1521万美元(折合1.2亿元)，这一数字让许多世界知名银行都为之赞叹。相比于国际社会动辄援助上亿美元资金，却很难帮助孟加拉国减缓贫困状况的现实，曾经被人称作“光脚银行”的格莱珉银行，在金融界乃至消除贫困领域，创造出了一个神话。孟加拉现有4家比较大的乡村银行，格莱珉乡村银行是其中规模最大、经营最成功、声誉最高的一家。

从已经公开的资料不难看出，格莱珉银行其实是一家完全意义上的股份制现代商业银行，94%的股权是由存户所有，政府持有象征形式的6%。它具备现代商业银行所必备的一切经营要素。格莱珉银行成功的诀窍首先在于它独特的信贷制度，即“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信贷制度。基于对孟加拉传统农村社会的理解，尤纳斯要求每个贷款申请人都必须加入一个由相同经济与社会背景、具有相似目的的人组成的支持小组，每五人组成一个小

组，绝大部分是女性。并建立起相应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保证支持小组的成员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相互支持关系。贷款支持小组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机制上的创新，它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同时，支持小组还在小组内部激发起更大的竞争意识和更强烈的相互支撑意识。在支持小组的基础上，格莱珉银行还鼓励各支持小组形成更大的联盟，即“中心”。

“中心”是村子里八个小组组成的联盟，每个中心都有几十名成员，由成员互选一名中心代表，负责与中心经理紧密沟通。中心每周按时在约定的地点派出代表与银行的工作人员开会，并向中心经理缴付每周的还款及存款。如果当中有成员面临困难，通常不用中心经理操心，小组其它成员或中心代表会帮助她们。中心的负责人是由所有成员选出的组长，负责中心的事务，帮助解决任何单个小组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并与银行指派到这个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格莱珉乡村银行的某一个成员村民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一项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支持小组组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组长与中心负责人在决定贷款中担负很大的责任，也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利。中心会议上的所有业务都是对外公开的，这有效地降低了来自银行的腐败、管理不当以及误解的风险，并使负责人与银行职员直接对贷款负责。在商业银行频繁爆发内部腐败丑闻的今天，孟加拉乡村银行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金融机制创新，有效降低了由腐败与无效率带来的金融风险。

同时，为了帮助那些根本没有知识与经验的借款者，他们不断简化贷款程序，最终将信贷偿付机制提炼为：（1）贷款期1年；（2）每周分期付款；（3）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4）利息是10％；（5）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6）每1000塔卡贷款，每周付2塔卡的利息。这种简化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尤努斯与格莱珉乡村银行的信贷哲学试图颠覆穷人没有信用而且难以偿还贷款的信贷教条。传统的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证自己不受损失。尤努斯却有相反的哲学。“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格莱珉乡村银行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甚至，当格莱珉乡村银行面临借贷者确定无法偿还到期贷款时，也不会假想这是出于借款者的恶意行为，而是调查逼使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的真实境况，并努力帮助这些穷人改变自身条件或周围环境，重新获得贷款的偿还。就是依靠这种与传统银行截然不同的信任哲学，格莱珉乡村银行一直保持极低的坏帐率。

格莱珉银行成功的诀窍还在于它独特的经营办公成本控制。为了收支平衡并保持盈利，格莱珉银行严格控制经营办公成本开支。这家银行的总部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米尔普路，是一排高砖墙围起的４座小楼。据报载，中国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前去取经时“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没有前台接待、没有地毯、没有电梯，甚至连电话机也少得可怜，“寒酸”的毫无现代商业银行的“气派”。尽管天气炎热，许多办公室内只配备了吊扇，唯一配有空调设备的是位于５层的一间计算机室。办公室里没有太多现代设备，满眼看去多是手动打字机和一摞摞的记账本。就是在这里，银行的经理们监督着无数笔小额贷款业务，并且准备着每一份业绩报告。格莱珉银行的分行内没有电脑，客户数据填入指定表格后，便会由信差送到附近一个数据中心。这家中心不属于格莱珉银行的编制，而是由相关机构格莱珉传讯经营，该公司向格莱珉银行每月收取服务费，同时为农村提供其它电脑及传讯服务。数据中心有五

名职员，负责附近十家分行的数据处理，各家分行的数据送来之后，他们会输入电脑，传送至格莱珉银行在达卡的总部，由于数据有统一的格式，总部便可以每周掌握全国2185家分行的数据。尤努斯称，格莱珉银行严格控制开支，不轻易增加分行。每一个地方要增设分行，必须先有足够的存户愿意存款，以存款作为贷款基础，总部不会提供资金。另外分行需在开业第一年便盈利。

