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

第一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对于“抄袭”说的学术史考辨

鲍国华

1923年10月，鲁迅为北京大学新潮社初版《中国小说史略》撰写序言，开篇即称：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视自家著作为第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较为成熟的小说专史，鲁迅这一论断，充满了学术自信，并得到后世研究者的认可。②鲁迅序言中所谓“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包括（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学简史纲要》（1880）、（曰）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897）、（英）翟理斯《中国文学史》(1897）、（日）笹川种郎（临风）《支那文学史》（1898）、（德）顾鲁柏《中国文学史》（1902）等。这些撰著于世纪之交的文学史著作，大多设置专门章节讨论小说。然而，专论小说的篇幅却极有限。最初几种由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亦如是。其中“第一部”——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鲜见对小说的正面评价；稍后出现的黄人（摩西）著《中国文学史》®，虽然在著作规模和理论深度上均对林著有所超越，但仍以诗文为论述中心，涉及小说的篇幅确实“不及全书之什一”。尽管在《史略》之前出现的冠以“小说史”名称的著作，尚有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二种©，但前者是一篇论文，仅以数百字概括中国小说几千年的发展变革，而将主要篇幅用于分析古人作小说的原因，体现出鲜明的宣传色彩，意不在于学术，尚不具备小说专史的性质和规模；后者则在“小说”概念之下兼及戏曲，并且在资料的准确性和论断的科学性上均嫌不足。可见，诚如鲁迅所言，在《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之前，成熟完整的中国小说专史尚未出现。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杰出贡献及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因此得以确立。

前述几部由外国学者撰著的中国文学史，尽管各有其成就，但均未能及时译为中文，因此在当时中国声名不著。倒是稍后问世的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大有后来居上之势。⑦盐谷氏的著作之所以声名远播，除本身的学术价值较髙，并且多次译为中文、为国内读者所熟知外⑧，也和该书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间的一场涉及“抄袭”的学术公案密切相关。两部著作之关联，至今仍引起纷纭众说。本文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对于八十年前的这桩学术公案进行详细梳理与论析，并通过比较两部著作的学术思路与方法，廓清二者之关系，以此接近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使对“抄袭”之论的批驳，超越为鲁迅本人的辩诬，而从学理层面探讨同时代学人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历史评价，进而展现“中国小说史学”建立之初，研究者不同的学术思路与文化选择。

一、从一桩学术公案说起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作为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院校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的讲义，从1920年12月起陆续油印编发，共17篇；后经作者增补修订，由北大印刷所铅印，内容扩充至26篇。1923年12月，该书上卷由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出版，下卷出版于次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至此得以正式刊行。⑨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该书问世之初，并未引起评论家和研究者的重视。鲁迅在当时主要以小说家闻名，其小说史研究方面的成就不免为小说家的盛名所掩。涉及该书的第一次论争也并未发生在学术研究范围内，而是陈源（西滢）在《闲话》及与友人的通信中，指责《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部分。

1925年11月21日，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称：

“现在著述界盛行“⑩窃”或“抄袭”之风，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一般人自己不用脑筋去思索研究，却利用别人思索或研究的结果来换名易利，到处都可以看到。„„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

“至于文学，界限就不能这样的分明了。许多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他们情之所至，发为诗歌，也免不了有许多共同之点。„„

“‘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文学史没有平权的。文学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⑪窃？”

1925年10月1日起，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报头使用凌叔华所作画像一幅。10月8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重余（陈学昭）的《似曾相识的<儂报副刊>篇首图案》，指出该画像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1925年11月7日，《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发表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1月14日《京报副刊》又刊登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暗指《花之寺》抄袭契诃夫小说《在消夏别墅》。陈源这篇《闲话》以“劉窃”为主题，概源于此，实有为凌叔华开脱之意。陈源与鲁迅因同年的“女师大事件”而交恶，因此怀疑上述两篇文章皆出于鲁迅之手，于是旁敲侧击，暗指鲁迅抄袭。虽然“整大本的剽窃”一说的矛头所向，文中没有明言，但“思想界的权威”一语，实指鲁迅而言。®然而既然陈源未曾指名，鲁迅“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在一篇文章的附记里略作回应：

“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次年一月，陈源在发表于《晨报副刊》上的通信里，重提“剽窃”之事，并将矛头明确指向鲁迅及其《中国小说史略》：

“他常常控告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郭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候®，’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组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的私人通信，内容主要是陈源和周作人就“女师大事件”的余波展开的若干问答，以及试图在陈周之间进行调解的张凤举的来信。不过，陈源在批评周作人之余，笔锋一转，将矛头指向鲁迅，围绕“剽窃”大做文章。因“女师大事件”交恶于前，怀疑鲁迅著文指责凌叔华“抄袭”在后，陈源此举也就不难理解。针对上述攻击和指责，鲁迅随即发表《不是信》一文予以驳斥：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

在上述回应之后，这场纷争暂时偃旗息鼓。然而鲁迅对“票窃”之说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十年后《中国小说史略》由增田涉译为日文出版，鲁迅称：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的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

