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以降的改造国民性思潮讲稿[五篇范文]

第一篇：鲁迅与五四以降的改造国民性思潮讲稿

鲁迅与五四以降的改造国民性思潮

一、鲁迅生平、著述简介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从小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自1898年到南京求学和1902年赴日学医，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并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在经历了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主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等16本杂文集和书信集《两地书》，还写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鲁迅对梁启超的继承

1903年以后的梁启超，思想和研究兴趣都开始转移，启蒙也再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了。然而启蒙的时代要求并没有因此而停歇——事实上，它已历史地落在了即将开始酝酿、兴起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肩上。而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中最早承扬梁启超的人，则是鲁迅。完全可以说，启蒙——五四时被重新界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致力终身的精神事业与追求，也是成就他为20世纪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最重要方面。

鲁迅接受梁启超的影响很早。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说：“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清议报》于1901年12月出满一百期后停刊，而这时的《新民丛报》发行仅一年，《新小说》则刚开办不久，这样，从周作人谈及的情况看，是年才21岁出头的鲁迅已悉数阅读并保存了梁启超创办的这三种反响最大的报刊，继而又将它们全部另赠周作人，希望周作人也好好阅读。

显然鲁迅也是从这时开始思考国民启蒙问题的。他经常同一起在日本求学的许寿裳讨论：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新小说》推崇雨果，鲁迅则转译了雨果的随笔《哀尘》。他同样倾心于斯巴达人的爱国尚武精神，写下了小说《斯巴达之魂》，与《哀尘》同发于《浙江潮》第五期。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译载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鲁迅则不仅随后译述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还在《〈月界旅行〉辨言》里写道：

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1904年和1905年，鲁迅又译有《北极探险记》、《造人术》等科学小说。

再联系鲁迅发表《说铂》、《中国地质略论》，1904年4月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后毅然去仙台医专学医，以及与同学合编《中国矿物志》，我们应当看到，鲁迅这时信奉的是科学救 1 国、实业救国，因此他正在形成的启蒙思想，也主要表现为向国民灌输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梁启超又有所不同。

1906年1月“幻灯事件”的刺激，使鲁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对此，鲁迅后来有描述：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应当说到这时，鲁迅才与梁启超的文学启蒙合辙。

三、鲁迅对梁启超的超越

1907年，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他指出，人类不仅因为有了牛顿、波义儿、达尔文、康德等科学家，也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卡莱尔等文艺家，才“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种种弊端根本上是国人的精神萎顿和缺乏个性造成的，因此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立国”先要“立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908年，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再次谈到了个性的可贵及其内涵：“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傌，使其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而中国亦以立。”

作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的一篇重要文学论文。这篇论文包含了鲁迅文学思想的多个方面，但主要谈论的是19世纪被西方宗教传统视为“魔鬼”（即鲁迅取于古佛经译文的“摩罗”，西方则称为“撒旦”——笔者注）的诗人们。鲁迅觉得，现时中国更急需这类摩罗式的诗人来启发国民精神的蒙昧——“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

鲁迅写道：

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有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鲁迅以为，人倘若“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正是着眼于这一点，鲁迅说，“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他指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

他接着指出：

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现译荷马——引者注]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

在鲁迅看来，中国这种“苓落颓唐之邦”要改变现状，须“别求新声于异邦”，而“新声”中“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于是他极力推举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而为世所不甚愉悦” 2 的外域诗人，称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从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辗转于众之目前”，使“众”“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从而走向精神的觉醒。

他发出呼唤：

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

1908年，鲁迅还与周作人编译了《域外小说集》。这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又一种形式。在《序言》中鲁迅表明：“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zhòu，阅读）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后来又有追述：

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正是出于唤醒国人愿望，他们注意介绍的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包括东欧、北欧弱小国家和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的作品。

不难看出，至此鲁迅已对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作了某些匡正与深化。

首先是对文学在启蒙中的作用作了界定。文学能够以生活和情感的具象对接受者的精神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反作用于社会，但绝不可能成为左右社会面貌乃至历史行程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不论是把小说看作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华士坊贾”可以凭借小说“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还是认为小说新就能使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以及人心、人格都新起来，新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等等，起码是对文学之作用的想当然的夸大。如果说鲁迅最初的“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还带有梁启超式的偏颇，那么1906年他提出的“善于改变精神”，显然是对文学之擅长的把握，属于科学的界定了。

