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2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演讲及有关点评
莫言演讲稿全文：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以下是演讲全文：
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移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 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 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注释】
高密东北乡 是莫言笔下的一个地名。莫言作品中，多以该地为故事发生地，如《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莫言的出生地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被认为是“高密东北乡”的原型。
莫言的母亲 名高淑娟，一直登记为管高氏，于1994年去世，莫言曾在《母亲》中回忆她“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 8 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
这一情节曾出现在莫言小说《卖白菜》中。
《牛》 是莫言发表于1998年的中篇小说，故事梗概为：“文革”时期，调皮少年罗汉辍学在家，与生产队饲养员杜大爷一起放牛。因贫困养不起更多的牛，生产队长麻叔请来了公社兽医站的老董同志为双脊、大小鲁西三头小公牛施行阉割手术。术后，罗汉、杜大爷与三头牛朝夕相处，历经煎熬，大小鲁西终于康复了。但桀骜不驯的双脊却因术中大出血、术后感染不幸死去„„
莫言 曾在2005年接受香港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提及笔名“莫言”来历，“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说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
《檀香刑》 这部小说有一个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开篇：“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不会想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手里；死得胜过一条忠于职守的老狗。”评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是对魔幻现实主义和西方现代派小说反动，更是对坊间流行的历史小说的快意叫板。
《天堂蒜薹之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建议，阅读莫言应当从1995年首次以英文出版的《天堂蒜薹之歌》开始。这本书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乡村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也曾被比作中国版的《愤怒的葡萄》。
《生死疲劳》 作品以轮回的结构，叙事天马行空，自由恣意。语言极有弹性。内容是一个发生在家乡山东高密的“六道轮回”故事。莫言曾多次提到，之所以创作这部作品，是出于对农民的一种同情，对于下层生活的关注，他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农民。
六道轮回 传说中，六道是众生轮回之道途。佛教相信，任何人若遵守五戒，可得六根整然人身。若在五戒上，再加行十善，即可生到天界。以善恶诸业为因，能招致善恶不同的果报，是为业果。众生行善则得善报，行恶则得恶报。一切众生，都会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中循环往复，这就是轮回。我们会注意到，莫言前面多次提及母亲的善意，实为中国传统中最朴素的价值观，善念护身。
内疚 莫言曾经在媒体采访中引用著名的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他说，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没有任何风险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
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我看到那些模仿贝多芬的行为，就感到可笑。
【同步点评】
叶开(莫言传记作者)：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
作为一名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下接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这些故事串联到一起就是一个道德讽喻。他以一个小说家的方式而不是一名思想家的方式，巧妙地把话题紧紧地拴在了故事上。没有故事的人是可怜的，有故事讲不出来是可怜的，没故事可讲却硬要编个虚假的故事，是可怜的。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是莫言演讲关键词，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在他不断的反思中，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
李静(文学评论家)：不谈理论 只讲故事
莫言说到母亲的言传身教，他说到他母亲的那些细节，很真挚。他是讲故事的人，所以他没有用一种说教的方式或者用一些观念，来讲他的文学创作。而是从自己的经历说起，用故事说话，让人从中看到他的善恶观，道德观，让人看到他内心非常柔软的部分，这是他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印象里，莫言本人一向如此，他的书很少涉及思想、理论，而是一直用经验说话。讲话中，能看到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回顾，我想这主要是出于西方世界可能还对他有所陌生，所以有所交待是必要的。另外，最重要的是，他用很巧妙的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回答了国内或华文世界，在一些方面对他的争议。他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作品，他最真实的想法都在自己作品里，我觉得回答得很巧，也是可以理解的。
蒋泥(作家，《大师莫言》一书作者)：故事是莫言的生命
莫言的讲演里突出了这个最为本质的东西，“讲故事”。通过讲故事，莫言建立了他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ionary realism)王国，而非magic realism（魔幻现实主义）王国。正如我在《大师莫言》里分析的，“魔幻”属于拉美，“幻觉”属于神秘的东方世界，古老的中国。在这里，诞生过神怪小说，以《聊斋志异》和《西游记》最为著名，“神怪”即“幻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同样有着“幻觉现实主义”的痕迹。“幻觉现实主义”和“神怪小说”有差异。莫言本质上是中国古老的土壤酝酿出来的。他找到自己的根，拥抱传统，拥抱大地，创出新型的艺术，开辟“幻觉现实主义”新路。
张柠(文学评论家)：莫言的故事实现文学的超越