格莱珉银行最初需要政府和社会捐款资助，因为存款数额不足以支付贷款，过了数年之后，银行滚存了一点盈利，便可以补上存款的不足。所以格莱珉银行自1995年便宣布停止接受捐款，最后一笔已议定的捐款于1998年到位后，格莱珉银行便进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不但可以继续生存，而且盈利是一年比一年多。格莱珉银行小额信贷模式，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成功的信贷扶贫模式之一。它以其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且银行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二、以往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金融扶持出现的问题

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即俗话所说的“穷人借钱难”，这是自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私有制和货币以后的数千年时间里，长期困扰人们的金融难题。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矛盾加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加剧，对弱势贫困人群尤其是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问题，才开始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尤其到了当代，这个问题更被国际社会视为穷人应该享受的基本人权。扶贫小额贷款被国内外公认为是解决农村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的有效办法，早在我国宋代的王安石就尝试用朝廷提供小额贷款，打击民间“高利贷”剥削，解决农民季节性生产周转困难。但近代数百年来的具体操作上，人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更多囿于“信用合作”，办“信用合作社”，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据悉，国家不少高官对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搞扶贫小额信贷特别感兴趣。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此专门就信合发展史作简要的探讨，以抛砖引玉——

在中国现代汉语词典中，“合作”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人们（或组织）为了共同目的一起工作或共同完成一项任务，诸如分工合作、技术合作等”；在国外，“合作”一词的原意是：“共同行动或联合行动”。由此可见，“合作”是人们或组织为了共同的目的或利益，联合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共同行动的一种方式。“合作制”是劳动群众为了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制度。“合作社”是劳动群众为了谋求和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一种经济活动组织。世界合作思想的种子，是在19世纪初期，以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播种下来的。合作思想成为当时一种世界性的思潮，很快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并为广大小生产者所接受，为后来合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世界最早倡导信用合作的是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5年）。蒲鲁东认为，货币信用行为是当时社会剥削关系存在的根源，他主张通过信用合作实现互惠的交换制度。他的思想对于后来信用合作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世界第一个信用合作社——雷发巽信用合作社，1849年诞生于德国，它的创始人是被称为“实践家”的威廉·雷发巽（1818年——1888年），它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农场主自耕农反抗中间商人的高利贷盘剥。在德国，1872年雷发巽信用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发起成立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 1876年，各地的信用合作联合社又联合起来，组成信用社的中央机构，称为德国农业中央储蓄金库，后来改称德国雷发巽银行。由于雷发巽信用社的诞生，德国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信用社的发源地，是信用合作事业发展的前驱。雷发巽信用社在德国的“成功”，很快为世界各国所效仿。到20世纪初叶，几乎传入亚洲所有国家。一时间，风

行全世界，形成了全世界性的“雷发巽运动”。特别是在欧洲各国，多以雷发巽信用社为模范，甚至于许多国家农村信用社，都统称之为“雷发巽信用社”。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合作运动迅速膨胀，信用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信用合作社之所以风行全世界，其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认为，这种群众性的互助合作组织，对于反抗中间商人的高利贷盘剥，缓解城乡矛盾、贫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把它作为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全社会大力倡导、推动、推广、扶持，而非来自民间内部的自发力量。

纵观100多年来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史不难发现，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各国有史可查的信用合作社几乎都带有明显的官办色彩。官民不清，所有权不清，权责利不清，生存严重依赖政府，离开政府寸步难行，这是有悖于信用合作社运动“自愿、自主、自立”的基本理念的，这也是几乎所有信用合作社“官办”的“通病”。而且，许多信用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时期，无一例外地资不抵债，严重亏损，成了政府财政的沉重包袱，最后被推向市场，通过“破产、兼并、重组”走上商业化道路，被改造成现代商业银行，由“穷人俱乐部”蜕变成“富人俱乐部”。100多年来的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始终走不出“信用合作社——现代商业银行”的怪圈，这反映了货币资本逐利性运动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人类信用合作的主观理想和货币资本逐利性运动的客观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商业银行，如荷兰农民银行、法国农业互助信贷银行、美国联邦土地银行、日本农林中央金库等等，都是从信用合作社改制来的。总的来讲，100多年来世界信用合作社运动是不成功的，同样，中国近100年信用合作社运动也不成功。