其次，从文学范围看，梁启超主要还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谈论问题，西方文学仅被他用作阐述文学具有重要启蒙作用的一个根据或参照，他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并不全面和深入。鲁迅则不然，其视域不仅涵盖整个西方文学——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文学，而且力行“别求新声于异邦”，第一次较为系统、深入地向国人介绍了“摩罗诗派”，呼唤类似“摩罗诗人”的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他与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则是这方面的进一步实践。

第三，梁启超的启蒙，最终目的在于强化“群治”。虽然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也中谈到人的独立问题，但他的基本立论是圣贤书上的“君子以独立不惧”、“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等，宣扬的主要是“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与鲁迅的源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到了《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再把这种“立人”的思想与文学的启蒙，具体融合在一起。总之，在鲁迅看来，启蒙首先要使国人“个性张”，“个人之性” 也是精神界之战士的一个特质。相反，梁启超强调更多的是“众数”。如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他对《天演论》的“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表示非议，以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在《新民说·论公德》中他说：“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因此他要“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这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惟从“群治”的角度，论述他所最为看重的小说的启蒙作用。四、一面鲜亮的旗帜 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酝酿、发生时，改造国民性成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沈雁冰等五四巨擘的共识，鲁迅则成为这一方面的旗帜。在1918年的一篇书信体文章中他说：“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1919年的《随感录 四十三》从美术的角度谈道：“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作品，是表记中华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在1925年的《论睁了眼看》中他进而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因此必须针对性地革除历来的“瞒和骗的文艺”；“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933年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他追忆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事实上，五四以降，鲁迅更注重的是这种“揭出病苦”的文学实践。他主要以小说和杂文两种艺术形式，着重表现了封建社会体制下广大劳动群众的生存状态——尤其是他们在精神、心理上受到的戕害，也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迂腐与堕落，以及成为启蒙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种种局限与弱势，并且昭示出要改变国民精神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鲁迅的实践是卓越的。因之，启蒙意义上的为人生文学得以显示出深刻和博大，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潮，也标示出该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美学与欧美以及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美学在底蕴上的殊异。

以后，尽管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使文学的主潮发生过种种改观，但启蒙、改造国民性一直是众多作家坚守的创作宗旨或母题之一。

30年代蜚声于文坛的老舍，继承、发扬了五四的传统。他曾自言：“‘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作洋奴”；而启迪和激发这两个“尊严”，则包含了他“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感情”。在《我怎样写〈二马〉》中他具体谈道：“不是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都差不多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这才形成了老舍以《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为代表的、从反映北京市民社会进而去“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小说世界。

深得鲁迅器重的一代才女萧红，不仅在其成名作《生死场》中就写到了同胞“忙着生，忙着死”的混沌，之后又以直接剖析国民畸形心理的《马伯乐》等，实现了自己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的作品的打算。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更是鲜活地状写出了国民愚昧麻木从而自在自得的生存状态。

以崇尚文学自由、反对文学的政治化而与左翼作家多有争论的“京派”作家，却不乏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关注。而且，与鲁迅等人的侧重目的美创造的话语形态不同，“京派”作家更倾心于对象美的创造，创作具有明显的理想化情愫，沈从文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湘西系列”小说，就是切实的体现。也就是说，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改造国民性母题，在“京派”作家那里多是以对人性美的直接塑造，获得了新的拓展和另一深度的表现。

胡风和冯雪峰作为旗帜鲜明的左翼文学活动家和理论家，则能够在40年代中期以后对于左翼文学来说已是完全一边倒的对知识者与民众的精神关系的重新阐释中，继续发出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仍然具有必要性的呼声。

1940年1月胡风发表《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提出“文学活动是和历史进程结着血缘的作家底认识作用对于客观生活的特殊的搏斗过程”，“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就 4 是作家缺乏这种“主观精神力量”。之后，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1942年12月）、《现实主义在今天》（1944年1月）、《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1944年4月）等文中，他结合抗战以来的文艺实际，继续彰显了自己的观点。如果说胡风这时还主要是在谈论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见解，侧重强调的是创作过程中作家主体意识的重要性的话，那么1945年1月胡风发表集中体现他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则表明他的理论思考实质上是源于对新文学的启蒙主义立场的坚守。他首先指出：