莫言站在诺贝尔讲台上，向全世界人讲述了一个生存的和文学的故事。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自我、人生、社会、历史的理解，以及民间故事与现代小说的关系。莫言在演讲中呈现了现实经验转化为艺术经验的过程。他的故事有三个来源：一是现实的残酷经验，如童年的苦难记忆。二是超越残酷经验的爱和悲悯，如母亲的爱、东方哲学的启示。三是故乡流传的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这些要素，通过他个人的奇思异想组合在故事结构中。他的故事，既是对残酷现实生活的写照，也是超越现实的残酷性和人的局限性的通道，更是一个存在和灵魂的避难所。由此，实现了文学的超越性。这正是文学的根本价值和精神旨归。
白烨(文学评论家)：他把乡民智慧表达得很充分
莫言最初的写作目标非常朴素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求得温饱，而不是文以载道，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是平民的代言人，长于乡土，始终有平民意识和姿态，他在演讲中提到“说书人”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说他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而他归根到蒲松龄。莫言经常强调自己是乡下人，是农民的儿子，作品中特别讲了成长和土地的关系，母亲和土地可视为同一个意向。他把被文明改造过的乡民智慧表达得非常充分，有乡土性，又有很高的文明程度智慧和幽默。
他的作品突出对人性的挖掘。很多中国作家的对人性的挖掘审视，更侧重伦理，社会秩序，社会组织结构，人性部分凸现不出来，而莫言是这些都具备，人性的东西更突出。
许金龙(社科院外文所学者)：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
大江健三郎是在学校上的大学，而莫言是在民间上的大学。他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他的母亲和民间传说，他通过母亲来获得这种启蒙。他的母亲代表着当地的边缘文化，这种边缘是相对于主流文化和中原文化，相对于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而言。所以他始终有一个冷静观察的视角，能跳出来审视这种文化。
在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大地之子的传说，莫言的母亲是大地，只要他站在大地上，任何人和神都伤害不了他。他离开不了高密的热土，离开了就不是莫言了。他最好的作品都是反映高密的乡土人情。他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只是技巧性的东西，不构成他的血肉和基因。文学像大河，外来文化能让他漫出一点河堤，但主流始终是由高密当地文化、地理、历史和民间传说所造就的。
[南方都市报社论]莫言讲故事：诉说个体经验与公共记 苦难，人性，理解，宽容，这是莫言昨天演讲的关键词。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将他的演讲标题定为《讲故事的人》。演讲中，莫言再现了自己“讲故事人”的身份，他讲述自己儿时的经历，回忆特殊年代的苦难记忆，还原一代人的生活经验。从苦难年代走出来的他，和我们一同分享了他母亲的教诲，坦诚地表达对那段岁月及其人的忏悔。
莫言演讲之前，网上出现许多关于他演讲的主题及内容的猜想，有人想到了莫言所推崇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以及他那篇具有浓郁日本文学和美学审美传统的《我在美丽的日本》。莫言和川端康成是不同时代的人，这决定了他们将讲述不同的作家故事。在接受采访时莫言提到，“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我个人的，不是颁给国家的。”似乎意味着他将以一定的方式确定他的演讲姿态写作者将摆脱个人荣誉所承载的时代重负，亦将厘清个人与国家、文学成就与国家进步的模糊关系。与此同时，针对自己的关注、争议以及解读，莫言显然并非视而不见，这似乎也暗示了，他的演讲根据个人的体验与领悟，还原一个讲故事的人的心路历程之余，提示写作者的局限性，将在所难免。
20多年的农村生活决定了他的文学之路。莫言提到儿时“用耳朵阅读”的经历，尤其是自己与蒲松龄的“相遇”，然而，有着“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的莫言，告诉我们，他的文学素养主要来自“高密东北乡”，那里的自然环境，他的家族历史，这些安身立命的场所所构建的现实感，才是他文学的源泉。由此不难理解，莫言在演讲初始，便饱含深情地怀念自己的母亲，“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这是他的文学品质，也是他的文学寄托。
在后来的演讲中，尽管莫言提及，“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但是，与其说这是将个人成就归结于时代的恩赐，不如说是在感叹历史的改错归正和自我成全。当莫言连篇累牍诉说儿时的遭遇，他不仅是在还原个人的记忆，也是在回味无数人乃至整个国家所经历的切肤之痛。这个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中成长的中国作家，他的优势与他的文学生命力，在于依傍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他曾经面对的大千世界，遭遇的悲欢离合，是其写作的重要动力。
这是作家的写作动力，也是他生活的重要根基。它们绝不只是用于文学领域现实主义式“还原生活”，还是一种对待历史与苦难的诚实姿态。莫言的作品没有对真相穷追不舍，甚至也鲜有表现弱者的抗争，那些残酷的经历只是指引他发现那些“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并由此带来个体的自我忏悔与对他者的宽容。这是他对特殊时代、对人性的感受，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说书人的生活方式。
当莫言在瑞典诉说一段具有中国特色背景的记忆时，他所带来的陌生感是普遍的，以至国内的网民都担忧外国听众难以产生共鸣。事实上，听众的隔膜不仅是个体的感触，也是当下中国的一个时代印记。生命曾历经的沉沦，由彩色转向灰白，继而被无数人遗忘。因为忘 11 却，今天作家的诉说才显得如此陌生，今天莫言刺激我们回味苦难，带领我们拷问生命的价值。
作家加缪说，“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烙下人的印记。”唯有通过记录与言说，让人走进历史，还原苦难，才能让过去免于遗忘。莫言的演说呈现了一代人经受的考验，它让我们想起一段历史，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赠与我们的文学之外的礼物，让我们跟随他的记忆，去聆听和体会母亲的诉说。
第二篇：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其作品将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通过融合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了一个复杂性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世界，同时从中国古代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一个起点，”瑞典文学院表示。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评委会称他“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诺贝尔奖评委会指出，虽然莫言的社会批判使他在国内被视为最优秀的当代作家之一，但他发表过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
