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务员最新时事：北京将对“北漂”等新领域新群体设置基层组织

第一篇：北京公务员最新时事：北京将对“北漂”等新领域新群体设置基层组织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北京公务员最新时事：

北京将对“北漂”等新领域新群体设置基层组织中新网北京10月19日电当前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增多，大量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群团组织的联系对象发生了变化。北京市总工会主席梁伟今天表示，将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扩大群团组织的有效覆盖面，尤其要更加注重对“北漂”、“蚁族”等新领域新群体因地制宜地设置基层组织，实现组织上的有形覆盖和工作上的有效覆盖。

在今天举行的北京市总工会十三届四次委员(扩大)会议上，梁伟表示，近年来，首都工会坚持调整适应、改革创新的工作方针，建设工会三级服务体系，完善集体协商机制、劳动关系协调联动机制，在全国率先制定了“职工发展规划”;建立了全覆盖普惠制、信息化实名制、社会化项目制的服务模式;推进了工会服务站规范化建设、职工之家实体化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强化基层力量。

他指出，首都工会目前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现象，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当前，工会组织要做到密切联系职工群众，重点解决工会组织覆盖不全的问题、基层工会活力不足的问题、服务的精准化问题。他表示，当前首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不断增多，大量的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群团组织的联系对象发生了巨大变化，群团组织要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扩大组织的有效覆盖面。一方面，传统领域还存在一些“灯下黑”的问题，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人员、保安人员，国有企业的劳务派遣工、临时工等没有加入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对“北漂”、“蚁族”等新领域新群体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存在覆盖的盲区和“飞地”。“今后，既要继续加强和巩固传统领域的工会组织体系建设，更要注重在新兴产业、新兴领域和新组织、新群体中，因地制宜地设置基层组织，灵活便捷地建立工作阵地。”

梁伟还表示，减轻基层负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将精简报表文件、压缩会议活动、统筹调研检查，让基层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联系职工;同时，还要开发好服务项目，请职工进来参与设计，让职工当主角，提高服务的精准性。

梁伟还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工会领导机关的群众性和代表性，扩大工会常委会和委员会中劳动模范、先进分子和一线职工的比例，增设工会领导班子中兼职主席，推进生产和工作一线的劳动模范担任工会兼职副主席工作;可以通过兼职、挂职等方式，打通上下级工会的干部交流培养渠道，也可以安排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到各级工会机关工作，让基层人员了解机关的工作，把基层的信息带上来。梁伟指出，对于那些看准了，也有条件改的，要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对于那些情况复杂需要深入探索的改革，在党委领导下，可以先行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第二篇：北京公务员最新时事：“京七条”为楼市调控提供新实践模式

时事政治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联合下发“京七条”，明确北京市今后将加快发展建设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的自住型商品住房;销售均价比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低30%左右;符合限购政策在北京市具有购房资格的家庭，均可购买。“京七条”的运作路径是通过部分满足“夹心层”住房需求改善市场供求矛盾，进而遏制房价不合理上扬的冲动，堪为对楼市长效调控机制的一次探索与求新。但应当指出的是，实现这一政策诉求还需操作执行的积极配合。为避免最终绩效被各种投机行为所蚕食，具体落实方案尚待缜密推出。

“京七条” 的出炉掀起了地方政府新一轮调控序幕，其中的亮点就在于彰显出“门户开放”精神;有明确的价格优势;退出机制灵活。然而，自住型商品住房身兼公益与商业双重属性，即便其交易时间受到一定限制、投资回报也有所折扣，但作为一种廉价商品房仍会吸引市场投机者觊觎的目光。曾有北京市民对媒体坦言，只要与妻子假离婚就可以做到个人家庭名下无房，成为优先购买人群。以此观之，正如同以往经适房、限价房一样，其在分配环节依旧难免滋生各种腐败与寻租，即使通过政策设限以及摇号等方式来进行防范，彻底杜绝不公现象也是一项棘手难题。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多通过推出重典对试图舞弊者进行事前威慑，而我国目前在这一法律构建方面仍需跟进，只有切实提高违规成本、让投机者感到得不偿失，才可能有效防范错位配置现象频发。

除了配置环节的精准性问题，自住型商品住房惠民的另一个要素就是品质保障。根据“京七条”规定，采取“限房价、竞地价”等方式供地，终端售价则要有30%左右的优惠幅度。现在的问题是，自住型商品住房低价格体现的是社会公益属性，是否都交由开发商来承担。从以往保障房建设实践看，“墙脆脆”等设计和质量瑕疵的产生，皆是因开发商为扩充利润空间无度压缩成本而来。当然，开发商的本性就是趋利，社会责任的履约程度需视其道义水平而定，无法强求。就此而言，参与各方如何合理分担这30%的让利幅度、如何加强外部监管保障相关住房的品质不打折扣，这些具体操作路径也需进一步明确。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京七条”对自住型商品住房转让提出了交纳价差30%价款的要求，是对保障性住房收益分配与退出机制的创新，但同时也对日后执行提出了诸多具化要求。包括业主为购房而支付的各项税费、为提高居住品质而投入的装修成本等是否应在收益中扣除，这些细节直接关乎向政府交纳价款的多寡;而诸如以“阴阳合同”做低网签价格扩大收益等行为如何被规制等，也是相关部门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当然，任何创新性政策的推出都会面临各种新问题困扰，但并不能据此就否认其积极意义。无论如何，“京七条”点亮了北京许多刚需购房者的希望，也给楼市调控提供了一种新的实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