从这段充满了洗刷屈辱的快意之情的文字中，不难看出所谓“剽窃”事件给鲁迅带来的巨大的心灵压抑与伤害。其实，陈源又何尝不是在遭遇“女师大事件”及此后的一系列冲突所造成压抑与伤害中，慌不择言，以致听信他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系‘剽窃’而来”的传言，不经查证不假思索，即以之作为攻击鲁迅的“有力”证据。假使陈源认真阅读鲁迅和盐谷温的著作，再加以比较，恐怕不会犯此“常识错误”。®此后，鲁迅和陈源都不再提及这场论争。倒是在鲁迅去世的当年，胡适在复苏雪林信中重提此事，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它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亻良】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之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在肯定鲁迅的学术贡献、驳斥“抄袭”说的同时，胡适指出陈源（即信中所谓“通伯先生”）之所以得出鲁迅“抄袭”盐谷温的错误论断，源于张凤举的“小人播乱”。张凤举其人及其在这次论争中所作所为，已有学者著文考证。®应指出的是，尽管是私人通信，但胡适确信以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其书信日记等私人文字势必将公诸于世，与其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样，被后人视为重要史料。因此，胡适将书信日记也作为著作来经营，下笔审慎，结构精心。可见，在与苏雪林的通信中，胡适将“抄袭”说的始作俑者归于旁人，实有为陈源开脱之意，同时将罪责坐实在“小人张凤举”身上，以正视听。不过，使陈源“误信其言”的很可能不只张凤举一人。时在北大任职的顾颉刚亦认为鲁迅有抄袭之嫌，并以此告知陈源，才引发陈源著文指责鲁迅“抄袭”。尽管几位当事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此均讳莫如深，但1949年，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刘文典却在一次演讲中加以披露。刘文典的演讲稿没有发表，今已不存。但在刘氏演讲的第二天，即1949年7月12日，昆明《大观晚报》发表《刘文典谈鲁迅》一文，记录了刘氏演讲的要点，其中涉及顾颉刚与“抄袭”说云: “顾颉刚曾骂鲁迅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某的著作，刘为鲁辩护，认为鲁取材于此书则有之，抄袭则未免系存心攻击。®”

刘文典对所谓“抄袭”说持否定意见，但并未在演讲中指明“顾颉刚曾骂鲁迅”“抄袭”的消息来源。刘文典之后，所谓“抄袭”说绝少为人提起。直到近半个世纪后，顾颉刚之女顾潮在回忆父亲的著作中重提此事：“在‘女师大**’中，鲁迅、周作人坚决支持学生的运动，而校长杨荫榆的同乡陈源为压制学生运动的杨氏辩护，两方发生了激烈的论战，鲁迅与陈源由此结了深怨。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

顾潮的上述论断源出当时尚未公开的《顾颉刚日记》。2007年，日记经整理正式出版，使顾颉刚持“抄袭”说的真相得以公诸于世。

在1927年2月11日的日记中，顾颉刚按语云： “鲁迅对于我的怨恨，由于我告陈通伯，《中国小说史略》剿袭盐谷温《支那文学讲话》。他自己抄了人家，反以别人指出其剿袭为不应该，其卑怯骄妄可想。此等人竟会成群众偶像，诚青年之不幸。他虽恨我，但没法骂我，只能造我种种谣言而已。予自问胸怀坦白，又勤于业务，受兹横逆，亦不必较也。®”

假使如顾氏所言，陈源著文宣扬“抄袭”说实源出顾颉刚，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胡适所指认的张凤举，那么，在前引致苏雪林信中，胡适力图为之开脱的就不只陈源一人了。而且，顾颉刚一直将首倡“抄袭”说并告知陈源作为与鲁迅结怨的缘由，言之凿凿。®然而目前尚无确证表明两人之结怨源出于此。®”

以上之所以率先讨论这桩学术公案，意在“回到历史现场”——接近并还原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不难发现，尽管“抄袭”说不符合事实，但在当时持此说者却不乏其人。然而无论是陈源、张凤举，还是顾颉刚，各自的出发点却未必相同，似不可概而论之，其中尤以顾颉刚的态度格外值得关注。从上文摘录的顾氏日记看，顾颉刚持“抄袭”，既不像陈源那样出于私怨，为争一时之意气而完全不顾事实（在顾氏看来，显然是宣扬“抄袭”说为因，和鲁迅结怨为果）®，亦非怀有“小人”张凤举式的“播乱之心”（顾氏当时与鲁迅同为“语丝社”成员，虽彼此过从不密，但尚未结怨，刘文典所谓“荐心攻击”之说不确）。而且，以顾颉刚为人为文之严谨，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或歪曲事实、搬弄是非的可能性亦极小。因此，顾氏之认定“抄袭”，很可能是出于自家的学术判断，源于对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思路和方法缺乏充分的了解与认同所造成的“误读”。®因此，顾颉刚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态度，在表面的人事纠葛的背后，尚有从学术史的高度做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考察顾颉刚的态度，也有助于使对“抄袭”说的批驳，超越单纯的为鲁迅本人的辩诬，获得进行更深层的学理探讨的可能。

二、顾颉刚的态度

前文已述，顾颉刚认为《中国小说史略》与《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内容上有相沿袭处，据此判定鲁迅“抄袭”，但只在友朋间的闲谈中述及。陈源却“听者有心”，不仅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加以披露，而且踵事增华，放大为“整大本的剽窃”，终于导致事态的恶化。这恐怕也是顾颉刚所始料未及的。尽管顾氏持“抄袭”说，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评价不高，但其立场却不曾公开表露。直到十几年后，顾颉刚应邀撰写《当代中国史学》一书，才得以公开自家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判断。该书出版于1942年，其中设专章考察俗文学史（包括小说史与戏曲史）和美术史研究，在专论小说史的一节中，分别就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的学术成就做出评价：

“胡适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贡献最大，在亚东图书馆所标点的著名旧小说的前面均冠以胡先生的考证，莫不有惊人的发现和见解。„„所论既博且精，莫不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对于中国小说史作精密的研究，此为开山工作。

“周树人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最初亦有贡献，有《中国小说史略》。此书出版已二十余年，其中所论虽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现在尚无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说史读本出现。

“郑振铎先生对于中国小说史的成就也极大，当为胡适先生以后的第一人。®”