当批判的现实主义在人类解放斗争里面争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底战斗性就不仅仅表现在为民请命，而且表现在对于先进人民底觉醒的精神斗争过程的反映里面了。中国的新文艺，当它诞生的时候就带来了这种先天的性格，因为，中国的新文艺正是应着反抗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的人民大众底民主要求而出现的。

如果说，意识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黑暗势力底思想武装，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再由实际斗争底胜利来完成精神改造，那么，新文艺就一直是在艰苦里面执行着这个任务的。

他继续以往的认识并对之进行了深化。他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所以作家必须具备“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而对于自己曾一再谈到的作家应“搏斗”、“批判”的“血肉的对象”的具体所指，胡风也有了明确的解答：“作家应该去深入和结合的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那么，他们的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虽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但却是取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和曲折复杂的路径，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和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些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这就是说，作家在深入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同时，也应当看到人民群众身上仍然存在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的一面；作家不仅不能被这愚昧、落后的一面同化，相反要与之“搏斗”，对它进行“批判”。他进而将此纳入到民主革命的总目标当中：

伟大的民主斗争，固然不仅仅是文艺上的目标，但在文艺创造的思想要求上面，对于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控诉，对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各种程度各种形式的奴才道德的鞭挞，对于人民底潜在力量的发掘，对于人民底解放愿望以至解放斗争的发扬，不正是民主主义底最中心的思想纲领么？

冯雪峰在1945年6月的《什么是艺术力及其他》中对胡风的坚持现实主义的批判性和反对“客观主义”等均表示了赞同。在1945年11月由“发言的纪录增改为文章”的长篇论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冯雪峰总结五四以来的文学经验，对胡风的见解更以系统的理论支持。在谈论启蒙时，冯雪峰同样以为这是“客观的历史要求，尤其是社会基层的工农之历史的要求”，五四时期“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及抱有这种思想的青年和学生”都在从事文化启蒙运动；鲁迅先生“在思想革命寻找社会革命的出路的要求下，在对于问题本质之深远的历史的眼光之下，在对农民的深厚的同情之下，当时就写出了《阿Q正传》及其他诸篇的作品了，他对农村的解剖的深彻，却与马克思主义者之科学的分析相一致”；以后启蒙也一直没有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革命的人民既不能不是和反革命阶级矛盾的对立物，它本身也就不能是没有矛盾的统一物；人民的胜利就不能不在战胜敌人的过程中也同时经过自身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的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取得的”。冯雪峰明确指出人民有“落后的一面”，并认为“倘若从数量上说，在现在，人民落后层的广大自然超过觉醒者”。他分析说：

这落后的最为本质的严重意义，是它不仅为过去的历史和反动统治的压迫的结果，并且它自身还成为旧的压迫势力和反动统治之群众的消极的基础；因为所谓落后，就是 不自觉地屈服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旧生活之下，消极地接受反动统治的支配，也麻木地疲乏地保守着旧的生活观念。这样，在现在，落后的现象仍然在整个觉醒的矛盾斗争的过程之中，而对于落后的斗争也就最为本质地体验着觉醒、革命、历史变动的实质和发展；这斗争的过程，就是现实的政治斗争、社会的思想斗争、人民的自我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的过程。

而对于作家来说，“倘若没有坚强的主观，可不是也会跟着落后的人民走么？没有坚强的主观或正确的思想武装，又怎样能给落后的人民以强有力的正确的批判呢？”这同样也是冯雪峰阐释现实主义的出发点：

现实主义的基本态度，是不蒙蔽现实，从现实里面找出力量去战胜历史的困难和暗礁；于是，从这出发就产生强有力的理想通到远后的将来，也从这出发就以前途的伟大的理想之光普照着目前的现实。现实主义是从黑暗中战斗出血路和希望来的，是从一切困难，险恶，卑下中战斗出光明与理想来的，于是也就以这个从现实里战斗出来的历史的理想的光，作为最强大的力量，来战胜现实的黑暗、困难和卑下，来促进现实的进步。前文谈到，自五四起鲁迅更注重于启蒙的文学实践。胡风、冯雪峰作为鲁迅的传人，这时他们则给予鲁迅的文学启蒙主张以较系统的理论映证。他们不仅继承了五四传统，而且力求把这一传统纳入到40年代特定的民族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行程之中。在当时，他们的声音肯定是微弱的，却也因此而显得难能可贵。

