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蒋中正演讲稿

第一篇：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蒋中正演讲稿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蒋中正演讲稿

陪都－国都内迁 2009-03-25 10:00:42 阅读23 评论0字号：大中小

国府迁都南京后之内忧与外患——蒋中正演讲稿

本文是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的一片演讲稿！

北伐的任务，从忧患危亡，困顿颠沛之中，初步完成。国民政府从此以为可以由破坏而进于建设，更期以国家统一的力量，树立民族解放的基础。在国民革命军收复平津的时候，中正曾以八事自矢，并祭告国父灵前。其最后两事，尤所以寄衷心的愿望。

其一，关于战后的建设，说道：「破坏之后，亟待建设。我总理遗着之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对于程序节目，早有显明之规定，祇须全体同志笃信力行，即不难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以竟国民革命之全功。值此军政告终之时，若不以实际政治之设施，表示革命建国之力量，则武装同志奋斗而得之成绩，将因人心失望而不易保持。」

其二，关于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说道：「溯自我总理和平救国之主张，格于军阀官僚之顽梗而不克实现，本党欲铲除障碍，不得已而用兵。惟当转战之际，目击战区同胞之痛苦，以及前线将士牺牲之重大，常觉革命成功之后，应有根绝内战之图。诚以国家兵力，当为捍卫民族利益而用，国内战争实为无上之耻辱。此次北伐，动员数逾百万，转战岂止千里，残破者均中国之领土，死伤者皆中国之同胞，痛定思痛，祇有哀矜。自今以往，宜使全国皆知内战为可耻，而注全力于国防，明耻教战，惟以自卫，卧薪尝胆，以求贯彻 总理民族独立自由之遗训。」嗣后，国民政府虽在艰危困厄之中，而始终一贯的本?这个原定方针，着着进行。到了今日，我们中国还能对敌寇作如此长期的斗争，这个力量仍旧是由于这种革命建设的精神所产生的。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准则。至于宪政时期的开始，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借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纷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辛亥革命以后，国民不知建设的革命为必需，惟致力于约法的条文与政制的形式，致启军阀窃国的阴谋，并授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隙，以伸张其侵略。前车之鉴，至此遂无人记忆，且亦不为身亲痛苦之同志所记忆，诚可痛心。

实业计划为中国物质建设的宝典。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在事实上，则因帝国主义者的干涉与反革命势力的妨碍，使经济建设不能如期的推进，而在理论上，则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潮，平分了当时经济学界。共产主义者，致力于其所谓「土地革」与「农民革命」，军行所至，赤地千里，以破坏我国和平的农村。他们对于民族的工业，毫无爱护的心理，惟以憎恨与斗争之说，灌输于社会和青年之中，以阻碍生产的进步。于是资本逃入租界，以助成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其影响更大而更深。自由主义者则忽视中国久处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地位，亦不思世界经济自第一次大战以后，已从自由竞争进于独占集中的趋势。他们仍本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说，以应用于面对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潮流的中国，而自诩以为新颖。故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精神，遂以闇然不彰。国民政府在这个时期，亦坦白承认其所有建设的计划，并未能举预期的成效。亦可以说建设的革命工作，并未着手，而且亦无从着手。要知道济南五三事件以后，日寇「大陆政策」的野心，昭然若揭，日寇武装侵我的行动，随时可至。我们中国再没有从容建设的可能，更没有实现主义完成革命的机会。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以社会交通经济等各种建设工作的方式，来掩护他军事抵抗侵略的准备。故在此十年之中，国民政府在忍气吞声，战栗危惧，朝不保夕的险恶环境之下，犹能促进国民经济，使消费品进口逐渐减低，而机械工具进口逐渐增加，足以考见国内农工矿业进步的事实。而最显著的成绩，尤在交通与财政政策。以交通而论，由清末至民国十六年凡四十八年间，共筑铁路八千三百公里，而民国十七年后十年之内，增筑铁路至七千三百公里，尤其是公路建筑竟达十万公里以上。电讯的建设亦有成绩，而以全国电话网的敷布，在三万三千公里以上，最为显著。以财政而论，则裁厘金，平税率，修改海关税则，整理内外公债〔第60页〕。于货币，则废两改元，尤以统一币制，实行法币政策，奠定了国家统一与独立的基础。我们今日抗战，使军事与经济犹能立于不败之地者，实赖于此。

国父有十年国防计划的著作，毁于陈炯明叛乱之中，如今只存目录。然国父的意旨，在军事方面，具见于创设军校的训词之中；在经济方面，具见于实业计划之中；在心理方面，具见于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之中。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后，力求所以达其和平统一与国防安全的目的；且深知国家的外患与内乱相乘，统一与独立亦相因，故始终不为彼以外交的难关而为内争的口实者之各种的批评与攻讦所动；卒使军事的准备略具根柢，乃能发动全面的长期抗战。