莫言的作品取材于他年轻时的经历，故事背景往往是他出生的那个省。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中国作家莫言11日因其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中国当代生活融为一体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为800万克朗（约合120万美元）。莫言在山东高密县长大，父母是农民，作品场景主要设置在中国。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说：“他的写作方式是如此独特。只要你阅读半页莫言的作品，你就能马上意识到这是出自他的手笔。”
《红高梁家族》是莫言在西方最有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还包括《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中国作家莫言今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多少有点出入意料，因为评委会近年一直青睐欧洲作家。
莫言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他原名管谟业，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选择了这个笔名。莫言本性话多，他说，这个笔名的意思是“别说话”，旨在提醒自己保持沉默以免惹麻烦。
他的突破来自1987年发表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跟他的许多小说一样，《红高梁家族》的背景是一个小村庄，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朴实的爱情故事和农民的抗争。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在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它提升了莫言的知名度。
莫言描写发自肺腑的快乐和存在主义的困窘，笔下的人物往往鲜活生动、夸夸其谈。他早期的作品坚持直白的叙述结构，以生动的描写和粗俗的幽默见长，后来变得更勇于尝试变换讲述者身份和采用天马行空般的叙事风格，常常被称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过去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有四次授予了欧洲作家。
淡然面对意外殊荣
【法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作家莫言11日说，他很高兴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表示会“继续努力”创作。
中新社援引莫言的话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他说：“接下来我还是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大家。”
【德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11日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
半官方的中新社援引莫言的话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 莫言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至于是否前去瑞典领奖，我会等待诺贝尔奖组委会的通知和安排。”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今天说，文学院在宣布获奖者之前联系了莫言。
“他表示非常高兴，简直受宠若惊，”恩隆德说。
【法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得到国家认可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官员说，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授予作家莫言对中国文学界而言可喜可贺，该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此事对中国文学界而言可喜可贺。
【德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中国国家媒体日称赞莫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公民。中国央视插播了莫言获奖的消息，其他媒体则援引莫言的话说，莫言在接到瑞典文学院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时感到“受宠若惊”。
在武汉大学的一位作家和批评家对德新社记者说，莫言的成就是“中国作家的骄傲”。
【中央社北京10月11日电】中国大陆作家莫言今天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大陆网友在新浪微博反应热烈，直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日前传出莫言有可能获奖的消息时，不少中国大陆舆论认为是炒作。不过，得主今晚揭晓后，新浪微博马上掀起热烈讨论，莫言获奖的讯息被转发超过300万次。莫言获奖前，他的二哥管先生曾被问到对自己的弟弟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感想。管先生表示：“高梁地里出来的文章，都是平常东西，有啥可说的？”莫言的父亲今年已90多岁，他对相同的问题则回答，莫言“不可能得奖”。艺术风格备受肯定
【法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莫言作为过去50年里重要的中国作家之一，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令人渴望奖项的首位中国公民。这位作家在国外最知名的作品或许是198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梁家族》。该小说描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滋扰中国东部农村地区的残忍暴行。而他正是在当地长大的，后来，中国第一流的导演张艺谋将上述故事改拍成了一部备受好评的电影。
莫言的写作风格被比作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他写出了其他广受称赞的作品，其中包括《丰乳肥臀》、《酒国》和《生死疲劳》等。
此外，他还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基本上都避免谈及当代问题，而是对20世纪喧嚣的中国进行了回顾。其中通常会谈及政治问题，揭示黑暗现象，也充满了幽默感。
他的不同作品所涉及的背景包括推翻中国最后—代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日本充满兽性的战争入侵，以及毛泽东1966年至197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等。
莫言具有得到国家支持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同样对官方贯彻的艺术和文化政策予以支持。有关政策规定，文学艺术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埃里克·亚伯拉罕森称莫言是讲述中国重大事件，撰写中国伟大小说的“了不起的作家”。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11日报道】英国著名汉学家闵德福曾这样评价莫言的作品：“其小说澎湃激昂、风格独特，勇于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残酷现实。”
