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免职从来不是一种官员处分类别

第一篇：常识：免职从来不是一种官员处分类别

常识：免职从来不是一种官员处分类别

摘要：又一则关于官员追责的新闻被炒热：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四川简阳原市长段成武因违法批地被免职，但在短短1周之后就异地再任职，被当地人大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

又一则关于官员追责的新闻被炒热：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四川简阳原市长段成武因违法批地被免职，但在短短1周之后就异地再任职，被当地人大任命为资阳市财政局局长。被追责官员在稍微沉寂一段之后低调复出，已经不是什么猛料新闻，这则消息之所以还是引起舆论大哗，在于官员复出的速度之快，实在已经到了让人咋舌的地步。据当地官方的最新通报，在财政局长位子上屁股还没坐热的该官员，日前再次被免掉了职务。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段成武先前被免掉市长职务，似乎并非追责，而只是“为了有利于查实情况、整改问题”，而在一周之后转任上级市的财政局局长，则是恰逢“市政府机构改革期间”的职务空缺。在国土资源部正式通报四川省简阳市政府违法批地案的查处结果之后，当地有关部门才对段成武作出了党内警告处分和免职的决定。

通观来自当地宣传部门的新闻通报，似乎给人一种媒体报道有误的感觉，但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之内，一个疑似对违法批地案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官员，经历了这么一场从(正处级)市长到(正处级)局长的职务变迁，两个职位都是肥缺，恐怕无论如何都无法被认为是一种凑巧和正常的行为。更何况，既然该名官员已经到了可能影响问题调查、需要被调离的地步，为何还会在其免职大会上进行那么“出奇高调”的评价？而且被免职的段成武还作了“较长篇幅的发言”。这都与以往涉事官员被处理前的架势存在质的区别，而此番对“免职一周即任新职”的官方辩白也因此显得甚是无力。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即使到现在，在这位“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前市长头上，其实只有“党内警告”这么一个能够在党纪国法中寻到出处的处分，算是货真价实，可能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影响到该名官员的仕途。至于那被免掉的市长和局长的职务，根本无法在任何公职人员处分规章中找到依据，更不要说对官员有什么威慑力。只要“人才难得”，只要“组织需要”，再来一次短时间内转任他职，各方面条件几乎是完全具备。

“党内处分”作为五种党内纪律处罚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2条的规定中，仅有“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的限制。也就是说，“党内警告”不会影响官员的平级调动，只是在一定时间段内无法得到提拔罢了。而具体到行政处分范畴，《公务员法》及相关处分条例中对公职人员的处分，在列的只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六种。也仅此六种处分，才会使得被处分公职人员在少则6个月、长则两年的时间段内，其“晋升职务和级别”受到影响。至于那个频繁在各种突发事件的追责过程中被使用的所谓“免职”，其实只能勉强划在干部任用的组织措施范畴，从来就不是一种于法有据的处分类别，也不会对官员的升迁有任何实质性影响。

从语义学角度考量，“免职”与“撤职”的涵义极其近似，在日常生活的习惯表达里也几乎不被区别。但一旦需要进行严谨正规的法律表达，二者却断不能有丝毫混淆。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公职人员被问责案件，频繁被祭出的，却往往就是这个“免职”法宝。当然，每有问题被查处、事件被曝光，舆论风潮总是一时难平，公众对权责机关的追问也需要一个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交代。而另一方面，真正对一个公职人员进行问责，难免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甚至是“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之类的说辞。在这样一种两难的处境中，“免职”便被选中，担此大任：既给公众一个官员已经被问责的感官错觉，又不对处分官员的进步产生实质影响。

“必须要有人为此负责”——— 几乎每次问题被查处后，舆论总是这么苦口婆心地吁求。但一个又一个官员，本应承担的责任，却被一句“免职”包裹得严严实实。谁在被欺骗，又是什么在被罔顾？有多少应该追究的责任被放过？有论者认为，“免职一周”是对国土部问责承诺的挑衅，殊不知问题的关键不在复职时间长短，而在“免职”本身——— 权力对公众知情的公然愚弄，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免职，免职，多少所谓的“追责”假汝之名？免职根本就不是处分，这样的常识亟待厘清，需要被不断重复。