第二篇：鲁迅对人性的考察和有关国民性的改造[最终版]

摘 要：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革命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虽然不着戎装，专攻文字，却实在是“思想界的战士”。他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不仅是中国现代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寓意深刻，而且塑造了一个“狂人”的形象，并借由狂人之所闻所见来大抒胸臆，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人们身处的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道出了旧制度下人性的缺失。是以鲁迅通过对笔下人物性格的揭示来投射国民性的不足，提出有关国民性的改造问题。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国民性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3

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战将”，他通过口诛笔伐的方式来揭发、批判社会上的罪恶，其思想深刻并富涵革命性。他用力透纸背的文字声援新文化运动，用无声胜有声的语言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在他的笔下，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了的诸如孔乙己、阿q等人，虽然境地可怜，但其人受封建礼教荼毒至深，无法意识到苦难的来源，反而对苦难制造者歌功颂德，这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无可奈何，也只有“狂人”的锐眼才能窥破玄机。狂人对于周遭世界那血淋林的本质看得异常透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到处都有吃人的人和被吃的人，人与人之间昔日的温情已然荡然无存了，代之以怀疑的目光面面相觑。狂人在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环境下，若不想吃人也不愿被吃，就要进行反抗，拯救他人和自我拯救！而在这残酷的环境下，在这弱肉强食的竞争中，处于最弱势的是还是孩子，所以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来呼吁“救救孩子！”旨在让国人觉悟，从而为了美好的生活群起抗争。

一、《狂人日记》创作思想来源

学界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注重于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因为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中国腐朽的封建文化体系是大多知识分子的主要批判对象，他们认为腐朽的封建文学是来自官方的文学，真正来自于人民的文学不仅稀有更是良莠不齐，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以鲁迅顺应时代潮流，意在通过研究西方文学来找到可以助阵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而所求作品必定是包含“呐喊和反抗”这一现实性主题的。当鲁迅拜读过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加之平日里的一些构思，便立刻有了灵感，最终借鉴了果戈里的心理描写手法和自身丰富的文学知识，写出了“五四”的时代宣言――《狂人日记》。

鲁迅将果戈里《狂人日记》中受迫害而被逼疯的主人公“请”到了中国，并改造了他。于是我们会发现，鲁迅的“狂人”一开始就是疯癫的但仍带有曙光，果戈里笔下“狂人”的疯却如坠深渊，前者的疯是救赎的开始，后者的疯是癫狂的结束曲。但是两者都在最后发出了呐喊：“救救可怜的孩子！”孩子是未来的希望也是最无辜的存在，若是孩子也陷入了“吃人”的陷阱，国家的未来不堪设想。鲁迅借狂人之口，欲使民众正视不幸的源头，共同鞭挞腐朽的封建制度。

此外，反封建农奴制的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人物的刻画尺度把握得十分精准，描写人物的心理水准更是堪称一绝，连尼采都曾说：“陀氏是在心理学上唯一可以教我的人。”鲁迅对人物的刻画也是借鉴了陀氏堪称一绝的心理描写手法。

安德列耶夫的《红笑》对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也有一些思想上的启示，它们都运用了寓言和象征的手法道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吃人。只不过两者表达的思想情感相差较远，论作品的思想境界还是《狂人日记》更甚一筹。狂人通过追查“谁是吃人的凶手”展开了叙述，结果却残酷的揭露了一个事实：吃人的是他的哥哥，他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鲁迅就这样一层一层的用锋利的笔触剥开了封建社会满嘴的“仁义道德”之虚妄。《红笑》却直接道出了吃人的凶手――就是那罪恶的渊薮，惨烈的战争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鲁迅利用“狂人”将希望从绝望中挖掘出来，而安德列耶夫却一味沉浸在绝望中，不见希望。两者相比，高下立现。

狂人通常被安排在夜间活动，夜间正是人心最袒露的时刻。作品中多次出现月亮这个表象，它是这个黑夜唯一的见证者，但狂人却经常感到晚上竟全无月光，更加渲染了一种不安的氛围。而《红笑》里经常出现太阳。月亮清冷，黑夜死寂；太阳炙热，白昼更似蒸笼叫人心无法妥善安放。两者对比，前者意境深远，后者喧嚣躁动，前者作者赋予人物本身更多的主观性，后者介入作者更多的主观性。