顾颉刚对于胡适和郑振铎的小说史研究较多赞美之词，而对于鲁迅的态度则有所保留，用语颇为审慎，“小说史读本”一语，足见顾氏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基本判断，前后论断恰堪对照。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鲁迅和胡适在治学方面均做到了穿越“古今”、取法“中西”，二人又都对小说史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分别以《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格局和自家的学术地位，成为小说史学的开拓者。同时，知识结构、学术理念、文化理想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又使二人的研究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分别以独具会心的艺术判断和严密精准的考证见长；基于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威望，使中国小说史学在建立之初即呈现出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可以说，鲁迅与胡适治学路径不同，成就却难分轩轾。而郑振铎尽管也在小说史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其学术视野及理论开创性较之鲁、胡二人均略有不及。由此看来，顾颉刚的上述论断，似乎有失公允。而联系到鲁顾二人的在厦门和广州的结怨，顾氏对《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不高，很容易给人以夹杂了私人恩怨的印象。然而，《当代中国史学》是一部严肃的学术史著作，作者不因个人的政治倾向和情感好恶而影响到对于研究对象的判断。不因人而废文的态度，使顾颉刚对于政治上“左倾”的郭沫若和时已与其交恶的傅斯年均作出极高的评价，奉前者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对后者之《性命古训辨证》亦颇有好评®。因此，造成在学术判断上的“杨胡抑鲁”，与顾颉刚本人对于小说史学的学术定位密切相关。

顾氏治学，受胡适影响极深，奠定其学界地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也得益于胡适著述的启发。此后虽以《古史辨》别开生面，自成一家，但对胡适的授业之功依旧念念在心。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之新范式的创建者，胡适的大部分著作都具有“教人以方法”的典范意义。@小说史学之于胡适，首先是其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证”视野下的小说，首先也是作为史料，而不是以具有审美特质的文学文类的身份进入其学术视野。谈艺既非胡适所长，亦非其所愿。虽然上述思路在胡适的“章回小说考证”中只是初露端倪，但经其追随者的进一步倡导与发挥，逐渐蔚为大观，成为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范式，也使小说史学在建立之初即呈现出史学化的趋向。顾颉刚在胡适的这—学术设计中立论，将小说史纳入“史学史”的范畴之中加以讨论，以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评判尺度考量小说史写作的理论创见与文化职能。《当代中国史学》之小说史专节在逐一点评各家的学术贡献之后，道出了自家对于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期待：

“因为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

可见，顾颉刚在“史学”前提下讨论小说史写作，先验地带有”重史轻文’的倾向，视小说为可信之史料，主张利用小说考证社会史，从而将艺术判断排除在小说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依照这一评判标准，《中国小说史略》一类以审美感受见长的小说史论著，较多描述与概括，而缺乏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考察，给人以空疏之感，虽“首尾完整”，但深度不足，视之为“读本”尚可，史学创见则有限，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类概述文类特征的著作大同小异，难免有相互沿袭之处。这正是顾颉刚认定鲁迅“抄袭”的依据所在。《中国小说史略》学术价值因此得不到顾氏的充分认可。与顾颉刚可堪对照的是，胡适一直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抱有极大的好感，不仅在前引复苏雪林信中为鲁迅辩诬，在为自家著述所作的序言中，亦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创意义和鲁迅的学术创见颇为肯定，评为“搜集甚勤，取裁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表面上看，这一评价不可谓不高。然而，胡适着力关注的仍是鲁迅在小说史料方面的贡献。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价值大加赞赏，不过是因为该书体例完整，能够为其小说考证提供可依循的历史线索而已。对于鲁迅在小说审美批评方面的建树，则较为隔膜。@有趣的是，出于相近的小说史研究理念和学术定位，胡适与顾颉刚对于《中国小说史略》的评判，均以“考证”为主要标尺，而依据相同的标尺，竟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方指斥鲁迅缺乏个人创见，有抄袭之嫌；另一方则认为鲁迅在考证方面的胜于盐谷温，据此为其洗刷辩白。可见，“考证”无法作为衡量鲁迅小说史研究之成败得失的有效标准。不过，“考证”的标准却反证出《中国小说史略》的理论特色。尽管鲁迅在小说史料的稽考上颇为用力，这方面的成绩也得到时人的大力揄扬®，但《中国小说史略》并不以此见长，维系该书学术生命的不是对史料的占有，而是基于自家的学术眼光，对史料作出重新的“发现”。鲁迅之于考证，非不能也，实不甚为也，其长处在于通过寻常作品和寻常史料，产生不同寻常的学术创见。特别是凭借自家对于小说艺术的超凡领悟力，对作品的审美价值作出精准的判断，往往寥寥数语，或成不刊之论，这是其小说史研究最为人所称道处，却也是胡适等学者不愿为或不擅为的。与胡适等赋予小说史研究以明确的史学归属和方法论依据不同，鲁迅治小说史，有专家之长，却素无专家之志。鲁迅将小说史研究视为其整体的文学事业的一部分，着力于发掘作品的审美质素。小说家的身份，赋予其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和感性资源，促成了他审视小说的独特眼光，更铸就了鲁迅作为小说史家的“诗性”自觉。因此，单纯以史学标准衡量《中国小说史略》的学术成就，难免凿空之弊。

顾颉刚对于《中国小说史略》评价不高，还源于自家对鲁迅的文化身份及其著述的学术职能的认定。鲁迅和顾颉刚应聘厦门大学教职后，最初尚能相安无事，且彼此间偶有往来（这在二人的日记中均有所记载），但始终不以朋友相待，交情淡薄，颇有些“道不同，不相与谋”的意味。随着嫌怨的加深，分歧也渐趋明朗。鲁迅以顾颉刚为陈源之同道，顾颉刚则称鲁迅为“不工作派”彼此难容。事实上，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除担任本科生教学，编写《汉文学史纲要》，提交《<漱康集>考》、《古小说钩沉》，承担《中国图书志小说》的研究外，还指导研究生并审査论文。®可见，鲁迅并非真正的“不工作”。之所以被讥为“名士派”®，皆因顾颉刚对鲁迅的上述工作、尤其是教学工作的学术价值缺乏认同所致。在顾颉刚看来，自家与鲁迅有从事研究与教学之分，在身份上亦有学者与文人之别，而教学工作的学术价值与研究相去甚远，文人的文化贡献亦不能望学者之项背。®顾氏强调自家“性长于研究”，“不说空话”，而鲁迅“性长于创作”，是“以空话提倡科学者”，与己相较，“自然见绌’@，于此可见一斑。出于学者的优越感，顾颉刚在1929年8月20日致胡适信中，对研究与教学的价值一判高下：