1912年（即民国元年）以后，有教育家兼经济学者朱进之及新闻家徐沧水，撰文宣传合作思想，主张设立平民银行，实行经济方面的互助制度。但这些人的活动，仅限于宣传日本的合作思想，并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性的实施方案，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所以中国合作运动的兴起，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最早成立的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是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1923年6月在河北省香河县成立的。在此以前，虽然已有信用合作社组织产生，但大都经营不久，即归失败，未能长期存在。因此，一般认为，我国的信用合作运动，是从河北省香河县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诞生而开始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政府为了“顺应”社会潮流，巩固其反动统治的需要，对信用社的发展，采取了“积极”推行的政策。信用合作社，在县、区、乡、保各层次的行政区划内，都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即县联社、区联社、乡信用社、保信用社。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信用社，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严密的信用合作组织的管理系统。到1949年2月底，在国民党统治区共有各种类型的合作社17万个，社员人数达2，400万人。在这些合作社中，信用社为最多，占总数的31％。从各省的分布情况看，以四川最多，共26，000多个，河南有16，000多个，广东有15，000多个，其余各省都在1万左右。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重视”推行合作运动，并非像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是为了民众关心劳苦农民。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把合作制作为统治农民群众的新式工具。国民党政府推行合作制的目的，是为了反革命战争的需要。全国各地的合作金库，以支持合作社为名，实际上是作票子生意，以饱私囊。农村信用社，本应是农民群众在自愿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开展资金互助合作，以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信用社并未实现它的本来面貌，而变成了伪保甲长和地主富豪欺压剥削农民的工具。这些合作组织，蒋介石挂在了反共反人民的战车上，成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自然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垮台而告终。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信用合作运动，从1927年湖北省黄冈县农民协会创办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算起，到现在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

里，信用合作社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信用合作社网络。革命战争时期，信用合作社作为党对敌斗争的工具，为改变封建立地所有制，取缔、打击高利贷，调剂农村资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支持根据地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经济，改善群众生活，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破坏，调节、融通资金，稳定物价，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信用合作社作为党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工具，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医治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战争创伤和通货膨胀，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筹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资金，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是1958年以后，受“左”的思想影响，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渐丧失了信用合作社性质，走上“官办”的道路，增加了“官办”的积弊。1983年以恢复信用社“三性”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全国搞试点，1984年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1996年确定改革的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提出把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三农‟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2004年又提出将农村信用社逐步办成“具有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和自担风险能力，面向„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企业”；2007年最新确定改革的目标是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造成“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改来改去20多年过去了，农村信用社并未恢复先前预想的信用合作性质，继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之后，又走上了商业银行的改革之路。

既然对乡村弱势贫困人群的金融扶持，“官办”信用合作行不通，于是我国又尝试走“民办”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缓解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引导农村民间信用，解决农民贷款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我国农村曾试验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农村互助储金会（简称“两会”），并作为农村十大改革试验之一，而闻名于世，至1999年1月被国务院严令全国统一取缔，经历了十多年的兴衰。“两会”是主要依赖于农户的资金注入的准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活动归农业部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管辖，并迅速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大多数“两会”的运作都违背了互助合作宗旨，变成了办理存贷业务的“民办”“第二农村信用社”。

到1996年，“两会”的存款规模达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九分之一。然而，由于普遍高息吸存放贷，管理权被村干部、家族势力、“大户”、“能人”把持，会员不能参与对入股资金管理，内部管理混乱，基层政府行政干预，金融监管缺位，以及县、乡政府官员等纷纷在“关心”、“关照”的名义下为自己及其亲朋好友“贷款”而不归还，“两会”管理人员纷纷借机浑水摸鱼挪用转移资金，等等，“两会”自身积累的矛盾突然表面化，很快出现了大面积的兑付风险，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了挤兑**，在部分地区酿成了危及农村社会及政治稳定的事件。1997年11月中央决定全面整顿“两会”，1999年1月国务院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两会”。经过清产核资、分类处理、清收欠款和存款兑付等阶段，各地“两会”得到了彻底清理。但由此带来的资产损失相当严重。由乡镇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兑付“两会”债务，给乡镇财政造成压力较大，广大农民也被转嫁了相当部分的债务负担。

“两会”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在现阶段，我国农村“民办”信用合作社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土壤和环境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全面整治；农村金融工作必须有法可依，必须置于银监委和人民银行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下。今年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决定在全国搞“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试点。出台的章程和实施办法笔者对比分析后发现，除了引进了格莱珉银行贷款申请人每五人组成一个支持小组的经验外，其他和“两会”几乎完全雷同。其实格莱珉银行贷款申请人每五人组成一个支持小组的经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在国内被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小额信贷时广泛推广，但大都流于形式，并不成功。笔者的观点是，创办“贫困村村级互助资金社”这样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尚无成功的先例可循，“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一定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慎重稳健操作。尤努斯教授也正是摒弃了孟加拉传统的失败的依靠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扶贫的旧思路，才独创出成功的格莱珉社区性扶贫新路。