第二篇：官员因给原县委书记送礼被免职

官员因给原县委书记送礼被免职

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做出终审裁定，萧县80多名“送礼干部”也被免职。

“人情来往”年年送，“成群结队”半公开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

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

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

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办案人员介绍，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不少人送礼持续5年以上，有的从毋保良2003年来萧县任职直至2012年“出事”，“年年送”；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有一名干部曾3次与其他干部“结伴而行”，共同送给毋保良4．8万元。“套关系”“随大流”，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

“有事”送礼，没有“请托事项”为何也要送礼？萧县多名“送礼干部”说，一方面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工作中得到关照”，另一方面则是“随大流”：“春节、中秋节，各单位都这么做”，不少人是“代表单位送礼”，费用由单位报销。

“萧县当时就这个风气，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一些被免职干部感到“委屈”，尤其有些人“只送过三五千”，更认为“处理过重”。

毋保良这样描述萧县的“送礼成风”：“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

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使这家长期亏损的国企起死回生，成为利税大户。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的“受挫”，影响了其对“风气”的认识。

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办案人员介绍，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其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告诉记者，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腐败中的“摇摆心态”：“边收边交”以避责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办案中，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争议焦点。

法院分析认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边收边交”，实为毋保良面对腐败风气时“摇摆心态”的产物。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惧。在贪婪、恐惧和侥幸三种复杂心态斗争下，想出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办法。

既然上交，为何不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据悉，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采访中，多名干部、群众介绍，“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还“刮乱”了很多东西。——干部价值取向。一些“送钱干部”优先得到提拔重用，“干得好不如送得多”，挫伤许多干部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社会风气。“事事钱开路”观念泛滥，许多人办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法规，而是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

——社会矛盾。干部“拿人手短”，不敢直面解决矛盾和问题，导致一些社会矛盾“越拖越大”。

——社会治安。萧县一些公安干警受腐败思潮影响，在升官发财上挖空心思，不思工作，社会治安较乱，发案率高、命案积案多。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认为，所谓“腐败风气”都是人为产生的，“身不由己”是腐败干部脱责的借口。“干部向领导送礼，不管是短期、长期投资，一定是有所求；领导收礼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贪欲。对腐败必须„零容忍‟。

第三篇：陕西官员问政现场被免职 捂着脸不停地哭

2014年4月23日下午2时30分，商南县委大门外的人民广场上，商南县第六次“广场问政”举行。当日被问政的四个部门分别是疾控中心、司法局、安监局、科技局。

第一位接受问政的是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有市民向他提问了居民用水安全的问题，他做了政策解读。县政协委员廖全江问：“疾控中心对接种疫苗是如何管理的？有没有收费？管理有问题吗？”

华中央当场承认自己对单位管理不严，存在经费不透明现象，并向现场群众道歉，承诺整改。

一位多年前和华中央在乡镇共事的县委干部觉得，华中央“被问得不太好看，甚至有些可怜，但最后道歉乃至承诺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残酷”一幕：现场问政问出“小金库”

但后面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在场许多官员的预料，暗访组播放了一段暗访视频。视频中，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证实他们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见此，华中央有些狼狈地走下台，“广场问政”则继续进行，3个多小时后结束。

随后，本次广场问政的主持人、商南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宣读了县委《关于华中央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经调查核实，华中央担任县疾控中心主任期间，同副主任赵高鼎利用县疾控中心负责向全县各镇卫生院、各村卫生室供应二类疫苗的机会，采取收入不计入单位账的办法，私设“小金库”。华中央、赵高鼎被当场免职。据称，免职决定是广场问政进行期间，商南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作出的。

宣读通知时，商南县金丝峡镇党委副书记贺丽就坐在台下。她看到华中央用双手捂住了脸。后来她听说，华离开会场20米远就哭了。

当天，贺丽组织了20名金丝峡镇的镇、村干部去参加广场问政。没想到竟看到如此“残酷”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幕，她带去的基层村干部都说“好，好，这样好”。相反，镇上的干部则远没有这么兴奋，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太“无情”了。

去年12月以来，商南县推进以“找官僚主义、找效能低下、找责任缺失、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题的“三找三看”活动，让县直34个职能部门“一把手”接受百姓直接提问，局长现场作答并承诺，再由群众代表举牌评判、投票。