“在此免不了中山大学的教书，一教书我的时间便完了。我是一个神经衰弱的人，越衰弱便越兴奋，所以别人没有成问题的，我会看他成问题。这在研究上是很好的，但在教书上便不能。教书是教一种常识，对于一项学科，一定要有一个系统，一定要各方面都叙述到。若照教书匠的办法，拿一本教科书，或者分了章节作浅短的说明，我真不愿。若要把各种材料都搜来，都能够融化成自己的血肉，使得处处有自己的见解，在这般忙乱的生活中我又不能。所以教了两年书，心中苦痛得很。®”

这一重研究而轻教学的立场，使顾颉刚对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和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这类从课堂讲义脱化而成的学术著作缺乏起码的认同与敬意。在顾氏看来，这类著作不过是常识之汇集，虽有稳健博洽之长，却不利于研究者个人创见的充分发挥，学术含量不高，亦难免空疏之弊，且相互间在体例及论述上均大体相沿，视之为粗陈梗概的教科书“读本”尚可，而难以企及严谨的学术著作的理论深度。同样，顾颉刚以学人为自家定位，而视鲁迅为文人，以此区别两人的文化身份，知彼罪彼，所依据的也都是对于文人的评判标准。学人的自我期许和身份认定，使顾颉刚对于胡适一脉的学院派的小说史研究更为认同，将其学术贡献置于鲁迅之上，而将《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相类同，否定其原创性。顾氏不把鲁迅视为学术同道，对其研究成果评价不高也是势所必然。

然而在鲁迅看来，教学与研究却没有这样明显的高下之分。文学史（小说史）这一著述体式在中国的确立，实有赖于晚清以降对西方学制的引进，对近代日本及欧美文学教育思路的移植。®这使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一经出现，即先天地具备教材性质，承担教学职能。晚清至五四的学人选择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大都与其在学院任教的经历有关。随着对文学史概念理解的深入，以及具有新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加盟，文学史开始由教材式的书写形态向专著化发展，学术价值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著作，不乏在观点和体例上卓有创见者，不仅显示出作者的学术个性，而且实现了对文学史这一著述体式的学术潜质的创造性发挥。《中国小说史略》最初也是作为大学讲义。鲁迅以小说史体式承载其学术见解，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学授课的需要。®然而考虑到鲁迅在离开大学讲坛后仍反复对《中国小说史略》做出修改，足可见其将该书作为学术著作经营的用心。衡量一部文学史著作学术价值的高下，除学术水平的因素外，还有赖于作者对自家著作的学术定位。鲁迅非常重视文学史的学术职能，希望通过文学史写作，不仅满足教学需要，更要在学术上有所创获，希望奉献流传后世的学术经典，而非只供教学的普通讲义。®鲁迅最初应授课之需编写讲义，但出于杰出的理论才能和对自家著作的学术期待，在此过程中显示出经营个人著作的明确意识。鲁迅对文学史的学术定位，使之超越了单一的教学职能：一部《中国小说史略》，用于讲坛则是讲义，供同行阅读则为专著，在讲义和专著之间自由出入，从而有效地弥合了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学术落差。而顾颉刚视《中国小说史略》为讲义，对其学术价值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仅凭表面的论述框架及观点的近似，而认定该书是对盐谷氏之著作的沿袭，忽视了两者在“小说史意识”上的重大分别，其“抄袭”之论，看似凿凿，实出于误断。

综上可知，无论是顾颉刚认定鲁迅“抄袭”，还是在《当代中国史学》“扬胡抑鲁”，抑或否认鲁迅的教学工作的学术价值，均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与好恶，而是自家的理论立场、学科背景和身份定位使然。以史学视野统摄小说和小说史，忽视了小说作为文学文体自身的独立性，尤其是在评判鲁迅这样以艺术感受力见长的研究者时，作为史家的“傲慢与偏见”也就在所难免。“史学视野下的小说史研究”的理论洞见与盲点亦因此得以同时呈现。

三、“概论”与“史”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日本汉学家编撰了多部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多采用“文学史”（如古城贞吉、笹川种郎）或“文学概论”体式（如儿岛献吉郎、盐谷温），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盐谷温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虽然问世较晚，但由于对小说与戏曲的开创性研究，尤为中国学者所瞩目。该书分上下两篇，共六章，并缀附录两篇。

篇章目次如下：上篇

第一章音韵第二章文体第三章诗式

第四章乐府及填词下篇

第五章戏曲第六章小说

附录论明之小说“三言”及其他宋明通俗小说流传表® 由以上篇章设置不难看出，该书除第一章从分析汉语之特性入手，为后文探讨韵文及诗歌提供理论依据外，其余五章均各自以文类为中心展开论述，各章之间呈现出平行的结构方式。盐谷氏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说、戏曲独立成篇，使之与诗文相并列，意在突出小说与戏曲的地位。而且，统计表明:下篇两章占据该书正文（除附录外）的66%，其中小说独占35%，如果加上同样涉及小说的附录，讨论小说的总篇幅则占据全书的近50%。在综论各文类的著作中，研究者对于某一文类的价值判断，既体现在若干具体论断之中，亦通过其著作留给该文类的论述空间得以彰显。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盐谷温有意将小说、戏曲与诗文相并列，并着力扩充其篇幅，用意即在于此。作者在该书《原序》中称：“及元明以降，戏曲小说勃兴，对于国民文学产生了不朽的杰作”@。这在今天已成为学界之共识，但在当时则实属新见。⑨盐谷氏之前，日本学术界关注小说者不乏其人，然而在自家综论各文类的著作中，或仍以小说为诗文之附属，或仍将主要篇幅用于分析诗文，留给小说的论述空间颇为有限。以全书近半数篇幅讨论小说，《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尚属首创。盐谷温对于戏曲小说，尤其是后者的重视，恰与彼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风气相契合。自晚清以降，对于小说文类的关注日渐成为文人学者之共识，这由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身发展的现实困境所决定，而关注小说的眼光、思路及方法却主要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不仅晚清梁启超倡导之“小说界革命”，其基本理念及术语多借自明治新政；“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以一系列“章回小说考证”，奠定中国小说史学之根基，亦得到日本汉学家的大力协助，尤其在资料搜集上受益良多®。两代学人借助来自东瀛的“他山之石”，逐步建立起中国小说史学的学术规模和理论体系。可见，《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受到中国学者的推崇，概源于盐谷氏对于小说的侧重。在该书三种中文节译本中，有两种节译其小说一章。特别是最早出现的郭希汾节译本，直接冠名为《中国小说史略》。由于该译本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正式出版之前面世，且书名相同（郭译本未注明“节译”及盐谷原书名），也为指责鲁迅“抄袭”者提供了依据和口实。郭希汾截取盐谷氏著作中概论小说之章节，作为小说史加以译介，且冠以“小说史略”的名称，基于自家对小说史这一研究思路和著述体式的理解，却误解了原著的写作策略。盐谷温在该书《原序》中云：