三、中国扶贫小额信贷应该怎样改革

小额信贷的英文是MicroCredit，一般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小额信贷的宗旨是通过金融服务为贫困农户或微观企业获得自我就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促进其走向自我生存和发展。近年来，小额信贷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2004年，小额信贷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明确提出；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进一步指出：“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在今年举行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一时间，小额信贷尤其是农村扶贫小额信贷再度引起关注。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扶贫基金会、社科院和UNDP等国际组织就在我国农村开始了小额信贷扶贫的示范项目，仅联合国系统和世界银行的援助项目到1998年底就覆盖了22个省区的150个县，资金总额达到10亿人民币。直到2000年，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推广。那时，各地政府基本上都在放扶贫小额信贷，总额差不多有50多亿，可以说是扶贫小额信贷发展的一个高潮期。但到了2003年，这笔钱差不多都有去无回，所以政府的推动力开始减少。纵观扶贫小额信贷十几年的发展，其项目不仅有效地改善了项目区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而且为政府大规模的扶贫小额信贷和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同时，它也成为我国扶贫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重要的试点和示范作用，现在仍然在为扶贫服务。但是，随着小额信贷机构业务的不断扩展，一些深层次的体制缺陷开始体现出来，使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前景令人担忧。

扶贫小额信贷常常面临这样问题的困扰：国际捐赠和政府财政投入的小额信贷资金到底归谁所有？扶贫小额信贷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治理结构？这些问题已经对扶贫小额信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基层小额信贷机构对资金的使用不负责任，扶贫偏离目标，有滥用及挪用小额信贷资金的现象，贷款质量严重下降；小额信贷机构本身社团的组织形式与其在捐赠资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法人机构的实质不相符，决策机制缺乏民主；整个小额信贷的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缺少后续资金支持；不具备合法信贷经营权和融资资格，难以进行外部融资，不受法律保护等等。扶贫小额信贷资金的归属问题和治理结构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将全面危机这些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据央行调查，农村弱势贫困人群融资只有不到５０％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资金缺口达５０％以上，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市场需求很大；另据有关专家透露，扶贫小额信贷在即使国际上也只有大约１０％的机构能实现自负盈亏，能持续盈利的不过１％，发展举步维艰。这一方面说明了扶贫小额信贷存在的必然性，另一面也说明了其改革的必要性。笔者认为，我国扶贫小额信贷的改革应遵循以下思路。

首先，扶贫小额信贷改革要有一定的高起点，应把我国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改革的方向定位为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模式。目前,国内许多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社都在做扶贫小额信贷；我国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已经有300多家，但大都是国际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和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合作，由中国民间组织负责运营的，而纯粹由自然人或企业法人发起建立乡村银行则是一种金融组织创新。在国外众多类型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中，扶贫面广、扶贫效果显著、机构自身按市场机制运作、财务上能可持续发展、显示出极强生命力的，也只有格莱珉乡村银行和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乡村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这三种新型小额信贷机构正在国内搞试点，格莱珉式的乡村银行应作为扶贫小额信贷改革试验的首选机构模式。

其次，尽快制订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小额信贷法》，确定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由于弱势贫困人群通过正规渠道贷款融资困难，不得不转向高利贷市场。民间“高利贷”利率大概是银行法定利率的5到6倍，甚至更高，而从事“高利贷”生意则往往带有黑社会性质，使弱势贫困人群更加贫困，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不稳定因素。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形成以主要服务大型工商企业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主要扶持农村社区中小型骨干龙头企业的合作金融机构，为弱势贫困人群提供扶贫小额信贷服务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以及支持整个农业开发和农业技术进步、保证国家农副产品收购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等四部分合法金融主体构成的，多元化、多层次、充分竞争、活跃的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格局，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打击、瓦解民间“高利贷”，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弱势贫困人群贷款难问题。

第三，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把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办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多年来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之所以面临诸多困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因为机构自身的企业制度有问题,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势在必行。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制度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和管理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为人们所共识的，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基础上，符合国际惯例的企业制度。确切地说，是指当前遍及全球的以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公司制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要求，把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现代企业，使其“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是扶贫小额信贷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

第四，制定产业政策导向机制，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发展创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扶贫小额信贷具有这样四个特点：一是规模小，高度分散，工作量大，费用成本高；二是情况多样复杂，可行性研究困难；三是农民的土地、房屋和农业生产资料等财产价值偏低，难以变现，缺乏必要的抵押担保；四是季节性强，生产周转周期长，受自然灾害影响大，信贷风险高。这正是许多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涉足扶贫小额信贷的原因，也是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生存发展必须克服的困难。国家要采取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鼓励措施，保证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有合理的盈利空间，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鼓励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积极支持和引导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到农村来投资入股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从中国人民银行去年的试点来看，乡村银行要可持续发展下去，扶贫小额贷款利率应该有比工商业贷款利率更高，完全可以在不高于银行法定利率4倍的范围内放开。