鲁迅创造《狂人日记》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这也保障了这部作品的深刻性。

二、《狂人日记》的创作特征

（1）《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1]。在短短的篇幅中，字里行间充斥着封建礼教下的吃人行径，字里字外控诉着那吃人行径遵循得也是封建礼教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

（2）《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分析

首先，“狂人”是一个难得清醒且有理智的人，虽然形容癫狂，却并非疯魔。他的“狂人”称号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对他的污蔑，因为他是反动的“异类”，然而鲁迅并没有急着给狂人洗白，反而是大肆渲染了他的“疯子属性”，达成了反讽的效果。因为狂人的确够“疯狂”，他行为怪谬，语无伦次，患得患失，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可实际上又不癫狂，反而最为清醒的揭穿了旧世界的邪恶本质。但狂人并不是超人，仍然是悲哀的，因为狂人独自去追查“吃人凶手”，最后发现自己与吃人者关系密切，自己在神智迷糊的时候可能也“吃过人”，这就不自觉地达成了“俄底浦斯症结”即追查凶手，却发现凶手即本身，表达出对无意识间犯下的过失，人的心灵之无奈。于是狂人察觉出真相，内心复又生出绝望的无力感，鲁迅借此也暗示了要摆脱吃人与被吃的境地任重而道远。而狂人由一开始的斗志昂扬转而先陷入了绝境，但从中会迸发生出更大的力量，也说明了建设革命虽然曲折艰辛但仍然有希望，而狂人病愈后战斗与抗争精神虽然有所消解，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鲁迅笔下的“狂人”与尼采的“超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狂人还是超人，都是当时社会中能够超出常人的存在，而二者虽然都是传统道德的反叛者，但这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文化体。狂人是基于封建势力的压迫而形成的，亦受强大封建势力的压迫，最终不是向封建势力屈服，乖乖地被“吃掉”，就是走向它的反面――被迫“疯狂”的与封建势力做长久的斗争，“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而“超人”却是在尼采判定“上帝死了”之后，研究出来的取代上帝的存在，同时也重估了一切价值，重新创造了一套人生准则。鲁迅也以狂人为自己的“超人”，旨在通过狂人之口唤醒民众心中的自信和温情，自信是为了自强，温情是为了守护。鲁迅看似将狂人仅仅描写成一个有心理疾病的被害妄想症患者，并且狂人言行举止也常颠三倒四，逻辑破绽百出，《狂人日记》就是记载了一个疯子的行径，当不得真。而实际上鲁迅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让人惊觉，有时疯子比常人更能清楚的察觉事实的真相。他疾言厉色的称呼自己所处的社会为“吃人的社会”，并且厉声劝诫道：将来的社会是容不得吃人的人的，要趁早“改邪归正”。面对这样的警示，读者会不自觉的心生警惕，仔细思考其中深意。于是“狂人”吸引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注意力，为革命的如火如荼的进行做好了准备。

三、有关国民性的考察

（1）那些“吃人”的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本质，也指出了封建社会下的人已经丧失了一部分为人的人性与道德。莫言在《酒国》中也描写了变态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异化的关系。莫言对人性的思考和鲁迅也有些许相似之处：去追查食人案件的丁钩儿最终因为醉酒而误食红烧婴儿，从而将自己也陷入了吃人的尴尬境地。书里还讲了有一个专门制造肉孩的村子，婴孩就是父母的摇钱树，孩子就是商品，父母就是产出商品的工厂，当父母将孩子当做商品卖出去并得到金钱时就会觉得很开心和满足，人已经变成机器。这时候人心人性已经不能够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了。人不将人视为同胞，必将陷入一个在人间看见地狱，在人身上折射出鬼影，人与兽纠葛的精神世界而痛苦不堪。