曾将多部莫言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表示，莫言与很多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更加“有历史感”。
【德新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瑞典文学院今天称赞中国的莫言为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称他从自己成长的背景中获得了灵感。该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使用的语言非常奇妙„„你看了他半页长的作品就会知道，这是他写的。他从自己的成长背景中汲取素材。” 恩隆德说，他今天已与莫言通了电话。莫言当时正在中国高密自己父亲的家中。
瑞典文学院成员约兰·马尔姆奎斯特在二人通话时充当了翻译。当被问及莫言的反应时，马尔姆奎斯特说：“他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男孩，牢牢地植根于这片土地。”
莫言荣获2012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学进入国际视野
2012年10月12日 07:36
中广网高密10月12日消息（记者温飞 肖志涛 栾红）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北京时间昨天（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创设117年来，中国籍作家首次获此殊荣。据了解，莫言将在12月10日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摩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
莫言的作品如何打动了诺奖评审委员会？莫言又如何看待这项荣誉？昨晚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正在山东高密老家的莫言。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历史以及当代现实。
莫言：得知获奖后 既吃惊又高兴 听到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山东老家高密，这里恰恰是莫言走上文坛的起点。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莫言，在这里听到获奖的消息，得到这个奖项，似乎也是一种注定。莫言说，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第一反应就是吃惊和高兴。
莫言：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奖离我是很遥远的，而且在全世界各地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都在排着队等候，我觉得短时间内不可能轮到我。得到正式的消息之后，我很吃惊，当然也很高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表示，在自己的作品中，直面人生，立足写人是他一直的追求。这也许是诺奖评委们看重他作品的主要原因。
莫言：当然我的作品里也表现了我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的作品一直在写人，既直面人生又立足写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我的小说里，无论是所谓的好人还是所谓的坏人，在我的笔下都用一种充满着同情的态度。不是要把一个人美化或丑化什么，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的一种写作。我想这可能是我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的品质获得了文学奖。
莫言立足于写人，将继续探索文学艺术风格。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莫言曾经说，获奖十分钟就要忘掉，不然作家会失去目标，对读者最好的感谢是写出比获奖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未来的写作之路该如何行进，莫言表示：还是沿着过去这种写法，沿着过去对文学、对社会的看法，还是立足于写人。当然，一定要在文学的艺术风格上大胆的进行探索，哪怕是失败也要探索。
莫言获奖标志着瑞典文学院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
莫言的获奖，也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反响。长期研究莫言文学的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表示，莫言的获奖标志着瑞典文学院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中国文学也得了到国际的关注和认可。栾梅健：莫言的前瞻性态度、天才性的想象，表达得非常充分。比如之前的红高粱系列，还有后来的《生死疲劳》，到最近的长篇小说《蛙》，他都写得非常的精准、深刻、显得非常博大。莫言的作品真正能够从民间出发，从底层出发，写出中国原生态的生活状态，这更加靠近了文学的一种本性，所以莫言的评奖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性的胜利。诺贝尔奖对他的肯定，无疑是对他文学性的一个肯定。
其实，在瑞典书店里，莫言的书并不多见。了解莫言的北欧读者不算多，新华社驻瑞典记者刘一楠表示，甚至在奖项颁发的现场，很多瑞典记者临时抱佛脚，向中国记者打听莫言的背景，不过，文学家花落中国的确让瑞典媒体感觉很新鲜。
刘一楠：瑞典媒体还很关注文学奖，在现场至少有5家瑞典媒体在做直播，尤其今年这个奖发给了一个中国作家，他们可能也觉得有一点新鲜的感觉，所以瑞典媒体对这个事的关注度也很高。瑞典比较大的报纸《每日新闻报》也请了曾经翻译过莫言作品的瑞典汉学家在网上和读者进行互动，解释一下关于莫言的问题，介绍他的作品。瑞典有家出版社表示要尽快加印莫言的作品，这些作品现在在瑞典的图书市场上是断货的状态。
世界各大媒体也均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BBC说莫言这个笔名的意思是“不说话”。文章引用专家观点，认为莫言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只要读上半页，便知道是莫言写的。美联社对莫言的作品做了深度解读。报道称，莫言的突破之作是《红高粱》，他的作品多表现朴实的乡土之爱，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
还有媒体关注中国面孔获奖的背后意义。纽约时报指出，莫言是出版商所偏爱的作家，他打破了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把持的局面。CNN观察到，莫言获奖激励了中华民族自豪感。
第三篇：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当代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写作风格大胆 曾屡次获奖
2012年10月11日 19:04
中国知名作家莫言
北京10月11日电(刘欢)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2012诺贝尔文学奖已于北京时间19：00公布。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莫言 凭借作品《蛙》此次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给其的颁奖词为：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著称 曾屡次获奖
莫言原名管谟业，于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童年时因经济贫困和政治上 1