第五，通过立法硬约束，让商业银行机构为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提供业务支持。中国农村金融资金不仅“贫血”严重，而且“失血”也相当严重。中国人民银行官员曾指出，农村资金正从三个渠道大量流失：一是基层国有商业银行通过上存的方式致使大量农村资金流向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数百亿元资金通过信用社净流出农村；二是邮政储蓄“贴水”揽储方式使约近千亿元资金通过邮政储蓄从农村流入城市；三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在赢利动机的驱使下，通过“农转非”使资金流向收益相对较高的“双大”客户和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商业银行机构取得的效益一定程度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它们必须在反贫困事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要求存款机构必须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信贷支持，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社区的中低收入人群。我国也应尽快通过此项法律，把商业银行机构在反贫困事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第六，适当放宽准入条件，鼓励当地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养殖大户和城乡有钱居民等企业法人和自然人作为发起人，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实施扶贫小额信贷的当地化、乡土化战略。与资金主要来源于国际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组织的其他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相比，由当地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发起创办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由于与农民和农村有天然的联系，身处最基层，具有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对农民和农村的金融需求有更深切的把握与了解，使它们能够根据农民和农村信贷需求的特点进行相应的金融制度和产品创新，从而提供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求的扶贫小额信贷服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然人、企业或其他民间组织自身，对外援资金依赖性较小，因而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多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外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经济要素的大量输入，浪费严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动力明显不足。创办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应按经济规律办事，立足于激活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的活力。

第七，建立宽松灵活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使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与其他民间金融组织一样，具有隐蔽性强、可监管性低、风险控制难等缺点。金融监管应适应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运行机制的特征（如贷款合约文件简单、信用评估体系简便、金融产品设计灵活等），采取比较灵活的更具弹性的措施，以利于调动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投资人、捐赠人和其他批发性贷款者的积极性，激励他们更多地投入到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中；应更多地鼓励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自我监管，使其有动力加强内控建设，提升制度执行能力，防范操作风险，尤其是防范案件风险，在内部风险管理的基础上有效进行自我监督和预防性内部监管；应在控制监管成本的考虑下，尽量鼓励建立行业性的自律组织，利用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对扶贫小额信贷机构进行信用评级、资产评级、业务监管和信息披露。格莱珉银行的贷款支持小组有效地降低了银行的监管成本，将来自银行的外部的监督转化为来自成员自身的内部监督，这个经验很值得借鉴。

第八，建立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任职资格制度，建设一只高素质的扶贫小额信贷从业员工队伍。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特殊的经营环境决定了其管理者和从业人员的职业自律非常重要。应通过建立统一的、规范的、可操作的扶贫小额信贷机构任职资格制度，严把选人关和用人关，建设一只高素质的扶贫小额信贷从业员工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应优先考虑从当地农村土生土长的“草根”人群中招募员工。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要学习尤努斯的精神，彻底摒弃“官银”意识和“官银”作风，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遵章守纪，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稳健经营”的金融从业职业道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办业务，把农村弱势贫困人群作为自己的亲人，执著地为他们脱贫致富而工作。扶贫小额信贷机构应建立健全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案件责任追究力度，引入取消任职资格、引咎辞职、辞退等现代人事管理制度。

第九，加强农村信用环境建设，提高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环境质量。信用环境的好坏是扶贫小额信贷最终能否顺利收回的一个关键因素，直接关系到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要运用道德的、行政的、法律的诸多手段，推行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全面开展信用户、信用村民小组、信用农民专业生产合作社、信用村、信用乡镇、信用县等级评定、表彰工作。这样的等级评定、表彰工作宜每年进行一次，经常化，制度化。形成“诚实守信光荣，背信弃义可耻”的社会道德风尚，使农村弱势贫困人群家家户户都懂得“守信光荣，失信可耻；守信受益，失信吃亏”的道理。实行信用等级管理，让信用好的单位和个人及时得到国家扶持和扶贫小额信贷机构支持，享受优惠政策和利率，先富裕起来。使贫困地区农村弱势贫困人群人人都认识到信用就是无形资产，尝到守信用的甜头，都能珍惜自己的信用，形成人人讲信用的局面。