此前的5次广场问政，该县已有21个部门先后亮相，参与群众5000人次，公开承诺事项128项，已落实81件。

虽名之曰“广场问政”，但2013年12月23日第一次问政是在室内举行的，参加人数也不少，但群众不多。从第二场开始，干脆将会场搬到了广场上，主持人也由原来的县电视台主持人变成了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前几场由参会代表举牌，评议对被问政官员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从第五场开始，改为用记分器打分，避免了代表不想得罪人而违心举牌。

体育场竣工两月不开放，被问政25天解决

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党支部书记段来林参加了第四次广场问政。他是县人大代表，有举牌评议的任务。他记得那天被问政的四个部门是：教体局、经贸局、农业局、计生局。那天，段来林向教体局长柯昌印提问：“国家一直说教育公平，农村教育什么时候能和城里一样，也有学前教育？”教体局长柯昌印答复：县上正在逐步解决农村的学前教育问题，从中心镇、中心村开始，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建立学前教育。

对于柯昌印来说，那天的经历则是由紧张到放松。“主管部门提前3天通知我参加1月21日（腊月二十一）的广场问政，我有些紧张，虽然做了大量准备，但还是担心群众不满意，也无法估计会提什么样的问题。”那天，柯昌印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问题是，有人问县体育场已经建好两个多月，为什么至今还不开放？柯昌印答复，体育场确实2013年10月底竣工，但是由建筑商垫资、工程资金没有全到位，辅助工程也还没做完，他承诺会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开放。

柯昌印说，既然承诺了当然得抓紧，县体育场终于赶在2月15日（正月十

六）正式对外开放，前后共25天。

看到暗访视频播出，有干部汗都流出来了

“我不满意。刚才一名群众提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办理所需材料、收费三方面问题，你只回答了其中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回答！”1月2日下午，商南县第三次“广场问政”，当着六七百观众的面，县工业园区的党代表聂玲对工商局局长高鹏的回答举了“不满意”黑牌，并阐明了自己的理由。“当天参加问政的群众比较多，我比较紧张，漏答了。会议结束后局里就紧急安排整改。”高鹏后来这样解释。县工商局副局长雷金玉说：“县上一开始搞广场问政时，不少人都以为走走形式，后来看着一场场搞下来，力度越来越大，觉得这还真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

雷金玉还参加了2月27日的第五次广场问政。那次问政增加了播放暗访视频的环节。作为被问政对象，商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堂看到有关交警大队的暗访视频被播放出来，其中包括：一辆在巡逻的执法警车没有挂车牌、一辆城管执法车没有挂车牌。那次问政是在濛濛细雨中举行的，黄晓堂却感觉头上都流汗了，他承诺“以后执法中一定严格要求”。

4月25日，黄晓堂对本报记者解释：公安局确实有3辆车没挂牌，城建也有3辆车没挂牌，都是执勤车；交警队也曾发过整改通知书，没起到作用，也扣留过，又因种种原因还回去了。在广场问政中被质问后，交警大队致力解决这个问题：城建的3辆车马上会挂牌，但公安局的车经过改装，已经不好挂了；最近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看能不能挂地方牌照，争取尽快解决。

“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广场问政的效果不错，最起码的变化是，以前县委县政府官员上班都是8点，现在他们七点半就到了。”4月25日，县人民广场对面皮鞋店老板周先生笑着说。

周先生目睹了5场广场问政。“原来大家对干部有不满，觉得办事效率低，现在办事好多了，至少他不会、也不敢对你爱理不理的。我很认可这种新办法，很新颖，也很有效果。”

距离周先生的皮鞋店几米远，38岁的服装店老板徐建军也是广场问政的见证者。徐开店13年，就在县委大院、县政府大院对面，和里面有些人也称得上熟人了。

第一次在人民广场上“广场问政”，就让徐建军开了眼界——有一位局长被问得满头大汗，“这还真新鲜了。”

当地不少群众对局长们当场作出的各种承诺仍将信将疑，“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情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多年习惯了，只能一步一步来。能改正的都是明面上的、好办的事，抓一下就能解决，但还有好多毛病是体制的问题，一边在改，一边在犯，得慢慢来。”

商洛市委书记胡润泽冒雨参加了第五场广场问政。他感觉“商南县广场问政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零距离接触，拆掉了‘隔离墙’；第二个面对面提问题，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第三个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看群众满不满意、赞不赞成、答不答应。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在全市推广”。目前，商南县也在将这项活动“向下”延伸。