“中国文学史是纵地讲述文学底发达变迁，中国文学概论是横地说明文学底性质种类的。®”

盐谷氏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命名为“概论”，而非“史”，各章以文类为中心，与文学史有横向与纵向之别。该书全译本的译者孙【亻良】工对此亦有认识，在译者自序中称：

“又关于中国文学底研究的著述照现在的情形看来，恰与内田先生（引者按：即该书新序作者内田泉之助）所说日本数年前的情形同病，纵的文学史一类的书近年来虽出版了好几部，但求如盐谷先生这种有系统的横的说明中国文学底性质和种类的著作实未曾见。®”

鲁迅本人对于“文学概论”和“文学史”，也做出过明确区分。在致曹靖华信中，曾向曹氏推荐若干种中国文学研究著作：

“中国文学概论还是日本盐谷温作的《中国文学讲话》清楚些，中国有译本。至于史，则我以为可看

（一）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二）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出四本，未完），（三）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共三本），（四）王国维：《宋元词曲史》，（五）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将盐谷氏与自家著作分别归类。可见，“概论”与“史”的研究思路和著述体式本不相同，郭希汾以盐谷氏之“概论”为“史”，将二者相混淆，实源于中国小说史学建立之初，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理解的纷纭与混乱。即便依郭氏所见，将《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专章视为小说史，其“小说史”意识与鲁迅相比亦大相径庭。

盐谷氏著作第六章《小说》之细目如下：第一节神话传说第二节两汉六朝小说一汉代小说二六朝小说

第三节唐代小说一别传二剑侠三艳情四神怪

第四节诨词小说一诨词小说底起原

二四大奇书

三红楼梦® 表面上看，这一章节设计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无明显分别。鲁迅著作凡二十八篇，各篇依朝代为序，在朝代之下设计类型，连缀以为史。如此看来，无论是指责鲁迅“抄袭”，还是认定其以盐谷氏之著作为“蓝本”，均证据确凿，不容申辩。然而，在章节设计相近的背后，小说史意识的差异才是比较两部著作的关键。盐谷温的著作，依朝代分期，力图依次展现每一时期中国小说的格局和面貌，但真正得到展现的是朝代的递进，对于小说的论述，各时期之间仍采取并列方式。尽管各部分在分析具体文本时精彩之见迭出，但对于小说文类自身的演变却关注不够。可见，《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小说部分是依照朝代顺序论列小说，“小说史”的意味其实并不突出。这并不是盐谷温的眼光或学养不足造成的，而源于该书著述体式的制约。“概论”的基本思路是横向地呈现各文类之特征，也就无须对其发展递变做纵向的考察。在中国小说史学建立之初，以朝代为线索撰史者不乏其例，这些研究者与盐谷温的区别在于，后者对自家著作之“概论”特征颇为自觉，明确将其与“小说史”相区隔，前者则径以为“史”，忽视了两者在学术思路与著述体式上的差异。鲁迅本人对于这类依朝代分期之小说史，也颇有异议。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订正本《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为之补撰《题记》云:“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浮泛之论也。”⑩其中并未明示“论者”一词之所指。据《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之译者增田涉回忆，《题记》付印时鲁迅曾作出修改：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他的《小说史略》订正版的《题记》里，有这样的话：‘„„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浅之论也。’这题记的底稿是给了我的，现在还在手边，原文稍有不同，在‘中国尝有论者‘的地方，明显地写作‘郑振铎教授’。可是，付印的时候，郑振铎教授知道点了他的名字，要求不要点出，因此，校正的时候，改作‘尝有论者’了。乍一看来，好像他对郑振铎的说法有同感，我问他为什么郑不愿意提出他的名字呢？他给我说明了：‘始非肤泛之（浅薄之）论’，实际上正是‘浅薄之论’，所以郑本人讨厌。®”

可见，鲁迅对于“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评价不高，在自家之《中国小说史略》中，朝代只是作为小说变迁的历史背景。鲁迅的小说史意识表现为：以小说发展的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小说类型的递变为线索，用类型概括一个时期小说发展的格局与面貌。上述思路有助于展现小说文类自身的发展变迁，从而保证了小说史作为文学研究与著述体式的自律性与自为性。®在鲁迅看来，依朝代这一历史存在为小说史分期，无疑是以外在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标准，忽视了小说的文学性；而径取朝代为线索，在做法上也略显取巧。这是鲁迅与郑振铎及盐谷温等人在“小说史意识”上的重大区别。综上可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都以朝代为经，确实给人以雷同乃至因袭之感，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论述体例的相近，背后的学术思路却大为不同。诚如鲁迅在《不是信》中所言：自家著作中的朝代更迭只是“以中国史实为‘蓝本’”，作为背景存在，而不是小说史的线索。以所谓“篮本”为依据，指斥鲁迅“抄袭”盐谷温，是对其“小说史意识”缺乏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了解所致。