第十，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不断提高我国扶贫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当今许多国际组织、跨国银团和发达国家政府都在援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广小额信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的国际合作至今已近二十年，但总的来讲，规模偏小，进展缓慢，接受的无偿援助资金总额还不抵南亚小国孟加拉。这固然有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我国扶贫方式和国际惯例不接轨，金融业改革开放长期滞后。当前，我国的扶贫方式已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导模式，特别是今年我国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全面启动农村金融市场改革，这都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小额信贷扶贫的国际合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要积极争取国际社会更多的资金、技术、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的援助，积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技术、金融创新产品，鼓励国外有实力的大银行去面积较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创办试验性、示范性的乡村银行。

第四篇：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对我国发展农村小额贷的启示

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对我国发展农村小额贷的启示

[摘要]盂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是非政府组织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以帮助其脱贫的金融模式。这一模式以其独特的运作方式实现了高还款率，同时又达到了扶贫的效果。这一模式在中国的试验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种种原因，成效并不显著。为此，有必要从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制度差异的角度，来研究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给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带来的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农村小额信贷；融资渠道；利率市场化

[中图分类号] F8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0)02-0038-04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模式已在全球50多个国家进行试验和推广，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扶贫方法之一，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推崇。我国从1994年开始试验，目前已呈现推广的趋势。应结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借鉴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来发展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及成功经验

（一）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

孟加拉乡村银行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默罕默德·尤努斯博士的小额信贷试验，1983年被政府允许注册为民间银行。早在上世纪70年代，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博士亲眼目睹了家乡人民的生活疾苦，为了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的境遇，他立志帮助他们，他把自己的27美元借给了42个贫困农村妇女，从此小额信贷便诞生了。从借贷27美元给42个赤贫农妇起步，开始创建孟加拉乡村银行，用了30年时间，发展成为拥有400万借贷者（96 010为妇女）、1 277个分行、12 546名员工、贷款总额达40亿美元的庞大银行网络，帮助了数百万人口成功脱贫。2006年，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同时也完成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证明：穷人更讲信用。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是一种非政府组织从事小额信贷的模式，具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构。其主要特点为：第一，孟加拉乡村银行专营小额信贷，专门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存款、贷款、保险等小额信贷金融服务，贷款对象以穷人为主，多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第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贷款资金来源主要是本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支持，以及成员储蓄。第三，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组织系统由银行自身的组织机构和借款人组织机构两部分组成。银行自身的组织机构分为四级，即总行一分行一支行一营业所。借款人的组织机构分为三级，即会员中心—会员小组一会员。其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农户自助组织，通常按30 ~50人组建一个中心，5人为一个小组。中心有定期的每周中心会议制度，即时交流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会员小组，小组成员都需要取得以下共识：承担在其他成员发生还款困难时相互帮助的义务，即如果贷款者无法按期还款，则中心小组成员共同承担风险，其他成员负有相应的连带还款责任。第四，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贷款额度由成员个人所在小组的表现、个人在乡村银行的总储蓄额及个人意愿决定，总额度不低于个人储蓄总额的150%。还款期限可选择按周或按月还款。对按期参加活动、按期还款的，其贷款额度逐步增加；反之则递减。第五，孟加拉乡村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需求发放无抵押、短期的小额贷款，同时要求客户开设储蓄账户，存款金额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购买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股份，从而成为银行股东。

（二）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成功经验

1．成功的风险控制使小额信贷成为可能。由于农民贷款缺乏可用于抵押的物品，而商业性金融机构出于控制风险的考虑，对抵押、担保等条件要求很高。孟加拉乡村银行通过整贷零还、小组模式、随机回访等一系列风险防范措施，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了资金的安全，为盈利创造了条件。如信贷偿付采用

每周还款方式：贷款期为1年，每周分期付款，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特别是乡村银行将5个贷款户划分为一个小组，小组成员之间对贷款进行内部评估、互相鼓励、互相监督，并承担一定的联保责任。正是这种内生性的激励机制替代了抵押担保制度，成为乡村银行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对于小组成员的违约问题，通过道德约束进行互相监督，由借款小组组成的乡村中心定期召开会议，进行集中放款和还贷，集体进行培训，安排成员交流各自的还款计划和进程，使借款小组成员之间互相监督和激励。

2．“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信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工作人员采取上门服务措施，并且分工到位，平均1名工作人员要负责10个中心、约400名借款人的业务。当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某一成员在一次会议期间正式提出贷款申请，银行工作人员通常会向小组组长和中心负责人咨询，较为真实地掌握了借款人的信息状况。这种公开透明的“小组+中心+银行工作人员”的贷款程序是一种充满智慧的金融创新。