第四篇：男子实名举报妻子与官员生子 涉事官员被免职

男子实名举报妻子与官员生子 涉事官员被免职

昨日，华西城市读本记者从内江市东兴区了解到，针对网民李文（化名）实名举报的“顺河镇党委书记郑尚金作风腐化问题”一事，东兴区纪委等相关部门经过深入调查后，目前已查实结果并作出处理决定：给予郑尚金留党察看二年处分，镇党委书记职务自然撤销，不再担任其它任何领导职务。

2月23日，网民李文在网上实名举报：“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党委书记郑尚金与我妻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育有一子，请求组织调查。”

收到举报后，东兴区立即展开调查核实,并于2月27日决定停止郑尚金顺河镇党委书记职务。随后，经东兴区纪委进一步核查,李文所举报的“郑尚金与陈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情况属实，陈某所生之子张某某经亲子鉴定为：“郑尚金和陈某是张某某的生物学父母亲的亲权机会为99.99%。”

郑尚金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与已婚妇女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并且育有一子,严重违反了社会主义道德，造成不良影响。3月28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东兴区决定给予郑尚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其担任的顺河镇党委书记职务自然撤销，不再担任其它任何领导职务。

名词解释

留党察看

留党察看为党的纪律处分用语。《中国共产党党员纪律处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后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再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

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确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

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其受处分前所担任的党内职务自然撤销，无需再履行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手续。如果其在党外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还应当在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的同时，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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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陕西商南官员问政现场被曝出小金库当场被免职

陕西商南：官员问政现场被曝出“小金库”当场被免职

发布时间： 2014-04-30

4月23日，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面对当场被免职，他捂着脸，不停地哭 本报记者 魏光敬摄

原标题：商南“广场问政”

基层都说好干部压力大

本报记者薛振宇/文 魏光敬/图

4月23日下午2时30分，商南县委大门外的人民广场上，商南县第六次“广场问政”举行。当日被问政的四个部门分别是疾控中心、司法局、安监局、科技局。

第一位接受问政的是商南县疾控中心主任华中央。有市民向他提问了居民用水安全的问题，他做了政策解读。县政协委员廖全江问：“疾控中心对接种疫苗是如何管理的？有没有收费？管理有问题吗？”

华中央当场承认自己对单位管理不严，存在经费不透明现象，并向现场群众道歉，承诺整改。

一位多年前和华中央在乡镇共事的县委干部觉得，华中央“被问得不太好看，甚至有些可怜，但最后道歉乃至承诺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

“残酷”一幕：现场问政问出“小金库”

但后面的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在场许多官员的预料，暗访组播放了一段暗访视频。视频中，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证实他们单位存在私设小金库等问题。见此，华中央有些狼狈地走下台，“广场问政”则继续进行，3个多小时后结束。

随后，本次广场问政的主持人、商南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宣读了县委《关于华中央等同志免职的通知》：经调查核实，华中央担任县疾控中心主任期间，同副主任赵高鼎利用县疾控中心负责向全县各镇卫生院、各村卫生室供应二类疫苗的机会，采取收入不计入单位账的办法，私设“小金库”。华中央、赵高鼎被当场免职。据称，免职决定是广场问政进行期间，商南县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作出的。

宣读通知时，商南县金丝峡镇党委副书记贺丽就坐在台下。她看到华中央用双手捂住了脸。后来她听说，华离开会场20米远就哭了。

当天，贺丽组织了20名金丝峡镇的镇、村干部去参加广场问政。没想到竟看到如此“残酷”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看到这一幕，她带去的基层村干部都说“好，好，这样好”。相反，镇上的干部则远没有这么兴奋，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太“无情”了。

去年12月以来，商南县推进以“找官僚主义、找效能低下、找责任缺失、看我担当、看我作为、看我敬业”为主题的“三找三看”活动，让县直34个职能部门“一把手”接受百姓直接提问，局长现场作答并承诺，再由群众代表举牌评判、投票。

此前的5次广场问政，该县已有21个部门先后亮相，参与群众5000人次，公开承诺事项128项，已落实81件。

虽名之曰“广场问政”，但2013年12月23日第一次问政是在室内举行的，参加人数也不少，但群众不多。从第二场开始，干脆将会场搬到了广场上，主持人也由原来的县电视台主持人变成了县委副书记崔华锋。前几场由参会代表举牌，评议对被问政官员是满意还是不满意；从第五场开始，改为用记分器打分，避免了代表不想得罪人而违心举牌。