前引鲁迅《不是信》中对于“抄袭”说的答辩，其中也坦承《中国小说史略》二十八篇中的第二篇，即《神话与传说》是根据盐谷氏著作之大意而成。这也成为“抄袭”说的主要依据。鲁迅论及神话传说时，对于盐谷温确有不少借鉴之处，但是否能够就此认定“抄袭”，尚须辨析。现代汉语中所谓神话及神话学的概念，均译自日本，时在20世纪初。@彼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最初接触神话及神话学，也是通过日文材料。在作于日本的《破恶声论》（未完稿）中，鲁迅阐述了神话的文化价值，将其视为文学与思想的起源。1920年受聘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并撰写讲义时，以神话为小说之起源，这一思路就与其在留日期间接触神话学不无关联。鲁迅的神话学知识主要习自日本，加之当时中国的神话学尚处于初创阶段，缺乏可供参考的本国学术成果，借鉴日本学人的研究，也有其不得已处。在最初的油印本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中，《神话与传说》一篇的主要观点均来自盐谷温的著作，但油印本纯作讲义，没有作为个人著作公开出版，吸收前沿成果用于教学，无涉“抄袭”。1923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刊行《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上卷时，有关神话一篇的内容则大为改观，不仅材料较之油印本增补甚多，次序和观点也有相当大的调整和修正。仍保留盐谷温对于中国神话散失之原因的两点解释，但以“论者谓有二故”领述之，不敢掠为己见（最初的油印本讲义也作如是处理），并补充自家的一则论断于后，且辅以多则史料证之。可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之影响属实，但决非一味沿袭，全无自家之创见。盐谷氏对于鲁迅最大的启发，是一部中国小说史从神话讲起、视神话为小说之起源这一学术思路。所谓“抄袭”说，未免过甚其辞。而且，鲁迅从1909年起即开始搜集唐前小说佚文，最终汇成《古小说钩沉》稿本十册，成为后来撰写小说史的重要资料。鲁迅的小说史辑佚工作，早于盐谷氏著作之刊行，《不是信》中自陈“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并非虚言。

以上通过对两部著作之学术思路的辨析，试图为批驳“抄袭”说提供若干“内证”。”抄袭’说之不可信，除“内证”外，还有过硬的“外证”可为凭据，即鲁迅与盐谷温的学术交往。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研究的贡献，除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充分肯定小说的价值与地位外，在作品和资料发掘上的成绩也甚为可观。在中国本土久已失传的元刊全相评话及明话本集“三言”就是由盐谷氏率先发现，并传回国内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订正本）题记中对此大加褒奖：“盟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评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在自家的小说史著述中，鲁迅多次引用盐谷氏的研究成果。盐谷温对于鲁迅的学术成就也颇为推重，每当发现小说和戏曲的新材料，即寄赠鲁迅。二人互通书信，互赠书籍。这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兹不一一举证。鲁迅亲笔题字送给盐谷温的《中国小说史略》保存至今。®1928年2月23日，两人在上海会面，盐谷温赠鲁迅《三国志平话》、杂剧《西游记》，并转交辛岛骁®所赠旧刻小说、词曲影片七十四页，鲁迅回赠以《唐宋传奇集》。®从鲁迅与盐谷温的学术交往不难看出，两人在小说史研究上始终互相支持，互相推重。如果真有所谓“抄袭”，鲁迅恐怕不会如此坦然地面对盐谷，盐谷氏不断向鲁迅寄赠书籍资料，亦难免不辨是非之讥，无异于“开门揖盗”了。

余论：“寂寞的运命” 1935年6月，《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出版，鲁迅为之作序云：“这一本书，不消说，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在自家著作问世后的十余年间，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曾得到各种各样的赞扬与诟病，但大抵是褒多于贬，鲁迅之于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创地位和学术贡献，得到了公认。然而在鲁迅看来，《中国小说史略》的命运是寂寞的，在纷繁的赞扬与责难声中，自家的学术理念并未获得准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寂寞”一语，充满了“滩得知己”的悲凉之感。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小说史研究，尽管鲁迅与胡适的学术成就难分高下，但以后者为代表”实证派”研究实居于主流地位。胡适等人对于古典小说的考证，将小说这一边缘性文类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以治经史的态度和方法从事小说研究，从根本上提升了其文化地位，并因此创建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为后学开无数法门。胡适的小说史研究，在奠定中国小说史学的研究格局的同时，也形成了一座不易超越的理论高峰，更因后世学人的推重与承继，自成一派。然而，学术高峰在彰显其优长的同时，往往也暴露出内在的困境与矛盾。在“整理国故”的前提下，胡适之于小说，着力关注“牡会史料”价值，而相对忽视其作为文学文类的审美特质。“胡适关注的始终是‘文本’产生的历史，而不是‘文本’自身”。@即便偶有所及，由于“历史癖”与“考据癖”，也使其论断往往“别具幽怀”。胡适评判小说的艺术价值时，对于写实笔法最为关注，也最为欣赏，在文学阅读趣味背后透射出史家的心态和视野。胡适等人对于审美批评的相对忽视，逐渐强化了小说史研究的史学归属，并最终导致文学研究自身的“失语”。®这恰恰是鲁迅和胡适在小说史研究上的主要分歧所在。在与台静农的通信中，鲁迅对胡适一派的研究作出如下评判： “郑君（引者按：指郑振铎）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但此书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已嘱书店寄上一册，至希察收。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