3．高利率政策保证了乡村银行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孟加拉乡村银行根据市场情况自行制定利率，利率水平较高，一般年复利在10 010左右。孟加拉乡村银行的职员需走村串户、上门服务，因此薪酬较高，较高的利率水平与职员较高的薪酬水平是相对应的。一般认为，除了农业生产特点决定的农村信贷的高风险因素外，传统银行舍弃农村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小额信贷的交易成本过高，银行的利润率过低，甚至难以抵补成本和费用。各国政府通常采取福利性政策，如发放低息贷款等，以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努斯认为，对贫困人群的低息贷款的福利主义政策，一方面易使受惠人群产生依赖性，养成其惰性；另一方面，少数有权势的阶层更有条件通过非正常渠道套取低息贷款，而一般的贫困人群却很难享受到优惠。孟加拉乡村银行制定了较高的贷款利率。高利率的作用有二：一是高利率有效地避免了非目标人群利用权限套取低息贷款的现象，增加了赤贫人群贷款的可得性；二是高利率带来的利润有效地填补了小额信贷的高交易成本，使银行的经营、发展能够得到正常维持。

4．完善的用工制度有助于提高乡村银行员工的整体素质。首先考查应聘者的思想道德，是否具有敬业、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按照学历来安排所从事的工作。一般情况下，基层工作人员至少是高中学历；营业所的经理、主任必须是本科以上学历，但工作能力特别突出者，适当破格提拔任用；近来，许多研究生也加入到乡村银行的队伍中，从而提高了职员的素质，也提升了银行的影响力。最后，公开招聘，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拔优秀人才。这极大地杜绝了一些才学浅薄的权贵分子钻营进入银行，提高了银行的运行效率，有效避免了寻租现象。

5．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政府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孟加拉政府对乡村银行的发展不仅在态度上给予肯定，还放宽了对其的政策限制，同时乡村银行始终与政府保持着融洽的关系。首先，政府在资金方面提供支持，以4% ~50/0的利率贷给乡村银行，至今已累计超过50亿塔卡；其次，在法律方面予以支持，认可乡村银行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从事金融活动；再次，在政策方面予以支持，为乡村银行提供免税的优惠政策；最后，在组织方面鼎力支持，孟加拉政府成立政府小额信贷组织、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和农村就业支持基金会以及政府小额信贷项目、国有商业银行小额信贷项目，这些组织及项目无形中为乡村银行上了多重保险，更加有利其发展壮大。

一、孟加拉乡村银行与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比较

（一）相似性

第一，放贷对象。两者皆服务于收入等级低或贫困阶层；他们属于“脆弱”群体，但不是最为贫穷者。第二，放贷机构。机构的主体类型虽有区别，但信用合作社都是小额信用放款的主要提供者。

第三，放贷目的。在目的上，主要都是为农户或个体经营者进行生产或经营活动服务。首先，是为了保证农户或个体经营者有稳定的日常消费支出；其次，鼓励他们进行生产作业或者从事经营活动，从而使小额贷款成为一个运转顺畅的资金链；最后，通过贷款使农户脱贫，进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第四，放贷机制。对于能够按时还本付息及信誉较高的农户，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获得更高额的贷款或更大额度的授权，为今后再贷款提供便利。

第五，放贷风险。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小额农户贷款的还款率达96%以上，而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则高达98%、99%。可见，两者均具有风险低、回收率高的特点。

（二）差异性

第一，贷款资金渠道。孟加拉乡村银行是一种非政府组织的信贷机构，其中，政府的低息贷款、国际机构贷款、接受国内外慈善机构和基金会捐赠等非政府组织捐助的资金是孟加拉乡村银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其次才是成员的储蓄。而中国的农村信用社基本上是唯一提供小额信用贷款的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储蓄及人民银行的再贷款和再贴现。

第二，贷款的用途。孟加拉国乡村银行主要资助非粮食生产的各类小型生产项目，绝大部分是小手工业项目和副业项目。而我国对农户发放的小额信用贷款主要是支持农业家庭小规模的种植和养殖业生产，以维持家庭式的农业简单再生产或小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资金持续周转。

第三，还贷方式。孟加拉乡村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为一年，每月结清一部分资金，岁末本利结清，次年再贷。信贷偿付采用每周还款方式，贷款期为1年，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而我国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则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户授信等级、各地区农村信用社现金流动情况等对不同农户给予不同数量的贷款及还款期限，采用“一次核定、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管理方式；并规定贷款利息一般在年末结清。