受歧视，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12岁读五年级时因“文革”辍学回家，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虽然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例如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里，不断出现的血腥场面中充满着强烈的感情控诉，在“屎尿横飞”的场景之间，是演义现代革命历史。
在经历《红高粱家族》的写作高峰后，莫言继续寻求突破，创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数部极具份量的长篇小说。其中，《丰乳肥臀》曾获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檀香刑》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文学类最佳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红高粱系列》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此外，莫言还曾获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福冈亚洲文化奖等奖项，并曾位列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第20位，中国作家实力榜第一位。
然而，莫言曾义正言辞地说，我永远不会为了一个奖去写作，不管是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文学成就是“世无英雄，竖子成名”。
迄今为止，莫言有三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其中，由中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而莫言自己却认为，只有《丰乳肥臀》可以拍成气势磅礴的巨片。
国际上享有声望 被誉为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由于童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度过，莫言深受民间故事或传说所影响。幼时在乡下流传的鬼怪故事，成为莫言许多荒诞小说的材料。如《十三步》中出现了神秘的南美洲魔幻写实，《红树林》实现了小说题材的时空转换和创作方法的探索更新。莫言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想象成为其最大特色。张大春在为《红耳朵》作序时曾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莫言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很多人说，这是一部“强悍的民风与凛然的民族正气的混声合唱”，振聋发聩。冯牧文学奖曾评价说，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的《蛙》则折射出中华民族在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以一位乡村妇产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 2
为线索，重点回顾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刻变化与影响，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
莫言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在国际上也已享有名望。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对其评价称，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
福冈亚洲文化奖肯定了莫言对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成就，认为莫言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据悉，莫言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红高粱家族》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等；《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
莫言是怎样的作品风格，用哪些诗可以形象表达呢？
“创作者要有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 ——莫言：《天马行空》
有人这样评价他：如果说1985年的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的话，那就是出现了莫言。也许莫言的名字对于相当多的人们来说，还不很熟悉。1985年以前，他总共发表了不过十几个小说，艺术上也还缺乏明显的个性。开始有些与众不同的短篇《民间音乐》，因其“空灵缥缈”而得到前辈作家孙犁的青睐，也仅仅是认为其“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而已，默默无闻是自然的。可是，1985年中，他突然排炮式地在《中国作家》、《收获》、《钟山》等刊物上连续轰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五部中篇，和《秋千架》、《枯河》等八个短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奉献出一个多达数十万字的作品群，这已经是蔚为大观了。但仅止于此，我们至多也只能把他称作为一个“快手”。值得庆幸的是，他创作的质量几乎和产量等高（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他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传统而又着意打破传统钳束的“邪劲儿”，带着从中外小说艺术的融渗中脱胎出来的独异的小说风貌登上文坛的。因此，要及时地对其作出较为全面的审美批评以及成因分析，的确是一件艰巨甚至危险的事情。所以本文只能仅仅就莫言小说艺术的十点特色，结合大量实例，进行一次粗浅的，然而是关于艺术本体的评析与探美。但愿能对读者的审美和作者的“创美”活动均有所启示。
一、“有一天凌晨，我梦见一块红萝卜地„„ 红萝卜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这是莫言曾经作过的一个有趣的梦，这个梦使他如闻天籁，如悟禅机，创作发生了嬗变。从这个梦里，他获取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而奇特的意象。这个意象像一段电影，一个童话，萌发了一种莫名的感受，他觉得很妙，妙不可言，只有诉诸笔端。于是，这个意象不断膨胀，这种感受渐渐发酵，终于变成了一个小说。这就是后来颇为人们称道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我们先不讨论小说中那种迷离恍惚的梦幻感与这个梦之间究竟有什么血缘关系，我们只想指出，这种小说的产生（或构思）方式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多少年来，我们总习惯于一种所谓“从外往内注入式”的构思方法，即往往是带着某种需要的眼光，去生活中“量体裁衣”，甚至“削足适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大脑动力定型”。直至今天，不少人仍然不自觉地在自己禁锢自己，在固定的模子里不能越雷池半步，这是十分可怖的创作自由的自我丧失。而莫言则不然，他或者从一个梦境里得到一个意象，并由此产生《透明的红萝卜》、《三匹马》等，或者从川端康成的《雪国》中“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蹲在那里的一块踏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样一句话里，唤起一种遥远苍凉的情绪记忆，从而捕捉到一种叙述的“调子”，写出了《秋千架》。总之，都是用受到了某种激活的主体心灵去融铸生活积累，进而显示出作家鲜明的审美个性。我们称这种方法为“由内向外放射式”的构思方法，并认为它比那种“从外往内注入式”更接近艺术创作的规律。一个作家能自如地运用它，也就获得了相对的创作自由。丹纳早就发现：“有艺术才能的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强烈而自发的印象；二是这个印象所占的优势能改变一切周围的印象。”当然所有“意象”或“印象”都只是酵母，都必须和生活中和才能发酵。那么，在“生酵过程”中遇到生活不足的部分怎么办?莫言的经验是“用想象来补足。”