可见，鲁迅难以认同胡适、郑振铎等人“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的治学方法，而特别关注研究者的“史识”，力图通过对“史识”的强调，使小说史研究从史学笼罩下挣脱出来，恢复小说作为文学文类的独立性。“史识”是鲁迅判断文学史著作成就高下的首要标准。基于这一标准，鲁迅对同时代学人的文学史著作评价极严。®与通信之中显示出的治学理念相比，鲁迅发言时的立场和心态也格外值得关注。该信写于1932年，鲁迅时已远离学院，寓于上海从事自由撰述，“孑然于学林之外”恰恰是鲁迅当时处境的真实反映。身处学界边缘，以局外人的姿态立论，既造成与学院中人难以弥合的疏离感，又因此获得隔岸观火的绝佳位置，得以洞彻学院派研究的种种缺失。®而反观自家小说史研究的命运——《中国小说史略》或以“长于考证”而得赞扬，或因“不善考证”而被疑“粆袭”，在种种赞赏与非议中，其“史识”却始终未获关注。在鲁迅看来，同时代学者的文学史与小说史研究，于史料上勤于用力者不乏其人，而能够在史料中凸显“史识”者却寥若晨星。在学术研究上缺乏真正的同道，使鲁迅萌生“寂寞”之感。而远离学院又使他“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最终未能完成，“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也随之失去了言说的契机，则更增添了鲁迅的“寂寞”。

注释：

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1923年12月初版，《序言》第I页。

②黄霖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指出“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前出现的小说史著作尚无严谨的体例与科学的指导思想，显得较为稚嫩”，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页。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亦认为《中国小说史略》“发前人未发之覆，于‘自来无史’的空白中进行首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03页。

③参看郭延礼《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洋<国文学史>的撰写》，载2001年9月19日《中华读书报》。

④初为光绪三十年（1904）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中国文学史课程讲义，宣统二年（1910）武林谋新室出版，是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

⑤系作者任教于东吴大学时所编之教材，国学扶轮社印行，约1905年前后出版。⑥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年发表于《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号，署名“天僇生”。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0年6月初版。

⑦该书据盐谷温1917年夏在东京大学的演讲稿改写而成，于1918年12月完稿，1919年5月由大日本雄辩会出版。《中国文学概论讲话》虽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但对中国的影响却超越了此前及同时代的文学史著作。

⑧郭希汾节译该书小说部分，题名《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5月初版。后有陈彬龢节译本，题名《中国文学概论》，北平朴社1926年3月初版；君左节译本，题名《中国小说概论》，载《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6月版；孙【亻良】工全译本，题名《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初版。

⑨《中国小说史略》的成书过程及其版本流变，参看荣太之《<中国小说史略>版本浅谈》，载《山东师院学报》(社科版）1979年第3期；吕福堂《<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变》，见唐强等著《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杨燕丽《<中国小说史略〉的生成与流变》，载《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第9期；（日）中岛长文《“悲”——〈中国小説史略>》，见中岛长文译注《中国小説史略》附录，东京平凡社1997年版。

_《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229-230页。该文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8曰《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署名“鲁迅”。

©鲁迅《学界的三魂》附记，载1926年2月1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当作“侯”，原文如此。

®陈源《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之九《西滢致志摩》，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署名“西滢”。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451页。

®陈源所谓“抄袭”说来自传言，鲁迅对此亦有所觉察，在《不是信》中说：“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华盖集续编不是信》）不过从语气上看，鲁迅的上述看法也是出于推测，对于传言的始作俑者既不知其名，也无意追究。

©胡适《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参看朱正《小人张风举》，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2期。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4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839页。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从顾潮的这段回忆看，当时“持袭”说者，亦不止顾颉刚一人。

©《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页。

@在1927年3月I日的日记中，顾颉刚总结受鲁迅 “排挤”的原因数端，其中“揭出《小说史略》之剿袭盐谷氏书”位列榜首。见《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第22页。

®现有探讨鲁迅与顾颉刚结怨之起因的论著，绝人多数均强调其复杂性，而不以顾氏散布“抄袭”之论作为结怨的直接动因。参看赵冰波《鲁迅与顾颉刚交恶之我见》，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徐文海《从<南下的坎坷>看顾颉刚和鲁迅的矛盾冲突》，载《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卢毅《鲁迅与顾颉刚不睦原因新探》，载《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明确“抄袭”事件作为结怨的主要原因的是包红英、徐文海《鲁迅与顾颉刚》，但该文所据仍是刘文典的演讲及顾潮的著作，前者无实据可考，后者则出于《顾颉刚日记》的一面之词，均非确证；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文则指出：“顾颉刚或为传言者之一。至于鲁迅是否知道顾颉刚的态度，则无明确证据，鲁迅本人关于此事的言论，始终未提及顾的名字。”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

©与陈源指斥“粆袭”源自途说不同，顾颉刚本人对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并不陌生。陈彬龢的节译本《中国文学概论》就是在顾氏的帮助下，由其主持的北平朴社出版。陈氏之妻汤彬华在节译本序言中记述了该书由翻译到出版的过程。见（日）盐谷温著、陈彬龢译《中国文学概论》，北平朴社1929年12月再版，《序言》第1页。《顾颉刚日记》1925年7月23日亦有“审核彬龢《中国文学概论》”的记载，见《顾颉刚曰记》第一卷(1913-192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644页。

©持相同立场的不止顾颉刚一人。小说史家谭正璧在其《<中国小说发达史〉自序》中亦指出：“周著（引者按: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虽亦蓝本盐谷温所作，然取材专精，颇多创建，以著者为国内文坛之权威，故其书最为当代学者所重”。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8月初版，《自序》第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谭正璧虽然对《中国小说史略》颇有好评，但仍强调鲁迅以盐谷氏之著作为“蓝本”，且将该书之闻名学界，归因于鲁迅在当时文坛的地位，态度略显暧昧。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胜利出版公司1942年版，第118、119页。

⑪同上书，第100页。该书在讨论甲骨文、金文、古器物学和专门史的有关章节中亦多次对郭氏进行专门论述，见第61、106、109-111页。

@同上书，第87页。顾颉刚与傅斯年于中山大学由合作到交恶，时在1928年顷。顾氏曾在与胡适信中谈及此事，在自家日记中亦有所记载。参看《顾颉刚致胡适（1929年8月20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33-534页；顾颉刚1928年4月30日日记，见《顾颉刚日记》第二卷(1927-1932），第159-160页。