第四，贷款利率。孟加拉乡村银行根据市场行情自行调整并相应制定贷款利率水平，定价比较高，一般年复利为10%。这会增加贫困阶层的可贷性，也有利于增加银行利润，弥补小额贷款的交易成本，进而维持银行的经营，促进其发展。而我国政府则采取福利性政策，比如发放低利率小额贷款，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五，控制风险方法。孟加拉乡村银行的团体贷款的每个成员每周需存一个达卡，作为小组基金用来降低组内风险，并且每一户还要上交5至7个达卡，作为乡村风险基金，以备个别借款者延期还贷或无力偿还之需。而我国农村信用社对贷款对象专设评估机构来控制风险，评估机构由农户、信用社和村级行政机构人员组成，主要是对农户的信用度、经济收入状况、借款用途等进行评估，无须让农户强制储蓄或变相抵押及隐性担保。

三、孟加拉乡村银行对发展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启示

（一）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应多元化

目前我国农民获得金融支持的主要渠道是农业银行和农信社发放的农村小额信贷，其主要资金来源是吸收农民储蓄和接受央行再贷款。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在中国1.2亿个有贷款需求的农户中，只有50%的农户从金融机构取得贷款，大部分农户是通过民间渠道获取资金，这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农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极不相称。因此，需要进行金融机构创新，通过试点引入新的小额贷款机构，使农村金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2006年末我国放宽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出台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人政策的意见》，并于2007年初开始试点工作。首批试点选在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吉林及湖北6省（区）的农村地区。《意见》鼓励兴建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类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民办性质的社区性信用合作组织以及专营贷款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等。在这一点上，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孟加拉乡村银行就属子非政组织，具有独立的组织系统和经营机构。服务农村经济的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一方面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满足广大农民从事农副业生产的金融需求，而且适度的竞争也有助于激励农信社深化改革，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有利。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改变农村小额贷款风险大的现状。银行会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结合各地农村经济、农副业生产、农民群体的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降低贷款风险。

（二）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应拓宽融资渠道

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经验表明，作为微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机构要实现良性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就应允许其吸收公众存款，拓宽融资渠道。从我国试点的情况看，发起人有限的资本金和各界的捐助无法满足小额贷款机构服务农村经济的资金需求；如此，小额贷款组织无法进一步推广和壮大。为此，应制定有关政策，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小额贷款组织逐步扩大融资渠道。监管机构可对小额贷款组织进行考核，根据小额贷款组织的经营纪录，达到标准后允许其扩大经营范围，如从本乡本县扩大到本地区；待其发展成熟，达到商业银行标准后，可允许其转化为标准的商业银行。„

（三）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应准许利率市场化

小额贷款机构要生存和发展，盈利是关键，这就意味着小额贷款的利率定价要高于贷款成本。农村小额贷款的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决定了其贷款利率一般要大大高于一般商业锒行的贷款利率。因此，利率完全放开是农村小额贷款可持续运营的基础和前提。但我国现行有关法律规定，超过基准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0 2005年10月，央行宣布贷款利率上限放开，被认为是利率市场化的重大措施，但对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仍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上浮系数为基准利率的2.3倍。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经验，以市场需求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依据，允许金融机构选择合适的贷款利率和其它收费，使其能够充抵机构的资金成本和管理费支出。对此，政府应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从事小额信贷服务。

（四）从事农村小额信贷的金融机构应加强服务创新

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的管理方式值得我们借鉴。应根据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实际，制定和完善我国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制度；其中，强化服务功能是关键。要针对农户需求设计和开发业务品种，吸引农户踊跃储蓄和贷款；要深入农户家中，了解农户的需求和愿望，大力开展小额信用贷款的宣传和培训；信贷业务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定期或不定期到农户家中收发贷款；要对贷款的农户提供生产经营的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以降低农户小额贷款的风险，等等。另外，管理部门要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额度、受益面、还款率等作为考核农村信用社经营成果的重要指标；要落实管理责任制，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要将农户对小额贷款服务的满意度与金融机构员工个人的收入水平挂钩。

（五）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逐步减少政府干预

小额信贷成功的关键在于对农民借贷者的培训。由于目前小额信贷机构资金不雄厚，无法对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培训，因此就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投入部分财政资金作为专项资金，以农业主管部门及农业技术人

员为依托，以小额信贷项目为媒介，对农民进行培训。培训的重点为：合作意识、合作理念、合作原则、金融知识和管理知识等。农民思想意识的提高，结合良好的配套服务，有利于提高项目的成功率，也有助于降低小额贷款的风险。按照国际经验，以行政组织结合行政手段管理小额信贷，项目很容易失败；但是，在起步或新创阶段，这却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必须的。随着小额信贷机构的不断成熟，政府应逐步减少介入，直至退出。应鼓励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责任、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避免走官办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