（2）“吃人”行径分析

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尖锐地质疑“从来如此就对吗？”就像蒙昧的百姓迷信用血沾了馒头便可以治病那样，只要没有亲自杀人便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殊不知他们早已落入了吃人的陷阱，养出了吃人的习惯。鲁迅虽然深恶痛绝的批判了封建社会满嘴的“仁义道德”，以及“吃人”的残酷。但是所谓的“吃人”大多还不是指真正的肉体上的虐杀，而是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残忍的扼杀，毕竟真正意义上的“食人”例子还在少数，而更多的是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扼杀以及人对人的压迫和控制。通过现实社会中的“吃人”行为，人们立刻会将人性和兽性联系起来。在《狂人日记》里：当狂人走出房门，小心留意周围人神色时，发现赵贵翁眼色突然就变得奇怪起来，疑似想吃人又害怕意图被发现而害怕的目光；接着，狂人又从一群小孩子、一个小孩的母亲那里发觉了与赵贵翁同样的令人胆寒的目光。等狂人回到家里，家里人看他的目光也和那些人别无二致。狂人就在这些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疑似吃人的眼光中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也暗示了一种萨特所说的“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即在他人盯人的目光下，个体会感到不自在和压抑，因此狂人也在这种诡异的情态下遏制自己的“反动”本性，不让他们发觉自己的反抗意图。

而那些吃人的人手段很是高明。就这样，这些饱含凶光的眼神频繁地出现在狂人的四周，光明正大的透露出吃人的欲望，从那凶光中折射出了“吃人”者的兽性，就在这个时候人类与动物、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合二为一了，在封建制度弱肉强食的社会规则下，人性和兽性竟然变得一致了。[2]人显而易见的在腐朽制度下又自我挖掘出了兽性。恩格斯认为，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终将不可完全逃离兽性，问题的所在仅仅是兽性占人性程度比重的多与少罢了。[3]马克思就曾将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看作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他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而这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并且兽性的关系只能依靠兽性来维持。[4]而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所提倡的“爱人”即“吃人”，或者是为了更好的吃人。真正意义上的“爱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毛主席也曾说，自人类分化成为阶级后，统一的“爱”不复存在。

“食人”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旨在充分挖掘人性，让人能够更多地摆脱兽性的习惯，封建制度下“你不吃人，别人就要来吃你”的兽性思维是要被改造的。鲁迅借用狂人之口控诉：从来如此，便对吗？长期受着封建思想形态蛊惑的、奴役的百姓，认为儒家提倡的“明哲保身”、“以和为贵”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是正常的，但正常并不意味着正确，反而日益造就了国民性的怯懦，反抗意识渐渐被消解了，这也便于统治阶级对百姓实施压迫政策。鲁迅先生说，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不是猎人就是猎物，他们不仅阶级不同，道德也不相同。[5]所以鲁迅改造国民性的要点就在于尽一切努力打破人与人之间道德对立的境况，让民众充分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摆脱麻木和蒙昧。

（3）国民性及其改造

国内的许多文学家前赴后继的关注着历史上循环往复的“吃人”行为，其实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正确的意识到国民性的衰落，而重点就在于改造国民性。鲁迅说，中国人往往不能够正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面，在解决问题时偏向于用瞒和骗来制造新的逃路，并且认为这种逃路是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国民性的怯懦。[6]从而愈发遮掩掉了自信、自强、自尊、自爱等一切可贵的品质，而将自己缩进壳里，丧失斗志，不思进取，唯唯诺诺，甘于受人差遣和控制。人性中注入善恶混，是非混、美丑混的蒙昧，而导致整个国民性中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也无情。这些用一个词概括就是“奴性”，对于一些“吃人”行为闭耳塞听，甚至因为内心怯懦而成为“吃人者”的帮凶。

尼采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有类似的价值重估的思想，当时鲁迅尚反对国内激进的全盘西化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因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引进吸收西方文化的一些积极因素，而鲁迅的激烈反传统言论则频繁见于“五四”时期，许多言论与“全盘西化”相差不远。但是，鲁迅的激烈言论是为了引起更为激烈的言论论争，他认为言论越激烈就越能打击保守势力，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鲁迅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考察和心理学的分析，他发现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和折衷主义，于是强调“心动不如行动”，比如在一群人中间，一个人想打开一扇窗户，此时内心的怯懦会使他事先小心翼翼地询问他人的意见，如果这些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那么这扇窗户可能就开不了了，但如果事先二话不说，先去把窗户按照自己的心意打开，他人即便有异议也会迅速平息下来。鲁迅显然是赞成行动派的。所以鲁迅在文化运动中言语十分激烈的缘故是看准了国民性中的妥协性和折衷性，就连白话文的通行也是因为强烈的主张废掉中国汉字而取用其他国家的字体而得以协调通行。而这一行动背后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引起青少年的兴趣，主张“青少年必读书”，从而获得个人意识的觉醒，如此好塑造革命界的“狂人”，也就是具备革命者素质的新国民，这样的人带领的革命才能成功。