想象，则是莫言艺术的最大特色
二、“一个文学家的天才和灵气，集中表现在他的想象能力上。”
女孩抱着他的衣服，仰着脸，看着白杨慢慢地倾斜，慢慢对着自己倒过来。恍惚中，她又看到光背赤脚的男孩把粗大的白杨树干坠得像弓一样弯曲着，白杨树好像随时都会把他弹射出去。女孩在树下一阵阵发颤。后来，她看到白杨树又倏忽挺直。在渐渐西斜的深秋的阳光里，白花花的杨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冰一样澄澈的天空中，一绺绺的细密杨枝飞舞着；残存在树梢上的个把杨叶，似乎已经枯萎，但暗蓝的颜色依旧不褪；随着枝条的摆动，枯叶在作响。——《枯河》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能够写出如此精妙的文字。写人：女孩眼中白杨倾斜的感觉，男孩敏捷如猫的动作，何等传神。写物：大到“杨树枝聚拢上指，瑟瑟地弹拨着浅蓝色的空气”，小到残存在树梢上枯萎的个把杨叶的色泽和音响，以及那“冰一样澄澈的天空”，都是何等奇警。处处见出笔力的弹动，灵气的闪光。这就是想象的功用。有了它，可以给经历过的生活插上翅膀，让它飞腾；也可以给未经历过的生活灌注灵性，使它活蹦乱跳。我们再看《金发婴儿》开篇写那个瞎老太婆夜摸“游龙戏凤”的缎被面，直摸得“龙嘶嘶，凤唧唧”，龙凤齐鸣；听那窈窈冥冥的夜声，直听到星星相撞，訇然作响，天河泛滥，浪涛喧哗。还有中间那一大段关于孙天球用望远镜看“渔女塑像”的描绘，借助一天中阳光的微妙变化，活生生写出了一块石头的肤色、体温和呼吸，以至“那显得非常结实的嘴唇里正在吹出三鲜水饺的香味。”这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想象的结晶。
勃兰兑斯认为，想象力是作家的显微镜，而“通过显微镜看起来，一个蜘蛛比最巨大的大象还要大，组织还要复杂。”莫言正是借助一个显微镜，使自己从一个出色的观察家进而成为一个深刻的透视家。成功地突破了一般的平面简单的描写，深入到事物内部进行立体的观测和描绘，不光写出一滴水珠的形状，甚至解剖分析出它的光和色乃至基本粒子。因此，他往往可以在一点上无限深入下去，且写得声色并茂，情采饱满。这样一种立体化、深层化的细部描写功力，在当代作家中几乎是凤毛麟角。我们不少人缺的就是这种汪洋恣肆的主观创造力，常常使艺术在过分拘泥于生活的真实上失足，一味“描绘”、“照相”，把水灵灵，活脱脱的生活写得干巴枯燥，死气怪样。特殊的想象天赋成全了莫言，使他在从取材炼意乃至细部描写诸方面都获得了高度自由，在创作的“自由王国”里如鱼得水，几近达到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点石成金的境界。有了这样的本事，他在小说的结构上当然也就可以百无
禁忌，纵横才情了。
三、“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若干事物联系在 一起，熔成一炉，烩为一锅，揉成一团，剪不断，撕不烂，扯着尾巴头动弹。”
谁见过“立体时空小说”吗?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看，莫言的中篇《爆炸》就算是一部。小说写的是“我”带妻子去医院流产的经过，事情本来十分简单，时间也不过半天。可他在天上调来一支飞行部队，若干飞机漫天盘旋，连连打炮；在地上弄了几十个人带着一群狗拚命撵着一只狐狸东奔西突，满草甸子乱窜；还在公路上支使一对青年男女骑着一辆摩托来回兜风。真是产房内外，天上地下贯通一气，四条线索纵横交织立体推进。作者似乎是有意无意间把发生在这一时空内的一切人和事和盘托出，既让你觉得场面雄阔，气度恢宏，又感到这千头万绪之间互有关系。是的，结构的复杂性，自然就带来了小说题旨的多义性，你可以说它反映了人口的“爆炸”，也可以说它表现了新旧道德观念矛盾的“爆炸”，甚至也不妨看做是各种时代信息的“爆炸”。见仁见智，悉听尊便。
除此之外，莫言小说还大胆试验“多角度叙述结构”（《球状风电》），“对位式结构”（《金发婴儿》）以及“时序颠倒”“时序并列”等多种结构手法。或使作品增加层次感与逼真感，或使作品万象纷繁，引人入胜。总之，为了“使人物和环境获得最大可能的立体感”，使“故事活动起来，获得一种生命的力量”（巴尔加斯•略萨），他怎么方便怎么来，表现了极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甚至还体现在他每每越出常轨的闲情逸致上。如《秋千架》里写部队过河的那一段，按常理可说是节外生枝，即便不全部删除，至少也可大量压缩。可他反而在这儿洋洋洒洒写下近千字。为便于说明，特摘出一节，略加分析： „„战士们一行行踏着桥过河，汽车一辆辆涉水过河。（“小河里的水呀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车头激起雪白的浪花，车后留下黄色的浊流，（“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大卡车过完后，两辆小吉普车也呆头呆脑下了河„„（“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糟糕!”一个首长说。另一个首长说：“他妈的笨蛋!让王猴子派人把车抬上去。”（“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很快就有十几个解放军在河水中推那辆截了气的吉普车„„（“你们是俺们的亲骨肉，你们是俺们的贴心人”）那几个穿白大褂的把那个水淋淋司机抬上一辆涂着红十字的汽车。（“党的恩情说不尽，见到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如果说“过河”的这一整段已经有点儿节外生枝的话，那么这里插进来的几句歌词就更是旁逸斜出了。然而，他正是通过这信笔拈来的歌词的分句穿插，通过紧张混乱的军车渡河场面与悠扬抒情的歌词的“二声部平行”的交叉叙述，自然造成了叙述节奏的急促与舒缓；语言形式的韵文与散文；感官形象的视觉与听觉；内在涵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四组对比，而这四组对比又产生了崇高与滑稽，欢快与沉重，忠诚与愚昧，甘甜与苦涩的四重组合。最终给了读者一颗浸透着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军民关系、社会心理和人物情绪的怪味豆，让你咀嚼之余，啼笑皆非，获得一种奇特的审美快感。
莫言在小说结构上就是这样地随心所欲，他决不做“单纯”，“集中”之类的奴隶，而是哪儿有“味”就往那儿写。因此也就避免了单调和呆板。反而还常常在环顾左右时能妙趣横生，在闲情逸致中有神来之笔，在艺术上最容易全军覆没之处铤而走险出奇制胜。四 “高尔基说过，一切思想、事实的外衣就是语 言。因此，我采撷各种丝线来编织她。”