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国民革命失败，即是他们的成功；如果国民革命成功，则帝国主义者势力即将永绝于中国的境内。在此一阶段之中，国民政府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相因互乘，明争暗算，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而侵略者的各种势力，彼此之间，复在我领土上面，钩心斗角，埤阖纵横，或强迫，或阴韧，极尽其光怪陆离的奇观。为祸之烈，可以说是百年以来所未有。若果国民政府当时处理稍一不慎，或方针略一动摇，则辛亥以后革命失败封建势力横行的历史，势必重演。其中以思想混乱，是非颠倒，最足寒心。大家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百年来一致的要求，为雪耻图强；而雪耻图强的方法，以国民革命最为彻底，亦最为正确，已为事实所明证。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借革命的美名，诋毁国民革命为过渡的、改良的、不彻底的方法，而加以反对，予以阻挠。大家也知道：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三十年来的一致要求为统一，而统一的方法亦以国民革命最为和平，亦最为合理。然而在此时期，竟有假「民主」的口号，掩护其封建与割据，以「自由」的口号，装饰其反动与****，而以「专制」「独裁」种种污辱与侮蔑，加于国家统一之大业，而企图使之毁灭。甚至如汉奸汪兆铭之流，假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名以污辱我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且冒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军之名，以破坏我三民主义与反叛国民革命，此尤为其十五年以来卖国叛党倒行逆施所用的一贯惯技。凡世界上所有各种的思潮，历史上所有各种的口号，皆曾为这些败类蟊贼来分化我民族国家之用，以宣传鼓吹于国民之前。国民的众志与群力，亦即相随分化，或趋于狂激，或流于颓废。因此狂激者挺而走险，颓废者消极自弃。而尤以文化与道德方面之影响为最烈。北伐成功之后，对于国民心理与社会风气的影响，至此遂为之一落千丈。而政治经济国防所受的障碍，所感的痛苦，更难罄述。然而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的十年间，对于分化我国家民族文化思想的活动，犹能以最大的努力，予以纠正。以教育而论，民国十八年，公布教育宗旨，为「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二十一年，中国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发扬民族精神，灌输民族思想，以及恢复人民之民族自信力，而达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平等之目的。」由此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趋重于民族思想的灌输，民族精神的激发，且必使学术文化能切于国计民生之用，欲一扫百年来不平等条约影响下的支离忘本、浮华无实的积习。迄于今日的抗战，国民能够如此坚忍不拔，为国牺牲，仍有赖于此十年之中，三民主义教育所树立的基础。

内乱对于革命之损害，其影响及于外交的尤为重大。自国民政府十六年定都南京之时，外交部首先宣言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已无存在的理由，国民政府当与各国另订新约。复特别声明自民国十六年九月一日起，实行关税自主，并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准备实施。然其时北伐军事受外患与内忧的阻碍，而日寇更乘机倡议，反对新税则的实施，其它各国亦纷纷援例，革命外交遂归于停顿。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之际，国民政府复作重订新约的声明。其条约满期的各国均开始谈判新约。条约尚未满期的各国，亦分别谈判，而以关税自主为中心问题。中美两国之间，「整理中美两国关系之条约」首先成立。其它各国亦先后与我国签订关税条约。惟日本帝国主义者屡加延宕，及至民国十九年，始签订中日关税协议，而于税则仍有部分的保留。

收回领事裁判权的交涉，在民国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内乱发生，各国即意存观望。国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权，皆受内乱的影响，以至于无成。二十年五月颁布的「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本定于二十一年元旦实施，以九一八事变发生，也就延宕下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消极的延宕之外，更积极的向我们中国借口挑衅，横施压力。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十年之间，列强对我们中国的民族运动，认识虽感不足，然而每当中国政治统一具有希望，国民政府着其威信之时，即能作相当的让步。惟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在中国政治的统一愈有成功，其侵华的阴谋即愈见积极。继「五三」事件之后，又有「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以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九一八」以后，又有「一二八」之役，「榆关」之役，「热河」之役，「长城」之役，「藏本」事件，「成都」事件，「北海」事件，及至「芦沟桥」事变，乃激起我们中国全面的抗战。

自「九一八」事变至全面抗战开始的时期，我们中国的外交上中心问题，是对日问题；内政上中心问题，亦在于如何始可以对日。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为科学的战争，然而中国的科学发明与工业技术，自觉幼稚，不逮日寇。现代战争为全民的战争，然而中国的封建反革命势力尚酖于内乱。国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持忍辱负重的态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的方针。在政治上，对各方迁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绝内争，一致对外。在社会上，发动新生活运动，振作国民自尊自重之民族精神。在军事上，励行保甲，训练壮丁，以期举全国皆兵之实。更在敌寇间谍横行之下，扩充军用工业，储备军事器材。中国为久居帝国主义者处处干涉重重束缚之下的次殖民地，一旦?手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其困苦如何，本不待言喻。然而此六年间，我国内真能为国民政府设想的人士，实在不多。我中枢与宋明末年的政府固自不同，而国内党争之烈，士气之浮，比之于宋末明末且有过之。其颓废的一方面，欲苟安于日寇之下，倡为不战论。其狂激的一方面，藉外交收内哄之效，倡为催战论。他们忘记了宋末的和议，曾陷民族于危亡。他们又不知道明末的催战，曾致边兵的巨创，乃至一败而不可收拾的亡国惨状。国民政府在此时期，亦不愿用口舌求谅解于各方，以自白战备于帝国主义者之前。此时国民政府所恃者，深信我整个民族，在三百年满清专制之下，保持民族意识，在一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要求雪耻图强；与渴望统一独立的四万万五千万〔第64页〕国民，到了最后关头，必能循国民革命的路线，作我们国民政府的后盾。国民政府且深信凡背逆时代潮流，破坏民族德性，妨害我全国国民所一致要求的国民革命之反革命者，终必为时代潮流所淘汰，为民族德性所不容，而国民革命的正确性，与现实性，亦终必为最后事实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