第三篇：七年级语文下册第二单元7阿长与《山海经》(鲁迅)说课稿鲁教版五四制课件

《阿长与山海经》说课稿

《阿长与山海经》一文出自初中语文课本八年级上册第二单元，体裁为叙事散文，这篇文章出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读鲁迅的文章如品一杯香茗，越品越有滋味。而现今许多时文就像汽水和果汁一样，索然寡味。鲁迅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冷峻犀利，但是回望童年生活的鲁迅又充满了的眷恋和怀念的柔情。阿长是鲁迅儿时的保姆，也是本文的主人公，她普通，普通得别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粗俗，粗俗得语言刺耳，动作可鄙；她迷信，迷信得愚妄可笑，麻木不仁。但她又爽朗、热情、乐于助人，有着淳朴、宽厚、善良、仁慈的美德，尤其是目不识丁的她一次看到鲁迅听人介绍《山海经》时的痴迷神态，竟超常人所不能地给鲁迅买了一本《山海经》，此举此情震憾着鲁迅的一生。长妈妈去世30年后，鲁迅写此文以示深沉怀念。

“爱”是本单元的主题。“感受课文所表现的形形色色的爱，陶冶自己美的情操。熟读课文，从中了解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揣摩记叙文语言的特点。”是编者的教学要求。

本文体裁是叙事散文，语言平实自然、朴素亲切，其中所蕴含的感情需要学生通过听、读、说去分析去品味。对文章的阅读练习，《语文课程标准》就此提出如下要求：整体感知课文的大概内容，感受课文的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大体了解课文的思路和中心意思。

这篇课文主要通过写长妈妈的几件事,表达了对一个劳动妇女的深深的怀念之情。作者围绕中心选材，有详有略，通过对人物的刻画,很好的突出了文章的中心，并且记叙时有一定的顺序，这也是本文的重点；在写人记事的过程中，本篇运用了许多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和句子，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上下文，把握语句中蕴涵的感情。

八年级的学生，对文本具有一定的感知和解读的能力，并且具有了概括总结一般作品的水平。他们所欠缺的就是体验和感受平实文章中蕴含的真情，对文字的表现力的品味和鉴赏能力还有待于提高。

针对教学内容的特点、教材教学要求及学生学情的了解，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及教学重点、难点如下：

（一）教学目标：

1．学习本文抓住人物特征刻画人物的方法。

2．理清文章的思路，弄清记叙的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3．通过默读、朗读等方式，探讨研究作者刻画人物的方法以及欲扬先抑的写法。4．品味并理解重要词句的深刻含义，渗透相关的写作知识。

（二）教学重点难点

1．通过语言品味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2．理清文章的思路，弄清记叙的顺序，搞懂文章的写作特色。本课的教学流程为： 教学思路分为几大板块：

一、检查预习，落实字词，了解作者；

二、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用两个主问题统领：你读出了怎样的阿长，你否愿意雇佣阿长这样的保姆；画出作者对阿长感情变化的词语，并尝试结合文章内容分析阿长的特点。

三、重点研读阿长为我买《山海经》部分，品味语言，体会作者思想感情。

四、质疑问难，提炼写作特色。

五、深化拓展，关注身边的普通人以及司空见惯的温情。

整个教学设计，立足于让学生通过阅读主动求知，从最初的阅读认知入手，层层深入地达到对文本的深度解读，在对阅读重点和难点的突破上，也就是对阿长买《山海经》的艰难的体验，“我”对阿长感激怀念真情的体会，以及文章写作特点的理解上，通过创设情境体验、语言朗读品味等策略进行有效突破，降低了学生解读文本的难度，既体现了以学为主的教学思想，教师又适时对学生的学习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我认为本课教学上的一点突破就是，除去对本单元教学要求中“感受课文所表现的形形色色的爱，陶冶自己美的情操。熟读课文，从中了解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揣摩记叙文语言的特点。”外，对选材的详略、细节的刻画、对比映衬手法的运用，以感情变化为暗线组织材料的方法、先抑后扬的写作手法，以及创作中的“冰山理论”等均有所涉及，体现朗读阅读和写作的有机渗透和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