读莫言的小说，你可以从任何一页的任何一行读起，它首先征服你的，并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那语言本身。那一个个字都像是在叫着喊着，笑着跳着，活鲜鲜水灵灵地来拉你，拽你，不知不觉你就跟着它们扑进了那一片语言的情彩斑斓的波浪，心旷神怡地遨游起来。怎么说呢?它们传神写意而飘逸玲珑，气势灌注而潇洒蓬松，灵动活泼而变化无穷。总之，企图用几句话来概括莫言小说语言特色是困难的，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他究竟采用了一些什么“丝线”来编织他的小说的“外衣”。现代通感的运用------曾给诗人带来抒情的广阔天空的艺术通感，在这里同样大显身手。它随笔所至，来去如风，通过比喻、夸张等，使各种信息都呈现出一种放射性传导，其速度、深度、广度和密度都不可限量，让人觉得在张开每一个毛孔，接受着天地万物间的一切色彩、线条、音响和气息。同时，又使种种最难以言传的复杂细微的感受得到了最形象生动的表达。下面是《金发婴儿》里的几个例句——听觉变嗅觉：“她的叫声很响，具有一股臭豆腐的魅力。”
嗅觉变视觉：“槐花的闷香像海水一样弥漫着„„风吹来，把香气吹成 带状。”
视、听觉互变：“醒来听到太阳正 嘎吱吱地响 着，像一条老牛车在爬着上坡路。” 莫言《红高粱》的 生命意识
《红高粱》既是“寻根文学”的终结，也是“新时期”“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起源。其中透出的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物的历史边缘性都给新时期小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1）红高粱是有爱恨情仇的鲜活的生命个体，山川草木、清风白云甚至溺尿都是有生命质感的。《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从出嫁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然而她却凭着坚强和果敢闯了过来，从而获得新生，获得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罗汉大叔面临酷刑自知没有生存的希望却并不绝望，依然以自己的忍耐力与极刑斗争到底，他的英雄气概被后人传为佳话；“我爷爷”率领的非正规军队虽然抗日失败了，他的率性和他的辉煌业绩却被载入史册传为佳话，“使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这里，社会正统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念失灵了，我们所感觉到的只有强盛的生命力量的震撼之美。
（2）植物是有生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植物是有灵性有感觉的却是童话神话里和寓言中才有的事。然而在莫言笔下，植物的灵性和感觉却是那么的自然，丝毫不让人觉得突兀。红高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有喜怒哀乐，也会“肃然默立”、“感情激荡”，“向苍天呼吁”，它们同扎根于故乡的黑土地，已经与“我爷爷”、“我奶奶”融为一体，山川河流、蓝天白云、风雨雷电都是通灵的有感觉有感情的，河水也会愤怒从而给人施加惩罚，也会因悲哀而呜咽。
（3）死亡皆自然。文中对罗汉大叔被活剥皮的过程写到极致，将生命结束的瞬间无限拉长，把死亡过程本身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描写酷刑并不一定代表作者受过或者执行过，而是靠着艺术想象虚构出的真实，其目的却是为了展示在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感觉和生命存在状态本身即生命本身，而不是聚焦于死亡的意义。在这里，莫言将人置于生命的临界点上加以考察，即将死亡“降格”到“物质——肉体”层面，“为肉体恢复名誉”，将“一切高级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是对传统文学“死亡禁忌”的反拨，是对民间死亡观念的文学表现。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众生在成为中华儿女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的象征，成为中华民族的精魂。莫言小说的主要人物往往不是那些由正统文明观念所认定的英雄式的所谓历史主体，而是那些被主流历史排斥在外的普通的人群。他们粗鲁、顽愚，与正统的文明沾不上边，往往还带有破坏性，然而正是这些不开化的非正统历史的边缘人物往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
第四篇：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莫言诺贝尔奖演讲全文：《讲故事的人》
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
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译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莫言--中国的杰克.伦敦—让我们阅读经典，做一个有思想的听故事的人~ 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第五篇：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北京时间昨晚11点30分，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于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0点16分许，中国作家莫言正式领取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上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证书及金质奖章。今年诺贝尔奖奖金为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小组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他介绍说，莫言是个诗人，粉碎了陈腔滥调，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莫言的想像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Award Ceremony Speech
Presentation Speech by Per Wästberg, Writer,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10 December 2012.Your Majesties, Your Royal Highnesses, Esteemed Nobel Laureates, Ladies and Gentlemen，Mo Yan is a poet who tears down stereotypical propaganda posters, elevating the individual from an anonymous human mass.Using ridicule and sarcasm Mo Yan attacks history and its falsifications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Playfully and with ill-disguised delight, he reveals the murkiest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almost inadvertently finding images of strong symbolic weight.North-eastern Gaomi county embodies China’s folk tales and history.Few real journeys can surpass these to a realm where the clamour of donkeys and pigs drowns out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and where both love and evil assume supernatural proportions.Mo Yan’s imagination soars across the entire human existence.He is a wonderful portrayer of nature;he knows virtually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unger, and the brutality of China’s 20th century has probably never been described so nakedly, with heroes, lovers, torturers, bandits – and especially, strong, indomitable mothers.