体育场竣工两月不开放，被问政25天解决

商南县金丝峡镇太子坪村党支部书记段来林参加了第四次广场问政。他是县人大代表，有举牌评议的任务。他记得那天被问政的四个部门是：教体局、经贸局、农业局、计生局。那天，段来林向教体局长柯昌印提问：“国家一直说教育公平，农村教育什么时候能和城里一样，也有学前教育？”教体局长柯昌印答复：县上正在逐步解决农村的学前教育问题，从中心镇、中心村开始，一个一个逐步解决，建立学前教育。

对于柯昌印来说，那天的经历则是由紧张到放松。“主管部门提前3天通知我参加1月21日（腊月二十一）的广场问政，我有些紧张，虽然做了大量准备，但还是担心群众不满意，也无法估计会提什么样的问题。”那天，柯昌印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问题是，有人问县体育场已经建好两个多月，为什么至今还不开放？柯昌印答复，体育场确实2013年10月底竣工，但是由建筑商垫资、工程资金没有全到位，辅助工程也还没做完，他承诺会加快工作进度，尽快开放。

柯昌印说，既然承诺了当然得抓紧，县体育场终于赶在2月15日（正月十六）正式对外开放，前后共25天。

看到暗访视频播出，有干部汗都流出来了

“我不满意。刚才一名群众提了营业执照办理手续、办理所需材料、收费三方面问题，你只回答了其中两个，还有一个没有回答！”1月2日下午，商南县第三次“广场问政”，当着六七百观众的面，县工业园区的党代表聂玲对工商局局长高鹏的回答举了“不满意”黑牌，并阐明了自己的理由。“当天参加问政的群众比较多，我比较紧张，漏答了。会议结束后局里就紧急安排整改。”高鹏后来这样解释。县工商局副局长雷金玉说：“县上一开始搞广场问政时，不少人都以为走走形式，后来看着一场场搞下来，力度越来越大，觉得这还真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

雷金玉还参加了2月27日的第五次广场问政。那次问政增加了播放暗访视频的环节。作为被问政对象，商南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黄晓堂看到有关交警大队的暗访视频被播放出来，其中包括：一辆在巡逻的执法警车没有挂车牌、一辆城管执法车没有挂车牌。那次问政是在濛濛细雨中举行的，黄晓堂却感觉头上都流汗了，他承诺“以后执法中一定严格要求”。

4月25日，黄晓堂对本报记者解释：公安局确实有3辆车没挂牌，城建也有3辆车没挂牌，都是执勤车；交警队也曾发过整改通知书，没起到作用，也扣留过，又因种种原因还回去了。在广场问政中被质问后，交警大队致力解决这个问题：城建的3辆车马上会挂牌，但公安局的车经过改装，已经不好挂了；最近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看能不能挂地方牌照，争取尽快解决。

“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

“广场问政的效果不错，最起码的变化是，以前县委县政府官员上班都是8点，现在他们七点半就到了。”4月25日，县人民广场对面皮鞋店老板周先生笑着说。

周先生目睹了5场广场问政。“原来大家对干部有不满，觉得办事效率低，现在办事好多了，至少他不会、也不敢对你爱理不理的。我很认可这种新办法，很新颖，也很有效果。”

距离周先生的皮鞋店几米远，38岁的服装店老板徐建军也是广场问政的见证者。徐开店13年，就在县委大院、县政府大院对面，和里面有些人也称得上熟人了。

第一次在人民广场上“广场问政”，就让徐建军开了眼界——有一位局长被问得满头大汗，“这还真新鲜了。”

当地不少群众对局长们当场作出的各种承诺仍将信将疑，“只能拭目以待，好多事情不是几个人想变就能变的，多年习惯了，只能一步一步来。能改正的都是明面上的、好办的事，抓一下就能解决，但还有好多毛病是体制的问题，一边在改，一边在犯，得慢慢来。”

商洛市委书记胡润泽冒雨参加了第五场广场问政。他感觉“商南县广场问政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零距离接触，拆掉了‘隔离墙’；第二个面对面提问题，把问题晒在了阳光下；第三个工作搞得好不好，主要看群众满不满意、赞不赞成、答不答应。我们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在全市推广”。目前，商南县也在将这项活动“向下”延伸。