⑭胡适在《湖适文存>序例》中称：“我的唯一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和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例》第1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对此有深入考察，可参看。见（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202页。

©1923年，胡适在阅读北大第一院新潮社初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后，曾致信鲁迅，指出该书“论断太少”。此信今不存，但由鲁迅复信中“论断太少，诚如所言”一语可知。（《新发现的鲁迅书简一鲁迅致胡适》，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12期。）鲁迅复信中语，恐属谦辞。《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初版之学术论断，未必“太少”，只是若干论断在胡适看来，不属于“学术”范畴而己。胡适所谓“论断太少”，可见其对于《中国小说史略》学术价值的基本判断。

©除前引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中的论断外，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亦称《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不止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见阿英《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该文最初发表于1936年11月25曰《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署名张若英。

©顾颉刚本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与胡适过从甚密，且其《古史辨》曾得陈源褒奖，因此被鲁迅视为“陈源之流”，对其全无好感。参看鲁迅《两地书四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35页。©顾颉刚在致胡适信中说：“广州气象极好，各机关中的职员认真办事，非常可爱。使厦门大学国学院亦能如此，我便不至如此负谤。现在竭力骂我的几个人都是最不做工作的，所以与其说是胡适之派与鲁迅派的倾轧（这是见诸报纸的），不如说是工作派和不工作派的倾轧。”《顾颉刚致胡适（1927年4月28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第430页。

©参看鲁迅《两地书四八》。

@早在赴厦门大学任教之前，顾颉刚对于学者与文人的身份己有明确区分，并以学者自命，不愿与文人为伍。在1923年8月6日的曰记中，即有如下记载：“日来觉得凡是文学家都是最不负责任而喜出主张的人，非我所能友。”见《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第383-384页.©顾颉刚1927年3月1日日记，见《顾颉刚曰记》第二卷(1927-1932），第22页。©《顾颉刚致胡适（1929年8月20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34-535页。

@参看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见《陈平原小说史论集》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页。

®这里依据孙【亻良】工全译本的目次。（日）盐谷温著、孙【亻良】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6月版，目次第13-18页。

©上书，《原序》第5页。

©日本学者内田泉之助为《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作序，对其学术价值评判如下：“盐谷博士生于汉学世家，夙在大学专攻中国文学，深究其蕴奥。尝游学西欧及禹域，归朝之后发表其研究之一端而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一书。在当时的学界叙述文学底发达变迁的文学史出版的虽不少，然说明中国文学底种类与特质的这种的述作还未曾得见，因此举世推称，尤其是其论到戏曲小说，多前人未到之境，筚路蓝缕，负担者开拓之功盖不少。”上书，《内田新序》第7页。

@胡适在考证《水浒传》时，在资料搜集和版本考订上多次就教于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其间书信往还，受益良多。参看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05-823页。

©（日）盐谷温著、孙【亻良】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原序》第5页。®上书，《译者自序》第10页》 @《331220 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299页。©（日）盐谷温著、孙【亻良】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目次第18-20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订正本），北新书局1931年9月版，《题记》第3页。©（曰）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三十三鲁迅文章的“言外意”》，见钟敬文著/ 译、王得后编《寻找鲁迅鲁迅印象》，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344页。

©韦勒克、沃伦批评那种“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的文学史不是“史”，”大多数文学史是依据政治变化进行分期的。这样，文学就认为是完全由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社会革命所决定。”“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或甚至是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或摹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见（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修订版）第十九章《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2-303、315、317-318页。

©《日记十七》，《鲁迅全集》第14卷，第703页。©《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348页。©陈平原《现代中国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64页。©参看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见《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中国的文化与史学》，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87页。

文章来源：《鲁迅研究月刊作品与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4-19》文稿整理人：王法道（云南富源县委党校）

整理说明：部分注释项代码未详加整理；缘于个人目的，重在文章内容。

第二篇：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鲁迅小说导读

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

——鲁迅小说导读

鲁迅在30年代谈及自己为什么做小说时，说那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正是从这样的启蒙主义的文学观出发，鲁迅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鲁迅在表现他的小说主人公时，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那就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苦”。《药》写了华老栓一家的精神愚味；《祝福》写了祥林嫂对地狱的恐怖；《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与危机。

由于鲁迅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在性，揭示了人们内心的灵魂。《孔已已》中孔已已对“窃书”的振振有词的辩解，对屡试不中的羞愧难当的支语。这都刻画了主人公被科举功名毒害的心灵。《阿Q正传》、《肥皂》以精神分析法写出阿Q、四铭的潜意识和性心理，揭示了假道学的灵魂深处。《祝福》中祥林嫂失去儿子后，见人就说“我真傻„„”，这写出了祥林嫂心灵的伤痕。鲁迅的小说实际上是对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

鲁迅小说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在这里，鲁迅写了人们的反应：“这故事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地评论着。”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却通过“看（听）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这些乡村老女人们正是在“鉴赏”他人的痛苦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泪），并从中得满足（自我崇高化），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至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鲁迅博采西方小说艺术之长，以新颖别致的艺术形式和鲜明的现代特色，实现了中国小说艺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根本变革，创建了20世纪小说的民族新形式的格局。在谋篇结构上学习和借鉴西方小说体式灵活多变的长处，摆脱中国传统小说惯用的单线纵向结构方式的束缚。《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十三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祝福》不依先头后尾的旧规，采用倒叙的结构方式。《示众》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作者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以鸟瞰式的结构方式，把众多看客的冷漠、麻木与无聊，展现在读者眼前。

由于鲁迅能独立地按照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和自己的艺术个性去进行灵活的艺术熔裁，小说的体式不断有新创造。加上他又深得传统小说精髓，常用古代小说的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人物，语言简洁、凝炼、含蓄、准确，蕴含着传统文言小说所特有的韵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

第一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文字版)

第二篇：中国现代小说开端与成熟的标志——鲁迅小说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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