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t truth, 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 helpless and absurd.Proof of this misery is the cannibalism that recurs in China’s history.In Mo Yan, it stands for unrestrained consumption, excess, rubbish, carnal pleasures and the indescribable desires that only he can attempt to elucidate beyond all tabooed limitations.In his novel Republic of Wine, the most exquisite of delicacies is a roasted three-year-old.Boys have become exclusive foodstuff.The girls, neglected, survive.The irony is directed at China’s family policy, because of which female foetuses are aborted on an astronomic scale: girls aren’t even good enough to eat.Mo Yan has written an entire novel, Frog, about this.Mo Yan’s stories have mythical and allegorical pretensions and turn all values on their heads.We never meet that ideal citizen who was a standard feature in Mao’s China.Mo Yan’s characters bubble with vitality and take even the most amoral steps and measures to fulfil their lives and burst the cages they have been confined in by fate and politics.Instead of communism’s poster-happy history, Mo Yan describes a past that, with his exaggerations, parodies and derivations from myths and folk tales, is a convincing and scathing revision of fifty years of propaganda.In his most remarkable novel,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where a female perspective dominates, Mo Yan describ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of 1960 in stinging detail.He mocks the revolutionary pseudo-science that tried to inseminate sheep with rabbit sperm, all the while dismissing doubters as right-wing elements.The novel ends with the new capitalism of the ‘90s with fraudsters becoming rich on beauty products and trying to produce a Phoenix through cross-fertilisation.In Mo Yan, a forgotten peasant world arises, alive and well, before our eyes, sensually scented even in its most pungent vapours, startlingly merciless but tinged by joyful selflessness.Never a dull moment.The author knows everything and can describe everything – all kinds of handicraft, smithery, construction, ditch-digging, animal husbandry, the tricks of guerrilla bands.He seems to carry all human life on the tip of his pen.He is more hilarious and more appalling than most in the wake of Rabelais and Swift — in our time, in the wake of García Marquez.His spice blend is a peppery one.On his broad tapestry of China’s last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neither dancing unicorns nor skipping maidens.But he paints life in a pigsty in such a way that we feel we have been there far too long.Ideologies and reform movements may come and go but human egoism and greed remain.So 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For those who venture to Mo Yan’s home district, where bountiful virtue battles the vilest cruelty, a staggering literary adventure awaits.Has ever such an epic spring flood engulfe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o Yan’s work, world literature speaks with a voice that drowns out most contemporaries.The Swedish Academy congratulates you.I call on you to accept the 2012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rom the hand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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